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陈云年事已高，很少公开露面，但是外界仍高度关注着这位对中国命运产生过极大影响的老人的一举一动。
在中共“十四大”之后，陈云过着离休生活。
退居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开。
陈云在会上作了讲话，着重谈中共干部新老交替的问题。
早在1979年，陈云便很风趣地谈及要培养“后排议员”：
我们这些人都快要“告老还乡”了。解放时，我45岁，那时，可以三班倒、四班倒，上午、下午开会，晚上同周总理谈，午夜去找毛主席，安排得满满的。现在我一个星期只能工作两个半天，多了不行。如果还要那样干，无非是向“八宝山”开快车就是了。我看是要有一些“后排议员”，这些人参与讨论问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的事。培养这样的人，我看很有必要。
中共“十二大”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
大会结束之后，紧接着召开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会议由胡耀邦和赵紫阳主持，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从第二代领导向第三代领导过渡。
这次会议决定中共不再设立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只设总书记。
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总书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由6人组成（照理政治局常委不应是双数，只是因为从上届7名政治局常委中删去了华国锋，所以成为6人）。这6名常委依次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
1982年9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任。
同日，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云当选为第一书记。
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陈云不再担任人大副委员长。
此后，在1983年10月12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陈云曾作这样的发言：
有些人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以为中国就不如外国，社会主义就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对于这些人，我们要进行批评教育；对其中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经过教育不改的，要调动他们的工作。
中国现在还很穷，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根本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百万富翁，但他们的财富是剥削劳动人民得来的。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
1984年2月14日，《陈云文选（1926年～1949年）》出版发行。7月15日，《陈云文选（1949年～1956年）》出版发行。
1984年10月20日，陈云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作书面发言，讲了一个颇为生动的事例：
有的地方总结“经验”，叫做“二菜一汤，生意跑光；四菜一汤，生意平常；六菜一汤，生意兴旺；八菜一汤，独霸一方”。据说，现在八菜一汤也不灵光了。还有的厂子，选两个二十多岁的漂亮姑娘当外勤人员，跑材料，推销产品，男外勤人员办不到的事，她们能办到。
陈云由此指出：“我们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抓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一起抓。”
据陈云的小女儿陈伟兰回忆：“1983年春节，父亲接见烈士子弟，气氛很热烈。大家散了以后，我陪他走回办公室，他情绪很激动，脸涨得红红的。他跟我讲，中国革命特别艰难，牺牲的人太多了，成千成万的人都牺牲了。这些人有些是我的上级，文化水平、工作能力都比我高，资历也比我老。中国有一大批老干部还在世，他们很多人对党有很大贡献。对这些老干部我们没有宣传过他们，当时也还没有这个条件。”
陈伟兰还说，父亲反复提出干部“四化”这个问题，他和小平同志讨论得也很多。小平同志已经讲过很多关于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的话，但是我父亲提出这个问题以后，他就马上呼应，说应该注意考虑这个问题，而且要求在党的会议上正式地提出，要发文件。他们是从国家的长治久安，从国家长远的发展来考虑的。
自1984年起，陈云患帕金森症，身体开始走下坡路。
陈云的头发日渐稀疏，视力日衰，听力也在减退。
1985年6月13日，陈云在北京家中度过八十寿辰。那天，聂荣臻给陈云送去一个大蛋糕。
1985年9月，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再次谈了自己对经济问题的看法：
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
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
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从全国工作来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话现在没有过时。
小平同志8月2日接见外宾，谈到我国工业发展速度太快时说，“听起来可喜，但有不健康的因素”。我赞成他的意见。
说到底，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
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
毕竟年岁不饶人。尤其是在1986年10月，哀乐三度响起，使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这三位中国政坛的重量级老人，感到余日不多，必须做好交接班的工作：
10月11日，陈云和李先念出席了韩先楚上将追悼会，这位老将终年74岁；
10月16日，陈云和李先念出席了邓小平主持的刘伯承元帅追悼会，刘伯承终年94岁；
10月29日，陈云和李先念出席了邓小平主持的叶剑英元帅追悼会，叶剑英终年90岁。从10月11日到29日，短短18天时间里，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送走了3位老战友，感慨万千。这时候，邓小平已经83岁，陈云82岁，李先念78岁。在叶剑英元帅追悼会上，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相约在翌日作一次深谈。1986年10月30日上午，邓小平和李先念按照事先的约定来到陈云家中。
据陈云的警卫员赵天元后来回忆说：“我刚走到值班室，电铃响了，我又赶紧转回，打开办公室门，看到李主席已起身往门口走。见我进来，三位老人都高声说：‘烟，拿烟。’我赶忙向邓小平的秘书张宝忠要烟……谈话结束，邓小平和李主席走后，我看见烟灰缸里有6个过滤嘴烟头，邓小平在80分钟内抽完了6支香烟。”
赵天元断定这6支香烟都是邓小平抽的，因为陈云和李先念不抽烟。
关于这3位中国政坛的元老谈了些什么，没有一位秘书或者警卫员在现场，只有3位老人知道。
一年之后的1987年10月19日，陈云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作书面发言，透露了在1986年10月30日他和邓小平、李先念共同决定“退下来”。（蔡芳向）
陈云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去年10月，小平同志、先念同志和我共同商量，“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共“十三大”在北京举行，赵紫阳主持会议。
陈云年事已高，退出中共中央领导工作，他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不担任中共中央纪委第一书记，改由年轻的乔石担任中共中央纪委第一书记。
