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报到了军机处,奕劻心里不免嘀咕。他在想,目前四川相当平靖,并没有什么土匪闹事亟待剿抚的情事,拒绝岑春煊入觐的请求,似乎难于措辞,倒是件很伤脑筋的事。
就在这时候,有苏拉来报,说岑春煊已经到京,在宫门请安了。奕劻大吃一惊,“怎么会呢?”他说,“尚未奉旨,哪能擅自进京?”
“王爷,如果奉了旨,他就进不了京了!”由瞿鸿禨援引,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林绍年冷冷地点了一句。
这原是早就商量好的,岑春煊当发电之时,人已经在京汉铁路上了,坐的是路局特开的专车,过站不停,疾驰入都。宫门请安,递上牌子,慈禧太后虽觉意外,却也高兴,立即就在宁寿宫“叫起”了。
等一身行装、满脸风尘的岑春煊行了礼,慈禧太后问道:“你怎么说也不说一声,就来了呢?”
“臣已有电奏,请顺道入觐,不过臣不等电覆,就上了京汉路的火车。因为,庆亲王必不准臣进京,只好权宜行之。请皇太后、皇上降罪!”
慈禧太后不提降罪的话,只说:“庆亲王不至于如此吧?”
“如果庆亲王不是有意排挤,当初拟旨,就不会加一句‘毋庸来京请训’。臣受恩深重,奉旨以后,心里在想,巴蜀道远,此后觐见很难,如果不是趁此时进京,造膝详陈种种急迫的情形,机会一失,追悔无穷。因此情愿获罪,亦要进京,才不负皇太后、皇上的栽培期望。”
“你来了也好!外面的情形,我跟皇帝也很想知道,想来你一定会说实话。”慈禧太后问道,“你这几年身子倒还好?”
“臣在两广四年,督办广西军务,当时五匪横行……”
“慢着,”慈禧太后问道,“你说什么‘胡匪’,广西也有红胡子吗?”
“是‘五福寿为先’的五。”岑春煊解释五匪,“广西之乱,由于武官侵吞军饷,兵既无饷,只好通匪行劫。地方官抓到抢犯,士绅又来出面保释,形同包庇。这样善恶好歹不分,老百姓亦变成土匪了!所以广西有官匪、绅匪、兵匪、民匪,连土匪共是五匪。臣在这全匪世界当中,心力交瘁,得了个下血的症候。从去年九月到上海就医,如今是好得多了,不过,精神已大不如前。四川号称难治,臣怕照顾不到,有负皇太后、皇上特达之知,死有余辜。为此仰恳天恩,准臣开缺养病,等贱体复原,自当再效犬马之劳。”
“一时也谈不到开缺的话。不过,这几年,我也知道你很辛苦。”慈禧太后紧接着说,“你先在京里休息些时候再说。今天你初到,想来也辛苦了,明天再递牌子吧!”
岑春煊跪安退出,借住广西会馆。然后命车拜客,所会的大多是同乡京官,军机大臣一个不拜,只写了封信向瞿鸿禨致意而已。
这一下奕劻大为紧张。因为他早就听说,瞿鸿禨最近常找他的一批能言事的门生聚会,先以为只是联络感情,如今看来,怕是为了配合岑春煊突出不意的这一举,有所动作。因此,从宁寿宫到都察院,派出好些人去打听消息,思量着如何得能先发制人,让岑春煊有所顾忌。
岑春煊为人处事一向毫无顾忌,而况此来是抱着“清君侧”的雄心壮志,所以在第二次召见时,便对奕劻展开攻击了。
话是从时局日非谈起来的,岑春煊说:“近年亲贵弄权,贿赂公行,中外效尤,纪纲扫地,都由于庆亲王贪庸误国,引用非人。倘或不能力图刷新,重整纪纲,臣恐人心离散之日,虽想勉强维持,只怕亦难挽回了。”
骂奕劻,在慈禧太后倒不以为忤,只是“人心离散”这句话,觉得非常刺耳。她以为改行官制为立宪的初步,已大大地顺应民意,何来“人心离散”之说,因而正色问道:“何至于‘人心离散’?你有什么证据?详细回奏!”
