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战争使俄国满目疮痍，一片凋零。工厂停工，火车停驶，工人挨饿。住宅和办公室没有供热。苏联主要能源基地顿巴斯被战争摧垮了。
国家的严峻状况向人们发出了警告。俄共（布）中央派出了150多名党的干部前往顿巴斯恢复生产。一个乌克兰劳动军团得以建立，当时的领导正是约·维·斯大林。军令如山，所有18到46岁的男性居民加上全部50岁以下技术熟练的矿工都被派往矿区劳动。所有65岁以下的技术专家都被发动起来。各矿区被冠以团级军事单位的名称，一批矿区再组合为师团。
在尤佐夫卡，开始发行一份名为《劳工专政》的报纸，版面上既有呼吁又有威胁。例如，1920年6月，工人们可以读到这么一段话：
我们当前的紧迫任务是严格加强劳动纪律。这项工作十分复杂，实现这一任务又将使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一步。我们必须在这样的口号下把全社会所有非劳动人口无一例外地动员起来：“在这个劳动的共和国里，寄生虫和懒汉决无生存之地。在伟大的劳动里程碑之间，他们要么是被枪毙，要么就化为齑粉！”
顿巴斯集中了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州的志愿人员和被动员的公民，载满粮食衣服的火车也源源不断地开到这里。从顿巴斯开出的货车又运出了第一批几千吨煤炭。1920年夏天，为便于管理，顿巴斯的工业区被划成了一些较小的分区单位。每个分区都配有一名主席和两名副主席，其中一人专管政治工作，余者则管理技术事宜。尤佐夫卡被分成了3个这样的分区——诺沃罗西斯克分区、鲁钦科沃分区和沃兹涅辛斯克分区。赫鲁晓夫被任命为鲁钦科沃分区的政治领导人，该分区下辖16个矿井。
1921年3月，列宁推行了新经济政策。为重振工农群众的士气，刺激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的发展，新经济政策对私人企业实施了某些鼓励措施。以前国家实行的余粮征集制由新的粮食税代替，此后，农民对手中余粮既能自己消费亦可供应市场。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普遍缓和了国家的形势，但顿巴斯则不然。1921年夏天，乌克兰大地上干旱难当，成千上万的矿工离开矿区外出逃荒。煤炭产量急剧下降，只够矿工自己煮饭烧水之用。由于煤炭的匮乏，向顿巴斯运入粮食的火车也随之减少。
尽管困难重重，到1921年年底之际，人们终于战胜了危机。煤炭产量逐步回升，煤矿最终再次全面开工生产。1922年初，顿巴斯得到了200万普特的谷物，其中一半是从外地输入的。各矿区开始实行以实物支付报酬的办法，一个矿工采煤越多，所获面包也就越多。此际还从国外购入了第一批采煤机。鲁钦科沃分区的各项工作被认为达到了顿巴斯地区一流的水平，该分区还开办了一所煤矿学徒工人学校。
赫鲁晓夫总是精力充沛，随时准备迎接各种挑战。他不但遍访了自己的分区，召开会议，发表演说，而且还亲自下井采煤，帮助修理矿井设备。事情远不止这些。当时顿巴斯整个地区都非常缺少技术专家。后来赫鲁晓夫曾这样回忆往事：
国内战争之前，我在顿巴斯一个煤矿当钳工。当我重返家乡时，他们派我担任了鲁钦科沃矿区的副经理。我们力图恢复焦炭生产，但却找不到一份可参照用的设计图，那些当年的比利时矿产主卷着蓝图跑了。所以我们只好到处寻找老工人，向他们请教，接着又把炼炉拆散，以便发现焦炭副产品的生产包含了什么东西以及怎样对它进行生产的办法。当时我们没有专管机器设备的工程师。顿巴斯不少工程师都躲在家中，对我们不怀好意。然而正是在这些困难条件下，我们却重振了这个地区的工业生产。
在莫斯科，为专门培养矿业方面的人才还创立了一所矿业专科大学和一所矿业学院。1921年底，顿巴斯也创办了一所矿业专科技术学校。从整体上看，学校的学生都相当成熟，大多数人都至少有10年井下工作的经历，一半以上都是党团员。技校专门开设了一个工人速成班，其职责是向学生们提供普通教育以便为专业学习打下基础。第一批学生经过精心挑选，赫鲁晓夫也榜上有名，考虑到他的政治经历，他还被选为技校党支部的书记，并担任了学校的政治领导人。
技校逐渐发展起来，得到了一些新校舍。按照校长和赫鲁晓夫本人的建议，学生们还建起了一座与技校业务紧密的工厂。他们时常到旧机器设备堆里翻找机械零件，花了好几周时间翻修这些旧设备。
1923年的顿巴斯业已恢复了生机，煤炭产量达到战前水平的一半。赫鲁晓夫的家庭生活也更为安定。当时在省委党校任教的尼娜·彼得罗芙娜·库哈楚卡在技校的工人速成班授课，由此结识了赫鲁晓夫，并成了他第二个妻子，后来他们夫妇有了三个孩子，女儿拉达和叶莲娜，儿子谢尔盖。
