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蓬子在天津被捕
革命，如同一面筛子。筛去了弱者，留下的是强者。
写写激扬文字，做做地下工作，这都不算难。面对皮鞭和屠刀，面对生与死的选择，那才是对于硬骨头与软骨头的最严峻的检验。
一九三一年爆发了“九·一八”，一九三二年发生了“—·二八”，把国民党政府弄得手忙脚乱。左翼作家们趁着民众的抗战烽火，呼啦啦，火上加油，推动着全国的抗日热浪。
到了一九三三年，国民党政府腾出手来了，形势陡然吃紧，大批的左翼文化人落入囹圄：
三月二十八日，廖承志、罗登贤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五月十三日，史沫特莱的秘书、丁玲的第二个丈夫冯达在上海被捕。冯达叛变，供出了丁玲的住址；
五月十四日，丁玲和潘汉年的表兄潘梓年在上海被捕；
六月十八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杨杏佛在上海被军统特务暗杀，宋庆龄、鲁迅、蔡元培接到了暗杀警告；
七月十四日，《中国论坛》英文版第三卷第八期，王造时巧妙地以“记者接到未署名之投稿一件，内容为蓝衣社谋杀中国共产党领袖、左翼作家以及各反蒋军人政客之秘密通告抄件”为托词，公布了以蓝衣社总机关代号“华”署名的“钩命单”，共五十三人，每一暗杀对象名字下面加括号，内注执行暗杀任务者的代号。其中有；陈绍禹（后林）、秦邦宪（后林）、胡汉民（海陈）、李济深（海陈）、陈济棠（球王）、李宗仁（补章）、白崇禧（补章）、蒋光鼐（补章）、蔡廷锴（补章）、冯玉祥（线索）、吉鸿昌（线索）、杨铨（后林）、鲁迅（后林）、茅盾（后林）、胡愈之（后林）、田汉（后林）、王造时（后林）等。这份“钩命单”一公布，舆论大哗。
据不完全统计，在一九三三年上半年，仅上海一地，被捕的中共党员便达六百人左右！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在六月下旬被捕之后，成为“软骨虫”，居然供出许多中共地下党员的地址。同案被捕的秦曼云，也成了叛徒。于是，国民党特务在上海来了个大搜捕……
在这月黑风高之际，姚蓬子在上海滩上不见踪影。人们只是在书店里见到他的名字——他的短篇小说集《剪影集》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作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出版公司印行。这本集子中，收入他的七个短篇：《兄弟》、《意外》、《黄昏的烟霭里》、《一个人的死》、《雨后》、《幸福的秋夜》和《一幅剪影》。对于姚蓬子来说，这本书是他毕生最重要的著作。因为他虽然出过诗集《银铃》，毕竟是薄薄的一小本，况且是他早期的作品；虽然出过几本翻译小说，毕竟是替外国作家进行“中文写作”。这本二百五十一页的短篇小说集《剪影集》，是姚蓬子在文学创作上的最高成就——此后，他就一蹶不振，落花流水了……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天寒地冻。在朔风凛冽的天津，国民党特工总部的三个特务突然出现在戴着罗宋帽、穿着棉袍的二十七岁的男子面前。
就这样，中共特科“河北交通”姚蓬子的名字，出现在被捕名单上。
一个叛徒出卖了他。
天津警察局长的嘴角漾起了笑涡——因为这一回落网的乃中共机要人员，非同小可。
与姚蓬子同案被捕的，还有左翼作家潘漠华和洪灵菲。
潘漠华本名潘训，比姚蓬子小两岁，浙江宣平县坦溪村人氏，也喜欢写诗。一九二七年，在杭州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姚蓬子出席“左联”成立大会那天，潘漠华也来到会场，并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代表的身份致祝词。后来，他在北平组织成立了“左联”北平分盟，又建立了天津支盟。被捕时，他是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
洪灵菲比蓬子小一岁，广东潮州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与蓬子在上海相识。一九三○年，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际，他成为七个常务委员中的一个。一九三三年，他担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秘书，在北平被捕。
“首都”甫京电告：“速解宁。”
姚蓬子耷拉着脑袋，戴着手铐，作为“要犯”，被押上南去的火车。
下了火车，一辆轿车已在那里“恭候”。
车轮飞转，直奔中央宪兵司令部监狱看守所。
惊魂未定，一个温文尔雅的先生，穿了一身毕挺的西装，前来“看望”他。
姚蓬子原以为迎接他的是老虎凳和辣椒水，不料，这位先生却满脸春风，悠悠然抽着“三炮台”，慢慢儿地跟他聊着。
“姚先生，久闻大名！”那位先生把一本《剪影集》掷到姚蓬子面前，说道：“姚先生是诗人，翻译家，作家。我前几天刚刚拜读了姚先生的大作《剪影集》。你才华横溢，令人敬佩，敬佩。”
姚蓬子静静地听着，忐忑不安地紧紧盯着面前这位笑嘻嘻、文诌诌的人。
“姚先生，你一定把我当成‘政敌’，其实大可不必，我们之间完全可以建立‘正常的友谊’！”他继续微笑道。
当此人自我介绍说姓徐名恩曾，姚蓬子若五雷轰顶。姚蓬子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知道徐思曾是何等厉害的人物：倘不是钱壮飞通风报信，恐怕连翟秋白、周恩来都落在此人手中！
那时候，在国民党特务系统，徐恩曾跟戴笠平分秋色。
在南京不起眼的小巷——鸡鹅巷五十三号，戴笠建立了自己的特务系统。一九三二年九月，公开的名称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戴笠为处长。它的前身为复兴社（又称“力行社”、“蓝衣社”）的特务处。一九三八年，戴笠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建立了臭名昭著的“军统”特务系统。
徐恩曾原任“军事委员会调查局第一处”处长，亦即国民党的党务调查处处长。一九三八年，徐恩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建立了另一臭名昭著的特务系统——“中统”。
徐恩曾的脸上没有一块横向，却是个温文尔雅的“君子”。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文诌诌的，笑嘻嘻的。他的话，象裹着橡皮的铁条，软中透硬，笑里藏刀。
在看守所里，徐恩曾没有高喊“来人哪”，没有使劲地拍“惊堂木”，却与姚蓬子面对面坐着。一边悠悠地抽着“三炮台”，一边慢慢地聊着。
“姚先生，你是诗人，你是作家，我拜读过你的许多大作。才华横溢，令人敬佩。”徐恩曾开始了他的“演说”，“象姚先生这样的文人，干吗去给共产党卖命？”
姚蓬子静静地听着，眼睛睁得大大的。看得出，徐恩曾的每一句话，打动了他的心。
徐恩曾是最善于察言观色的。他看出了姚蓬子内心的空虚，便长驱直入了：“姚先生，你为共产党卖命，共产党的首领们又是怎么样呢？我这里，有顾顺章和李竹声幡然醒悟之后，写下来的深刻体会，你不妨看看。他们都受到了当局的优待……”
留下一沓文稿，笑笑，徐思曾捻灭手中的烟头。走了。
那一沓文稿，如同炸药包，剧烈地震撼着姚蓬子的心。
虽说顾顺章是上海工人，姚蓬子曾见过他，却没有太多的交往。李竹声却是姚蓬子所熟悉的“顶头上司”。读着不久前还是“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的李竹声的“反省体会”，姚蓬子不住地在自问：连车竹声都举起了白旗，我又何必自讨苦吃呢？
