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一、给中央写的两封信
作者说明：
2004年，我已是九十岁的人了，自我感觉仍然很健康。总结我长寿的原因，恐怕有四条：一是能吃。每日正餐无肉不行，无酒不行；二是能睡。保证每天睡眠六小时以上；三是能走。每天散步一小时以上，风雨无阻；四是坚持看书写字，活动手脚，充实思想。
经历文革并在中央工作过，现在还活着的人越来越少了。黄、吴、李、邱四人中，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都已走了，我是仅存的还能说话的见证人了。我做了一个决定：再次向中央写信，实事求是的反映三十多年前的情况，并表明我的一贯态度。
年过九旬，毫无顾虑，不吐不快。是对是错，让历史去检验吧！
思来想去，我把这封给中央的信定名为《不平则鸣》。这也许是我有生之年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了。
又过去了两年，送出去的信石沉大海。我做了必要的修改后，收录在此集中，供学者和读者看吧。
不平则鸣（之一）
九十岁李作鹏
一、林彪是反对“四人帮”的先锋
庐山会议林彪为什么反对“四人帮”？主要是林彪与江青的矛盾日益尖锐，江青要夺军权。
由于江青独尊自己是文革首领，企图控制军委办事组，架空林彪，由她直接调动解放军进行“三支两军”工作。黄永胜在林彪、总理的领导下对此不满，很少到她那个庙里烧香磕头，报告请示，因此江青就很生气，多次骂黄永胜：“国民党搞党国，你们搞军国，你们搞军队领导一切，不受党的领导。你们目无中央文革，对我封锁消息，你们戴红星军帽，穿红旗领章军装，不觉得耻辱吗？”康生也曾指责军委办事组是反江青的“俱乐部”。江青怒骂黄永胜，实际上是怒骂林彪。
林彪对军委办事组曾有三条决定：不许江青一伙进入军队；不许军队中有江青一伙的代理人；不许江青一伙插手军队工作。林彪也曾痛斥江青“无名小卒，野心不小”。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不点名的批判张春桥反对毛主席是“天才”，也就是批判江青一伙反军乱军、阴谋夺取军权的野心。所以林彪在庐山会议登高一呼，全场热烈鼓掌拥护（台上除毛泽东外，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均鼓掌）。第二天，再次听完林彪讲话录音，仍然全场热烈鼓掌拥护。
林彪蒙冤垮台后，江青更加忘乎所以，不但反军乱军“火烧荒山”，要夺军权，还要夺党权，夺政权，野心越来越大。
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打倒了“四人帮”，功不可没。但糊里糊涂的，同时把黄、吴、李、邱打入十八层地狱，鱼龙混杂，玉石俱焚，是完全错误的。
据说胡耀邦主张“一风吹”，有人批判他右倾，他忍气吞声，不久就去世了。
江泽民上台后，对林彪问题未见有任何表示，令人失望。可能是顾虑违反《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无能为力。《决议》出世时，客观形势仍是极左思想余毒严重，《决议》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
其实庐山会议问题并不难解决，打倒“四人帮”就是给庐山会议重要平反。李雪峰、郑维山的解放，也就是为庐山会议第六号“反革命简报”的平反。
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彻头彻尾是错误的，各种大、小冤案都平反了，难道文革中唯独林彪一案是正确的、不能平反？只有华国锋的“凡是”思想，才是如此逻辑！如果说林彪“叛国外逃”，处理有困难，可是黄、吴、李、邱及其许多受牵连的高级干部并未叛国，为什么不能平反！
二、否定两个反党纲领
毛泽东说，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称“天才”问题。
反党的“理论纲领”——天才论，“组织纲领”——设国家主席。这是对林彪庐山会议讲话的结论。
天才论如何正确解释，我自认不懂，甘拜下风。我的粗浅感性理解，从“天才”两字的字意讲：天，是无限大，无限高；才，是能力、智慧。两字合起来说，“天才”就是伟大的才能和智慧。《现代汉语辞典》中对“天才”的解释是：卓绝的创造力、想象力，突出的聪明智慧。
庐山会议上，林彪讲了一句：“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就惹起来了毁灭自己的大祸。毛主席定性其是“唯心主义先验论”，是“反党理论纲领”。我认为这是文不对题，强加罪名的批判。林彪并没有说毛主席的天才是先天就有的。陈伯达搞的马列主义语录中，也没有讲天才是先天就有的内容。毛泽东根据什么得出“唯心论、先验论”的结论？这个定性难道不是无中生有、假的放矢、歪曲原意的吗？难道不是完全不应该的“失误”吗？
关于国家主席问题。文革以前设有国家主席，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不论接见外国友好人士及出国访问，争取团结第三世界各国，实行和平共处，功不可没。刘少奇蒙冤后，国家主席空缺。
1970年春，修改宪法时，毛泽东主张不设国家主席。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一开始就主张可设可不设。林彪不仅不愿担任国家主席，也不愿担任国家副主席。
由于政治局讨论同意毛主席意见，不设国家主席，所以庐山会议自始至终林彪根本没有再提国家主席问题。陈伯达搞的马列主义语录，也没有涉及国家主席内容，可见他们已同意政治局的决议，并没有再坚持设国家主席问题。
只有汪东兴在庐山会议华北组发言时，特别强调要设国家主席，并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闭幕时的讲话，讲到国家主席问题就很生气地说：“你们有飞机大炮原子弹，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当国家主席！”这不是生汪东兴的气，而是生“有飞机大炮原子弹”的林彪的气，不承认林彪已经“改正错误”。
事后，毛泽东更严厉地批评林彪是反党、是夺权，难道这不是强加罪名，而是马列主义？谁相信？我是不相信的！
毛泽东去世后，仍然恢复了国家主席制度，可见国家主席制度有优越性，不能取消。
现在江泽民、胡锦涛先后担任党、国家、军委主席，既不像曹操那样害怕放在“炉火上烤”，也没有像某人那样将拥护自己的人诬成是“反党、夺权”。结果是党、国家、军队统一领导，搞得不错。我拥护，我支持。
三、否定无限上纲、强加罪名的极左路线
“一个是无限上纲的钢铁厂，一个是乱戴帽子的帽子厂”。这是毛泽东说的，应该自作自受。其主要表现是：颠倒是非黑白，把是当非，把非当是，把黑当白，把白当黑；正确的认为是错误的，错误的认为是正确的；顺流认为是逆流，逆流认为是顺流。其次是以小化大，半两当作千斤，说错一句平常话，做错一件平常事，不是原则错误夸大为原则错误，不是路线错误夸大为路线错误。甚至把出生入死革命几十年的共产党人、高级干部，夸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三反分子。这是文革中的普遍现象，庐山会议并不例外，举几个无限上纲、强加罪名的例子，可以证明：
1，庐山会议是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2，林彪那个讲话，是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
3，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理论纲领是天才论，组织纲领是设国家主席？？？
4，解放军有骄傲情绪，背上背了两个包袱，一个是打仗有功的包袱，一个是支左有功的包袱？？？
5，华北小组六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
6，表扬江青“参加两次路线斗争，就是同刘少奇，还有同陈伯达、林彪的斗争，都是江青端出来的，她是立了大功的”。要向江青学习？？？
以上各条除了最后第六条外，有什么确切事实根据？是实事求是吗？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吗？是治病救人吗？是党内民主作风吗？我怀疑，我不相信。最好由参加庐山会议的中共九大二百余中央委员评论，由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评论。
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一个党员，竟惹起这样多、这样大、置人死地的滔天罪恶，结果毁掉一个丰功伟绩的元帅，毁掉一批丰功伟绩的将军，毁掉一个著名的政治家、理论家，还有一批其他高级领导干部，你不觉得痛心吗？我觉得异常痛心！难道这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共产党的伟大胜利，值得高兴、值得庆贺吗？不！！这是自己毁灭自己的大悲剧、大灾祸、大错误！第一位全党拥护的接班人毁掉了，第二位全党拥护的接班人又毁掉了，谁高兴？第一是反共反华分子高兴，他们手舞足蹈的庆贺。第二是党内“四人帮”高兴，他们与反共反华分子互相呼应，也是手舞足蹈的庆贺。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领导人之一，是创建工农红军的领导人之一。在战争年代，他的丰功伟绩是谁也不能否定的。
我过去对他一直是拥护的，我现在对他既拥护又反对，正确的拥护，错误的反对。
林彪对毛泽东的拥护，比谁都早，比谁都坚决，比谁都积极。毛泽东顺境时他拥护，毛泽东逆境时他也拥护，林彪遭到毛泽东严格批评时，仍然拥护毛泽东。他是毫不动摇，几十年如一日拥护毛泽东的“顽固份子”，“死硬派”。可是最后拥护毛泽东是“天才”，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本来是“名正言顺”，为党为国的忠诚好心，开始毛泽东也说是“顺流”，不是“逆流”，“二月出现逆流，八月出现顺流”。以后却出乎意外的变了，“拥护”变成错误，拍马屁拍到马腿上，烈马扬脚一踢，把林彪踢翻了，落在臭水坑里，惨不忍睹，臭不可闻。
毛泽东对待几十年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同甘共苦的亲密战友，多么无情无义！
历史京剧《打金砖》，其主要内容是汉光皇帝刘秀喝醉了酒，糊里糊涂把同他一起同甘共苦的开国大臣杀得一干二净，在要杀某武将时遭到强烈反抗，就地拾起一块砖头，要砸昏君，皇帝迅速躲开，没有砸着，最后武将砸自己头脑而亡。皇帝酒醒后，知道皇后为了报杀父之仇，阴谋诡计故意把已戒酒的他灌醉了，结果将皇后也杀了。
这个故事虽然荒唐，但我感兴趣，有教育和启发作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像喝醉了酒一样，糊里糊涂的昨天打倒彭罗陆杨，今天打倒刘邓陶，明天打倒二月逆流。同时把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市主要负责人差不多一扫而光。可是至死之前毛泽东也未酒醒过来，糊里糊涂地表扬作恶多端的江青“立了大功”。刘秀是真喝醉了，难道毛主席也是真的“糊涂”吗？
四、两次性质相近的庐山会议
庐山风景幽雅，是军事、政治、文化齐聚的奇山。
三十年代，蒋介石坐镇庐山，指挥赣湘鄂地区“剿共”，在庐山召开多次高级军事会议，并办庐山军官训练团。
解放军在广大人民支持下打败了蒋介石后，共产党也在庐山召开过各种重要会议。其中特别是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及一九七零年八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均是两次不成功的会议，给人印象非常深刻。
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会议是讨论以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三面红旗的经济建设形势，并总结经验教训。会议期间，彭德怀向毛主席呈送了一份书面意见，其中内容有一句：三面红旗、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句话刺痛了毛泽东的心，很快发起了所谓党内第八次路线斗争，毛主席无限上纲，诬蔑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又说：“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他们搞军事俱乐部，不谈军事，谈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还说：“我同彭德怀相处几十年，只有二八开，二分合作，八分不合作”。会议胡批乱斗，搞得彭帅撤销职务，臭不可闻。
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小组指挥红卫兵把彭德怀拉出来胡批乱斗，甚至将他折磨得死去活来，最后蒙冤死去。毛泽东一句挽救的话也没有说。彭德怀是工农红军创始人之一，不论国内反蒋，还是抗日和抗美援朝，均是中外名将，竟遭如此下场。
一九七〇年八月，中央会议主要讨论宪法修改、发展经济计划和战备，林彪在开幕式大会上讲话，其中有一句不指名批评张春桥的话，林彪说：“毛主席是天才，我仍坚持这个观点”。陈伯达搞了几条马列主义关于天才的语录，以证实林彪讲话是正确的。
批评张春桥，刺痛了毛泽东的要害，“手脚都整凉了”。什么是要害？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全体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对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伙人倒行逆施的群起而攻之。
毛泽东坐不住了，很快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明斗陈，暗批林。
会议结束下山后，在北京首先召开了批判“反革命简报”的华北会议，撤消了李雪峰、郑维山的职务，并隔离反省。然后召开批陈整风会议，批判“军事俱乐部”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会后，毛泽东召集上述几位谈话说：“你们的问题在我这里解决了，主要看今后实际行动”。
