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的“半周年”纪念
如果要出版一本《世界奇闻录》的话，那么，王洪文召开“工总司”半周年纪念大会是一定要列入书中的。
大抵是过分的迫不及待，王洪文早就想庆贺一下“工总司”的“伟大胜利”，他已经等不及“工总司”成立一周年的日子——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竟然提前了半年，在五月九日召开了“半周年”纪念大会！
世界上五花八门的纪念都有，唯“半周年”纪念从未有过。
王洪文如此急不可耐地“欢庆‘工总司’成立半周年”，就连徐景贤也笑话他。
《文汇报》的一篇文章，曾以讽刺的口吻挖苦“工总司”的“半周年”纪念大会，惹得王洪文吹胡子、瞪眼睛，扬言要率领小兄弟们砸掉《文汇报》社。张春桥闻讯，赶紧劝阻王洪文，这才止住了上海滩上的一场风波。
“工总司”是王洪文的命根子。他的平步青云，全然仗着“工总司”。他得以跻身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便因为他是“工总司”的“司令”。
毛泽东曾接连发布“最高指示”，强调了“三结合”：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
毛泽东如此强调“三结合”，于是每个“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都要以“三结合”的际准去衡量。“三结合”的含义，除了“革命干部”、“军队”、“革命群众”三者代表相结合之外，还包含老、中、青“三结合”之意。
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张春桥是理所当然的“老”的“革命干部”的代表，姚文元、徐景贤算是“中”，而王洪文则既是“青”，又是“革命群众”代表。
张春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姚文元为“第一副主任”，王洪文、徐景贤均为“副主任”。
“副主任，也就是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王洪文很得意地向他的小兄弟们解释道。
“胜者为王！老王，你的老子给了你一个好姓，应了这句古语‘胜者为王’！”
他的小兄弟们欣喜地为他捧场。
“你们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王洪文用座山雕一般的口气，对小兄弟们说道。
如今，“司令”手中有权，他把小兄弟（当然也包括小姐妹）一个个提拔；王秀珍成为“工总司”常委，后来跃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除阿大，“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工交组负责人；叶昌明，“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科技组负责人；黄金海，“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财贸组负责人；就连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戴立清，也成了“工总司”常委，居然分管起专案工作！后来，甚至成为上海后方基地的党委副书记！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王洪文回到了“老家”——上海国棉十七厂。那里锣鼓喧天，在庆贺“厂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洪文当选为“上海国棉十七厂革命委员会主任”。虽说已经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他，已不屑于这么个“厂革会主任’，但毕竟那里是他的后院，是他造反起家的地方，“厂革会主任”非他莫属。
他是一个“纪念狂”。除了举行过成为笑柄的“工总司”半周年纪念会之外，他还主持过如下“纪念”：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他带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派们前往复兴岛，隆重纪念“永忠队”成立一周年。他慷慨激昂地回叙一年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那些日子和“永忠队”的“战斗历程”。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复兴岛上又是红旗飘扬，口号声此起彼伏。王洪文又在那里主持“纪念大会”。这一回，是“纪念造反二周年”——因为两年前的这一天，是王洪文仿效聂元梓凑成七人签名，在上海国棉十七厂贴出第一张造反大字报。
这是王洪文造反生涯的起点，怎么可以不“纪念”？在会上，王洪文感慨万千忆当年，吹嘘着自己怎样在“骂声”中成长……
冒出了新对手——“支联总站”
王洪文的日子并不太平。
在“夺权”的过程中，先有“赤卫队”与“工总司”抗争，接着又有“二兵团”
扯起反叛的旗帜。
在王洪文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后，力图“保权”，又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冲击着“工总司”，以至又形成了一个与“工总司”相对立的全市性工人组织——“支联总部”，剧烈地摇撼着王洪文的宝座。
反抗的火星，是从上海国棉十七厂北面、黄浦江畔一座万人大厂里迸射出来，在上海滩燃起一股反对“工总司”的烈火。
这家工厂坐落在僻远的军工路2636号，产品享誉全国，闻名海外——上海柴油机厂。柴油机亦即“压燃式内燃机”，用柴油、重油、燃料油等作为燃料。柴油机是船舶、内燃机车、载重汽车、拖拉机、小型发电和农田排灌机械的原动力，是上海一家举足轻重的大厂。
最初，只是这家工厂里的两大派，在厂里闹矛盾，打派仗。
这两大派都是造反派。
其中的一派，以侯彩琴、尹长根、王家成、刑子华等为首，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宣告成立“红色革命指挥部”。不久，这个“指挥部”改名为“东方红革命造反总部”，简称“东方红”，反对派们则讥称它为“阿东”。
“东方红”的反对派，是以杨仲池为首，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宣告成立“串连站”。一九六七年初，“串连站”和厂里另外两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简称“联司”。“东方红”则讥称它为“阿串”。
“东方红”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加入了“工总司”。于是，缝制了崭新的大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柴东方红总部”。
这时的“串连站”也在要求加人了“工总司”，比“东方红”晚了一步。他们见“东方红”加入“工总司”，便改变主意，加入了“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不过，这么一来，“串连站”觉得仿佛比“东方红”矮了一截似的。
“东方红”和“联司”在厂里严重对立着，你骂我是“老保”，我指责你“大方向错了”。
一场循环不已的标语战，在上海柴油机厂进行着。刚刚由“东方红”刷出大标语：“‘东方红’必胜！‘联司’必败！”马上有“联司”的“战士”前来“修改”，把“胜”字覆盖，改成“败”字，而把“败”字改成“胜”字，成了“‘东方红’必败！‘联司’必胜！’紧接着，“东方红”的“战士”又来颠倒那个“胜”字和“败”字。
如此近乎文字游戏的标语战，“东方红”和“联司”却在极其认真地进行着。
这种标语战，甚至发展到厕所的墙上：有人刷了“联司”两字，再画一个箭头，箭头指向厕所后的粪坑。马上有人把“联司”两字覆盖，写上“东方红”，那箭头依旧！
“东方红”毕竟正儿八经地加入了“工总司”，成为“王司令”麾下的一支劲旅。每逢“工总司”举行什么大会、游行，“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的大旗总是醒目地在那里飘扬。在《解放日报》事件，在康平路事件，在“一月革命”中，“东方红”始终保持着与“工总司”一致的步调。王洪文欣赏“东方红”，支持“东方红”。
“联司”呢？渐渐脱离了“工总司”的轨道，渐渐与“红革会”、“二兵团”
接近，渐渐转到了“工总司”的对立面去了。
“联司”成为“红革会”的支持者。“红革会”炮打张春桥，“联司”也去参加炮打。“联司”大量翻印了传单《警惕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大政治扒手，警惕！警惕！！警惕！！！》。那“大政治扒手”，不喻言而，是指张春桥。
在“一月革命”的高潮中，“联司”干了一件震惊上海的事：突然袭击康平路上张春桥家，翻墙入院，要找张春桥．据说是要向张春桥告状——告“东方红”的状！
这还了得！王洪文在一月二十四日晚，率几千“工总司”造反队员冲入上海柴油机厂，一下子抓去“联司”二百多人。
王洪文支一派，压一派，造成了“东方红”和“联司”的严重对立。