11月2日，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陈云当选为主任。
陈云虽然从第一线退下来，毕竟他曾是富有经验的中国经济的掌舵人。在这段时间，中国的经济不时出现问题，陈云多次指出：
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
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尤其是财力。
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
邓小平十分赞赏陈云的意见。1988年9月22日，邓小平在听取有关经济问题的汇报时指出：
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陈云同志讲，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
为席懋昭洗去冤屈
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复出，不仅提出为薄一波等61人的所谓“叛徒集团”一案平反，为彭德怀、潘汉年等重大冤案平反，而且还亲自为席懋昭洗去冤屈。
席懋昭，1935年6月，护送陈云出川的那位天全县灵关殿小学的校长。他给陈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出乎陈云意料的是，1937年11月29日当他搭乘苏联专机从迪化（乌鲁木齐）飞抵延安时，席懋昭居然出现在欢迎大会上！
陈云与席懋昭能够在延安相会，备感欣慰，当即约席懋昭翌日详谈。
第二天，席懋昭如约去看望陈云。席懋昭告诉陈云，在重庆朝天门码头送别陈云之后，他马上从重庆沿着原路返回，去追赶红军，不料在半途被捕入狱。由于他是仪陇县人，被捕之后转送仪陇监狱。地下党组织请求着名民主人士张澜出面帮助，这才使他在1937年保释出狱，9月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临别时，陈云拿出一双呢子拉链棉鞋和一听罐头，送给席懋昭，这在当时的延安算是很珍贵的礼品了。
1938年2月，席懋昭结束了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学习，回到四川，在中共四川省工委从事地下工作。此后，中共仪陇城关支部成立，不久又组建为中共仪陇特支，席懋昭回到家乡仪陇，担任特支书记。1941年，席懋昭出任仪陇观音乡乡长，以此公开身份掩护地下工作。1942年10月，席懋昭又被捕入狱，1943年初经联保获释。出狱之后，席懋昭无法在仪陇县立足，转移到天全、雅安、懋功、泸定等地从事地下工作。这一带的土豪劣绅联名告发席懋昭：“民国二十四年加入过赤匪，接受过组织重大派遣，是个共党重要人物。”于是席懋昭遭到国民党政府通缉。1948年3月8日，由于叛徒出卖，席懋昭在雅安市区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不久被秘密押送到重庆渣滓洞集中营。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就在重庆解放的前3天——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疯狂地对“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进行大屠杀，3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倒在血泊之中。席懋昭就是在这次“11·27”大屠杀中牺牲的，年仅37岁。
重庆解放后，1950年1月，由重庆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对“11·27”大屠杀中的牺牲者进行烈士资格审查，杨虎城、罗世文等236名被害人员被宣布为革命烈士。此外还有近百名牺牲者，一时难以准确地评定他们的政治身份和表现，其中包括席懋昭。曾任中共川东特委负责人的邓照明在《巴渝鸿爪》一书中回忆当时评定烈士的标准说：“当时的依据大概是，这些人被捕后的影响如何，当时有些什么传闻，和从集中营脱险出来的人所提供的情况。我们当时只能根据这些来确定烈士名单。”当时，只凭脱险难友的一两句话，称“席懋昭在狱中所说的参加过长征及西康组织，是假的”、“表现不好”，就决定席懋昭“不列名”，即没有列入烈士名单。
陈云在抗日战争以及解放以后，也一直关注席懋昭的踪迹。不过时隔多年，陈云只记得席懋昭是天全县灵关殿小学校长，不记得他的名字，所以未能查找到席懋昭。
在1965年前，虽然当时的西南军政委员会曾经发出了继续搜集那些“不列名”牺牲者的材料的通知，但是未能专门组织力量调查、核实，只追认钟凌云等11人为烈士。1981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抓紧复查未定烈士人员的通知。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通知，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立即组织力量进行复查工作。于是，在“不列名”的名单上，开始核查席懋昭的政治情况。由于席懋昭是仪陇县人，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请中共仪陇县委落实核查席懋昭的任务。
1983年初，席懋昭问题有了重大突破。中共仪陇县委在地下党的档案中发现一份席懋昭写的自传，其中写及护送陈云出川，一下子就引起高度关注。于是，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向陈云核实这一问题。
1983年7月12日，陈云委托秘书复信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
1935年红军长征过大渡河后，中央决定派他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当时确有一位在灵关殿做小学校长的地下党员护送他到成都、重庆，以后在延安还见到过这位同志，但姓名记不得了。如席做过灵关殿的小学校长，即可肯定席就是当年护送过他的那位同志。
陈云非常关注这一情况，8月28日，他又委托秘书给四川省委办公厅打电话，催问查询结果。
10月8日，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致信陈云办公室说：经查历史档案，席懋昭在1934年和1935年确实当过天全县灵关殿村小学校长。同时附寄了《席懋昭情况简介》，请陈云提供一份证明材料。
陈云希望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能够提供席懋昭的照片，以求最后确定这一问题。
1983年12月中旬，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派出专人把复查席懋昭的材料以及照片送给陈云。
陈云于1983年12月20日亲笔写下详细的证明材料：
1935年春，红军长征过了大渡河后，中央决定派我回上海恢复党的组织。
当时我化装成小学教员，组织上派了一位担任天全县灵关殿小学校长的地下党员护送我。我们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击部队，走的是山路，经荥经、雅安到达成都。在成都，我和他分开活动。我持刘伯承同志的亲笔信，找到他在中美银行任董事的朋友。那人一见我，就说外面风声很紧，情况很危急，要我快走。我在他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便和护送我的同志前往重庆。在重庆，我又持刘伯承同志的信找到他在药铺的弟弟，在他家里住了几天，买好去上海的船票。到此，护送我的那位同志完成了任务，和我分手。1937年，我到延安后曾见过护送我出川的那位同志，记得他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不久，他又被派回四川做地下工作，从此没有再听到有关他的消息。我由于记不起护送我的那位同志的名字，便要办公室查一下这位席懋昭同志当年是否担任过灵关殿小学的校长，他的爱人是否也在该校当过教员。最近，四川省委组织部送来材料，证明席懋昭同志确曾担任过灵关殿小学的校长，他的爱人也在该校当过教员。另外，还送来一张他的照片。这些情况以及照片，和我的记忆完全吻合，因此可以断定，席懋昭同志就是当年护送我从灵关殿到成都、重庆的那位同志。我认为，应当肯定席懋昭同志为革命烈士，并记下他在完成护送我出川这一党的重要任务中的功绩。
陈云的这一亲笔证明材料，为席懋昭洗去了冤屈。
