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韦尔被他逗乐了，她说：“不管是谁，敢拿着皱巴巴的简历来找我，那他就可能是一个优秀的候选人。”肖特韦尔邀请邓契夫去spacex参加面试，公司安排他下午3点去见马斯克。当时，马斯克仍然坚持亲自面试每一位待聘用的工程师。像往常一样，马斯克有别的事情要忙，所以公司通知邓契夫改天再来，但邓契夫没走，而是在马斯克的办公室隔间外坐了五个小时。晚上8点，邓契夫终于可以进去见马斯克了，他抓住这个机会，向马斯克讲述了他高涨的工作热情在波音公司受到了怎样的轻视。
每当决定录用一个人或者提拔一个人时，马斯克都抱着这样一个观点：一个人的态度比他的简历、他所掌握的技能更重要。他对“工作态度好”的定义就是一个人渴望疯狂工作、拼命工作。所以马斯克当场就雇用了邓契夫。
10月的那天晚上，正当马斯克在卡纳维拉尔角的机库里疯狂工作并要求同邓契夫交谈时，这位工程师已经连续工作了三天，刚刚回到妻子身边，开了一瓶酒。起初邓契夫没有理会手机上的未知号码来电，但后来一个同事给他妻子打了电话，说要他立马回机库来，马斯克想见他。“我当时累极了，还是半醉状态，好几天都没合眼了，所以我上了车，买了包烟提提神，就赶回了机库。”邓契夫说，“我担心因为醉酒驾车被警察拦下来，但比起不搭理埃隆要付出的代价，醉驾被抓的风险要小得多。”
当邓契夫到了以后，马斯克让他组织了一系列越级召开的会议。马斯克同那些比高级经理职级低一级的工程师面对面交谈，由此掀起了一轮人事动荡，邓契夫被提拔为卡纳维拉尔角工厂的首席工程师，带他的导师、性格沉着冷静的资深经理里奇·莫里斯被调去做运营负责人。邓契夫随后提出了一个明智的请求，他说他想向莫里斯直接汇报工作，而不是向马斯克直接汇报，因此构成了一个运转非常平稳的团队：一个像尤达大师一样的导师做经理，搭配一个工程师负责人，并且这个工程师渴望达到同马斯克本人一样高的工作强度。
违规发射
马斯克总想加快工作进度，承担更多风险，打破各种常规，质疑各类要求，所以他能够实现那些了不起的成就，比如将人类送入预定轨道、大规模销售电动车、让家庭用户脱离电网自给自足。这也意味着他所做的事情，要么无视了sec提出的各项要求，要么藐视了加州关于新冠病毒防治的各项限制性措施，而这些都会给他带来新的麻烦。
汉斯·科尼格斯曼是马斯克在2002年为spacex招来的第一批工程师当中的一位。在猎鹰1号前三次发射失败和第四次发射成功期间，科尼格斯曼一直是在夸贾林岛上忙碌的“无畏军团”当中的一员。马斯克将他擢升为副总裁，负责保障飞行过程中的可靠性，确保飞行安全并遵守相关法规。在马斯克手下，这可不是一份容易的工作。
2020年年底，spacex正准备展开超重型助推器的无人发射测试。所有发射过程都必须遵守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提出的要求，其中就包括天气准则。那天早上，远程监控发射的faa检查员判定，高空风条件不满足要求，火箭无法安全发射，如果发射时发生爆炸，附近的房屋可能会受到影响。spacex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天气模型，表示发射条件足够安全，要求免除发射禁令，但faa拒绝了。
实际上，控制室里没有faa的人，而且发出的规则指令有一点点模糊（虽然也不是非常模糊），所以发射主管默默地转过脸去，抬起头看着马斯克，似乎在问他发还是不发，马斯克默默点了点头，火箭就升空了。“整个过程十分微妙，”科尼格斯曼说，“那是埃隆典型的做法：通过点头来示意做出一个冒险的决定。”
火箭发射过程很完美，天气不是问题，虽然火箭在6英里外试图垂直着陆时失败了。faa就spacex无视天气准则展开了调查，并对spacex提出两个月内不得开展发射测试，但最终没有做出严厉的惩处。
作为工作的一部分，科尼格斯曼写了一份关于该事件的报告，他并没有粉饰spacex的行为。“faa既无能又保守，这样的官僚机构可真糟糕，但我们还是应该在发射之前得到他们的签字批准，而我们并没有这样做。”科尼格斯曼告诉我，“我知道，当faa说我们不能发射时，埃隆已经下令发射。所以我写了一份真实的报告，陈述了这些情况。”他希望spacex和马斯克本人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