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最盛大的节日”
“不能搞‘小联合’，不能搞‘假联合”，必须实行真正的‘大联合’，才能夺权！”张春桥一板一眼地论述着“联合”。
对于上海党政财文大权觊觎已久的张春桥，早就在盘算着怎样“联合”夺权了。
一月十二日，在庆祝中央贺电的大会上，那公之于众，见之于《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便是张春桥的点子。本来，张春桥想通过这个“联络总站”的建立，取代上海市委。
无奈，造反派们一番你争我夺，使“联络总站”一直“联络”不起来。
一月十五日“二兵团”进军康平路，使张春桥焦急万分。他对王洪文说：“有一句成语‘功亏一篑’，值得我们记取。上海的形势很复杂。抢‘挑子’的人很多。
‘联络总站’的工作要抓紧。千万要警惕政治扒手，把胜利果实扒去！”
王洪文心领神会。
一月十九日，“联络总站”的第一次筹备会议，总算秘密召开了。
张春桥的目光，在出席者的名单上，来来回回不知扫了多少越；“二兵团”当然是不能列入的，“上三司”显然也不行。还有那个“红革会”，据说在准备“炮打张春桥”，当然应当刷掉。……凡是他看不中，以为不可靠的，一一圈掉了。
剩下来的三十八个造反派组织，是张春桥信得过的：“工总司”，“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
在筹备会上，有人建议加上“政治”两字，变成“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政治联络总站”。不过，经秀才们咬文嚼字一番，觉得“政治联络”不妥。“政治”怎么可以“联络”呢？不仅文法不通，而且弄得不好，把“无产阶级政治庸俗化”！
须知，那时候，连“政协”都被造反派“反”掉了，因为“政治”岂可“协商”？
勉勉强强，仍维持原名，只是觉得“联络总站”这名字不够气派，不够响亮。
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联络总站”总算筹备起来了。
第二天，由姚文元执笔、张春桥阅定的给中央的《上海工作简报》上，用欣慰的笔调写道：
“在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人的破坏活动中，各单位都普遍展开了夺权斗争，革命左派用各种形式的大联合，把领导权夺到自己手里。这个革命行动，是推动生产前进的根本因素。革命的工人和革命群众的许多新创造，实际上已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把过去的部长、局长、处长、科长……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扫而光。这就使革命大大推进一步。”
姚文元还报告道：
“联络总站成立，目前已实际行使着政权的作用。”
就在这期简报发出的两天之后——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篇社论，在全国打响了夺权的信号弹。
张春桥急于在全国创立夺权的“样板”。就在这天中午，“上三司”再度进驻康平路，宣告“夺权”，更使张春桥如坐针毡，加快了夺权的步伐。
张春桥的脑子，如同一个“歪点子”仓库。他灵机一动，与姚文元一商量，想出了一个崭新的“歪点子”：甩掉那“联络总站”的名字，别出心裁，取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名称——“上海人民公社”！
“上海人民公社”这名称，在张春桥、姚文元看来，有两条“最高指示”作为依据：
第一，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说过“人民公社好”。虽然那时他是指农村人民公社而言。但“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人民公社好”当然可以移来作为“上海人民公社”的依据。
第二，毛泽东曾称赞聂元梓等“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显然，毛泽东很喜欢“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北京既然可以称为“北京公社”，上海当然可以叫“上海人民公社”。
张春桥打电话给陈“老夫子”。这位“理论权威”也觉得“上海人民公社”这名字有新意。
于是，如同“工总司”的《大事记》所载：
“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和上海警备区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在党校继续开会讨论夺权问题，并以‘只争朝夕’的革命造反精神，连夜修改夺权宣言和通令，准备第二天见报，并于当晚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作汇报，全市革命造反派迫切迎接最盛大的节日到来，大街小巷贴满欢呼临时权力机构即将诞生的大标语……”
哦，大街小巷已经贴满“欢呼临时权力机构即将诞生的大标语”，上海已是一片“迎接最盛大的节日到来”的气氛，就连“夺权宣言和通令”都“准备第二天见报”，这“第二天”便是一月二十五日。
可是，一月二十五日并没有成为“最盛大的节日”——张、姚、王在上海的“登基”之日。
那是因为一月二十四日午夜，“红革会”得知消息之后，先下手了——夺走了那大大小小二十三颗大印！
“红革会”的夺权（认真点讲，只是“夺印”），打乱了张春桥的夺权计划。
好不容易，张春桥派徐景贤逼着“红革会”交出大印，却招来“红革会”的更为强烈的反抗，使那“盛大的节日”不得不一天又一天地后推……
荡平“红革会”
“叮铃铃，叮铃铃”，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耿金章抓起电话耳机，从里面传出的甜蜜而熟悉的声音，使他吃了一惊：“金章同志吗？”
不言而喻，那是张春桥打来的电话。
时间；一月二十八日凌晨。
“春桥同志，有什么事？”耿金章马上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紧急事件。不然，张春桥绝不会在这个时候亲自打电话来的。
“徐景贤被抓了，你知道吗？”果真，张春桥说出了重要的事。
“我不知道。谁抓的呀？”耿金章确实对此一无所知。不过，他也觉得奇怪，即便是徐景贤被抓，打电话给他干嘛？
“是‘红革会’在几个小时以前抓的，把他抓到复旦大学去了！”张春桥说道。
“这事儿我不知道，真的一点也不知道。”耿金章连忙解释，生怕张春桥怀疑他跟“红革会”有什么瓜葛。
“金章同志，请你放心，我不是说你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张春桥马上猜到耿金章的心理状态，说道，“我是想请你帮忙，把徐景贤救出来！”
原来是这么回事！
“春桥同志，您找洪文同志去解决‘红革会’问题吧。”耿金章道。
“这件事，恐怕洪文同志解决不了。他也说，非找你不可！”照张春桥这么说，这个“皮球”是王洪文踢过来的。
“这件事，我很为难。因为我跟‘红革会’的关系很好，由我出面，很难开口。”
耿金章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突然，电话耳机里传出张春桥一阵大笑声。笑罢，张春桥说道：“金章同志，正因为知道你跟‘红革会’的关系很好，才叫你去！你的话，他们会听的，会把徐景贤放掉。”
“我的面子那么大呀！”没办法，耿金章只得应承下来，试试看。