1984年5月28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席懋昭、黄宁康、唐建余、陈本立等4位“11·27”大屠杀牺牲者为革命烈士，其中席懋昭因护送陈云出川有功，被追记大功一次。
1986年11月20日，在“中美合作所”被害的未定烈士人员的调查核实工作结束。经多方查证，已查清了83人的情况，其中席懋昭、张露萍等64名遇难人员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在席懋昭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时候，陈云出川也被人们所记起。不过，最初媒体只宣传席懋昭精心护送陈云出川，只字未提另一个人——陈梁。
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陈梁后来成了叛徒。
其实，陈梁在护送陈云出川的时候还是一位革命者。倘若他那时候就是叛徒，陈云怎么可能平安出川呢？
看待一个人，不能以后来论当初。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周佛海后来沦为汉奸，但是在1921年的时候是共产主义者。人毕竟是在不断变化的，不能以他们的后来就认定他们作为中共“一大”代表时就“动机不纯”，就要把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所做出的贡献一笔抹杀。
应当说，陈梁护送陈云出川，也是立了一功，不能把他一笔抹杀。
据时任冕宁县工委书记、县革命委员会主席，解放后曾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野苹回忆：“送陈云去成都的两个人中有一人是冕宁沙坝人，叫陈梁，这个人我认识。”
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陈梁终于又被重新提起：护送陈云出川不是席懋昭一个人，而是席懋昭与陈梁两个人。
在杭州和上海过着离休生活
虽然陈云年事已高，很少公开露面，但是外界仍高度关注着这位对中国命运产生过极大影响的老人的一举一动。
早在1987年，久未露面的陈云引起港台媒体的猜疑，纷传陈云病重。
1987年4月4日上午10时左右，正在杭州的陈云来到西郊被列为西湖新十景之一的“云栖竹径”，在那里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植树。天气还有点凉，陈云却取下帽子。警卫员劝他戴上帽子，陈云说：“戴帽子照相看不清楚。”向来为人低调的陈云，很少这样摆好架势让记者拍照、录像。过了几天，薄一波到杭州看望陈云，说：“我在电视里看你种树，使劲还挺大哩。”陈云笑道：“台湾报纸说我‘半身不遂’，香港报纸说我是‘重病在身，卧床不起’。老汉走路还可以嘛，还可以种树嘛。”薄一波也笑了，说道：“植树辟谣，谣言不攻自破呀。”在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引起陈云的高度关注，他态度鲜明，赞同邓小平采取坚决的措施。
1989年5月26日，陈云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指出：
关于反对动乱问题，我讲两点意见。
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
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李鹏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主动地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
1990年5月25日，陈云在写给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会的信中，又这样指出：
1989年的这场风波，是建国以来发生过的非常复杂的政治事件，也是我们党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场特殊的政治斗争。当时中央常委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加上中央有些报纸进行了错误的宣传，使得中央和地方的不少领导同志都不了解真实情况。所以我主张，对于这场政治斗争，应该采取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来处理。就是说，应该从全局的观点，即从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对犯有错误的同志的审查，应该是实事求是的。
当然，对于那些触犯法律的，应当依法惩办。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开“七大”的时候，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还是被选进中央委员会，李立三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去年我们撤销了赵紫阳同志党内的一切职务，但并没有开除他的党籍。对于胡启立同志，仍然保留中央委员。
我认为这样做是很好的，是有利于安定团结的，有利于教育团结绝大多数人的。中国现在是11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动乱不得。
陈云还指出，动乱表现在社会上，但根子在党内。陈云看人，入木三分。
陈云对胡耀邦的评价是：“不懂经济，但是，抓党建工作是把好手；为人正派，然而，有些时候，重大方针摇摆不定。不适合主持全面工作。”
陈云对赵紫阳的评价是：“一贯追求西方的所谓自由经济，其实根本不懂，为人疏阔，爱听信左右，不够实事求是，关键时刻走到中央的对立面去了……”
这场政治风波之后，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由江泽民主持。
江泽民出任总书记，用邓小平的话来说，算是完成了从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顺利过渡。
在中共“十四大”之后，陈云过着离休生活。
陈云是南方人，习惯于南方的气候。晚年，每到秋天，他常住杭州和上海，往往在南方过冬，住大半年。从1977年至1992年，陈云几乎每年都来杭州，住上一两个月、三四个月。他常住在紧挨西湖的汪庄，很喜欢美丽而又宁静的西湖。
自1993年起，由于他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医生认为西湖边上的空气太潮湿，而且杭州的医疗条件毕竟不及上海，所以建议他常住上海。此后，他便没有再来杭州。但是，他仍每日喝杭州的龙井茶。
陈云在杭州，最爱去的地方是云栖竹径。1983年5月11日，陈云题写了“云栖竹径”4个大字。这4个字，后来被刻在石碑上，竖立在杭州云栖竹径景区。
笔者在采访于若木时注意到，陈家所用的白瓷茶杯上绘着墨竹。我问于若木，这是不是因为陈云喜欢竹子的缘故？
于若木点头说，确实，陈云很喜欢竹子。在杭州，陈云常去云栖竹径。到了那里，陈云心旷神怡，真可谓“云”栖“竹”径。
陈云爱竹子的刚直，也爱竹子的俭朴。
陈云的另一爱好是评弹。多年来，陈云作为一位“老听客”，跟评弹界有着许多交往。
早在1960年，陈云在上海开会时，听了余红仙用评弹演唱的毛泽东怀念杨开慧的词《蝶恋花》之后，大为赞赏，向周恩来推荐。周恩来听了，也非常赞赏。于是，这一节目走红全国，后来，以致招来江青的妒恨——因为毛泽东的词所颂扬的是他的前妻“骄杨”（杨开慧）。
1981年4月5日，陈云曾与上海市评弹团负责人作了题为“出人、出书、走正路”的谈话。
陈云说：
对于你们来说，出人、出书、走正路，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这是第一位的，钱的问题是第二位的。
走正路，才能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要以正派的评弹艺术，打掉艺术上的那些歪风邪气。要出人，出书。出人，不一定要求一下子出十几个，能先出三五个人就很好，逐步提高，逐步增加。过去，艺人大都是千方百计钻研艺术的。艺术必须靠自己集中心力去钻，勤奋出人才，同时还要有竞争。
1983年12月，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一书。
在陈云晚年，评弹界每周向他提供的评弹新节目录音带不下于10小时。陈云总是抽时间听，听毕，还往往托人告知他的意见。
陈云很喜欢上海评弹团徐檬心创作的新书《真情假意》，甚至听了不下40遍！
陈云晚年，除了喜欢听评弹之外，还有两个爱好：
一是每日练书法。陈云从小就喜欢练字，尤其是在商务印书馆，往外寄书，陈云总是在邮包上端端正正写毛笔字。到了晚年，陈云把练字变成健身之法，所以经常用毛笔写大字。
