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这个词，总是让人联想到白色或黄色的菊花，我对菊花印象不佳。我喜欢“卡萨布兰卡”。它优雅而坚韧，无须细致打理也能自发开完所有花苞，这点很让人省心。父亲能在“卡萨布兰卡”绽放的季节离世，我暗自感到开心。如果是在寒冬腊月，要收集那么多“卡萨布兰卡”就不容易了。如果非要收集，我会产生被迫心理，就像童话故事里那个被继母赶去堆满积雪的森林里摘草莓的小女孩。
在那以后，每到父亲的忌日，我都习惯买一捧白色的“卡萨布兰卡”装饰在房间里，独自为他服丧……而日复一日，我也渐渐因忙碌而疏忽。
“别在我的墓前哭泣，因为我不在那里。”[2]这首歌曾流行一时。母亲去世后，父亲从没为她扫过墓。
与其说他深爱妻子，不如说他对妻子依赖至深，以至于母亲去世后，他陷入悲叹和抑郁中无法自拔，葬礼后在墓地举行的纳骨[3]仪式，以及后来的扫墓，他都拒绝参加。他总爱说：“孩子妈——这是他对妻子的称呼——不在那种地方。”
父亲信奉理科，认为应用学科以外的学科都不算学问。家里刚买电视机那阵，他曾一整天不知疲倦地凝视电视机的扫描线，还不断地对儿子说：“科学技术真伟大啊！老大，你以后也要成为这种干大事的人。”在他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近代理性主义者心里，化作灰烬的妻子大概也不再是妻子了吧。又或许作为基督徒，他认为灵魂死后也不会离开，依然存在于自己周遭。母亲一直住到去世的房间，在她死后依然保持着原样。第二年，我打算更换房中日历时被父亲责骂，也就不再管它了。同样，父亲的时间也在母亲去世那天停止了流动。独居的他会在失眠的夜里起身，打开母亲的房门，对着黑暗一边哭泣一边呼唤：“孩子妈——”奇怪的是，他只把这件小事告诉了我这个女儿，对两个儿子闭口不提。
母亲是在与父亲结婚时加入基督教的。她长期过着基督徒的生活，到了晚年，却像是要背叛父亲似的，提出“我不要作为基督徒死去”，转而开始抄写《般若心经》。她与祖母相处不算融洽，却在祖母死后作为长子媳妇接过了看护佛龛的任务，从不忘记更换供品香花，祖母的法事也是由她出面与僧侣交涉的。如今想来，那是母亲拼命展现的对父亲的反抗。
到最后，母亲的葬礼采用了佛教形式。我当时赴任德国，被突如其来的讣告叫回来，连行李也来不及收拾就坐上了飞机赶往葬礼现场。佛教的祭坛、充满室内的线香气味、不常见到的僧侣，都让我产生了强烈的违和感。没能见到最后一面的母亲被授予了崭新的牌位和从未听过的戒名，看起来是那么陌生。
听不懂的念经声、僧侣们例行公事般冷漠的举止、鲜艳过头的僧衣，都令我无法适应。写满赠送者姓名的花圈阵更是如此。那时恰好是十月初，花圈上缀满了菊花。
与之相比，父亲的基督教式葬礼显得简洁而充满人情味。场内没有庄严的祭坛，围绕死者棺椁的除了花还是花。牧师的致辞是为父亲量身打造的，介绍了他的性格与生涯，总之通俗易懂。接着，牧师让大家齐唱“逝者生前最喜爱的赞美歌”，歌词大意如下：“即使世上所有的朋友都抛弃我，仁慈的友人耶稣也不会弃我于不顾。”简直太适合孤苦无友的父亲了。他生前喜欢唱这首歌吗？想到这里，我不由得胸中一窒。后来听人说，基督教式的葬礼大都会唱这首歌。
父亲的癌症转移已至末期，大家都明白治不好了。我经常跟病床上的他讨论“想要什么样的葬礼”。最后，父亲作为基督徒离开了人世，我却因在他生前口出恶言而追悔莫及。
面对病床上等死的父亲，我随口说了句：
“母亲去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却要去天国，看来在那边见不到面啊。”
当父亲参透了自己的死亡，就开始频繁地念叨墓地的事了。他开始叮嘱我们，要把他与母亲合葬，还要记得给他们扫墓。我不由得纳闷：从前那个理性主义者去哪儿了？想来，他一定是对死亡产生了忧惧。
火葬场的工作人员问我“要选哪个骨灰壶”时，我选了白色的瓷壶。因为它简洁素净，最为漂亮。之后，我把瓷壶带去上野家的墓地，参加纳骨仪式。把父亲的骨灰壶放在母亲的旁边，才意识到母亲的骨灰壶与历代祖先一样，都是素烧的陶壶。在一众素烧陶壶里，父亲的瓷壶仿佛在傲然地拒绝崩坏和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