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席遵义会议后不久，在红军队伍中便不见了陈云的踪影。有人说，陈云失踪了。也有人说，陈云牺牲了。
其实，陈云是奉中共中央之命，担负重要任务，秘密离开了红军，前往上海……
毛泽东委以重任
在出席遵义会议后不久，在红军队伍中便不见了陈云的踪影。
有人说，陈云失踪了。
也有人说，陈云牺牲了。
其实，陈云是奉中共中央之命，担负重要任务，秘密离开了红军，前往上海……
当时，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严重破坏。
当博古、张闻天、陈云在1933年1月从上海到江西中央苏区之后，在上海成立了以康生、卢福坦、李竹声为领导人的中共上海中央局。但是，由于卢福坦不久被捕、叛变，康生则于1933年6月赴苏联，而李竹声后来又于1936年6月26日晚在上海马立斯新村被捕，不久叛变。中共上海中央局只得改由盛忠亮任书记。
此后，中共上海中央局又几次遭到破坏，到了1935年夏，几乎停止了工作。
李维汉曾回忆道：
有一次，我路过博古、洛甫（笔者注：即张闻天）的房间，无意中听到博古对洛甫说：“上海完了。”（原注：指上海党组织被破坏完了）我猛听到这句话非常吃惊。
中共中央决定派人到上海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
原本中共上海局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联系的通道，由于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中共中央失去了和共产国际的联系。由于这一联系中断，所以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所召开的遵义会议，事先未向共产国际请示，事后又未向共产国际报告，而这一会议又事关重大，改换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改变了党的路线。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仍属共产国际领导，按照组织关系，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之下的中国支部，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急于派人向共产国际汇报。
显然，这样的汇报必须通过上海，因为上海有共产国际派驻的秘密代表……
最初，中共中央决定派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潘汉年前往上海。
那是在1935年2月28日，就在红军第二次打下遵义的时候，潘汉年重入遵义，在街头忽然接到通知，说是洛甫有要事找他。洛甫也就是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
潘汉年赶紧到张闻天那里，才知中央决定派他去上海，去寻找上海地下党，寻找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潘汉年理所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跟19路军谈判，跟粤军陈济棠谈判，点将都点到他头上。他灵活机智，富有地下工作的经验。
潘汉年出发前，张闻天找他谈话，对他说：“中央研究决定，让你到白区去，在上海长期埋伏，并设法打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我们现在和共产国际的联系电台早已中断了。你知道，我们同共产国际的联系是至关重要的。你如在上海联系不上，就得设法到莫斯科去。总之，应当尽快地和共产国际打通联络线，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的结果以及红军的情况。”
潘汉年后来曾对李一氓说起自己前往白区的经过：
贵州一带，那时盛产鸦片。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便以“双枪兵”而闻名。所谓“双枪”，除了一支步枪，还有一支“烟枪”。于是，潘汉年便先让红军抓了个鸦片贩子，跟他关在一起。然后，他“救”那鸦片贩子，一起逃出监狱。他化名“杨涛”，混在一群鸦片贩子之中，到达贵州省会贵阳……