二是双手不离“健身球”。陈云的“健身球”是两个核桃。
陈云女儿陈伟华记得，父亲陈云70多岁的时候，医生建议他多活动活动关节。当时，陈伟华还在北京怀柔辛营公社的农村小学工作，那里盛产核桃，所以她每年放假回家都带一些核桃。陈伟华回忆说：“后来父亲问，能不能从农村找两个核桃，用来活动手部关节？我回去跟我们公社的老乡说了，他们就从核桃里一挑再挑，选出两个特别匀称的、个大的核桃送给父亲。父亲看了特别高兴，以后这对核桃就放在他的沙发旁边，听评弹的时候，思考问题的时候，还有秘书给他读文件、读报纸的时候，他手里就拿着核桃，后来都磨得发亮了。父亲常常对家人讲，‘这就是我的健身球’。”
虽说陈云晚年漫步西湖，听听评弹，仿佛远离中国政坛，然而陈云毕竟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早在1991年，他就提醒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
“现在，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利用所谓的各种名目包括强身健体为名，弄出了一些组织，和旧社会的‘反动会道门’没有什么区别，我以前在上海和这一类的人因为工作的关系打过交道，他们实际上是社会的毒瘤，很能迷惑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危害性很大，一旦蔓延开来，后果不堪设想。建议中央的一线领导干部不要轻视这类问题，一发现苗头，就坚决打击，不要手软！”
8年之后——1999年4月25日——爆发了法轮功成员聚众包围中南海事件。事后，江泽民感叹道：“陈云同志很早就对这类问题洞若观火。”
夫人于若木成了营养学家
在陈云晚年，他的夫人于若木常以营养学家的身份在社会上出现。她最常说的一句话，便是“民以食为天”。
例如，1993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前夕，她发表谈话，赞赏上海牛奶公司专为中小学生供应“课间牛奶”。她说：
“牛奶是一种非常好的东西，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过，没有比这项投资更重要的投资了：那就是把牛奶送进儿童的嘴里……”
我问起于若木怎么会成为营养学家的。
于若木说，早在抗日战争前，北京的燕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就设有家政系，家政系里设有营养科。她的二姐去日本留学时，大姐曾建议她去学家政系，但是二姐因二姐夫学化学，结果去学化学了。当时，于若木曾希望有机会学家政系，但是后来去了延安，也就没有机会去学家政了。
“文革”中，在“五七干校”，干部们营养不良，加上又不讲卫生，往往用刚刚拿过饭票的手去拿馒头，肝炎大流行。这时，于若木想从事营养学研究，但是在那样的年月，谈何容易。
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的于若木访问了许多营养学家，开始着手营养学方面的调查、了解、研究。她常常口问手记，记录速度相当快，能够很完整地记录专家们的谈话。她向专家们学习，渐渐地也就深入到营养学领域。
1982年，在于光远等主持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讨论会上，于若木强调“民以食为天”，作了关于重视、发展营养学的发言，受到会议的重视。不久，内刊《调查与研究》发表了于若木的发言。王任之同志读后，觉得很好，便推荐在1983年第17期《红旗》杂志上以“营养——关系人民体质的大事”为题公开发表。
于若木的文章，使营养学的问题引起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
于若木指出：“人民的营养状况如何，是关系到人民的体质强弱，关系到民族繁衍昌盛的大事；人民的营养状况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和科学文化发达程度的标志。发展体育运动是增强人民体质的重要手段，而改善营养则是增强人民体质的物质基础。”
于若木的文章阐述了这样的一些观点：
营养学是一门很有用的学问；
营养普查是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满足人民对蛋白质的需要是重大的课题；
要按照合理的营养配制食品。
于若木的这篇文章在1984年荣获“优秀理论文章”奖。《营养学报》于1984年12月在第6卷第4期予以全文转载。
从此，于若木更加深入地研究营养学，发表了许多论文，如《关心婴幼儿的健康成长是当代人的天职》《食堂和营养配餐》《位卑未敢忘忧国》，等等。对于学生的营养午餐、对于大众快餐、对于宣传母乳喂养的重要性、对于婴儿的断奶食品、对于形成儿童保健网络等，于若木都给予关注并发表许多重要意见。
其中，特别是对于“护苗系统工程”，于若木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为加强广大学生的营养做了大量的工作。她强调要培养“更健康的下一代”。她说：“保护儿童的运动是人类进步的运动，是人类良知的体现。儿童营养学家、儿科医生、儿童食品专家，以及这一领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一切为儿童的健康作出贡献的人们，都在从事着一项神圣的事业。他们的工作常常是默默无闻的，有时又是十分艰苦的，意义却是极其重大的。因为他们是为未来而工作，是为创造下一世纪的文明打基础。”
于若木关心下一代，成为“护苗”的一位辛勤园丁。
在1986年评高级职称时，于若木被正式评为研究员。所以，有的报纸上称于若木为“营养学教授”，便是这么来的。
我问于若木，陈云对她的营养学研究工作持什么态度。
于若木用四个字回答：“尊重，支持。”
“饮食有节，起居有时”
在采访于若木时，我又问起一个特殊的问题：于若木作为一位营养学家，是怎样从营养学的角度照料陈云的呢？
于若木说，陈云同志的饮食其实很简单。陈云体弱而能长寿，除了大夫们的精心护理之外，可以归结为8个字，即“饮食有节，起居有时”。
谈起起居，于若木说，1950年代陈云工作非常繁忙，常常早班接中班，中班接夜班。
陈云一度累垮了，不得不向中央请假休息。这时，陈云很注意锻炼身体，他选择了适合自己的体育运动，比如打太极拳，也打乒乓球、台球。
毛泽东曾建议陈云每天用冷水擦身体。从1953年至1979年，陈云坚持冷水擦身达26年。
步入晚年，陈云主要是靠散步、做体操、悬腕练字来锻炼身体。他每天散步，上午半小时，下午20分钟。他自编了一套体操，以适合自己的身体状况。
他到了晚年，才真正做到了“起居有时”。
通常，陈云在每天晚上11时做就寝的准备工作，11时半上床，12时左右就睡着了。翌日早上8时起床，8时半进早餐。中午要午睡。
陈云原本和家人一起进餐，步入晚年之后，由于他的饮食与家人不同，也就分开单独进餐。
他的早餐，从喝一杯牛奶改为喝一杯豆浆，这主要是考虑到豆浆无胆固醇，更适宜于老年人饮用。另外，他还吃两片面包，喝一碗稀饭，吃12粒煮花生米。
于若木说，陈云的中餐和晚餐也很简单，中午一荤一素，晚餐一个豆制品、一个蔬菜。米饭中午2两、晚上1.5两，几十年如此。
除了接待外宾，陈云几乎不出席应酬性的宴会。
陈云很注意节约，每一回都吃光菜，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从不浪费。陈云晚年在上海，有人给陈云送鱼翅。陈云说：“我这么一大把年纪的人，再好的东西也吃不出什么味道，你们搞鱼翅这么贵的东西给我真是浪费。”
于若木说，家里的事我管，我是家里的管家，我管家的时候，定买菜的单子是我定，每天的食谱也是我定，每天做什么菜，我开单子，由厨师来做。每天晚上我还记账，一个月还结一次账，几个月我还做一次总账，结一次总账。
陈云的菜谱，大体上做到一个星期内不重复——除了早餐“千篇一律”之外。
陈云是南方人，喜欢吃点带鱼、黄鱼，也爱吃上海的“鳝糊”以及“烂糊肉丝”。豆制品是他的常备菜，不过，总是变点花样给他吃，比如，做豆腐干丝、上海的“百页包肉”，还有豆瓣泥，等等。
此外，总是给他炒点青菜、大白菜。所以，他的饮食很简单。
陈云每顿中饭吃2两米饭，晚餐则吃1.5两米饭。不过，由于他的牙齿不好，对于饭的软硬要求颇为“严格”。
所谓饭的软硬，无非是控制好加水量罢了。有一段时间，陈云的厨师病了，就由于若木“顶班”，顶了将近一年。在这一年中，于若木有所“发明创造”：她用硬纸片剪成两个圆筒，再亲手用线缝上底。她用这两个一大一小的圆筒盛米，再用秤称米，使大圆筒正好盛米2两，小圆筒盛米1.5两。这样，给他做中饭，用大圆筒量米就行了，做晚饭则用小圆筒量米。后来，陈云和她到上海去，她把这特殊的“量具”也带去了。上海招待所的服务员见了，就用铁皮焊了两个圆筒给她。这两个铁圆筒，竟一直用到他的晚年。
至于控制加水量，于若木也有所“发明创造”：她做了个“量水器”，专门测量加水后米层上面水的高度。经过一次次试验，在陈云以为软硬最合适的时候，她在“量水器”上划了个刻度。从此，她一直照这个刻度加水，做出来的饭不软不硬，恰到好处，陈云都很满意。
