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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且战且退

第十一章且战且退

一、形势紧迫

我们随罗荣桓司令员兼政委,于1945年11月13日到达沈阳后,住宿在铁西区一座日式建筑内。由于在从胶东渡海中途遇到大风浪,结果把我们指挥机关的船队吹散了,其他大部漂到安东萧华那里去了。载有无线电台及人员的船则漂到旅大被苏军扣留,经过交涉才归队。

刚刚到沈阳的前几天,我们指挥所正在集合失散的人员和通信设备。

沈阳城是8月21日由苏军解放的。驻有苏军一个集团军司令部,其司令兼任城防司令。

城内秩序仍很乱,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多数关门。街上乱哄哄的,苏军汽车在狭窄的街道上卷土急驰,马路边多为贩卖日本军用服装鞋帽、水壶饭盒的小摊小贩。被苏军打败的关东军的散兵游勇及国民党地下人员等无事生非、散布谣言、斗殴打架、抢劫偷盗、破坏社会秩序,乘机混水摸鱼。街上无交通警察,城市电话不通,电灯、自来水管坏了无人修理,垃圾无人清扫。物价飞涨,粮煤及副食供应相当紧张。无事闲逛的居民来来往往观察动静,日本战败使老百姓欢欣鼓舞,但对时局的下一步发展仍持观望态度。

我们到达沈阳后,即与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取得联系。初步了解的情况是:

第一、8月30日蒋介石人民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10月18日又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并任命了东北九个省的省长及哈尔滨、大连两市长。

第二、美国海军陆战队10月初已侵占秦皇岛。11月初美军军舰载有国民党军官,到葫芦岛、营口一带沿岸进行侦察,并派小艇在营口登陆,扬言要接受营口,被我军拒绝。我们判断敌人有在葫芦岛、营口等港口强行登陆的可能。如果从营口登陆向内地发展,就可以切断旅大方面对沈阳的联系,取捷径和平接收沈阳,还可以增加一个海上运兵和补给的前方港口。

第三、何应钦已发布命令,决定以七个主力师,分三路接收和控制沈阳、承德、张家口。我们估计承德和张家口可能各永二个师,而接收沈阳可能是三个师。同时发现敌人正在向长春空运军队。

林彪、罗荣桓曾要我和当时我军沈阳卫戍司令部邓华共同勘察北陵飞机场周围地形,研究敌人空运时我应采取的措施。

第四、蒋13军、52军和92军正在山海关以西地区集结。其第13军已经展开,并对我山海关地区进行武力侦察。

10月26日,叶剑英参谋长发表声明,揭露美军协助蒋军向山海关进攻,并向美方提出抗议。

11月3日,延安新华社谴责美军协助蒋军侵占我海阳镇、北戴河等地,美机不断出现在北宁路上空进行侦察。

我山东第7师杨国夫部队三个团及李云昌部队之第19旅二个团,在山海关至黄土岭一带正面约五十华里进行布防,准备坚守阵地,抗击蒋军进攻。刘其人率领的三个团也到达山海关以西古北口地区。

11月6日,国民党13军在美军飞机掩护下开始向山海关进攻,被我击退。当晚,我军一部夜袭山海关至秦皇岛北侧的沙河据点,歼蒋13军89师一个连,同时派小部队,深入敌人纵深内佯动,引起敌人的极大恐慌。由于蒋军兵力占绝对优势,山海关的形势非常紧张。

第五、我军于10月底左右,先后到达东北和长城以北地区的部队,计有山东的万毅部队、吴克华部队、杨国夫部队、刘其人部队、梁兴初部队、罗华生部队、华中的黄克诚部队和冀热辽的李云昌部队(该部先遣部队9月10日即到沈阳,李云昌司令部驻锦州)。

第六、10月中下旬,中央多次电示要求东北我部队拒敌于山海关、锦州一线。

16日电示东北局:“蒋军从秦皇岛登陆,向山海关、锦州攻击前进,是必然的。……望你们就现有力量加强训练,并动员民众坚决阻止登陆,争取时间”1【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4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又说“蒋军在东北登陆,及从任何方向进入东北之蒋军,须坚决全部消灭之”。“战胜蒋军登陆是目前中心一环,其他一切均为此服务”2【注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5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19日再次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应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再庄河、安东之线,坚决阻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1【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5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23日又电示要竭尽全力抢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应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2【注2同注解1】。

11月15日,中央更具体的电示东北局:“……应令李云昌杨国夫两部坚守山海关、绥中之线,节节抵抗,消耗疲惫敌人,而令黄梁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开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处于内线,休整部队,恢复疲劳,补充弹药,熟悉地理民情,创造战场,演习夜战,俟敌进至绥中地区或兴城地区业已疲劳消耗至相当程度,我则可集中最大兵力,计黄克诚三万五千,梁兴初七千,杨国夫七千,李云昌、沙克在盘山、锦州至山海关一带至少二万,共约七万人,于最有利之时机地点,由林彪或荣臻亲自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个战斗,每次歼灭其二三个师,最后全部歼灭敌三个军,即可从战略上解决问题。”“总之,从内线作战着眼,此种方针最为有利。”3【注3《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5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第七、10月下旬,中央决定,进入东北的部队和东北抗联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为第二政治委员。同时东北人民自治军对进入东北的部队也进行了整编,组建了十个军区,当时我军的总兵力约二十五万人。

二、山海关失守与放弃锦州

在沈阳的几天中,山海关方面的形势越来越紧张。东北局根据中央多次指示精神,决定要尽可能阻止敌人进攻。争取御敌于山海关之外,不能让敌人大军长驱直入东北。尽一切可能争取时间,使我党、我军在东北地区的工作和部署能顺利、全面地展开。同时准备集中出关的我军主力在北宁线上与敌人主力决战。并决定由林彪到前线亲自指挥。

到达沈阳的第二天(11月14日)上午,罗荣桓带我到林彪那里接受新的任务。

我随罗荣桓政委走进林彪的办公室,因我与林彪不熟悉,罗荣桓首先向林介绍说:“这是李作鹏同志,跟我一起在山东工作多年,担任军区参谋处长,对参谋工作比较熟悉,对山东部队的情况也比较熟悉,指挥战斗也非常果断……他是我从山东带来的指挥机关中的主要工作人员。”

林彪看了看我,就招呼我们落座。林彪先问到从山东带来的指挥机构的具体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林彪又问了到东北的山东部队的情况,我不仅对部队番号一一作了回答,而且对山东主力部队的作战特点也做了简要介绍,他边听边点头,看得出,他对山东来的部队十分满意。

初见林彪司令员,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冷静、沉稳、不多说话。对我的汇报听得非常认真,似乎每时每刻都在思考着问题。

我汇报完后,林彪说:“指挥机关要精干轻便,就以你们从山东带来的指挥机关和人员为基础,设备和人员不足的找伍修权(第二参谋长)帮助解决;另外准备18日晚出发,先到锦州,由伍修权同苏军交涉一列火车备用。”林彪的指示既简单又明确。

当时,林、罗首长就指定由我负责组织前方总部指挥机关。

很快我就把指挥机关组织完毕。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没有东北的作战地图,只找到一份十万分之一残缺不全的辽宁地区地图。其次的困难是来自各战区的部队所使用的电报密码不统一的问题尚未解决,一时可能出现联络困难。