姚蓬子知道，国民党特务手中的枪，不是吃素的。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深夜，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一阵枪声响过之后。姚蓬子所熟悉的五位“左联”作家白莽（即殷夫）、柔石、李伟森、胡也频、冯铿，都倒在血泊里。他们都是中共党员，年纪也与姚蓬子相仿。特别是白莽，曾是姚蓬子的诗友。记得，记得，他把《银铃》送给白莽，白莽跟他畅谈过对诗的见解……
别无选择。在姚蓬子面前，只有两条路：李竹声之路与白莽之路。
“姚先生，孔夫子说‘三十而立’。先生年近‘而立’，前途不可估量。何况，先生家中还有两岁的儿子。先生即便不为自己着想，也应该替儿子想一想……”徐恩曾的话，不时在姚蓬子耳际响着。
要么跪着生，要么站着死。没有挨过一棍子，没有上过一回刑，姚蓬子的双膝弯曲了，跪倒在徐恩曾面前，扯起了白旗。
他，供认了自己的身份——中共党员，供出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潘汉年；
他，供出了左联党组织名单，供出冯雪峰、华汉、钱杏（屯阝）是中共党员；
他，供出了与鲁迅会面的地点，供出了冯雪峰、阳翰笙、钱杏（屯阝）、柳亚子的地址；
他，居然用他的笔，写出了“排击共产主义的论文”！
大喜过望，徐恩曾发出一阵狞笑。他当即决定，给予姚蓬子这样的“反省模范”以“自由”！
又见到了蓝天，又见到了阳光，又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姚蓬子从子弹上膛的枪口讨得一条活命。步出囚笼，获得了“自由”。
只是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出卖了党的机密，也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姚蓬子倒戈的消息，不胫而走。鲁迅闻知，不胜啼嘘，万分感慨。
鲁迅在三封书信中，谈到了姚蓬子。
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鲁迅在《致姚克》中，嘲笑了卖身求荣的姚蓬子：
“先生所认识的贵同宗（引者注；即指姚蓬子），听说做了小官了，在南京助编一种杂志，特此报喜。”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鲁迅在《致萧军萧红》中写道：
“蓬子转向；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鲁迅在《致萧军萧红》中，深刻地剖析了“蓬子转向”的根源：
“蓬子的变化，我看是只因为他不愿意坐牢……凡有知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出卖朋友……”
从“蓬子转向”，再重读鲁迅在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左联”成立大会上发出的警告，是何等的睿智、远见：
“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在“左联”五烈士牺牲两年后的忌日——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鲁迅提出凝重的笔，写下名篇《为了忘却的记念》。他，“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他，“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然而，他对“左联”的败类——姚蓬子，只是投以脾睨的冷眼……
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楼适夷迄今还清楚地记得：
一九三四年春，南京，中央宪兵司令部的监狱里，忽然响起监狱长嘹亮的声音：“全体肃静，全体肃静……”
两边是铁囚笼，关押着一个个“共党分子”，监狱长站在囚笼间的“弄堂”里，发表训话：
“姚蓬子的名字，你们都是知道的。他是中国著名的作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执行委员。前些天，他关押在这里，你们也是看到的。现在，你们看不到他了——他自由了！他为什么能够自由呢？因为他幡然醒悟了，与共党决裂了。他的悔过自新，受到了中央的表彰。他不光是自由了，而且还将委以重任。他是你们的楷模！
“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一个左翼作家洪灵菲。洪灵菲走的是另一条道路——抗拒之路。结果怎么样呢？洪灵菲已经被当局所枪决！
“你们要好好想一想。你们要做姚蓬子呢，还是做洪灵菲？好生掂一掂，赶紧作出选择……”
“无耻！”楼适夷骂了一声姚蓬子。
楼适夷也是在一九三三年被捕的，比姚蓬子早几个月。
当姚蓬子被押入南京中央宪兵司令部监狱的时候，从楼适夷的牢房前走过。姚蓬子朝楼适夷微微点头，楼适夷也认出姚蓬子来了。
没几天，姚蓬子托人带口信给楼适夷：“好吗？”
过了些日子，有人悄然告诉楼适夷：“姚蓬子这人靠不住，当心！”
楼适夷不再理会姚蓬子。
果真，从监狱长的“演讲”之中。楼适夷得知：姚蓬子成了软骨虫！
监狱长在结束“演讲”之后，特地找楼适夷谈了一次：“你和姚蓬子是老相识。姚蓬子的道路，就是你的道路。考虑考虑吧，早一点悔过自新，我们会象优待姚蓬子那样优待你！”
楼适夷不予理睬。他在狱中度过了四年。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他才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与姚蓬子同时被捕的潘漠华，在狱中受到残酷迫害，以绝食相抗，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牺牲于狱中。
一九三四年的姚蓬子，仿佛身首异处一般，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人物。
在上海，他的《剪影集》在再版重印。他在被捕前所译的苏联梭罗古勃等著的短篇小说集《饥饿的光芒》，也由上海春光书店再版印行。在他的这些作品中，他依然是“左翼作家”的形象。
然而，在南京，由于徐恩曾的“力荐”，他的“反省范文”——《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赫然登载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的《中央日报》上，并被五月三十日出版的第三十期《十日谈》杂志所转载。
姚蓬子的《宣言》，写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八日。《中央日报》在五月十四日发表时，还加了副题《回到三民主义旗帜下，为复兴民族文化努力》。
这篇《姚蓬子脱离共党宣言》，乃姚蓬子叛徒嘴脸的最清晰的曝光。在《宣言》之前，有《中央日报》编者所加的一段说
姚莲子顷发《宣言》，脱离共产党，兹照录宣言原文，及姚在共党经历如次。
姚蓬子本名梦生，于一九三○年春，发起自由大同盟，旋即被选为执委，同时并发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共产党，在左联被选为执委兼任总务部长，并兼工农通信委员会委员，同时并参加党组，同时兼青年文艺研究会总会常委兼组织部长。九一八事变后，任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执委兼总务部长，转任组织部长并兼党团书记。一九三二年春，负责编辑《文学月报》。一九三三年。任中央驻河北的交通，同年并兼任《萌芽》、《巴尔底山》、《文学生活》（引者注：“巴尔底山”为“突击队”的音译）、《北斗》、《文学月报》等杂志编委。