本来，陈云吃梨、苹果等水果，在晚年，改为三顿都吃香蕉，这是考虑到香蕉是润肠的，可以防止大便干燥。通常，他每次吃一根大香蕉或者两根小香蕉。此外，陈云从不吃零食。
在“文革”前，因工作关系，陈云偶然赴宴。“文革”之后，陈云从不赴宴，总是粗菜淡饭，独自进餐，如此而已。
陈云上午喝白开水，午睡起来之后，喝一杯淡淡的龙井绿茶。他不喝酒，也不喝其他饮料。
于若木从营养学角度知道，微量元素硒有着抗衰老的功能，又得知陕西省紫阳县所生产的“紫阳保健茶”天然富硒，她就汇钱给紫阳县茶厂，购买这种“硒茶”。她把硒茶掺在龙井茶里给陈云饮用。先是加少量的硒茶，陈云没有提出异议，她就慢慢增加，以至增加到40%、50%，最后增加到2\/3。
于若木知道灵芝具有抗衰老作用，同时对于促进安眠、减轻肺气肿具有一定的效果，所以她就向保健医生建议，让陈云服用灵芝提取液制的灵芝胶囊。
她也曾把花粉制剂掺在豆浆里，给陈云服用。
陈云那么孱弱的身体，能够长寿，确实是和于若木这位营养学家的细心调理分不开的。
于若木还说，“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是陈云一生最好的写照。陈云有很强的自我控制能力，即便是身处逆境，仍能豁达乐观。这是陈云能够长寿的心理因素。
红色的家风
1978年，我曾在北京三里河中国科学院拜访了当时在院部工作的陈云夫人于若木，我听说她是骑自行车上下班，很惊讶！
在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已经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并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然而，作为陈云夫人，于若木每天从中南海骑自行车到三里河上班。
其实，从中南海骑自行车到三里河上班，对于于若木来说还是“小意思”。于若木在1961年担任陈云秘书。1964年12月于若木调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工作，上班的地方在香山植物园，陈云家当时住在北京中南海不远处的北长街，于若木竟然每天骑几十里路，直到有一天于若木被车撞了，才不让她到那么远的香山上班。
陈云的家风甚严，他给家人定下的“三不准”，那就是子女不准搭乘他的车，子女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子女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
陈云和于若木共有5个子女：长女陈伟力、长子陈元、次女陈伟华、小女儿陈伟兰和次子陈方。
陈云特别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接送，不许搞特殊化，要让他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学习和生活。
陈云对于自己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于若木说，陈云教育子女的两条基本原则就是“读好书”和“做好人”。陈云给子女开出了必读书目：《马恩全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并规定了一些必读篇目，如《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陈云的长女陈伟力回忆说，在她6岁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父亲就叮嘱她不要说是谁的孩子。陈云让孩子以普通学生的面目出现在学校。
还有一回，儿子陈方在上中学的时候，一次因急用去找陈云秘书，从父亲的工资里拿了点钱买东西。
陈云知道之后，问陈方：“我的工资谁给的？”
陈方答道：“人民给的。”
“人民给我的工资，你为什么用？”
“我是你的儿子，你是我爸爸。”
陈云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记住，节约一分钱是节约人民的钱。我看你的行动。”从那以后，陈方再也不随便用钱了。
我采访陈云夫人于若木之前，在北京一所中学里访问了陈云的次女陈伟华。
1966年，陈伟华高中毕业。1968年，她被分配到北京郊区怀柔县辛营公社，在那里当一名乡村小学教师。
陈伟华记得，那是她第一次离开家，到一个陌生的山区工作，实在非常想家。她回忆说：“有一次不是周末，我也没向学校请假，走了几十里山路冒雨赶回家。没想到，爸爸看到我回来，非但没有显出高兴的样子，得知我没请假后，还严厉地批评了我。”陈伟华永远记得当时父亲对她说的话：“孩子们的功课缺不得，你应该在那儿安心教好书、育好人，在农村干出好成绩。”
第二天一大早，陈伟华就赶回了怀柔。
从此，陈伟华勤勤恳恳地工作，跟当地的老师、孩子打成一片。后来陈伟华每一次回城，都要忙于替乡亲们买这买那，陈云高兴地说：“南南（陈伟华的小名）每次回来，还要为老乡买东西，真成一个怀柔人了！”
1974年10月，陈伟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5年，她被怀柔县教育局评为优秀教师。
在恢复高考之后，1978年陈伟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陈伟华大学毕业后，先是被分配到国家人事部工作，后来在广电部工作。当时，中小学老师社会地位不高，待遇也不好，导致师范学校招生困难，中小学师资严重不足。陈云对陈伟华说：“你是师大毕业的，就应该教书。”陈伟华听从了父亲的话，于1985年来到北京一所中学担任历史教师。陈伟华作为高干子弟，能够这样长期安心平凡工作，确实体现了陈云的红色家风，受到一致好评。
陈云的子女们在陈云的教育下，依靠自己的努力，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为社会奉献。
长女陈伟力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后来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搞磁学研究。他1983年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在加州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回国后，曾任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总经理，现已退休。
长子陈元从初中时就阅读《马克思传》，高中和大学阶段自学哲学，通读《资本论》，并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陈元于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70年至1978年在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三研究院任技术员，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专业，获硕士学位。1982年至1988年任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书记、北京市委常委、商贸工作部部长。1988年至1998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党组副书记、副行长。1998年至2008年任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2008年任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陈元是中共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陈云的三女儿陈伟兰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曾在西藏工作3年，后来担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
陈云的小儿子陈方担任广东中山实业公司经理。他这样回忆父亲：
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但绝不会束缚每个人的个性发展，从不刻意让我们按照什么标准去生活，或是按照他设定的想法去工作，他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宽松的成长环境。父亲常教导我们怎么做人，怎样做一个正派的人，做一个心态平和的人，做一个普通人，不能以革命功臣的子女自居。他常给我们讲“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15个字的含义。他讲了在什么条件下，是哪些事情促使他产生、总结和归纳出这几句话的，他要求我们要努力践行这15个字。现在我越来越认识到这15字对我工作、生活的指导意义。
