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李冰天
一、最后的愿望
1999年3月，在我们与太原军干所商定之后，父母从太原回到北京居住，由我们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在京的就医问题，选择了两家医院，一家是北京安贞医院，专门诊治心脏病，其他综合性疾病则就诊于中日友好医院。
2004年，父亲已九十高龄，医院建议又过去的每年一次住院进行体检（十天时间），改为每年上、下半年各一次住院例行体检，父亲勉强同意。因为在此之前，他的身体非常好，能吃、能睡、能走，还能每日坚持看书、写作和练字。因此，他非常不愿意看病，更不愿意住院。
2005年2月母亲病逝了，永远地离开了相伴六十四年的父亲，巨大的痛苦给父亲精神上最致命的打击，从此艰苦状况一年不如一年。
2007年9月，父亲在家中不慎摔倒，折断了左侧的一根肋骨。不得不住进中日友好医院。
骨伤好转，我们建议把下半年例行的体检做了，父亲同意了。可万万没有想到，检查的结果是肝部发现了肿块。因为年事已高，不便做进一步的探查，医院初步诊断类肝癌。
虽然我们商定将此事瞒着父亲，但他似乎还是有了“预感”。出院回家后，父亲对我说“明年（之2008年）我有三个愿望：第一是过春节，第二个是过生日，第三是看奥运会。”我鼓励他说：“没有问题，您明年的三个愿望一定能实现”。
2008年的春节过得非常热闹。春节期间，最使父亲高兴的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不少老战友、老同事、老部下打来拜年的电话，祝他“身体健康，生活愉快”。特别是家住在广州九十二岁高龄的宋维栻叔叔的拜年电话和八十七高龄的胡敏阿姨（邱会作夫人（再一次来看望他（前一次是2007年春节），使他特别的高兴。老战友相聚格外亲切，父亲与胡敏阿姨畅叙了一个多小时。临别时，胡敏阿姨悄悄塞给父亲手中两百元钱，父亲看着“压岁钱”开怀大笑。谁曾想，这竟是与胡敏阿姨的最后一面。
第二件事是我们子女轮流在父亲身边值班，每日不重样地做他最喜欢吃的美味，什么“米粉蒸肉”、“红烧鱼”、“清炖鸡”、“红烧海参”、“梅菜扣肉”、“火爆猪肝”、“湖南腊肉”等等，中午饭还陪他喝一杯红葡萄酒。其实，每到逢年过假，我们都在父亲家轮流值班，并各显其能，拿出做菜绝招。只不过今年春节，当我们心中隐藏着父亲病情和满足他的最后愿望时，我们把饭菜做得更加精细，把节日气氛渲染的更加热烈。
第三件事是见到前来给爷爷拜年的长孙与他的女朋友，虽然孙子还没有结婚，当年爷爷已乐的合不上嘴。可能父亲心中非常遗憾，因为李家的第三代人（孙子辈）还没有一人结婚，还没有四世同堂。
父亲第一个愿望实现了。
初五过后，父亲突然提出要去八宝山看望母亲，父亲对我说“今年是老太太走后的第三个年头，按家乡习俗，我一定要亲自去看望她，这是最后一次，将来我不再去了。”我劝他：“现在天气很冷，您岁数大了，最好不要轻易出门，我们代表您去看望老太太吧。”但父亲仍然坚持要亲自去，无奈之下，我们确定了去八宝山的时间
前一天刚刚下了雪，我们知道他确定的时间是不可能更改的。
由于悲喜交加和“外寒内热”，从八宝山回来的当晚，父亲就开始发低烧。吃了两天药，没压住，2月24日住进了安贞医院。
住院后，父亲仍低烧不退，并引起心律异常、尿潴留等症状。住院第三天，主治大夫就向家属发了病重通知书。
经过医院积极抢救，一周后，体温控制住了，感冒也转好了，但心律异常却始终纠正不过来。3月中旬，主治大夫又向家属发了病危通知书，那段时间，父亲的心脏被24小时严密监控，一旦出现异常，病区护士台就发出报警信号，最多时能“抓”四十多次异常情况。父亲被严格控制卧床，几乎全天都在输液。
4月清明节后，奇迹出现了！父亲的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并逐步改善。他可以坐在床上了，不久，又可以下地，在沙发上坐半个小时了。但对心脏的监控，始终没有撤掉。
4月22日，是父亲九十四岁的生日。我们都到医院祝贺，并在病房中摆放了鲜花。林豆豆来病房为他祝寿，黄春光、邱路光等很多老战友的子女都来为他祝寿，有的人带来鲜花，有的人带来生日蛋糕，大家纷纷在病床前与父亲合影留念。当时，父亲虽很高兴，但身体还很虚弱，也不能让他过于激动。我们只好把每批来人会见时间控制在15分钟之内。
病区护士长也带着值班的护士门来为他祝寿，并一起合影。护士长还专门安排食堂为父亲做了长寿面。他的第二个愿望也实现了。
5月份，天气渐渐转暖。父亲不仅可以下床做轻微地活动，还可以坐轮椅到室外晒晒太阳。