“联司”把仇恨的火焰，射向王洪文，射向张春桥。
虽说“联司”不过是一家工厂里的造反派组织，人数并不多，“能量”却不小。
“联司”不仅敢于冲进张春桥的家，而且派人派车，在上海街头巷尾用石灰水、用墨汁，刷满“联司必胜”的大字标语。“联司”并不囿于本厂，把整个上海当成了自己的活动舞台。它敢于向庞然大物“工总司”挑战。“联司”的“知名度”迅速地提高着。
小小“联司”，毕竟不能构成对“工总司”的严重威胁。
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情况起了变化：“联司”与上海交通大学“全向东”挂上了勾。“全向东”把全市支持“联司”的势力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个“支联站”
（即“支”持“联”司站）。这些“支联站”又形成了统一的指挥部，名曰“支联总站”。
“支联总站”变成了新冒出来的全市性的组织，与“工总司”唱起了对台戏。
“支联总站”看上去是一面崭新的旗帜，不过，旗帜下的人马，却是被“工总司”击溃了的“红革会”、“二兵团”、“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炮司”那些散兵游勇的重新集合！
难怪，“支联总站”的大旗刚刚树立，便一呼百应，“支联站”遍布全市。
“王司令”吃惊了。这个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山头”，取代了“赤卫队”和“二兵团”。王洪文这才发觉，他的对手原来是个“孙悟空”——刚刚砍去一个头，又会长出一个新头！充满辣味的”
“联司”和“支联总站”不好对付。它们的头头的素质，与“工总司”不同。
“联司”的“司令”杨仲池，乃中国名牌大学——清华大学机械系一九六二年的毕业生。他是厂里的技术员，被造反浪潮推上了“司令”之职。
“支联总站”的头头“全向东”的大名，不断见诸于上海的大字报、大字标语。
从“全向东”这名字推测，此人大约是个红卫兵，因为当时的红卫兵们最喜欢取这类“卫东彪”、“永向东”、“卫红”充满“革命”色彩的“时髦”名字。
出人意料，“全向东”不过一介书生而已。细细的手臂仿佛无缚鸡之力，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象征着他的“学历”不浅。他是上海交通大学一四○教研室的助教，真名汤福坤，又名汤东生。早在一九五七年，他就因对钱伟长这样的科学家被划为“右派”深表不满，成了一个“右派边缘分子”。
如今，他要与张春桥、王洪文对着干，深知对手最善于翻老底、揪小辫子。于是，化名“全向东”以“彻头彻尾”的“革命化”的名字，活动于社会，成为“联司”的“军师”，成为“支联总站”的头头。
“全向东”取代了耿金章，与王洪文相抗衡。耿金章擅长于组织力量，“全向东”则擅长于演说、出点子、写大字报。他借助于“工学运动相结合”，把红卫兵和工人组织成“支联站”。
“全向东”猛烈地抨击王洪文，称“工总司”为“王家铺子”，是“群雄突起、山头繁多、新式的行会”，成为“新型的‘工作组’和新型的反动路线的执行者”。
“全向东”的这一系列带有理论色彩的攻击“工总司”的言论，比耿金章的几声“他妈的”咒骂要厉害得多。
王洪文不由得注意起这个“全向东”来，下令搜集“全向东”的“反动言论”。
后来，《工人造反报》曾以大半版篇幅刊载了《“全向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部分罪行录》，作者为“交大红师（筹）、赤革会、教联站”。这份《罪行录》中，详细摘录了“全向东”的“反动言论”，指责他“阴谋策划‘上海第二次大乱’”。
如今，以历史的目光重新审视《“全向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部分罪行录》。其中不少言论是击中了张、姚、王的痛处的：
二月十九日“全向东”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来到上柴厂，兜了一圈就表示“坚决支持‘联司”’。
四月二十六日“全向东”之流为了稳住“联司”群众，匆匆忙忙组织了一个“赴京控告团”去北京。
四月二十九日“全向东”从北京寄给“联司”第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出了七条所谓的“斗争方法”……“全向东”并在信中大肆攻击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为首的上海市革会。说什么：“有人竟然宣传在‘一月革命’后，上海已平静无事，只要‘大联合’就可以了，一切大事可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里的‘群众领袖’去解决，开圆桌会议摆摆平。……必须把套在上海革命派头上的精神枷锁打碎。春桥、文元同志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特别是深入到上海的革命工人中间去。”
五月七日“全向东”写给戚本禹同志一封信，恶毒污蔑伟大的一月革命。把“一月革命”中进行夺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称为强盗似的占山头。……“安亭事件必须重新估价”，“靠安亭事件起家的群众领袖大部分是一些投机分子和野心家”。
还叫嚣“必须改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五月三十一日“全向东”写出大字报《是否毒草？》，攻击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是“资产阶级喉舌”，是“资产阶级忠实的代言人”。
六月十日“全向东”回交大领工资时大放厥词说：“全国六个革命委员会五个垮台了，上海（革委会）你看好了，历史会作结论的。”
六月二十四日“全向东”在人民广场公开叫嚣：上海公安机关“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上海的政宣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里”。
七月十六日“支联站”在人民广场聚众召开所谓“坚决捍卫六·六通令大会”，“全向东”在会上大放厥词攻击上体司、工总司等革命组织，咒骂“《文汇报》的头头”是“资产阶级政客，……靠造谣过日子”。
七月二十二日“全向东”在“支联站”大会上，出于他的阶级本能，恶毒攻击上海市革委会“比黑市委的反动路线还厉害”，并狂妄叫嚣“徐景贤、王洪文就是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七月二十五日，由“全向东”主持召开了各大区负责人会议，研究了如何进一步欺骗群众等反革命策略。当晚，“全向东”煽动群众冲击在人民广场开会的“红三司”、“红上司”革命小将，又冲进市公安局殴打革命战士，后又冲击市革会，“全向东”拿着喇叭狂叫：“徐景贤、王洪文从市革会滚出来。”真是狂妄已极。
……
在“全向东”的种种“反动言论”中，最使王洪文不安的是“安亭事件必须重新估价”，“靠安亭事件起家的群众领袖大部分是一些投机分子和野心家”。须知，王洪文确实是“靠安亭事件起家的”。一旦安亭事件被否定，“工总司”也就垮台，“司令”不复存在。
王洪文意识到，这个继“赤卫队”、“二兵团”之后冒出来的新对手，充满着辣味。
第三次较量，比前两次更为严峻。不过，与前两次不同的是，如今的王洪文已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手中有权有势了。他想用手中的权势，压垮对手……
福州路事件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一支由军人组成的队伍，开进了上海柴油机厂。
这支队伍，有着一个冗长的名称，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三军支左办公室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上海柴油机厂所生产的柴油机，有一部分是用作军舰、鱼雷快艇的动力，厂里有保密的军工车间。、不过，这支“宣传队”进厂，倒并不是为了军工车间的生产，而是为了“支左”。
“支左”，亦即支持左派。毛泽东的关于军队要支左的指示，已经多次用黑体字标出，印在《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的社论里：
“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人民解放军应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
“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
这支穿着军装的队伍，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前来支援左派，理所当然受到了“阿东”和“阿串”双方的欢迎。
“东方红”用黑体字刷出了大标语：
“热烈欢迎解放军宣传队来我厂支左！”
“联司”为新魏体刷出了大标语：
“热烈欢迎解放军宣传队来我厂支左！”
双方的口号一模一样。不言而喻，不论“阿东”还是“阿串”，都以为自己是噹噹响的左派！
这支军人队伍背后的秘密几乎无人知晓：它是“市革会”派去的，幕后的指挥是王洪文和徐景贤。