“天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假如这里有两座御案,一好一坏,皇太后是要好的,还是坏的?”
“那还用说,当然是要好的。”
“这就是人的心理。”岑春煊说,“当今政治改良,固然可以收揽人心,无奈改良是假的。”
这句话又惹慈禧太后生气了,大声问道:“改良还有假的,这是怎样说?”
“皇太后自然是真心想改良政治,不过以臣观察,奉行之人,实有欺蒙朝廷,不能认真改良的确据。臣前在岔道行宫时,蒙皇太后垂询:此仇怎么才能报?臣回奏:报仇必需人才,培植人才,全在学校。以后蒙特简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足见皇太后是真心想培植人才。可是回銮至今,已经七年,学校课本还没有审定齐全,其他就更不必问了。”
“这也不过是偶尔的例子而已。”
“臣再举个例。”岑春煊直挺挺地跪在那里,头仰得很高,是犯颜直谏的姿态,“前奉上谕,命各省办警察、练新军。诏旨一下,疆臣无不踊跃从事,但办事先要筹款,今天加税捐,明天加厘金,搜括不穷,百姓怨声载道。如果真的刷新政治,取之于公,用之于公,百姓还可以原谅一二,哪知现在不但不能刷新,反较以前更加腐败。言之可叹!”
“这话,”慈禧太后看他神态憨直,反倒和颜悦色地问,“你又有什么根据呢?”
“臣无根据,不敢妄奏。从前卖官鬻缺,还是小的,现在内而侍郎,外而督抚,都可拿钱买到。丑声四播,政以贿成,所以臣说改良是假的。”说到这里,岑春煊突然问道,“皇太后可知道现在出洋的学生有多少?”
“我听说到东洋的,已有七八千。”慈禧太后答说,“到西洋的,我不知道数目,想来亦有好几千。”
“是,以臣所闻,亦是如此。”岑春煊略停一下,一口气说了下去,“古人以士为四民之首,因为士心所向,民心皆从。这些留学生出国已经好几年,等他们回国一看,政治这样腐败,一定会大声疾呼,主张改革。一唱百和,那就是人心离散之时。到此地步,臣……臣不敢想,不忍说了。”
说到最后,大有哽咽的模样。慈禧太后听他说到留学生如此可畏,本已动容,再看到他这近乎声泪俱下的词色,不觉悲从中来,抽出白纺绸绣红花的手绢,不住擤鼻子。但皇帝的表情不同,非但并无哀戚之容,相反地显得相当兴奋:他那灰不灰、黄不黄的脸色,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红晕。不过心中因为久未听得如此犀利的批评而感到的痛快,所能现于形色的,亦仅此而已。
“我好久没有听到你的话了,想不到时政败坏到这个样子!”慈禧太后指着皇帝说,“你问皇上,现在召见臣工,不论大小,就是知县亦常召见。总是勉励大家,要激发天良,实心任事。万想不到,竟没有人会感动!”
“大法才能小廉,庆亲王奕劻既贪且庸,身为元辅,已然如此,如何还能责备他人?”
慈禧太后一愣,感觉中从来没有人敢这样攻击一位亲王,所以一时竟无从置答,定定神才想起有一句话该问:“你说庆王贪,有什么证据?”
此一问在岑春煊意料之中,随即答说:“纳贿之事,唯恐不密,授受之间,双方都不肯落下凭证的。不过,臣记得在两广总督兼管粤海关任内,查得新简出使比国大臣周荣曜,本来是粤海关的书办,侵蚀洋药项下公款两百多万银子,奏参革职拿办。那时庆王正管外务部,周犯出使就是他保的,这不是受了贿,是什么?”
这重公案,慈禧太后是记得的,也想起李莲英为他辩解的话,随即说道:“奕劻人太老实,是上人的当。”
“当国之人,何等重要?岂可以上人的当作为辩解?”岑春煊直截了当地说,“此人不去,纪纲无从整顿。”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姑且问道:“懿亲之中,少不更事的居多,有什么人能接他手的,你倒不妨保荐。”
这话颇出岑春煊意外,不过他也很机警,从来君臣召对,往往在一两句话上判荣辱。此是何等大事,万万不可孟浪!