可是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南巡时，态度突然大变，在外地秘密讲话，策划批林，其内容不准告诉北京任何人。毛泽东宣布庐山会议没有完，批判林彪庐山讲话是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毛泽东背着党中央，背着中央政治局，秘密策划批斗林彪，其行为就不是光明磊落的。他自己提出的“三要三不要”，自己做到了吗？我看“不要分裂”、“不要搞阴谋诡计”他就没有做到。
林彪为什么“逃”往苏联，众说纷纭。但我认为，“逃”往苏联不是叛变，而是躲难、躲批斗、逃祸。像朝鲜、越南有的高级干部跑来中国躲难、逃祸一样。
有的批判文章说，国民党有汪精卫叛逃，共产党有林彪叛逃，他们的罪恶，永远不能翻案。我认为这是胡说八道，是“四人帮”式的思想言论。汪精卫永远不能和林彪相提并论。汪精卫是彻头彻尾的叛国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当日寇在中国伪政权傀儡主席和伪军统帅，配合日军侵略中国，残杀中国人民。难道林彪是这样吗？你能拿出半点根据吗？
我过去说过：林彪出走是“逼上梁山”，是毛泽东秘密策划批斗林彪的结果，对不对，请大家评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出走是错误的。毛主席则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他去！”不久还高兴地同干部开玩笑说：“你们伤风感冒了，我的亲密战友、副统帅、参谋总长，哪里去了？”由此可见，和当年对彭德怀的态度一模一样。
彭德怀是杰出军事家，排名第二的国家元帅。林彪也是杰出军事家，排名第三的国家元帅。他们的一生对革命事业做出卓越贡献，为党为国为民立下丰功伟绩。对他们的功绩，任何无限上纲、强加罪名都是诬蔑不了的。彭德怀早已平反，林彪仍是悬案，早应平反，三十多年了尚未平反，什么时候平反，拭目以待！
五、否定林彪搞军事政变谋害毛主席
如果林彪要搞军事政变并不困难，利用他在全党、全军、全国的政治威信和黄、吴、李、邱掌握的陆、海、空军大权，搞军事政变可能易如反掌。但林彪根本没有“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动阴谋。黄、吴、李、邱也根本没有这种反党、反毛泽东的邪恶祸心。
共产党、毛泽东把我们提拔到重要领导岗位，寄以很大希望，中共九大时又进入中央政治局，更加感到光荣又责任重大，应不辜负党的重托。因此庐山会议期间，根本不可能搞什么军事政变。有的人说是“未遂政变”，言之无凭，不能成立。毛泽东说是搞“军事俱乐部”，也没有根据。
后来，林立果认为黄、吴、李、邱“这些老总政治水平低……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行，今后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真正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因此出现“五七一工程纪要”。
我认为林立果那些不切实际的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空想，与林彪无关。什么“小舰队”，什么“教导队”，什么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他们野心不小，要谋害毛主席，要袭击钓鱼台，要由他们这些无名小卒掌握国家大权。但其具体措施、具体办法则是很低能的，白日做梦、志大才疏，像小孩玩家家一样胡闹，根本不像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军事家、国家元帅、著名战将林彪的作为。
还有，我在中央24号文件中看到的林彪给黄永胜的所谓“亲笔信”，内容：“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敬礼，林彪”。我认为这封“亲笔信”一定是伪造的，是欺骗无知人的劣等作品，根据有三：
第一，林彪的铅笔字体，我稍有了解，我一看所谓“亲笔信”的字体同林彪的字体，就觉得似像非像，不是林彪亲笔写的。
第二，黄永胜与北戴河林彪处有保密电话畅通，林彪不论重要指示和一般指示，均用保密电话告诉，而黄永胜与北戴河天天有电话来往。我在军委办事组工作，还没有见过林彪有书面指令。
第三，林立果手中的林彪给黄永胜的所谓“亲笔信”，为什么不送给黄永胜，而是给他们死党传阅？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借林彪的权威，欺骗他们死党，拼命去干坏事。最后这份“亲笔信”还是从他们死党手里收回的。
“四人帮”利用所谓“手令”和这份“亲笔信”，诬陷林彪要谋害毛主席，搞军事政变，那是百分之百的冤枉。有些批判文章也把这份所谓“亲笔信”当成“珍奇宝贝”，胡批瞎批，是盲目无知的。
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不平则鸣，现在就鸣到此，还有其他问题，以后再鸣。其实庐山会议情况，在我的回忆录中已有所记录，但那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写的。现在写的是补充过去的不足。
九十高龄老人，能不能继续补充很难说，可能带到火葬场烧掉而了结。但物质不灭，历史是人民写成的，我很乐观。
不平则鸣（之二）
九十岁李作鹏
一、含冤负屈
特别法庭判决我三条大罪：第一是组织领导反革命罪；第二是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三是诬告陷害罪。这三条大罪，根本没有出示任何证据，完全是诬蔑陷害。
其实当时国外评论很多，有的说：“黄永胜等几位大将的罪行，没有明确的证据”，有的说：“证据不足有失公平”，有的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等等。
现在主要谈林彪在山海关机场”外逃”问题。在这个举足轻重、震动中外的问题上，特别法庭对我定罪三点：1，“两次篡改周恩来的命令”；2，“没有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措施”；3，“事后涂改电话报告记录，掩盖罪行”。
参加公审领导人之一伍修权曾说：“李作鹏主要是山海关机场问题”。
公审及以前，我对山海关机场问题采取了全部承担责任的态度，因为林彪是在山海关机场“逃走”的，机场是海军机场，我是海军第一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又是遵照周总理指示处理机场问题。因此当时我认为，山海关机场发生的问题，不管性质多么严重，我不但有领导责任，而且有直接责任。我不能把责任推给周总理。我对周总理领导的高水平、工作才能、人格风度历来是敬佩的。他在处理“九？一三”事件的过程中，不管我觉得有什么不妥，有什么失误，宁愿自己承担，宁愿自己吃亏受委屈，也不把错误推给周总理。为了党、为了国家、为了大局，即使蒙冤负屈、粉身碎骨，也不说一句怨言。
在特别法庭公审高压下，我咬紧牙关忍耐着，丝毫不涉及周总理，只说了一句：“承担责任，保存资料，保留意见”。同时我还表示，“希望特别法庭把处理山海关机场事件的全部资料长期保存，以留给尔后的史学家、法学家研究参考”。
应该说，我这种做法不是实事求是，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没有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给历史留下一片空白。
经过十七年的刑期折磨，苦也吃了，罪也受了，人也风烛残年了，才决心将含冤负屈、闭口不讲的情节，吐露出来，并将详细情况写在我的回忆录中。
二、简述过程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深夜二十三时，周总理电话查问：“山海关机场今天下午是否有一架空军飞机到了那里？”我经查问后报告周总理：“有一架三叉戟飞机于晚二十时十五分到达，现仍停在机场”。周总理听后语气平和地对我做了四条指示：
一，北戴河那位，可能要动，要飞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夜航。
二，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就请他给我来个电话。
三，空军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我的指示、总长的指示、吴副总长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飞。
四，我已告诉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去了，作必要的准备。
九月十二日23点35分，我将周总理指示精神向山海关机场进行传达。但是由于我并不了解北戴河发生的情况，对总理电话指示中的第三条，当时我确有思虑：“难道周总理个人指示，或黄总长个人指示也不能放飞吗？”因此在向山海关机场场站值班员传达总理第三条指示后加上了我的补充：“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
九月十三日零点06分，我再次打电话告诉山海关机场说：“空军那架三叉戟飞机要经周总理、黄总长、吴副总长和我的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是谁的指示要报告我，你们要切实负责。”
九月十三日零时20分左右，当场站领导电话请示：“如果飞机要强行起飞怎么办？”我不敢决定。我答：“可直接报告周总理。”
九月十三日下午，秘书刘继祥向我报告，海航五师整理的《山海关机场九月十二、十三日情况报告》。其中山海关机场记录零点06分的通话原文，完全不符合我的指示原意。因此我进行了修改，修改后全文是：“零点06分，李政委来电话，再次强调中央首长指示，四个首长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你们要负责任。”这样才符合我指示的原意。同时我要刘秘书与山海关机场校对，刘秘书经过校对后，报告我说：“完全与首长改动的情况一样。”（刘秘书仍然活着，可以查证。）
之后，刘继祥秘书将报告誊抄后送我，我一个字也没有改动，就在这个文件头上写上：“呈总理批示”。
事实过程就是如此。
三、周恩来的失误
九月十三日晨，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由周总理报告林彪“外逃”的经过。我从周总理的报告中，才大致了解林彪乘飞机“外逃”的情况。当时我听后非常震惊！原来周总理早就知道林彪要坐飞机“外逃”，但却没有向我透露任何蛛丝马迹，显然是对我政治上不信任！
我认为周总理处理山海关机场“九？一三”事件的过程中，存在重大失误，他采用的既不是上策，也不是中策，而是下策！
什么是上策？当总理知道林彪要“外逃”的情报，应立即指示北戴河担任林彪警卫的8341部队加强警卫，加强监视，控制林彪的交通工具。同时总理完全可以直接与北戴河林彪或叶群通电话，明确告诉他们，中央不同意夜航，不同意现在离开北戴河。
什么是中策？周总理既然对我政治上不信任，不便告诉我林彪要“外逃”的情报，那就不应该让我处理这个问题，应该命令其他人或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来处理这个问题，明确告诉他林彪要“外逃”，立即关闭山海关机场，严格控制三叉戟飞机，软禁空军机组人员不准乱动。这样林彪即使到了山海关机场，也无法“外逃”。
什么是下策？上面两策皆失，采取了对我政治上不信任，而又要我处理这样重大问题，既不敢告诉我林彪“外逃”的情报，又不敢指示我采取强有力阻止林彪“外逃”的措施，把我蒙在鼓里，糊里糊涂不可能有什么好的高明办法，周总理违背了“用兵不疑，疑兵不用”的原则，犯了兵家大忌，结果导致林彪飞机“逃跑”。
周总理知道林彪要坐飞机“外逃”，为什么提出“四人一起”的办法？这完全不是他处理紧急重要问题的作风。周总理一生独自处理许多国内外、党内外的紧急重大问题，他有资格、有权力、有能力、有经验，独自专行处理，根本无须什么“四人一起”，完全是多此一举。
但是当时一个是党的副主席、接班人，一个是中央常委、国务院总理，一个要夜航，一个不让夜航。摆在面前的确实是一个难题，怎么办？把林彪放跑了，不亚于爆炸一颗原子弹；把林彪扣住了，林彪不承认“外逃”，还会责问总理为什么限制我的行动自由，周总理就很为难了。找“四人”共同负责，似乎会好一些。
其实“四人一起”是无法处理紧急情况的，很容易贻误时机，不是好办法。夜间四人并不是集中在一起，而是分散在各自住宅。林彪飞机要起飞夜航，山海关机场先向我报告请示，我立即报告周总理，报告总长，报告吴法宪，征求意见后，才向山海关机场作回答。或山海关机场直接请示周总理，由总理征求黄、吴、李的意见，也要一定时间。这才是拖延时间，放跑林彪的办法。
在这里还要提一句，无论“四人一起命令”，还是“四人中任何一人指示均可放飞”，还是“联合指示才能放飞”，都无法改变林彪强行起飞的事实。只有周总理按上策或中策的原则果断处理，才有可能阻止林彪的行动。
总而言之，特别法庭回避周恩来的重大失误，把我打成替罪羊，似乎是顾全大局。其实我个人牺牲，关系不大，最重要的是不执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及没有明确证据，有失公平，自毁长城的政治影响甚大。
公道在人心，千古奇冤，历史迟早会还个清白。只要我们党的领导能够真正实事求是，做到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任何重大历史问题都可以公平、公道、正确解决。党的领导威信大为提高，人民心情舒畅，全心全意拥护。如果我们党的领导对于重大历史问题过分依靠“宜粗不宜细”，不敢触及问题的根本原因，不敢触及问题的关键，为了找替死鬼，甚至无限上纲，强加罪名，把好人诬成坏人，把小错说成大罪，用这样不公平，不公道的错误处理办法，来维持领导威信和权力，是困难的，不能持久的。人民不会心服口服，不会心情舒畅，不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民心似水，可以载舟，可以覆舟，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
二、步兵营进攻演习的几点经验
作者说明：
这篇文章发表于1953年10月《八一杂志》第40期。本文通过组织步兵营进攻演习，论述对诸兵种合同演习的组织工作要点，强调学员要在模拟实战演习中训练。
为了了解诸兵种合同战斗的战斗组织与协调方法，52年我校在汉口北横店附近，组织了一次联合兵种的步兵营进攻实兵演习。兹将此次演习的几点体会写出，以供参考。