挂上电话，耿金章这才意识到王洪文“踢”过来的这只“皮球”的厉害；既借助于他救徐景贤，又借此挑拨他与“红革会”的关系。
由于“二兵团”夺权失败，“红革会”夺权也失败，他们都转到了张春桥的对立面，“二兵团”与“红革会”理所当然变得亲密起来。
耿金章派出了手下大将孙玉喜（原上钢五厂工人），带着一批人马，驱车直奔复旦大学。
过了一个多小时，孙玉喜从复旦大学打电话，向耿金章报告：徐景贤被关在复旦大学一千一百号文科阅览室内。张春桥派上海警备区的师政委徐海涛带兵进入复旦大学，强迫“红革会”交出徐景贤，使“红革会”与部队发生冲突。徐海涛已奉命退出复旦大学。“红革会”的红卫兵们恨透张春桥，要在上海掀起“炮打张春桥”高潮……
原来，张春桥硬的一手不行，这才把耿金章推出去，用这位“红革会”的“亲密战友”去对付“红革会”！
耿金章陷入深深的震怒之中……
就在这一天，上海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炮打张春桥”运动。
“红革会”在街上刷了大快人心的大字标语：
“坚决反对张春桥当上海第一书记、姚文元当第二书记！”
“警惕陶铸、王任重式的人物！”
“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
“警惕反革命两面派！”
“二兵团”也出动了，在南京路上刷出轰动一时的大字际语：
“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
这天晚上七时至凌晨一时，在上海的中苏友好大厦，本想以“中央首长”金字招牌威吓“红革会”红卫兵的张春桥、姚文元，弄巧成拙，陷人红卫兵的重围之中，挨斗六小时！红卫兵们响亮地提出：“北京在揪康生，上海就要揪张春桥！”
这天——一月二十八日，从此载入史册，人称“—·二八炮打张春桥”。
上海全市振奋。“红革会”定于一月三十日上午举行全市“炮打张春桥”大游行，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
就在张春桥摇摇欲坠之际，“中央文革”发来特急电报，坚决支持张春桥。王洪文在一月三十日凌晨，紧急派出“工总司”数万造反队员上街，控制各交通要道，阻止“炮打张春桥”大游行。
“红革会”败北，被“工总司”荡平。从此，“红革会”一蹶不振，众多的头头被捕入狱。
当然，在王洪文的眼里，“红革会”还不是他的“头号敌人”。他，悄然把拳头伸向了他的真正的“头号敌人”——耿金章。
斜桥成了上海的热点
上海市南部，原本横亘着一条臭水河，叫“肇嘉浜”。河上有一条斜架的桥，人称“斜桥”。后来，肇嘉浜被填平了，变成了一条东西向的大道，叫“肇嘉浜路”。
那座斜架的桥早已不复存在，可是，人们还习惯地把那一带叫做“斜桥”。
一月三十日，就在“红革会”遭到张春桥镇压的这一天，王洪文与耿金章在斜桥激战，爆发了“斜桥事件”，使这个并不热闹的地方一下子成为上海的热点。
在上海的工人之中，原是分为“工总司”和“赤卫队”两大派。康平路事件之后，“赤卫队”被“工总司”干掉了。“二兵团”从“工总司”中分裂出来，又形成“工总司”与“二兵团”的对立。“工总司”在全市各区设有联络站，“二兵团”
也有它的联络站。“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便设在斜桥。
“工总司”有几十万人马，“二兵团”也有几十万人马。“工总司”占领了外滩的上海总工会大楼，把“司令部”设在那里，神气得很。“二兵团”呢，占领了上海永福路五十号漂亮的洋房，作为“司令部”。“耿司令”身边，有着一个连保卫着他。王洪文早就想干掉“耿司令”，无奈，“耿司令”军人出身，有着作战经验，绝不是那么容易抓到手的。
“斜桥事件”的导火线，是“二兵团”常委范建华。那天，耿金章派他到南市区执行“公务”，被“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抓去了。
耿金章得到消息，马上打电话到“工总司”。据说，“王司令”不在“司令部”。
他的部下告诉耿金章：“谁说老范给‘工总司’抓了？他带他老婆在国际饭店嘛！”
耿金章打电话到国际饭店，据说，老范又去上海大厦了！
怪事？！耿金章意识到“工总司”在那里跟他打哈哈。
耿金章派了十几个人，坐着卡车，前往斜桥。一去没音讯。
又派一批。又是一去无回音。
再派一批。还是泥牛入海，沓无音讯。
三批人马，五、六十个人，全都被“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抓了起来！
这分明是王洪文向“二兵团”寻衅。耿金章大怒，调集十万之众，前往斜桥。
这十万人，主力当然是“二兵团”，也有“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前来支援的工人，由“一兵团”的戴祖祥担任“总指挥”。
王洪文和耿金章，各打各的算盘：
王洪文深知老耿火性子，惹一惹就会蹦一蹦。王洪文已望着耿金章兴师动众，以便抓住把柄，把“二兵团”跟“红革会”一起扫平，去除心腹大患。
耿金章呢，一不做，二不休，不仅想借此煞一煞王洪文的威风，而且还准备调三万人马砸掉张春桥的家，把王洪文连同他的后台一锅端掉。
在十万人马面前，“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当然不堪一击。但是“工总司”的大批人马潮水般涌向斜桥，要对“二兵团”来个反包围。
就在这个时候，电话耳机里响起呼唤“金章同志”那甜丝丝的声音。
张春桥有请，“耿司令”无奈，只得带着一批警卫，驱车兴国路。
这一回，张春桥没有在五号楼前恭候。不过，当“耿司令”步入小客厅的时候，张春桥还是客客气气地连声说：“你来啦，你来啦，正等你呢！”
这时，耿金章发觉，张春桥几天不见，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眼皮虚浮，眼珠下凹，吃力地在近视镜片后转动着。连日的“炮打张春桥”，使他连刮一刮胡子的功夫（抑或是心思）也没有。
在张春桥之侧，站着王洪文，笑盈盈的，居然要和老耿握手。
耿金章朝王洪文一瞪眼，气嘟嘟地走到沙发跟前，把军大衣一脱，坐了下来。
“金章同志，洪文同志。”依旧是张春桥坐在两人当中，他还是那番话，“你们两个都是共产党员，为什么总是合不起来？总是闹分裂？你们有没有想一想，你们两个的分裂，会造成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分裂！”
张春桥对他们两个，各打五十大板。
“究竟谁在搞分裂？”耿金章“耿”了起来，指着王洪文说道，“他为什么抓我的常委？！斜桥的纠纷，是他挑起来的！”
“谁抓你的常委？”王洪文故作惊讶，说道，“我一点也不知道呀！”
“你不知道？”耿金章反驳道，“明明是你指使的！”
“唉，唉，你们不要吵。”张春桥连连摇头，说道：“你们都应当站在党的立场上，以党的原则要求自己。你们应当团结，一致对外。你们听听外边的声音！”
张春桥说着，打开紧闭的窗户。随着寒风一起进来的，是兴国路上“红革会”
宣传车那高音喇叭发出的阵阵口号声：
“炮轰张春桥！”
“打倒张春桥！”
“张春桥是反革命两面派！”
“张春桥不能代表中央！”
小客厅里立时寂静无声。从高音喇叭里喊出的每一句口号，都清晰地送进每一个人的耳朵。
张春桥关紧了玻璃窗，转身，坐到沙发上，燃起了一根纸烟，久久地无言。
“这辆宣传车，今天一早就在那里叫了！”张春桥终于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我马上调人来，砸了这辆宣传车！”王洪文说着，站了起来，走向电话机。
“不，洪文同志，用不着兴师动众。听听这样的声音，有时候反而使人头脑清醒。”张春桥说罢，把脸转向耿金章，“金章同志，我倒希望你来打电话，把你的十万人马从斜桥撤回去！”
耿金章没有马上表态，他的目光紧盯着王洪文——因为只有王洪文下令“工总司”撤兵，他的“二兵团”才能撤兵。