这段关于姚蓬子“共党经历”介绍，大致如此，当然也有几处不准确，如《巴尔底山》早在一九三○年便已停刊，《北斗》是在《文学月报》之前等等。
《姚蓬子脱离共党宣言》原文如下——
亲爱的青年朋友们：
在这黑暗与黎明、老者与少年交替的前夜，整个民族落在挣扎的苦难里，感到苦闷，感到彷往徨，感到个人生活和民族前途的无出路，将是这大时代的热血的少年们的一大部分所不可免除的遭遇。我自己便是这样的一个。
十年前我是一个极感伤的颓唐主义者，以当时社会的灰色风气作为滋养料，在一种忧郁的情绪下消度我的日子。可是由于时代的改变，由于个人思想的成长和演变，沉默和叹息，不再能安慰我的苦伤，于是开始在这样的热情下，转变我的人生观。我要在一种理想当中，取得我生命的开始和寄托，于是我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新的宗教的苦行僧，一个左翼文化的传播者和组织者。
从一九三○年到今日，我曾作为自由大同盟的发起人，并参加执委；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并参加执委及党团文化；反帝抗日联盟发起人，并负责党团书记；以及《萌芽》、《巴尔底山》、《文学生活》、《北斗》、《文学月报》等左翼杂志的编委。到今天止，我将我个人整个的精力，完全贡献于左翼文化的祭坛之前。
同时我曾企图以脱胎换骨的努力，在（现）实生活中检查自己、监督自己、批判自己。我渴望不仅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者，我要在日常生活上和意识上新生自己，成为一个典型的布尔什维克。
可是事实上没有走通这一条新的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在工作的艰难和停顿中，时常引起一种新的厌倦的情绪。……共产主义之路，在中国已经成为一条悲惨的绝路。……“
现在我站在共产党的迷阵之外，清醒的深思着，结果，我深刻的理解了共产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到处碰壁的原因，因为中国革命主要任务，对外是脱离帝国主义的铁链，以保障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对内是肃清封建残余和军阀遗孽，以统一中国，以达到真正的和平。同时发展都市的民族工业，解除农村的封建剥削，给予广大劳苦群众以安居乐业的生活。以这些任务的达到与否，作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先决条件，则无产阶级的独裁统治显然不为中国当前之所需要。尤其是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今日，共产党所领导所发动的暴乱行为，直接的毁坏农村，毁坏仅有的民族工业，将中华民族抵抗帝国主义的力量减少到零度，结果客观上、事实上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别动队。所以无怪乎一个原则上本该建筑于广（大）群众的基石上的党，结果却停留在一种秘密结社的狭隘的状态中。而它的政治行为，非但不能给予群众以深刻的良好的影响，引起他们热烈的拥护、欢迎和参加，相反的，反而使人起了一种谈虎色变的恐怖观念。
这样，在政治上已经失效了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反映于文化上的失败，是怎样的碰壁呢！
自从一九二八年开始，跟着一九三○年的疯狂的立三路线飆起了一个极盛时代以后，即趋向于脱离群众的衰落状态中的左翼文化运动，中问虽然经过共产主义的作家们多次集体的努力，到今天，事实依旧证明无法以无产阶级作品本身来争取和组织广大的知识青年。所谓现阶段的列宁主义的作品的产生，在左翼作家本身，也自知只是一个好听的名词而已。这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目前的苦闷和要求，是民族的，而非阶级的，是一个民族的死亡和复兴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阶级的利害问题。所以作为教化的武器的文学，应该是为了民族的生死战斗，而不是单纯的为了某一阶级的前途。而且从没落的旧贵族或小市民出身的今日的左翼作家们，我们自己问问，当初参加左翼文化运动的本意，是为了遏制不住火一样强烈的阶级的仇恨心，还是为了目睹和身受这民族的危机呢？以一个从苦难的民族的挣扎里出来的作家，而企图创造理想的无产阶级作品，结果，自然没有一个不遭到悲惨的失败。其中有几部为青年所欢迎、所爱好的作品如《子夜》等等，则都是含有针砭民族的今天的某一些病状的意义，超过它为阶级服务的意义的。然而这些作品，又正是共产主义的文学理论的尺，所认为右倾的含有毒素的。正和共产主义的政治运动一样，左翼文化运动之陷于失败而趋没落，是存在着一个历史的客观的原因的，针砭着中国今天的现状。在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的对比之下，我在郑重的考虑之后，得到了如上的结论。因此在忏悔过去的错误之余，我完全放弃过去的政治立场，脱离中国共产党，自后决定站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为复兴民族文化，尽我个人的力量并将此种微意，敬献于青年的朋友们之前。
姚蓬子押
四月十八日
在那样的年月《脱离共产党声明》之类在《中央日报》上并非鲜见。那种《声明》往往“模式化”，诸如“因年幼无知，误入歧途”云云。姚蓬子则不然，洋洋洒洒写了两千余字，从笔调、从习惯用语来看，完全出自他的亲笔。他的《宣言》，不仅仅“声明”一下自己从此脱离共产党，从此“站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而是现身说法，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广大人民，尤其是“亲爱的青年朋友们”。他谈得振振有词，他的《宣言》要比《中央日报》的社论更能蛊惑人心。因为他曾是响当当的“左翼作家”、“共党要员”，如今在“郑重的考虑之后”，说出这番“宣言”，要广大青年“引以为戒”。
一纸“宣言”，成为姚蓬子的卖身契，成为他的人生道路上红与黑的分界碑，分水岭。在此之前，虽然他有着一股小资产阶级的狂热，但他确实属于左翼作家阵营中的一员，也确实做过一些有益的革命工作。然而，在投降、叛变之后，他成了可耻的叛徒文人。
姚蓬子反戈的消息，不胫而走，中国文坛为之惊心，左翼作家们为之切齿。
在“蓬子转向”之后，再重读鲁迅在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左联”成立大会上发出的警告，是何等睿智：
“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又如鲁迅所言：
“因为终极的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姚蓬子的叛变，只不过是炼钢炉中排出了值，钢越发精熟了。
一辆轿车在四月二十日驶入南京反省院——就在姚蓬子写出《宣言》的第三天，从车上下来的，是国民党大员张道藩。此人乃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文化委员会主任。张道藩亲自前来探望姚蓬子，使姚蓬子受宠若惊。
