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好了。有朋友在通县乡下租了一个大院子，还空了两间平房。我在那里住过，他们吃住排练都在一起。我打算先在那里住一段时间。”主唱说。
“你男朋友呢，和你一起去吗？”群青问她。
“分手了。你们没看出来我很痛苦吗？但我不能被这种东西打败了。”主唱说。
“到北京了再另找，鼓楼东大街上遍地都是玩乐队的男孩。”我说。
“小象也和我一起去啊，你没告诉他们吗？”主唱拍拍小象。
“我还没说，之前不是一直没能决定时间吗。”小象说。
“去北京？”我的血液瞬间涌向大脑，手脚发麻。
“你去北京干嘛，你也组乐队？”群青问小象。
“报社的师傅调去了北京的新闻杂志，我决定跟他。我一直想当调查记者，北京的杂志辐射面更广一些，可能有更多伸展的空间。”
“你不去法国了？”我打断了她。
“不去了。”小象回答。
“不是都申请好学校了吗？”我不自觉地提高了声音。
“申请好了，但我决定放弃了。”小象尽量平静地回答，仿佛在安慰我，而我分不清自己是混乱还是难过。
“你们两个真太突然了，北京有那么大吸引力吗？”群青说。
“你们不也去过北京吗，那里有种公社的气氛，在这里永远也不会有。”主唱说。
“我理解。在这里永远也不会有。”我说。
后来对岸楼群的霓虹在一瞬间熄灭，但轮船仍然缓缓行驶于黑暗的江面。酒吧里的驻唱乐队已经开始收拾设备，主场跑去和他们交谈了两句，接过麦克风朝着我们清唱起来——“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你的眼泪，欢笑，全都会失去”——大家这时候都已经喝多了，变得极其伤感，但我看着小象，她的眼睛闪闪发光。我才缓缓意识到，我的心脏所遭受的重击不是痛苦，而是极其难得的喜悦。我为小象感到高兴，她不再是年轻的女孩，她在自己的世界实践中成为了年轻的女人。这让我羡慕极了。我们都为主唱拍手，露台上零零星星剩下的几位客人也都在拍手，不是热烈的掌声，但持续了很久很久。
酒吧打烊以后，我们穿过马路，来到清晨的防波堤，庞大的货轮从晨雾中驶来，每个人的身上都罩着薄薄一层水汽。我们像是身处无边无际的梦，轮流传递着剩下的最后一根烟，小象递给我，我珍惜地抽了一口，又递了下去，轮了两圈。星星在冷冷的光线里逐渐消失，出租车在我们身后排队等待着，而司机都站在外面抽烟，一点也不着急，任由我们继续待着，什么都不做，连烟都抽完了。
“抱歉我没有事先告诉你。”小象坐在我身边。
“别这么说，我没那么小气。”我安慰她。
“当时你从北京坐火车回来，在车上，我们打了一晚电话。”小象说。
“下车我就去见你了。这是我做过最浪漫的事了，以我的智商，只能做到那样了。”
“等我坐火车经过长江和华北平原的时候会告诉你。”
“可别忘了。”
“我的决定没错吧，真不知道啊。我以后说不定会后悔至极。”小象说。
我想说那你随时都能回来，但没有说出来，我并不希望她真的回来。当时我们身处的世界里连一件大事都还没有真正发生过，但我知道在之后漫长的时间里总会发生，到那时，小象只会步入世界震荡的深处，越去越远。要说我感到难过，那是因为我们即将告别，却并没有真的在一起。而此刻，对岸的天空笼罩着水雾和早春粉红色的光。小象坐在我身边，一如既往地清晰、确凿，尚未消失不见。
我们的庆祝才刚刚结束不久，外贸市场便发生第二次巨震，襄阳路市场确定了整体拆迁的时间并且发出公告，随之产生的连锁效应导致地下城档口租金再次急剧上涨，相比三年前翻了四倍不止。从襄阳路涌入一批实力雄厚的摊主接手了半边地下城，抹去了这里最后一些浪漫和无序的气象，行业内不正当竞争白热化，从此成为真正的角斗场。我们的档口处于激流中如一粒小小顽石，所幸我们还剩下两年合约，以及几条长期且稳定的货源。因此收到租约到期通知时，我和群青理所当然都认为是搞错了，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直到台主本人找上门来，一看，根本不是当初和我们签合同的那个人。一番交涉以后才弄明白，三年前将档口签给我们是二道贩子，如今租金水涨船高，而且随着地下城的版图不断扩张，我们的位置竟然在格局的迁移中渐渐占据了中心地带一隅，导致附近板块几个制假的帮派都在打着吞并的主意。台主是温州人，看似是客客气气和我们商量，实际已经和接盘的下家有了协议，完全没有给我们留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