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回头细思，才初次意识到，我在那个名为“大学院”的地方，接受的是一种职业教育，将来也只能在大学里就职。我下定决心开始应聘大学教师的岗位，但因为跟指导教授关系不好，对方也不会帮我打点关系，最后是彻底的连战连败。收到无数次通知，上面都写着“很抱歉，无法满足您的期待”。
神奇的是，即使在那段时间，我也从未怨天尤人。每当收到落选通知，我就会想：社会并不需要我啊。与此同时，我也自大地认为，自己并不需要社会。有时会突然发现，跟我同样无能的同龄男性都找到了工作。这让我第一次产生疑问：难道只是因为我是女人吗？这让我非常迷茫。那个年代，大学升学率还处于上升时期，教职人员的市场也在扩大，不像现在，高学历的大学院生只能打零工也成了普遍现象。
明明连明天如何都无法预测，我却奇妙地设想了自己三十多岁的模样。到了三十多岁……我要成为新兴宗教的教主，如果不行，就当个小酒馆的老板娘。但我很快发现自己没有宗教方面的特质，于是放弃了前一个愿望。至于小酒馆，我脑中所有的印象只有当时常去的那家酒馆，老板会默默地把二级酒[4]倒入玻璃杯递给客人。我想象着一群风采不再的中年客人、郁郁不得志的落榜学生来光顾我的酒馆，我却挑剔地看他们的长相收钱。或许将来，下雪的香林坊（故乡金泽的繁华街）背后会出现一家只有吧台的简易酒馆，柜台上那个疲惫又古怪的老板娘就是我。如今想来，这完全不像二十多岁女生对未来的想象。
最后，我既没有成为新兴宗教的教主，也没有当上酒馆的老板娘。但从结果上看，社会学家这种职业也带有上述二者的特点。跟教主一样，明明没人拜托，却要对社会的发展进行预测；也跟服务业一样，要回应每个人的不安与需求。
三十岁以后，生活如我所想变轻松了。我终于弄明白了自己是谁、能做什么、做不了什么，深刻体会到世上还有许多我不了解的事物存在，稍微有了些耐心，也开始懂得谦虚，朋友也多了起来。那些陪我度过二十多岁的人令我汗颜。无论在何时、与谁相遇都是缘分。我时常想，如果与现在的朋友们在二十多岁相识，大概也不会变成朋友了吧。
我看过一个以七十多岁男女为研究对象的调查，问题是：“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你想回到哪个年龄段？”结果显示男女两边的答案很不一样。二者都没有回答二十多岁，这也是当然，毕竟年轻不一定有价值。男性之中，回答五十多岁的人最多。女性的答案则集中在三十多岁。原因显而易见。男人往往是在五十多岁登上地位、收入、权力的顶点，而女人在三十多岁时忙于生育和子女教育，过得忘我又充实。对不生孩子的女人来说，三十多岁是体力、智力、气力取得平衡、个人状态最佳的年龄段。二十多岁那些看似无用的彷徨经历，在此时都能得到运用。
进入四十岁，会经历曲折。到了五十岁，就再也掩饰不住衰老和疲惫。世上虽然有人“最喜欢当下的我”，觉得“当下的年龄段最好”，但我没那么轻率。无论哪个年龄段，都有好也有坏。到了花甲之年，谈论自己的人生就只能用过去时，一切经历都已无法挽回。过去无法重来，我也不愿再重来。这一生过得还算不坏，但下辈子也不想再做人了。
有一次，我应邀前往年轻时短暂驻留过的美国某大学，在学校宿舍生活了一段时间。校园里有座不显眼的石碑。该校是常春藤盟校之一的名门大学，石碑则是毕业生捐赠的纪念品。上面写着：
“在这所大学度过的时间，改变了我的人生。”
那时刚好新学期开学，返校的学生们匆忙穿梭在校园之内。他们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因着对自身与世界的未知，充满不安和胆怯，紧张得双颊泛红；面对未知的将来，只能赤手空拳以对。他们拥有的只有未来，而走在他们中间的我，人生已过去大半。
那一刻，我突然生出一股灼烧般的妒忌，并为此震惊不已。
所谓青春，大概就是身在其中却毫不珍惜，唯有多年后回首，才让人胸中一紧的东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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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罗·尼赞（PaulNizan，1905—1940）：法国小说家、记者、政治活动家。
[2]大学院：指国内所说的研究生院。大学院生，即研究生。
[3]大学斗争：指大学内因为某些问题引起学生运动，并扩大为日常性、全校性质的矛盾，引起学生与学校的对立。日本的大学斗争一般特指20世纪60年代末，以“全共斗”为首的一系列校内纷争。支持学生方面的人一般称“大学斗争”，中性称呼则是“大学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