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泰比准备发布第一篇报道时，12月2日，马斯克火速前往新奥尔良，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秘密会议，讨论推特是否需要遵守欧洲关于仇恨言论的法律法规。在最后一刻，泰比计划发布的内容出现了法律问题，不得不推迟发布，等到马斯克结束与马克龙的会面后，由他向律师提出反驳意见。
泰比最初发布的37条推文展示了推特为政治家、联邦调查局和情报机构打造特殊系统的过程，让他们就哪些推文应酌情删除提出自己的意见。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泰比公布了2020年约尔·罗思等人就是否屏蔽《纽约邮报》一篇报道的链接展开争论的信息，该报道据称源自拜登的儿子亨特丢弃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后来证明事实的确如此）。泰比披露的信息显示，很多人都在绞尽脑汁地寻找屏蔽这篇报道的理由，比如声称它违反了“禁止使用黑客提供的材料”这一政策，或者表明这可能是俄罗斯通过提供虚假信息制造的一场阴谋的一部分。对于掩盖一篇新闻报道，这些借口都站不住脚，罗思和杰克·多尔西后来都承认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
一些大型新闻媒体，比如福克斯新闻网，报道了泰比的这次爆料和后续内容，但大部分传统媒体都给这些内容贴上了标签，就像推特上的一个标签写的那样——这些东西“#nothingburger”（#无足轻重）。在笔记本电脑事件爆发时，乔·拜登并不是政府官员，因此并不能说明政府直接介入了审查和删帖行为，也没有公然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拜登团队通过已有的推特渠道提出的许多要求都在情理之中，比如删除演员詹姆斯·伍兹发的一条推文，内容是来自亨特·拜登的笔记本电脑的一张淫秽自拍照。堡垒网(the bulwark)的文章标题为“不，宪法没有赋予你在推特上发布亨特·拜登生殖器照片的权利”。
但是，泰比发布的推文中有一项更重要的发现：推特事实上已成为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等政府机构的合作伙伴，让他们有权标记大量内容并提出删除建议。泰比写道：“一大堆政府执法机构基本上已经想当然地把推特当成承包商一样使唤。”
事实上，我认为情况更糟：推特经常自愿充当这种承包商的角色。推特的管理者在感受到政府方面频频施压的时候没有戳破其中的不合理之处，而是似乎非常急于迎合政府的需求。泰比的推文说明了一个并不令人意外的事实——推特的审查人员倾向于压制那些关于特朗普的正面报道，但这样做是有问题的。98%以上的推特员工捐款给了民主党。有一个案件事关联邦调查局对特朗普竞选团队涉嫌间谍活动的指控，主流媒体接受了一种说法，即这些指控一开始是被俄罗斯方面的机器人账号和“巨魔农场”煽动起来的。罗思则在幕后替推特说出了实情，他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写道：“我刚刚审查了这些账户，没有显示出任何一个账户与俄罗斯存在关联。”尽管如此，推特的高管们并没有公开挑战舆论中关于“通俄门”的说法。
关于社交媒体如何造成两极分化，我想说一句题外话：泰比是一个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保持独立的人，善于打破偶像光环，但当我在推特上关注他以后，我注意到推特的算法强化了我在意识形态上的“站队”倾向，把我往极左或极右的信息茧房里面推，我的推特上显示的“你可能喜欢”一栏立即建议我关注罗杰·斯通、詹姆斯·伍兹和劳伦·博伯特。
巴里·韦斯
12月2日晚，巴里·韦斯和妻子内莉·鲍尔斯在洛杉矶家中阅读着泰比发布的“推特文件”，她内心充满嫉妒，她记得自己当时就在想：“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完美的故事。”就在那时，她意外地收到马斯克的信息，问她是否愿意当晚飞来旧金山。
与泰比一样，韦斯也是独立记者，很难给她的意识形态归类。他们和马斯克一样，都拥护言论自由、反对觉醒文化和进步派倡导的内容审查机制，尤其反对在建制派媒体和精英教育机构中这样做。韦斯称自己是“一个理智的自由主义者，担心极左翼的批评会扼杀言论自由”。在《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工作时，韦斯撰写的内容多发表在社论版版面上，之后她召集了一批独立记者，创办了“自由新闻”，这是一档可以在substack上订阅的通讯栏目。
几个月前，在森瓦利举办的艾伦公司会议上，马斯克与openai的联合创始人山姆·阿尔特曼对谈。之后他曾与韦斯短暂会面：韦斯走到后台对马斯克说，她很高兴听到他要收购推特的消息，二人聊了几分钟。当泰比准备在12月初发表“推特文件”时，马斯克意识到对一名记者来说，需要消化的材料太多了。马斯克的投资人、技术伙伴、言论自由的支持者马克·安德森建议他给韦斯打个电话，于是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后返程的飞机上，他发了一条出乎韦斯意料的信息，这是12月2日晚上发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