5月中旬的一天，父亲的两位主治大夫找我谈话，大意是，经会诊，多数医生建议，要使父亲的心脏异常情况得到有效控制，唯一的办法是在体内安装心脏起搏器，否则，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我说服父亲，告诉他安了起搏器，就可以回家了。父亲想回家，于是答应安起搏器。
6月上旬，父亲被推进了手术室，由心脏专家主导安装了起搏器。手术非常顺利。接着又做了膀胱造瘘手术。大夫们见到父亲的身体状况有一天天好起来，都说：“老爷子的生命力真顽强！”。
7月8日，我为父亲办了出院手续。
回到家中，父亲的精神状况岁比医院好一些，但家中的护理条件毕竟不如医院。例如家里就没有吸痰器，有一次，一口痰堵住气管，险遭不测。
7月下旬，护工发现父亲的下肢功能出现障碍，行动困难。不久，上肢功能也出现障碍，右手拿不住筷子，要靠护工一口口的喂饭。
我把情况报告了医院，大夫建议还是回医院观察治疗。
8月7日（奥运会开幕的前一天）晚，父亲又住进安贞医院18病区。当时除肢体出现障碍外，神志还是清楚的。入院第二天晚上正是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父亲兴致勃勃看了一小时。之后后代几天中，他还看了篮球、排球、乒乓球等奥运会的比赛。
他的第三个愿望也实现了。
8月18日，护工发现父亲便血，经化验证实“便潜血阳性”。由于无法接受探察，不清楚是胃出血还是消化道出血，大夫对我说“无论何处有出血点，都不是好现象，可能癌细胞已转移。”经过几天的治疗仍无好转的情况下，主治大夫向家属发了病重通知书。
8月下旬，父亲出现吞咽功能障碍，不能自主进食，开始鼻饲营养液。9月中旬，意识开始模糊，不能说话，处于半昏迷状态。情况越来越糟糕，抢救设备全部退职床边。
11月底做的肺部对比检查发现，肺部比10月底检查时多了六处阴影，这是癌转移的信号，12月1日，再次报了病危。
12月20日，腹部B超发现已有积水，病情在继续恶化。
2009年1月3日晨6时许，护士例行巡查病房，发现父亲的呼吸急促，一量血压，血压也掉下来了，马上报告医生。值班医生赶来后，立即按照预定的抢救方案实施抢救。
7时30分，呼吸停止了，心脏监控器上显示成了一条直线，7时40分，院方宣布抢救无效死亡。父亲在没有痛苦的情况下走了，终年九十五岁。
二、为父亲举办“家祭”
2005年10月，父亲将最后的遗书交给我们。
遗书中写道：“九十二岁，风烛残年，危在旦夕。凡是必先有考虑，以免临时慌乱。因此留此遗言。李冰天、李炎天是李家的主要继承人，其责任重大。我死后的善后，由李冰天、李炎天负主要责任处理。进行家祭，不要公祭，越简单越好。”
2008年下半年，父亲的病情持续恶化。9月，我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正式研究父亲身后的有关事情。我们决定的原则是：按父亲生前的要求，完全由我们子女主办家祭。先在家中设置灵堂，后在八宝山殡仪馆进行小规模的告别，只请少数父亲生前岁接近的亲朋好友参加。
父亲离开我们而去的当天，在处理完医院各项事务后，我回到家中已近中午。下午14时，我向太原军干所报告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当天下午约16时，国内各大网站首先登出父亲逝世的有关消息。接着1月4日和5日，不少省、市的地方报纸也相继刊登了有关消息。各大网站和地方报纸不仅有父亲逝世的短新闻，还有长篇的文章报道。
消息传播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一时间成为“热帖”新闻。父亲的老战友、老同事、老下级，原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老战友的夫人们和子女们都从网上得到这一消息后，纷纷来电话、打手机和发短信表示哀悼和慰问。
1月5日下午，太原市民政局和军干所的领导一行四人赶到北京，我和李小征与他们见面。我向他们汇报了父亲自2008年12月初第二次报病危后的病情发展、治疗过程，汇报了我们对父亲后事安排的想法。我们双方对父亲后事安排达成了但思安一致意见，即“小规模、家庭化和力求简朴”。
1月8日，家中设置了父亲的灵堂。
灵堂布置的很简单，在客厅的窗前，将饭桌铺上一块黑布，摆上父亲的遗像，这张遗像是父亲1964年五十大寿时，着军礼服照的标准像，从未公开发表过。这张遗像与网上热传的那张1955年的标准像相比，显得更加庄重、慈祥。