“我们已经是同志了！”张道藩笑眯眯地拉着姚蓬子的手，“你的《宣言》写得很好，很有说服力。”这位国民党的中宣部长，是很注意“宣传效果”的。他预计姚蓬子的《宣言》一旦发表，会起着国民党的“宣传家”们难以达到的作用。
“哪里，哪里，写得很肤浅，请张部长多多教正。”直到这时，姚蓬子还十分注意“谦虚”。
“你很快就会获得自由的！”张道藩说出了这句姚蓬子至为关心的话。
果真，张道藩走后才两天，徐恩曾便把“悔过自新”的姚蓬子，接往“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的“招待所”。
又见蓝天白云，又闻枝头鸟鸣，姚蓬子那苍白的脸却还是那样的呆板，心头涌起一种难以名状的失落感。又过了几天，徐恩曾那辆乌亮的“道奇”牌轿车出现在“招待所”门口。“蓬子兄，你完全‘自由’了！”徐恩曾拍着姚蓬子的肩膀说：“当局已批准你在南京自由居住。走，我带你看房子去……”轿车驶入南京明瓦廊，停在一座老式的宽敞的印子屋前。
徐恩曾领着姚蓬子进屋，步入中厅，指着右边的房子说：“你把家眷接来，就住在这儿吧！”真是喜出望外，姚蓬子呆板的脸上掠过微笑。
不久，妻子周修文便带着三岁的姚文元，与姚蓬子团圆了，一起住在明瓦廊。隔着中厅，对面的房子锁着，无人居住。姚蓬子觉得非常清静，紧张、沮丧的心境算是舒畅了些。
徐恩曾委任姚蓬子为“中统”的“训练股干事”，每月给他津贴一百元。手中有了钱，小家庭可以过小康日子，姚蓬子心又安逸了些。于是，如同变魔术一般：原是中共中央特科联络的姚蓬子，转眼之间，竟变成了国民党的中统特务！在“训练股”当了一阵子“干事”，毕竟觉得在南京抛头露面，不大方便。于是，徐思曾给他安排了一个恰当的差使：到安徽芜湖，当那里的《大江日报》副刊主编。
芜湖离南京并不太远，但那里几乎没有姚蓬子当年的左翼朋友，不会使他感到难堪。何况《大江日报》发行量有限，当个副刊主编，并不很醒目。
姚蓬子在那里干了一段时间，情绪慢慢安定下来。从未写过长篇小说的他，居然写起《十年间》，在副刊上连载。
姚蓬子的“积极表现”，使徐恩曾深为满意。于是，徐恩曾下令广登《大江日报》的广告。
下面是从一九三五年四月出版的《社会新闻》杂志第十一卷三期上查到的广告，用醒目的大字标出“姚蓬子”三字：
《大江日报》，芜湖大花园烟西墩。本报行销长江流域及安徽全省与芜湖市。
《大江日报》副刊，姚蓬子主编，日出二版。内容取材精警，趣味浓厚，执笔者均系现代有名作者，并由蓬子创作长篇小说：《十年间》。
怪哉，一家报纸的广告，不提社长，不提总编，却要突出副刊的主编，突出姚蓬子的大名。
其实，这广告的潜台词，无非是在说：你们看，自从姚蓬子脱离共产党之后，干得挺不错呀！
姚蓬子呢？反正已经成了“过河卒子”，那就只有“拼命向前”了。
丁玲笔下的姚蓬子
就在姚蓬子的《宣言》见报的前一日——五月十三日，对门的房子搬来了新的邻居。
徐恩曾早已告诉过他新邻居是谁，并把监视新邻居的任务交给了他。可是，他的新邻居并不知道他住在对门。那天，姚蓬子“下班”，刚走进明瓦廊的院子里，突然从对面的屋子里跑出一个女人，大声惊呼：“蓬子！蓬子！你住在这里？”
“嗯，嗯。”他低着头，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蓬子，这些日子你到哪里去了？你怎么会住在这儿？我们成为门对门的邻居，太好了！”女人不停地说着。姚蓬子赶紧往自己屋里走。那女人还想跟进来与他聊聊，他连忙把门掩上。
那女人双眉紧蹙，不知道姚蓬子为何如此冷淡？须知，当年她与姚蓬子曾是《北斗》杂志“三驾马车”中的“两驾”！
她，丁玲，已经整整一年失去了组织联系，骤然见到姚蓬子，她怎不欢呼雀跃？
记得，记得，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五日，上海松江县城，当施蛰存先生与陈慧华女士举行婚礼之际，丁玲和沈从文从上海赶去，在那里是诗人戴望舒介绍她结识一位年轻诗人，他便是姚蓬子。这是她第一次见到他。
记得，记得，从松江回来后，他与她便常来常往。他们住得那么近，两条马路紧挨着。姚蓬子住在马浪路（今马当路），丁玲住在萨坡赛路（今淡水路），饭后散步，几分钟就到了。那时候，在丁玲的心目中，姚蓬子是一位可敬的左翼作家。他向她谈起鲁迅、冯雪峰、冯乃超、柔石，谈起他们正在筹备成立的“左联”。后来由于胡也频到济南省立高中教书。她也去济南了。
记得，记得，一九三○年五月，当胡也频遭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通缉，不得不与丁玲先后逃往上海，住在上海环龙路。在这危难之际，首先前来探望并给予可贵帮助的，便是潘汉年与姚蓬子。
记得，记得，同办《北斗》的那些日子里，她与姚蓬子的合作是愉快的。姚蓬子善于与三教九流打交道，有着经商的本领，很快就弄来了纸张，谈定了印刷厂……
在丁玲的印象之中，姚蓬子是不错的，能干的。
丁玲迁入明瓦廊的翌日，正是她被捕的周年纪念日。一九三四年四月，丁玲的母亲和四岁儿子祖麟被从湖南接到南京，五月十三日，她、冯达、母亲、儿子一起，获准迁入明瓦廊居住。
一九八五年六月中旬，笔者在北京西苑宾馆见到丁玲。“为边陲优秀儿女挂奖章活动”正在那里举行。一头银发的丁玲站在话筒前，发表了十来分钟的即席讲话。趁她休息之际，我去找她，想跟她约个时间，请她谈一谈姚蓬子。
“我正忙，眼下没有时间。”她对我说道，“我已经写完一部回忆录，其中有许多地方谈到姚蓬子。你看了回忆录之后，有什么地方觉得不明白或者不详细，我们再约时间谈。”
我为她拍了照片。
不料，我还没有读到她的回忆录，她却于一九八六年三月四日病逝。
在她离世后一年，她的遗著《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发表了。我细读全文，果真，内中许多地方提到姚蓬子，也谈到徐恩曾。特别是其中《与姚蓬子为邻》一节，详细写及姚蓬子。可惜，有些觉得不明白的地方，已经无法请教丁玲了。
在这里，我只能摘录丁玲的回忆录来代替对她的采访。
丁玲称徐恩曾为“笑面虎”。她在《徐恩曾的出现》一节里，是这样描述“笑面虎”的形象的——
快到六月底了。一天，我正蹲在院子里用死苍蝇引蚂蚁出洞，看守煞有介事地对我说：“徐科长来看你了。”我一下没有听清，也没意识到这徐科长是何许人，只是仍然盯着院子里的砖地，继续玩着我的老玩艺儿。这时从小墙门的门外转进来一个穿长衫的人，干干净净，大约是个官吧。他看见我没有站起来，也没理他，便自个儿走进厅子，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看守走到我面前再次说：“徐科长看你来了。”他把徐科长三个字说得很重，但我还是不明白他的重要性，一个国民党的小科长有什么了不起。但不管他是一个多么大的官，既然出面来找我，我还是应该理理他的。我便站起来走到八仙桌边，在他对面一张太师椅上坐下了。他还是象过去那些官员一样问我道：“生活怎么样？”我也还是那么答：“现在是吃官司，说不上什么了！”到底是科长，他倒很会说，他道：“不要这样想嘛。我们这边也有你的朋友。彭学沛你还记得吗？他就很关心你。”我说：“胡也频曾在他办的报纸编过短时期的副刊，他们说不上是朋友。”他又另外起头解释：“有些人听说你到南京来了，以为我们钓到了一条大鱼，实际不然。就说你吧，你不过写几篇文章，暴露一点社会上的黑暗，这算什么呢？充其量我们把你的刊物封了就是。”我知道这指的是《北斗》杂志。他又放慢声调道：“你又不是共产党员。”哼！真奇怪，他明明知道我是共产党员。……这是要的什么花招？这更加引起我的警惕。我自然装着无所动心的样子，不说话。他接着说：“你又不知道别的党员的住处，也不会帮助我们抓人，你对我们毫无用处。你也明白，我们并不是特别去抓你的，我们只是想去破坏共产党的机关，偶然碰着你的。只是，既然来了，却很难放。我们不怕有人说我们野蛮、残暴、绑票等等，什么蔡元培，宋庆龄，什么民权保障同盟，什么作家们，我们也都不在乎。……”他一口气说了这样多，停住了，眼睛看着我，在观察我。我懂得了，这是比过去来过的所有人都要厉害得多的一个人，可能是我一生中还从未遇到过的对手，是一只笑面虎，是真正的敌人。……