想停当了,便即答说:“军机大臣乃皇太后、皇上特简之员,臣何敢妄保?这次蒙皇太后、皇上垂询时政,是以披肝沥胆,不敢一亳隐瞒。”
“我知道,我知道!”慈禧太后连连点头,“你的忠心,我是早就知道的。你还有什么话,尽管从实回奏。”
见此光景,岑春煊心知时机成熟了,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臣自上海动身时,想到应奏的事极多,而牵涉庆王奕劻,关系重大,不得不进京面陈。如今虽蒙皇太后、皇上详细询问,还觉得未尽所怀,如今又要远赴四川,不知陛见何日。臣实不胜犬马恋主之情。”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四川路又远,来去又不便,怎么得想个法子,把你调在近处,我们君臣才常有见面的机会。”
听得这一说,岑春煊连连碰头,“蒙皇太后、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臣粉身碎骨,难以报答。”他略略提高了声音说,“以臣私心,实在想留在京里,为皇太后、皇上做一条看家的恶狗。”
如此自譬,真是近乎愚忠了!慈禧太后大为感动,“岑春煊,你的话说得太重了!”她说,“我们母子西巡的时候,如不是有你照料,哪有今天?我常跟皇上说,总别忘了岑春煊!说实话,我久已拿你当亲人看待。近几年你在外面带兵剿匪,这都是别人办不了的事,所以我不能把你带进京来。我这个意思,你应该知道。”
“是!”岑春煊答说,“臣岂不知受恩深重,内外无别?不过譬如种树,臣在外面,不过修剪枝叶,树的根本是在政府。倘或根本上让人把土挖松了,枝叶再好,经不起大风一起,根本推翻,树都倒了,枝叶再好有何用处?臣想留在京里,就是想替皇太后、皇上在根本上下点工夫。”
“你说得不错!”慈禧太后下了决心,“好在四川现在安静了,我亦希望你在京里办事。明天就有旨意,你先下去吧。”
第二天果然有了上谕,以盛京将军赵尔巽为四川总督,岑春煊内调为邮传部尚书——原任尚书张百熙在二月间出缺,由瞿鸿禨的安排,派林绍年署理,此时让出来亦是件顺理成章的事。奕劻大起戒心,但看岑春煊正红得发紫,料知反对不掉,反而很热烈地表示赞成,而且一回到军机处,立即派人持着他的名片,到两广会馆去报信道喜。
可是岑春煊却不领这个情,谢恩的折子未上,先递牌子请见慈禧太后。只磕头,不称谢,开口说道:“本部侍郎朱宝奎,市井小人,只为善于钻营,才能承办沪宁铁路,勾结外人,吞没巨款,拿昧心钱贿赂军机处,才能当上邮传部侍郎。如果该员在部,臣实在羞与为伍。”
慈禧太后大为诧异。她当然知道,岑春煊所说的“军机处”,其实只是指庆王奕劻,因为朱宝奎出于奕劻的保荐,同时也相信岑春煊所言不虚。朱宝奎能跻身卿贰,她亦听人说过——造沪宁铁路借的是英国的款子,先借三百二十五万镑,工程未半,经费花得光光,只好续借六十五万镑。借款的合约,比哪一条铁路都来得苛刻。最吃亏的是,借款合约一成立,便需设立总管理处,委员共五名,中、英各二,但总工程师为当然委员,以二对三,中国变成少数,大权全落英国之手。此事由盛宣怀创议,亦由盛宣怀经手,而从中奔走牵线的就是朱宝奎,岑春煊说他“勾结外人,吞没巨款”,事原不假。
“朱宝奎真有劣迹,当然应该革职。”慈禧太后问道,“不过,总得有个罪状,才可以明白降旨!”