当然，张春桥和姚文元也过问过这支队伍。不过，自从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和“第一副主任”之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忙于中央的权力之争，而对上海实行“遥控”。
王洪文和徐景贤都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不过，徐景贤毕竟当过上海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多年，政治手腕比王洪文强得多，而且他的口才、文才、政治理论水平远在王洪文之上，很快的，上海的实权落在了徐景贤手中。但是王洪文毕竟手下拥有百万之众的“工总司”，徐景贤也未敢小觑这位“王司令”。
这支“宣传队”开进上海柴油机厂一个月之后，那里的形势陡地吃紧。因为“宣传队”经过一个月的“调查研究”，终于在四月二十四日发表“公告”。这“公告”，犹如法院的判决书似的，对“阿东”和“阿串”作出了裁决：
“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组织，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要坚决站在‘东方红’一边，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
“‘联司’的大方向是错误的。我们希望‘联司’广大革命群众尽快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东方红”马上“热烈欢呼”起来。“联司”呢，实在气愤不过，当天晚上便把那支“宣传队”的“支左办公室”砸了。
王洪文原以为可以用“解放军宣传队”压垮“联司”，不料，矛盾急剧激化。
“东方红”马上抓住“联司”的把柄，声称“‘联司’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把大字标语刷在外滩，刷在南京路。
“联司”呢？迅即组成“赴京控告团”，由“全向东”带队，于四月二十六日奔赴北京。
那支“宣传队”呢？放下了手中的“红宝书”，拿起了钢枪，逮捕了“联司”
中冲砸“支左办公室”的柏某和卢某，关押于上海市公安局。
柏和卢的被捕，又一次激怒了“联司”。“全向东”斥责王洪文所实行的是一条“老牌的、新型的、带铐的、带手枪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本来，“资本阶级反动路线”这顶帽子，是王洪文给陈丕显、曹荻秋戴上的。
如今，却轮到他的头上，而且还加上了“老牌的”、“新型的”、“带铐的”、“带手枪的”之类新标签！
五月二十日，二十多辆大卡车从杨浦区驶过外滩，向西驶入福州路，突然在一幢大楼前停住了。那是上海市公安局大楼。二十多辆卡车拥挤在并不宽敞的福州路上，阻断了交通。
从卡车上跳下一批“联司”成员，就地静坐，强烈要求释放柏某和卢某。静坐持续了一天又一天。
“联司”的静坐示威，马上轰动了上海全城，被人们称之为“福州路事件”。
‘联司’必胜！‘东方红’必败！”那口号声在福州路上震荡。
支持“联司”的人，越来越多。
上海柴油机厂有的是柴油机。“联司”从厂里运来了柴油机，在福州路上，在不远处的人民广场上，柴油机隆隆运转，带动发电机发电，雪亮的电灯泡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联司”们在灯光下发表演说，撒传单。
“誓师大会”。“支联大会”、“声援大会”，一个接一个大会，在人民广场，在雪亮的灯光下举行。
这边，福州路上一大群卡车、静坐者和围观者挤得水泄不通；那边，人民广场上演讲、聚会、呼口号，夜夜上万人聚拢，热闹非凡。
王洪文的双眼密切注视着福州路和人民广场上的一举一动。不过，张春桥从北京来电话关照过他，不要轻举妄动，现在动手挤“脓”还为时太早！王洪文的手虽然早就痒了，还是听从“军师”的指令，耐着性子等待着“大扫荡”的时刻……
“全向东”天天活跃在福州路和人民广场。他用富有煽动性的语言，向王洪文进攻：
“上柴‘联司’在福州路上的示威是革命行动，是向血腥的白色恐怖开火！”
“上海的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
“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
王洪文是从上海的第一次大乱中夺了权，坐上“市革会副主任”的交椅。眼下，他竭力反对“上海第二次大乱”——因为张春桥制订了“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策略。上海已成了他们的“基地”，万万乱不得。
《红卫战报》发表的《“支联站”必须立即解散》一文，“批驳”了“全向东”的“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倒是说出了张春桥、王洪文心里想说的话：
“乱有阶级性。有革命的乱，也有反革命的乱。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们就积极主张革命的乱。这是为了乱敌人，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乱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上海的代理人陈丕显、曹荻秋。我们就是要乱它个落花流水。这种乱大大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夺取了政权，放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如何巩固政权，这就是要我们掌好权，用好权。现在主张乱的人，就是想乱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乱革命的新秩序，乱我们革命派，这是对敌人有利。‘支联站’一小撮头头实质就是在为敌人效劳。……”
这篇以《红卫战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已经把“联司”当作敌人了！
后发制人
“小兄弟”们磨拳擦掌，已经不止一次提醒“司令”，该干掉“联司”了。
这一回，“王司令”稳坐中军帐，倒是沉得住气。他听从张春桥的告诫：要让“联司”充分表演，后发制人。造成口实，一举全歼。
他派出了“小兄弟”，假装支持“联司”，打进了“支联总站”。这位近乎间谍的“小兄弟”，不断密报“支联总站”的一举一动，使王洪文对于对手了然若指。
他还设立了一个秘密据点，专门收集“联司”、“支联总站”的情报，弄清全市各“支联站”的组织情况，拟出黑名单。
他着手制订秘密行动计划，以俟时机成熟之际，对“联司”来个“一锅端”。
这边有风，那边就有声。
六月二十三日，“联司”大量印发了题为《警惕！！！一个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阴谋计划！》的传单。这份传单，泄露了王洪文的天机：
“现在还隐藏在专政机构中的一小撮坏人……他们正在酝酿一个更大规模的镇压‘联司’、‘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计划，可能今后半月之内出现血洗上柴。”
这张传单所揭露的，正是王洪文制订中的秘密行动计划。“情报”完全准确。
这张传单大量印发之后，“联司”和“支联站”提高了警惕。
过了三天——二十六日，“联司”又印发了传单《大规模洗劫上柴厂的计划在行动》和《血洗上柴厂前奏》，更加详细地透露了王洪文的阴谋。
传单中很具体地指出，“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在上海青年宫开过秘密会议，决心七月五日以前踏平‘联司”’。
“联司”理所当然地进行反抗。
六月二十八日，“联司”在上海柴油机厂集合，杨仲池当众揭露了王洪文“踏平‘联司”’的计划，大声疾呼：“我们要杀出去，杀向政法指挥部，杀向公安局，杀向社会！”
第二天，终于爆发了“六·二九”事件，震动了上海——“联司”面对王洪文伸来的黑手，进行了反抗。
当时的《工人造反报》以整版篇幅描述“六·二九”事件。这家由“工总司”
主办的报纸当然是站在“工总司”的立场上说话，但也透露了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
“十时左右，‘支联站’的人陆续调入厂里，在‘联司’成员陪同下察看了有关地形；十时半光景，‘联司’成员集结在各分部，有的排成队，在中央大道喊着口令作战前操练；十一时许，在‘联司’头头的指使下，弄了一批杨梅到武装部、武装民兵宿舍楼下叫卖，施展‘调虎离山’计，把一部分武装民兵诱出宿舍，同时，‘联司’成员吴信昌，奉命突然闯入电话总机房，借‘修理’为名，控制了电话总机。……
“中午十二时之后，……在一声声刺耳的哨子声中，一批批‘联司’和‘支联站’的成员，在指定的地点集合，穿好厚帆布衣服或棉衣，戴上柳条编制的安全帽，手执铁棍、木棒、弹弓，或者肩扛大铁锤、粗钢钎、水龙带，或者抬着长竹梯，打着红旗反红旗，别有用心地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歌曲，急遽地奔向早就分配好的目标！……”
一场武斗开始了，双方受伤人员达二百多人，伤势较重的有五十多人。