1924年底，为了向从顿涅茨矿业技术专科学校首届毕业的13名矿业工程师颁发毕业证书，学校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赫鲁晓夫也是委员之一。毕业生们大都分配到矿业部门的重要岗位上。赫鲁晓夫本人没有拿到毕业证书，他的前程还寄于他方。在几个月时间里，全国的行政管理单位被重新组织了一番，在州辖区内设立了一级叫作区的新的行政单位。其中，在顿巴斯建立的一个区包括了马林斯克地区的农村和彼得罗夫斯克各矿区，赫鲁晓夫被推举为这个区的区委书记。
国家工业化开始付诸实施。各矿区都得到了采煤机、挖土机和装载机，还有传送装置及电气机车。彼得罗夫斯克矿区的煤炭产量在一年之内，从2600万普特上升到3600万普特。附近各州成千上万的农民涌入矿区做工，所以劳力并不缺乏，但是新工人的住宅和培训却摆在了区委面前，而且当时的条件极为简陋。
一年后，1925年的情况良好。这一地区的煤产量超过了年度计划的规定指标；第一批集体农庄也在农村地区建立起来了，粮食获得丰收。新经济政策卓有成效，农村地区正在迅猛发展。一天，一个年轻的农民跑来问赫鲁晓夫：“会不会有那么一天，只要您一按电钮，大雨就会从天而降？”赫鲁晓夫毫不迟疑张口答道：“你的设想会很快在咱们这儿变成现实。”
就在这一年的12月，赫鲁晓夫第一次有机会访问了莫斯科，当时他是参加联共十四大的乌克兰党代表团的一名成员，不过还没有选举权。大会开幕的那天，他是第一批进入大厅的代表之一，几天前他还在大街上转悠了好一段时间想找一找克里姆林宫呢。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以格·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列宁格勒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季诺维也夫对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心怀忧虑，并且准备向斯大林发起攻击。不出所料，赫鲁晓夫热情支持党的“总路线”，并且和乌克兰的其他代表一起，提议举杯为斯大林祝颂，当时赫鲁晓夫是第一次从远处见到了斯大林本人的。这位党的领袖给这个年轻人留下了相当好的深刻印象；而斯大林那副和蔼可亲毫无欺诈的样子不过是一种为了博得党的基层干部支持的伪装，当然，赫鲁晓夫当时怎么也想不到这一层。
两年后的1927年，赫鲁晓夫又参加了一次党代表大会，但这次已是全权代表了。在十四大到十五大这一段时间里，他积极参加了反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的斗争，这个反对派一直坚持反对新经济政策。在1927年这次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同占大会压倒多数的其他代表一起，投票通过了把反对派这几名领袖以及数十个支持者开除出党的决议。
在顿巴斯，赫鲁晓夫的知名度迅速提高，这归功于由他担任书记的那个区党委成绩突出，他从彼得罗夫斯克——马林斯克区委上调到州委部门工作，由此，工作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展。对于新岗位上的工作成绩，他也有足够理由感到自豪，因为整个顿涅茨地区的党员人数在全苏联都是名列榜首的。1927年初，顿巴斯煤炭产量超过了战前最高水平，在许多地区的城镇里，文化室（相当于今天的文化宫）拔地而起，为适应州中心首府的需要，铁路有所延伸，随之还铺设了自来水供应管道，几家电影院业已开张，一家地方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在那个岁月里，这一切都不是小成就了，这些也证明赫鲁晓夫作为一名党的干部能力很强。他是乌克兰境内的佼佼者之一。尽管如此，他确实还有某一方面的不足，他的正规学历太低了，而且当时压在随便一位党的干部肩上的工作重担，都足以使他无法进一步学习深造。如果不是由于两张后来被他称之为幸运的“彩票”为他带来的好运气，赫鲁晓夫至多只能是个党的中层干部，这种可能性很大。
1928年初，斯·维·科西奥尔当选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以前他曾是联共中央的书记之一。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重组乌克兰党中央的机构。他把中央组织部的领导尼·杰姆钦科召来之后，向他下达了如下的指示：
你在组织部里有6名工作人员，都是从知识分子里挑选出来。你应当有一名不错的工人副手。从你那里派个人到顿巴斯去，让他们给你6名工人出身的党的干部。不过一定得记住，现在掌管顿巴斯的可是莫伊申科，他是个狡猾的农民，会把我们需要的人留下自己用，而且又会设法哄骗你，把一些倒霉的假货塞给你。所以必须同每一个候选人认真谈一谈，在他们当中只能挑出最好的带回来。我要亲自找一个我们需要的人。