一、演习前的准备工作
演习成效的好坏，决定于演习前准备工作的好坏。凡准备不细致，计划不周密，均经影响演习的成效。
1，选择演习地区——演习前先从地图上概略决定演习地区，然后详细现地侦察，务求能适合兵种合同战斗的演习。首先应适合坦克进攻（如只有小起伏地，农作物少），其次应有良好参观地点及交通方便的地形。横店附近，就具备上述条件——有公路，有铁路，有便于坦克运动的小起伏山岗，有便于诸兵种协同组织的地形，有足够的正面刊于纵深，也有高低便于参观。
2，构成想定——演习地区决定后，组织战术教育和各兵种的教员到现地详密的组织想定。想定组织，必须针对美帝防御特点，以及现代化作战的特点为着眼。要表现出合同战斗的功用。为此必须对现地详密侦察，反复研究。务使想定内容基本上是完备的，然后印刷出来，再组织预演。演习者有了想定做依据，即易于理解演习内容。如果想定制定的粗糙，必将引起预演中的许多修改和变动，而浪费了人力和时间。
3，组织演习指挥部——组织一次演习，无异于组织一次战斗。诸兵种合同战斗的演习组织工作和组织诸兵种合同战斗是一样复杂的。必须有统一的、健全的指挥机构，有各种专门人材，具体分工，各行其实，才能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演习。千万不要临时抽调指导人员，或一人见数职，这样则易于混乱指导步骤。指挥部干部，不要有临时应付公差或帮忙观点，必须正确认识这是完成诸兵种合同战斗训练的重大任务之一，要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
4，演习分队的训练——演习分队是从各种不同建制的单位调集一起的，军事素养不一致，技术无联系。因此训练步骤须根据各分队具体情况，围绕演习内容，先予以分别的训练和指导，尔后再联合地预演，这种训练完全是突击式的，强调各兵种动作熟练和协同一致，特别哟啊遵守时间，严格执行计划。据我们的经验，先将演习分队在演习地区全部摆开，使各分队明了他们在各时期、在各地点的动作；然后分散，在其预定演习的地区，从单兵到班、排、连反复演习；最后总和预演，使各兵种动作一致，有步骤地逐次修正。这既能发现到各分队技术问题，又能符合联合演习要求。其次演习分队，必须确认演习就是训练自己的最好时机，应愉快地努力训练和学习。这次演习证明，有正确认识的演习分队，经过反复演习，无论干部战士，在战术上、技术上、体力上均有显著的进步：相反，有些分队存在帮忙应付公差的观点，则收获不大。
5，预演及器材消耗——组织一次正式演习，须有三至四次的正式预演，使用一部分器材，才能期望正式演习比较完善。据我们的经验，预演所需器材，最少须于正式演习时相等。否则预演时看不出缺点，而正式演习时，反而使用器材过多，发现缺点亦来不及纠正，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6，工事构筑——工事构筑包括敌防御工事及我方进攻工事，这些应和真实阵地完全一样的构筑，特别注意伪装，严格规定纪律，务使在攻势发起前，战场上形成空虚的状态。兵种虽多，但看不出目标来。这样才能显示出现代战斗特点。
7，组织参观——假设参观者能够深刻体会内容起见，在演习前一天，参观人员有组织地到演习场参观。由演习指挥部有组织、有计划地派专人到每一阵地上，现地结合图表、沙盘、实兵、事物每一阶段的各兵种动作，使参观者有一个全面演习内容的概念。这样既便利于他们次日的参观，同时也就等于上了一次步兵营进攻现地研究的课。正式演习时，须到指定的参观地点参观。由战术教员利用广播器，结合演习进程，按时逐段介绍，特别是容易使人模糊的地方，详加说明。否则演习进行很快，容易形成走马观花，看看热闹，印象不深。
二、从这次演习中解决的一些问题
1，接触敌人的进攻方式：过去进攻方式一般由行军队形开进、展开，经过接敌运动然后进攻阶段。对于近代战争通常采取的冲锋准备，冲锋实施，纵深战斗三个阶段，思想上是有抵触的，尤其是初级干部。经过这次步兵营的演习，大家才明白：因为现代战争，双方军队数量众多，战线漫长，自动火器和机械化部队的增加，以及筑城器材的进步，常使双方形成胶着状态。因此进攻部队常是在接触敌人阵地前沿200—400公尺的距离，进行绵密攻击准备，然后发起总攻。这样不但突入敌阵容易，而且减少突入敌阵地内不必要的混乱，缩短战斗过程。这种没有经过接敌与进攻阶段，而直接接触敌人的进攻，是近代诸兵种合同战斗通常采用的进攻方式。
2，从步、炮、坦、工及空军的互相关系，证明单一兵种不能独立完成任务。现代作战是各兵种协同动作为基础的全军战斗。经过这次演习，更显著地说明了这一点。如在演习时，炮火准备未开始前，空军开始轰炸破坏；炮兵开始延伸射击，坦克引导步兵冲锋。但在炮火已延伸射击，而坦克与步兵尚未冲到敌第一堑壕的空隙期间，敌人的火力恢复了，营的直接瞄准的步兵炮及营迫击炮，重机枪，俄猛烈地压制敌复活的火力点，使坦克、步兵顺利地实施冲锋。
坦克与步兵保持200—400米公尺距离，在炮兵护送射击掩护下，坦克、步兵一波一波地前进。在坦克受到敌反坦克火力或防坦克障碍物阻止不能前进时，工兵则协同步兵，处以火力消灭敌反坦克手及坦克武器外，很迅速地排除了一道一道的防坦克障碍物，使坦克顺利前进。同时坦克又以火力掩护工兵作业，引导步兵向敌阵地突进。这就是诸兵种合同战斗互相依靠、互相帮助的关联性。也必须这样，在诸兵种的合同作战中发挥美国兵种的特性，才能完成共同任务，彻底消灭敌人。
从这里有力地证明了无论强调哪一个兵种，都不能单独完成现代化的战斗任务。我们这次演习，有一辆坦克掉在敌人第一堑壕里，步兵、工兵只顾前进，没有及时帮助坦克克服困难，到演习结束后才把坦克救出来，这是合同作战演习中不应有的现象。
3，进攻正面、纵深及其速度：大家知道，按战术原则，通常主要突击方向上的团，进攻正面在1500工尺左右，纵深3—5公里，当前任务是夺取敌人第一阵地，后续任务是占领敌团预备队阵地及其炮兵阵地：主攻营进攻正面在700公尺以内，纵深1500公尺左右，当前任务是夺取敌第一、二道堑壕，后续任务是占领敌第三道堑壕，并歼灭敌营预备队及其炮兵。进攻速度平均每小时1.5至2.0公里。有些同志对这些原则始终有所怀疑，认为进攻正面太宽，纵深太长，尤其对于进攻的速度，认为太快。
这次营进攻的演习，正面是700公尺，成两个梯队，既不感觉兵力火力的拥挤与密集，亦不感觉兵力分散与薄弱。至于突破敌营防御阵地1200公尺的纵深，只经过45分钟（从发起冲锋计算起）就解决战斗。从这次演习，由于现代化装备的部队出现于战场，这个进攻正面和纵深及其速度的数字，证明是正确的。
4，炮兵保障：从这次演习，大家对于炮兵保障有了深刻的认识。如：在炮火准备时，营八二迫击炮归团炮兵群长指挥，参加炮火准备，团配属于营的步兵炮，担任直接瞄准射击。这就使压制和破坏射击都起着很大的作用。冲锋发起后，师、团炮兵群以逐次集中射击护送坦克与步兵冲锋，团、营部分炮兵则在炮火延伸后担任压制敌复活火力点，直接掩护坦克、步兵的冲锋。纵深战斗时，营的战斗地区虽然仍在师、团冲锋护送射击范围内，为取得步、炮更进一步的密切协同，及时对敌压制及粉碎敌之反冲锋，团炮以一部转属都营，营炮以一部转属到连。如此分割指挥不但火力仍然是集中的，而且机动灵活，足以应付一切变化，加速战斗的进程，解决了不会使用大量炮兵的模糊认识。
5，现代化进攻与防御阵地组织：这次演习，自进攻方面，据敌前沿200—300公尺处挖掘第一道堑壕，并有各种火器掩护的交通壕、掩壕、掩蔽壕、防弹坑、指挥所及防坦克障碍物和坦克出发阵地及炮兵阵地等工事设备。敌军方面阵地，按照美军防御特点，结合现代化防御原则而组成的。包括主阵地、预备队阵地及炮兵阵地。此次我一个营进攻敌人一个连的正面，该连以两个排展开在第一堑壕内，另一个排在第二堑壕内，其第三堑壕则为营预备队于营炮兵阵地。第一堑壕严酷第二堑壕距离为200—400工尺，第二堑壕距离第三堑壕约为600—800工尺，有两个主干交通壕贯连其整个防御地区纵深。另有补充堑壕在第一、第二堑壕间斜交，加强阵地组织，在阵地周围及其纵深围绕着防坦克地雷区及各种障碍物。
由于上述进攻与防御阵地编成，使学员对于现代化进攻与防御阵地组织，得到明确的认识，同时也解决了各兵种、各阶段、各时期的协同问题。
6，通信联络：这次通讯联络组织是经过团通信枢纽部、团、营指挥所、观察所等系统组成的。在演习过程中，通信联络得到有力的保证，大家对于各种通信手段亦有了深刻的认识。
在有线电方面：于进攻准备时期，必须沟通各梯队以及各兵种指挥员间的通信联络，并架设双线，防止指挥联络中断。但在我军现有电话技术装备下，一般赶不上步兵发展速度。所以在进攻发起后，应采取无线电联络为主，以有线电为辅助，这样才能保证通信及时。无线电方面：以我现有的通信装备及技术条件，报话机只能配属到营，步行机运动轻便，使用手续简单，可以配属到连。经过这次实际经验，无线电的使用应更进一步发展到排才能通信自如，对空联络则主要使用布板。
三、今后对诸兵种合同作战教育的改进意见
由于这次演习规模小，只有步兵一个营、坦克一个连（十辆）、工兵一个连、炮兵一个营（实际只有两个多连）、一个通讯连、飞机只出动了一架参加，未能呈现出诸兵种合同作战全般动作。营进攻过程很短。一闪而过，参观者所得的印象也不十分深刻。特别是兵器陈旧，显示不出新兵器的威力。如坦克太旧太慢，稍遇坡度就爬不上去，使步兵与坦克动作都不够紧张，飞机为按预定计划出动及行动，表现不出什么战斗动作，形成象征性的配合。这都是演习中的缺点，根据这次演习经验，对今后合同战斗教育，提出下列四点改进意见：
1，组织诸兵种合同战斗实兵示范演习，最好有现代化的装备，特别是坦克、飞机、炮兵，同时要有充足的物资器材保障，这样才能表现出现代化的战斗特点，对干部与部队教育才会深刻，否则虽耗费很多人力物力，收效仍难满意。
2，诸兵种合同作战，要使各兵种互相协同，充分发挥各兵种特性，汇成诸兵种集体力量，否则，哪怕是很小地违反计划的行动，必将影响全局的行动，这一原则无论演习或作战均不能违背。遵守时间，遵守计划成为合同作战的高度要求。这种思想与习惯必须在严格的养成教育及日常生活教育中，同时进行培养。
诸兵种合同战斗的战术精神，必须贯彻到最小分队。因为现代战斗已不是一连一排单独作战，哪怕最小的一个步兵班，它前面一样可能有坦克引导前进，有炮兵护送冲锋，有空军支援进行战斗，不能以孤立的单一步兵班、步兵排的战斗动作去教育部队。步兵指挥员通常就是诸兵种合同战斗的指挥员，应加强其全局观念及诸兵种协同动作的作战指挥能力的训练。
4，步兵是完成最后歼灭敌人的兵种。无论哪一兵种，都应以协助步兵完成任务去协同作战。“一切兵种的协同动作都为步兵的利益而组织”（摘自《苏联步兵战斗条令》第二部第一页）。所以各兵种如果只强调本兵种的特殊性及困难，各搞一套，否定步兵仍为主要兵种的地位，均将妨碍团结，无法做到完善的协同动作，而势必影响战斗进展及战果。
以上就是此次步兵营实兵进攻演习的经验初步归纳，是否正确尚请大家指正。
三、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
——论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
作者说明：
本文刊登于1964年12月，《红旗》杂志第23、24期。这是我调任海军后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是学习、领会和宣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性文章。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指针，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切工作唯一正确的指针。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为战胜国内外敌人，解放全中国，进行了长期的英勇的斗争。中国革命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通过不断地摧毁反革命军队，不断地在一块块地区打碎反动的国家机器，最后夺取了全国政权，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的。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经验，生动地证明了毛译东思想的英明、伟大和正确。
中国人民的革命武装在开始建立的时候，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军队相比校，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处于劣势地位。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中国人民革命武装经常处在强大敌人的包围和进攻之下。因此，能不能在战略上以一当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能不能在战术上以十当一，善于斗争，善于胜利，就成了一个十分突出十分分严重的问题。正是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具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革命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毛泽东同志从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基本观点出发，规定了人民军队的建军方针和建军原则，解决了人民军队以弱胜强的一系列战略战术问题，引导中国人民革命的武装斗争，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的核心，也是我军的传统战法。这种作战方法，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的斗争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对于战胜国内外敌人，夺取全国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1【注1《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19页。】又说：“实行这种方法，就会胜利，违背这种方法，就会失败。”1【注1《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96页。】
认真学习和研究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战法，对于深刻地学习和领会毛译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全面地学习我军几十年来丰富的作战经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一战略策略思想在军事斗争中的具体体现