在我们记忆中，他从没有办过生日祝寿活动。1985年6月13日，是他老人家80寿辰。这之前，妈妈和他身边工作人员由于知道父亲除外事活动外，从来不参加也不设什么宴会，所以曾提议召集一些老同志在一起吃顿便饭，共同为他简单地庆祝一下。但即便是这个提议，父亲知道后也坚决不同意。经过协商，最后决定全家照张相，为父亲过了80岁生日。
《南华早报》的提问引起陈云注意
陈云在离休后，很少发表文章，期间最为重要的公开发表的文章是1992年7月21日为李先念去世而写的《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
这篇文章除了追溯他在1937年4月第一次和李先念在新疆结识以及李先念的功绩之外，还谈及一个重要问题——他和李先念“都没有到过特区”！
陈云写道：
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陈云在这里所谈到的“特区”，即“经济特区”。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试办4个“出口特区”，即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
1980年改称“经济特区”。
1984年，邓小平考察了深圳、珠海、厦门3个经济特区，给予充分肯定。
1988年4月，七届一次全国人大批准成立海南经济特区，使中国的经济特区增加到5个。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发表南巡谈话，又一次肯定了经济特区。
陈云的那篇文章发表后，在海外曾引起一些反应，认为陈云不支持经济特区。
笔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陈云曾准备考察深圳特区，已经作了安排，由于临行时生病，未能成行。后来，他派秘书去深圳了解情况，并向他作了汇报。
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巡谈话中，有一句这样的话：“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4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笔者注意到在邓小平南巡谈话发表不久，敏感的海外记者们马上注意起陈云对上海浦东开发的态度。那是在1992年3月10日上海市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香港《南华早报》记者在发布会一开始，便向上海市市长黄菊问及了这一问题。报道说：
当《南华早报》记者问到陈云先生对浦东开发的进程和未来蓝图的意见时，黄菊说：老一辈革命家对上海浦东开发的支持，包括了陈云同志对浦东开发的支持。去年，他在接见我们时就非常关心浦东开发的进程，他希望上海浦东开发和经济的振兴，包括南浦大桥的建设等，搞得更快些、更好些。
陈云马上注意到这一动态。这样，在1992年“五一节”前夕，他在上海特地接见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上海市市长黄菊。
1992年5月2日，上海《文汇报》便在头版头条以醒目标题推出报道：《陈云鼓励上海同志加快改革开放·表示非常赞成开发浦东开放浦东》
报道说：
陈云笑着对黄菊说：“不是有新闻记者向你打听陈云对开发开放浦东的态度吗？你回答得很好，我非常赞成开发浦东，开放浦东！”
陈云此言，显然是对香港《南华早报》记者提问的回应。
报道接着写道：
吴邦国、黄菊说：“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有小平同志、您和先念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心和支持，开发开放浦东一定能成功。目前，浦东开发进展很快，许多海外商人、大企业家纷纷前来投资。”
陈云听了高兴地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
吴邦国说：“上海开发开放浦东新区，打的是‘中华牌’，欢迎全国各地前来上海投资。”
陈云说：“是啊！应该这样。上海有很好的基础，尤其有人才优势，上海今后的发展一定会很快。”
陈云十分关心上海人民的生活情况。吴邦国、黄菊向他详细汇报了上海粮食、煤炭、副食品储量充足，市场购销两旺的景象，还汇报了上海交通道路建设、棚户区改造和苏州河治理等工程的进展情况。陈云听了十分满意地说：“好！”
陈云书赠吴邦国、黄菊两句古诗：“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吴邦国、黄菊说：“我们要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定不辜负您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勉励和期望，努力把上海工作做好。”
陈云亲切地说：“就是要‘雏凤清于老凤声’嘛！”
陈云所引用的，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李商隐在诗中，把韩冬郎（即晚唐诗人韩偓，其父韩瞻为李商隐故交、连襟）父子比作凤凰，“雏凤清于老凤声”表明青出于蓝。传说凤凰产在丹山，它爱栖息于梧桐树。“雏凤声清”，表明了诗人对后辈的真切情意。
陈云在晚年喜欢书法，每日上午站着用毛笔写大字，作为一种锻炼身体的方法。
他写下许多条幅，诸如：
闻鸡晨舞剑，借萤夜读书。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笔者在采访陈云的一些友人时，常见到客厅里挂着陈云手书。
笔者曾问陈云夫人于若木，陈云是否写诗词。她说，陈云喜欢诗词，晚年，他常练书法，喜欢抄录古典诗词名句，但是他自己并不写诗填词。陈云往往借古典诗词名句，抒发自己的情怀。他给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人赠李商隐的诗句，就是一例。
陈云还曾书写唐朝诗人白居易的《放言五首》中的诗句，赠给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那是1991年5月28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参观这家博物馆，见到馆内收藏着朱德、董必武、宋庆龄、刘伯承、郭沫若等人的墨宝。馆方请王光美帮助，希望能请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领导人为该馆题词。王光美回京后，给于若木打了电话。于若木当即答应捐赠陈云的墨宝。
陈云所写的白居易的诗句是：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
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四句诗的大意是：“用周公、王莽两人的事例，说明做人做事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不能只凭一时一地的现象就下结论，否则就会把周公当作篡位者，把王莽当成谦谦君子。”
陈云晚年写字，有一习惯，即末尾不写年月日，而写“时年××岁”。不过，这岁数写的是虚岁。
1993年5月，陈云在上海接见了他的家乡上海青浦县以及练塘镇的领导人。据当时任中共练塘镇党委书记的吕健康回忆，陈云向他们强调说：“我们共产党是执政党，一定要廉洁奉公，取信于民。”
据当时在座的青浦县长李金生回忆：“原定20分钟的接见，一直持续了40分钟，陈云同志兴致很高，对家乡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他详细询问了青浦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及农村教育。当听说全县单季稻亩产平均超过1000斤，农民家家喝上自来水，农村孩子个个进学校后，陈云舒心地笑了。”
最后一次荧屏亮相
陈云在离休后很少公开露面，只是每年春节前夕，和邓小平一起在上海“亮相”——这几乎成了“惯例”。
邓小平是从1988年起在上海过春节的。此后，每年春节，邓小平总在上海露面，接见上海市党政领导。陈云也照邓小平之例，每年春节来上海。这样，每年春节之际，人们必定可以从电视屏幕上见到这两位中共元老的形象。
1993年1月20日，新华社记者陈毛弟从上海发出这样的电讯，报道陈云在上海过春节：
