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仿照乾隆内禅以后的办法，凡事禀承慈禧太后的懿旨而行。庆王奕劻首先表示赞成：“这个办法好。”
“我看亦只有这个办法了。”醇王说道，“上公折先要会议，明天总来不及了，后天吧！”
翁同龢认为请皇太后训政，不如请暂缓归政比较得体，但已经碰了两个钉子，不便再开口。回家以后，通前彻后想了一遍，决定另外上折。
在适园，醇王亦在召集亲信密商，应该单独上折。情势很明显地摆在那里，皇帝亲政，一切都不会变动，唯一的例外就是醇王，再不能像现在这样从海军管到三海的工程了。
因此，归政的懿旨，亦可以看作不愿醇王再问政事的表示。果真如此，自己就不宜奏请暂缓归政。但皇帝一亲政，要将所有的差使都交了出去，亦实在有些不能割舍——平生志向，就是步武祖宗，恢复入关之初的那一番皇威雄风，如今海军刚办，旗营亦正在彻底整顿，正搞得兴头的当儿，倒说因为儿子做皇帝，裁决大政，反不畅行平生之志，想起来实在不能甘心。
他只是不甘心，而跟他办事的却是不放心。第一个就是立山，得到消息，如见冰山将倒，忐忑不安。很想找到李莲英探一探底蕴，却又因宫门已经下锁，无法交通，唯有赶到适园，见了醇王再说。
醇王刚找了孙毓汶、许庚身在商议如何上折，听得侍卫传报，立山来见，倒提醒了他一件事，海军衙门的经费好些移用到三海工程上去了，一旦交卸，这笔账如何算法？
“我不瞒你们两位，海军经费借给奉宸苑的不少，这些账目不足为外人道。总要想个办法，不能让皇帝为难才好。”
醇王拙于言词，但这最后一句话，却说得似拙而巧。他的意思是，修园移用海军经费，底细如为外界所知，必有言官说话。而这是奉懿旨办理，皇帝既不能违慈命论究其事，又不能不理言官的纠参，岂不是左右为难？
“商人肯吗？”
孙毓汶和许庚身默默交换了一个眼色，然后是许庚身开口：“最简捷的办法，莫如王爷仍旧管海军。说实在的，亦真非王爷来管不可，不然有哪位能凌驾李中堂而上之？”
“星叔说得是！”孙毓汶附和，“王爷无需避此小嫌。”
“嫌是不小。”醇王说道，“似乎不能自请，过天我的折子一抄发，字面上不好看。”
“那容易。”许庚身立即接口，“加一个附片好了！原折发到军机，把附片抽下来，不发抄就是。”
醇王想了一会儿，表示同意：“那就费两位的心了，就请在这里替我拟个稿子。附片上只说等海军办成一支就交卸。”
“请星叔命笔。”孙毓汶说，“我已拟了个王公大臣的公折，怕思路撇不开，意思犯重了倒不好。”
“哪一位都可以。”醇王起身说道，“失陪片刻，去去就来。”
醇王抽身到别室去接见立山。一见面先就告诉他，决定在亲政以后，仍旧掌管海军。这是颗定心丸，立山松了口气，神态顿时不同，脑筋也很灵活了。
“原该如此。不过我倒要请示七爷，将来一切工程上的事务，到要请旨办理的时候，是跟皇太后请旨，还是跟皇上请旨？”
“啊！不错。我倒没有想到。”醇王失声而言，“我自然不能跟皇帝请示。”
“尤其是宫里的事，更应该跟皇太后请旨。”立山紧接着他的话说，“这就好比人家大家一样，少爷成年了，自然要接管外事，不过大小家务，总得听老太太的。七爷，你说我这譬仿呢？”
譬仿得一点不错。醇王想起小时候的光景：那时的老太后是仁宗的侧福晋钮祜禄氏，仁宗即位，封为贵妃。宣宗的生母孝淑皇后，嘉庆二年驾崩，太上皇以敕令命钮祜禄氏继位中宫。宣宗即位，尊为恭慈皇太后。这位太后风裁整峻，虽为宣宗的继母，却如严父，宫中大小事务，宣宗一定禀命而行。偶然违忤慈命，惹得恭慈太后生了气，宣宗往往长跪不起。
醇王想到他的这位祖母，立刻便有了一番意思，急急又回到原处说道：“星叔，慢点，慢点，话要这么说……”
等他说明白了，许庚身将已拟了一半的稿子细看了一遍，便又加了一段，同时改了事由，原来只论治国，现在兼论齐家，说是“宫廷政治，内外并重，敬拟齐治要道，仰祈慈鉴”。
“说得好！”醇王一看便大赞。接下来再读正文，前一段是敷陈皇太后的功德，由两宫垂帘，“外戡寇乱，内除权奸”接到“同治甲戌，痛遭大故，勉允臣工之请，重举听政之仪”，笔尖轻轻一转便到了“自光绪辛巳以来”，那是光绪七年，慈安太后暴崩以后，“我皇太后忧勤益切”，就专门恭维慈禧太后了。
这一段话的主要意思，是建议等皇帝到了二十岁，再议“亲理庶务”。下面使用“抑臣更有请者”的进一步语气，谈内治的齐家之道，说将来皇帝大婚后，一切典礼规模，固有赖皇太后训教戒饬，就是“内廷寻常事件，亦不可少弛前徽”。接下来的两句话，说得非常切实。
这两句话是：“臣愚以为归政后，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为的是“俾皇帝专心大政，博览群书，上承圣母之欢颜，内免宫闱之剧务”。最后特别表明：“此则非如臣生长深宫者，不能知亦不敢言也。”
执笔的许庚身真能曲体醇王内心的委屈，抓住了全局的关键。话说得很直率，也很有力，一方面破除了慈禧太后心中最微妙曲折的疑忌——深恐醇王以“太上皇”的身分揽权，自己设下了一重樊篱。“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就是表示，如果有“太上皇”，是在御苑颐养的慈禧太后，而非在适园养老的醇亲王。