正确地认识敌我形势，建立正确的战略策略思想，是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耍关键之一。毛泽东同志根据长时期同国内外敌人作斗争的经验，并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中国和世界历史以及当代国际形势，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机老虎”的著名论点，形成了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战略和策略思想。
毛泽东同志反复指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虽然貌似强大，但是，它们代表的是反动的、腐朽的、没落的阶级。历史发展的规律注定了它们必然灭亡的命运。因此，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革命人民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是纸老虎，在战略上藐视它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同时，毛泽东同志又反复指出和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其有两重性。在它们最后被消灭以前，它们暂时还有力量，在军事上暂时还占有优势，它们还要吃人。在这点上说，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因此，在战术上，在具体斗争中，革命人民必须重视敌人，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只有把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灵活巧妙的斗争艺术结合起来，才能夺取每一次具体斗争的胜利，最后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时曾说过：“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又说：“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1【注1《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0、222页。】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也可以说是战略上“以一当十”、“以少胜多”，战术上“以十当一”、“以多胜少，这一思想的进一步的高度概括。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是战术上重视敌人在军事斗争中的集中表现，是战术上“以十当一”、“以多胜少”的具体化。由于我们在军事斗争上充分重视敌人，足够地估计敌人的力量，因此每次作战都强调作好充分的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和不打无把握之仗，反对一切侥幸取胜的心理和轻敌冒进的作法，力事不战则已，战助必胜。毛泽东同志说：“几个大汉打一个大汉之容易打胜，这是常识中包含的具理。”2【注2《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67页。】每战集中二倍、三倍、四倍甚至五、六倍于敌的兵力以对付敌人，就是以几个大汉打一个大汉。这样，我军就有胜利的充分把握。同时，找军又十分讲究指导战争的艺术，注意利用敌人的弱点、错误和敌人内部的矛盾，以及共他各种有利条件，实行各个击破。毛译东同志说：“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呀做各个击破。”3【注3《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页。】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同时又体现了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思想。因为只有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具有“以一当十”的革命气概和战斗精神，才能在强大敌人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为敌人的来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复杂环境所迷惑，敢于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另一方面，实行这个作战方法，不断地取得战役战斗的胜利，又进一步教育了人民和军队，使他们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清楚地看到敌人是可以打败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是完全正确的。这样，又必然会进一步增强人民和军队对敌斗争的信心，鼓舞他们为夺取更大的胜利而斗争。
有人认为，战术是服从于战略的，既然战略上“以一当十”，那么战术上就不能“以十当一”，否则战术和战略就相互矛盾。这些人看问题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他们不了解战略和战术的辩证关系。说战术服从于战略，是说一切战术必须有效地保证战略方针的实施和战略目的的实现。战略和战术既是一致的，又是有区别的。战术隶属于战略，服从战略目的，这是它们一致的方面；但战略学是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战术学是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这又是他们区别的方面。如在抗日战争中，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战役战斗上的作战基本方针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两者看来是相反的，然而，没有后者，前者就不能实现。同样，战略上“以一当十”和战术上“以十当一”两者看来是相反的，但后者恰恰是实现前者的必耍手段。如果抹杀战略和战术的区别，在具休作战中也强稠“以一当十”，就必然会犯轻敌冒险的错误。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如群众基础、地形、天候、打击对象等条件对我特别有利，或为了完成某些特定的作战任务，在战役战斗中也有以少胜多的场合。但是，作为作战指导思想来说，作为主要作战方法来说，安们必须坚持以多胜少，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由此可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既表现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又表现了严格的科学态度和灵活巧妙的斗争艺术。它是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战略策略思想在军事斗争中的具体体现。
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转变敌强我弱形势，加速最后胜利的最有效战法
革命的人民武装，在开始的时候，甚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总是处在强大敌人不断的进攻和“围剿”之中。这是通常的敌我客观形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这种形势是可以转变的。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战争力量的优势和劣势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和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和被动的现实事物。在战争过程中如何推进、加速力量对此的变化，如何使弱小的革命力量，在敌人处于优势的情况下，夺取主动，摆脱被动，达到制敌而不受制于敌的地位，从而战胜强大的敌人，其决定因素是靠主观的努力，即运用正确的战法，多打胜仗，少犯错误，并经过持久的、艰苦复杂的斗争，不断地消灭敌人，不断地壮大自己，将我之战略上的劣势和被动，转变为战略上的优势和主动。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1【注1《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9页。】这一正确指导，最主要的就是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战法，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各个历史时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对于改变进退、攻守、内线和外线的形势，使我军由弱变强，由劣势转为优势，起了极其重耍的作用。它在长期的革命战事实践中，经受了一切考验，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译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深刻地分析了敌人强大红军弱小的特点，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既有顺利条件又有困难条件的两个方面，即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但又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根据这一规律，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等一整套的作战原则和方法，解决了以弱小的红军战胜强大敌人这一最困难的课题。
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运用上述的战略战术，在一九三零年到一九三二年间，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四次反革命“围剿”，发展了红军武装，扩大了革命根据地。一九三零年底，蒋介石集中了七个师约十万人，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法，“围剿”江西中央红军，妄图一举将红军歼灭。当时我军只有四万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下，采取了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以四万人的全部力量突然攻击敌张辉瓒师，全部歼灭敌人。继而又追歼谭道源师一半。第一次“围剿”就胜利地被打破了。一九三一年五月，敌人又以二十万人的兵力发动第二次“围剿”，当时中央苏区红军只有三万余人，此上次反“围剿”时还少。我军仍然实行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先打王金钰等部十一个团。初战胜利后，接着打其余各路敌人。十五天内，横扫七百里，连打五仗，缴枪二万余，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一九三一年七月，蒋介石又亲自出马，组织三十万人发动了第三次“围则”，分三路长驱直入，企图压迫我军于赣江而消灭之。我军在上次反“围剿”中，苦战之后，没有得到休整补充，兵力仍是三万左右。针对敌我情况，我军采取了“避敌主力，打共虚弱”的作战方针，千里转战，机动灵活地在敌人大包围圈内，利用敌人的空隙，穿插转移，调动敌人，疲惫敌人，寻找战机，终于在兴国、宁都地区三战三胜，缴枪逾万。在敌人退却时，又消灭其一个师和一个旅。经过三个月的奋战，第三次“围剿”又被打破了。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敌军分三路进攻中央苏区，我军集中兵力先打其西路，一举歼灭两个师，继而又消灭其中路的一个师，两役缴枪万余，这次“围剿”也基本上被打破了。只有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者，完全违背了毛译东同志的军事路线，才没有粉碎敌人的“围剿”，而目使红军遭到了严重的损失。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特点和国内外的形势，说明了抗日战争必然是特久战，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科学地预见到了三个战略阶段的发展过程，从而规定了持久战这个总方针，并提出了“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战，内线中的外线”的具体战略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战法，在新的情况和新的条件下，有了新的发展和不同的运用。