丁玲又以翔实而生动的笔调，描述了她与姚蓬子的认识、交往，描绘了姚蓬子的叛徒形象——
回想还是在一九二八年，天气还冷的时候，沈从文和我一同从上海去松江，参加施蛰存先生的结婚典礼。他是我在上海大学的同学。在施先生那里，我们认识了姚蓬子。（引者注：据我访问蛰存先生时，他回忆与夫人陈慧华结婚是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五日。前来庆贺婚礼的，除丁铃、姚蓬子、沈从文外，还有戴望舒、冯雪峰、刘呐鸥、林徽音等作家、诗人。）回上海后，姚就常来我家作客。他那时住在法租界马浪路，我们住在萨坡赛路（引者注：今上海淡水路），相距很近，又都是爱好文学的青年，所以很容易就混熟了。一九三○年春，上海筹备成立左联，蓬子常常把左联的消息带来，他自己是否参加了筹备工作我不清楚。他常常谈鲁迅、讲左联的一些筹备人，冯乃超罗，冯雪峰罗，柔石罗等等。他们似乎很接近。这些消息很能安慰我那时独居上海的寂寞心情。后来我去了济南，不久又和胡也频从济南回到上海。我们决定参加左联，便是潘汉年和他一起来我们家里和我们谈话的。一九三一年夏天，我接受组织委托，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姚蓬子和沈起子被分配协助我，姚蓬子分工排版面、跑出版所，负责印刷及校对。因此他和我就经常有联系。一九三二年夏季，他主编《文学月报》。只两期，便被文委负责人冯雪峰把他免职，他就离开左联，到潘汉年负责的互济会做地下工作去了。从此，我许久都未再见他的面。
我一搬进明瓦廊（引者注：丁玲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晚在上海公共租界北四川路昆山花园路家中被捕，押往南京。这年冬天，被软禁于莫干山。一九三三年底，被押回南京，软禁于“曹先生家”。一九三四年四月，丁玲的母亲和丁玲的四岁儿子祖麟被从湖南接到南京同住，于是，在五月十三日迁往明瓦廊），忽然看见他和他的妻子、儿子（引者注：即姚文元）已经先住在这里了，我不免大吃一惊，脑子里都来不及转一下，就觉得欣喜非常。这是在上海认识的老熟人，是朋友，是同志啊！我一下跳到他们面前，大声叫唤，我有许多话要对他们讲，有许多事要告诉他们。他们是我最亲的人，是我梦寐以求的人。可是他们，却显得十分冷淡。姚蓬子低头走进里屋，他的妻子敷衍着我。我一点不理解，我想问他们，我有一连串的事要问他们。他们是什么时候搬到这里来的？他们怎么落到这般田地？他们有什么打算？他们好象很沉闷，看样子，他们不会告诉我什么。我只好颓丧地回到我自己的那间房子里。
第二天，冯达（引者注：丁玲的丈夫胡也频在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不久，丁玲与冯达结婚、冯达原为史沫特莱的秘书，中共党员。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晚，丁玲和他同时被捕，事后丁玲才知，是冯达告密，国民党特务才知道她的地址）拿来一张当天的报纸，我一翻，一条触目的启事赫然射入眼帘：《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我赶忙读下去，当时引起我的愤怒、惊异、慨叹和鄙视，真难以形容。开始，我几乎不相信这是他写的。后来我不得不相信这是他写的。这一纸宣言引起我联想到他过去的许多言论和表现。那宣言中的文字完全符合他一贯的思想感情。现在想来，说实在的，他从来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在党内呆的时间不短（他什么时候入党的，是在参加左联之前还是在左联成立之后，我记不清楚了），我以为他不过跑进共产党来混了一阵，就象他兴致高时去跑一次赌场那样混过一段时间而已。他平日是一个懒散的人，常常感到空虚。有时高兴，他哇啦哇啦发一通议论，再呢，就是沉默不语。现在看到他的启事，我很为他难受。如果你对共产党失望了，真的失望了，你对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发生动摇了，也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趁这个时候向人民发“宣言”。何况在“宣言”中说了明显的谎话，说什么把希望放在国民党、放在三民主义上面。我根本不相信他对国民党、对他们的假三民主义会有什么好感。他无非是怕死，怕坐牢，乞求国民党网开一面，饶他一命而已。莲子！我们过去虽然曾是朋友，一同战斗过，但现在，我们是分道扬镖各走各的路了。
大约有一个月之久，我们虽然住在一幢堂屋里，我们的房门对着房门，但我几乎没有见到过他。清晨，不知他什么时候起床，起床后就出门了。夜晚总在我睡后很久才回来。他妻子也不知道他究竟到什么地方混日子去了，她对他只是完全顺从，是一件附属品。
大约在一个月之后，姚蓬子才逐渐留在家里，而且找我说话了。他对我诉说，他的确是对共产党灰心了，他告诉我他是在天津被国民党逮捕的。他把写有接头地点的纸条吃下肚了，没有供出一个同志。还说过去他很早就同潘汉年（潘汉年领导他的工作）约好，万一他被捕，他就假自首。他一直是这样准备着的。后来，解到南京监狱，他看见有一些比他老的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先后自首；特别是他看到李竹声，中央迁往江西苏区后，那个留守上海在临时中央主持善后工作的人，在被捕后，竟能把几十万元党的经费交给国民党自首，为自己留下一条活命，他就产生一种思想，如果需要牺牲，首先应该是李竹声。这些人都贪生怕死，那他为什么要死呢？……他还说了一些其他人的情形。他给我说这些的时候，我的感情已逐渐平复，不管他话中有多少真真假假，我全不相信，我根本听不进去，我看透了他，我们是两路人，我同他不再是朋友，更不是同志、战友，是陌生人，我感到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尽管我不免为此难过，但我却已把对他的同情、怜惜，一个同志的热情，一点不剩地全收回了。我冷静地思考，现在国民党安排他和我们住在一起，一定是别有用心的，是有所图谋的。国民党当然企图利用他来软化我，对我劝降，至少可以监视我，把我的言行，一举一动都告诉国民党。国民党以为他仍会是我的好朋友，认为他对此刻的我将产生很大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妄想我逐渐可以发生变化，变得与姚蓬子一样投靠他们，变为安分守己、老老实实、驯驯服服地在南京生活下去。但是我也萌生一种想法，既然他已经不是我的战友，他是在为敌人做事，我为什么不可以利用他，借助他来欺骗国民党呢？这种想法和做法，我当时并不是一下懂得的，多少也受了冯达的一点影响。我十分痛苦，但却逐渐习惯有这样的看法、想法，并逐渐尝试着以此来对待姚蓬子。我本来是一个涉世不深，不太懂人情世故的简单的人，但现在处在如此艰难复杂的社会里，为了应付环境，要斗争生存，要战胜敌人，迫使我不得不也变得复杂起来，变得稍稍聪明一点。对姚蓬子是这样，对原是我丈夫的冯达，何尝不也是这样呢。
自然，我一直没有因为我，而要蓬子或冯达再于什么对党和革命有损的坏事。直到一九三六年我秘密离开南京时，我仍然希望他们不要被国民党牵着鼻子走得太远，我希望他们珍视自己的余生，努力争取将来能有回头是岸，立功赎罪的机会与可能。
丁玲的以上回忆，弥足珍贵，她写出了一个真实的姚蓬子，写出了姚蓬子从投机革命到沦为叛徒的思想过程。八旬高龄的丁玲在离开人间之前，为世人留下了储存在她的脑海中的重要史料。
在回忆录中，丁玲还曾提及：