“就说是臣面参好了。”
慈禧太后想一想答说:“好吧!就照你的意思。”
有此承诺,岑春煊方始正式谢恩。等他回寓所不久,便有上谕:“据岑春煊面奏:邮传部左侍郎朱宝奎声名狼藉,操守平常。朱宝奎,着革职。”
这一下震动了九城,无不诧为奇事。各部的尚书、侍郎,同称“堂官”,并非长官与僚属,而岑春煊以未到任的堂官,竟能劾去已在职的堂官,真是闻所未闻的新闻。
岑春煊当然是得意极了!而大惊失色的当然是庆王奕劻。尤其使他难堪的是,同时还有一道上谕,派他管理陆军部,责成他整顿一切。而紧接着有一段话:“现在时事艰难,军机处综司庶政,所有各衙门事务,该王大臣皆应留心察核。嗣后内外各衙门务当认真办事,倘再因循敷衍,徇私偏执,定予一并严惩!”就连奕劻一起骂在里头了。
这道上谕是瞿鸿禨主稿,轻描淡写的“一并”二字,等于一个信号,围剿奕劻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当夜便有人将早就拟好的一个奏折,重新修改缮正,第二天递了上去。
此人叫赵启霖,字芷孙,湖南湘潭人,光绪十八年“刘可杀”一榜的进士,点了庶吉士,改为御史。由于同乡的关系,赵启霖跟瞿鸿禨很接近,是在门生之列——从回銮以后,出“钦命题”以及各种考试,常由瞿鸿禨主持,所以称他“老师”的人很多。
这赵启霖平时侍坐,常见瞿鸿禨一提起奕劻的细大不捐、袁世凯的揽权跋扈,总是痛心疾首的模样,而提到岑春煊,则赞许他清刚质直,因而默喻于心。从段芝贵献美得官的新闻一传,他就决心以白简搏击,瞿鸿禨劝他稍安毋躁。及至岑春煊进京,看他竟有如此的声威,方始恍然,原来“老师”早有安排,而此刻是作桴鼓之应的时候了!
御史的奏折,称为“封奏”——其实奏折无不固封,辗转递至内奏事处,用黄匣呈上御前,亲自拆阅以后,才发交军机处按规制处理。只是弹章特称“封奏”,关防格外严密,慈禧太后拿赵启霖这道奏折,才看了两行,不觉精神一振:因为段芝贵的事,她亦隐约有所闻,老想问一问,却无人能知其详,这个奏折恰好能满足她的好奇心。
于是,她亲手将灯移一移近,从头看起:
东三省改设督抚,原以根本重地,日就阽危,朝廷锐意整饬,特重封疆之寄,冀拱卫之功。不谓竟有乘机运动,夤缘亲贵,如署黑龙江巡抚段芝贵者!
臣闻段芝贵人本猥贱,初在李经方处供使令之役;继在袁世凯署中听差;旋入武备学堂,为时未久,百计夤缘,不数年间由佐杂至道员。其人其才,本不为袁世凯所重,徒以善于迎合,无微不至,虽袁世凯亦不能不为所蒙。
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过天津,段芝贵复夤缘充当随员,所以逢迎载振者,更无微不至,以一万二千金于天津大观园戏馆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其事为路人所知。复从天津商会王竹林措十万金,以为庆亲王奕劻寿礼。人言藉藉,道路喧传,奕劻、载振等因为之蒙蔽朝廷,遂得署理黑龙江巡抚。不思时事艰难,日甚一日!我皇太后、皇上宵旰焦虑,时时冀转弱为强。天下臣民稍有人心者,孰不仰体深宫忧勤之意?在段芝贵以无功可纪,无才可录,并未曾引见之道员,专恃夤缘,骤跻巡抚,诚可谓无廉耻。
在奕劻、载振父子,以亲贵之位,蒙倚畀之专,惟知广收赂遗,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不思东三省为何等重要之地,为何等危迫之时,改设巡抚为何等关系之事!此而交通贿赂,欺罔朝廷,明目张胆,无复顾忌,真孔子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矣!”
