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明的投机商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在一片爆竹声中成为过去。
“一江春水向东流。”重庆的大员、要员，象从麻袋里倒出来似的，倾泻在上海。
一九四五年底，在上海福煦路中段（今延安中路）和同孚路（今石门一路）路口，换下了“南洋煤球厂”的牌子，高悬起“作家书屋”四个大字。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大批人马从重庆涌入上海，姚蓬子的“作家书屋”也东迁了。
南洋煤球厂本是姚莲子妻子周修文亲戚的产业。姚蓬子看中南洋煤球厂地处闹市，便借了下来，楼下作为作家书屋门市部，楼上作为编辑部兼职工宿舍。
姚莲子独自先来上海打天下，周修文、姚文元和妹妹留在重庆。
熟人好办事。姚蓬子一到上海，便去拜访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宣铁吾也是浙江诸暨人，跟姚蓬子是同乡。当然，更要紧的是，宣铁吾知道姚蓬子乃徐恩曾手底下的人，彼此彼此。当姚蓬子请求“多多关照”的时候，宣铁吾满口答应。
宣铁吾给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挂了电话。当姚蓬子迈进吴开先的办公室的时候，见到吴局长眯着笑眼，象吃了定心丸似的。
果真，承蒙吴局长恩典，姚蓬子得到了在上海安身立足的最要紧而又异常紧俏的东西——纸。
那时候的纸，有“公家”供应的平价纸，有黑市的议价纸。议价纸比平价纸贵好多。姚蓬子从吴开先那里居然弄到了大批平价纸。
姚蓬子手中有纸，心中不慌。作家书屋在上海开张了。
姚蓬子这人，大大咧咧，懒懒散散，常给人随和的印象，不拘小节。其实，他是个表面糊涂。骨子精明的人。虽说“士不言利”，而他却精于赚钱获利之道。
他在弄到大量平价纸之后，不急于排印新书，却从重庆运来大批纸型。那些书过去在重庆出过，而对于上海读者来说是新的。纸型现成的，省去了排字费，印刷又快。于是，作家书屋的柜架上，一下子出现一大批新印的书。
脚跟总算站稳了。姚蓬子一边开始在上海排印新书，一边把妻子、儿子、女儿接来上海。
章含之在她所写的《我与父亲章士钊》一文中，曾忆及当年的“作家书屋”印象：
一九四六年，我考入震旦女中。……冬天，平台上太冷，我就跑到如今瑞金大戏院附近的‘作家书屋’，不花钱地坐在取书的小梯子上看书架上的书。巴金的《家》、《春》、《秋》，徐汗的《风萧萧》，以及无名氏的《塔里的女人》，等等都是我那时坐在‘作家书屋’的小梯子上看的……
小小年纪的章含之，未曾上楼。“作家书屋”的楼上，则是另一番景象：姚老板的桌子上，安装了几部电话机。他已毫无诗人的灵感，却充满投机商人的铜臭。纸张紧俏，他就做倒卖纸张的生意。黄金紧了，公债紧了，股票紧了，他也投机其中。什么玩艺儿能赚钱，他就做什么买卖。他只有一个目的——把金灿灿的、白花花的、沉甸甸的那些东西弄到手，就行！
姚文元住在二楼的亭子间里。他在重庆中学上学。他生性孤僻，总是钻在亭子间里看书，很少理人。他跟店里的职工几乎不打招呼。他的眼睛总爱朝上翻。
我走访了当年作家书屋的职工，他们说起姚蓬子待人之苛，令人惊讶。那时的姚蓬子已没有半点“诗人”气息，而是散发着满身铜臭！
一位在作家书屋工作多年的学徒回忆道：“我那时候十几岁，在乡下生活不下去，到作家书屋当学徒，站柜台。姚蓬子只给我吃饭。每月的零用钱，只够理一次发，买一根油条。他克扣职工工资是很‘出名’的。店里的职工流动性很大。稍微有点门路的，找到别的工作，就走了。剩下的就象我这样的人，没有门路，只好听任他剥削。物价飞涨，每一次职工要求增加工资，都要跟姚蓬子斗。他只能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答应增加一点工资……”
姚蓬子雇了十几个职工，他成了道道地地的老板。
最有趣的是，每逢新书出版之际，姚蓬子是很怕见作者的。他再三关照职工，作者来了，要赶紧告诉他，他马上躲进厕所。这样，职工便可以对作者说，老板不在家，稿费改日再付！
