欸？你问我这种发现有什么意义？
什么意义也没有。
只是因为有趣。因为我想知道，人类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如果把五日元硬币换成十日元会怎样？换成一百日元又会怎样？如果换个地方，在繁华的街道，或是学校的走廊做这个实验呢？结果会发生什么变化？就算看到硬币，也会因为顾忌四周的目光，不好意思捡起来——这样的人会增多吗？诸如此类，问题可以不断地拓展。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方法叫“定点观察法”。是今和次郎提出的“考现学[1]”研究方法之一。1888年，青森出身的今和次郎进入东京美术学院，对明治至大正时期的日本都市风俗颇觉惊讶。1925年，他对银座街头的风俗做了定点观察，并把结果发表在《妇人公论》上。这一研究将银座街头的绅士和淑女按服装与发型分类，分别计算出洋装与和服、西式短发与日式发髻的数量。
数据显示，西式短发占比为42%，日式发髻占比为31%，折中发型占比为27%。其中，男性几乎都剪了西式短发，与之相对，女性剪短发的比重为0，梳日式发髻的比率很高。首先受到“文明开化”影响的男人们，想必还对短发洋装的女性心存畏惧吧。我眼前浮现出一位身穿西装的绅士，以及落后他三步，盘日式发髻、穿和服的女性。
知道了这些又有什么用呢？这些信息，对理解当年男性普选法的通过，以及后来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行为等，可谓毫无用处。但它也让我们看到，欧化的影响在男女之间差异巨大，其中，发型的改变先于服装。
最重要的是，它能满足人的好奇心。让人一边感叹，一边惊讶着接受事实的冲击。这很有趣，不是吗？
考现学发端于日本，而非从国外引进。如果说考古学是致力于收集深埋于土中的陶器碎片，以此复原过去的全貌，考现学就是力图拼凑眼前各种毫无关联的断片，试图雕刻出“当下”这一时代的全貌。因此可以说，考现学建立在考古学的基础上。因为考现学没有对应的外语词汇，学者们便效仿“archaeology（考古学）”，为其命名为“modernology”。
同一时期，民俗学学者柳田国男出版了《明治大正史 世相篇》（朝日新闻社，1931年）。他在序言中表示自己“故意没有使用任何固有名词”。翻开目录，标题都是诸如“时代之音”“田园的新色彩”“恋爱技术的消长”之类。说起民俗学，人们往往会产生“向某地长者打听过去的事”的联想，可以想见，这本书在当时很是新鲜。由于柳田国男沉迷于眼前极速变化的流行与风俗变迁，这本书的主人公不是人物或事件，而是缓慢但切实发生着改变的景观与感觉。说起来，民俗学原本就是同时研究“不易”与“流行”的学科，如果只关注“不易”，就无法孕育出以“流行”为对象的研究……
我到京都念大学的时候，才知道有个团体对这类变化很感兴趣。那就是“现风研”，全称“现代风俗研究会”。创会之初的成员，有很多成了后来的知名学者，像桑原武夫先生、鹤见俊辅先生、多田道太郎先生，等等。
我之所以研究社会学，是因为对有生命的对象拥有无止境的好奇心。当时，社会学还是一门新兴学科，我自认对世界一无所知，以为社会学能满足我对一切事物的关心。
实际入学后，我却非常失望。因为大学课程都是照本宣科（大教室的公共课），社会学课本里描述的“社会与个人”，好像也根本不包括我这个女人。因为找不到归属感，我四处徘徊，此时收留我的就是“现风研”。
“现风研”的管理者之一，是法然院的前任住持，桥本峰雄先生。因此，“现风研”的集合地点总是在法然院的厢房。屋里除了学者、本科生、研究生，还有设计师、市场营销员、美容师、编辑，等等，大家无论出身与年龄，挤在一起热烈讨论，彼此间没有隔阂。
如今想来，桑原武夫先生、鹤见俊辅先生都是把本专业的法国文学或哲学当作门面，背地里享受着“现风研”的快乐吧。所以他们纵使忙碌，也会偶尔出席我们的研讨会。
在这里，诞生了熊谷真菜女士的《章鱼小丸子》（Libroport，1993年）、永井良和先生的《社交舞与日本人》（晶文社，1991年）等诸多作品。大阪最具代表性的章鱼小丸子诞生于何时何地，又是如何出现并普及的？情侣般抱在一起的社交舞，为何能在战前男女不同席的日本人之间流行，并催生出一系列舞厅，之后又走向了衰亡？最近，社交舞为何又在老年人之间再次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