11月18日下午,列车已停在沈阳西北马三家子车站待命。

黄昏后,我们按时登上火车。上车不久,我就向林彪司令员详细汇报了前方总部指挥机关的编成情况。我说:“前总机关共分四个处,一个科。即作战处、情报处、通讯处、供管处和机要科。另外无线电分队带两部电台,一部电台对中央和东北局,另一部队下各部队。再带一个警卫连,整个指挥机构不到二百人。”林彪对此表示满意,连说:“很好,很好。”

列车开动后,因老要给苏联军车让路,跑得很慢,19日上午才到达锦州,前指临时安置在李云昌准备的一个招待所内。

刚安顿好不久,李云昌就来到招待所见林彪(他们两人均系黄埔第四期毕业)。当时李云昌对敌我态势持乐观态度,他认为,目前国民党两个军(13军和52军)虽已在秦皇岛登陆,但被阻于山海关,大部队进驻在狭小范围人地生疏,部队作战不易展开,同时后方太远,部队吃住、装备油料等供给十分困难,等于瓮中之鳖,不难全部歼灭,东北无大忧。林彪则对当前形势没有表态。

我们在锦州吃完午餐后,于下午改乘汽车到达锦西。

次日上午,我带几个参谋在锦西城内观察情况。在街旁碰到李云昌部驻葫芦岛的重炮团正在休息,我走过去向一个营、连级模样的干部了解情况,他说是从葫芦岛经锦西向北撤退。

我问:“前面的情况怎么样?”

他说:“我军从山海关败下来,敌人在猛追”。又说:“敌人全部是美械装备,美军顾问指挥作战。敌人火炮多、射程远、威力大,步兵还没有冲上来,我军阵地就被炸平了。”还说:“敌坦克在阵地前快速推进,我军的步枪、手榴弹根本挡不住敌人的进攻,我军收不住山海关撤了下来,敌人坐着美制十轮大卡车在猛追,我们的两条腿跑不过他们。”等等。

我分析,那干部说了一些前方的实际情况,但也有些情况是他道听途说的谣言。

我向那个干部说明:“我们是东北人民自治军前方总部的。”并打出林彪总司令的旗号说:“林司令员已到前线指挥部队阻击敌人。”我要求他们:“停止撤退,原路返回,坚守葫芦岛。”

那个干部说:“我们只听李司令(云昌)的命令,其他人的命令一律不执行。”

我的劝说无济于事,只好看着他们慌慌张张地撤退了。

他们在锦西时,经常看到有成队成队。也有零零散散的,全部日式装备的军人,慌慌张张地向北撤退。一下说敌人已占绥中,一下又说敌人已占兴城,一下子又说敌人快到锦西了。簸箕子之风,此落彼起。

“新兵、新枪、新装备的部队,不经过严格军政训练,是不可能有战斗力的,并且老起谣言风”。这是我向林彪报告所见情况之后,他表示的看法。

20日下午,山东第7师派师参谋长阎捷三到前方总部,向林彪司令员报告作战情况。我参加了这次会议。

阎捷三汇报说:“山海关由我冀热辽军区19旅二个团和我第7师二个团固守,七师另一个团布置在九门口防守。五个团统归我师指挥。师指挥所位于山海关城内。从11月4日开始,敌在飞机是支持下向我山海关阵地猛攻,我军顽强抵抗。11月14日,国民党向我守军发出通牒,限我军24小时内撤出山海关及北宁铁路两侧各三十公里,不然要以武力接受山海关等等。当即被我拒绝。敌我双方随即展开激战。顽军第13军之第4师、第89师担任山海关正面进攻。以第54师攻占九门口。第52军之第25师迂回进攻义院口。敌总攻时间为11月15日清晨,经过激战后,到中午九门口失守。到黄昏时义院口失守。我军顽强阻击,打得弹尽力竭,于16日早晨撤出山海关,我师伤亡失散千余人”。又说:“山海关失守,主要是由于敌人从九门口、义院口反向采取包围迂回战术,迫使山海关正面不得不撤退。配合作战的地方部队一听见炮声就四下溃散,不知道哪里去了。”

当时的情况确实很严重。敌13军(全部美式装备机械化)和52军(半机械化美式装备),在美军支援下,于11月16日分别占领山海关、九门口、义院口之后,即分路向绥中前进,并于11月18日占领绥中。敌52军2师随即向锦西、葫芦岛攻击前进。就在我们离开锦西第二天(22日),敌军又占领了兴城、锦西、葫芦岛三要地。

阎捷三汇报后,林彪根据当前敌军和我军是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决心放弃在山海关、锦州之间与敌决战的计划,理由是“既不可能歼灭敌人,还可能碰坏自己部队”。于是林彪21日向中央和东北局发电报建议:“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皇应战,应装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因此,在沈阳、营口各地之我军不必赶来增援,……”。电文又说:“目前黄、梁两师皆我亲自指挥,如能求的有利作战时,即进行极力寻求战机,侧面的歼灭战,此可能性仍很大,大亦不拟轻易投入战斗。”1【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5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当天,彭真、罗荣桓同意林彪意见。

电报发出后,林彪即指示我:“前指准备撤离锦西。”我随后立即通知各部门做好随时转移的准备。

22日中央复电指示:“顽13军52军向锦州急进,望集中营口、沈阳主力到锦州贩卖协同黄、梁两部以全力全部歼灭该顽……”又说:“蒋军困难甚多,兵力不够分配,现在顶多只能调5个军入东北……现在如能消灭其2个军则蒋给蒋以决定打击。煞美蒋在全国威风,并给国共谈判和全国反内战运动以极好影响,并对我争取东北及华北斗争亦有极大帮助,望你们根据情况尽一切可能达到消灭该顽之任务,这是决定大局的斗争。”2【注2董殿稳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第一部挺进东北》第104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中央这个电报指示显然是不同意林彪21日向中央的建议。由于对敌我形势的不同判断,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作战指挥思想。

中央估计国民党美械师战斗力不强,目前是远离后方,孤军深入,立足未稳,军民不和,粮草、弹药和油料不济,南方人怕冷,又多新兵,困难甚多。基于此判断,中央的意图是从对任何方向进入东北之蒋军都必须全部消灭之,我军要坚守山海关、绥中一线。

而林彪的作战思想产生与他亲临前线的实践,最初拟令到达冀中的第1师及黄克诚部参加山海关防御作战,山海关失守后,改令该两部迅速向锦州西南之江家屯地区冀中,准备完成保卫锦州之作战任务。党敌人占领山海关、绥中、兴城之后,林彪看到的敌我军情况是:敌人13军美械化,52军半美械化,进攻炮力异常猛烈,机械化推进速度很快,作战能力甚强。而我军部队是由四面八方调来的,既疲劳又作战思想不统一。有的部队没有冬装,甚至打着赤脚;有的部队在进入东北时以为可以到这里补充装备,将武器留在老根据地,此时甚至人均不到一支枪。在东北成立的新部队,新兵、新枪、新装备,还不具备有对抗蒋军的战斗力。同时,我军没有根据地依托,没有群众支援粮草,没有后方医院等等困难。