一拖再拖。等到作者终于找到姚蓬子，拿到稿费，那时物价已涨了几倍了。
姚蓬子，蹩脚的作家，精明的奸商！他比父亲姚西曜盘剥佃农的大斗更厉害，他从作者、读者、职工三方面榨取血汗钱！
姚蓬子之苛、诈，令人震惊。
姚家向来喜欢雇同乡穷妇作佣人；一是同乡捏在他的手心之中，倘有不轨，“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可以追查到家乡；二是乡下穷人好欺，给碗饭吃就够了。
据曾在姚蓬子家做过五年佣人的钱亚芬回忆：五年之中，姚蓬子没有给过一分钱工资！一九三一年，当姚文元满月的时候，姚家亲戚前来贺喜。钱亚芬抱着姚文元给姚家亲戚们看，有人赏给她几十个铜板。第二天，姚蓬子的妻子周修文，就从钱亚芬手中拿走了这些赏钱，只给她三个铜板。后来，当钱亚芬终于离开姚家时，她的身边只有这三枚铜板而已！
姚蓬子的吝啬，在亲戚中也是“出名”的：家乡来了亲戚，住不了几天，就得赶快“开步走”。姚老板的面孔是铁青的。亲戚多住几日，他便会下“逐客令”，唯恐亲戚多吃了他家的饭菜！
他总是说自己穷。他也确实一副穷相：西装已经又旧又破，他还天天穿着……
物价象火箭般腾飞。读者连肚子都喂不饱，哪有钱买书？书店的生意日趋萧条，上海各出版社、书店都挣扎在死亡线上。
作家书屋也几乎不印新书了。门市部门可罗雀。
就在这艰难时世，姚蓬子却渐渐变阔了：本来，一直穿一身破西装，如今添了崭新的狐皮袍；本来，一直跟店里职工一起吃“大锅饭”，如今另起小灶……
解放前夕，最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出来了：姚老板要搬家啦！
姚老板要搬到哪儿去呢？
原来，上海一个大资本家叫林伯辉，在市中心静安寺附近新造了一批三层楼房，名曰“林村”。姚蓬子居然拿出灿灿金条，买下“林村”的一幢三层楼房，全家搬了进去！
姚老板怎么会这么阔起来的呢？
原来，他不再靠印书赚钱。他靠着宣铁吾、吴开先，大量购进平价纸，然后以议价在黑市抛售。转手之间，赚了大钱！
姚蓬子居然请得动宣司令大驾，在作家书屋楼上打麻将！打麻将时他常常输，把一沓沓钞票塞进司令的衣袋。自然，司令也就更加殷勤的关照他了。
姚蓬子也给自己留下后路。他跟冯雪峰打交道，跟潘汉年打交道。
大抵是物以类聚的缘故，丁玲前夫冯达有着和他相似的经历，这时与他常来常往。
据楼适夷四亿，他回到上海，也曾去过作家书屋。在他的印象中，这时候的姚蓬子显得异常忙碌。姚蓬子的桌子上，装了几部电话机。这位诗人已毫无写诗的灵感，却忙着在做投机生意——不光是倒卖纸张，也倒卖黄金、公债、股票。什么玩艺儿能赚钱，他就做什么生意。
这时的姚蓬子，成了道道地地的奸商！
脸阔了，手宽了，姚老板对职工依然那么刻薄。作家书屋的一个老职工生肺病死了，姚蓬子把他一脚踢开，什么“抚恤金”，没门儿！
姚蓬子虽说发了财，却成天价双眉紧锁，没有一丝笑脸。每天打开《申报》，愁云便飘上他的心头：中国共产党指挥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推进，步步得胜，眼看着便可唾手而得中国大陆，上海迟早要落入中共手中……
他，忧心忡忡。他曾听说，前几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搞过肃反，对叛徒是毫不手软的。
眼下，国民党政府大厦已摇摇欲坠，不能再作为靠山了。他，一旦落入共产党手中，纵然手中有钱，日子也是难熬的，因为他毕竟不是一般的书店老板，他有着那样一段抹不掉却又令人心焦的历史。
心境不好，使他脾气变得暴躁。动不动，他就要发一通无名火。
他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独养儿子姚文元身上，望子成龙。
在姚文元之后，周修文生过二女一子。
大女儿叫姚文华。
二女儿是在一九三七年生的。生下不久，正值“八·一三”日军突袭上海。姚蓬子把出生才几个月的二女儿送回诸暨老家。在缺医少药的乡下，二女儿死于脑膜炎。
来到重庆之后，周修文生下一个儿子，曾使姚蓬于兴高采烈。这小儿子上小学一年级时，染上麻疹，转为肺炎，死了。