当天深夜十二时半，“联司”和“支联站”袭击了位于市中心的青年宫。他们原想从那里查抄王洪文踏平“联司”的计划，结果查到近百张尚未贴出的攻击“联司”的大字报，便在青年宫门口放火烧毁。火光惊动了沉睡中的上海市民。青年宫的广播台哇啦哇啦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吵吵闹闹，一直到清晨五时半，才算结束了这桩“青年宫”事件……
听到从上海柴油机厂传出来的消息，听到从青年宫传出来的消息，王洪文狞笑着，慢悠悠地抽着烟。他巴不得“联司”跳出来，“联司”闹得越起劲越好。“后发制人”嘛，这是张春桥的计谋。他要把“挑起武斗”的罪名先安在“联司”头上，然后“名正言顺”地加以扫荡。
今非昔比，已经成为“市革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可以用手中的权，哗哗地开动宣传机器，对“联司”展开强大的舆论攻势。
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六月二十九日发布《通告》。这个《六·二九通告》的主旨，便是“制止上柴厂武斗”，把“联司”推上了被告席。
翌日，《文汇报》、《解放日报》都全文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六·二九通告》，一下子便使“联司”在舆论上处于劣势。用王洪文的话来说，这叫“对‘联司’发动了强大的‘文攻”’。当然，“文攻”的下一步，便是“武卫”了。
“王司令”又“指示”以“工总司”的名义，发表题为《坚决拥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六·二九’通告》的文章，充满着恫吓的语气：
“我们警告上柴‘联司’一小撮头头：你们必须悬崖勒马，不要一误再误了，否则是绝路一条。
“本部所属各基层组织，一定要站稳立场，不要偏听偏信，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六·二九’通告，……”
《工人造反报》所发表的社论《谁在为上柴“联司”的行动喝采叫好？》一文，已经把“联司”作为反动组织对待了：
“上柴‘联司’一小撮头头和幕后策划者的一系列行动，蒙蔽了广大的革命群众，受到了社会上地富反坏右的支持，更严重的是，他们的行动在国际上受到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喝采叫好。……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上柴‘联司’的一小撮头头和幕后策划者已经滑到哪里去了。……”
七月一日，王洪文和徐景贤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人民广场举行数十万人的大会，“愤怒声讨‘联司’和‘支联站”’。“联司必败”的口号声，从成千上万的喉咙里喊了出来，那声波久久地在上海上空回荡着。
解福喜之死
上海进入七月之后，气温骤然上升，热不可耐。位于上海东北郊的上海柴油机厂，成为全市最热的地方。“阿东”和“阿串”之间的格斗，由于王洪文支一派、压一派、已经愈演愈烈，日趋白热化。
“文革”前，曾是上海“八面红旗”之一的上海柴油机厂，如今生产濒临瘫痪，成了一个炸药库，随时部可能发生剧烈的爆炸。
“六·二九”事件过去二十天，七月十八日又一场武斗在上海柴油机厂爆发。
导火线是一桩芝麻小事：
“联司”在厂里刷了一条大标语。那际语是七月十三日上午八时刷的，注明“保留五天”。
七月十八日上午八时零二分，“东方红”覆盖了“联司”的大标语，写上一条针对“联和”的大标语。
“阿东”们与“阿串”们，就“保留五天”如何计算，发生了口角。
“东方红”以为，从十三日上午八时至十八日上午八时，整整五天。因此，他们在十八日上午八时零二分开始覆盖，是符合“保留五天”的。
“联司”则以为，“五天”指十三日至十八日，保留期应当是到十八日夜十二时为止。因此，“东方红”在上午八时零二分覆盖，是违反“保留五天”的。
如此区区小事，引发了“阿东”和“阿串”的大辩论。可惜，当年的中国没有“大字报法”，没有关于“保留期”如何精确计算的条文，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种“大辩论”显然是毫无结果的。
吵着吵着，动起手来。最初的武器是墨汁和浆糊，你往我的身上泼墨汁，我用浆糊“还击”。
双方的人员闻声赶来支援。武斗的级别迅速提高。瓦片，砖头以至铁块，代替了墨汁和浆糊。
武斗的规模不断扩大。伤员激增，达三百多人受伤。
在混战之中，出了人命：工具车间工段党支部书记、“东方红”成员解福喜受了重伤，不久死去！
“好，这是一个大把柄。我们要抓住解福喜之死，大造舆论！”王洪文正巴不得闹出个大乱子，可以收拾“联司”，不由得幸灾乐祸起来。
解福喜明明是在武斗中死去，而王洪文手下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
在七月二十一日发出的通令中，却被说成这样：
“七月十八日，在上海柴油机厂‘联司’总部，有人私设公堂，严刑拷打上柴‘东方红’战士解福喜，以致惨死，手段十分残酷。我们对死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对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根据中央‘六·六’通令，我们政法指挥部特今以杨仲池为首的上柴‘联司’负责人立即交代打人致死的过程，交出杀人凶犯名单，听候审讯。……”
这天晚上，王洪文在上海人民广场主持召开大会。据通知，说是传达中央重要文件，几十万人前来开会。会议即将开始时，主席台上的横幅换成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解福喜同志追悼大会”。于是，这几十万人。都成了追悼大会的参加者。
王洪文的讲话精神，后来被写入《工人造反报》的“社论”。解福喜之死，本是不该发生的不幸事件。王洪文却竭力借解福喜之死扩大事态，煽起人们对于“联司”的深仇大恨，为踏平“联司”作舆论动员：
“解福喜是被‘联司’一小撮暴徒私设公堂，酷刑拷打致死的，全身打得皮开肉绽，体无完肤，尸身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
“解福喜在旧社会受尽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解放后，是毛主席、共产党替他带来了幸福。解福喜对阶级敌人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对党、对毛主席有着无比深情的热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与革命群众一道，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以及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因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一切阶级敌人把解福喜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
“解福喜为保卫革命路线，保卫我们上海无产阶级新生政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献出了生命。解福喜不会白死，也不能白死。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誓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磨刀之声霍霍，王洪文已在准备对“联司”下毒手了。
这时，全中国也处于滚滚热浪之中，武斗之声四处可闻。惊动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在这时候爆发了。
七月二十日这天，上千辆卡车在武汉街头游行，当地拥有百万之众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高呼“打倒王力”的口号，声震武汉三镇。这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
成员王力以及公安部长谢富治前往武汉处理问题，支一派，压一派。被压的“百万雄师”奋起反抗，举行大游行，还扣压了王力。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谢富治和王力飞回北京。江青组织数万人在西郊机场欢迎两位归来的“英雄”。当晚，林彪听取了“中央文革”的汇报之后，把武汉“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百万雄师”成了“反革命组织”，遭到了残酷迫害。“百万雄师”被称之为“百匪”，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被说成是“百匪”的“后台”。
上海的人民广场，处于高温之中。七月二十一日刚刚开过数十万人追悼解福喜的大会，才隔了一天，又是几十万人聚集那里，又是王洪文主持大会。这一回，开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大会”。
真是够热闹的，大会既发出《给谢富治、王力同志的慰问电》，又发出《给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的声援信》。王洪文其实是在借武汉问题造声势。在他看来，武汉干掉了“百万雄师”，那么上海干掉“联司”、“支联总站”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