林彪根据身临前线所了解的情况,敢于否定中央“御敌于东北之外”的决策,是需要勇气的。事实证明,林彪的决策是正确的。

这是到东北后,林彪与中央的作战思想产生的第一次分歧。

此时战场的基本形势是敌强我弱,我们前指的工作人员都感到林彪的压力极大。

11月23日,中央再次复电林彪、彭真、罗荣桓,同意了林彪的意见:“同意林彪二十一日八时电基本意见,但黄、梁两部应力求在敌后侧后消灭敌一二个师,迟滞敌之前进,以便争取时间进行各种准备,寻找机会消灭敌人。”1【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5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同日,林彪部署准备在锦西以西地域侧击敌人:第一、我决心在锦西,高桥以西山区进行大规模的歼灭战;第二、梁师、黄师应迅速到江家屯地区集结;第三、杨国夫师应以一个团接近铁路,吸引敌人,其主力应道杨家杖子,毛家屯一带待机;第四、李沙部在高桥、锦西附近正面抗击敌人。

这时,我们前方总部已从锦西转移到虹螺与江家屯之间的一个村落宿营。

前方总部刚住下的次日上午,就遭到土匪四五百人的包围。他们摇旗呐喊,向村内打枪及向我下“通牒”,要我们将全部武器、弹药及一切军用物品留下,他们保证所有人员不受伤害云云。我们也写信告诉他们,我们是代表人民军队,是为解放人民、为保护人民利益而战斗的。我军纪律严明,买卖公平,不侵犯人民任何利益,请你们不要误会,立即撤退,否则要自食其果等等。他们接到信后,并无撤退征候。

下午,林彪指示我,布置警卫连用武力把他们赶走。我随即安排警卫连展开,对村东北方向土匪人数最多的山岗进攻。这群土匪是典型的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我军几挺机枪一开火,战士们向前一冲,就打得他们鸡飞狗跳,狼狈逃散。林彪在村旁见此情况之后说:“土匪是乌合之众,你一打他就跑,以后有集合起来再捣乱。因此打土匪一定要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抓住土匪头子。尤其是要把群众发动起来,财神消灭土匪的根本办法。”

东北的土匪由来已久,东北老百姓称之为“胡子”。原东北军阀张作霖就是土匪起家。抗战胜利,伪满政权垮台,新政权未建立,正是土匪猖狂的时候。但此时的土匪也有新特点,他们有的伪警自行解散后,重新组织起来的。他们害怕人民清算其罪行,或为了发战争财、摸浑水鱼,就又拉起队伍,结帮为匪。还有的是地主恶霸组织起来,搞所谓的“自卫保家”。更多的是“政治土匪”,在国民党特务接受人员支持下,组织的“地下军”、“先遣军”,大量网罗伪满官吏、军警、特务、散兵游勇,在他们封官许愿的诱惑下,拿起武器,等待国民党军队的到来。老百姓称他们是“中央胡子”。据统计,国民党先后在东北各地加封委任了三十多个“总司令”、“总指挥”、二十三个军长、一百五十八个师长。土匪总数多达十万余人。

11月24日,林彪亲自带领各师、旅长,在江家屯、高桥之间的高地上勘察地形,研究作战方案。当时伪满前方总部直接指挥的部队有山东第7师、山东第1师及黄克诚师四个旅,大约五万人左右。集中起来,依托有利地形,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一个师是有把握的。但如果敌人13军沿铁路北上,52军在铁路西侧沿江家屯、虹螺与13军齐头并进,敌人兵力集中,相互策应而不分散地向前推进,那就不好打了。我们估计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最大。搞得不好,我军既有损失碰坏了部队,又丢掉了锦州,结果是两头失踏。不如放弃锦州,保持主力,另寻战机。因此,林彪的最后决心是不打,不能打,并坚持21日电报的精神。25日我军主动放弃锦州,26日敌人进占该城。

锦州是辽西的第一军事重镇。当时我军在锦州及其附近的兵力甚为薄弱。老部队只有文年生的警1旅二个团,城内则是李云昌的一个旅,战斗力不强,根本无法防守。杜聿明命令52军为右攻击兵团,13军为左攻击兵团,向锦州发起进攻。李云昌组织人力、车辆、抢运仓库武器弹药、军用物资,烧毁机场和日本飞机,然后仓促向义县、承德方向撤退。

11月28日中央来电指示,国民党已占领锦州,并将占领沈阳等地。我企图独占东北已无可能。处仍应力争控制中长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外,应力争控制南满、东满、北满、西满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29日东北局指示:目前我党已无独占东北之可能,必须改变计划,把中心放在南满、东满、北满、西满,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创建强大的根据地,面向沈阳、长春、哈尔滨,以便苏军撤退后与国民党争夺这些大城市。

三、“忍、等、狠”三字方针

林彪对当前敌人行动企图的判断是:第一个目标攻占山海关已经达到了,第二个目标是攻占锦州,第三个目标是进占沈阳。

放弃锦州后,林彪率领山东第1师和新四军第3师第7旅在敌人侧翼且战且退。其他部队已先行向后撤退。

1945年12月25日,林彪在阜新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我军山海关作战以来的经验教训,并提出了“忍、等、狠”三个字的作战指导方针。实践证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这一方针是十分正确的。

我对“忍、等、狠”三字方针的理解是:

“忍”的策略,“小不忍则乱大谋”。表明上看,要忍受大城市与交通干线的暂时丢失,要忍受由于思想不统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要忍受部队面临的各种困难。但实质是,在“忍”中迷惑敌人,在“忍”中积极准备,在“忍”中积蓄力量。

“等”是战术,等敌人战线拉长、主力分散,背上了“包袱”,暴露了弱点,等他逐步敌化强为弱。等我发动群众,消灭土匪,根据地,站稳脚跟,等我逐步地由弱变强。“磨刀不误砍柴功”,耐心等待并创造时机的到来。

“狠”是结果,在“忍”与“等”的过程中,发现战机、捕捉战机,一旦战机成熟,就集中兵力“狠狠地”给予敌人致命的歼灭性打击。

林彪要我们把这个指导思想向部队进行普遍地宣传解释,不但要使军事干部知道,政治干部都知道,后勤干部知道,而且要使所有的战士都知道,实行“作战方针群众化”。

一种符合实践发展规律的思想如果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就可以转化为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这个“三字”作战指导方针,对于当时部队愿打不愿走,急于求胜的思想情绪,是一颗定心丸。对于愿和不愿战,急于求和,幻想停战的思想情绪,也是一副清醒剂。

敌人占领锦州后,由于兵力不足,需要等待后援部队的来到,才能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新6军、新1军、71军正在源源出关增援。同时锦州敌人也积极向黑山和义县方向进行侦察,作新一轮进攻的准备。

11月中旬,苏联红军向东北局提出: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有苏军之处,不准我军与顽军作战,以便蒋军接受。中央据此电示东北局:服从苏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中央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八个字和林彪的“忍、等、狠“这个三个个字,就成为当时东北局我军的战略方针。

11月25日,东北局领导机关撤出沈阳迁往本溪市。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和地下军,立即打出国民党旗帜,公开进行接收活动。长春、哈尔滨均被国民党接收。12月5日,东北局给中央电:“因此我们应积极准备参加夺权沈阳,以造成对和战斗有利之局面”,“如蒋顽开到后,苏军即撤退,我即坚决争取消灭敌顽,先占沈阳,再夺长春。”1【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6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中央7日复电东北局,不同意东北局的部署:“我们目前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的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政训15万野战军,建立20万地方武装,以准备明年春天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请你们注意目前事实:……我之东北新部队还不能作战,黄、梁、杨国夫等部因疲劳没有地方群众配合及各种困难,如不经休整,亦几乎不能作战;……林彪2日电部署以旅为单位分散打土匪、作群众工作是对的。”2【注2刘统著《东北解放战争纪实》第97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为了抗击敌人向沈阳前进,我军前方总部已将邓克明独立旅调至黑山、大虎山一带布防。同时林彪命令山东第2师进到北镇地区休整,准备协同邓旅作战。命令黄克诚部队(缺第7旅)进到清河门、阜新及其以北地区休整,并负责维护由承德经义县、阜新到东北后方的铁路交通。任命该师副师长洪学智为铁路警备司令。当时该铁路是延安、华北大批干部到东北的唯一通道,因没有强有力的管理,次序极为混乱,运输效力很低。经过洪学智的整理,稍有好转。