另一方面是明白规定了皇帝，至多过问国事，不能干预“家务”。这样，凡有宫廷兴工事件，就可以直接请懿旨，不必理会皇帝的意思。
第二天上午，醇亲王跟军机大臣、御前大臣、毓庆宫的三位师傅，分别见面，将上折吁请慈禧太后继续掌理大政一事，做了一个规定：一共上三个折子，醇王以“生长深宫”的身分，单衔建言；王公及六部九卿由礼亲王领衔上公折，请慈禧太后再训政数年，“于明年皇上亲政后，仍每日召见臣工，披览章奏，俾皇上随时随事，亲承指示”。
再有一个折子，就是翁同龢的底稿，有伯彦讷谟祜领衔，作为御前大臣及毓庆宫师傅的公折。他们是侧近之臣，见闻较切，所以立言又别是一种法度，列举三个理由，认为皇帝还未到可以亲政的时候。
第一个理由是说皇帝虽然天亶聪明，过目成诵，然而经义至深，史书极博，讲习之事，犹未贯彻；第二个理由是说国事至重亦繁，军机处的章奏谕旨，固然已奉命抄呈一份，请皇帝见习讲解，但大而兵农礼乐，细而盐务、海关、漕粮、河运，哪能一一明了？批答之事，还待讲求；第三个理由，其实并不重要，是说皇帝的满洲话还没有学好。满蒙章奏，固然有用所谓“国书”的，可是稍涉重要的章奏谕旨都用汉文，所以满洲话不能听、不能说，实在没有关系，不过总也是一个理由。
在此三个理由之下，所建议的不是训政，而是暂缓归政。翁同龢所以如此主张，自然是有深意的，稍微想一想，就可以知道，是表明责任。所谓“典学有成”，任何人都可以这样恭维，唯独毓庆宫的师傅不能说：皇帝的书念得很好了，经天纬地，足以担当任何大事。
再深一层的意思是，宁可迟几年亲政，而一到亲政，大权独揽，乾纲独断，再不需慈禧太后插手。这就是他所谓“请训政不如请暂缓归政为得体”这句话后面的真意。
然而这层深意，没有人能理会，即令有人能领会，亦不敢说破。所以照形势去看，是训政的成分居多。
这三个折子在慈禧太后看来，是意外亦非意外。她早料定臣下就为了尊崇皇太后的礼节，也一定会有再请她垂帘几年的请求，而且李莲英早有立山等人传来的消息，王公大臣无不认为皇帝尚未成年，未到亲裁大政的时候，预备公折吁请，所以不算意外。
觉得意外的是醇亲王的态度。原以为他会奏请暂缓归政，不想竟出以训政的建议，而且“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这两句话，等于说是训政永无限期。这是醇王表明心迹，他永远不会以皇帝本生父之尊，生什么妄想。用心很深也很苦，倒不能不领他的情。
不过她最注意的，却是翁同龢草拟的那个奏折。反覆玩味，看出具名在这个折子上的人，与具名在礼王世铎领衔的折子上的人，主张并不相同。在御前大臣与毓庆宫的师傅看，请皇太后暂缓归政，是有限期的。“一二年后，圣学大成，春秋鼎盛，从容授政”，这“一二年”就是限期，而不提训政，也就是表示：一到归政，大权应归皇帝独掌，皇太后不宜再加干预。
了解到此，慈禧太后不免心生警惕，灯下辗转思量，总觉得这一两年，得要好好利用——果然能在这一两年中，完成自己的心愿，又能教导皇帝成人，同时设法定下一重很切实的禁制，不让醇王在任何情况之下成为太上皇，也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归政了。
主意是打定了。但兹事体大，想起“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成语，要找心腹来问一问，看看有失算的地方没有。
这个心腹自然是李莲英，“你说呢？”她问，“是暂时不归政的好，还是训政的好？”
“这些大事，奴才不敢瞎说。”李莲英答道，“不过奴才在想，从古到今，皇上总得听老太后的话，儿子漫不过娘去，就算归政了，不训政了，老佛爷有话交代，皇上不敢不遵。再说，皇上也孝顺，有什么事也一定会奏禀老佛爷，听老佛爷的意思办。”
“若能这个样子，还说什么？”慈禧太后淡淡地说，“就怕人心隔肚皮，谁也摸不透。母子假的，父子才是真的。你说你是听真的，还是听假的？”
“奴才不问真假，只问良心。”李莲英答道，“皇上四岁进宫，老佛爷亲手抚养成人，让皇上继承祖宗基业，真正是天高地厚之恩。要讲真，当皇上才是真；要讲亲，哪里还有比十二年天天见面的来得亲。”
“你这话倒也是。皇帝如果认不清这一层，就天理不容了。”慈禧太后紧接着问，“万寿山的工程，如果即刻动工，得要多少时候才能成功？”
“总要两年工夫。”李莲英说，“等奴才明天去问了立山，再来跟老佛爷回话。”
“不必问了。只告诉他就是，马上预备起来，一定得在两年以内办成。”
“是！”李莲英又接一句，“悄悄儿预备。”
这是暗中点一句，是不是要让醇王知道？慈禧太后好半天不作声，最后终于下了决断：“我来关照七爷。”
有这句话，李莲英便可以直说了，“七爷一定遵懿旨。不过让七爷办事，最好先替他把道儿画出来。”李莲英放低了声音说，“万寿山的工程一动，就先得有几百万银子摆在那里。”