遗像前摆着香炉和鲜花，桌前摆放着我们五家儿女子孙敬上的鲜花和挽联。
窗帘上挂着横幅条幅。横幅为：“李作鹏将军安息”，条幅是我选自父亲在1995年写的一首小诗中的两句：“生为军人，死为军魂”，“为国为民，无悔无恨”。我认为，这十六个字。体现了父亲一生的追求和无悔的心愿。
灵堂两侧摆满了亲朋好友陆陆续续送来的花篮和挽联。摆放着《李作鹏将军生平》。
1月11日下午，我到八宝山殡仪馆办理父亲告别仪式的相关事宜。租用场地（东礼堂）、花圈，定制横幅、鲜花等具体事项。不到两个小时就全部落实了。告别仪式确定在1月17日上午九点半钟。
第二天（12日），我即向干休所领导报告了我们的安排。
1月13日，我们向来往最亲近的亲朋好友（约五、六十人，其中二十多人是直系亲属）发出告别仪式的通知。
1月15日下午，我再次到八宝山殡仪馆业务室，最后落实告别仪式准备情况。接待我的业务员仍是非常热情，他引导我都工作间看正在制作的横幅、花篮和遗像等，并承诺第二天下午（16日），所有制作的横幅、花篮、遗像和花圈等均可摆放到告别室。
1月16日下午，我姐姐和妹妹等人按约到殡仪馆告别室，往已摆好的花圈上别挂挽联。他们回来后告诉我：“告别室的横幅、花篮、花圈等已摆放好，一切顺利。”
此时我想，一切都已提前准备妥当，明天的告别活动用不了一小时就可以结束。
当晚21时，在我家附近的宾馆内，中纪委干以胜副书记、交通部李盛霖部长等一行召见我。干副书记向我传达了胡锦涛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对我父亲丧事的三条重要指示。我“服从中央决定”，同意第二天的告别仪式和遗体火化不再进行。
17日当天，我们不断接到电话、短信。
有人这样发来短信：“救民革命本自心，作囚领过有别情，回首何人无憾事？放眼世事多不平。”
也有人这样发来短信：“将军浴血百命搏，赤胆忠心为党国，随他任何不平事，春秋九五驾鹤去。”
还有人这样用短信发来挽联：上联是“扫北征南作鹏铁骨铮铮魂魄饶昆仑百战勋业倾蒙误判”；下联是“护海巡洋将军刚肠烈烈肝胆昭日月一代恩怨顿成悲端”
1月18日，在中纪委有关部门的直接安排下，父亲的告别仪式开始进行。
清晨，我们子女亲属二十余人，按计划安排7点半前到达安贞医院太平间的告别室。
7时30分，父亲开始进行简单的整容。
父亲躺在灵床上，面色安详。身着一套藏蓝色西装，深蓝领带和浅蓝条纹衬衣。那套西装是我大姐李大征夫妇去太原看望父亲时，在太原最好的西服店为父亲定做的，父亲很喜欢，生前舍不得穿。
父亲身上盖了一块红丝绒布，代表“喜丧”的寓意。
告别的电子屏幕上写着《父亲李作鹏将军千古》，屏幕下放着父亲着军礼服的遗像。四周摆放着花圈。
我们兄弟姐妹及亲属们列队站在父亲的灵床前，最后向父亲深深的三鞠躬。
此时此刻，我心中默默地说：“永别了，亲爱的父亲。您和母亲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安息吧，一路走好。”止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
三鞠躬完毕，我们走到父亲身旁。我轻轻地抚摩着父亲那苍苍白发，心中默默地对他说：“原来，您的老战友、老同事、老部下及他们的夫人、子女都哟啊来送您最后一程，现在来不了了。许多人家中的灵堂悼念您。我代表他们向您做最后的告别。”我又说：“还有许许多多素不相识的人民群众，在网路上祈愿您‘一路走好’，人民没有忘记您。如果您的在天之灵感悟都了这一切，您可以欣慰地瞑目了。”
所有的人都痛哭不止，我们轮流走过去，把脸贴到父亲脸上，最后一次吻别他来人家……
小征的女儿、女婿向姥爷行最后的军礼。
炎天的爱人，替远在国外学习的儿子，向爷爷念最后的告别信。并把这封信放在爷爷的上衣口袋中。
从家乡专程赶来的亲戚代表们，俺家乡飞风俗，在“族长”脚下长跪不起。
8时30分，灵车到了。
我儿子李羽（长孙）手捧着爷爷的遗像，走在最前面，六个抬灵人抬着父亲的灵柩缓缓随行，离开了告别室。
按照规定的行车路线，车队一路绿灯前往八宝山殡仪馆。
9时20分左右，灵车到达八宝山。通往殡仪馆的道路旁停着警车，道路中央站着指挥车队的交通警察。我们车队被引导驶入殡仪馆最北面的大门，这里是殡仪馆的后院。
9时30分，我们再次与父亲最后告别。深深地向他老人家三鞠躬。
一个半小时后，我们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家，与母亲骨灰一起，摆放在灵堂中。
三、为父亲写生平
《李作鹏将军生平》是我们子女根据父亲的革命经历而写的，早在父亲病重时就已定稿。