就在这时，张春桥冷冷地说了一句：“金章同志，还有你另外调集的三万人，也应当由你下命令，马上撤走！”
耿金章的脸，顿时一阵红，一阵白。张春桥的消息好灵通，连他另外调集三万人马的动向——砸张春桥的家，也被张春桥知道了。
“好，好，我马上打电话。”这下子，耿金章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得走向电话机，当着张春桥和王洪文的面，给“二兵团”下撤退令。
张春桥默默地大口大口吞云吐雾，竖着耳朵，听着耿金章对着电话话筒说的每一句话。
王洪文坐在沙发上，翘起了二郎腿，脚尖不断地左右抖动着……
冒出了“新上海人民公社”
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只剩下最后一天——三十一日。
张春桥好不容易从“炮打”的旋风中挣脱出来．松了一口气。在这天，传来两条消息，使他一喜一忧。
喜的是《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在这天提前发表。显然，这是身兼《红旗》杂志主编的陈伯达，在给身陷困境的张春桥打气：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的战略任务。……这个大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
这是“一月革命”一词，第一次见诸于中央报刊。虽然社论里说“上海的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而这一新名词的“发明权”其实应属于张春桥。
他曾大言不惭地说过：“苏联的‘十月革命’，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我们上海的‘一月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苏联的‘十月革命’发生在一九一七年。整整半个世纪之后——一九六七年，在我们上海爆发了‘一月革命’。这两次革命，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深刻的大搏斗。……”《红旗》社论中热情赞颂了上海的“一月革命”，无疑是对张春桥的“功绩”的又一次表彰。
有喜有忧。使张春桥双眉紧蹙的消息，来自黑龙江省。那里的造反派一举夺取省委的大权，宣告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开创了全国省、直辖市的夺权先例。“一月革命”的“发源地”的上海，反而落后一步——唉，如果没有“红革会”的“炮打张春桥”，上海的夺权肯定跑在黑龙江的前头！
刚刚度过政治危机的张春桥，赶忙拧紧了夺权的弦。
二月一日，上海街头鲜红的大幅标语，覆盖了那些“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标语。
新标语都是一句话：“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二月二日，夺权的计划，又进逼了一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手，离“桃子”已经很近了。诚如“工总司”的《大事记》所载：
“‘工总司’、火线指挥部为首又一次召开了全市性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会议，人民解放军也派代表参加。会议气氛热烈。大家信心百倍，劲头十足，一致认为，不能再拖了，形势逼人，建立全市性的最高权力机构的条件已完全成熟。于是，大家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雷厉风行，再次讨论了夺权宣言和通令之后，就立即抬着一张张的大红喜报连夜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报喜去了。欢呼最高权力机构诞生的大标语马上贴满了街头。”
这里所写的一句话，倒是真话——“不能再拖了”！
上海淮海中路六二二弄，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中共上海党校设在这条狭长的弄堂的尽头。走进大门，里面一片宽敞。在“文革”中，这所党校随着上海市委的倒台而被解散，被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占领。它地处闹市，交通方便，“全市性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会议”就在这里召开，“再次讨论了夺权宣言和通令”。
“秀才们”反复领会着张春桥、姚文元关于“上海人民公社”的“伟大意义”
的论述，努力把“精神”贯彻到《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去。那些论述，大有高屋建瓴之势，口气是很大的，处处把“上海人民公社”与巴黎公社相提并论，甚至“更伟大”：
“上海人民公社是砸烂了被资产阶级夺了权的旧国家机器产生的、新的地方权力机关。”
“巴黎公社是在炮火连天中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也是这样。”
“上海人民公社比巴黎公社的意义更伟大。”
“宣言”、“通令”—一就绪，红色大幅标语“热烈欢呼上海人民公社即将诞生”已经出现在南京路、淮海路上，敲锣打鼓的“报喜”队伍已经上街。
就在这个时候，暗探获得极端重要的情报，急告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有人在跟“上海人民公社”唱对台戏！
唱对台戏的地方．居然也在市委党校里。二十八个造反派组织（其中有好多个是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被张春桥看中，列为“上海人民公社”的发起单位。还有许多个造反派组织被排斥在外。有人把这些遭到排斥的组织——三十二个，召集起来，在市委党校西边二楼的小客厅里开会，宣布成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对着干！
“大联委”也在开秘密会议，也在商量夺权计划，也在起草夺权宣言和通令。
他们要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声称“上海一切权力归新上海人民公社”！
这个“新上海人民公社”的首领是谁？
暗探探明了他的大名——耿金章！
这个耿金章，眼下不只是“二兵团”的“司令”，而且已成为上海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的“首领”。他比“红革会”更有实力，更厉害。
“妈的，又是这个耿金章！”王洪文骂娘了，恨不得一口吞掉桀骜不驯的耿金章，“耿金章简直是‘工总司’里的王明！”
王洪文骂过他是“赫鲁晓夫”，这会儿则骂他是“王明”。在王洪文看来，“赫鲁晓夫”意味着篡权，而“王明”则意味着宗派主义、分裂主义。
耿金章其人
走笔行文至此，该表一表耿金章其人了。笔者与耿金章作过长谈。
说实在的，这个王洪文的死对头，在昆山突然被推选为头头之前，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人。在他成为“二兵团”的“司令”之后，惯于摸人家“底牌”的张春桥，暗中派人查看过他的人事档案。王洪文也派人摸过这位“死对头”的底细，想抓住什么小辫子之类。
耿金章确实贫苦出身，并没有多大的把柄可抓。