于是，姚文元成了姚蓬子唯一的儿子，成了他的掌上明珠。
姚蓬子为儿子操碎了心
虽说姚家离“大同大学附属中学一院”（今大同中学）颇远，但那是在上海很有名气的一所中学。为了儿子的前途，姚蓬子让姚文元从重庆中学转入大同附中，每天来来回回挤公共汽车也毫不顾惜。
儿子进了“大同”，姚蓬子总算放心了。儿子居然在课余还写起长篇小说来，这更使姚蓬子欣慰。父亲所企望的和儿子所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做作家，做大作家。尽管姚文元跟父亲一样，并不是写小说的料子——姚蓬子毕生没有写出过好小说，姚文元毕生没有发表过小说。
一九四八年寒假里发生的一桩事，使姚蓬子深为不安……
那是一月二十八日晚上，大同中学一个姓王的同学突然来到了作家书屋，通知姚文元明天一早到学校去。
姚蓬子以为儿子返校开什么会。不料，第二天，儿子很晚才回家，说学生证也被警察搜去了。
姚蓬子一盘问，才知道儿子参加学生运动去了！
那时，同济大学成了上海学生运动的中心。由于学校的“训导处”开除了几名进步学生，上海同济大学全体同学从一月十八日起实行罢课，并决定派出代表赴南京请愿。一月二十九日，上海二十七个学校五千多名学生云集同济大学，欢送代表团赴南京请愿。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派出三千多名军警前往镇压，逮捕二百多名学生。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杭生武声称要解散同济大学。大同附中是前往支援同济学生的二十七所学校之一。这一学生运动发生在一月二十九日，称为“一·二九”事件。
“胡闹！”姚蓬子听说儿子被同学拉去参加游行，颈部根根青筋怒张。
“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姚蓬子摆出老资格，训斥十七岁的儿子道，“你给我老老实实读书。你将来靠读书吃饭，不是靠游行吃饭！”
说实在的，姚蓬子吃够了“革命饭”。他知道被捕的滋味是什么。眼下，他的宝贝儿子要重蹈他的“覆辙”，他不由得怒火中烧。
他告诫儿子，不许再参加学生运动。
此后的报上，关于学生运动的报道中，不断出现“大同大学附中一院”字样，使姚蓬子暗暗为儿子担心。
当儿子在那里念完高中一年级，姚蓬子便让儿子转入另一所上海名牌中学——沪新中学。
沪新中学，亦即江苏省立上海中学，上海第一流的中学。日军侵占上海时，取缔了作为“江苏省立”的上海中学。该校迁至法租界顺昌路，更名为沪新中学，意即“新的上海中学”。抗战胜利后，上海中学复校，沪新中学成为上海中学的一个部分。由于上海中学在上海郊区，而沪新中学在市区，报考沪新中学的人反而比上海中学多，尽管上海中学校舍宽敞舒适在上海是首屈一指的。
当时的沪新中学拥有一千多名学生。分为理科和商科。姚文元插入理科二年级甲班。
正当姚蓬子为儿子进入沪新中学而高兴的时候，不料，就在开学的那一天——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放学回来，姚文元刚刚放下书包，脸上露出神秘的表情，他轻声地附在父亲耳边说：“爸爸，有件要紧的事，告诉你。”
父亲随他来到卧室，关上房门，姚文元这才说出事情的原委：“今天，我到沪新中学上学，一眼就认出跟我同桌的同学。我知道他叫崔之旺，可是他却说自己叫‘崔震’。”
“你怎么会知道他本来的名字？”姚蓬子顿时警觉起来，因为他有过地下工作的经验，知道哪些人物是经常改名换姓的。
“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姚文元说道，“在大同附中时，我在高一的D班，他在B班。在‘—·二九’事件中，他是大同附中学生的领队，所以我认得他。那时候，他叫崔之旺。寒假一过，他就被大同附中开除了，我就没有看见他了。他是共产党……”
姚蓬子的心，猛地收紧了！他好不容易让儿子离开左倾色彩浓厚的大同附中，如今却又跟一个地下共产党员坐同一条板凳！
“你怎么知道他是共产党？”姚蓬子问儿子。
“他是大同附中学生运动的头头。他被开除以后，许多同学都说他是共产党。”