林彪将1师和3师7旅编成机动部队,由他直接掌握。

四、“一点两面”“三三制”的战胜方针

12月1日,前方总部率机动部队由锦州西北拟经上下及台,先转到义县,尔后在转到阜新。3师7旅为前队,前方总部在7旅之后跟进,第1师为后队,在前方总部之后跟进。

约中午时分,7旅先头部队发现由锦州方向,敌人出动了约一个加强团的兵力,正沿锦义公路向上下及台前进,随即与我接触。枪声之后,林彪及少数参谋人员,很快就赶到靠公路(锦州到义县公路)不远的高地上的7旅指挥所了解情况。第7旅已由西向东展开,林彪命令1师迅速跨过公路,先向南再向西包围敌人。但尚未把敌人退路切断,两个部队即发起了攻击,结果打了一个击溃战,除俘虏少数敌人外,大部缩回锦州去了。

林彪对这次战斗很不满意。第一,没有将敌人退路切断,打陈击溃战。第二,进攻队形太密集,便于敌人美械装备发挥其优势火力,增加了我军的伤亡。

战斗结束后,根据他亲自观察的战斗情况,林彪提出了“一点两面”、“三三制”的战术方针。

什么是“一点两面”战术呢?他向我们解释说:就是一种包围敌人、切断敌人退路的歼灭战术,是一种集中优势兵力,突击敌人弱点,同时包围迂回敌人的战术。“一点”:就是突击正面不要拉得太宽,应在比较狭窄的正面上,集中我优势火力,压制敌人火力。同时集中强大突击部队,进行连续突击。主要就能打开缺口,击垮敌人。“两面”:就是对进攻敌人,不但有正面的突击,还有对敌人另一面的攻击。也就是一面突击,一面切断敌人退路,防止打成击溃战。又说“一点两面”战术不能机械的、孤立的运用。“一点”,不要理解为孤立的一点,而是指主要突击方向。“两面”,既不要理解为平分兵力,也不只限于两面。

什么是“三三制”战术?林彪解释说:“三三制”是我们抗日时期民主政府的组织原则。我们借用这个名词,运用于战术原则上。“三三制”战术是一种进攻时采取疏散的、快速的、跃进的队形,而不是密集的、迟缓的、直线的队形。是一种在敌人强大火力下,尽量减少我方伤亡,并争取最大胜利的战术。一个战斗班,可分成三个或四个战斗小组。在进攻的运动时,每个战斗小组采取“三角”队形,各个“三角”疏散前进,既可以互相掩护,又可以互相跃进。“三三制”战术要求进攻部队不要拥在一堆,也不要拉成一线。虽然战役战术上要集中优势兵力,但战斗队形必须采取疏散型,才能减少伤亡,保持进攻力量。

任何一个正确的战略方针的产生,任何一个战术原则的产生,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主观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从实践斗争中产生,再到实践中去检验和发展。

毛泽东曾致电林彪:“你们所说‘一点两面’战法是什么意思?”

林彪在复电中说:所谓一点,就是说要集中优势兵力于主要攻击点,反对在个点上平分兵力的办法。所谓两面,就是说必须采取勇敢的包围方法,防止敌人突围逃走。两面是指至少在两面布置兵力,兵力多时也可以三面四面。一点的精神在于保证一定打垮敌人,整个精神在于打垮的敌人不致跑掉。是针对我们干部不肯彻底集中兵力和不敢进行勇敢迂回的毛病而规定的。

在跟随林彪转战东北初期,我切实体会到,林彪非常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善于总结、善于提高、善于把军事理论深入浅出地用于战争的实践。在战场上,在部队中他能够极其敏锐第捕捉到问题,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策略。林彪提出的“忍、等、狠”三字作战指导方针和“一点两面”、“三三制”的战术方针就是从战争中来,到战争中去,在战争中发现问题,到战争中去解决问题的典范。这样,出现问题并不可怕,通过解决问题就可以使部队战斗力得到有效的提高。在林彪身边学习林彪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使我终生受益匪浅。

五、东北斗争需作长期打算

我们在义县住了一个晚上,就转到阜新去了。

从离开锦西,进入乡村,我们早已把汽车丢了,改用坐骑。林彪在沿途看到到处有土匪,又没有政权,没有群众支援,伤兵要部队自己抬担架时,感慨极深地对我们说:“你们看,这就是没有根据地,没有后方依托作战的困难。第一,负伤的伤兵及病号没有民工抬担架,要部队战士抬,一副担架,四个人轮换抬,这样一个班有两个伤员,全班就失去战斗力。第二,没有安置医院的后方。结果伤病员没有收容治疗的地方,这就必然增加伤兵员的痛苦,同时拖延治愈时间。这两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影响部队战斗力的大问题。不搞根据地,没有后方依托,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援,我们就不能胜利。”

林彪认为对东北斗争需作长期打算。目前最重要的是坚决肃清土匪与改造旧政权,同时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包括建立军工厂、兵站、医院等。他具体地说,应在1945年的整个冬季,将部队以团为单位,一概分散到广大农村一边剿匪,一边建立新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做好群众工作,征集资材粮草,并对部队进行整编政训。而到明年春天,再集中打大仗。

林彪说,以我部队现状而勉强打击敌军,结果多为不佳。在我主动放弃锦州之前的斗争中,敌军是集中兵力向前推进,当时我如真的以主力投入大打,则很可能演变成主力的退却而损病损士气。

林彪在阜新期间,经常与黄克诚等干部接触,我所知道谈论最多的是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部队问题。老部队、老兵、老枪、老装备,能打仗,有很好的作风,但武器装备差。老部队越打越少,打掉的都是骨干。新部队、新兵、新枪、新装备,未经严格军政训练,不能打仗,作风和纪律也不好。这个问题必须解决。12月14日,林彪给东北局电报中说:“在电报新成立10多个旅,成份皆极坏,皆缺乏政治认识,流氓、土匪、宪兵、警察、伪军占数甚多,真正的工农成份,为数甚少且已被带坏。而所见之李云昌部(三个旅),则全无战斗力,对群众纪律极坏,不但不能发动群众,反而造成群众对我之不满;不但不能消灭敌人,反而助长敌人之气焰;不但不能消灭土匪,且受土匪勾引。……”1【注1董殿稳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第一部挺进东北》第11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当时在敌强我弱,我军且战且退中,东北新组织的一些部队纷纷叛变。据我们不完全统计,叛变部队中吉林有一万二千人,松江有一万人,合江有五千人,龙江、牡丹江、辽北、嫩江地区各有三千人,共约四万人左右。其中有谢文东部,谢原是依兰地区的大地主,东北联军第8军军长,后为我收编为三江人民自治军;李华堂部,李为老兵痞,混进了东北抗联,当了第9军军长,他拉起的队伍也为我收编。这些反动分子不仅勾结国民党,残害人民,而且极大地危害根据地的创建。