毛泽东同志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提高到战略地位，正确地解决了如何在敌人的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一系列问题。首先，明确地提出了“我军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辅”1【注1《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7页。】的方针，批判和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者提出的所谓“运动游击战”的错误观点。共次，强调必须建立根据地。根据地是进行游击战事，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的战略基地，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而“一切游击战事的根据地，只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基本的条件逐渐地具备之后，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2【注2《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5页。】第三，游击战争的兵力使用的“主要的方法是分散使用、集中使用和转移兵力”3【注3《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3页。】，即所谓时而化零为整，时而化整为零，忽南忽北，又游又击。对于分散、集中和转移三者的关系，强调指出：“游击战争本来是分散的，所以成其为普通的游击战，且在并多任务，例如扰乱、钳制、破坏和做群众工作等，都以分散兵力为原即；然而就一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当着执行消灭敌人的任务，尤其是为着打破敌人的进攻而努力时，就仍需集中其主耍的兵力。‘集中大力，打敌小部’，仍然是游击战争战场作战的原则之一。”4【注4《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0页。】在情况和任务需要时，游击队和游击兵团还必须像流水和疾风一样，迅速神秘地棘移其兵力。第四，在游击战争已经起来并有相当发展之后，敌人向游击战争根据地的进攻是必然的。因此，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是打破这种围攻，采用反包围的形态。”1【注1《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9页。】如何打破这种围攻？毛泽东同志指出“应是以次要兵力钳制敌之数路，而以主要兵力对付敌之一路，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袭击战法（主要的是埋伏战），于敌行动中打击之。”“一路打破之后，又转移兵力去打破敌之另一路，这样各个地击破敌之围攻。”2【注2《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9-420页。】
我军在八年抗战中坚决贯彻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战略战术原则，广泛地开展了敌后的游击战争，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抗击了百分之六十四的侵华日寇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伪军。粉碎了敌人残酷的“合围”、“扫荡”、“蚕食”和“封锁”。在最艰苦的时期，敌人曾集中了大部分兵力进攻我抗日民主根据地，仅在华北就用了八十余万兵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主力部队和民兵、地方游击队严密结合，在内线和外线灵活作战，一方面以部分主力部队分散配合民兵、游击队牵制敌人，袭扰敌人，用地雷、土枪、土炮、手榴弹杀伤敌人，另一方面，大部分部队则转到敌人“合围”圈外，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歼灭敌人一路或一部，以粉碎敌人的进攻。八年抗日战争，我军总计消灭了日寇五十二万七千多人和伪军一百一十八万多人，创造了十九个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了近一亿人口的广大土地。我军由几万人发展到九十多万人，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的总兵力有四百三十万人，在抗战结束时接收了日本侵略军一百万人的装备，美帝国主义又为它装备了一百零六个师，而且拥有三亿以上人口的地区，控制了全国所有的大城市和大部分铁路交通线，其实力不能不说是相当雄厚。我军当时的兵力只有一百二十多万人，不及国民党军队的三分之一，并且被分割在十几块根据地里，军队装备差，没有外援。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内战，毛泽东同志深刻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蒋介石政府的强大只是暂时的、表面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外强中干的政府。它的进攻是能够打败的，它的前途必然是众叛亲离，全军覆灭。为了粉碎蒋介石集团的进攻，毛泽东同志规定了“我军应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的作战方针，并且指出“在蒋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我军必须特别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1【注1《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7页。】以后，又在阐述十大军事原则时，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作了具休说明。我军贯彻执行了这一战胜敌人的根本战法，在四年的战争中，共歼敌八百余万，解放了全国大陆。
在战争开始时，国民党反动派似一百六十万军队向我实行全面进攻。我军实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大踏步后退，大踏步前进，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诱敌深入，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选敌薄弱或孤立的部分，在运动中予以各个歼灭。经过八个月的战争，歼灭敌军七十一万多人，敌人被迫停止了全面进攻，并改变战略方针，对我山东和陕甘宁两个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我军在山东地区孟良崮等战役歼敌五万余人，在西北地区七次战斗中歼敌三万余人，又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这样，前后经过一年的战事，共歼敌一百一十二万，迫使敌人转入了全而防御，我军则由战略防御传入战略进攻。一九四七年七月，首先由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接着各野战军相继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构成了全面性的战略进攻的总形势，并从此将战争的主耍战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到一九四八年六月，共歼敌二百六十四万人，并檄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我军不仅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而且在战争中发展到二百八十万人。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此和战略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此时，国民党五个战略集团，分别陷在东北、华东、华北、中原、西北五个战场上，只好被动挨打，作垂死挣扎。
毛泽东同志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洞察到战略决战的时机已握到来，就在蒋介石企图收缩兵力，向南总撤退之前，当机立断，抓住大好战饥，组织和实施了规模空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进行了伟大的战略决战。在三大战役中，对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战法的运用，有了更高的发挥，达到了更加完善的阶段。在我军对敌人实施战略包围的同时，进行了战役战术的分割围歼，即在战略上将敌人的战略集团分隔在几个战场上，而在各个战场上，又把敌人强大的战略集团肢解为若干孤立部分，然后集中优势兵力，逐次予以歼灭。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的一百四十一天中，总共歼灭了敌人一百五十四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华北全境和其他广大地区。我军主力前进到长江北岸，使国民党反动派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大大地加速了解放全国的进程。
中国革命战事的实践证明，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作战方法，不仅在我处于劣势，敌处于优势的情况下，可以将我之劣势转为优势，而且在我处于优势，敌处于劣势的清况下，可以加速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
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基本思想是歼灭战思想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基本思想，就是歼灭战思想。毛泽东同志说：“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1【注1《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2页。】歼灭战，是我军历来作战的基本根本指导思想，是毛泽东同志伟大战略战术思想的精华。它贯彻在中国革命战争所有作战原则之中。打歼灭战，就是力求每战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使敌人被歼一个连少一个连，被歼一个营少一个营，被歼一个团少一个团，被歼一个师少一个师，这样不仅使敌人消耗了人力物力，而且在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即使得到补充，也是越战越弱。这种战法，毛泽东同志说：“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2【注2《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1页。】这是对歼灭战思想的精辟论断。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打歼灭战的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作战一原则。集中兵力与各个歼敌，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为条件的辩证关系。只有集中了优势兵力，才有可能实现各个歼灭敌人；同时只有采取各个歼灭敌人的方法，才容易形成和保持兵力的优势。正确地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既解决了打歼灭战的物质基础，又解决了打歼灭战的具体方法。
集中兵力是打歼灭战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指出：“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1【注1《印度起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2卷，人民出版社，第326页。】毛泽东同志也指出：“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2【注2《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7页。】战略、战役和战斗上都应集中兵力，但集中的形式、程度则是不同的。战略上的集中兵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主要是通过战役、战斗来实现的，在我强敌弱的条利下，更容易采取直接的形式来实现。但是，不论是敌强我弱或我强敌弱，都应当集中兵力作战。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只有集中了优势兵力，才能有足够的力最实施歼灭战，井且能够速决。当实施进攻作战时，就能够迅速地突破敌人的防御，就能够有力地粉碎敌人的增援和反突击，就有足够的兵力进行迁迥包围和穿插分割，就能够进行连续作战，快速扩大战果。当进行防御作战时，就能够大量消耗、削弱进攻的敌人，就能够争取时间，并且可能由防御转入进攻。反之，如果没有集中优势的兵力，就达不到歼灭敌人的目的，也不可能求得速战速决，而可能形成战役战斗相持不下的局面，可能打成击溃战或得不偿失的消耗战，甚至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