“你没有告诉他——你认得他？”
“没有。我们在大同附中不同班，他不认识我。我猜出他为什么进沪新中学就改了名字，不便把事情说穿。”
“好，好。”姚蓬子连连点头，对儿子道，“以后你也别把事情说穿。你就假装不知道他是共产党，你还是老老实实读你的书。要知道，你已经高二了，要准备考大学了。我要供你上大学。这点钱，我还是花得起的。你无论如何要上大学……”
姚氏父子之间的这次重要谈话结束了。可是，姚蓬子却失眠了。一合眼，脑海中就出现坐在儿子身边的共产党员形象。
他不断地来来回回踱着。他反反复复捉摸着报纸、他仔仔细细地权衡着……
他，调动了自己所有的经验：
他以“左联”执行委员、党中央军委特科的政治经验；他以纸头掮客的投机经验；他以书店老板的商业目光……
终于，他收住了脚步，不再往复踱个不已了。
“爸爸，崔震正巧住在我们家不远，放学时跟我同路。我们一起上课，一起回家……”儿子回家，又提起了那个共产党员。
“文元，你来一下。”这一回，父亲露出神秘的脸色，叫儿子来到自己的卧室，关上了门。他问道，“崔震真的是共产党？”
“看样子，八九不离十。”
“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你就跟他接近，争取参加共产党。”
“参加共产党？”姚文元愕然，发觉父亲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是的，你应当争取加入共产党。”父亲说，“我看，明年的这个时候，上海早已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姚文元恍然大悟。
姚文元在书包里装进了高尔基的小说，鲁迅的杂文集，悄悄在课桌上翻阅。自然，这引起了同桌的崔震的注意。
没几天，一件小事，使姚文元很不愉快：同学们熟悉之后，彼此取起绰号来了。贫嘴的同学孙志尚，给姚文元取了个雅号日“摇头飞机”——因为姚文元八字脚，走起路来摇摇摆摆，正巧他又姓姚：跟“摇”同音……
在放学途中，姚文元对崔震说：“他们取笑我八字脚，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我的双脚为什么朝外翻？那是抗日战争的时候，我父亲在重庆开进步书店——作家书店，要跟许多左翼作家联系，重庆是山城，我天天跟父亲一起东奔西跑，天天爬山，把脚爬成了八字脚！”
“你的父亲是……”
“我的父亲也是左翼作家，叫姚蓬子。”借“八字脚”为由头，姚文元大加发挥，说出了心中想说的那些话，我父亲是鲁迅的战友。霍秋白、冯雪峰、胡风，都是他的好朋友，我们家的常客。我受父亲的影响，对民族解放运动早就非常向往……“
听了姚文元的话，崔震虽然不动声色，但是暗暗记在心中。
崔震向党支部作了汇报。
那时，为了迎接上海的解放，上海地下党组织正在大力发展新党员。姚文元的名字，被列入沪新中学地下党支部的发展对象名单之中。
几天之后，姚文元悄然把入党申请书塞到崔震手中。
姚文元披上了革命外衣
“你有《三S平面几何》吗？”一个方脸、白皙、戴眼镜的二十四、五岁的男青年，穿一身旧西装，左手拿着报纸，问姚文元道。
“没有。”姚文元答，“我只有《范氏大代数》。”
按照崔震教给的联络暗号，那位男青年跟姚文元对上了号。
男青年名叫郭坤和（又名郭民），是南中区的分区委书记。
他向姚文元讲明了对党、对组织要忠诚老实的原则，然后，询问了一系列问题。他问及了姚蓬子。姚文元如同对崔震说过的那样，又重述了“进步作家”姚蓬子的身世……
处于地下状态的党，无法对入党对象进行外调。由领导出面，这样找发展对象谈话，就象是一种审查手续。
由于姚文元的隐瞒，当时的党组织不知道姚蓬子的严重问题以及姚文元和徐恩曾、费侠的关系。何况姚文元只是一个中学生，他的入党申请只是报到分区委。
一位当年中共上海市委负责同志曾不胜感慨地说：“因为姚文元当时是个中学生，所以他的入党报告，只是送分区党委郭坤同志审批。限于当时的条件，审批手续不过是郭坤找他谈话。问及他的父亲时，姚文元说是鲁迅的战友等。如果当时上报市委的话，姚文元的入党报告，不会马上批准，起码要对他进行一段时间的考察——因为姚蓬子是叛徒，当时地下党上海市委是掌握的，是绝不会被姚文元所说的那一套‘鲁迅的战友’之类话骗过去的！”