一九二五年，耿金章出生在山东曹州。父亲是个贫苦农民。他五岁时死了父亲，八岁时死了母亲。无依无靠的他，跟随着姐姐逃荒到山东宁阳，投靠姨母朱氏。姨母家也很穷，就把八岁的他，送给地主任继正。从此，他在地主家割草放猪，还在村里要过饭。
十九岁的时候，耿金章总算第一次有了正式的职业——成为本县的护窑队队员，又称矿警。无非是站个岗，放个哨。不过，从此他跳出了地主家的火坑，心中有着说不尽的高兴。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扩军备战，到处拉夫征兵。耿金章成为国民党八四师四八三团二连的上等兵。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和山东军区部队对山东省会济南发动总攻，歼敌十一万余人，活捉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兼山东保安司令王耀武。
在长长的丢枪弃甲，高举双手的战俘行列中，有一位上等兵耿金章。
毕竟是苦出身，刚刚反水，耿金章马上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投入了战斗，向国民党军队开火。他，成了三五军三一三团四连战土。
在战斗中，耿金章被提升为副班长、班长。一九四九年，耿金章在镰刀铁锤红旗面前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耿金章很快成为政训队分队长、通讯班长、副排长。
只念过小学一年级的他，连天天背在身上的那支枪的“枪”字也不识！当上副排长，没有文化，深感不便。他在部队干部学校学习，从“拨、泼、摸、佛”学起，总算摘掉文盲的帽子，能够看懂报纸了。
一九五七年九月，耿金章复员，被分配到上海中泥造纸厂，当一名打浆工。
不久，他成为这家工厂的民兵连连长。
一九六四年二月，他被提升为副工长。
多年的部队生活．使耿金章具备组织能力。他本是一个很普通的工厂基层干部．在昆山极为偶然被推举为头头，便开始发挥他的组织能力。他当上“二兵团”的“司令”，把这么个偶然在安亭相聚的一批工人组织起来，以至发展成为拥有几十万人的组织。
不过，两年多国民党军队生活，也给他留下烙印：粗鲁，野蛮……
一九五九年，厂里有人在黑板报上批评耿金章。耿金章发火了，搧了那人一记耳光。
一九六四年，他与邻居——一位同厂职工发生口角。一气之下，他抡起了板凳……
他在厂里，受到了党组织的批评。
“文革”一开始，他写了对厂领导十条意见的大字报，贴在厂里的大礼堂。他的大字报，引起全厂的注意。公司党委副书记赶来看了大字报，认为他的大字报是针对厂里党组织的，有“反党”情绪。
于是，耿金章成了厂里的造反派。
于是，耿金章参加了“工总司”的成立大会。
于是，耿金章参加了安亭事件。
于是，他成为“苏州大队”第二把手。
于是，他成为“二兵团”的“司令”。
从安亭返回上海，“工总司”内部的倾轧，一度使王洪文处于危机之中。王洪文曾逃到耿金章那里。耿金章收留了王洪文，让他在“二兵团”住了几天，直到危机过去，派人派车把王洪文送回“工总司”。
王洪文在“工总司”中坐稳了“司令”交椅，与耿金章反目了。耿金章爱闹独立性，这使王洪文深感头痛。“二兵团”的势力日益鼎盛，“王司令”也就与“耿司令”闹翻了。
王洪文有他的一套“功夫”，耿金章也有自己的一套“妙计”。他俩在上海滩斗法，演出了一幕幕闹剧。令人哭笑不得的，便是一场“陈曹争夺战”。
自从上海市委被轰倒之后，自从发布“通令”要陈丕显、曹荻秋“随叫随到”、“接受批判”之后，陈丕显、曹荻秋成了上海最忙碌的“演员”。大大小小、各种名目的造反派组织，召开“批判会”，都要去“揪”陈丕显、曹荻秋，“批斗”一番。
一九六七年一月里的一天，一伙造反派“揪”走了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之后，没有“还回原处”。
从此，这几位最忙碌的“演员”，一下子从上海滩上消失了。
王洪文跺脚了，因为“工总司”要召开批判陈、曹大会，没有这几位“演员”，会使大会大大逊色。
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给谁抢走了呢？
王洪文派人暗查。一查，原来是耿金章抢的！
耿金章抢走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密藏在自己的“司令部”——永福路五十号，派了几十个人守卫。
“司令部”毕竟目标大，人多嘴杂，尽管耿金章采取了“保密”措施，消息还是传进了王洪文耳朵里。
“砸‘二兵团’！”王洪文正巴不得有个出师之名，借此干掉耿金章——因为你“二兵团”把陈丕显、曹荻秋“保”起来，那就是“老保”！
耿金章也有自己的暗探。知道目标暴露，迅速转移。
他的手下有商业局的造反派。神不知，鬼不晓，一辆蒙得严严实实的大卡车，装着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在上海的街道左拐右弯，直至确信车后没有“尾巴”，这才径直驶往高外滩不远的四川中路，停在147号门前。那里是商业二局所属上海市禽类蛋品公司，本来是存放家禽以及鸡蛋、鸭蛋之类的，此刻却成为关押陈丕显、曹荻获秋、马天水的秘密场所。
“耿司令”下了命令：专人负责，确保安全，绝对保密。没有他的亲自批准，不准任何组织来“揪”。
才关了几天，似乎消息又走漏了。
急急转移，把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关进矗立于外滩的上海大厦。“二兵团”把七楼严密封锁。包下几个房间，让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和看管人员住了下来。
或许因为神经过敏，疑神疑鬼，或许因为确有其事，事出有因：从七楼俯看，外白渡桥附近，有一群“工总司”队员在走来走去。
“老耿，上海大厦太显眼，附近发现敌情！”看守人员马上打电话向“耿司令”请示。
“今晚立即转移！”耿金章下达命令。
深夜十二点，上海大厦电梯里，出现几个奇特的“造反派”：身穿军大衣，头戴咖啡色海虎绒军帽，套着“工总司”红袖章，戴着大口罩。这几个“造反派”看上去，一点也没有神气活现的派头，而是愁眉苦脸。
他们是经过“二兵团”造反队员精心“化妆”的陈丕显、曹荻秋和马天水。
门口停着两辆大卡车——为的是大卡车不象小轿车那样惹人注意。至于两辆，则是因为马天水一再向“二兵团”申明，他不愿跟陈、曹在一起。
两辆卡车分道扬镳，消失在黑黢黢的夜幕中。
一辆卡车驶往徐家汇，把马天水关押在一家工厂的技工学校里。
另一辆卡车载着陈丕显、曹荻秋，出现在上海西北郊区公路上。路边的灯光变得稀疏起来，两侧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墨黑的农田。开了一个多小时，车前不见车，车后也不见车，这辆孤零零的卡车驶入嘉定县黄渡镇附近的一家工厂——上海商业二局所属的上海禽蛋五厂。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陈丕显、曹荻秋便被“二兵团”秘密关押于此。
“老耿，快把陈、曹交出来。”王洪文一次次给耿金章挂电话。
“什么？我也在找陈丕显、曹荻秋呀！”耿金章说道，“听说，他们是被‘工总司’抓去。老王，你要赶快交出陈、曹——我们‘二兵团’要召开批判陈、曹大会！”
象捉迷藏似的，“二兵团”不断转移着陈、曹，时而在新城饭店，时而在国际饭店，时而在衡山饭店……
毕竟没有不透风的墙，“二兵团”密藏陈、曹的消息不胫而走，“保皇派”的帽子眼看着要落在耿金章头上。
耿金章只好打开天窗说亮话：“陈、曹确实在我手里。谁要批斗陈、曹，谁向我‘借’。我派人派车送去，限时限刻送回！”
于是，“二兵团”犹如成了“陈、曹出租公司”一般，谁要开批斗陈、曹的会，事先要向“耿司令”办理“租借”手续。仗着人多势众，别的造反派组织也不敢从“二兵团”手中抢陈、曹。