那封《声援信》，骂的是“百万雄师”，字字句句却针对着“联司”、“支联总站”：
“龟蛇两山在震荡，万里长江在咆哮，武汉三镇在沸腾！无产阶级革命派难道能容忍阶级敌人和它们的爪牙如此横行不法吗？不！不能！一千个不能！一万个不能！！万万个不能！！！千百万人发出了同一个愤怒的吼声：打倒陈再道，砸烂‘百万雄师’！坚决镇压反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一幕惨剧在武汉发生了：因“七·二○”事件，武汉被打伤打残的达六万六千多人，被打死的达六百多人！
“压勿煞战斗队”
“联司”的处境，已经越来越危险。
“联司”依然在反抗着。
“联司”在七月二十一日广为印发《备忘录》，向王洪文抗争，向王洪文声辩。
《备忘录》全文如下：
备忘录
现在上柴黑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背后支持他们的人，日益加剧对我“联司”
进行迫害，现在他们更是抓住解福喜的死来达到其目的。为此，我们提请市革会政法指挥部、工总司的一些负责人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上柴厂群众之间的对立、斗争和武斗现象不断发生，是上柴黑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背后支持他们的人一手策划和由上柴“东战部”挑起的，是有计划、在步骤的对“联司”的政治迫害，我“联司”战士五月份以来，尤其在“六·二九”、“七·一八”大惨案中严重流血，这笔帐我们一定要算的，我们坚决要求惩办打人凶手，揪出其幕后策划者。
（二）对解福喜死的问题。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以及入院病历，确实证明解福喜的死因，根本不是什么“被打死”的，而主要是急病或中暑。
经我“联司”代表赴法医所观验，发现解福喜的尸体已遭破坏，已不足为证。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为此，我们要求由全市革命造反派组成调查团，就这事进行调查，并要求中央迅速派人，一起对解的尸体进行解剖分析，在此之前尸体不得毁证灭迹，否则，那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阴谋。
（三）由某些人组织的江湾体育馆会议（七·二。）、“七·二一”人民广场会议是挑动群众斗群众，陷害“联司”，扩大事态的极不光彩的活动。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会议策划者负完全责任。
（四）近日《解放日报》散发了大量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传单，我们保留在必要时对“传单”泡制者及其幕后策划者采取必要革命行动的权利！
此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联司”在上海并不孤立。虽然王洪文召开了一次次声讨“联司”的大会，动辄几十万人，可是“工总司”的老对手们几乎都站到“联司”的大旗之下。就连“工总司”的反对派们的子女，居然也组织起一个个“小支联站”！
“小支联站”的成员们，据说有五百多人。他们的任务是五花八门的。据一位十七岁的“小支联站”成员说，任务如下：
一、贴标语，发传单；
二、看见“东方红”或“公革会”（即？‘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的汽车停在那里，就把轮胎的气放掉；
三、扰乱批判“联司”的大会会场，起哄或撤传单；
四、救护“联司”伤员，送进医院；
五、看管好“联司”的汽车。
“支联站”们也不时召开万人大会，高呼“联司必胜”的口号。一支名为“压勿煞战斗队”活跃于上海滩，成为“支联站”中的生力军。
王洪文派人前去暗中查访，吃了一惊：原来，这支“压勿煞战斗队”的队长非别人，乃是他的宿敌、“一兵团”的“司令”戴祖祥之弟戴祖大！
怪不得“支联站”层出不穷，原来都是这些几经较量而“压勿煞”（上海土语，“压不倒”之意）的人物。
戴祖大也给王洪文抓起来了，被迫写了“自白”。这份“自白”被“工总司”
印成传单，曾广为流传，题为《我为什么要“支联”，反工总司？——原北上返沪第一兵团戴祖大的自白》。这份《自白》是戴祖大在王洪文的高压之下违心而写，言不由衷，不过，多少还是反映了“支联站”的组成人员们的一种特殊心态和“压勿煞”的原因，值得一读：
“我是原北上返沪第一兵团的工作人员，我哥哥名叫戴祖祥，是原北上返沪第一兵团的坏头头。
“今年二月份，戴祖祥大搞分裂工人运动，要争名争地位，保住自己的那个山头，实现他的野心。就在二月中和其他组织一道搞了个分裂主义的‘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大反工总司，走上了反上海人民公社的反革命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的革命群众都一致起来反对，并要求把这些坏头头揪出来。在三月中的一个晚上，戴祖祥被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关了起来，现在仍在押。对此，我对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刻骨仇恨，并把我哥戴祖祥的拘留归罪于他们，因此，我就一直想乘机报复。就在这种思想根源上，我就和上柴‘联司’站在一起，开始了反工总司、市革委会领导的罪恶的阶级报复活动，于七月底正式组织了‘压勿煞战斗队’，并散发了好几种伙同‘联司’反王洪文等革命领导人的传单，也在大世界对面贴了《评‘解福喜事件’》的巨幅大字报，向全市人民放了不少毒，给社会上带来了极大的毒害，是一株彻头彻尾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所谓《评‘解福喜事件’》一文的要害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其目的是向无产阶级权力机构的负责人徐景贤、王洪文等进行猖狂的进攻，妄图实现阶级报复。……”
“888”秘密会议
一辆辆轿车驶过华山路，浓密的法国梧桐遮住了骄阳。当王洪文来到“888”，他的“小兄弟”陈阿大、戴立清、叶昌明、张宝林等已在那里吹牛了。
“888”·——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的代号。“工总司”总部的秘密会议，正在这里举行。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王洪文一进来，压低了声音，兴奋地对“小兄弟”们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春桥同志说，是时候了！”
用不着任何解释，“小兄弟”们都明白张春桥所说的“是时候了”是什么意思。
“春桥同志从北京打电话来？”有人问道。
“春桥同志二十日回到上海。”王洪文把声音压得更低，“春桥同志说，‘联司’和‘支联站’是群众组织，由‘工总司’出面解决比较合适。所以，这段时间他虽然在上海，就不公开露面了。他在上海的消息，要保密，不要往外说出去。据春桥同志告诉我，他这次来上海，另有重要任务。……”
“小兄弟”们兴奋起来，因为张春桥所说的“是时候了”，无疑如同给他们吃了定心丸。
在王洪文的主持下，“888”行动计划拟定出来了。
“888”计划，共五项内容：
（一）设立临时指挥部。
（二）这次行动的代号为“888”。
（三）现场指挥为王洪文、戴立清、张宝林、王腓利等人。
（四）队伍调动基本上按“工总司”的各组分口。
（五）确定攻击对象，主要是“联司”和“支联站”。
关于临时指挥部，又具体分为三线。这样，在与“联司”、“支联站”的作战中，垮了一线，还有一线：
第一线——指挥部设在华东物资局“工总司”联络站，由戴立清负责；第二线——指挥部设在“888”，由王秀珍、陈阿大、叶昌明等负责；第三线——指挥部设在上海警备区，由金祖敏等负责。
“什么时候动手？”“小兄弟”们急不可耐地问“王司令”。
““还要稍等几天，但是，不会超过八月五日。”王洪文抽着烟，象一位指挥若定的“司令”一般说道，“我们的人，打进了‘联司’和‘支联站’。据他们传出可靠的消息，‘联司’和‘支联站’在八月五日要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大会，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周年。我们必须在八月五日前消灭‘联司’和‘支联站’，就象武汉的‘工人总部’消灭‘百万雄师’一样！”
“先打‘联司’，还是先打‘支联站’？”又有人问“王司令”。
“‘联司’好打，‘支联站’难打。最好先干掉‘支联站’。”王洪文答道，“从‘解福喜事件’之后。‘东方红’已经退出上柴厂，住在延安西路二百号文艺会堂和外滩的市革会大楼。上柴厂成了‘联司’的统一天下。这样，只要把上柴厂一包围，‘联司’就成了瓮中之鳖。麻烦的是‘支联站’，东一个、西一个。我想，最好等‘支联站’开会的时候，一举歼灭。我已经关照了混进‘支联站’的我们的人，一有开会的消息，马上报告我。所以，也请各位随时作好准备，随叫随到。最理想的方案是先干掉‘支联站’，再吃掉‘联司’。另外，考虑到‘工总司’的战斗力、机动性不够强，我已请‘上体司’的‘胡司令’协助，请他们作为‘工总司’的‘尖刀班’！”