感慨只是感慨，历史毕竟已经过去。
崔震成为姚文元的入党介绍人（当时只须一个介绍人）。经过沪新中学地下党支部讨论通过，经过分区委批准，顺顺利利，姚文元在一九四八年十月便举行入党宣誓。
“忠于组织，严守秘密，誓死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郭坤和念一句，姚文元跟一句。念完誓词，姚文元便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了。
姚文元入党之后，作家书屋二楼便常常成为沪新中学地下党开会的场所。
每逢这种时候，姚蓬子知趣地回避了。看到儿子披上了一件“革命”的外衣，姚蓬子心中暗喜：这一步棋走对了！
沪新中学的地下党组织迅速扩大，地下党员发展到三十多人。姚文元由于工作“积极”，入党不久便担任了党小组长。然后担任支委。解放前夕，姚文元已是支部之下的“分支书记”。
后来，姚文元在履历表上写“担任沪新中学党支部书记”，那是给自己提了“一级”。
我在访问当年沪新中学地下党的好几位老同志时，他们一致严肃地指出；沪新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先是孙志尚同志，后为冒金龙同志。一九四九年二、三月间，由于新党员不断增加，沪新中学地下党成立了总支；总支之下设支部，支部之下设分支部。姚文元是高二年级甲。乙两班的分支部书记。姚文元在解放后填表，自称是“沪新中学党支部书记”，显然不符合事实。
姚蓬子到底老奸巨猾深谋远算。不出他的所料。国民党果真保不住“大上海”。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在陈毅指挥下，攻下上海城。
入党不过七个月的姚文元，年纪不过十八岁，学历不过高中二年级，从此却有了不可多得的政治资本——曾经是地下党员。
在“文革”中，在大庭广众之中，姚文元曾不只一次吹起了自己的“光荣史”……
令人寻味的姚文元道路
解放以后，姚文元走过了怎样的道路？
下面两个姚文元的镜头，时隔二十年，“反差”是那么的强烈：
一九四九年初冬，上海还不算太冷，一个穿着蓝得刺眼的干部式棉衣的剃平头的小伙子，骑着一辆破自行车，穿过大街小巷。车后的书包架上，捆着一大包刚刚印出的《青年报》。
此人便是姚文元。当时他还在继续念高中，课余兼任上海《青年报》的发行员。由于这一职务不属国家干部正式编制，他没有领到国家供给的棉干部服。不过，那象征着“革命”的棉干部服，对他的吸引力未免太大了。他自己花钱，请人照样仿做了一件。只是所买的蓝布颜色太艳，叫人一看便知道是“冒牌货”。
二十年后——一九六九年。姚文元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这军装在当时是“革命”服。虽然姚文元穿的军装并非“冒牌货”，可他却是个冒牌军人。他以一个“武化文人”的姿态，出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台上。当年的新闻公报这样报道大会开幕式：“随同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登上主席台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到了闭幕式时，新闻公报则这样报道：“今天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新当选的三十八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成为党内的重要人物。
从二十年前的一个普通高中生。到二十年后成为党的最年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的道路是令人寻味的。
其实，姚文元开初并没有坐上“火箭”，而是骑着“自行车”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进。他甚至一度车翻人仰，跌进沟里。