耿金章把陈、曹捏在手中，还有他的“小九九”：随着他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矛盾日益尖锐，他在筹划着自搞另一套——干脆，把张、姚、王撇在一边，另树一帜，联合一批造反派组织夺权，也实行“三结合”。其中的“结合干部”，就用陈丕显！虽说陈丕显也挨了批判，毕竟他是“红小鬼”出身，没有任何历史问题，批来批去无非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已。当然，耿金章打算把陈丕显作为“结合干部”，这是极端秘密的计划，从不外露。王洪文骂他“老保”，倒是猜着了几分。
“耿金章是最危险的人物！”王洪文对小兄弟们说出了这句话。
果真，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以耿金章为首成立了拥有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的“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公开扯起了反叛的旗帜，与张、姚、王的“上海人民公社”对着干了。
降服耿金章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二楼的小客厅，“新上海人民公社”的宣言、通令正在紧张地起草。耿金章正在与“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的委员们计议大事。
“耿师傅，您出来一下。”耳边响起清脆的女声。
耿金章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姓朱的联络员来找他。
“什么事？”耿金章知道她一定是来转告张春桥的什么意见，便端坐不动。
“春桥同志请您去一趟。”张春桥不打电话，却派联络员传话，显然事关重要。
“要我去干什么？我正忙！”耿金章爱理不理地说道。如今，他要与张春桥分庭抗礼，对那位“春桥同志”已充满敌意。
“耿师傅，请您去一下吧，路又不远。”联络员又说道，那话音近乎哀求。
“既然路不远，为什么张春桥不能来，非要我去？！”耿金章傲然答道。
“这儿人太多，说话不方便。还是委屈您去一趟吧。”联络员缠着耿金章，再三恳求。
“好吧，那就去一趟吧。”耿金章搭够了架子，终于站了起来。
小轿车的轮子才转了几圈，就已行驶在兴国路上了。
轿车一进兴国招待所的大门，耿金章远远望去，张春桥已仁立在五号楼前静候。
这清楚地表明，他急于与耿金章会谈，因为耿金章要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使他象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焦躁不安。
“老耿，”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回张春桥不喊他“金章同志”，而称之为“老耿”，也许为的是显示彼此间已是无拘无束的老熟人了。不过，在客厅坐定之后，张春桥一开口，说的还是那句老话：“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今天，你我都站在党的立场上，进行这次谈话。”
耿金章沉默着。张春桥找他谈什么，那是不言而喻的。
张春桥呢，也不兜圈子，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老耿，听说你在搞‘新上海人民公社’，要和‘上海人民公社’唱对台戏？！”
耿金章依然沉默着。
“老耿，你不能那样做。”张春桥的声调，也变得很严峻，“你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
这下子，耿金章再也忍不住了，质问道：“为什么只允许你们搞‘上海人民公社’，我们就不能搞‘新上海人民公社’？我们一搞，就是违背毛主席的教导？”
张春桥的嘴里，终于说出一句充满自豪的话：“因为‘上海人民公社’，是毛主席支持的！”
张春桥说毕，站了起来，对秘书说了几句。没一会儿，秘书拿来一纸公文。
“这是来自党中央的电话的记录稿，老耿，你看一下。”张春桥燃起一根香烟，悠然地抽了起来。
耿金章接过电话记录稿，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
“毛主席指示：要搞革命的三结合，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参加上海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领导工作。”
耿金章一连看了三遍，顿时象泄了气的皮球，瘫在沙发上。因为这段“最高指示”尽管并没有直接对“上海人民公社”表态，但‘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参加上海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领导工作”一句，意味着没有张、姚参加的夺权将是无效的。
既然张、姚参加了‘上海人民公社’，也就意味着“上海人民公社”是“正统”、“正宗”。
张春桥看到这份电话记录稿已发生了效力，就加重了话的份量：“我和文元同志已经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中央文革’也支持‘上海人民公社’，你再搞‘大联合委员会’，再搞‘新上海人民公社’，就会造成上海的大分裂，你就会犯大错误——破坏‘一月革命’！”
耿金章沉默了半晌，说出了经过思索的话：“春桥同志，你说我搞分裂，可是，你们搞‘上海人民公社’，把我们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撇在一边，实际上就造成了大分裂的局面！”
张春桥一听，耿金章把分裂的根源推在他头上。到底不愧为“狗头军师”，张春桥来了故作惊讶：“谁把你撇在一边？！我跟文元同志不止一次地说过，耿金章同志与王洪文同志一样，都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人物，是经过安亭风暴的考验。
在酝酿‘上海人民公社’常委名单时，我就提到过你的名字。……”
耿金章一怔。看得出，他的呼吸节奏明显加快，掩饰不住内心的震惊。
张春桥知道自己的话已经打动了耿金章的心，就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道，“老耿，我看你还是把‘新上海人民公社’解散了吧、我可以用‘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名义向你担保，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上，你一定上主席台，你一定当选为上海人民公社常委！”
城府很浅的耿金章，哪里是奸滑的张春桥的对手！张春桥玩耿金章于股掌之间，诱之以名利，胁之以“错误”，一席话便把这位反叛的首领降服了。
耿金章一加入“上海人民公社”，就象拔走了大梁似的，“大联合委员会”、“新上海人民公社”立即垮台了。
王洪文曾想出动“工总司”，砸掉那“新上海人民公社”。不料，张春桥的三寸不烂之舌，胜过王洪文手下那成千上万的“拳头”。王洪文不得不折服张春桥手腕的高超。
“上海人民公社”的“勤务员”
继“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之后，二月三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也见诸于《人民日报》了。