各个歼敌是打歼灭战的重要作战原则，是我军在战略、战役、战斗中必须贯彻到底的一个作战原则。当兵力集中之后，是企图一口吞掉敌人，还是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逐次消灭敌人？很明显，只有采取各个歼敌的方法，才能顺利地歼灭敌人。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对优势之敌，只能采取分割包围的战法，造成我局部的优势，将敌人逐个歼灭。就是对绝对劣势之敌，仍须采用各个歼敌的方法，才能以最小的代价迅速彻底地歼灭敌人。如淮海战役，我军在总的兵力对比上虽然略少于敌军，但在局部战役中集中了优势兵力，采取了各个歼敌的方法，首先歼灭黄伯韬兵团，再歼灭黄维兵团，最后围歼丘清泉、李弥兵团，因而取得了整个战役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同志指出：“敌强我弱，敌之要求在于我集中主力与之决战。我之要求则相反，在选择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与之作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决战……而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无把握的决战。”1【注1《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6页。】这就是说，由于敌强我弱的特点，运用各个歼敌的方法，又必须是从小口小口吃做起，集小胜为大胜，逐步发展为大口大口吃。这种从小到大、逐次歼敌的方法，耍求在战役战斗上与敌进行多次决战。这是在敌强我弱条件下消灭敌人的一个客观发展过程。如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尚未改变，所以只能从一次歼敌一个营、一个团、一个旅做起，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变化，逐步发展为一次歼敌一个师、一个军，最后则发展为一次歼灭敌人一个到数个强大战役兵团，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又辩证地解决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保守或夺取城市的关系，即战争的胜负，不决定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决定干有生力量的消长。毛泽东同志说：“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2【注2《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7页。】在强敌进攻面前，为了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或为了使我军主力避免被迫作战而遭受敌人的打击，不但完全允许暂时地放弃某些地方，而且必须以地方换取敌人兵力的分散，使敌人陷入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越陷越深。这个暂时的不保守，正是为了永久的保守；暂时的放弃，正是为了永久的不放弃。毛泽东同志指出“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1【注1《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5-206页。】如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第一年，我军为了集中兵力机动作战，诱敌深入，争取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主动地放弃了延安、张家口、承德、沈阳、安东等一百零五座主耍城市，给敌人背上了包袱，使敌人机动兵力大为减少。我军则避开了敌人进攻的主力，将兵力转移至敌人侧翼和后方，寻找战机，在运动中大量地歼灭了敌人，不仅收复了失掉的城市，而且还解放了新的城市。
当然，不以保守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放弃城市和地方，可以轻易地兵不血刃地就把根据地大片土地和城市，让给敌人占领。毛泽东同志锐：“凡在敌我力量对比上能够保守或夺取的地方和在战役上战术上有意义的地方，则必须保守或夺取之”2【注2《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7页。】
我军坚决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在战略防御阶段，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坚决保守了必须保守的城市与地方，作为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的出发阵地。在战略进攻阶段，又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与夺取城市和地方紧密结合起来，既达到了歼灭敌人的目的，又完成了保守或夺取城市、地方的任务。
我军作战的基本方针是歼灭战，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消耗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主张战略上实行消耗战，在战役战斗上则必须是歼灭战，并通过战役战斗的歼灭战达到战略上的消耗战的目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战役的歼灭战是达到战略的消耗战之目的的手段。”3【注3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0页。】因此，在一切有利的场合，都必须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坚持打歼灭战。在特殊情况下，亦可采取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在战役战斗上，歼灭战是主要的，但也有消耗战。这种消耗战是辅助歼灭战的，不是在战斗上“拚消耗”。如当我军主力对确定之敌实行歼灭战时，在共他方向上为了阻击和牵制敌人，就有必要进行消耗战。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东北我军为了全歼锦州之敌，在塔山和黑山进行的阻击战，就是属于阻止敌人、消耗敌人的性质。这种阻击战，正是为了实现歼灭战而采取的一种手段。
四、如何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对实现歼灭战速决战，争取全部胜利，是极为重要的。那么，在实践中，怎样才能正确地运用这一战法，真正做到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呢？
毛译东同志说：“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1【注1《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7页。】集中兵力的道理容易理解，但是耍做到不仅是主观上或计划上的集中，而是战爆上真正的集中，并且贯彻始终，确不是易事。要做到这样，战争指导者必须具有清醒的战略头脑，能够正确地分析敌我形势，不为复杂情况所迷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独立自主地使用自己的兵力，正确地处理如下的主要问题。
第一，正确选择作战方向。确定主耍作战方向和次耍作战方向，是集中兵力并在部署上形成举头所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主耍作战方向，在同一时间内只应有一个。毛译东同志说：“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固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2【注2《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9页。】为什么主要的作战方向只应有一个昵？这是因为，虽然战争的情况极其复杂，作战任务很多，但应权衡利弊得失，分清先后援急，考虑兵力的可能，集中力量于当前急需的而又与战局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战略、战役打击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夺取主动和保持主动，形成并保持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如辽沈战役，先打锦州，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这就推迟了可以推迟的作战行动，把主耍兵力使用于急需的战场上，造成优势，保证了战役的胜利。
我们强调主要作战方向只有一个，不是说作战方向只许有一个。在确定了主要作战方向之后，还必须有机地组织次要作战方向的行动，两者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如果只有主要方向，而无次耍方向的配合，就不可能分散、牵制敌人，也就不可能充分发挥主要方向的作用，保证主耍方向的作战胜利。但是，如果主次不分，就是军事上的平均主义。因此，在兵力部署上，既要突出主要，又要照顾次耍，并应尽量注意节约次耍方向上的兵力，以保证主要方向上的优势，使二者在歼灭敌人的目的下统一起来。处于主要方向的军队，必须集中兵力实施主要的突击，而处于次要方向的军队，同样要集中兵力于自己的主耍方向上，才能顺利执行牵制敌人的任务。这就是说主中有次，次中有主，不论主耍方向、次要方向，都必须确实贯彻集中兵力与节省兵力的原则。
第二，集中兵力，应集中到什么程度才算优势？这要权据具体情况来具体确定，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死公式和比例。毛译东同志说：“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证对于战场作战的绝对或相对优势的原则上。对于强敌，或关系紧耍的战场作战，应以艳对优势的兵力临战之；……对于弱敌或不关紧耍的战场作战，临之以相对优势的兵力也就够了”1【注1《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1-222页。】又指出：“每战集中艳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2【注2（26）《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7页。】这就是说，集中兵力的程度，耍以确有把握地把敌人歼灭为标准，即每战中必须在兵力上造成对敌人的优势，有足够的分割围歼敌军的兵力，有发展胜利追歼逃敌的兵力，和一定数量阻击援敌的兵力，而不是盲目的无限制的无条件的集中。恩格斯说：“全部兵力集中在一起是不必要的。”3【注3《麦茨的陷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第164页。】毛泽东同志也指出：“不是一切都要集中。”4【注4《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1页。】集中兵力的程度，根据全局性的战场与非全局性的战场，进攻与防御，主耍方向与次要方向，战役部署与战役突破口，初战与续战，强敌与弱敌，驻止之敌与运动之敌等等情况不同，根据具体对象、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抗日战争时期，对日寇作战我集中兵力的程度就高一些，对伪军就低一些。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锐气正盛，这时我集中兵力的程度就高一些，到国民党军队连遭歼灭，士气沮丧，我集中兵力的程度就低一些。在平津战役中，天津攻坚战我总兵力对敌是二点三倍，而在主耍突击方向的突破地段上，集中兵力就更高一些，达到五倍于敌。
掌握集中兵力的时机，是极为重耍的。过早集中会暴露企图，过迟集中则可能失掉战机。这都对战局的发展不利，甚至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特别是在现代条件下作战，适时的、迅速而隐蔽的集中和完成任务之后迅速隐蔽的分散，具有特别重耍的意义。
正确地集中兵力，有赖于指挥员发挥高度自觉的能动作用。从战斗开始起，就要随着战况的进展，敌情、任务的变化，适时地转移兵力，调整部署，不断保持优势。在战役战斗过程中，又要随时注意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的转化，适时地把兵力集中到已经转化了的新的主耍方向上去，以期取得战役战斗的全胜。
第三，为了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还必须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正确运用各个歼敌的战法。如何造成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机？一方面耍及时利用敌人暴露出来的弱点，出敌不意，乘敌之隙，突然攻击，另一方面要以我之行动调动、分散敌人，创造战机。例如运用诱敌深人、声东击西、围城打援等办法。
为了有把握地歼灭敌人，必须正确地选择歼击目标。当我面对着几路或几部敌人时，应当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打一路或一部，一战获胜，再及其他，不应当同时打敌人的几路或几部。而且应当先打敌人的弱小部分，后打敌人的强大部分，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同时，最好是打击敌人的弱点和要害。分散孤立之敌，即使是强敌，由于处在分散孤立的地位，也就变成了弱敌。我集中优势兵力打分散孤立之敌，容易形成以强击弱，歼灭敌人的把握最大，有利于达到逐次歼灭敌人的目的。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辽沈战役开始的主耍方向，为什么不选择长春、沈阳，而选在锦州？这是从我军力量情况和全歼东北敌军的战略要求着眼的。当时锦州之敌虽较长春之敌为强，但比沈阳之敌为弱，而且是东北敌军战略体系中的要害。我军攻占锦州，就可以斩断东北敌人退路，为全歼敌军创造有利条件。又如同时期的莱芜战役，为了粉碎敌人以三十万大军对我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我军以少数兵力牵制敌南线部队，而集中八个纵队（军）的优势兵力首先围歼较弱而突出孤立的敌北线部队，一举歼灭该敌七个整旅，因而大大地改善了山东战局。