一九三四年五月间的一天，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曾“光临明瓦廊”，“说是特来看望我和姚蓬子的”；
一九三四年九月底，丁玲生了女儿祖慧。十月半，丁玲出院，迁往南京“中山大街向东拐进去的一条小街上的一幢小楼，上下各三间，我们一家住在楼上，姚蓬子一家住楼下”；
一九三五年春，她和姚蓬子两家人迁往南京中山门外的小村庄——苜蓿园。“这幢五间房的茅屋，茅屋周围有些空地，竹子围篱。屋子小，质量不高，房租也不贵，有点象隐士的居处，恰合我意”；
一九三五年秋，丁玲在苜蓿园患伤寒病。为了住院治疗，“只得向姚蓬子暂借二百元”。冬，丁玲病愈，她的母亲拿出仅有的一点积蓄，“一共也才有二百来元，我一起拿来还了姚蓬子。姚蓬子知道我的性格，把钱收下了。他问我是否愿意化名写点不相干的小文章，他拿去在《芜湖日报》（引者注：似应为《大江日报》）发表，可以多给我稿费，度过这艰难的日子。我推脱说，日子可以过得去，拒绝了。我心里想：《芜湖日报》不是国民党报纸吗？我现在落在国民党的陷阱里，在敌人控制下，我怎能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写文章呢？即使我的文章不反动，甚至是有革命倾向的，我的感情也决不允许我在国民党的报纸或刊物上发表”；
一九三六年五月，丁玲去北平找党的关系。“我故意向姚蓬子透露我去北平探望王会悟（引者注；即率达夫人）的打算，说大约两个星期可以回来。我还假意托他们好好照料病中的冯达，但是我没有告诉他启程的日期。姚蓬子是否把这事报告了国民党和怎样报告的，我都不知道”；
从北平归来，“回到南京，我总算把姚蓬子的询问对付过去了。他知道我在北平没有很多朋友，只认识一个王会悟。至于王一知（引者注：丁玲的同学，共产党员）的情况，以及她与我的关系，他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他更不会想到我能找到曹靖华”；
就在丁玲回到上海“一个多星期以后，张天翼忽然来看姚蓬子和我了。他同姚蓬子很熟，谈得很热闹。他找着一个机会，悄悄塞给我一张纸条。我跑回后房，急忙展开一看，上面只有简单的一句话：”知你急于回来，现派张天翼来接你，可与他商量。“没有具名，但我一下就认出这是冯雪峰的笔迹，我真是喜出望外。我一点也不敢暴露我此时的喜悦之情，极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我找了一个间隙同张天翼约好再见面的地点。幸好姚蓬子粗心，一点也没有看出破绽”；
丁玲在翌日秘密地与张天翼相见于一家小咖啡馆。然后，在几天后，前往上海，会见了胡风和冯雪峰，接上了中断了三年的组织关系。然后，又回到南京。“这次回来自然引起了姚蓬子与冯达的注意与询问。姚蓬子很关心的样子。几次问我，见到鲁迅没有？见到茅盾没有？我始终说这次我去上海，还去了苏州，玩了一趟，看电影，坐双层公共汽车，什么人也没有去找，根本不想见人，玩得兴致索然”；
姚蓬子当然把丁玲的动向报告了徐恩曾。“不久姚蓬子又告诉我，徐恩曾找我和他同去谈话”；
丁玲终于挣脱了徐恩曾的陷阱，挣脱了姚蓬子的监视，出走上海，前往延安，回到了党的怀抱之中。
在丁玲的笔下，姚蓬子的叛徒嘴脸，一清二楚。
经过严格的审查，一九四○年十月四日在延安，由中央组织部正、副部长陈云、李富春签署《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指出：“……因对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证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党员。”后来，经历多次政治运动和审查，仍“维持一九四○年中央组织部的结论”。
中国大陆解放后，徐恩曾逃到了台湾。当他年事渐高，曾写下回忆录《暗斗》，用英文出版。在《暗斗》中，徐恩曾写道：
后来确知丁玲走了（去了延安），为了我的宽大我受了批评，我没有对于一个‘政敌’作了足够的限制，我对待她比对待我自己的同志更好，我完全接受了这些批评……
丁玲的走，曾使姚蓬子心灵上有过一阵震颤，有那么一丝隐痛，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他已那样的发表过《脱离共党宣言》，他已那样的供出了党的机密，已经“转向”的他，是不可能再重新站到斧头镰刀大旗之下……
与徐恩曾攀上“干亲”
姚蓬子再不是徐恩曾的“政敌”，成了徐恩曾亲密的“同志”。
在芜湖的《大江日报》干了一年多，姚蓬子的表现够“出色”的。
于是，姚蓬子居然戴上一顶顶乌纱帽：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
来回奔波于芜湖与南京之间，毕竟劳累。
一九三六年，姚蓬子调回南京，住在石鼓路，担任甫京《扶轮日报》副主编。它不象《中央日报》那样的国民党“党报”，倒有点“民间”色彩。在美国，一九○五年二月曾由律师哈理斯（PaulP.Harris，一八六八——一九四七）发起成立“扶轮社”。他从社会各行业中吸收社员，然后在各社员的办公处轮流进行集会，所以称“扶轮社”。在一九一二年，发展为“扶轮社国际联合会”，在几十个国家设立分社。南京的《扶轮日报》，其实是国民党政府的铁道部主办的，取名“扶轮”，一则象征“扶”火车之铁“轮”，二则象征如同“扶轮社”那样具有“民主”精神和“民间”色彩。
《扶轮日报》最初只印几千份，只在铁路系统发行，是一家小报而已。可是，当蒋介石在江西“围剿”红军之际，《扶轮日报》把记者派往“围剿前线”，不断地发出“最新消息”，配发“社论”，引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重视。于是，《扶轮日报》的发行量大增，影响越出了铁路系统，成了一家“民办”的《中央日报》！
姚蓬子出任《扶轮日报》副主编，主持该报副刊。
当年徐恩曾的“密友”、国民党中将汤静逸。如今白发似雪，年已九旬。当我拜访汤静逸先生时，他回忆当年的姚蓬子的形象：
在“中统”里，我算是一个喜欢动笔头的，常常给《扶轮日报》写点诗，正巧姚蓬子是诗人，我们很快就熟悉了。
姚蓬子是个不修边幅的人，一副邋遢相。衣服有时候很脏，头发、胡子很长，他都无所谓。
我发觉，他已经死心塌地地跟着国民党，为国民党做事。已经一点也没有‘左翼作家’的味道了。他见到我，总是点头哈腰的——因为他知道我在国民党里的身份。
我到姚蓬子的家去过。他当时生活很不错。我也见到过他的儿子——那时是个小孩子。
解放后，我因为在上海市监狱关押多年，所以当“文革”开始的时候，对外面的情况不了解。记得，起初有人来外调，要我写关于姚蓬子的材料，我也就写了（本书作者注：经查阅档案材料，汤静逸曾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写了《关于姚蓬子叛充反动派文化特务的情况》，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写了《有关姚蓬子和中统的关系问题》）。
过了不久，记得两个穿军装的人，到上海市监狱提审我。他们要我讲姚蓬子的情况，我就把已经写进材料的那些事讲了一遍。不料，他们听罢，拍台子，大声骂我“狗胆包天”！他们警告我，今后绝对不许再写、再讲关于姚蓬子的事，不然就会使我罪上加罪——那些事，已属于“防扩散材料”！
那两个军人走后，我明白了。当年那个小孩子，如今成了“中央首长”。显然，那两个军人是姚文元派来的。他们要封住我的口……
其实，在南京的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早在一九五六年当姚蓬子被公安部逮捕审查时，他便亲笔写下《我在南京狱中叛党的经过》。白纸黑字，迄今仍保存在公安部的档案之中：