《生平》内容如下：
我们敬爱的父亲李作鹏，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1月3日7时4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95岁。
父亲生于1914年4月24日，江西省吉安流家坊村人。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红军期间，历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传令兵、朱德总司令警卫排卫士，中革军委谍报科见习科员、机要科科员。1933年起，历任中革军委二局参谋。参加了反击国民党军队一至五次反围剿，保卫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等战役。
1935年，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时任中革军委二局二科科长。在长征途中多次截获、侦破敌军电报，为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四渡赤水，翻越雪山，走出草地，胜利到达陕北，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下半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并担任军事班参谋训练队队长。
1938年任八路军第115师侦察科长、1940年任第115师作战科长兼侦察科长，1943年3月任山东军区司令部和八路军第115师司令部参谋处长。
抗日战争开始后，八路军第115师在山西、山东广大地区，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武装力量。父亲参加并指挥了打击日寇和敌伪顽固势力的多次战役，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军事力量。1945年8月，指挥滨海第4团、鲁中第11团及军区特务团攻打和收复山东临沂等城市，临沂解放后，兼任临沂警备司令。
1945年9月，奉党中央的命令，协助罗荣桓政委，负责组织第115师主力部队分批开赴东北战场。
1945年11月，任东北民主联军前方总部参谋处长，参加了著名的秀水河子歼灭战。
1946年6月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参加了“三下江南”战役和1947年的夏季、秋季、冬季攻势。
1948年6月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6纵队副司令员兼第16师师长。
1948年10月在辽西，指挥两个师的部队，切断廖耀湘兵团向沈阳的退路，歼敌两万八千余人，对全歼廖耀湘兵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1949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3军军长。
1949年5月参加了渡江战役，7月参加湘赣战役，8月参加赣南战役，9月底参加向广东进军的战役，并解放广州市。
1949年11月，在解放广西的粤桂边战役中，指挥43军，击溃白崇禧主力鲁道源兵团，全歼张淦兵团，俘敌兵团司令张淦，消灭敌军三万四千余人。
1950年春，指挥43军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从强渡琼州海峡，到解放海口、三亚，所向披靡，歼灭守敌一万七千余人。
1950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兵团参谋长兼广东军区参谋长。
1950年秋，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
1951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高级步兵学校校长。
1953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党委书记。