“几百万！”慈禧太后皱眉了。
“其实也不难。”李莲英说，“一条船就是两三百万银子，不过少买两条船而已。”
这一下提醒了慈禧太后。不久以前严饬各省认筹海军经费，两江、两广必有巨款报效，因而自语似的说：“得结结实实催一催，等钱到了好办事。”
李莲英知道她指的何事。接口说道：“等各省报解到京，总要年底了，怕耽误了正用。”
“那？”慈禧太后愕然相问，“那怎么办？”
“奴才在天津的时候听说，洋人相信李中堂，只要他肯出面借，一两百万不过一句话的事。”
“喔！李鸿章有这么大的能耐？”
“是！老佛爷重用他，洋人自然就相信他了。”
这无形中的一句恭维，听得慈禧太后心里很舒服：“我当然不便跟李鸿章说，让七爷去跟他想办法。”她又问：“此外，看看还有什么来路？”
“大宗款子总要到明年下半年才用，眼前能有一百万银子，加上内务府跟木厂的垫款，工程可以凑付了。至于明年下半年要用的工料，奴才倒想得有一处款项，可以挪动……”
“噢！”慈禧太后大感兴趣，挥一挥手打断他的话，“你先别说，让我想一想。”
这当然是一笔大款，而且也不是经常岁入之款。岁入大宗经费，无非关税、地丁，都归户部支配停当，绝不能挪动。慈禧太后凝神思索，终于想到了。
“你是说大婚用款？”
李莲英赔着笑说：“真正是，什么事都不用想瞒老佛爷！”
“这倒是一条生财大道。”慈禧太后很高兴地说，“大婚还早，款子不妨先筹。不过……”她沉吟着没有再说下去。
话虽未说完，她所顾虑的事却是可想而知的。挪动不过暂假，拿什么来归还？这一层李莲英是早就跟立山算计好了的，所以此时从容不迫地答说：“其实修园子也是为大婚。寻常人家娶儿媳妇，少不得也要粉刷粉刷，添盖几间屋子什么的。何况是皇上的大婚？将来这些账，自然是并在一起来算！”
这就是说，借大婚为名，筹款来修园子，这个移花接木的办法，名正言顺，比移用海军经费是冠冕堂皇得太多了。
“说得一点不错。”慈禧太后越发高兴，“现在先别忙，我自有道理。反正将来是你‘总司传办事件’，一切都好办。”
慈禧太后到这时候才算彻底了解整个利害关系，统筹全局，很精明地驳了世铎和伯彦讷谟祜分别领衔的折子，却准了醇王的奏请，先将内廷事务的全权抓在手里。至于训政数年，三劝三让，还得要有一番做作。
然而谁也不敢认定她是做作，只觉得她归政的意思极其坚决，真有“倦勤”的模样。因而群情惶惶，颇有国本动摇的恐惧。王公大臣纷纷集议，决定再上公折。
这些情形看在翁同龢眼里，痛心极了！因为明明有皇帝在，何需有这等“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惶恐？说来说去，只为皇帝难当重任，大家才觉得少不了慈禧太后。这是当师傅的人的耻辱，然而谁又能体味得到当师傅的人，有着如俗语所说的“恨铁不成钢”的心情？
巧的是，这天在毓庆宫为皇帝讲历朝实录，正好遇到圣祖幼年诛鳌拜、未成年便亲政那一段。翁同龢一时感触，极力陈述时事艰难，为君之责甚重，苦劝皇帝振作，讲到一半，悲从中来，竟致涕泗交流。
皇帝听太监说过：李鸿藻为穆宗授读时，有一次苦谏勿嬉游过度，亦是声泪俱下。穆宗将书上“君子不器”那句话，用手指掩住最下面的两个“口”字，读来便成“君子不哭”，因而使得李师傅破涕为笑。自己没有这样的急智，更没有这种在师傅伤心之时还能开玩笑的心情，而且也没有什么话可以安慰师傅——所有的亦只是两行清泪。
这一下让翁同龢深为不安，亦深为失悔。天子垂泪，岂是等闲之事？所以赶紧站起身来，肃然相问：“必是臣的话说得重了？”
“不与你相干。”皇帝摇摇头说，“我恨我自己。”
“皇上这句话错了！万乘之身，系天下臣民之殷望，至贵至重，怎么可以轻易自责？”
皇帝默默半晌才答了句：“你不明白我心里的事，我亦没法跟你说。”
这是皇帝心中有委屈，而且可以猜想得到，必是宫闱骨肉之间的隐衷。毓庆宫耳目众多，翁同龢不敢多问，只觉得不管为皇帝还是为自己，都必须设法将皇帝的那句话掩饰一番。
于是他很快地看了看侍立在门口的太监——长春宫派来，名为照料，其实监视的总管太监王承南，然后略略提高了声音说：“皇上的心事臣知道，必是因为皇太后不允训政之故。臣下环请，未蒙恩准，不如皇上亲自求一求，皇太后心有不忍，或者倒肯俯允。”
“这几天，也求过好几次了。”
“皇上再求！务必请皇太后回心转意，才能罢手。”
“好！我再求。”
皇帝面求，臣下奏请，慈禧太后觉得再做作不但无味，而且可能弄巧成拙，因为居然有人以为“亲政关系綦重，请饬廷臣会议”，仿佛太后与皇帝之间的大权授受，要由臣下来决定似的。这在慈禧太后认为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
于是又有一篇煌煌上谕，由军机处承旨，发交内阁，颁行天下，说皇帝初亲大政，决疑定策，不能不遇事提撕，以期妥善。既然王公大臣一再恳求，又“何敢固执一己守经之义，致违天下众论之公”？决定在皇帝亲政后，再训政三年。至于醇亲王曾有附片，在亲政期前交卸掌管神机营印钥差使，现在既已允许训政，醇王亦当以国事为重，略小节而顾大局，照常经理。