旬日以来,京师士大夫晤谈,未有不首先及段芝贵而交口鄙之者!若任其滥绾疆符,诚恐增大局之阽危,贻外人之讪笑。臣谬居言官职,缄默实有所不安,谨据实纠参,应如何惩处,以肃纲纪之处,伏候圣裁。
原来有这样的内幕!慈禧太后想起岑春煊前几天对奕劻的攻击,毫不迟疑地用朱笔评了两个字:“彻查”!同时将原折从“以一万二千金”至“以为庆亲王奕劻寿礼”这一段文字旁边,密密加点,表示彻查者何事。
这是头一天晚上看的奏折,第二天凌晨由执班军机章京向内奏事处领去,名为“早事”,向例由领班大臣先看。但瞿鸿禨久在军机处“当家”,可以不顾此例,看到赵启霖这个折子,微微一笑,声色不动地静等庆王奕劻到来。
其实庆王奕劻已得信息,是由李莲英传来的。慈禧太后这天起身,神色颇为不愉,李莲英从她口风中得知其事,悄悄告诉了大格格——荣寿公主。她跟李莲英对慈禧太后的看法与众不同:他们从未期望慈禧太后会成为“女中尧舜”的宋朝宣仁太后,可也不在乎她是不是女皇帝武则天;他们只把她看成当了几十年的家,至今仍非她才能约束一大家子人的一位老太太,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辛苦了一辈子,至今年过七十,犹需事事操心,那还不该让她过几年舒服日子?
因此,大格格与李莲英在宫中上下联络,务求安静,尤其不可惹慈禧太后生气。如今眼看要起大风波,当然得赶紧想法子平息。因此,大格格同意李莲英的主意,把这个消息托内务府大臣世续转告奕劻,让他自己早自为计。
奕劻当然震动了!一面托徐世昌与那桐料理其事,一面赶进宫去,在轿子里心问口、口问心地决定了自己的态度。
因为如此,到得军机处,看到了赵启霖的奏折,还能够保持平静,“子玖!”他说,“既有朱笔‘彻查’,我应该回避。这件事就拜托足下主持了,今天我亦不便再上去。请你在两宫面前代为声明。”
瞿鸿禨没有想到他竟能这样子地沉着,神色肃穆地想了一会答说:“王爷的处境,确是很尴尬,有话我可以代奏。”
“我没有什么话,只请皇太后、皇上简派大员彻查。”
“王爷看派什么人好?”
“这,”奕劻摇摇头说,“我不便表示意见。”
“那么,”瞿鸿禨又问,“上头如果问到段芝贵,该怎样答奏?”
奕劻将原奏又拿起来看了一会,方始答说:“段芝贵是有功之人,出身不高,是另一回事。日俄战争那两年,陪北洋的日本顾问,到火线上去过好几次,关外的情形很熟,跟日本人也有交情。”
略停一下,奕劻再说:“徐菊人跟我商量,说这次新设督抚,日本跟俄国一定处处跟中国为难,将来的纠纷必多,交涉也很难办,总得人地相宜才好。奉天借重唐少川,就是为此;黑龙江派了段芝贵也是这个意思。如今既然有人参了,我亦不能再说什么,请旨办理就是。”
“是了!请旨办理。”
“这段芝贵到底是什么人?”慈禧太后问。
“据庆亲王说,是有功之人。”瞿鸿禨将奕劻的话说了一遍,加上自己的意见,“但如进用不以其道,怕从此开了幸进之门,关系不浅。”
“你说进用不以其道,是说段芝贵真的行了贿?”