又据李维汉回忆，在红军第二次打下遵义时，一位名叫林青的当地人前来找他，经过谈话，知道对方是当地的中共地下党员。由此，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兼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的李维汉，跟贵州当地的中共地下组织有了联系。李维汉让潘汉年到了贵阳后，找到中共贵州工委委员秦天真。秦天真又指派中共地下党员蓝云臧，护送潘汉年由贵阳经广西到达香港，再由香港来到上海……
不过，潘汉年不是遵义会议的代表，他并不了解遵义会议的情况。要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中共中央显然需要派出比潘汉年级别更高的代表，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常委。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陈云、博古这五常委之中，毛、张、周无法离开红军，博古是在遵义会议上遭到批判的对象，显然不合适，唯有陈云去上海是最恰当的人选。陈云在遵义会议上明确支持毛泽东，所以毛泽东派陈云去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完全信得过。再说陈云是上海人，本来就在上海工作，熟悉那里情况，何况那时陈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分工负责白区工作的，所以去上海的中央代表非陈云莫属。
派陈云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上海，是在1935年5月29日红军夺取泸定桥当天晚上召开的会议上决定的。由于处于行军之中，这次会议并没有留下文字记录，在中共党史、军史、长征史和中国现代史上，都没有记载。但据陈云1985年2月回忆，参加此次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和陈云等人。会议主要做出了两项决定：关于红军的前进线路，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口稠密地区，与在岷江流域一带活动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再者就是派陈云到上海恢复党在白区的组织，并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据刘晓回忆，陈云是和潘汉年一起去上海的。
但是，有人作了仔细考证，证明陈云和潘汉年是分头去上海的。
实际上，潘汉年和陈云确实是分头出发的，陈云是在潘汉年动身后才启程的。
就是在泸定桥会议后，陈云奉命伺机离开长征的队伍，这时潘汉年早已出发。陈云是在红军到达懋功雪山脚下的灵关殿后，离开红军，前往上海的。
“收账先生”的艰险历程
从长征途中前往上海，颇为危险，也颇为艰难。当年，陈云从上海通过秘密交通线进入江西“苏区”，差一点落入敌军包围圈；现在，又要冒一次很大的风险。陈云对四川人生地不熟，而且他有浓重的上海口音，在四川只要一开口，就会被知道是外地人……
此行必须轻装。临行前，陈云把有关的文件整理后，装在一个箱子里，交给组织。他的那份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很可能是此时放入箱子的。后来这些文件被作为重要档案，转运到了苏联。
据陈云秘书朱佳木告诉笔者，陈云是由一位名叫席懋昭的中共地下党员护送的。朱佳木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在整理陈云的文件时，发现一份席懋昭写的自传。席懋昭在四川天全县当过小学校长，他在自传中写及护送陈云出川。
席懋昭又名席哲明、席克进，是朱德的同乡，1912年出生于四川仪陇县观音乡。1930年在仪陇中学读书时，席懋昭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捕，在押解途中脱险。1931年席懋昭入保宁高中，次年秋在成都天府中学读书，1933年春在成都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0月党组织遭到破坏，叛徒出卖了席懋昭，他按上级指示转移到了荥经县，后来又转到天全县，依靠他在川军24军5旅28团1营任营长的长兄席伦的关系，被天全县长委派到灵关殿小学任校长，他的妻子贺伯琼（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则担任教导主任。有了这样的公开身份做掩护，席懋昭在天全县与二音院（观音寺）主任教员、中共地下党员魏守端取得了联系，开展地下工作。