鸡年新春即将来临之际，上海市党政领导同志今天上午看望了正在上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首先代表上海1300万人民向陈云同志拜年，祝陈云同志新春愉快、
健康长寿！
陈云同志满面春风地说：谢谢！
吴邦国向陈云同志介绍了振兴上海、开发浦东的进展情况。他说：上海的形势是好的，1992年我们着重抓了转换机制，调整结构，经济速度是近年来少有的，但我们基本上做到产品有市场、有质量、有效益，上海的基本建设和信贷规模都没有突破国家下达的指标。
陈云同志听了非常高兴，说：你们按照江泽民同志讲的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的精神工作是对的，你们的工作是干得很好的。你们给我拜了年，我也向你们拜年，同时向上海人民拜年。
吴邦国说：这是陈云同志对我们的鼓励。
这时，陈云同志问：新华社记者来了没有？
新华社记者答：来了。
陈云同志说：请你们报道的时候带一笔，我乘这个机会向解放军全体官兵拜年！向全国人民拜年！
1993年圣诞节前，笔者在美国匹兹堡用电脑查资料时，居然查到一条关于邓小平在上海的消息：那是摘自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称“89岁的邓小平，本月去上海，将在上海过春节”。
我在1994年1月中旬回到上海，很快就从朋友那里得到证实，邓小平确实在上海。
邓小平来上海，行踪往往严格保密，不过，熟知内情的人，很快就会从某些“细节”中获知。比如，有人如从上海电视台调京剧的新录像带，特别是京剧名角言兴朋的带子，就表明邓小平来了！那是因为邓小平夫人卓琳喜欢看京剧，尤爱看言兴朋的表演。
邓小平每年到上海过春节，已成“惯例”。大抵已摸透“规律”，上海电视台在除夕便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摄像师做好一切准备，待命而动。一接到中共上海市委的电话，那个特殊的摄制组就立即出发。电话往往只说来西郊宾馆一趟，上海电视台的领导便知是拍邓小平接见。
1994年邓小平来上海，看上去明显比过去苍老。他有过两次外出视察，都由上海电视台的摄制组跟随拍摄。
一次是去视察新建的杨浦大桥。那天下着细雨，相当阴冷。原计划邓小平乘车过桥看一下，不料，到了桥上，邓小平却要求下去走走。他以年近九旬的高龄，居然冒着很大的江风，冒着细雨，在桥上走动，足见他的身体尚可。
另一次，则是在深夜12时到南京路视察。由于那时行人稀少，他不会被人发现。
至于陈云，身体不如邓小平，他来上海极少外出视察。陈云爱听评弹，他从上海电视台调看新录制的评弹录像带，透露了他在上海的行迹。
1994年春节，邓小平和陈云在上海过节的镜头在荧屏上出现之后，人们对这两位中共元老的身体状况加以比较，普遍看好陈云。那是因为出现在屏幕上的邓小平，比往日消瘦了许多。陈云却不同，坐在沙发上谈笑风生，不断地打着手势……
1994年2月9日，新华社记者陈毛弟从上海发出电讯，报道陈云在上海过春节的情况。原文如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上海市长黄菊等同志，今天向正在上海的陈云同志拜年，祝他新春愉快，健康长寿。
陈云同志高兴地接待了上海同志，并同大家进行了亲切交谈。
吴邦国向陈云同志汇报了去年上海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和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今年工作的打算。陈云同志听了很满意。他说，上海工作是做得好，不是一般的好，而是很好。
陈云同志说，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目前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要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首先要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
陈云同志说，中央决定从今年起实行分税制，使中央逐步集中必要的财力。上海和全国其他各地都表示赞成，说明大家是顾全大局的，我很高兴。
陈云同志说，从全国来看，当前经济工作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建设规模一定要与国力相适应，而且要留有余地。同时，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经济效益上来。
陈云同志强调，现在的中央领导班子是坚强的、有能力的，工作是做得不错的。全国上下都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是大有希望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大有前途的！
陈云这次和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的谈话要点，以“要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为题，收入《陈云文选》，成为《陈云文选》最后一篇文章。笔者查对了一下，收入《陈云文选》的《要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一文，其实就是把当时报道中开头三段删去，把“陈云同志说”“陈云同志强调”删去，用陈云当时原话组成《陈云文选》的最后一篇文章。
在邓小平和陈云这次屏幕“亮相”之后，香港报刊多次出现所谓“邓小平病危”的消息，可是却从无关于陈云病重的猜测。
陈云在病中审阅了他1994年春节和上海市委负责人的谈话要点，并同意收入《陈云文选》第3卷。1995年1月19日，陈云在《陈云文选》再版补充文稿的送审本上签下“陈云”两字，成为他一生的绝笔。
1995年春节，打破了这一“惯例”，邓小平和陈云都没有来上海，电视上也没有出现邓小平和陈云的镜头。人们以为，这大概是由于邓小平病了，不能上屏幕。邓小平不上屏幕，自然陈云也就不便上屏幕——谁也未想到陈云病重！谁也没有想到，1994年春节，陈云在屏幕上那谈笑风生的画面，成为他一生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陈云病逝
在北京春暖花开之际，1994年5月13日，陈云回到北京，回到他在中南海的住所。
12天后——5月25日——陈云住进北京医院220病房，那是因为他在上海时曾感冒，回京转为轻度肺炎，大夫认为必须住院治疗。
没有想到，陈云这一次住院，是他人生的最后一站。他在北京医院度过了最后的321天。
据于若木告诉笔者，陈云所患的是“吸入性肺炎”。得这种病，在进食、喝水时，很容易被吸入气管，引起咳嗽，并引起肺炎。
为了防止病菌进入气管、肺部，大夫不得不用抗菌素杀菌，而抗菌素用得多，又使肠内有益的双歧杆菌也被杀死，也减低了身体的免疫力。他的消化能力变差了。
病情好的时候，他站着练字，每天写20～30分钟。
陈云毕竟已是一辆开了90个春秋的“木炭汽车”，虽经北京医院的大夫们精心治疗，但病情时好时坏，日渐不支。
不过，陈云在病中头脑始终是清醒的。虽说他的右耳听力已很差，但左耳听力尚可，所以他仍不仅听新闻联播，而且听评弹录音。
1995年春节，陈云在北京医院里度过。江泽民来医院看望他，他很仔细地听了江泽民关于中央工作情况的谈话，还翘起大拇指说：“谢谢你们！”李鹏也来向他拜年。听说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也要来，陈云说，江泽民、李鹏可以代表大家了，其他同志可以不要来了，谢谢大家。
在陈云住院期间，邓小平委托秘书前往医院看望。
1995年4月10日清早5时多，陈云突然血压下降，并出现混乱性房性心律。经大夫救治，趋于稳定。
于若木说，当天中午，当薄一波来看望陈云时，陈云的神志都还很清楚。薄一波跟他说话时，他都有反应。
薄一波走后，陈云还听了一会儿评弹，然后午休。
将近下午2时，陈云突然血压急剧下降，大夫马上赶来抢救。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得知陈云病危，也赶来医院。陈云终究年事已高，心力衰竭，于下午2时4分去世。
我问于若木，陈云是否有写日记的习惯？她说，不记日记。但每天气象他都记录，每天生活起居也都作记录，大便的时间、量的多少都记。
我又问，陈云有无遗嘱？她说，他在1959年2月10日给中央写过一封信，表示赞成死后火葬。陈云在信中写道：“前几年，有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自愿签名死后火葬，那一次我未出席会议，所以没有签字。我是赞成火葬的，特补此信，作为我的补签字。”
陈云还写道：
“同时我还赞成尸体解剖，因为这无损于死者而有益于医学。因此，如果我死后医生觉得哪些器官需要解剖来证实一下当时诊断医疗是否正确，请让医生解剖。”