“一月革命”的发源地，一次次地落后，眼看着已成了“老三”了。
实在迫不及待。本来，今日的新闻，总是见于明日的报纸。二月五日的《文汇报》，破例在头版醒目推出长篇新闻《上海人民公社今天宣告诞生》——哪怕是早一天也好，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已急不可待了。
那篇新闻一开头，口气就好大好大：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新巴黎公社——上海人民公社，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热烈支持，今天宣告诞生了。从此，上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真正回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上海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真正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
二月五日下午，上海人民广场水泄不通，百万人聚集在那里，举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
虽然张春桥是一位“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典范”，不过，在一长串“常委”、“委员”们步上主席台之际，却很讲究次序。为首的，自然是张春桥，第二个是姚文元。紧跟于姚文元之后的，便是王洪文。王洪文后面，则是涂景贤。……耿金章也出现在主席台上——因为那是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名义担保过的。
翌日的《文汇报》，这样描述大会的“盛况”：
“这是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盛大的节日！
“大会以响彻云霄、巨人般的声音，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旧上海市委、旧市人委被无产阶级革命派砸烂了！
“大会庄严宣告：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上海人民公社，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通过自下而上地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建立起来的地方国家机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组织形式。
“上海人民公社是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和其他革命工人、革命学生、革命干部的造反团体发起成立的。……”
在这里，只提到“工总司”，而耿金章的“二兵团”没有提及——也许是列入了“其他”之中。不过，“工总司”占据了发起单位之首，却是确定无疑的。
大会由“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担任执行主席。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张春桥发表讲话。他是大会的主角。
张春桥发表了“登基”演说。不过，他说得很“谦逊”；“战友们，同志们，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我们下决心，在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同上海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做上海人民的勤务员。……”
多么动听的名词——“勤务员”！这个“勤务员”，实则是“上海人民公社”的太上皇，他领导一切，指挥一切。他的演说中论及“一月革命”时，那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词句，倒是透露了他的勃勃野心：
“我们的一月革命，确实是伟大的人民革命。
“……这场胜利，如同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一样，将永远记在上海人民的心里，将永远记在我国人民的心里，我们将千百次地欢呼：
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姚文元的讲话，对“上海人民公社”的性质，进行了一番论述。他称之为“司令部”、“指挥部”和“监督站”：
“目前的临时委员会，是领导我们继续进行夺权斗争的司令部，也是管理城市生产、生活的指挥部和监督站。”
这位“理论家”还指出：
“上海人民公社有什么特点？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上海人民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它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经过革命群众自下而上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夺权斗争，在革命风暴中产生的新型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
作为“勤务员”之一的王洪文，成为主席台上的第三号人物，成为上海“万人之上，两人之下”的大员。
王洪文正踌躇满志。他以高亢的声调，念着“上海人民公社”发布的“通令”：
“宣判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
“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
喧喧闹闹的大会结束之后，盛大的游行开始了。
游行队伍聚集在上海外滩。下午五时半，坐落在外滩的上海市府大厦前面，人头密密匝匝，在举行特殊的“典礼”：长达几米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木牌被摘了下来，浇上汽油，在一片火光中化为黑炭；披着红绸，崭新的“上海人民公社”
牌子，在欢呼声中挂了上去。
王洪文面对这一“历史性时刻”，对记者说出了一番“豪言壮语”：
“我们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自己坐天下，掌大权，腰杆子挺起来了！”
确实，从那以后，王洪文的“腰杆子挺起来了”——他已是上海的“首长”了。
陷入政治危机
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人民日报》在上海发行航空版。每天，当北京的早班飞机飞抵上海，便把当天的《人民日报》纸型运来。然后由专车急送《解放日报》社印刷厂。下午三时左右，上海的街头就卖当天的《人民日报》了。