……第二天看守所长叫我到他房间里去，要我在那里写。我写同鲁迅、柔石、潘汉年、田汉、华汉、冯雪峰、郑伯奇、钱杏（屯阝）等发起左翼作家联盟，并担任理事；还说以上的人都是左联的理事。我同鲁迅等办过萌芽月刊，同丁玲等办过北斗杂志，还自己编过文学月报。我加入党是潘汉年介绍的。
关于左联党组织的负责人，我说先是潘汉年，后是华汉。关于有哪些党员，我说有冯雪峰、华汉、钱吉（屯阝）等。
左联会员的住址，我说了冯雪峰、阳翰笙、钱杏（屯阝），都是他们以前住过的地方。我说和鲁迅先生见面是在内山书店，同柳亚子相熟，他的思想也很左倾，住在什么地方也写上了。
这以后，张道藩到狱中来过一次，是在法官的审判室中接见我的。他说已看到了我的叛党的自白书，不久就可以觅保释放。
我既已成叛徒，而且拿着中统特务机关的津贴而成为它的一页。
到汉口以后，我先在中统的临时办事处看到徐恩曾，他说每月仍给我一百元津贴……
活口难封，事实俱在。每一个人的历史，是由每一个人自己的人生脚印所组成的。在一九五六年，姚蓬子就已被公安部定为叛徒。
姚蓬子在被捕之后，先是出卖党的机密，继而公然发表脱党宣言，进一步加入中统特务组织，甚至与徐恩曾攀上“干亲”——这每一步路，都是他自己用双脚走过来的。
姚蓬子与徐恩曾结为“干亲”，其中的“桥梁”，便是姚文元。
那是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南京市中心新街口中央商场附近的一家水果店楼上，忽地笑语飞扬，热闹起来。徐恩曾挽着他姘妇费侠的粉臂，笑吟吟走来，跟在门口恭候的周伯良握手之后，上楼来了。已在楼上等候徐恩曾光临的，有中统特务卜道明、中统特务袁孟明和妻子傅怕群、中统特务姚蓬子和儿子姚文元。
东道主周伯良，乃国民党特工总部总务科长，水果店是他开的。眼下，他在楼上又开设了西餐馆，特请顶头上司徐恩曾及几位弟兄赏光。
几杯黄汤下肚，弟兄们的话就多起来了。“作家”姚蓬子，自然成了话题的中心。
“蓬子，你的大胖儿子，一脸福气！”费侠摸着五岁的姚文元的圆脑袋，把他搂在怀里。
“蓬子的儿子长大以后，一定会象蓬子一样，成为一个文学家！”徐恩曾也夸奖道。
“你们这么喜欢蓬子的儿子，就把他给费侠吧！”卜道明笑道。
“不，不，蓬子才一个独养儿子，怎么可以夺人所爱。”徐恩曾连忙说道，“还是做干儿子吧。蓬子，你看怎么样？”
“那可太好了！”姚蓬子巴不得呢！
于是，姚蓬子当即成了“导演”。
“文元，叫寄爹！”姚蓬子“教唆”儿子道。
“寄爹！”姚文元不愧为好“演员”，马上对着徐恩曾喊了一声。
徐恩曾这“笑面虎”，此刻放声大笑起来：“好儿子！好儿子！”
“文元，叫寄娘！”姚蓬子又“教唆”道。
“寄娘！”姚文元朝着费侠甜甜地喊了一声。
“真乖！真乖！”费侠亲了亲姚文元的圆脸蛋。
“干杯！我们为徐主任和费侠有了干儿子干杯！”卜道明站了起来，高高举起了酒杯。
“干杯！”姚蓬子也举起了酒杯。
几只酒杯相碰，发出叮当的声音。
徐恩曾一饮而尽，他为自己能够进一步与姚蓬子结成“亲密关系”而欣慰。
姚蓬子也一饮而尽，他为自己能够巴结徐恩曾，有了坚牢的“后台”而高兴。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当日军攻陷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展开烧杀淫掠“大竞赛”的时候，徐恩曾西装笔挺，挽着费侠，徐徐步入汉口天主堂。他和费侠的婚礼，正式在这里举行。他们先同居，后结婚。
在贺喜的人群中，自然是少不了“干亲”姚蓬子的。他紧紧跟随着主子来到汉口，参与了刘百闵、叶溯中为首的文化特务活动，组织了“中国文化服务社”。他还在反共杂志《中国与苏俄》上，发表了“抨击”共产主义的文章。
在婚礼正式举行之后，费快便由徐恩曾的姘妇“转正”为第三任妻子，当然也就成为姚文元的名正言顺的“寄娘”。
徐恩曾婚姻经历，汤静逸记得很清楚。据汤先生告诉笔者：
徐恩曾是浙江吴兴人，字可均，生于一八九八年。此人颇为风流，一表人材，有‘美男子’之称。
徐恩曾原本是学工的，曾去美国留学。赴美之前，由父母做主，娶一吴兴姑娘张氏为妻。这个原配妻子，后来一直被徐留在湖州，从不带她外出，嫌她是乡下女人。张氏生一女。
徐恩曾留美归来，又要中统局宣传处处长王劫夫之妹王素卿为妻。王氏是东北人，生了子女四五人。
自从徐恩曾见了费使之后，马上为之倾倒。
费侠何许人也？此人是湖北人，原本是共产党员，曾赴苏联留学，能够滔滔不绝地讲一套布尔什维克理论。她长得很漂亮，白白胖胖，有一种健康的女性的美，有点苏联姑娘的气派。
费侠被捕之后，跟姚蓬子一样，成了叛徒，出入于中统。
徐恩曾看中了费侠，任命她为中央统计局秘书，把她留在自己身边工作。
徐恩曾常常带费侠外出兜风，关系浪漫，很快传入王氏耳中。王氏大发雷霆。徐恩曾利用手中的权力，把王氏送往成都。
在南京，徐恩曾与费侠只是同居。一九三八年春在汉口，徐、费正式举行婚礼。从此，徐恩曾一直与费侠生活在一起。解放前夕，徐恩曾与费侠一起逃往台湾。
九旬老人汤静逸的回忆，可以说是对姚文元的“干爹”、“干娘”的面目的最确切的描绘。
费侠成为徐恩曾的夫人之后，加官晋级，当上了中统局总干事、伪立法委员。
姚蓬子跟随主子来到汉口，每月照领中统津贴一百元。他参与刘百闵、叶溯中为首的文化特务活动，组织了“中国文化服务社”。他在反共杂志《中国与苏俄》上，继续发表“抨击”共产主义的文章。
姚蓬子住在汉口交通路。那是类似于上海四马路那样的文化街，书店集中在那里。姚蓬子又混迹于出版界了。
在武汉，人们常常看见费侠带着“干儿子”姚文元去看戏、看电影。姚文元成了联系姚蓬子与徐恩曾、费侠之间的一根“热线”。
大约由于有着相同的经历，加上攀了“干亲”，费侠与姚蓬子的关系变得十分亲近：费侠写了文章，送来请姚蓬子“润色”；姚蓬子写了文章，有时署上“费侠”两字加以发表！
两个叛徒，结成了“神圣同盟”。
就在这个时候，楼适夷被党组织营救出狱之后，也来到武汉，在《新华日报》社工作。
“天下真小。”楼适夷跟姚蓬子在武汉不期而遇了。先是有点尴尬，马上嬉皮笑脸，姚蓬子朝楼适夷打招呼。
楼适夷心中别扭，脸上也别扭，一转身，走了。
党组织知道，劝楼适夷还是要做好姚蓬子的工作——这是统战工作的需要。抗战期间，大敌当前，要尽可能多团结一些人。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七日，郭沫若、茅盾、老舍、阳翰笙、楼适夷、郁达夫、冯乃超等共聚汉口，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文协”决定出版机关刊物《抗战文艺》，由老舍负责，楼适夷担任编辑，吸收姚蓬子搞出版工作。
姚蓬子在国民党这边有靠山，在共产党那边有熟人，左右逢源，两边都有“关系户”。他很会经营，袋里常常塞着大把钞票。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他意识到金钱的重要，于是想方设法弄钱，以使小家庭生活安逸。他居然混得不错，在“中苏文化协会”也挂上个头衔——他是个善于钻营的人……
假钞票帮助了作家书屋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日这三天，汉口、武昌、汉阳相继落入日军手中。
蒋介石逃往“陪都”重庆苟安，姚蓬子“紧跟紧追”徐恩曾，也逃往这座山城。
明里，姚蓬子挂着《新蜀报》副刊主编的头衔。
暗里，姚蓬子依然干着中统特务的勾当，与徐恩曾保持着单线联系。
关于姚蓬子在重庆依然是中统特务，有着两份铁证。
徐恩曾的秘书袁逸之，曾写下这样的回忆：
一九三九年，我在重庆国府路二八二号，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徐恩曾家任他的私人秘书，约在五、六月的一天晚上，特务头子徐恩曾，交了三百元法币给我，对我说：“姚蓬子明天来家，你把钱给他。”第二天上午十时左右，看门副官王积善上楼来对我说：“姚蓬子来见你，要不要见他？”我说：“叫他上来。”王引姚上楼来见我。我把徐交的钱给了他，他卑躬曲膝的样子对我说：“袁秘书，谢谢你。”在抗战这段时期，姚蓬子从汉口撤退到重庆，表面上仍打着左翼文化人的招牌在社会上闯，而暗里却单线直接和特务头子徐恩曾联系，供特务机关使用。