在档案里，我看到姚文元亲笔填写的履历表：
1949-195.2
南二区工作
1950.2-1950.7 因病在家休养
1950.7-1951.9 团卢湾区工委宣传部干事
1951.10-1951.12 团校学习
1951.12-1952.5 三反工作队队长
1952.6-1952.9 团卢湾区工委宣传部副部长
1952.10-1953.3 团校学习
1953.3-1953.4 卢湾区团委
1953.5-1953.8 卢湾区团委宗教办公室
1953.9-1956.5
卢湾区党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长、职工教育科长
也就是说，解放后七年。姚文元也不过是个科长。
也许由于太简略，有几处我不知何意，或者不知其详。
比如“1949-1950.2南二区工作”，这“南二区”是什么意思？请教了姚文元当年的老同事，方知这是指他在团的南二区担任《青年报》的发行员、通讯员，“白天来来，跑跑基层，分分报纸”，如此而已。当时的“南二区”由上海的卢湾、蓬莱、邑庙、嵩山地区组成。姚文元在团的南二区委里，只有一个抽屉罢了，并非正式工作人员。
所谓“因病在家休养”，这病，据说是心脏病。
令人不解的是，“因病在家休养”的姚文元，在那五个月里，两度跟随父亲姚蓬子前往北京。
坐落在北京王府井东安市场里，有一家以涮羊肉名闻遐迩的“东来顺”饭馆。一位有着跟姚蓬子差不多的叛变经历的老朋友，久别重逢，在那里宴请姚氏父子。
老朋友跟姚蓬子沉缅于往事的回忆之中，姚文元只顾自己涮着羊肉，一块一块送往嘴巴里。
突然，那位姚蓬子的老朋友，把脸转向他：“文元，你还记得你的寄娘费侠吧？”
“记得！”姚文元立即点头道。
“你还记得你的寄爹徐恩曾吗？”
“记得！记得！都记得！特别是寄娘，待我特别好。”姚文元连连说道。
这时，那位姚蓬子的老友压低了声音，姚氏父子把耳朵伸了过去：“你们知道吗，文元的寄爹、寄娘，都跑到台湾去了！”
姚文元的神色陡变。
姚蓬子双眉紧皱，当即说：“这件事，今天说到这里为止，不要再提了！”
姚文元马上附和道：“对，到此为止，到此为止。”
他，在“因病在家休养”前夕——一九五○年二月，总算转正，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不论他在入党或转正的时候，都从未向组织上交代过他与徐恩曾、费侠的关系。此后，他更是守口如瓶，就连两度随父去京广访父亲故旧，他也从不对党组织提及一句。心中有鬼，唯独他自己明白。
至于“1951.12-1952.5三反工作队长”，姚文元言过其实。不论是他当时的顶头上司，还是一起工作的同事，都一致证明：姚文元当时是上海市卢湾区公安分局组织的“三反工作队”的一名“打虎队员”担任过联络员，从未担任过队长。
留存在当年的老同事们的记忆屏幕上的姚文元形象，大抵是这样的：
独来独往。他住机关集体宿舍，总是要一个人独住。很少跟同事来往，也从不向组织暴露思想。
懒得出名。那件鲜蓝色的棉干部服，穿了几个冬天。已经油光可鉴了，他照穿不误，不洗也不刷。同事们称他为“卖油条的小贩”，他也笑笑。臭袜子、脏衬衣之类，要等星期天带回家去，叫保姆冯金芸洗，他自己连块手绢也不洗。头发总是到了不得不剃的时候，才进理发店。每天早上，他总是机关宿舍里起床最晚的一个，从不参加做早操。午睡时懒得连鞋子都不脱，斜着躺在床上。
唯一的爱好是看书、写稿。他的宿舍里放着个藤书架，他不时从家里带来书。别的书经常换动，但是姚蓬子著的《论胡适实用主义》小册子一直在书架上……
长篇《百炼成钢》成了“废铁”
穿着棉干部服，做着作家梦。
姚文元平生第一篇变成铅字的东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处女作”，那是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作为“我最爱读的一本书”征文发表的，题为《革命的意义——（青年近卫军）读后感》，署笔名“志毅”。当时，姚文元十八岁。