这道上谕，让恭王想起辛酉政变以后，两宫垂帘，他被封为议政王的诏旨，又是一笔你捧我我抬你，彼此互利的交易，所不同者，交易的一方，由哥哥换作弟弟。二十五年前尘如梦，恭王揽镜自顾，须眉斑白，瘦骨嶙峋，自觉当年的英气，再也找不出来了。
相形之下，反不如八十岁的宝鋆精神矍铄。恭王叹口气说：“我真羡慕你！”
“此山望着那山高。”宝鋆答道，“还有人羡慕你呐！而且此人是你想不到的。”
“谁啊！”
“七爷。”
恭王不作声。提起醇王，他总有种惘惘不甘之情。不管从哪方面看，而且任凭他如何虚心自问，也找不出醇王有哪件事胜过自己的。照旁观的冷眼，荣枯大不相同，都在羡慕醇王。而醇王羡慕自己的又是什么？
“七爷最近的身子不好，气喘、虚弱，每天还非上朝不可。从海军大兵轮侍候到三海的画舫，红是红极了，忙是忙极了，苦也苦极了！”说罢，宝鋆哈哈大笑。
“他是闲不住的人。”恭王意味深长地说，“经过这一两年的折腾，他大概知道了，闲即是福。”
“所以说，他要羡慕你。”宝鋆忽然问道，“六爷，你可曾听说，皇后已经定下了？”
“谁啊？”
“你想呢！”宝鋆又点了一句，“亲上加亲。”
“莫非是桂祥的女儿？”恭王问道，“是第几个？”
“自然是二格格。”
“对了！”恭王想起来，桂祥的大女儿跟小女儿都由慈禧太后指婚，分别许配“老五太爷”绵愉的长孙辅国公载泽，与孚王的嗣子贝勒载澍。自然是他的第二个女儿，才有入居中宫的资格。
“我记不起来了。”恭王问道，“长得怎么样？”
“长得不怎么样！不过听说是个脚色。这一来，皇上……”宝鋆回头看了一下，将话咽了回去。
“唉！”恭王摇头不语，想起穆宗的往事，恻然不欢。
“方家园快成凤凰窝了！”宝鋆又说，“亏得本朝家法好，如果是在前明，父子两国丈，还有，亲王、贝勒、公爵之女婿，这门‘皇亲’的气焰还得了。”
“咱们大清的气数，现在都看方家园的风水了！”
“这话说得妙！”宝鋆抚掌称赏，“真是隽语。”
“算了吧！但愿我是瞎说。”
谈到这里，心情久如槁木的恭王突然激动了，他说慈禧太后始而不准他在五十万寿时随班祝嘏，继而又不准他随扈东陵，连代为求情的醇、惇两王都碰了钉子，看起来对他是深恶而痛绝之，好像认为连年遭受的外侮，都是他误国的罪过。持这种看法的大有其人，亦不能说不对，但是太浮浅了。
“她为什么这样子不念亲亲之谊？说起来并不是她的本心，她是不得已而出此。”恭王问宝鋆，“你我在一起多年，你总应该有点与众不同的看法吧？”
这句话将宝鋆问住了，想了好半天答道：“我想是期许过深的缘故。”
“不是，不是！你莫非看到了不肯说？”恭王冷笑着说，“如果她心中还有惮忌之人，此人非别，就是区区。你懂了吧？她为什么拒人于千里之外？”
这一下宝鋆自然懂了。慈禧太后不是吝与予恭王以任何恩典，她虽跟恭王不和，到底饮水思源，要想到当年保全孤儿寡妇是谁的功劳。至今大公主的恩宠不替，就可以想见她跟恭王没有什么解不开的私恩。而所以一再贬斥恭王，丝毫不假以词色，诚然如他所说，只是为了要“拒人于千里之外”。
因此，说穿了是慈禧太后有意装作深恶而痛绝之的态度，不让恭王有见她的机会。见她原不打紧，就怕一见了面，恭王有所诤谏，就很难处置了。宝鋆记得很清楚，有好几次，慈禧太后示意动工兴修离宫别苑，恭王只是大声答应，不接下文。不但土木之事力加裁抑，在礼法上恭王尤其不肯让步。宝鋆印象最深的是，当穆宗亲政以后，慈禧太后曾经想在乾清宫召见群臣，宣示垂帘听政以来，平洪杨、剿捻匪，使宗社危而复安的种种艰辛。恭王对此不表异议，只反对在乾清宫召见，因为乾清宫是天子正衙，皇太后不宜临御。
如今呢？慈禧太后不但大兴土木，修三海之不足，还要重兴清漪园；不但移驻太上皇颐养之处的宁寿宫，而且经常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王公大臣。这一切，在恭王当政之日，是不会有的事。
这样想到头来，宝鋆忍不住大声说道：“七爷平时侃侃而谈，总说别人不行，谁知他自己比旁人更不行。”
“这就是我说的，‘看人挑担不吃力’。如今老七知道吃力了，想找个人帮他，然而有人不许。我看，这副担子越来越重，非把他压垮了不可！”
“唉！”宝鋆双手一摊，“爱莫能助。”
“话虽如此，你我也不可抱着看热闹的心，哪怕了解他的苦衷，说一两句知甘苦的话，对他也是安慰。”
“六爷！”宝鋆真的感动了，“你的度量实在了不起。我不如你！有时候想起来不服气，还要说一两句风凉话。从今以后，倒真要跟你学一学才好。”
“也不光是对人！”恭王慨然说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你我？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关切国事的心，却是不可少的。”
因为如此，宝鋆对朝政便常常在有意无意间要打听一下。他的故旧门生很多，交游亦仍然很广，平时来谒见的人，总以为他退归林下是不得已的事，为了避免刺激，都有意避谈朝局。现在他自己热心于此，别人当然不需再有顾忌，因而朝中的举措与内幕，在宝鋆不断能够听到。