“这个主意好！‘胡司令’厉害！”王洪文的话，立即受到“小兄弟”们的一致赞同。
大抵因为《沙家浜》里有个胡传魁“胡司令”的缘故，所以胡永年也博得个“胡司令”的“头衔”——认真点讲，胡永年并非“上海体育界革命造反司令部”
（简称“上体司”）的“司令”，只是一名“常委”而已。
胡永年，算不上是个正儿八经的运动员。他喜欢踢足球。进入上海一家钢铁厂之后，成为上海工人足球队的队员。
此人在“文革”前因打群架之类流氓行为，受到过领导批评。“文革”一开始，他便扯起了“造反”的旗号：不久，他当上了“上体司”的“常委”。
“上体司”的造反队员们与众不同，个个身强力壮，有举重大力士，有武术高手。哪里有武斗，这支队伍便在胡永年率领之下冲冲杀杀，出现在哪里。在“—·二八”炮打张春桥的时候，张春桥被“红革会”围困于锦江饭店。胡永年率“上体司”杀透重围，救出张春桥。张春桥马上夸奖胡永年“粗中有细，阶级斗争觉悟高”，“有办法”，于是胡永年声望陡增，成了“胡司令”。
“胡司令”抢了一批摩托车，使“上体司”成了一支“机械化部队”。虽说这支队伍不过千把人，可是个个身手不凡，一顶十，“战斗力”比“公革会”还强。
“王司令”预料到与“联司”。“支联站”之间会有一场恶战，于是上门向“胡司令”求助。
“好说，好说！”“胡司令”一口应承下来，“什么时候用得着兄弟，打一个电话过来，几分钟之内我们的摩托车就出动！我手下的‘搏斗兵团’，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一言为定！”“王司令”和“胡司令”紧紧握手。
果真，七月三十一日，王洪文给“胡司令”打来电话，说是有急事相告……
大战的前奏
上海西区，在离张春桥下榻的兴国路招待所几百公尺处，有一条幽雅、静谧的马路。马路上不通公共汽车，但常可看见小轿车进进出出。这条柏油马路并不长，与兴国路垂直，形成一个“十”字。这便是泰安路，马路两侧大都是一幢幢两层的小洋房。居居之中，既有上海著名的作家、音乐家，也有上海高级干部。大学校长、教授，还有一批资本家。
泰安路一百二十弄三十一号，是一幢资本家的小洋房。自然，“文革”开始之后，主人被赶了出去，小洋房被造反兵团占据了。
七月三十一日薄暮，天刚刚有点暗下来，陆陆续续的有许多人步入小洋房。
上海各“支联站”的三十多个头头前来这里，召开秘密会议。
上海的空气中已充满火药味儿。“支联站”的头头们为了对付“工总司”，正在部署着反抗的计划。
会议尚未正式开始。三三两两，头头们在互相通报着各区的“支联”情况。
在这三十多人中，唯有一人显得坐立不安，眼睛不时往窗外瞟。因为他事先给王洪文挂过电话，密合今晚“支联站”会议的时间、地点，怎么还不见有什么动静。
时针指向七点。突然，一个中等个子、身体结实、四方脸、颧骨突出的男青年，推开门口的警卫，冲了进来。他的左臂上没有戴红袖章，却扎着白布条。在他身后，一大群彪形大汉，随着呼啸而入。每个人的左臂都扎着白布条。
“不许动，你们被捕了！”这个满脸横肉的男青年，便是大名鼎鼎的“胡司令”。
他的一声令下，“上体司”的“搏斗兵团”和“工总司”的一百多造反队员，便冲进小洋房。
“支联站”的头头们束手就擒。
几辆冷藏车来到小洋房前。“支联站”的头头们，被押上闷罐一般的冷藏车——几个月前，王洪文抓马骥，用的也是冷藏车。“王司令”以为，冷藏车的“保密”性能好，而且不会引人注意。
冷藏车在上海市区兜了几个圈子。直至确信后边没有别的车子跟踪，这才直奔杨浦区公安分局。
在“胡司令”的协助下，王洪文没有费多大气力，一下子便把全市“支联站”的一批首脑人物抓获了。
不过，在杨浦区公安分局清点“俘虏”名单之后，王洪文有点后悔：他太性急了，下手太早，以致使一批晚到的“支联站”头目漏网！
原以为这次可以逮住“全向东”。可是，据“内线”告知，“全向东”非常“敏感”，这几天行踪诡秘。虽然“全向东”每天都对“支联站”的工作发表意见，可是，除了与他单线联系的“支联站”头目之外，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尽管“全向东”成为漏网之鱼，正在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的张春桥得悉一举捕获“支联站”核心人物三十多人，还是嘉许了王洪文。
意气正盛，王洪文要来上海柴油机厂详图，铺在“888”那宽大的桌面上。四周，一伙“小兄弟”围着，计议着。直到这时，他的“司令部”才有了点“司令部”的味道，他这“司令”才有点象“司令”的样子了。
王洪文用手指在上柴厂四月画了一个圈，说道：“对于‘联司’，要先围后歼。
第一步是包围，第二步是攻坚。这是一场硬仗。除了‘上体司’仍然要作为先锋之外，‘公革会’、‘消革会’也要起骨干作用。”
“公革会”、“消革会”的头头，当即表示听从“司令”调遣。“公革会”是公安局的造反派，颇有战斗力。那“消革会”乃“消防革命造反委员会”，已经“改行”，并非致力于救火，却是武斗的一支特殊劲旅。消防车的云梯，成为攻占高楼的重要武器。“消革会”的造反队员善于飞檐走壁，擅长攻坚。至于那高压水龙，早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北洋军间就已经用来对付学生游行队伍了。自然，五十年之后，这一“经验”被王洪文沿用来对付“联司”。
那个“二兵团”的头头耿金章自从关押了两个月之后，似乎接受了“教训”，没有参与“支联”活动。他也被王洪文请来，参与“军机”，因为老耿在指挥方面还是有两手的。
潘国平也来了。他的手下有一支人马，虽然他与“王司令”有矛盾，而在对付“联司”这一“大敌”面前结成了“统一战线”。
“我们要‘先礼后兵’，要逼得‘联司’开第一枪！”徐景贤在这节骨眼上，提出了重要的策略。
“对，太对了！”王洪文拍案叫好。
于是，八月三日下午，三辆挂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驶进上海柴油机厂。车里坐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代表、驻沪三军代表和新闻记者、摄影记者。
高音喇叭反复播送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给上海柴油机厂‘联司’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
“联司”当然进行了反击，团团围住了那三辆宣传车，砸掉了车上的高音喇叭，夺走了记者们手中的电影摄影机，扣压了其中的一些代表。
这，正是王洪文求之不得的！
于是，“联司”之前，加了个“臭”字。上海全市刷满新标语：
“臭‘联司’殴打市革会和解放军代表，罪该万死！”
“臭‘联司’必须立即释放市革会和解放军代表！”
“打倒臭‘联司’！活捉杨仲池！”
“工总司”总动员，各工厂出动上千辆卡车，满载着造反队员们，向上海柴油机厂进发……
血泪横飞的八月四日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日本的“经济起飞”时期，是美国、苏联经济大发展的时候。
中国，中国，本来已是经济落伍的中国，经过了“大跃进”的折腾和“三年困难”的挫折，东方巨龙已经远远地被抛到后边。然而，一场既不是“无产阶级”的、又不是“文化”的、更不是“革命”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在“总指挥”王洪文指挥下，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所发生的一场血战，是“文革”灾难的一场缩影。
在“工总司”大旗指引下，上海二十四万产业工人离开生产岗位，用最原始的弹弓、砖头、铁矛，冲进上海柴油机厂，“踏平”“联司”！
两架直升飞机在上海柴油机厂上空盘旋。摄影师们用电影胶片纪录着王洪文的“丰功”。
这天的气温，高达摄氏三十九度。一颗颗发烫发昏的头脑，投入了一场疯狂的肉搏。
当年“工总司”的喉舌——《工人造反报》，所载《八月四日上柴战地目击记》，虽然处处为王洪文的“伟绩”大唱赞歌，但是字里行间，毕竟还是记下了当年的疯狂和残忍。
兹摘录若干原文于下：
冶金系统的先头部队首先进攻上门，“联司”在这座钢铁大门后堆放无数乱石、铁板等障碍物。钢铁战士们智勇双全，灵机一动，将吊车撞开大门，顿时冶金、电业、华东电力建设局、港务局、纺织、化工、交通运输等系统和红卫兵小将的各路大军冲入中央大道，革命医务工作者也深入“火线”及时抢救伤员，但死心塌地为“联司”效劳的一小撮坏蛋，在铸工车间屋顶上，把砖块从高空抛下，织成了一片“火力网”，阻挡队伍前进。各路人马立即分成四路，把铸工车间包围起来；各条战线的钢铁战士，从水落管（上海人对下水管的俗称——引者注）、消防梯、门窗上攀登。刚要登上屋顶，“联司”中坏蛋用特制的钢叉突然向我们战士刺来，在千钧一发之际，战士们立即抓来灭火机猛喷屋顶，这突如其来的“新式武器”，使一小撮坏蛋惊慌失措，似惊弓之鸟，步步退缩。这时吼声震天，各路大军经过短短一小时艰苦斗争，攻克了铸工车间，在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强大攻势面前，一小撮坏蛋只得举手投降。
一号、二号、三号三幢大楼被造反派战士占领后，“联司”坏蛋都退居到四号楼、五号楼固守。四号楼是“联司”总部，由“联司”的所谓“敢死队”直属兵团据守，组织了密集的“火力网”，砖头、石头、石灰、铁器……象冰雹一样从高空抛下，还用皮弹弓射下螺丝帽，甚至扔下硝镪水、黄磷、燃烧瓶、汽油……很多革命造反派战士受了重伤，周围的房屋、电线也烧起来了，上柴厂战地一片烟雾腾腾。