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翌日—一二月六日下午，《人民日报》成为上海成千上万的读者关注的热点。因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人民日报》迅即报道，而且还配发社论，表示庆贺。《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它的报道、社论，意味着中央对这些地方新政权的承认。可是，二月六日的《人民日报》，竟对“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保持沉默，一个字也没提及！
二月七日、八日、九日……一天天过去，《人民日报》依然对“上海人民公社”不置一词。
张、姚、王紧张，那一批被排斥在“上海人民公社”之外的造反派组织高兴。
上海街头出现新的引人注目的大字报：
《一问上海人民公社》；
《二问上海人民公社》；
《三问上海人民公社》；
……
“问号”随着《人民日报》一天天的沉默变得越来越多，以至迅速增加到《八问》、《九问》、《十问》！
因为“炮打张春桥”受到镇压的“红革会”，放出空气：“上海人民公社没有请‘红革会’参加，所以《人民日报》不登！”
那些“大联委”的成员们，则胸有成竹地说：“上海人民公社把我们排斥在外，没有实现真正的大联合，所以毛主席不批准，《人民日报》不登！”
也有人直言不讳：“张春桥讲‘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这是错误的！因为‘上海人民公社’是少数人搞起来的，所以中央不承认！”
耿金章再度活跃起来，又成为反对派们的领袖。虽然他上了主席台，当上了“常委”，可是他很快就发觉，实权在王洪文手里，“上海人民公社”的“常委会”
一次也没请他这个“常委”参加。他成了一个“空头常委”。
耿金章与“大联委”的成员们在暗中计议成立“第二上海人民公社”，再度与“上海人民公社”相抗争……
尽管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天天在为上海人民公社“欢呼”，而《人民日报》的沉默，愈加形成鲜明的对照。耿金章又一次扯起反叛的旗帜，使张、姚、王坐立不安。
急匆匆，二月十二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双双飞往北京。据张春桥临行时再三声言，“是毛主席要我们去北京”。可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毛泽东对“上海人民公社”不予承认，张、姚怎能在上海坐得住？
张、姚一走，上海的反对派们更为活跃了，集中力量猛攻王洪文。
“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白底黑字的大标语，覆盖了那些“欢呼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红色标语。
以“二兵团”为主力，联合“一兵团”、“三兵团”以及那个“工三司”（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捏紧了拳头，发誓要打倒王洪文。
耿金章嫌徒步游行的声势不够浩大，来了个“卡车大游行”。反正各工厂有的是大卡车，装上人，一边开，一边高喊‘打倒王洪文”。大卡车的两侧，差不多都贴上了“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大字标语。几百辆大卡车出现在南京路、淮海路，上海轰动了。
虽说当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勤务员”，王洪文毕竟立足未稳，何况“上海人民公社”风雨飘摇，而他的后台张、姚又不在上海。王洪文仿佛从沸点摔到了冰点，不断拨电话到北京，向张春桥和姚文元探问消息。
张、姚去京之后，《人民日报》依然对“上海人民公社”不理不睬。那些天，《人民日报》成了在上海最受人注意的报纸。
反对派们越来越起劲，觉得光在上海大吵大闹还不够意思。于是，采取了当年王洪文对付陈丕显、曹荻秋的办法——进京告状。“二兵团”和“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组成了“进京代表团”，到国务院接待站去告张春桥、告王洪文，告潘国平，告“工总司”。连北京天安门广场、王府井大街，都出现了大字标语：“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上海人民公社是非法的、单方面的夺权，上海人民不承认，党中央不承认！”
王洪文处于政治危机之中。“打倒王洪文”的呼声，一日高过一日。
虽然王洪文几度要对耿金章反击，无奈，他的后台张、姚不在上海，他未敢轻举妄动。
咬着牙，熬过了一天又一天。好不容易，一个星期过去，张春桥和姚文元飞回了上海。
张春桥说明了原委，王洪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毛泽东不让《人民日报》刊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是因为“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岂不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
张春桥自作聪明，标新立异，以为“上海人民公社”这个新名词会博得毛泽东的赞赏，变成全国的“样板”。毛泽东的一顿批评，使张春桥不得不向毛泽东承认错误，作了检讨。
于是，《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下达了，不许各省、市再叫“人民公社”。毛泽东说：“革命委员会好！”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为全国各地夺权后的新政权，取了统一的名字——“革命委员会”。
张春桥和姚文元当然只好按照“最高指示”办，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于是，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现象：二月二十四日，上海又一次百万人集会，又一次欢呼，庆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所谓“文革”，所谓“群众运动”，实际上不过是“运动群众”罢了！
《人民日报》终于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
张春桥神气起来了。在全市大会上，张春桥以洋洋得意的口吻，讥消那些反对派们：
“有人造谣说：‘因为上海没有实行‘三结合’，所以毛主席才不批准。’还有人说：‘因为‘红革会’没参加，所以《人民日报》没有登。’还有什么往街上贴了七问、八问、十问等等。现在就请这些人把你们这些问题统统收回去算了，我们不过是改了一个名称。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从旧市委、旧市人委手里夺到了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这一事实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
“如果还有谁想在上海人民公社改名字的问题上做一点什么文章的话，我劝他们不要再在这方面打什么主意，这方面没什么文章好做，在这上面做文章，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人民日报》报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用了这样的话语：“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其他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