除了兴修三海和万寿山的消息以外，朝中当前的要政，便是理财。说得更明白些，是如何增加户部与内务府的收入。而在这方面，慈禧太后有她的一套主张，与善于理财闻名的阎敬铭的看法格格不入，君臣之间，常有龃龉。
慈禧太后最热心的一件事是恢复制钱。京中原用大钱，恢复“一文钱”的制钱，便需办铜鼓铸。为此曾特地召见户部尚书翁同龢，而谕该筹三百万银子，采办洋铜。翁同龢自然面有难色，慈禧太后便又表示，预备将宫中数年节省下来的“交进银”发交户部，作为“铜本”，以示率先提倡。
这一来翁同龢只有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出宫就去看阎敬铭谈钱法。阎敬铭大不以为然，简单扼要地指出：行使制钱，必先收回大钱。私铸的大钱，分量极轻，尽以输入官府，岂不是白白便宜了奸民，苦了小民？同时京师钱铺以“四大恒”为支柱，维持市面，功不可没。收大钱、行制钱，造成动乱，“四大恒”恐怕支持不住，那时市面大乱，将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话是一针见血之论，然而醇王亦是打着如意算盘，满心以为三百万银子的洋铜，可以铸成值六百万银子的制钱，一转手之间，凭空赚了三百万银子，修园就不需再动用海军经费，岂不大妙？
阎敬铭执持不可，说值六百万银子的制钱一发出去，钱多银少，必致钱贱银贵，用制钱的是升斗小民，用银子的是达官贵人，结果苦了小民，乐了贵人，那就要天下大乱了。
话说得太质直，醇王大起反感，认为制钱的使用有各种方法，绝不致引起市面混乱。接着又提到王安石的变法，法并不乱，只是无谓的阻力太大，以致不能畅行其法，引经据典，论古证今，虽不能自圆其说，但要驳他却很困难。
反覆研究，最后终于有了成议，筹款照筹，洋铜照购，购到以后，在天津、上海两地用机器鼓铸，铸成存库，三年以后，察看情形，再定行使之法。
这是个不彻底的办法，明明是敷衍公事。照此办法，不仅不能在制钱上生利，而且先要垫本三百万，三年以后，方有收回之望，这是什么算盘。
慈禧太后因此大为不悦，召见醇王，说他为户部堂官蒙蔽。同时又谈到不办洋铜，而整顿云南的铜矿。这个消息一传，有人替系狱的唐炯高兴，认为他的生路来了。
唐炯是因为中法战争中在云南擅自退兵，被逮到京，定了斩监候的罪名。转眼冬至将至，如果“勾决”在内，便活得不多几日了。
唐炯系狱已经两年，去年不在勾决的名单之内，得以不死，但亦未蒙特赦，所以看样子这一年是逃不过的了。他本人倒还泰然，这年夏天在狱中，写了一部自己的年谱，一切后事亦早有交代。不过他的家族亲友，当然还要尽营救的全力，尤其是整顿钱法的诏旨一下，有了一线生路。因为唐炯在四川服官多年，久有干练的名声，以后为他的同乡前辈丁宝桢重用，整理川盐，颇著成效。再则，他又当过云南的藩司与巡抚，如果能用他去经理铜矿的开采与运输，可以说是人地相宜。而且云南采铜所下的本钱，一向是由四川盐税项下拨给，凡是这种“协款”，出钱的省分，总是万分不愿，想出种种理由来拖延短解，而如唐炯在云南、四川就很难耍什么花样去“赖债”了。
所苦的是贵州在朝中没有什么煊赫的大员，这番可为唐炯出死入生的建议，很难上达天听。他的故旧至好只有另走门路，先是托阎敬铭，而阎敬铭慈眷在衰落之中，自觉建言碰个钉子，反使别人难以说话，所以指点转恳醇王。谁知醇王也怕碰钉子——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都曾为唐炯乞过恩，请弃瑕录用，结果这些奏折或附片都留中不发，可以想见慈禧太后对此人如何深恶痛绝！越来越小心谨慎的醇王，当然不肯插手管这个闲事，因为当初主张重惩唐炯、徐延旭的，就是醇王。
冬至将到，勾决期近，唐炯的同乡亲友都已在替他备办后事，而他的家人还不死心。唐炯的两个儿子唐我墉、唐我圻都在京里，每天钻头觅缝，想保住老父一条性命，却是到处碰壁。最后碰出一条路子来了——唐我圻经高人指点，备办了一份重礼，特地去拜访立山，磕头求援。
“不敢当，不敢当！”立山跪下还礼，扶起唐我圻说，“尊大人的罪名是判得重了些。现在我可以替你托一个人去试试看。不过话说在前面，所托之人肯不肯管，以及管了以后有何结果，都不敢说。万一不成，你不要怪我。”
“是，是！立大人这样帮忙，我们父子已经感激不尽。尽人事而后听天命。如果立大人尽了力，依旧无济于事，那就是再也不能挽回的了。家父果真不测，他老人家在泉台之下，亦是记着大恩的。”说着，流下泪来，又趴在地上，重重磕了两个响头，然后起身取出一个红封套，双手奉上。
立山不等他开口，便连连摇手，“此刻不必，此刻不必。”他说，“事情成功了，少不得跟老兄要个两三千银子，各处开销开销。事情不成，分文不敢领。”
唐我圻自是执意要送，而立山执意不收，最后表示，如果唐我圻一定要这样，他就不敢管这件事了。听得这话，唐我圻才不敢勉强。立山送客出门，约定两天以后听回音。
第三天所得到的回音是，所托的人已经肯管了，但有何效验，不得而知。