阿·弗·斯涅戈夫被派往顿巴斯。他挑了6个人，其中就有赫鲁晓夫。他们都被送到乌克兰当时的首都哈尔科夫，科西奥尔亲自接见了每一位候选人。赫鲁晓夫被他选中了，并让他去担任杰姆钦科的副手。
在那个岁月，任何人都不会在一个地方干上很久。杰姆钦科不久便调到基辅出任州党委书记，他把赫鲁晓夫一起调去，当时他已被提拔为组织部的领导。但是赫鲁晓夫在那儿也没停留多久。1929年，莫斯科创办了一所工学院，其任务是为国家经济工作培养党的高级干部。在审批申请报告的地方，总是优先照顾工人出身的党内干部，学院挑选的第一批学生当中就有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在工学院的经历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首先，那儿就有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1928年，他曾经拥护过对顿巴斯煤田沙赫特矿区一些工程师的判决，这些人被指控为代表以前国内外的矿产主进行了“破坏活动”。尽管这个案件把自己老家地区的人牵连了进去，但是当时赫鲁晓夫还缺乏经验，以致未能洞察出这个案子实际上是由人为一手捏造的真相。在学院学习的第一年，他在政治上的忠诚从未动摇，是反对“右倾分子”斗争的积极支持者。当时掌握学院党组织的“右倾分子”，选出自己的人作为学院党组织代表去参加莫斯科鲍曼区党代会，《真理报》为此两次发表文章攻讦了这些代表。之后，学院党组织“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决定召回代表，还选出了一个新的学院党委。当时极力支持党的“总路线”的赫鲁晓夫就被选为学院新党委的书记。这或许正是他的大名首次出现在中央报刊上。
很自然，学院党委积极拥护以斯大林的方式开展的农村集体化；同时还紧密配合对那些被指控为法国人工作的“工业党”成员进行的审判，以及对反对所谓“资产阶级专家”的斗争。实际上，策划对这些旧知识分子成员实行公开审判，目的还在于对批评政府的意见进行恐吓。但是对赫鲁晓夫来说相当幸运的却是，他只是从理论上参战，他没有被召去亲自动手推行集体化，或是去进行反对富农的斗争；而这些活动对斯大林本人以及他许多朋友和同事来说，代价却是昂贵的。尽管这样，当学院的一批学生由于被指责为属于“右派”而遭到开除学籍时，赫鲁晓夫确实也从中搞了一手。
其次，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赫鲁晓夫在工学院的经历也富有成果。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也在学院第一批学生当中，并且是学院党的领导人之一。她来学院只坐电车，而她的名字也无法使人联想到她就是国家领袖的妻子，因此学生们对这位少妇几乎毫不知晓。赫鲁晓夫却是她的好友，而且这个年轻人还笃信，正是娜杰日达的功劳，自己才受到斯大林的青睐。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在我担任莫斯科州委兼市委书记的时候，经常在斯大林的家宴上见到她本人……这时我才明白，自己在工学院的生活，在维护党的总路线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等情况，准是她经常告知斯大林的。在谈话过程中，斯大林时常提示我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而我一开始都想不起来他说的那些事，我早就忘了……看来这准是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告知他的。我想正是这一点才确保了我的地位，而且最重要的莫过于决定了斯大林对我个人的态度。我把这称之为自己摸到的彩票——这可真是一张幸运的彩票啊！后来，那些与我同辈的人，学院里的同班同学还有在党组织里一同工作过的朋友，大都被当作人民的敌人而丢了性命，而那时我却活下来了，我想原因就在此吧。
也许在赫鲁晓夫身兼莫斯科州委和市委书记之际，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已经不在人间了，所以他的回忆很可能是在自欺欺人。当然，阿利卢耶娃同丈夫讨论过工学院情况这一点还是可信的，但是斯大林极少重视妻子的意见，故而也不会对她说的那些轶闻趣事留意在心。对赫鲁晓夫的宦途来说，更为重要的还是他引起了拉·莫·卡冈诺维奇的注意，后者以前担任过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时下不但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而且还身兼莫斯科州委和市委的第一书记。卡冈诺维奇需要在莫斯科有一个精力充沛的助手，于是便把赫鲁晓夫调出了工学院，并委派他在首都从事党务。