第四，正确运用包围迁迥和穿插分割战术，是实行各个歼敌的重要手段，运用这一战术，能把敌军的有机整体分割成若干部分，使其失去战役的的或战术的联系，形成孤军作战，有利于我达成全歼速决的目的。包围迂回和穿插分割，应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运用。对孤立驻守之敌，可先包围，后攻击，对运动之敌，既可先断其退路，再行攻击，也可边攻击边包围；对据有绵垣阵地、无暴露翼侧之敌，可先突破再分割包围等等。对已经被我包围之敌实行攻击时，应集中我攻击部队的大部分兵力和绝大部分火力，形成一把规利而有后劲的“尖刀”，实施主耍突击，而以其余兵力布置成两面、三面或四面的包围，与主要突击部队密切协同，实施向心攻击。只要采用上述的攻击部署，并实施强大的连续突击，那么，对于无论什么样的敌人阵地，总是可以突破的。一旦突破，被我打垮的敌人，在我多面包围之下，也是难以逃脱的。
五、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建立在人民战争、人民军队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难于利用和对付我们的战略战术
“集中使用兵力”，“各个击破”，虽为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所熟知，也是许多军事典籍所反复论述与强调的，但是，从来没有人把它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待，并辩证地加以运用。只有毛泽东同志才完整地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战术原则，井将它辩证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故争的实践，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其所以如此，是由于我们进行的是人民战争，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来指导战争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又说：“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1【注1《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1页。】。这是人民革命战争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
我们进行的是人民战争，实行了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地方武装、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在战争中，有地方武装、民兵和人民群众广泛参加，积极支援前线，巩固后方，直接配合主力作战，在敌后破坏交通运输，牵制、分散敌人兵力，扰乱、威胁敌人后方，使军队的主力部队能够更高度地集中兵力，机动作战。同时，由于有民兵和人民群众参加站岗放哨，值察敌情，封锁消息，担任向导等活动，又为我军适时地隐蔽地集中兵力，出敌不意地包围和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抗日战争初平型关之战，我军在距敌人前进道路之侧三十里至六十里的地点，集结达一星期之久，由于群众积极配合，封锁消息，使敌特汉奸失其作用，因此，敌人完全没有发觉。我军则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及时掌握了敌情，正确地部署了战斗，以神速的行动，歼灭了敌人。
相反的，由于敌人进行的是反人民的战争，得不到人民的支援，没有人民配合，所以是孤军作战；侵占了我们的地方，又处处受到人民的反对，必须处处派兵防守。这些都必然会影响他们兵力的集中。即使在某一地区集中了兵力，因为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不了解情况，找不到目标，自己的行动又经常暴露，所以处处被动，难以完全实现其企图。如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反动派以二十三万多人的兵力，进攻我陕甘宁解放区，由于人民反对，所以像瞎子一样，只能到处扑空。白天武装大游行，晚上集中大露营。
我军是工农的武装，是人民的军队。军队的性质，决定了我军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战法的威力。任何战略战术都是通过人去实施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在实践中能不能得到贯彻，能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军队的素质起着重耍的作用。找军有党的坚强领导，建立了坚强的革命政治工作，广大指战员有高度的阶极觉悟，明确认识到自己是为人民利益而战斗。因此，在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战法的时候，具有旺盛的战斗意志和勇敢的战斗精神。在集中时，行动迅速，不怕疲劳，不怕困难；在进攻时，勇往道前，前仆后继，敢于大胆迂回穿插，孤胆作战；在防御时，能够抗住强大敌军的连续攻击，坚守阵地，顽强战斗。部队之间能够主动协同，密切配合，为了整体利盆，不怕牺性自己。全体指战员能够发挥最大的智慧，创造出许多战胜敌人的方法。所有达一切，都充分地保证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战法得到最好的贯彻，发捧出克敌制胜的巨大威力。
敌人的军队是反人民的军队。士兵绝大多数是被强迫或被欺骗而来的。他们同反动统治阶极在根本利益上是对立的。军队官兵之间、上下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尽管反动统治阶极也想尽办法，对士兵进行欺骗宣传，实施反动教育，但是军队的士气仍然不高，缺乏旺盛的战斗意志。这种军队害怕近战、夜战，害怕包围、伤亡。军队各个集团之间，各个派系之间，互不信赖，互相倾轧，不能主动协同。由于敌人存在着这些弱点，因此，他们主观上虽然企图运用集中兵力的办法来对付我们，但是，在具体实施中，特别是遇到困难危机的时候，往往不能实现。
我们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分析和指导战争的。我们之所以能够正确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战法，并取得最大的效果，是由于能够正确地估计主客观形势，全面分析敌我情况，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一切从实际出发。同时，我们能正确处理在运用这一战法中所遇到的各种关系，褚如，全局与局部，集中与分散，主要方向与次耍方向，歼灭敌人与保守城市、地方，以及进与退，攻与防等等关系。所有，我们在与强大敌人作战中，能够无往而不胜，达到既消灭敌人，有保存、壮大自己的目的。
敌人则是唯心主义者，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的。他仍往往不能正确全面地分析客观形势，不能从实际出发。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革命的力量，主观主义地判断情况，轻敌冒进。他们看问题往往是片面的，不能正确处理军事活动中所遇到的各种关系。如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对付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忽而提出携带重装，“用兵宜正不宜奇，驻军宜聚不宜散，行军宜援不宜急”的所谓“密集平推战术”，忽而又提出全军轻装，携带干粮，只走山头，不走大路的所谓“钻隙战术”。有时这样，有时那样，莫衷一是。同时，由于他们所进行的战争是反人民的战争，因此，战略意图和具体行动总是要发生矛盾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事初期，蒋介石也曾给自己定了一条“集中机动使用兵力”的原则。可是他要想占的地方那么多，中原、苏北、承德、沈阳、安东他都耍，目标这样分散，而手中的赌本很有限，侵占了一个城市，就耍派兵防守，就背上了一个包袱，占的越多，背的越重，能机动的兵力就越来越少。所以他定的那条原则，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即或暂时在某一地区集中了相当优势的兵力，得到了某些便宜，但在其他地方就破绽百出。这些矛盾他们是无法克服的。
总之，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是建立在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的，只有人民军队才能有效地运用。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有效地利用这一战法，也不能有效地对付这一战法。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蒋介石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在华军事人员，熟知我们的这些军事方法。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和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美国军事人员曾向蒋介石建议这样那样的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并替蒋介石训练军队，接济军事装备。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蒋介石匪帮的失败。”1【注1《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8页。】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毛译东同志的在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这一战略策略思想在军事上的具体化，是毛译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的重大贡献。它是中国人民长期同国内外敌人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结晶。它不仅是战役战斗的作战原则，而且也是战略的指导原则。它不仅适合于敌强我弱条件下的战争，也适合我强敌弱条件下的战争。它是进攻的原则，作为作战指导思想，也适用于防御。它不仅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中起了光辉的作用，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我国当前加强国防建役，准备粉碎帝国主义侵略，也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作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不但适用于军事斗争，而且适用于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它对我国社会主义建投中的各顶事业，都有指导意义。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虽然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是，由于一切革命战争和中国革命战事一样，具有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共同特点，只有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因此，这一战法对于一切革命战争，都具有普遥意义。当然，在运用这一作战方法时，和运用其他指导战争的方法一样，要按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按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按照不同的作战对象和地域，灵活运用。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它的克敌制胜的作用。
四、“八？六”海战的基本经验
作者说明：
这篇文章是1965年8月，我主持起草并送呈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八？六”海战的战斗总结。毛泽东主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本文摘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1967年7月编《海军战例选第一册》
海军南海舰队所属护卫艇四十一大队及快艇十一大队，一九六五年八月六日在兄弟屿海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海战，一举击沉蒋匪“剑门”、“章江”两舰。这一仗既打得坚决、干脆，是一场漂亮的海上歼灭战，也是海军近年来海上战斗最大的一次胜利。这次胜利的根本原因，是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的结果；是在军委、总参和广州军区首长正确的指挥、兄弟部队的积极支援和民兵的密切配合下取得的。参战部队充分发挥了人的因素，贯彻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思想，继承和发扬了我军夜战、近战的优良传统。这一仗使敌人有一次遭受了重大打击；使我参战部队又一次得到很好的实战锻炼：并为我们今后海上作战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此次战斗经过
