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的想法都比较悲观。很早就认识到社会的真面目，不会对他人有过多期待。每当发生什么事，我会立刻在脑中模拟各种可能性，推测最糟糕的结果。想着即使最后变成这样也没关系，但事态发展往往会比我推测的最坏情况好一些，也就比较容易解决。
因为我很务实，一眼就能明白一件事是否可行，如果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就会早早放弃。所以我很少失望，也没有太深的执念。
虽然三番两次陷入危机，但也能很快想出替代方案。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胜过最坏的情况，所以大都能平安无事地解决。只要不追求完美，就能获得适当的满足。我很庆幸自己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不仅是对自己，我对别人也比较宽容。
见了抑郁症的人，我会猜想，他们是否对自己有过高的期待。因为理想的自己与现实的自己存在差距，差距越大，人就越是痛苦。想要不痛苦，就得降低对自己的期待值，道理虽然简单，但他们性格较真，大概很难做到吧。也许是因为我对自己的期待不高，所以才不会患上抑郁症。
我这样的性格，确实是缺乏“做梦的能力”。
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我都不会动摇，也很少吃惊。
转任到现在的学校之前，周围人都对我表示担心，有的人问：
“上野女士能胜任东京大学的工作吗……”
我泰然自若地回答：
“只要想成出国任教，去哪儿都没问题。”
好像确实不够讨喜。
外界对我的攻击都在我的预想范围之内，所以也有人说我承受能力强。若要问我是否因此沾沾自喜，那倒没有。
如果有人对我说：
“上野女士，你承受能力好强啊！”
我会回答：
“要知道，没人生下来就这样吧？”
我并不是出于喜欢才练就了强大的承受力。人的性格是由学习和经验塑造的。我只是在打击与被打击的环境里待久了才会如此。有人把学问的世界称为“竞技场”，常年置身于这个充满批判与反驳的竞技场里，性格确实会越来越差。
我并非毫不在意别人的恶意与讽刺，也没有乐观到对失败毫无感觉。很多人嘴上说的不是心里想的，这很正常，我也知道别人的话不可全信，表里如一的未必就是好人。比起无知的迟钝，故意的恶意更好应对。
自青春期以来，我在京都度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这些想法或许也跟生活环境有关。某个晚上，我跟出身西阵的狂妄京都人、人类学学者梅棹忠夫先生一起聚餐。他不紧不慢地说：
“你呀，表里如一就不会被打倒。”
不过，正因我对他人、对世界没有过多期待，所以也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恩赐。每当有人对我表示出预料之外的善意，我都喜悦不已；每当世界慷慨地对我展示期待之外的美丽，我都充满感激。
世人似乎都以为我是个攻击性很强的“厌男”人士，其实恰恰相反。我对大多数男性都很宽容，也很少生气。当然，这是因为在我心里，男人不过如此，我对他们的期待值很低，所以反而会在不同的男性身上发现意想不到的美好品质。每到这时，我就会觉得世界比我想象的有趣，活在这种环境里也不那么难熬了。
拥有梦想的人似乎都倾向于拒绝现实；而相信只要活着就有无限可能的现实主义者，对现实的接纳程度更广也说不定。
***
[1]高度成长期：指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这是战后日本经济迅速腾飞的时期。
年龄
经常听上了年纪的人说，“眼下是最好的时候”，但我并不是很同意。每个年龄段都有属于该年龄段的迷惘与懊悔，没人敢肯定地说自己从不后悔。
那些严格制订各阶段人生计划，在重要节点做出恰当选择的人，我无法理解。我不可能变成胜间（胜间和代[1]女士），也不羡慕像田中美津[2]女士那样，坚信一切人生选择都是“老天授意”的人。在我眼里，她们跟外星人没有两样。
从某个时期开始，我会有意识地结交比我年长十岁左右的人。虽然无法想象自己的将来，但通过他们，我多少能勾勒出十年后的自己。二十年后、三十年后，则超出了我能想象的极限。四十岁之前，我问一位比我大十岁、我很尊敬的女性：“四十岁以后会比较轻松吗？”
她用怜悯的眼神看着我，说：
“这个嘛，完全不会变轻松哦。三十多岁有三十多岁的辛苦，四十多岁也有四十多岁的辛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