到了勾决前一天，亦竟无恩旨。那就只有等到行刑那一天，看看能不能发生刀下留人的奇迹。倘或唐家祖宗有德，这年免死，就算多活两年。因为明年皇帝亲政，事同登极，可望大赦天下，停勾一年。如果后年大婚，则再停勾一年，便起码有三年可活了。
这天是十一月十六，天不亮就有人赶到刑部大狱去跟唐炯诀别。他虽是斩监候的重犯，却住的是刑部“火房”，自己出钱，整修得颇为清洁，左图右史，瓶花吐艳，身入其中，谈得久了会使人忘记是在狱中。然而这两间“精舍”能不能再住，已无法猜测。唐炯两年住下来，一几一榻都生了感情，所以不但对泪眼婆娑的客人无以为怀，就是屋中一切，亦无不摩挲流连，不忍遽别。
到了天亮，提牢厅的司官来了。刑部左侍郎薛允升虽跟唐炯不和，刑部的司官对他却很客气，一则是他原来的督抚身分，再则是逢年过节的红包，三则是两年“作客”，日久生情。因此，并未为他上绑，让他身穿大毛皮褂，头戴没有顶子的暖帽，坐上他家所预备的蓝呢后档车，直驶菜市口。
这天菜市口看热闹的人特别多，因为自从杀过肃顺及两江总督何桂清以后，菜市口有二十多年没有杀过红顶子的大员了。前两年李鸿章、盛宣怀想卖招商局时，因为是马建忠出面跟旗昌洋行办的交涉，所以被指为“汉奸”，盛传将朝服斩于市，亦曾轰动九城，将菜市口挤得满坑满谷，结果大家扑了一场空，马建忠根本就没有被逮。而这天大概要杀唐炯，事绝不假，并且要杀的大官不止唐炯一个，还有一个同案的赵沃，大家都要看看这个说尽了已经病故的广西巡抚徐延旭的三品道员，跟戏台上言大而夸的马谡，可有些相像？
赵沃的待遇就远不如唐炯了，脖子上挂着“大如意头锁”，在北半截胡同的席棚下席地而坐，唐炯是坐在官厅一角。正面高坐堂皇的是军机大臣许庚身，他的本缺是刑部右侍郎，勾决行刑之日，照例由这位刑部堂官与刑科给事中监斩，此时正在等候京畿道御史赍来勾决的黄册，便好下令开刀。
将近午时分，宣武门内来了一匹快马，却不是赍本的京畿道御史，而是个军机章京。只见他直到官厅下马，疾趋上前，向许庚身请了个安，站起来说：“张中堂关照我来送信，唐某有恩旨。”
张中堂是指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张之万，唐炯是张之洞的大舅子，跟他亦算有葭莩之亲，所以于公于私，他都不能不派个人来送信。
“恩旨！喔，”许庚身问，“缓勾还是发往军台效力？”
官犯临刑而有恩旨的，不出这两途，谁知两者都不是。“是发往云南交岑制军差遣。”那章京又说，“赵沃占了便宜，连带沾光，发往军台效力。”
“这……”许庚身点点头说，“意外而非意外。你回去跟张中堂说，我知道了。”
接着许庚身便请司官过来商议，因为如何处置是一大难题。
因为向来秋决那天，所有在监候斩的人犯，一律绑到法场，静等京畿道御史赍到勾决的黄册，再定生死。不死的人，亦要在场，这就是俗语所说的“陪斩”。
陪斩以后的发落，不外乎两种，若是缓勾，依旧送监收押。倘有恩旨减罪，必是由死刑改为充军，那就是兵部武库司的事，直接由菜市口送交兵部点收发配。现在既非缓勾，亦非充军，该当如何处理？秋审处的坐办，云南司的郎中等等该管的司官，都拿不出办法。
“有律按律，无律循例。我想两百年来，类似情形亦不见得独一无二，尤其是雍正、乾隆两朝，天威不测，常有格外的恩典。”许庚身向秋审处的坐办说，“薛大人律例精熟，一定知道。他住得也近，老兄辛苦一趟，登门求教吧！”
这是命他去向刑部左侍郎薛允升请示。薛允升住在菜市口以北、教场口以西，称为老墙根的地方。秋审处坐办叩门入内，道明来意。薛允升始而诧异，继而摇头，淡淡地说了一句：“倒记不起有这样的例子。”
“那么，照大人看，应该怎么办才合适？”
“那就很难说了。”薛允升答道，“你们瞧着办吧！”
秋审处的坐办很不高兴，便又钉上一句：“现在人在菜市口，不知道该往哪里送。”
“那要问右堂才是。”
“就是许大人叫司官来请示的。”
“你跟我请示，我又跟谁请示？”薛允升沉下脸来，接着将茶碗一举。
这是逐客的表示，廊上的听差随即高喊一声：“送客！”
秋审处坐办碰了个大钉子，极其气恼，然而还得尽司官的礼节，起身请安告辞。薛允升送到滴水檐前，哈一哈腰就头也不回地往里走了。
一场没结果！告诉了许庚身，他知道是薛允升与唐炯有私怨，故意作难。然而律例森严，他亦不敢擅自区处，只能吩咐带回刑部，再做道理。
带回刑部，自然送监。提牢厅的主事却不肯收了，“加恩发遣的官员，哪能再进这道门？”他说，“不行，不行！”
“你不收，让我送他到哪里？”
“这，我们就管不着了。”
“何必呢？”秋审处坐办说，“他的行李箱笼都还在里面。老兄怎么不让他进去住？”
这话将提牢厅主事惹火了，“莫非我要侵吞他的东西不成？”他气鼓鼓地说，“人犯在监之物，如何取回，自有定章。让他家属具结来领就是！”说完，管自己走了。
唐炯的两个儿子都等在门外，然而无法进衙门。刑部大狱，俗称“天牢”，又是最冷酷的地方，所以内外隔绝，搞得唐炯栖身无处。
不过，唐炯到底跟狱卒有两年朝夕相见的感情，平时出手也还大方，所以有个吏目“瞒上不瞒下”地，悄悄儿将唐炯放了进去，住了一夜。