蒋帮海军大型猎潜舰“剑门”、小型猎潜舰“章江”，于八月五日六时许，由台湾左营隐蔽出航，企图输送匪特在我闽南沿海之苏尖角、古雷头地区突击袭扰，抓一把就走。十八时零五分，在福建东山岛东南四十浬处被我发现。当时广州军区，海军确定予以打击，并请示了总参。南海舰队十八时三十分给部队下达了预先号令，指定以汕头水警区护卫艇四十一大队、快艇十一大队组成突击编队，由汕头水警区统一指挥，于东山以南、南澳以东、南澎东北或南澳以南、南澎以西海域，予敌以打击。部队接到预先号令以后，护卫艇四十一大队在两个小时以内，快艇十一大队约六小时，均完成一切战斗准备。二十三时十分总参批准舰队打击方案，并指示：1.放进来打，越近越好；2.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3.不要打到自己的渔船和外国商船；4.不要上敌人的当；5.争取晚上打，拂晓前撤回原地。
遵总参上述指示，我海上编队的一部（高速护卫艇大队主力）于二十一时三十分、二十三时十四分由汕头启航，另一部（快艇大队第一梯队）二十二时四十三分由海门启航。当日海上气象：阴天，西南风三级。轻浪，能见度五链。我快艇、高速护卫艇队在金刚山、南澳雷达站引导下，于六日零时三十一分到达预定会合点。此时，敌我距离为三点八浬。岸指考虑到敌舰可能向东南逃窜，即引导艇队向外迂回接敌，以图由外往里打。六日零时五十八分敌我距离拉大至十四浬，敌舰又转向北驶，我又引导艇队向被高速接敌，向兄弟屿东南海域前进。快艇第一梯队（编成一、二、三冲击组）用雁形队航渡。约一时五十分接近接近距敌舰五链时，判清是敌舰“章江”号，此时，已处于小舷角不利阵位，就采取高速穿越敌舰航向，重新占领阵位。于二时三十分发射鱼雷，未命中。
一时四十二分，我高速护卫艇在左舷三十度、距离五十链发现敌舰“章江”号，一时五十分敌向我射击并打照明弹。一时五十三分，我护卫艇艇队随即向敌开火，但因距离过远无效果。至二时五十一分，我第三次发起冲击，艇队高速接敌，抵近至五百米与敌同航向射击，直打到一、二百米以內，敌舰“章江”号中弹起火。因我艇速过高，冲过敌舰，而被迫停止射击。三时零一分第四次冲击时，敌舰转向高速向我队形冲来，企图插乱我队形，我各艇继续抵近敌人猛烈射击。经过短兵相接的死打硬拼，敌舰随即失去抵抗能力，我又组织第五、第六次冲击，敌舰“章江”号中弹爆炸。经过一小时四十二分钟的激战，于六日四时十八分将敌舰“章江”号击沉在东山岛东南二十四点七浬处（北纬二十三度二十二分、东经一百十七度五十三分）。在我艇与敌舰“章江”号战斗时，敌舰“剑门”号开始以七六二炮对我射击，尔后见形势不妙，便企图向东逃窜。
我击沉敌舰“章江”号后，经总参批准，三时四十五分决定对敌舰“剑门”号实施攻击。高速护卫艇除一艘受伤退出战斗外，其余于四时四十分向东追击，我接近到敌舰四十链时，敌向我开火。五时距敌二十链时，敌小口径火炮向我猛烈射击，我未还击，实施反炮火曲折运动，高速接敌。五时十分我接近至距敌舰七链时，集中火力猛烈向敌舰射击，迅速压住了敌人火力，敌舰当即中弹起火。我快艇第二梯队（于三时三十五分由南澳出击），在高速护卫艇掩护下，五时二十分接近敌舰二至三链施放鱼雷，命中三条，敌舰随即（五时三十六分）沉沒在东山岛东南三十八浬处（北纬二十三度三十点七分、东经一百十八度零九分）。此时，天巳拂晓，敌机十六架飞临我艇队上空，我空军起飞待战，我舰艇在我空军掩护下，于十时十分前全部安全返航。
此次海战的基本经验
一、这次战斗的胜利，再一次证明了突出政治的强大威力。只要突出了政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头脑，广大指战员有高度的阶级觉悟，有了高度的对帝国主义和阶级敌人的仇恨心，就有敢于斗爭，敢于胜利，不怕牺牲的精神，就能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任何敌人。这次参战部队是刚进行了战备教育和四好初評的，部队情绪高昂，求战心切，接到战斗行动命令后，在较短时间內迅速完成了战斗准备。在战斗中不论老干部、新干部、老战士、新战士，机关干部还是艇队干部都表现很好，这主要是靠人的政治觉悟。有了政治觉悟就不怕牺牲，不怕困难，敢于在敌人密集炮火射击下，迅速勇猛接近敌舰，短兵相接，猛打猛冲，死打硬拼，出现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例如参战的护卫艇四十一大队二中队，部队成员较新，四名艇长只有一名参加过战斗，有一艇刚组成，但作战中均表现英勇顽强，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先锋号和601号两艇战斗了一小时四十二分击沉敌舰“章江”号以后，601艇中弹四发，艇长牺牲，战士伤亡十二人的情况下，仍继续执行突击敌舰“剑门”号的任务。611艇人员才临时配齐的，但他们在战斗中，敢于靠近敌舰打，表现英勇顽强，就是在艇中弹破损，三部主机打坏，舵机失灵，伤亡十四人，三个舱进水（锚链舱、前弹药库、前水兵舱，水深达一米多）的情况下，他们一面排除故障，抢修艇只，一面继续战斗，直至将敌舰击沉，并把艇安全开回基地。有许多战士负重伤不仅不叫苦，不让别人照顾，甚至晕过去一醒来就问机器运转好不好，弹药送上去沒有，敌舰是否打沉了等等；他们当时所想到的只是消灭敌人。如601艇艇长吳广维同志患病住医院听到有战斗任务自动回艇参战，在战斗中身负重伤昏过去，一醒来，仍然指挥“打！打！打！”直至牺牲。枪炮兵朱永德同志，腹部负伤肠子流出来，沒有叫一声痛苦，坚持战斗，叫同志们赶快压弹。后因伤势过重而光荣牺牲。611艇轮机兵麦贤得同志，头部负重伤，脑桨溢出，一手捂住伤口，一手操纵机器，血流到眼里，眼睛看不清，在机舱內爬着用手摸、耳朵听，检查机器，坚持工作。机电兵黄汝省同志，头部、胸部负伤十七处（身上弹片有四十五个）鲜血滿脸滿身，一手捂住右眼继续坚持工作，保证了艇的航行动力。象这样的同志是很多的，这种革命的英雄气概，硬骨头作风，只有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战士，才能够做到。这是突出政治的结果，是平时政治思想工作基础在战斗中的反映。实践证明，平时政治思想工作基础越好，战时发挥的作用就越大。同时在战前的充分政治动员，在战斗中人人开口，互相鼓励的群众性政治思想工作，以及干部以身作则，英勇奋战都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也就是说在平时要強调突出政治，在战斗中也要强调突出政治。
二、这次战斗，由于贯彻了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导思想，取得了全歼两艘敌舰的重大胜利。毛主席教导我们，我军作战的基本方针是歼灭战，对敌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每战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选择敌人较弱的一点，猛烈地攻击之，得手后，迅速扩大战果各个歼灭敌人。这次海上战斗，我们首先使用了四艘高速护卫艇和六艘快艇打敌舰“章江”号，这样我在兵力、火力、速度方面均占优势。将敌舰“章江”号击沉后，又迅速组织高速护卫艇三艘配合五艘快艇追歼敌舰“剑门”号，同样在兵力、火力、速度方面是占绝对优势的。
根据这次和过去多次海上作战经验，我以三至四艘高速护卫艇和三至四艘快艇打敌“永”、“江”字号一艘是绝对优势，是有把握的。以五至六艘高速护卫艇和五至六艘快艇打敌“太”字号一艘，也是可能歼灭的，但打敌人“阳”字号，则须集中更大的兵力。对敌人两艘以上的编队攻击，必须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通常情况是先打小的、弱的，后打大的、强的，伹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先打大的，后打小的。
三、这次战斗的胜利，证明了在海上作战更应该发扬我军夜战、近战的优良作风。如这次攻击敌舰“剑门”号时，相距四至五浬，敌舰就向我开火，我艇以高速曲折航行奔向敌舰，在距敌一千米左右时，突然猛烈的对敌舰射击，大量杀伤了敌舰舱面人员，迅速地压制了敌火力，使敌失去抵抗能力。据俘供称：“你们火力真厉害，打的真准，靠近我们后，你们一打我们就躲下舱去了”。这充分说明了夜间海上战斗，小艇机动灵活，目标又小，易于隐蔽接敌，出敌不意。在远距离时，敌舰大口径火炮不易命中，而我们接近敌舰后，艇上小口径火炮最能有效的发挥其威力。敌舰存在目标大，机动时不灵活，大口径火炮射速慢等缺点，因此，只要靠近了敌人，我们就变咸了优势。夜战、近战可以避敌空中威胁，这不仅打蔣帮适用，打美帝国主义更是适用的。美帝国主义所依恃的一是空中优势，二是远程火力。所以他害怕夜战、近战。我们最主要是政治优势，近战火力强，命中率高，靠近了就能以我之长击敌之短。我以高速护卫艇的火力掩护，快艇抵近发射鱼雷，依托岛岸突然出击，就可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因此，小编队夜战、近战是我今后主要的作战方法。夜战是越黑越好，还是月明之夜好呢？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別对待。单艇、双艇或一个兵种的小编队进行突然袭击，似以月睛之夜为好。在兵力稍多，尤其有协同兵力时，一般应选择在月明之夜或黄昏、拂晓，能看得清，对我有利。海上近战，应近到何种程度为有利呢？一般地说，应接近到我武器能发挥最大威力，而又有机动余地较为适宜。这样，可以避免敌人冲击我队形，引起碰撞，又能紧紧咬住敌人。根据这次海战经验，高速护卫艇和快艇的射击距离，一般接近到二至三链较为适当。
四、这次战斗的胜利也证明了，小艇不仅能够打大舰，而且也能够击沉敌舰。如打敌舰“章江”号时，我高速护卫艇一抓住敌舰后，就咬住不放，坚决攻击，尽管敌人狡猾，几次冲击我战斗队形，但我艇队猛打猛冲，在一个多小时內，连续组织多次冲击，终于把敌舰击沉。主要方法是，先集中火力猛烈射击敌舰舱面，特别是敌舰驾驶台及炮位，使其遭到大量的死伤或站不住脚，往舱內躲藏，我再转移火力射击敌舰水线下附近，特别是机舱、弹药舱、油舱，使之引起爆炸或破坏敌舰之浮力，加快其沉沒。又如，这次战斗中，打敌在吨位上大于我十多倍的敌舰“剑门”号时，我先以高速护卫艇向敌舰冲击，当我艇队距敌舰四十多链时，敌向我开火，我只进行规避，不还击，高速接敌七至八链时以猛烈火力向敌舰射击，仅射击九分多钟，就使敌舰暂时失去战斗力，掩护了我快艇抵近发射鱼雷，一举击沉敌舰。这说明了以高速护卫艇协同快艇作战的方法，不仅是可行的，而且能取得速战速决的效果。
五、海上作战指挥和协同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題，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題。根据这次及以往经验证明，在指挥上应以岸上和海上的指挥相结合，以岸上指挥为主。因近海作战是在我岸上雷达有效观察范围內，岸上指挥员能较全面地掌握整个战区的情况，能准确指挥引导艇队接近敌人；海上指挥员因受种种条件的限制，对掌握整个战区的情况有一定困难。这次战斗主要是由岸上指挥员指挥的，海上指挥员有时只抓住了两艘高速护卫艇，甚至快艇要求其实施引导，由于不了解整个战区情况。而转由岸上指挥引导。海上指挥员虽对情况掌握有局限性，但对当面情况了解比较清楚，因此，在总的战斗意图下，可以机断行事，实施现場指挥。这次战斗原确定先歼灭敌舰“剑门”号，而艇队当时抓住的目标辯不清是“章江”还是“剑门”，此时海上指挥员决定先集中力量歼灭已抓住的敌舰，这样就爭取了击沉敌舰的时间，而取得了各个击破敌舰的胜利。高速护卫艇和快艇协同问題，从这次海战经验看，航渡协同方法可以是分別航渡，在预定海域会合协同攻击，也可以是合同航渡协同攻击。一般说，黄昏、拂晓或视距较好时，爭取前者为好，如在黑夜或视距很差情况，则以后者为好。协同攻击方法，应首先以高速护卫艇抵近敌舰，集中火力猛打，大量杀伤和压住舱面敌人，为快艇创造有利进攻条件，再使用快艇占领有利阵位，抵近发射鱼雷，以求一举将敌舰击沉。这次海战迅速击沉敌舰“剑门”号，是高速护卫艇和快艇采用这种协同攻击方法最成功的范例。
六、这次战斗的胜利，证明侦察、通信是两项最重要的战斗保障工作。情报是正确决心、正确部署的基础，通信是反映情况、传达决心部署的工具，这两项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战斗胜利。这次侦察、通信保障都比较好。敌舰从左营出航，一直保持隐蔽航行，实施无线电靜默，当敌人进入东山东南四十余浬海域，我侦察雷达和对海雷达即发现敌舰。在战斗过程中，及时、准确和连续不间断地掌握整个战区的敌我兵力活动情况。特別是金刚山观通站更为突出，自五日十五时十二分距离七十七点一浬发现目标上报起（十八时零五分判明为蔣舰两艘），直至战斗结束，在战区有七类（敌舰、渔轮、渔船群、商船、快艇、护卫艇、炮舰）二十三批目标的情况下’自始至终掌握得比较清楚，先后上报敌舰位置一百四十多个，并及时正确地向指挥所提供指挥引导的数据，对这次战斗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今后敌人舰艇可能更多的采用隐蔽航渡的方法，对敌情掌握主要依靠我雷达侦察，观察。因此，必须加强观通和勤务部队的训练，提高雷达侦察、观察能力。这次战斗中，无线电通信组织也较严密，使用较好，充分发挥了无线电信号的作用；在有线电方面，广州军区及时调整了专用线路，保证了决心及时下达和情况的及时上报。所以这次战斗中的通信联络，基本上是顺畅的。
通过这次海战，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军委和林彪同志近几年一再强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创造四好连队，加强战备等一系列根本方针是十分正确的。这欢战斗的胜利，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的胜利，是发扬三八作风，创造四好连队的胜利，是加强战备，常备不懈的胜利，是训练中贯彻苦练二百米硬功夫及开得动、打得准、联得上、合得成的胜利。因此，我们要争取新的更大胜利，就必须继续把军委和林彪同志提出的上述一系列原则坚决贯彻到底，对这些根本性的东西任何时候都抓紧不放，永不动摇。只要我们真正做到这样，我们就能够迅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就能够所向无敌战无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