“消革会”、“义革会”（“义革会”指“义务消防队革命造反委员会”——引者注）的负责人，眼看“联司”疯狂地垂死挣扎，眼看阶级兄弟倒在血泊中，激起了强烈的阶级仇恨，屡次请战，要求出动消防车，担负主攻任务，迅速歼灭“联司”老巢。指挥员观察了现场作战情况，为了力争在白天摧毁“联司”老巢，减少伤亡，减少工厂损失，根据“消革会”、“义革会”的请战，决定“消革命”、“义革会”出动主攻，用云梯搭桥，用水枪灭火和制止投掷燃烧瓶、黄磷、硝镪水和石块等凶器、掩护进攻。
三时许，“消革会”、“义革会”第二批战士在“消革会”常委詹XX带领下乘车到达上柴战地，指挥员下令投入战斗，进攻四号楼。这是关键的一战。
“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拿下‘联司’黑总部！”这是指挥部的战斗动员令！战士们一到现场，立即投入战斗。谁知凶恶的“联司”一小撮坏蛋，早就切断了厂内的水源。战士们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终于在一千米外找到了河浜。由于距离太长，出水困难，消防战士又发挥集体智慧，采用四辆车子“打接力”的办法打水，洪水水枪（又名大炮水枪）的水压在一百磅以上，由四个身强力壮的“消革会”、“义革会”战士撑着。只见一道银柱直喷四楼，喷得楼顶上一小撮坏头头都象“落水狗”。
为了占领制高点，云梯车开到了四号楼对面，腾空升起来了，超过了四号楼顶。
“联司”暴徒用更密集的石块、铁片、燃烧汽油瓶拼命往云梯车砸。
这时，“消革会”战士徐XX从水落管直爬上去，刚到三楼楼顶时，被“联司”
暴徒用长矛刺中，从三楼掉了下来。第二个、第三个战士继续往上攀登，他们爬到楼顶时，用腿力夹住水落管，痛击“联司”暴徒的疯狂袭击，把这批暴徒打了回去，然后纷纷冲上了楼顶。
“立即把云梯靠近四号楼搭桥，从云梯上冲进大楼去！”指挥员又下命令。刹那间，又一批“消革会”、“义革会”战士从云梯冲上去，工人造反派战士也纷纷冲上去，争先登上三楼平台，占领了“联司”总部的制高点。
这时，四号楼二楼的“联司暴徒”还在顽抗。登上平台的战士往下打，下面的战士往上攻，上下夹攻，直捣“联司”老巢。四号楼的“联司”很快地被歼后，就兵分二路，分别指向五号楼和扯着“联司”破旗的水塔。兵临城下，喊话四起：
“放下武器，“下来不打！”“‘联司’成员赶快起来造坏头头的反！”造反派战士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盘踞五号楼和水塔的“联司”坏蛋开始动摇了，他们丢下武器，倒下旗子，挂出白旗来，一个个举起双手投降了！“联司”老巢彻底完蛋了！
整个战斗从上午十时到下午六时胜利结束。
杨仲池被当场活捉。本来，在此之前，由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
发布了对他的“传讯今”，“联司”总部头头们劝他和“全向东”暂避风头。他和“全向东”于七月二十九日离开上海，前往浙江湖州。可是，他毕竟放心不下，又于八月二日回到上海柴油机厂，终于落入王洪文的网里。
“全向东”得知“联司”被砸，逃往武汉，于八月十四日在那里被捕，十八日被用专机押回上海。
在一场腥风血雨之中，“联司”和“支联站”终于被王洪文所踏平！（杨仲池、“全向东”在当时都被王洪文投入狱中。如今，杨仲池却是中央某部的处长，“全向东”则作为访问学者于一九八八年夏飞往美国。）
为了替“工总司”庆贺“胜利”，《工人造反报》居然登出了题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歌曲。那标明“强有力”的歌词，唱出了当年的狂热，唱出了“造反司令”的风格：
臭“联司”，
“支联站”，
一小撮头头专把坏事干，
残杀革命派，
殴打解放军，
配合刘少奇，
紧跟陈丕显，
妄想把无产阶级政权来推翻。
上海的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
上海的政权是红色的革命政权！
革命派，
同心干，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主席，
把一切反动分子砸个稀巴烂。
打倒臭“联司”，
砸烂“支联站”，
打倒刘少奇，
打倒陈丕显。
“八·四”狂风刚刚过去，王洪文又在上海搞了个“补课”，抓获一大批在八月四日漏网的“联司”和“支联站”骨干。光是上海柴油机厂里，审讯“联司”的“公堂”。“刑房”便多达五十多处，刑具达几十种之多！
张春桥表示“完全支持”
一九八○年十二月六日上午，“八·四”惨案的主谋王洪文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严正审讯。
特别法庭的审讯记录如下：
法庭就起诉书指控王洪文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策划、指挥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群众组织的武斗事件的事实，进行调查。
王洪文供认起诉书所指控的“是事实”，并向法庭供述：“一九六七年八月初，‘联司’企图在全市组织一个‘支联总部’，被我发现以后，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抓了他们约三十多人。因为我考虑‘联司’在上海虽然人数不多，但能力比较强，已经威胁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存在，当时上海不安宁，就是‘联司’的问题。我就想把这个组织彻底解决掉。开始时，由于它是‘工总司’的下属组织，还是用说服的办法，后来两派闹得比较厉害，我就考虑把它搞掉。八月三日晚上，上海市各群众组织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控诉了所谓‘联司’的罪行，我曾召集‘工总司’的所有委员研究如何搞掉‘联司’的问题。控诉‘联司’大会以后，我决定调动队伍围攻‘联司’。八月四日早晨，大约调了四万人，实际上去了十多万人，把‘联司’包围起来，下午开始围攻，到晚上就把‘联司’砸掉了。这件事，主要是我策划的，与其他人关系不大。”
审判员问：“这次武斗，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你应负什么责任？”
王洪文答：“伤亡了几百人，主要由我负责，我是有罪行的，我应该向全国人民认罪。”
法庭宣读张宝林一九七七年十月的证词、王承龙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的证词，叶昌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证词，并通知徐潘清出庭作证。徐潘清证明：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王洪文亲自策划、指挥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群众组织的武斗事件，对群众进行血腥镇压，犯下了严重罪行。他说：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凌晨，王洪文经过策划，调动了十多万人，开动近千部各种机动车辆和船只，从水陆两路对上海柴油机厂进行围攻，他们切断水电，用二十五吨履带式大吊车在前面开路，后面跑着头戴藤帽，手持各种棍棒、刀斧和武斗工具的受蒙蔽的人员，抓到一个毒打一个，把男的上衣全部剥光，女的上衣撕破，作为标记。在这次武斗事件中，被关押打伤的就有六百五十人，有的至今医治不愈，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有的成了残废，群众的财物被抢劫一空。工厂损失达三百五十多万元，厂房修理费花了十四万元。”
说实在的，八月四日那天，张春桥的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之中。
他在上海，却不露面。他把王洪文推到了第一线，而给自己留好了后路；如果砸“联司”造成很多人的死亡，受到全国的舆论谴责，他可以把王洪文推出去，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当然，如果大获全胜，他可以对王洪文此举表示支持。他，毕竟已是“中央首长”呵。
八月五日，张春桥在上海公开露面了。面对着电视摄像机镜头，张春桥狡黠地用这样的话表态：
“许多人问我，‘八·四’行动好不好？昨天晚上，我坐车到上海街头转了转。
我看到老老少少、一摊一摊在路边乘凉。他们的脸上挂着笑容。我想，这就清楚地表明，老百姓对‘八·四’行动是满意的，高兴的。他们的笑容，已经很明确地答复了‘八·四’行动好不好。……”
张春桥故意打了个拐弯球。他的话，明明是表示了对王洪文的支持，却又叫人抓不住把柄——他象泥鳅一样的滑！
直至九月一日，“八·四”事件过去二十多天了，张春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才把话讲得实实在在、明明白白：