赫鲁晓夫吉星高照。1931年，经卡冈诺维奇一手举荐，他当选为鲍曼区委第一书记。几个月后，又调到莫斯科另一个区，红色普列斯尼区取代米·尼·柳亭担任区委第一书记；而柳亭则由于反对党的政策被中央政治局流放到边远地区，他的许多同事也同样命运多舛。毫无疑问，赫鲁晓夫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区党组织内“柳亭主义”的余毒全部清除。
1932年，赫鲁晓夫入选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1934年，他进入中央委员会，这一年他才39岁。之后不久又被晋升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和州委第二书记，这意味着他已经是卡冈诺维奇在首都的二把手了，不过这时间也不长。在党内，卡冈诺维奇被普遍认为是最杰出的组织家之一，当时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很明显取决于铁路交通的迅速重组，而他正是此任最明确的人选。经他推举，又经斯大林同意，赫鲁晓夫入选为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此项任命引出了《工人莫斯科报》编辑如下的一番评论：
赫鲁晓夫同志，这位历经战斗洗礼并从最基层参加党的工作而起步的工人，是斯大林教导下的十月革命之后那一代党的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在著名的斯大林工作方法运用大师卡冈诺维奇同志的指点下，近些年来尼·谢·赫鲁晓夫同我们党一起逐步成长起来，他是我们光荣的莫斯科党组织当之无愧的领导人。
赫鲁晓夫本人也写下了自己获得跃升时的反应：
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交通人民委员……我被提升去接替他的职务……就在中央委员会下一次全会上，我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得知这个消息，我真是欢喜异常，不胜荣幸，然而我也对即将就任的岗位能否胜任，心里没底，惶恐不安。这时我已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党的专职工作人员了，可我还是保留着自己本行的那些工具——卡钳、千分尺、直角尺、直尺和量筒什么的。我不愿意割断自己和老行当的联系。在我看来，党内职务是选举产生的，如果将来我没有重新当选，那么可能有一天我还会去重干我的老本行——做一名钳工。
身居高位肩负重任，这或许确实会令人望而却步；但是实际上，赫鲁晓夫作为首都所在州州委第一书记比起外埠那些州委书记，工作活动却大受限制。州内各地单方面决定的事情都必须在莫斯科上交全苏联一级权力机关，有时要上报斯大林本人。甚至在审批首都的地区建设和公用设施的供应工作上，莫斯科州党委或苏维埃机关也要受到中央的严格控制。例如有一次，在许多外国来宾参加了五一节游行之后，斯大林召见了赫鲁晓夫，指示他要以最快的速度在首都修盖40处厕所，由于缺乏这些设施曾给游行者造成了诸多不便。尽管如此，赫鲁晓夫也还是做出了不少成绩，引人注目。他是个不知疲倦的干将：遍访州和市辖区内的工厂农村，为集体农庄主席、教师、科学家和甜菜农组织会议等等，他还积极参予了执行首都重建计划的工作。
当时的莫斯科真可说是一个庞大的建筑工地。一位曾在1934年夏天访问过莫斯科的德国作家写道：
整个莫斯科看起来嘈杂不堪。街道被挖开，满是泥泞的长沟上铺着肮脏的木板，到处都是土堆。整个城市一团混乱，载重卡车正忙着拉运堆积的瓦砾。到处都能看到施工中的地铁车站围着长长的隔栏，各处都有搭着脚手架的未竣工的高楼和住宅楼。单缸挖土机、混凝土搅拌机和翻倒灰浆的机器发出砰砰声和撞击尖叫之声不绝于耳，加上汽锤的轰鸣，一起震颤着城市的每个角落。成千上万的人日以继夜，几乎是狂热地勤奋劳动。拥挤的有轨电车顺着大街隆隆开过。能看到的小汽车没有几辆，而且商标和批号都是相同的。充斥街头的都是单马拉的四轮大车，车箱上坐着面色阴沉的驭手。不过在城区中心也有一些非常新式的无轨电车。
这时的莫斯科正处在向国家最大工业生产中心转变的阵痛之中。赫鲁晓夫和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尼·亚·布尔加宁二人，他们身负重任，工作非常繁重，因为他们要管理各种各样的建设项目，有工厂、住房、学校、公园、文化馆、电影院、少先队宫，还有专为9-14岁儿童开放的少年之家。莫斯科一伏尔加运河工程也要付出大量的管理工作，虽然在这一工程中使用了不少劳改犯人，动员了大批劳工，但首都还是得提供大量的原材料和机械设备。