林彪说,解决办法是新老部队合编一个纵队,三个老师带一个新师;一个师中三个老团带一个新团;一个团中三个老营带一个新营。另一个办法是新兵充实到老兵连队。

第二、关于根据地问题。有无根据地的作战,其结果完全不一样。有根据地的作战,就能打得生龙活虎,战无不胜。国内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就是证明。没有根据地作战,就困难重重。二万五千里长征,沿途我们想在湖南站脚,没有站住。我们想在贵州站脚,又没有站住。我们想在滇北、川南站脚,也未站住。可是一到陕北,只有巴掌那么大的根据地,我们就能站住脚。你们看根据地的作用多么神奇。根据地的选择,群众工作的重点,要布置在远离城市的边缘地区。因为“距城市与铁路线(北宁、长春两线)愈远的地方,人心愈巩固,群众工作愈易发动,且敌来的可能少,故愈易成为巩固的后方”因此“我绝大部分部队皆应严格离开城市,住到乡下去”。1【注112月25日林彪给中央和东北局的电报见刘统著《东北解放战争纪实》地102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第三、和与战问题。在敌强我弱条件下,即使有和平,也是不稳定的。在斗争对立情况下,即使有和平,也是不能持久的。我们已经两次国共合作,时间总共也不过十年左右。目前东北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现在发展的趋势,可能出现关内小打,关外大打。蒋介石从来就是迷信武力的,他们宣称“三道六个月解决共军”,用什么办法解决呢?用战争。

第四、关于消灭后方土匪问题。林彪说:要建立根据地,首先要消灭土匪,如果不把土匪消灭,那就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那就很难把根据地建立起来。消灭土匪要采取军政夹攻的清剿策略。打土匪于打国民党正规军不一样,要在强大的军事打击的同时,进行各种形式的政治攻势。剿匪首先要“攻心”,要在土匪亲属及有联系的人中宣传我军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剿匪政策。号召土匪改邪归正,回乡分田,既往不咎,立功有奖。只有这样才能平定匪患,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建立人民的政权,才能发展和巩固根据地。

第五、再次强调“一点两面”、“三三制”战术方针。林彪说:什么是“一点两面”的战术,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免吃得多,吞不下的坏处,避免平均主义使用兵力的坏处,避免一面攻击,而打成击溃战的坏处。真正实现不打则已,要打必歼的作战要求。同时“一点两面”战术,是一种更勇敢的战术。一般说,敢于正面进攻的指挥员,就可以说是有胆量的指挥员。如果敢于摆成两面,大胆的包围迂回到敌人侧后,先切断敌人退路,再去攻击敌人,那是更勇敢,更聪明的指挥员。

林彪又说:列宁不是告诉我们要找出锁链的中心环节,用全部力量把这个环节抓住吗?毛主席不是告诉我们,要抓住主要矛盾,集中力量去解决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吗、打仗也是一样,必须集中主要力量去攻击敌人要害的一点,这一点攻破了,其他就好办了。你们以为拿十个团中的五个团来攻敌一点,就算集中主要兵力,不,不,在目前形势下,要拿全部力量中之十分之七、十分之八、甚至十分之九的力量攻击一点,那才算集中优势力量去解决主要矛盾,那才算真正懂得了辩证法。当然在集中主要力量解决主要矛盾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另一面,一定要拿一部分力量来包围迂回敌人,没有这一面,被击溃的敌人就可能跑掉,就不可能保证全部歼灭敌人。不注意这一面,也不算真正懂得辩证法。

林彪说:“三三制”战术,是根据我们当前作战的对象是美式装备,经过美国训练,火力很强,为了消灭敌人,减少自己伤亡的一种基层战术。也是一种疏散的、隐蔽的、快速的、跃进的进攻战术。它是集中兵力、火力与疏散队形的矛盾统一,既要集中又要疏散。我们部队常犯的毛病是,集中了不容易疏散,散开了不容易收拢。而“三三制”战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班编成三到四个战斗小组,每个小组三个人,由战斗小组长掌握战士,班长掌握战斗小组长,排长掌握班长,既容易疏散,也容易收拢。这个战术对于防御敌人进攻很有效,但不适用于一切场合。比如打追击战,那就不管三七二十一,部队猛追下去就好。

敌人占领锦州后,杜聿明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是首先将部队推进到新民附近,准备和平接收沈阳。其次打通锦州到承德铁路交通线,以巩固北宁路的安全,切断东北我军与华北的交通联系。再其次是对新民南北地区我军进行扫荡,相机占领彰武、法库、台安、辽中。

敌人经过一个月的休整、补充和准备,于12月下旬开始发动新的进攻。右路52军于23日向北镇黑山我军进攻。经过局部战斗,我即撤退,敌人23日占领北镇,24日占领黑山。左路13军27日向义县、北票、阜新进攻,也只有小的接触,28日占领义县,30日占领阜新,1946年1月4日占领北票,5日占领朝阳。新6军向沟帮子,台安,辽中进攻。中央电示程子华,李云昌部,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打退进攻热河之顽军,保卫承德。

此时,林彪已命令黄克诚部(缺第7旅)在西满地区执行剿匪和根据地建设任务,山东第7师调往北满休整、剿匪,开展建设根据地工作,山东2师开往东满地区执行剿匪和根据地建设任务。我军在东北地区的剿匪任务中,先后共毙、伤、俘、降土匪八万余人,缴获步、马枪五万余支,轻重机枪一千四百余挺,各种大小炮三百余门。有力的支持了我后方根据地的建设。

我们前方总部及机动部队向法库方向转移。1师进到秀水河子以北地区待机,7旅进到秀水河子、法库之间地区待机。前方总部先进驻到秀水河子,数日之后,转到法库进行指挥。

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林彪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讲了东北形势与任务,并布置部队加强军政训练和抽派人员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他称这种工作是“磨刀”工作,要求大家一定要保证和发扬我军善于打仗,善于训练,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光荣传统。

在秀水河子和法库期间,林彪多数时间是在指挥所中独自深思。部队到达秀水河子安顿下来后,日常事务比较少,思考问题的时间比较多。这时林彪常常独自一人,面对墙壁上的地图一坐就是半天不动,我去请示问题,他的态度常常是冷冰冰的,很严肃的就事论事,不肯多说一句。他究竟在深思什么问题呢?