“不是!臣绝不敢这么说。”瞿鸿禨答说,“段芝贵没有补过实缺,亦没有送引见,就派任巡抚,过去尚无其例。”
“是啊!”慈禧太后说,“道员放缺,都要先引见,如今居然有我跟皇上都没有见过的巡抚,这不叫人奇怪?既然如此,应该先撤他的藩司。”
“是!”瞿鸿禨问道,“朱笔‘彻查’,照规矩,至少简派一位亲王、一位大学士,请皇太后、皇上的旨意。”
慈禧太后略略想了一下吩咐:“派醇亲王跟孙家鼐好了。”
瞿鸿禨承旨退了出来,就在乾清宫西面,专为军机休息用的板屋中,拟了两道上谕,一道是:“段芝贵着撤去布政使衔,毋庸署理黑龙江巡抚。”一道是:“御史赵启霖奏,新设疆臣,夤缘亲贵,物议沸腾,据实纠参一折,据称段芝贵夤缘迎合,有以歌妓献于载振,并从天津商会王竹林措十万金为庆亲王寿礼等语,有无其实,均应彻查。着派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确切查明,务期水落石出,据实覆奏。”
写完又检点了一番,正要装匣递上时,太监来宣召,指定只要瞿鸿禨独对。原来慈禧太后心细,想起段芝贵既已无庸署理黑龙江巡抚,遗缺便应另觅替人,要问的便是这件事。
瞿鸿禨当然也曾想到这一点。本意要问一问徐世昌,另外照规制开列“一正两陪”的名单,听候朱笔圈定。如今慈禧太后既已问到,不能无以为答,同时也觉得这正是为自己增添声威的好机会,所以略想一想,便即答说:“江西藩司程德全,曾任吉林滨江道,资历相当,人地相宜,可否请旨简派?”
“程德全?”慈禧太后问道,“是四川人吗?”
“是,他是四川云阳人。”
“什么出身?”
“记得是廪生出身,他久任外官,很能实心任事。”瞿鸿禨紧接着说,“他当滨江道,正是日俄战争那两年。日本追俄国军队,打算开炮,程德全怕伤了百姓,拿身子挡住炮口不让开,日本军只好依他。”
“这样说起来,真是个好官。难得!难得!”慈禧太后赞叹不绝地,“就派他去。”
于是又补了一道以程德全署理黑龙江巡抚的上谕,随即发了下来。奕劻一看段芝贵的处分,冷笑说道:“还好,不是解任听勘。”
话一出口,不免失悔,何必有此为段芝贵不平的语气?好在瞿鸿禨不在面前,牢骚也大可不必再发,当下起身就走,赶回府找那桐跟徐世昌去商量。
“不会有什么风波,王爷请放心!”那桐安慰他说,“燮老中正和平,醇王绝不会有意见,事情不难办,只是王爷的面子上难看了一点。”
“这时候还管面子不面子!”奕劻问道,“孙燮臣那里,是不是该招呼一下?”
“是!我跟菊人商量过了,他去最好!”
“对了,菊人辛苦一趟吧。你去比较不落痕迹。拜托!拜托!”
“王爷言重了。”徐世昌说,“原是义不容辞的事。只是如何说法,先得跟王爷请示。”
这有点故意作难的意味,奕劻不免尴尬。照道理说,既然有求于人,便当开诚相待,然而纳贿十万之巨,说来自觉汗颜。因而讷讷然地,把张老脸涨得通红。
见此光景,那桐替他解围,“菊人,”他说,“君子可欺其以方。”
这意思是在孙燮臣——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面前,来个概不承认。不过徐世昌不会那么傻,表面上点头同意,心里已想好了说法,孙家鼐问起案情,只回他一个“不知其事”就是。
“还有件事呢,唉!”奕劻重重地叹气,“这个畜生,替我惹多少祸!”
“畜生”当然是骂载振,“还有件事”便是载振纳宠那件风流公案。那桐答说:“这更不必王爷费心,把人送走就没事了。”
“喔,”奕劻问道,“回天津?”
“是!”
“可是……”
“王爷,”那桐知道他的意思,“当然会有妥当的安排,足能遮人耳目。”
“那好!实在费心了。”奕劻不胜伤感地说,“七十之年,遭此奇辱,想想这口气真咽不下。琴轩,你看着好了,京里只怕从此要多事了!”
“也不尽然!”那桐毫不在乎地说,“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大爷,你快回府去吧!老爷子不知道急成什么样儿了。有话不会到天津再说吗?”