不再是“勤务员”，而是“领导成员”。那“其他领导同志”，显而易见包括王洪文在内。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总算站稳了脚跟，王洪文也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王洪文刚刚喘了一口气，他就把拳头向劲敌耿金章伸来了……
吞并“二兵团”
解散“二兵团”以及“一兵团”、“三兵团”，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早就想干的事。这三个“兵团”，人多势众，不仅时时威胁着“工总司”的存在，而且已成为一支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强大力量。
欲除这些“兵团”，张春桥用的是极其“冠冕堂皇”的借口。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上，张春桥是这样说的：“我们建议，按照斗争形势的发展，现在有些组织需要考虑，按照单位，按照产业，按照系统，按照地区，加以调整。……
从整个斗争，特别从斗、批、改这个要求来看，如果按系统来搞是比较适宜的。比如说纺织系统的工人组织，如果他们实现大联合，或者冶金系统的组织实行大联合，他们在斗、批、改纺织系统的问题或冶金系统的问题时，那就比较方便。这个问题是个建议，请同志们加以考虑。……”
张春桥说得很客气，仅仅是“建议”而已，只是“请同志们加以考虑”。
大会刚刚结束，张春桥就留住了耿金章，很明确地向他“建议”：“金章同志，你能不能跟洪文同志好好谈一谈，把‘二兵团’并入‘工总司’，按系统实现大联合。”
耿金章马上意识到这“大联合”，就是吞并，就是“工总司”吞掉“二兵团”。
耿金章一扭头，转过身子便走。
“金章同志，你等一下。”张春桥喊住了他，立即把王洪文叫来。
王洪文和耿金章象两只愤怒的公鸡，顿时睁圆了眼睛。
“金章同志，洪文同志，你们应当在一起研究一下‘工总司’和‘二兵团’的合并问题。”张春桥说道。
“过些日子再说吧。”耿金章来了个缓兵之计。
“你们应当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实行大联合，为全市造反派做出榜样来！”
张春桥催促道。
“春桥同志的指示很重要。”王洪文当着张春桥的面，对耿金章说，“老耿，我们明天就谈吧。”
“好吧，明天就明天！”耿金章赌气道。又问，“在哪里谈？”
“既不在你的司令部，也不在我的司令部。”王洪文想了一下，说道，“到国棉三十一厂谈，你看好不好？”
“好吧，就在那里谈——明天上午八点。”耿金章答应了。
翌日清早，一串轿车、越野车朝杨树浦进发，“耿司令”出动了。
车队拐人长阳路，驶近一三八二号——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耿金章一眼就看见，王洪文的小兄弟黄金海已站在门口等候。耿金章心想，看来王洪文对于今天的谈判，还是当一回事的。
黄金海笑脸相迎，把手一招，车队便徐徐驶入厂内。
当最后一辆车子进厂之后，黄金海把手一挥，厂门便紧紧关上。耿金章以为，这也许是为了“保密”，使谈判能够顺利进行。
耿金章下了车，黄金海走了过来。这时，耿金章正想问王洪文在哪里，黄金海那本来堆笑的脸忽然沉了下来，冒出了一句出乎意料的话；“耿金章，你这一次走不了了！”
耿金章这才猛然醒悟黄金海为什么要关上大门，但他为时已晚，成了瓮中之鳖。
黄金海一扬手，预伏在厂里的一大群身强力壮的“工总司”打手，立即把耿金章及其警卫们团团围住。
寡不敌众，“耿司令”成了俘虏。
“我是来与王洪文谈判大联合的！”耿金章大声地申辩道。
“嘿，嘿，‘大联合’？谁跟你‘大联合’？”黄金海对耿金章嗤之以鼻，大声呵斥道，“你是反革命！”
“你是流氓，‘阿飞司令’！”耿金章也不示弱，骂起黄金海来。
“你是反革命——谁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谁就是反革命。来人哪，把耿金章押到公安局去！”黄金海高喊道，耿金章马上被“工总司”的打手们七手八脚推上了一辆大卡车。
这时，耿金章后悔莫及——他上了王洪文的圈套！
大卡车驶出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直奔杨浦区公安分局。
那时候的公安局，也是造反派的天下。戴着造反派袖章的公安人员一听说抓了个“大反革命”，很起劲，奔了过来。可是，一看，抓来的是“耿司令”，他们不敢收押。因为他们深知“耿司令”手下有几十万造反队员，如果朝他们这里冲来，他们可吃不消。
“胆小鬼！”黄金海骂道。
耿金章重新被押上卡车。
“到警备区去！”黄金海吩咐司机道。
卡车急驶，黄金海不时朝车后望去。还好，“二兵团”还没有发觉他们的“司令”被抓，车后没有出现“追兵”。
卡车驶入上海警备区司令部。
黄金海找到了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说道：“廖司令，我们抓住了‘大反革命’耿金章，请警备区把他关起来。”
廖政国摇头，说道：“‘工总司’和‘二兵团’都是群众组织。你们之间的矛盾，你们自己解决。我无权关押一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
尽管黄金海又想骂一句“胆小鬼”，可是站在他面前的毕竟是正儿八经的司令，他不敢当面出声，只得又把耿金章押上卡车。
挂电话向“幕后指挥”王洪文请示，黄金海得到了明确的答复：“还是送回杨浦区公安分局！由‘市革会’出面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不敢不收的。”
果真，当大卡车再度来到杨浦区公安分局，那里已加强了守卫。耿金章被押入拘留所，堂堂“司令”成了阶下囚！
屈指算来，从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耿金章当上“常委”，到这天——二月二十五日被捕入狱，整整当了二十天的空头“常委”！他没有参加过一次“常委会”，只不过在举行两次“成立大会”时上了主席台。
直到戴上手铐，锒铛入狱，耿金章才明白张春桥之阴险，王洪文之凶狠，但已为时晚矣！
失去了“司令”，“二兵团”上崩瓦解。“工总司”吞并了“二兵团”，一下子“壮大”为拥有一百多万造反队员的全国头号造反派组织。
就在耿金章被捕的当天，“二兵团”所羁押的陈丕显、曹荻秋，当即被“工总司”夺走。从此，“第二上海人民公社”想结合陈丕显的计划，也就告吹。
不久，王洪文下令逮捕了戴祖祥。于是，“一兵团”也垮台了。“三兵团”、“工三司”随之倒台。“大联委”不复存在。
耿金章过了两个多月的铁窗生活。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忽然王洪文带着两员大将——黄金海、陈阿大“光临”杨浦区公安分局。
王洪文面带三分笑，向耿金章宣布：“由于‘中央首长’考虑到你过去在造反中有过一定的贡献，关怀你，决定释放你。你要感谢‘中央首长’的关心，不辜负他的希望，出来后很好地参加‘工总司’的工作。”
耿金章心中明白，王洪文所说的“中央首长”，无非是张春桥。说实在的，当时耿金章对张春桥的“关怀”，颇为感激。
第二天，耿金章获释。这时，他的“二兵团”早已全军覆灭，他再也不是什么“司令”。
根据张春桥的“指示”，耿金章在“工总司”中做了一个挂名“常委”，在“市革会”也做了个挂名的“委员”。
用张春桥的话来说，耿金章算是新的“统战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