进入东北后,我在林彪身边工作,平时接受他的指示,听取、讨论他提出的问题,接触和了解他的机会很多。渐渐地,对他的思想情绪、作战意图、工作考虑、生活习惯及对各种问题的看法越来越了解。我可以大致理解他的内心活动。

当时,他主要是考虑自山海关失守到现在两个月了,敌人占领了不少地方,我们采取了“忍、等、狠”方针,从长远角度考虑虽然是正确的,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予敌军以有效打击,来自前方、后方,部队、地方各方面不同意见不少。有的甚至说:“常胜将军变成撤退蒋军。”当时思想不一致的焦点主要还是集中在:是以占领大城市为主还是以控制中小城市、农村为主;是以战争为主还是以和谈为主,是加强老部队为主还是发展新部队为主等战略性问题上。

这对林彪是有压力的,他的思想中是充满矛盾和斗争的。他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够得到中央和身边同事的支持,他更希望自己的作战意图和措施在部队中得到更自觉的落实,在实施中得到更好的效果。

林彪曾说:“为什么没有阻止敌人的进攻?第一,敌强我弱;第二,没有根据地;第三,关内来的部队和干部是五湖四海的,思想作风不统一,也未得到休整和补充;第四,在东北发展的新部队成分复杂,未经政训,不能打仗;第五,后方对前方的支援很少;第六,各级领导内部对某些重大问题意见不一致。”林彪曾对我谈到这样一个问题:东北局11月底已撤离沈阳到本溪去了,但对大城市仍很留恋,他们12月5日向中央建议,仍然主张现在趁苏军撤退、蒋军刚到时,夺权沈阳、长春,以造成对和谈有利局面。但林彪认为,“根据目前敌我情况,根本不可能,完全是空想。他们对目前我军作战的困难似乎很不了解。”

林彪在法库期间,经常与陶铸等人接触。当时谈论最多的问题仍然是:

第一、消灭土匪,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问题。因为在12月28日中央发出的“建设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中,已经明确我党目前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并指出,建立这个根据地,不是在国民党已占领或将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附近地区。而是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这个指示精神,与林彪的思想是一致的。他说:“东北与关内最基本的不同,就是没有根据地,没有发动和组织群众。现在中央有了指示,应该坚决执行。不论前方部队还是后方部队,凡是有可能都要做群众工作,做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一个师包一大片,一个团包一小片。部队首长既要善于练兵打仗,又要善于指导做群众工作。争取在不长的时间内,根据地建设打下一个巩固的基础。那时的仗就好打,就可以集中兵力,放手打大仗。不然的话,我们仍是处于前方打仗,后方土匪捣乱,有了伤兵要战士抬,粮草无人供给,兵员无处补充。那怎么能打大仗?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不仅战争的目的是为人民,而且还要人民自己起来,用各种各样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作战。军民成为鱼水关系,那我们就无往而不胜。”又说:“要建立根据地,首先要消灭土匪,不消灭土匪就不容易发动群众。消灭土匪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策略。”

第二、关于停战和谈问题。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协议,停止全国军事冲突,并于13日午夜起生效。毛主席及国民党政府同时下达了停战命令。但国民党当局公然宣称,东北不在军事调处的范围。也就是说,他们继续向我进攻不受限制。当时东北敌人正疯狂的向我进攻,尤其热河方面拼命地向承德前进。

对是“和”还是“战”这一重大的形势判断上,林彪和中央又一次出现分歧。

中央认为“和”的可能性较大。(后来我看到一份资料,是熊向晖所著回忆录,其中谈到:当时中央认为,政治协商会议已获重大成果,中国已走向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今后同国民党的斗争,主要是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我党将参加国民政府,我军将进行整编,实行党军分立,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中共中央移驻江苏淮阴。1【注1参见熊向晖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2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3月第二版】)

1946年1月26日,中央电示:“我党目前对东北的方针,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国民党承认我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在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下,只有这个方针才是正确的,行得通的。因此,企图独占东北,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行不通的,必须在党内加以肃清。”2【注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7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据我所知,林彪对这类电报指示,是有保留意见的,因此,他对这类电报只画圈,既不宣扬,也不明确表态。

林彪对停战协定,特别是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境内有权自由行动很恼火,很不满意。林彪曾向中央请示,拟配合热河部队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出击打一仗,歼灭杜聿明有生力量。但中央不同意,中央意图是东北让步,换取国内和平。

而林彪则说:“敌人的阴谋是‘关内和谈,关外大打’,此次和谈,对我甚为不利。我们对停战和平不要有任何幻想。我们和谈的目的,是揭露假和平,揭露敌人的欺骗。我们的重点是把仗打好,能不能和,决定于我们仗打得如何,消灭敌人越多,和平希望越大。”林彪同时命令东北各兵团首长:“严整战备,只有战争才能争取和平。”又说:“切勿向下散布和平空气,以免解除精神武器。”

后来实践证明,林彪的意见是正确的。

第三、关于司令部工作问题。由于山东2师在北镇遭到敌人袭击,林彪提出要加强司令部工作。他说:“司令部各个环节的工作均重要,像一部机器一样,缺少哪个环节都影响正常转动。但重点是情报和通讯。高级指挥机关的司令部工作重点主要是战略情报,战役情报,但也要注意战术情报。下级司令部主要是战术情报,战役情报,但也要注意战略情报。古人知道‘知彼知己’的重要性,现代战争不但要‘知彼知己’,还要知天文、地理、民情。通讯工作重点是加强无线电通讯,上面的命令指示能及时下达,下面的报告请示能及时收来。重要作战电报常常是万分火急的,分秒必争,时间就是胜利,不能等闲视之。”

林彪曾举苏联卫国战争的例子说:“德国对苏联的闪电式进攻重点之一,就是摧毁苏集团军、方面军的指挥系统。一时间西线苏军指挥系统全部瘫痪,部队群龙无首,丧失了战斗力,德军趁机长驱直入。很快,苏军迅速恢复了各级指挥系统,大本营与各集团军、方面军建立了畅通的联络。苏联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由防御转为进攻,强有力的指挥系统发挥了关键作用。”林彪又说:“大兵团、多兵种的协同作战与运动作战,司令部的指挥系统尤为重要。”

林彪曾对我说:“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必须做到坚决执行首长的命令,迅速传达首长的命令,及时准确地报告部队请示和情况,这是在作战指挥机关工作的最基本素质。”他又说:“传达上级命令,报告下级情况,你们一个字都不能错!”虽然我们都知道军人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林彪仍然反复强调执行命令的重要性。林彪还特别反感在向他报告情况时使用“可能”、“大概”、“也许”、“差不多”这样模棱两可的语句。

第四、对次强调“一点两面”、“三三制”的战术方针。当时部队正在对这个战术进行训练,因此林彪谈得特别多。见到部队干部就反反复复地,不厌其烦地谈论和解释。

我们在秀水河子、法库休整约一个月,东北人民自治军已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为第二政治委员。

在东北民主联军管辖之下,成立了北满(司令员高岗,政委陈云)、东满(司令员周保中,政委林枫)、南满(司令员程世才,政委萧华)、西满(司令员吕正操,政委李富春,后为黄克诚)四大军区,重新调整了各省军区和军分区。

山东第1师和新四军3师第7旅直属前方总部指挥,其余主力部队整编后均归各大军区指挥。山东第7师、陕甘宁第359旅归北满军区指挥。山东第2师、第7纵队(由山东滨海支队扩编而成),归东满军区指挥。第3纵队、第4纵队(主要由山东来的部队及李云昌部队扩编而成)归南满军区指挥。新四军第3师(缺第7旅)归西满军区指挥。

六、秀水河子子歼灭战和抚顺运动战

敌人于1946年2月9日又开始发动了新的进攻。南路新6军一部,由沟帮子、大虎山之线进占盘山、台安、辽中。中路52军由黑山占领新民后,推进到沈阳铁西区。北路13军一部,由阜新、彰武出动,先后侵占阜新东北之鹜欢池和彰武、法库间之秀水河子。

侵占秀水河子之敌,为13军89师266团全部,265团一个营及师属山炮连、运输连等,全部美械化。

林彪得知此情报后非常高兴,他说:“等了你半天,终于送肉上菜板来了。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又说:“忍了许多地方的丢失,现在该我狠一下了!”