1955年至1957年，在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1957年10月，任中央军委训练总监部陆军战斗训练部部长。
1959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训练部部长，兼任中央军委军事训练委员会秘书长。
1962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
1967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政委。
1968年3月，任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
1968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
1969年4月，在党的第九届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在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任中央军委委员。
1969年6月，当选为海军党委第一书记。
父亲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解放奋斗的一生，是为中国富强奋斗的一生，是为实现共产主义信念奋斗的一生，父亲用其一生践行着忠诚、正直、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的品德。他曾说：“生为军人，死为军魂，为国为民，无悔无恨”。
父亲是我们的人生楷模，父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们坚信：真理和事实是永远不能磨灭的！历史将证明一切！
父亲在晚年笔耕不止，将心声溶于文字，为我们留下宝贵的遗产。我们将整理出版，实现父亲的遗愿。
衷心祝愿我们的父亲、母亲在新的世界里生活的幸福安康！
李大征、李幼征、李冰天、李小征、李炎天
2009年1月3日
鉴于父亲去世后的社会反映，在《生平》的最后，我们又另加了一段百余字《致谢》。
《致谢》的原文是：
自父亲去世后，父亲生前老战友、原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曾与父亲接触、交往过的各界人士，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通过各种途径向我们表达了深切的哀悼之情。
特别使我们感动的是，许许多多、成千上万素不相识的人民群众，在网络上发出了“老将军，一路走好”、“老将军，人民不会忘记你”的祈愿。
我们相信，父亲在天之灵一定会有感知，一定会深感欣慰！
在此，我们全家向所有表示哀悼、关切之意的人们，致以深深的感谢！
父亲没有离开我们！父亲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父亲的一生结束了。九十五个春秋，浓缩在这本七十余万字的《回忆录》中。每当我翻开《回忆录》，那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场面就展现在我的眼前，“砥柱中流”，“愈挫愈奋”八个大字就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回忆录》留给我们的是那一代革命军人崇高地精神、坚韧地信念和无尽地勇气。父亲是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兵。他‘无悔无恨’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我受父之命，整理他的书稿，珍藏照片和收集、核实历史资料时，得到了父亲老战友宋维栻、周伦、迟泽厚，父亲老朋友张思之律师，学者余汝信、舒云及黄春光、邱路光等人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同时张思之、高文谦、丁凯文、舒云、徐海亮、刘统等人还将其著作赠送父亲，在此，我代表全家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书中许多照片由于年代久远，已无从查找摄影者。在此，对留下珍贵历史照片的摄影者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