然而赫鲁晓夫的注意力主要还是放在了地铁工程上。这在当时是一项相当浩大的工程，尤其是党中央委员会还决定要把它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地铁。最初的实验地段早在1931年就已建成。次年，一个由苏联、德国、法国和英国专家组成的设计组拟定了整个地铁系统的计划。一些苏联工程师到几个西欧国家去实地考察当地的经验。开工后，地铁工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仅在1934年一年就完成了地铁一线总工程量的85%，而且这还是在边施工边接受检验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动用了7万多人。赫鲁晓夫几乎每天都要身穿工作服到施工坑道进行视察，亲自检查施工进度，就地协助处理有关问题。莫斯科地铁一期工程竣工通车仪式接到了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祝贺。由于在此工作上功绩卓著，赫鲁晓夫荣膺了平生第一枚奖章——列宁勋章。
作为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所处的位置使他建立了许多有用的关系。他活泼热情，和蔼可亲，精力充沛而且心直口快，在党内高层领导中，他并没有树敌。他一向好学，精明强干又谨言慎行，而且还勇气过人，锲而不舍。如果说他所受到的教育有限，那么斯大林、卡冈诺维奇以及当时其他许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也是如此；在这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党第一代领袖们与他们截然不同，这代人都从事过多年的理论斗争。但赫鲁晓夫天资聪颖，直觉准确，在错综复杂的政治舞台，他并没有迷失方向，走进死胡同。同布尔加宁的友谊在日后使他受益不浅，不过两人的友情到1957年就突然结束了。他还同当地州委的一些党的高级干部，如尼·阿·菲拉托夫、德·亚·卡尔波夫和斯·扎·科里尼以及其他人都过往甚密，关系良好。而且斯大林也将赫鲁晓夫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
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经常应邀到斯大林私邸赴家宴。这位党的领袖可真是个造诣精深的演员，尽管他生性粗鲁，但一旦需要博得某个于己有用之人的同情，他又会做出一副亲切和善殷勤周到的样子。日后赫鲁晓夫是这样忆旧的：
当时我在市党委工作……常常能见到斯大林，在他那儿洗耳恭听接受指示……我实在是被他镇住了，斯大林真是和蔼可亲，待人以诚。我和他在一起时所见所闻的一切都使人陶醉不已。他的魅力使我为之彻底倾倒。
这儿还得添上一笔讽刺性的说明。很可能斯大林之所以钟情于赫鲁晓夫，不但是由于这个年轻人精力过人又忠实不渝，而且他的身材也比斯大林矮，因为斯大林本人不喜欢高个子。
即使在政治气氛发生变化时，赫鲁晓夫还坚定地维护斯大林的路线：
有时他独自坐在那里，敌人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几乎要爬到他的腿上了，他却视而不见，而且还洋洋自得地认为，在我那个组织里没有破坏分子，没有异己分子。他这种盲目的自信，只是糊涂观念、缺少政治眼光与麻痹的结果，这只有傻瓜才会相信；这种思想完全缺乏敌情观念。
赫鲁晓夫这番话由1937年3月的报刊发表之际，斯大林的恐怖时代已开始笼罩全国。最初的清洗是在1935年进行的。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构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进行了一场扫除“不良分子”的运动，成千上万的贵族和富农家庭、工厂主以及其他被视为“不良分子”的人都被流放到外地，赫鲁晓夫却对此视为理所当然。次年又放逐了那些反对斯大林政策的人，其中大都是党政机关的中层干部。但是，就在1937年2-3月那次中央全会之后，镇压的浪潮甚嚣尘上，牵连到成千上万的人，而这些人历史上却从未支持过任何反对派。恶浪很快就波及到莫斯科州委党组织身上。州苏维埃主席菲拉托夫和市委书记科里尼都遭逮捕，首都地区数十名其他党的负责干部和企业领导，其中还包括不少当年地铁工程的组织者亦同遭厄运。各区委书记也都荡然无踪了。1937年6月，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州第五次党代会上的发言里激动地指出：“这些可耻的叛徒还打入了党的内部，甚至混进机关，有些人还当上了莫斯科党委会的委员或候补委员。”