他对我说:“你看!敌人的拳头伸开了,分散了,这股敌人远离主力有一天以上的行程;而且送上来的敌人不大不小,约五个营,正合我们的胃口,完全有把握消灭它!”

他命令我:“写个电报,通知部队行动准备!”

2月11日,我陪他到7旅去。在那里他亲自给营以上干部作了战斗动员。林彪指出:“这一战的意义,是争取我军在东北的地位。只有英勇顽强第浴血奋战与辉煌的战果,才能较多的分给我们以生存的根据地,才能打下国民党军的威风,才能取得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信仰,才能巩固提高新老部队的信心,才能争取我党在国内国际的地位。”

林彪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压抑了很长时间的窝囊气就要在面前这股敌人身上散出来。半年来的一退再退,战士们的情绪像弹簧一样被压缩到了极限,现在马上就要爆发,变成一把钢鞭抽向敌人。

会后,林彪决定把我留下,协同7旅旅长和1师师长梁兴初指挥作战。临回总部时,他再三叮嘱我说:“不要轻敌,要讲战术,要充分地作好准备,千万别让敌人跑掉,也不能打击溃战!”

林彪又给梁兴初和7旅发电强调:这一仗关系重大,必须打得很艺术、很坚决,切不可鲁莽草率,务须严密弄清敌情,干部须亲自侦查地形,选择攻击点与布置火力,当面详细交代任务,切实取好联络,规定统一动作时间。布置好后,即行猛打。

当日,部队就开始了战斗行动的准备。第二天,7旅和1师,突然将敌人包围在秀水河子。

13日下午3点左右,林彪来到前线指挥所。我和7旅、1师的领导向他汇报了战前准备后,他立刻要亲自去观看突破地段的地形。我们感到离敌人太近,很危险,劝他不要上前边去。但是林总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他特别强调战前指挥员一定要亲自去看地形,对那些只看地图,不到前沿的指挥员,他会骂他们是“打官僚主义的仗”。

我跟随林彪出了指挥所,暗自里想着一定要保护好林总的安全。

我们先到了7旅的阵地,看到战士们工事构筑的不错。随后继续前行,遇到开阔地就在雪地裏匍匐前进。不时有流弹飞过来,打得雪地“仆仆”作响。我们爬到阵地西南角,我指着前方报告:这是我们选择的突破位置。林彪没有说话,靠在一段废墟断墙上,拿着望远镜长久地观察着,也不说话。我想,大概是不满意。随后又往南行,爬到一块地势稍高的位置,我趴在林彪身边的雪地上,他拿着望远镜细细观察着,许久才说:“这个方向好,那边太开阔,伤亡要大。”

我们从前沿回来,有的战士惊愕的认出了林彪,兴奋得说:“林总上前面来了!”阵地上立刻传遍“林总上来了!”的消息。战士们纷纷呼喊:“林总亲自指挥咱们来了,咱们要打出个样来给林总看看!”

林总决定:第1师主力由北向南突击,以一个团堵击敌人可能向西突围逃窜之路,并准备打击彰武方向来援之敌。第7旅主力由南向北突击,以一个团及保安1旅第3团,控制了秀水河子以南之太平庄、小黄帝及登仕堡子地区,并准备阻击由新民方面出援之敌。

13日晚18时,外围战斗打响。22时开始总攻。山炮隆隆吼叫后,激烈的枪声显得更加清脆。红绿信号弹罩住了秀水诃子。敌人也猛烈地和我们进行着火力战。整个秀水河子沉入了炮火的烟雾中。

林彪在秀水河子南面高地上指挥着战斗。子弹不时地从我们附近呼啸而过,有时落在我们跟前。天空飞起无数颗照明弹,照得周围明如白昼。我们可以看到战士们运用疏散的“三三制”队行在雪地上跃进。时而伏下,时而前进,火星围绕着他们飞溅。

突然敌人打出了一排排带着火线的炮弹,爆炸后燃起一片火海,冲锋的战士碰上就成了火人,可以看到有的战士浑身着火在雪地上翻滚。

林彪急问:“这是什么炮?”一个参谋顺口说了一句:“可能是火箭炮。”林彪不满意地看了一眼那个参谋,转身对我说:“作鹏,找个俘虏问问。”

我随即让警卫部队带上来一个胡子拉碴的俘虏,看上去是个“老兵油子”。他斜着肩膀站在我们面前。

我问他:“那一部分的?”

“266团的。”

我问:“你们团装备了什么炮?”

“六零迫击炮、战防炮、火箭炮、重迫击炮,什么炮都有。”

老兵油子斜着眼睛回答。

这时从村里又打出一排这样的炮弹,落在一百多米外的雪地裏燃起一道火墙,俘虏不自觉地缩了缩脑袋。

我指着前面的火光问他:“这是什么炮打的?”

“这是120重迫击炮大的燃烧弹”。

原来如此。

林彪对于想要了解的问题,必须寻求一个准确的答案,从不满足似是而非的回答,这是他一贯的作风。

弄清情况后,林彪要求立刻通知部队,散开队形,尽量不哎哟利用房屋作掩护,防止烧伤。

7旅这面突破的比较顺利,正在向街内发展,迫近了敌团部,整个战斗进入了激烈的巷战。林彪一再命令7旅加紧攻击,加重压力,以分散敌人的兵力和火力,支援北面1师的进攻。

1师英勇地拿下了北山,他们打得很顽强,连续组织了五次突击。

大约凌晨左右,突然由秀水河子西南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侦察兵报告:敌52军的部队,由大虎山赶来增援,已进到太平庄,距秀水河子至多不过十里了。情况紧张起来,林彪当即命令7旅及佯攻公主屯的保1旅各抽一个团去堵击援兵。

前总指挥所的位置,夹在秀水河子与增援敌人的中间,两边的枪声和火光完全把我们裹在中间了。子弹就在我们头上“哧溜哧溜”地交错飞过。前面的部队指挥员有的打电话来问“后面的枪声这么近,增援的敌人离我们还有多远?”林彪要我告诉前面“打了半生仗,怎么这样不沉着。后面不用他们顾虑,我还没有动,要他们加速进攻!”

我们担心林彪的安全,提出换个指挥位置。林彪镇定自若地说:“有什么危险,子弹远着呐。”林彪一边在雪地里踱着步子,一边对我说:“这个时候我们一动,就会影响部队进攻的决心!”

同时,林彪命令:“拂晓前一定解决战斗!”

战斗到14日晨,敌人的最后突围被1师3团打垮后,战斗全部结束。

这时林彪才有时间回头看看我们,看着大伙眉毛胡子头发都结成冰,笑着说:“真是冷啊,我们都成了白头翁了。”

我陪着林彪走到街里,战士们看到林总过来,一片欢呼。战场上堆满了缴获的敌人武装,林彪看来很高兴,对激战一夜的战士们说:“同志们辛苦啦!”“你们大的顽强,打得漂亮!由为人民立了一功!”