“最近上海发生了一些不大值得欢迎的事，说上海市革委会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张某人和姚某人靠边站。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镇压了‘上柴联司’，北京学生支持它。对于上海市‘工总司’的行动，我完全支持。他们完全对的。这个厂武斗近一年了，涉及到从厂党委，到八机部体系的党委。后来发展成为所有反革命势力聚集点，形成一个反革命，形成一个反革委会、分裂上海工人、学生运动的势力。到处打人，打死人，革委会要求交出打人凶手，革委会的人也被打出来了，革委会派出二十名代表，均被打、被抓。在这种情况下，‘工总司’连夜召开十万人大会，包围了上柴厂，要求‘联司’交出打人凶手，释放革委会代表。他们拒不交出，反而主动出击，群众一急之下，冲进厂去，打了个歼灭战，这仗打得很漂亮。
这不是哪个去指挥的。这叫镇压群众？那无产阶级专政还要不要啦？”
作为王洪文的后台，张春桥不仅对“八·四”行动表示“完全支持”，而且也替王洪文掩饰：明明是有预谋、有策划、有指挥的血洗“联司”，却轻轻巧巧，被说成了“群众一急之下，冲进厂去，打了个歼灭战”。
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
张春桥在八月四日那天，全身神经象绷紧的弦，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毛泽东在上海！
毛泽东决定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中旬起，巡视大江南北。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徐。……”喜欢游泳、又爱食武昌鱼的毛泽东，兴致勃勃，曾几次到武汉畅游长江。就连一九六六年七月，“文革”如火如茶之际，他还是抽空到武汉横渡长江。他在游长江时说的几句话，立即成为传遍全国的“最高指示”：
“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当一九六七年的炎夏来临之际，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七月了，我要到外面走走。去武汉游水，那里水好。”
毛泽东点名要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同行。
然而，一九六七年七月的武汉，正是“工人总部”与“百万雄师”两军对垒的时候。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于七月十四日清晨飞抵武汉，作了安排。晚上，毛泽东抵达武汉，住在东湖宾馆，随行的有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另外，这天中午从重庆赶来武汉的有谢富治、王力和余立金。余立金当时是空军政委。
武汉的气氛紧张，武斗随时可能发生。毛泽东想横渡长江，是渡不成了。
七月二十日——“七·二○”事件爆发的当天上午，两位大员从北京分坐两架专机，分赴武汉和上海。
前往武汉的专机里，坐着林彪亲信、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长邱会作。邱会作的贴身衣袋里，放着林彪写给毛泽东的一封密信。林彪写好后，曾把信交给江青看过，江青也在信上签了名。临行，江青叮嘱邱会作道；“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此信用专人、专机运送，是因为林彪据说获悉“陈再道要搞兵变”，要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
下午两点十分，邱会作的专机飞抵武汉。“百万雄师”正在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王力的游行。
邱会作急如火燎，要求见毛泽东。下午五点多，毛泽东才在东湖宾馆接待了邱会作，拆阅了那封由林彪、江青签名的信，淡然一笑。
毛泽东并不相信所谓“陈再道要搞政变”的流言，却对街上的大游行说了一番深刻的话；“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呢？”
就在邱会作飞抵武汉不久，下午四点二十分，另一架专机从北京飞抵上海机场。
坐在专机里的大员，便是张春桥。
此行甚为机密。张春桥走下专机，便钻进轿车，不声不响直奔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
张春桥奉江青之命飞往上海，以便作好准备，迎接毛泽东来沪——因为林彪、江青都以为武汉不安全。
当天晚上，在武汉的毛泽东在众人的劝说之下，决定前往上海，杨成武。余立金等随行。
当毛泽东住进上海西郊的秘密住所，正处于“工总司”与“联司”、“支联站”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张春桥提心吊胆。他不公开露面，让“造反司令”王洪文冲在第一线。这样，万一毛泽东批评砸“联司”，他可以往王洪文身上推。
八月四日，王洪文在上海东北角指挥砸“联司”，毛泽东在上海西南角不时听到从上海柴油机厂传来的消息。
毛泽东对于“八·四”事件，说了些什么呢？
直到一个多月之后，毛泽东已经回到北京，上海街头的红色号外象雪花一样散发。
那是九月二十五日清早，以《文汇报》、《解放日报》、《工人造反报》、《支部生活》这样“三报一刊”共同署名，用红色油墨印发了“号外”。
人们以为大约是我国又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打开号外一看，却是印着新华社九月二十四日的电讯：《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
“号外”用粗大的字体，突出这样几行字：
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上海时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泽东在武汉，针对“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这两大派的势不两立，说过类似的话。
显然，毛泽东在上海所说的这几句“最高指示”，是指“工总司”和“联司”、“支联站”，“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泽东两度提到“工人阶级内部”，表明他所指的就是上海的“工总司”和“联司”、“支联站”。
毛泽东的这段话，意味着他号召工人的两大派组织应该实行联合，因为两大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并不赞成一大派砸掉另一大派。他的话，实际上是对王洪文的“八·四”行动的批评。
毛泽东这段话，理所当然地使王洪文难堪。
可是，王洪文通过《文汇报》记者的笔，为自己搽了一脸红粉，一下子变成了“活学活用最新最高指示”的“模范”。
虽然在“一月革命”之后，王洪文已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但是他的名字不常出现于报刊上。见报的，一般只有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大名。提到王洪文时，只写“工总司负责人”而已。
这一次一反往日的惯例，王洪文的名字十分突出地出现于九月二十六日的《文汇报》上：
清晨四时许（指九月二十五日——引者注），喜讯（指毛泽东的指示公开发表——引者注）传到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负责人王洪文的心情激动万分，昨晚工作到深夜的疲劳，立刻消失。他拿起电话，把喜讯告诉工总司的战友，把喜讯告诉工厂的战友。他知道，毛主席到上海，这是战友们多么渴望知道的喜事！
这是革命的强大动力！巨大的喜讯立即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克服任何困难，排除任何阻力。
是的，王洪文和他的战友们都不会忘记：去年十一月，当他们刚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时候，在“安亭事件”艰难险阻的关键时刻，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巨大的支持。那一天，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派来的张春桥同志同意工总司的五个条件时，那是何等激动人：的场面啊！王洪文和他的战友们一个个都落下了眼泪，他们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东方刚刚微露曙光，工总司的负责人就聚集一起举行紧急会议。他们心里想着毛主席，口里一遍又一遍地背诵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他们要把毛主席视察上海的特大喜讯尽快地传达给每一个战士。……
《文汇报》又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曰“九月高潮”，发表了《从“一月革命”到“九月高潮”》的文章。
这样，本来大闹分裂、以武斗砸毁另一派的王洪文，忽地变成了忠于毛泽东最新指示的虔诚“战士”。
就在九月里，王洪文兼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委员会主任”。他唯恐“联司”
会“死灰复燃”，兼任“主任”之后，加强了对“联司”的“残渣余孽”的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