在1937年的野蛮暴行中，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安得列耶夫这些人都是积极的推动者，他们不但心照不宣地大力赞同逮捕无辜人民的行动，而且甚至亲手编纂本部门工作人员的黑名单，把他们打成“人民的敌人”，并奔波于全国各地，襄助内务部完成其任务。显然，赫鲁晓夫并没有这样心狠手辣，置人死地。但另一方面又没有证据表明他曾经力阻过斯大林的措施，或是尽力保护莫斯科地区党政干部免遭毒手。他相信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构。他谈到了从大恐怖牺牲者身上逼供出来的所谓“证词”，而且还信以为真；他在多次讲话中曾呼吁要警惕和揭露“敌人”；他还根据内务部的要求批准过实施逮捕的命令。甚至在许多时候，他还盲从地听命上级的一切，认为对于扣在他们身上的种种罪名，被控者本人都是难逃其咎的。或许他会认为内务人民委员部能够彻底查清每桩案件，并开脱无辜者，而且斯大林和那些负责执行暴虐措施的人要比自己更熟悉情况，这也许是他的一种自我安慰吧。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赫鲁晓夫对此却什么也没讲，不过他确实也承认，自己曾默许过按斯大林的旨意镇压某些党内优秀干部的行动：
一项调查结束后，而且斯大林认为自己身边的所有人都必须在报告上签名，这时在会议上，他常常当场迅即签字，然后再传到我们每个人手中，而我们便一眼不看立即签名……我们是把报告当成罪证材料在上面签字的，换言之，斯大林把他的意志强加给我们。于是这就成了一种集体的意见。
这仅仅是赫鲁晓夫放弃道义责任的多种方式之一。当时他必须从事的一件任务就是视察监狱，监狱里关押的都是一些本人活动尚在调查之中的犯人。赫鲁晓夫讲述过这么一件事：
〔特列瓦斯〕是个聪明、能干而正派的人，我是通过莫斯科党组织认识他的，那时他和我在鲍曼区一同工作过半年……他遭到了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当斯大林指示各地区党委书记出去巡视各自地区内“契卡”的监狱时，我在一次巡视中发现特列瓦斯正身陷囹圄。1937年大屠杀开始后，他未能逃脱被杀的恶运。
特列瓦斯曾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同事；但赫鲁晓夫并未出面干预他的案子，特列瓦斯后来就被害死了。应当承认，这时赫鲁晓夫的手脚已经被斯·列坚斯捆住了，后者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莫斯科州属机构的负责人，又是斯大林的连襟。他曾陪同赫鲁晓夫一齐巡视监狱。但是几乎可以完全肯定，当时真正制约赫鲁晓夫行动的却是内心恐惧与盲目屈从；因为他看到许多比他位高权重的要人，被斯大林送上西天，一去不回。即使对纳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赫鲁晓夫也不得不敬而远之，列宁夫人对于他是这样的：
我始终把列宁尊崇为我们的伟大领袖，因此对纳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也具有极高的敬意。她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可分离的伴侣。当所有人都开始向他发起攻击时，使我真感到痛苦……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她上了年纪，心情沮丧不快。人们象躲瘟疫一样避着她。由于她背离了党的路线，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她受到严密监控。当我现在分析那段时期发生的事件时，我认为纳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立场是正确的……〔但是〕她知道我是支持党的“总路线”的，而且是斯大林这代人的产物。因此，她也就以相应的态度待我。
1937年下半年，镇压尤其残酷。莫斯科市内几乎所有的区都举行了公开审判，而判决结果又几乎如出一辙，全是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只是到了接近年底的时刻，由于赶上了最高苏维埃候选人提名的活动，大恐怖的狂潮才有所缓和。赫鲁晓夫被好几个选区提名，但他本人却选中了红色普列斯尼区。与其他所有候选人一样，他的当选早已预先搞定。
1938年1月12至16日，最高苏维埃举行第一次会议。赫鲁晓夫当选为主席团委员，其后又在紧接着召开的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被提名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替代巴·波斯蒂舍夫。这时的赫鲁晓夫一跃而为苏联党政领导机构中最具权势的十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