第二天却不能再住了。提牢厅主事依照发遣的规矩，派差役将唐炯送到兵部武库司，那里的司官自然也不收。就在进退维谷之际，幸好有个唐炯的同乡后辈，也是蜀中旧识的兵部职方司郎中陈夔龙，出面将他保释，才能让他回到长子家中。
这无非暂时安顿，究竟如何出京到云南，听候云贵总督岑毓英差遣，犹待发落。反正既非充军，兵部可以不管；如说分发派用，是吏部的事，可是似此情形，吏部亦无例可援，不肯出公事。在刑部，这是右侍郎许庚身所管，督饬司官，翻遍旧档，竟无恰当的案例可以比照引用，堂堂大军机，竟如此大劳其神。最后两尚书、四侍郎会议，才商定一个变通办法，由刑部六堂官具衔出公函给岑毓英，让唐炯带到云南面报，权当到任的文凭。
转眼到了年下，各省及藩属进贡的专差专使络绎于途。由于一开了年，元宵佳节，就是皇帝亲政、皇太后训政的盛典举行之日，所以藩属的专使，除了贡献土仪以外，还来贺表。
其中之一是朝鲜的专使金定熙，他还负有一项“王命”，与朝鲜王父子间的利害冲突有关——那是光绪八年的事，当时朝鲜为日本势力所侵入，亲日派李载冕、金宏积、朴定阳之流，号称新党，组织总理机务衙门，以师法日本为职志，因而与守旧派明争暗斗，终于势成水火。
守旧派的首脑之一是大院君李昰应。朝鲜国王李熙以旁支入承大统，他的本生父就是李昰应，由于为外戚闵氏所抑制，闲居云岘宫，抑郁已久。以后新党改革兵制，聘请日本军官实施新式训练，求效过急，为士兵所不满，叩诉于李昰应，竟造成极大的内乱。李昰应率领这批士兵进犯王宫，杀王妃闵氏，杀总理机务衙门的官吏，而旧党乘机起事，演变成排日的大风潮。
日本驻朝鲜的花房公使，走仁川，归长崎，日本政府正好以此为藉口，发兵攻击。朝鲜王李熙向中国乞师，但李鸿章不愿与日本军队发生冲突，派吴长庆率淮军渡辽为朝鲜平乱，逮捕大院君李昰应，禁闭在保定，然后与日本议和，让日本取得与中国军队同驻朝鲜京城的权利。
事定以后，本来应该释放李昰应，而且朝鲜亦曾数度上表乞恩，可是慈禧太后执意不允，亦不说原因。因此，朝鲜始终不放弃努力。及至醇王执政，朝鲜使臣求到他门下，醇王慨然应诺，找了个机会向慈禧太后面奏，说祖宗向来怀柔远邦，加恩外藩，大院君李昰应幽禁已久，不如放他归国，保全李昰应、李熙的父子之情。
慈禧太后微微冷笑，“我不放他是有道理的。”她说，“你应该明白。”
“臣愚昧！”醇王实在想不通。
慈禧太后笑笑：“你不明白就不必问了！”
醇王却一定要问，微微仰脸用相当固执的声音说：“总要请皇太后明示。”
那神态中微带着不驯之色，慈禧太后心中一动，心肠随即便变硬了，“我不知道你装糊涂还是真的不明白？”她从容自若地说，“我是要教天下有那生了儿子当皇帝的，自己知道尊重！如果敢生妄想，李昰应就是榜样。”
这两句话岂仅取瑟而歌，简直就是俗话说的“杀鸡骇猴”！醇王没有想到受命过问政事，竟遭来这样深的猜忌。因而颜色大变，浑身发抖，瘫在地上动弹不得。那光景就像穆宗驾崩的那晚，听到慈禧太后宣示醇亲王之子载湉入继大位那样，所不同的，只是不曾痛哭流涕而已。
慈禧太后知道将他吓怕了，也就满意了，“你不要多心！”她安慰他说，“我知道你忠心耿耿，绝不会有什么！我的话不是指着你说的。”接着便吩咐太监将醇王扶出殿去。
从这一次以后，醇王一言一行越发谨慎小心。而李昰应亦终于由于李鸿章的斡旋，在去年秋天遣送回国，负护送之责的是袁世凯。他本来一直带兵驻在汉城，此时更由总理衙门加委“办理朝鲜通商交涉事宜”，成为朝鲜京城中最有力量的外国使节。而袁世凯少年得志，加以不学而有术，未免颐指气使，目空一切，因此，不但朝鲜王李熙渐起反感，各国公使亦多不平。
不幸的是，袁世凯又卷入朝鲜宫廷的内争之中。他本来与李熙的内亲闵泳翔交谊甚笃，而闵泳翔与大院君李昰应是世仇，由于袁世凯护送李昰应回国，一路上谈得很投机，因而招致了闵泳翔的猜忌。于是而有流言，说袁世凯将用武力废去李熙，用李昰应为王。这一来，父子之间，又成参商。金定熙此来，就是想设法能让中国召回袁世凯，以绝后患。
这当然要在总理衙门下手。庆王奕劻受了金定熙的一份重礼，便得帮他说话，特地去看醇王，很委婉地陈述来意。
一听牵涉到李昰应，醇王就双手乱摇，“你不要跟我谈这件事！”他说，“外藩的是非，中朝管不了那么多。”
“不管也不行啊！”奕劻说道，“袁世凯人很能干，就太跋扈了，不但李熙见他头痛，各国在那里的使臣亦对他不满。倘或因此激出外交上的纠纷，很难收拾。再有一层，袁世凯如果真的拥立大院君，那就会把局面搞得不可收拾了！”
“什么？”醇王这时才听清楚，急急问道，“他要拥立大院君？”
“朝鲜有这样的流言，外交使节中更是传说纷纭。袁世凯是功名之士，此人的胆子很大，年纪又轻，说不定就会闯出祸来。”
“那不行！”醇王说道，“你应该出奏。”
“是！”奕劻问道，“怎么说法？”
“自然是召回袁世凯。”
“老七！”奕劻用征询的语气问，“是不是以面奏为宜？我看，咱们一块儿‘请起’吧！”
醇王考虑了一会儿，觉得此事必须“独对”，但总理衙门的事务，又不便撇开奕劻，只有分别陈奏之一法，因而做了决定：“还是你那里上折子，说简略些不要紧，反正上头一定要问我，我再谈好了。”