这时四周还有枪声,原来是战士们拿到缴获的美式装备,都想试上几枪。林彪立刻要求不断停止射击,要让增援的敌人听不到动静,知道这里已经被解决了,知趣地退回去。

随后,不善幽默的林彪这次突然要和敌人开个玩笑,他要参谋写个字条,大意是:请你们不要来增援了,你们先锋部队的全部人民我们如数收到,战场上只剩下贵军的尸体,你们可以来取。随后林彪在字条上签上字,吩咐放些俘虏,带着字条回去,林彪说:“他们是最好的见证。”

这是代表战场上我军打的第一个典型的歼灭战。共消灭敌军五个营(包括鹜欢池歼敌一个营),击毙、击伤和俘虏敌人近二千余人,缴获各类火炮几十门,美制卡车几十辆,轻重武器数百支。当时还缴获了数台美制最新式电台,这些电台装备总部后,在以后的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林彪回到指挥所仍然很兴奋,在指挥所内抱着肩膀来回踱步,我坐在炕沿上记录着给东北局和中央的战报。他口述一句,我记录一句,之后我又复述一遍,林彪听后点头,大幅度的一挥手:“发出!”我抬头一看,在他那苍白的脸上,透出少有的红晕。

中央军委致电林彪:“在秀水河子歼灭顽军五个营甚喜。在顽敌进攻下,如能再打两三个这样的仗,国民党就不能不承认我在东北地位与我进行和平谈判。”

林彪对这次战斗胜利评价很高,他说:“对敌人来说,使他们疯狂气焰遭到一次严重打击。对我们部队来说,提高了对美械装备敌人作战的胜利信心。这是一个打歼灭战,不打击溃战的范例。对‘一点两面’、‘三三制’战术的运用将是一个推动。对我们后方党政军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对根据地建设将会有很大的促进。“同时林彪认为对美械装备的敌人,目前仍应坚持稳打为、以多胜少、夜战近战的原则。

秀水河子战斗胜利后,敌人集中二个师的兵力进行反扑。

林彪稳坐钓鱼台。2月17日晚,故意到戏院看京戏《苏三起解》,在座老百姓立即交头接耳议论不止。戏终人散后,林彪跳上优良美式大卡车(秀水河子战斗缴获的)与司机并排而坐,半夜离开法库。夜色茫茫,四野幽暗。我们前方总部及1师、7旅均向康平以北地区转移。

2月18日敌军占领法库。

而同一时间在南满的一场战斗,却让林彪很恼火。

南满部队2月16日对盘山以东沙岭之敌的进攻,我军虽然集中八个团的优势兵力,包围新6军一个团和一个教导营,经过连续三天反复冲杀,终未奏效,我伤亡二千余人。后来由于敌人援兵赶到,被迫撤出战斗。

林彪对这次战斗非常不满。因为不是他直接指挥,对当时具体情况不很了解,所以没有提出特别指责。只是一般提到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吃一堑,长一智”,并且第一次提出“不要打主观主义的仗”。

他说:“我集中了第4纵队六个团、第3纵一个旅共八个团的兵力,但一半是新部队,没有多少战斗力。敌人虽然只有一个加强团,但他是美械装备,火力很强,而且已经站稳了脚,利用村落构筑了不少工事。由于我对敌人战斗里估计不足,再加上指挥不统一,又不实行‘一点两面’、‘三三制’战术,结果伤亡一大堆,被迫撤出战斗。挫伤了直接士气,助长了敌人的气焰。”

此时苏军仍占据沈阳。由于苏军根据中苏条约规定,要把中长路的大城市交给国民党政府,苏军预定3月开始撤军,5月初撤退完毕。

3月上旬,蒋军为接受沈阳作进一步的准备。将新6军及52军主力、新1军一部,集中于新民、沈阳之间地区。3月13日,苏军撤出沈阳,敌人随即进驻沈阳市。

3月上旬,东北局在抚顺召开会议,讨论东北的形势与是“和”是“战”问题,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和作战方针、建军方针问题。林彪为了参加这次会议,同时为了回击沈阳敌人向北进犯,决定前方总部及机动部队转到抚顺、铁岭一带待命。

3月中旬,敌人由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多路进攻。52军向抚顺进攻,新6进向辽阳、鞍山进攻,新1军沿中长路向铁岭、开原进攻,71军向法库、八面城方向进攻。

抚顺会议结束偶,东北局及后方总部已向梅河口转移。我们前方总部仍在抚顺。

3月19日,敌人52军沿浑河两岸向抚顺进犯,北岸为25师,南岸为2师,两师夹河齐头并进。

林彪决定集中机动部队第1师和第7旅,加上万毅纵队及保3旅一部,由万毅担任战场统一指挥。把部队隐蔽在抚顺、沈阳之间北侧山区肥牛屯、莲岛湾附近,采取突然出击,猛打猛冲,速战速决的办法,力求歼灭运动中的25师主力。

但打的结果只将其全师击溃,歼敌一部,敌人迅速退到浑河南岸(浑河冰冻未解)与其第2师靠拢,战斗形成相持。后来敌人沿浑河南岸前进,于21日占领抚顺。林彪决定7旅留铁岭、开原地区,采取运动防御,抗击敌人沿中长路北进。前方总部率第1师及万毅纵队向四平方向集中。

抚顺战斗未能更多歼灭敌人,林彪说这是一次山地运动战,本来可能打赢,结果打成“夹生”,主要是没有集中兵力,他检查自己犯了“官僚主义”错误,没有亲自到战场指挥。

“不要打官僚主义的仗”是从这次战斗教训中提出来的,以后不断加以充实发挥。林彪指出,指挥员凡是打仗不亲自侦察地形,不亲自判断处理情况,不亲自选主攻方向,不亲自在前线指挥,行军不随前队行动等等,都是“军事官僚主义”,都应努力避免,努力克服。同时他又说:“这次战斗,可打可不打,最好是不打。因为胜利把握不很充分。在沈阳大门口打仗,敌人既增援容易,缩回去也容易。但为什么又要打呢?主要考虑不能让敌人横行无阻,兵不血刃就开进我们的重要城市。”

由此可见,高级军事指挥员并不是任何时候都高人一等,发生某些失误,没有什么奇怪,很正常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承认自己的过失就堪称贤明,也是政治上一种勇气的表现。善于在失败中总结经验,就能不断的提高指挥才能,这就是优秀指挥员的过人之处。

自1945年11月上旬敌人向我山海关进攻开始,到目前进驻沈阳为止,共计四个多月。在这期间敌人遭到一定的打击,我们保持了有生力量,并锻炼了部队,取得不少作战经验教训。由于敌强我弱,尤其没有根据地依托作战,老部队没有得到补充,新部队不能打仗,因此采取了避免与敌人主力决战的方针,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为尔后大踏步前进准备条件。事实证明,这种战略大后退或者说且战且退的战略行动是正确的。原来预定的御敌于东北大门之外,独占东北以及在北宁线上与敌主力决战,阻止其向锦州进攻的方针,事实证明是不正确的。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大兵团的初战极为重要,必须慎之又慎,初战必须旗开得胜。如果初战失败了,就可能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有时,撤退比进攻还需要勇气。“撤退蒋军”、“逃跑蒋军”并不光彩,但能够诱敌深入,赢得时间,创造战机,林彪认为这样的战略机动是正确的。对于那些所谓“不执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方针”,所谓“不敢斗争、不敢胜利”的指责,更是置之不理。

这就是我对东北战场初期的作战态势的认识。在这四个多月中,也是东北战场最困难的时期,我有幸在林彪身边工作。我向林彪、向部队、向实践学习到任何建立军事战略思想,如何分析形势和任务,如何认识困难与挫折,如何解决问题和矛盾,如何锤炼部队士气和意志。从林彪身上,我看到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要做到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既是战略家又说战术家,才能驾驭复杂的政治、军事局面和现代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