另一位历史的见证人，则是国民党中统局本部秘书、重庆区区长张文，他也还记得：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年期问，在设于重庆川东师范的中统局本部，我曾几次碰到姚蓬子。当时我任中统局第一组第二科长，曾受姚蓬子之托。代他向徐恩曾要到一笔津贴。
从叛徒到中统特务，姚蓬子的一轨迹“是清清楚楚的。
不过，姚蓬子毕竟是聪明人。这时候，共产党的势力蒸蒸日上，中国的未来必是赤旗的天下，已是十分明显的了。姚蓬子不能不为自己的未来着想。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他想为自己留条退路了。
他左思右想；当诗人吧，写诗那点稿酬，如胡子上的饭粒；当作家吧。写什么呢？写左翼作品，徐恩曾不会放过他。写反共作品，会遭左翼作家白眼。办刊物吧，难！在南京，丁玲与徐恩曾那一段对话，他是听得清清楚楚的。
稳而又妥的，还是开书店。进，可以自己印书出书；退，还可以销售别人印的书。不论进退，都可以赚钱。
他嗫嚅着，向徐恩曾吐露了自己的打算；开设一家书店。“独立谋生”去……
出乎意外，徐恩曾痛快地答应下来，而且还借给他一笔款子。
姚蓬子千恩万谢，接过这些新钞票，再三声言：一旦书店站稳脚跟，有所盈利，日后定然连本加息奉还！
于是乎，重庆白象街头冒出“作家书屋”的崭新招牌，经理便是“左翼作家”姚蓬子。
这个书屋，兼出版社和书店于一身；姚经理，则兼编辑和老板于一身。
“作家书屋”既出书，又卖书。
姚蓬子靠着徐恩曾的“资助”，终于在山城重庆有了立足之地。他打心底里感激徐恩曾——姚文元的“干爹”。
殊不知徐恩曾乃是一只老狐狸，姚蓬子竟被他蒙在鼓里。
原来，徐恩曾那时手中的新钞票正愁甩不出去呢！他乐得“资助”姚蓬子，以图日后偿还。
徐恩曾神通广大，他手下的“中统”待务获悉重要情报：“中央银行”的钞票，曾委托上海中华书局代印。在日军攻占上海之际，这批印钞票的铜版匆匆运往香港中华书局。香港落入日军之手以后，铜版被日本特务运回上海，在那里大量印刷……
徐恩曾跟日本特务机关挂上了钩，悄然把日军印制的假钞票，运往重庆，抢购物资。徐恩曾从中发了大笔横财。自然，从中瓜分一些给日本特务。
徐恩曾手中有的是“钱”。他借给姚蓬子的大沓新钞票，乃假钞票也！
直到一九四三年秋，“中统”的“对头”——“军统”头头戴笠，从浙江缉私处长赵世瑞那里，获知两艘路过杭州的商船装有大量假钞，而船长持“中统”的证明文件不许任何人上船搜查。
戴笠命“军统”特务截船，把钞票空运至重庆。经中央银行鉴定，证明皆为伪币。
戴笠立即密报蒋介石，告了徐恩曾一状。
蒋介石在盛怒之下，撤了徐恩曾的中统局局长职务。
徐恩曾倒台了。然而，借助于假钞票开张的作家书屋却没有倒闭……
姚蓬子毕竟在文艺界人头颇熟，拉稿颇有手腕，从名家手中弄到不少书稿。他算不上一个有实绩的作家，倒是一个会赚钱的出版商——他把目光盯在名作家身上，知道名家的书有号召力，易销，也就易赚钱。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四日，重庆的《新民报》上，刊载了老舍的《姚蓬子先生的砚台》一文，可以说是当年“作家书屋”老板姚蓬子的生动写照。文章短、幽默，全文照录于下，以飨读者：
作家书屋是个神秘的地方，不信你交到那里一份文稿，而三五日后再亲自去索问，你就必定不说我扯谎了。
进到书屋，十之八九你找不到书屋的主人——姚蓬子先生。他不定在哪里藏着呢。他的被褥是稿子，他的枕头是稿子，他的桌上、椅上、窗台上……全是稿子。简单的说吧，他被稿子埋起来了。当你要稿子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一个奇迹。假如说草稿是十张纸写的吧，书屋主人会由枕头底下翻出两张，由裤袋里掏出三张，书架里找出两张，窗子上揭下一张，还欠两张。你别忙，他会由老鼠洞里拉出那两张，一点也不少。
单说蓬子先生的那块砚台，也足够惊人了！那是块无法形容的石砚。不圆不方，有许多角儿，有任何角度。有一点沿儿，豁口甚多，底子最奇，四围翘起，中问的一点凸出，如元宝之背，它会象陀螺似的在桌子上乱转，还会一头高一头低地倾斜，如波中之船。我老以为孙悟空就是由这块石头跳出去的！
到磨墨的时候，它会由桌子这一端滚到那一端，而且响如快跑的马车。我每晚十时必就寝，而对门儿书屋的主人要办事办到天亮。从十时到天亮，他至少有十次，一次比一次响——到夜最静的时候，大概连南岸都感到一点震动。从我到白象街起，我没做过一个好梦，刚一入梦，砚台来了一阵雷雨，梦为之断。在夏天，砚一响，我就起来拿臭虫。冬天可就不好办，只好咳嗽几声，使之间之。
现在，我已交给作家书屋一本书，等到出版，我必定破费几十元，送给书屋主人一块平底的，不出声的砚台！
哦，老舍在四十年代所写的姚蓬子的故事，跟施蛰存在八十年代讲述的姚蓬子的故事，如出一辙。在生活中，姚蓬子的随随便便，嘻嘻哈哈、邋邋遢遢、马马虎虎是“出名”的。
自从办起作家书屋，姚蓬子便混迹于左翼文人的阵营。遇见老熟人，问起他这几年的遭遇，他便长叹一声：“唉，唉，当时在南京，我发表那《宣言》，也是迫不得已、言不由衷呀！落到那种地步，不来个‘假自首’，脑袋就要搬家！那些年，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可不，如今我获得‘自由’，就‘过来’了。”
他，见一个，说一个，发表着他的新的“宣言”。
虽说他再也无法重新混入共产党，但是他的“宣言”还起了不小的作用，他居然又常常出现于左翼文人的聚会。他不断地出版左翼作家们的著作，给作家书屋涂上了一层“革命”的油彩。
最使姚蓬子得意的是，冯雪峰住到作家书屋里来了！
冯雪峰是中共在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一九四一年，被国民党逮捕。当时，他化名冯福春，国民党警察局并不知道此人即冯雪峰。他被关入江西的上饶集中营。他在集中营里病重。消息传到上海，然后传到延安。毛泽东和陈云得知之后，马上发电报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和董必武。几经曲折，终于由宦乡设法，把冯雪峰从上饶集中营里保释出来。
冯雪峰从江西取道桂林，来到重庆，见到了周恩来。考虑到冯雪峰尚属保释，国民党当局随时可以重新逮捕他，党组织便叮嘱冯雪峰以灰色的面目，在重庆养病。于是，看中了作家书屋这个地方。
冯雪峰住进了作家书屋。
姚蓬子兴奋不已。在他看来，冯雪峰的到来，无疑是给作家书屋刷上了红色。他的尾巴翅起来了。当然，他心中也明白；冯雪峰从不跟他提起党内的机密，也从不问及他在南京狱中的那段往事……
一九四四年五月三日，重庆文化界五十多人集会，发表《重庆文化界为言论出版自由呈中国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请愿书》。这份请愿书，坚决要求“取消图书杂志及戏剧演出审查制度”，“保障言论出版自由”。
在请愿书上写下大名的，绝大多数是很有影响的左翼作家；郭沫若、老舍、茅盾、胡风、夏衍、曹禹、姚雪垠、臧克家、宋之的、阳翰笙、于伶、聂绀弩、胡绳、浦熙修、冯雪峰、叶以群、张友渔、石西民。曹靖华、郑君里、张骏祥、洪深、彭子网、沈浮、吴祖光、侯外庐、焦菊隐……
在签名名单上，紧挨着茅盾的名字旁边，签着“姚蓬子”三字！
哦，姚蓬子也向国民党“请愿”了！
姚蓬子把政治也看成了“生意经”。他是绝不做“亏本生意”的，此刻，他神气活现地出没于左翼作家的阵营之中。他不断地往自己的脸上搽红粉，仿佛他压根儿就没有登过什么“脱党宣言”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