“嗐,翠喜,你不懂!”载振又愁又急,“刚才我是宽你的心,说过几天到天津来看你。其实哪一天才能到天津呐。你要知道,我们的行动比谁都不自由,不奉旨不能离京。这个时候,你倒替我想想,我拿什么理由跟上头去说,我要到天津?”
载振心乱如麻,除了忧急愁烦以外,什么事都不能做。就这时候来了个人,官拜农工商部右参议,姓袁名克定,字云台,正是袁世凯嫡出的长子。他是载振的部属,但场面上称“大人”,私底下叫“大叔”。载振一见是他,愁怀略解,拉着他的手到僻处说话。
“大叔!”袁克定说,“我父亲已经知道这回事了,有电报来,请王爷跟大叔别着急。风浪虽大,消得很快,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
“喔,”载振问说,“电报是打给谁的?”
“打给杨杏城的。他此刻到那中堂那里去了,一会儿会来,必有妥当的办法。”
听得这一说,载振心神略定,愁绪稍减而怒气反增,愤愤地说道:“人心太险!云台,咱们就是《红楼梦》上的话:一荣皆荣,一枯皆枯。你看见这情形了,只怕对你父亲也还有不利的举动。”
“是!一荣皆荣,一枯皆枯。我父亲拿王爷跟大叔的事当自己的事一样。好的是要查的人都在天津,多少是有把握的。”
载振让他提醒了,顿觉精神一振,“不错啊!人都在天津,还怕逃得出你父亲的掌心。”他说,“咱们等杏丞来了好好商量一下,事情要办得干净利落。”
正说到这里,听差来报:“杨大人到。”接着只见杨士琦步履安闲地踱了进来,见面致礼,换到载振的书房去密谈。
“请姨奶奶赶紧预备,回头就有人来护送她到天津。可不能修饰,最好乱头粗服。不过,要遮人耳目也难。”杨士琦念了句唐诗,“天生丽质难自弃。”
载振为之啼笑皆非,“这是什么时候,杏城,”他苦笑着说,“你居然还有开玩笑的心情!”
“要有开玩笑的心情,才能化险为夷。育公,请你先进去关照姨奶奶,检点随身衣服等在那里,说走就走,片刻不能耽搁。”
“原就预备好了的。”载振突然想起,大声喊一句:“来人!”
走来的是个俊俏小厮,是载振的贴身跟班小福,进来先向杨士琦与袁克定请了安,才走到主人面前去听使唤。
“你进去告诉姨奶奶,别戴首饰,尤其是那只戒指最惹眼。你得看着,让她卸下来。”
“是了!”小福答应着,转身就走。
“杏城,我得知道,翠喜到了天津,怎么安顿她?”
“只有安顿在王益孙那里。”
“安顿在他那里?”载振不由得心里嘀咕,“不能安顿在别处吗?”
“不能!有移花接木一计在,非王益孙顶个名不可。”
“真的只是顶个名?”
这话让杨士琦无从回答,“嗐,育公!”他不以为然地,“这时候还顾得那许多?”
“大叔,”袁克定率直地说,“祸水去之唯恐不速,何必自寻烦恼。”
“好吧!”载振扭过脸去挥一挥手,就像杨翠喜此时在他眼前似的。
“育公,”杨士琦又说,“醇王跟燮老当然不能到天津亲自去查,已经派定两个人了,一个是正红旗满洲印务参领恩志,一个是内阁侍读润昌。恩志不必管,润昌那里该打个招呼。能不能赏一张名片,我派人传育公的话,向他致意?”
“那有什么不能?”说着,载振亲自找出一张名片出来,递了给杨士琦。
“还有件事,”杨士琦说,“我是转达那中堂的意思。这一案即使水落石出,尽皆子虚,可是在育公似乎不能没有表示!”
“表示?”载振愕然,“表示什么?”
“应该有个闭门思过的表示。”
载振想了好一会,爽然若失地说:“是要我辞官?”
“是!差缺都要辞。”
“这!”载振问道,“老爷子怎么说?”
“王爷的意思,大叔,”袁克定插句嘴,“你该想象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