此外，陈云并没有专门的关于身后事的遗嘱。
于若木告诉笔者，陈云死于肾衰竭引起的心衰竭。
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几个人之中，陈云的体质是比较差的，但是除了朱德也是90而逝之外，陈云的寿命是最长的了。
袁宝华记得：
1950年我到中央财经委员会去看他的时候，发现他很消瘦。我说：“陈云同志，你要注意身体啊。”那一年他才45岁，但他却笑着伸出5个手指说：“我这个人是长期病号，能活到50岁就够本了。”这句话，充分反映陈云同志心胸开阔，性情豁达。
陈云去世时，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的讣告中称陈云“享年90岁”。
陈云有句名言：“少做多活就是多做，多做少活就是少做。”他在漫长的90个春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
1995年4月11日晚7时，当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首先播出陈云于10日下午2时4分病逝的消息时，人们普遍感到意外……
陈云去世的那个月，工资为人民币1336元，各种补贴为250元，扣除所得税31元，所以他实际上月收入为1550元人民币，只相当于187美元。
按照国家规定，在他去世之后，1995年5月起就没有工资也没有补贴了，只是一次性发给家属相当于10个月的抚恤金，即13360元。
陈云去世时，只有不到2万元的稿费存款。本来，《陈云文选》出版，他是有一大笔稿费的，可是，他要全部作党费上交。秘书劝他先存起来，以后可以捐给某项事业。陈云听进去了。后来，他把《陈云文选》的稿费，分别捐给了希望工程和新成立的北方曲艺学校。
他的“遗产”，是700多盒评弹录音磁带……
“天地同悲悼国殇”
一代巨星敛华光，
天地同悲悼国殇。
延安灯火闻教诲，
辽东砥柱知兴亡。
重整经济新建国，
探求改革奔小康。
何期飞絮沾疏雨，
泪洒太液清波长。
这首悼念陈云的诗，出自袁宝华的笔下。陈云去世那天，袁宝华刚刚由北京飞抵日本。他写下这首诗，表示了对于陈云之逝的一片哀情。
陈云去世之后，4月12日，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的讣告和陈云遗像。
讣告对陈云的评价是：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
他的一生，是为中国各民族人民彻底解放、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顽强奋斗的光辉的一生。
他在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堪称楷模。他始终坚持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领导革命斗争、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杰出的领导才能。他的思想和观点，集中表现在他的三卷文选中。他的着作是他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一贯顾全大局，坚持原则，维护团结，遵守纪律，光明磊落，谦虚谨慎。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具有注重实践、亲自动手、踏实细致、多谋善断的工作作风。他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他爱护干部，珍惜人才，尊重知识。他艰苦朴素，克己奉公。他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陈云去世后，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收到许多外国政党和领导人的唁电。
其中，以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唁电，言辞最为恳切：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惊悉敬爱的陈云同志逝世，我们深感悲痛。陈云同志是老一辈革命领导人、民族解放斗争和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杰出战士，他为新中国献出了毕生精力和才智，为党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云同志的逝世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划时代的领导人。
对这一令人痛惜和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们谨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及陈云同志的家属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陈云遗体上覆盖着镰刀斧头图案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安放在北京医院告别室。用黑纱制成的横幅上写着“沉痛悼念陈云同志”。遗体前，摆放着陈云夫人于若木和亲属们敬献的花篮，花篮的缎带上写着：“我们永远怀念您！”
4月17日上午8时30分，江泽民、李鹏、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等到北京医院告别室向陈云遗体告别。乔石当时在国外，致电表示哀悼。
灵车载着陈云遗体驶向八宝山。按照陈云遗愿，他的遗体器官献给医学事业。陈云遗体火化后，骨灰一部分埋撒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株雪松下，另一部分则安葬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就在陈云遗体火化的这天，《人民日报》等主要报纸发表，新华社播发了长篇电讯《陈云同志伟大光辉的一生》，同时刊登一整版陈云生平照片，题为“伟大光辉的一生永不磨灭的功勋”。
5月23日，《人民日报》等主要报纸发表了宋平的文章《缅怀陈云同志》。此后，开始陆续刊出纪念、怀念陈云的文章。
6月13日，是陈云90诞辰，中共中央举行了隆重的“《陈云文选》（1～3卷）、《陈云画册》出版发行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
这回出版的《陈云文选》（1～3卷）是新版本，书中收入陈云190篇着作，共70多万字。这3卷新版《陈云文选》，共增补陈云着作33篇。其中，第1卷增补6篇，第3卷增补27篇，第2卷没有增补。
至于《陈云画册》，也就是本书一开头就提到的被陈云“压”了七八年的那本画册。直至陈云病重，他这才终于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力劝之下，同意出版。
在座谈会上，江泽民发表了长篇讲话，对陈云作出高度评价。
江泽民指出：
曾经以自己的毕生精力和卓越才智，投身于现代中国伟大历史创造活动的杰出人物的逝世，留给历史和人民的不会仅仅是悲痛。他们的精神永在。陈云同志的业绩和着作，他的思想、品德和风格，属于我们伟大的党，属于我们伟大的国家和民族。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陈云同志的一生是坚贞不渝的共产主义者的一生。他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对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无限忠诚。
江泽民还指出：
陈云同志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他对党、对人民的贡献是巨大的、多方面的。特别是他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和奠基所建立的功勋尤为卓着。
就在纪念陈云90诞辰之际，6月12日至14日，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第一次举行关于陈云生平与思想的研讨会。会议用三句话，对陈云的生平、思想和作风，作出这样的评价：
陈云同志的一生同党和国家的历史息息相关；
他的思想丰富而深刻，是取之不尽的宝库；
他的作风凝聚着我们党和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值得大力倡导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