奕劻照言行事。奏折到了慈禧太后那里却无动静，醇王自不便查问，同时也无暇查问——已经到了快封印的时候，还有上百万银子的开销没有着落，而旗营将弁向来逢年过节都要靠醇王周济，年久成例，也得一大把银票，才能应付得了。公私交困，几乎又要累得病倒。
累倒还不怕，最使醇王心里难过的是，三海工程将完，重修清漪园的工程亦已开始，两处工款又积欠到一百五十多万，只发半数，亦需七八十万。慈禧太后听了李莲英的献议，责成醇王转告李鸿章借洋债，却又不愿居一个借洋款修园的名声，只好以兴办海军学堂为名，秘密嘱托李鸿章设法。
李鸿章亦知道此举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敢彰明较著地进行，只关照天津海关道周馥私下探问，这一来事情就慢了。好不容易到了腊八节才有消息：汇丰银行愿意借八十万，年息六厘，两年还清；法国东方银行肯借一百万，年息五厘七五，照英镑折算，分十年拔还；德国德华银行亦愿意借一百万，年息只要五厘五，期限亦比较长。然而不管哪一家银行，都是等运河解冻，才能将银子运到天津，那是春暖以后的事了。
为此，醇王特地派专差到天津传达口信，要李鸿章无论如何在封印以前，凑集八十万现银，赶运进京，否则就会耽误“钦工”。如今又是十天过去，尚无消息，立山亦颇为着急，他不敢催醇王，只有托李莲英进言。
于是慈禧太后特地召见醇王，询问究竟。醇王不敢说实话，一说实话必遭呵责，心一横，大包大揽地说：“款子一定可以借成。不过洋人办事，一点一划，丝毫不苟，所以就慢了。反正年前总可以取到。”
“今天腊月二十一了！”慈禧太后问道，“莫非真要等到大年三十方能发放？”
这近乎责备的一问，将醇王噎得气都透不过来，只不过供她一个人游观享乐的费用，倒像比发放军饷还重要似的，心里真想顶一句：“这笔款子本来就可以不必借的！”然而心念甫动，便生警惕，自己替自己吓出一身汗。
“怎么着？”慈禧太后又在催了，“总得有个日子吧？”
“准，准定二十五交到内务府。”
“好吧，就是二十五！可别再拖了。”
醇王又是一阵气结。话中倒好像他有钱勒住了不放手似的。他勉强应了一声：“是！”
“总理衙门有个折子，说袁世凯如何如何，你听说了没有？”
“听说了。”醇王答道，“袁世凯要扶植大院君李昰应简直胡闹！”
“怎么胡闹呢？”
光是这平平淡淡的一问，就使得醇王不知话从何处说起了！因为一时想不出慈禧太后是真的不明白，还是装作不明白。多想一想，袁世凯果真有拥立大院君李昰应的企图，那么他的胡闹之所以为胡闹，是用不着作何解释的。尤其是慈禧太后看了二十多年的奏折，什么言外之意、话中之刺，入眼分明，谁也不用想瞒她，岂有看不懂奕劻的奏折的道理？
照此说来是装作不明白。然则用意又何在？转念到此，令人心烦意乱，话就越加说不利落。本来的意思是想用大院君自况，袁世凯要拥立朝鲜王本生父，岂非就像中土有人要拥立光绪皇帝本生父一样地荒唐胡闹？这番意思原也不难表达，但胸中不能保持泰然，便觉喉间处处荆棘，听他的话，好像因为朝鲜王与他本生父意见参商，所以袁世凯要拥立大院君才荒唐，反过来说，如果他们父子和睦，那么推位让国由李昰应接位倒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话一出口才发觉自己立言不仅不得体，简直是促使他人生出戒心：当今皇帝要与醇王不和，彼此猜忌才是，如果父子一条心，帝系就有移改之虞。那不等于自绝天伦之情。这样又悔恨，又惶恐，不由得满头冒火，汗出如浆。
慈禧太后见此光景，觉得他可笑、可气亦可怜，就不忍再绕着弯子说话，让他为难了，“袁世凯是人才，要说伸张国威，也就只有袁世凯在那里的情形，还有点像大清朝兴旺时候的样子。”她说，“这些事让李鸿章料理就行了。奕劻的折子我不批，不留，也不用交军机，你现在就带去，说给奕劻：不用理那个姓金的使臣，有话叫他跟李鸿章说去。”
醇王除了称“是”以外，更无一语。退出殿来，满心烦恼，回到适园，便觉得头晕目眩，身寒舌苦，又有病倒下来的模样。
到晚来霍然而愈，只为李鸿章打来一个电报，说德华银行愿借五百万马克，按时价折付银子，约有九十多万两。年息五厘五，分十五年还清，前五年付息不付本，往后十年，分年带利还本。李鸿章说，自借洋债以来，以这一次的利息最轻。这件事就算办得很漂亮了。
美中不足的是，得在开年二月下旬才能交银，每七日一交，分十次交清。不过，无论如何算是有了的款，要借也方便，当时便派护卫去请了立山来商议。
“今天上头召见，我已经答应，准二十五交银到内务府。我看怎么挪动一下子，好让我维持信用？”醇王问道，“是不是先出利息借一笔款子，应付过去再说？”
这笔利息如何出账，还不是在内务府想办法？而且年底下借钱也不容易，利息少了，别人不肯，多了又加重内务府的负担，倒不如索性假借王命压一压，又省事又做了人情。
“不要紧。上头要问到，就说工款已经发放了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