另外，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上海的《大晚报》上，查到《老城隍庙一瞥》，署名“文元”。是否系姚文元所作，待考。但是“志毅”写的那篇书评，确系姚文元所作。因为那篇文章收入姚文元所著《细流集》一书，列为首篇。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上海《青年报》的“读者之声”专栏里，刊出一位读者的千把字短文，题为《揭穿帝国主义的阴谋》，署名“沪新中学姚文元”。这时的姚文元，是《青年报》的通讯员。
此后将近两年，姚文元没有发表过文章。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二日《解放日报》的“读者来信”专栏里，终于冒出“姚文元”的大名，他的来信标题为：《要求音乐界创作镇压反革命歌曲》。
这年秋天，姚文元步入上海天宫剧场，看了滑稽戏《活菩萨》。这时的姚文元虽然只二十岁，已有“众人皆醉吾独醒”的“左”派精神，在剧场里坐不住了，认为这样的戏太“庸俗”。他感到惊讶，竟有那么多的人观看《活菩萨》！不久，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文艺报》的“读者中来”专栏里，发表了《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数字》，认为《活菩萨》拥有那么多观众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数字”。文章虽然不过千把字，批评的调子却唱得很高。此文署名：“青年团上海市工委姚文元”。
写这样的文章，姚文元觉得顺手，就沿着这条路写下去：写了《注意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写了《错误的了解》。在一九五三年八月的第十六期《文艺报》上，又在“读者中来”专栏，发表姚文元的《应改进歌曲出版工作》一文，批评了“由于出版者唯利是图，有的集子编进了一些不健康的‘冷门’歌曲，以示其‘突出’……”
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四年的六年时间里，姚文元总共只发表八篇“豆腐干”文章，要么“读者之声”，要么“读者中来”，要么“读者来信”，一会儿批滑稽戏，一会儿批歌曲出版工作……姚文元意识到，这几篇“豆腐干”文章，离“大作家”太远了！
在他调到上海市卢湾区团委当宣传干事之后，一心一意要写长篇小说——“大部头”。他要写的小说，据说是受了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启示，名曰：《百炼成钢》！
这是一部“史诗”般的煌煌巨篇，从红军长征、土地革命，从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一直写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写到“三反”、“五反”运动……
用姚文元自己的话来说：“我花费了不知多少个星期日和夜晚，查资料，写作……”
当红军进行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姚文元不过是个三岁娃娃。他只能靠着查资料来写“史诗”般的小说。
足足写了四大捆稿纸，姚文元终于把《百炼成钢》写出来了。
他以为这一炮足以使中国文坛震动，可是，一纸退稿信，把这部巨著打入了“冷宫”。
整整一个月，他闷闷不乐，一下班就躺在床上。哦，《百炼成钢》成了一堆废铁！
他终于从退稿中醒悟，自己不是写小说的料子。
他毕竟是从作家书屋里出来的。他从小就见过许许多多作家，他读过许许多多作家的作品。他铁了心，要当一位作家。
他在思索，他在寻找文坛捷径。忽地，他的眼前一亮，藤书架上的几本书吸引了他：那是作家书屋出版的胡风著作……
他想，不写小说，专搞文艺理论，不也能够成为大作家吗？胡伯伯，不就是活生生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