1935年6月6日晚，席懋昭带领游击队在天全县城附近迎接红军，并带领红军先遣队1军2师4团避开敌人重兵把守的大路，抄小路经十八道水、苦蒿坪直抵灵关殿镇。从此一连6天，红军源源不断从灵关殿镇经过，向宝兴进发。席懋昭和魏守端带领红军战士打开了地主的粮仓，把粮食分给乡亲。
6月12日，红军先遣部队胜利翻越了夹金山。就在红军的中央纵队即将从灵关殿镇启程赶往夹金山时，席懋昭接到中央纵队两名红军指挥员交给的重要任务，要他护送陈云出川。
当时，陈云就住在灵关殿小学。当席懋昭来到陈云住处，一位名叫陈梁的中共地下党员也来到这里。陈梁是四川冕宁县中共沙坝党支部负责人，红军经过冕宁时，他随红军北上，来到了天全县灵关殿镇，奉命与席懋昭一起护送陈云出川。
为了对付沿途的盘查，当时席懋昭、陈梁与陈云一起商量，陈云的“身份”有两种：通常说成“小学教员”，因为席懋昭是小学校长，容易掩护陈云；有时也可以把陈云说成是到川西的做药材生意的“收账先生”，化名“廖家骏”。陈云的算盘打得飞快，熟悉“收账先生”的“业务”。考虑到大批国民党军队正在追击红军，他们商定避开大路，走山路，绕道荥经，再折回雅安，到达成都，再从成都前往重庆。席懋昭在荥经县工作过，对那一带很熟悉。
为了确保陈云能够顺利“过关”，中央纵队红军的指挥员根据席懋昭的建议略施妙计，以给陈云一道“护身符”。
当天，陈云一行在细雨中离开灵关殿小学，踏上征途。就在他们走出灵关殿镇不远的地方，忽然有一个满身是泥水的30多岁的男子急急忙忙从后面追了上来。席懋昭认得此人，大声喊道：“局座，怎么落得这个样子？”
此人正是席懋昭的顶头上司、天全县教育局长熊某人。他作为国民党官员，在红军攻下天全县城时被抓。这天，他从县城被押解到灵关殿镇，红军“一不小心”，被他逃脱——逃脱的时间，恰恰是在席懋昭等刚刚离开灵关殿镇的时候。熊某人的家在荥经县，他是荥经县的地主，红军料定他会从灵关殿镇逃往荥经县，在山路上与席懋昭等“不期而遇”。
席懋昭向熊局长介绍陈梁说，是他冕宁的远房亲戚。接着又介绍了“收账先生”，说是做药材生意的商人（席懋昭随机应变，由于熊某人是天全县教育局长，倘若把陈云说成小学教员，容易“露馅”），他们都是为了躲避“梅老二”（当地国民党方面对红军的代称），结伙从山路逃往荥经县的。
那位熊局长信以为真，也就跟他们三人同行。一路上遇见民团设置的哨卡，见到熊局长，民团一边点头哈腰，一边连查都不查就放行了。
翌日，陈云一行顺利到达荥经县城，这天恰巧是陈云30岁生日。陈云出生于1905年6月13日，当天正是他的“而立之年”。
毕竟是“患难之交”，熊局长热情地邀请陈云一行到他家做客。盛情难却，陈云等在他家住了一晚，毕竟重任在身，不敢久留，第二天一早就朝雅安进发。
就这样，走了五六天，顺利地过了一关又一关，陈云一行来到了成都。
成都风声甚紧，这是因为蒋介石正坐镇成都，亲自指挥围剿红军。蒋介石从1935年3月2日入川，在四川坐镇150多天，发誓要全歼红军于四川。就在陈云到达成都的前几天——1935年6月14日——蒋介石还在成都发布命令，在四川正式实行保甲制，提出“编组保甲，清查户口”，以“追堵”红军于长征途中。
进入成都时，陈云为了减小目标，与席懋昭、陈梁分头活动。
陈云单独前往联络点——美丰银行——找到董事胡公着先生，出示了刘伯承的一封亲笔信。胡公着先生乃是刘伯承好友，当即招待陈云住下。
陈云还交给胡公着先生一张文稿，请他派人于次日早上把文稿送至春熙路中段31号的《新新新闻》报馆刊登。文稿上《廖家骏启事》是事先拟好的：
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这是陈云与周恩来约好的联络暗号，倘若在《新新新闻》上看见《廖家骏启事》，就表明陈云已经顺利抵达成都。
陈云不敢在成都久留，住了一晚，便与席懋昭、陈梁在约定的地点会合，结伴从成都乘长途汽车前往重庆。
在重庆，陈云这位做药材生意的“收账先生”真的来到一家药铺，向店主出示刘伯承的一封亲笔信，立即受到了店主的热情接待。原来，这位店主就是刘伯承的弟弟。
刘伯承弟弟家是在重庆较场口附近的大户人家，那里叫“十八梯坎”——也就是18层台阶的意思。陈云一行在刘伯承弟弟家得到很好的休息。
几天之后，刘伯承弟弟为陈云买到从重庆到上海的船票。陈云在朝天门码头与席懋昭、陈梁告别，只身东去上海。
陈云在席懋昭、陈梁的护送下，居然长驱700多公里，穿过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圈，从蒋介石的眼皮底下，安然前往上海……
席懋昭护送陈云出川，过程也颇为曲折，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就是根据这一内容，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陈云出川》。
在上海重逢潘汉年
一路风险，陈云于1935年6月底到达上海。
据当年从无锡赶往上海掩护陈云的孙诗圃回忆，陈云到了上海之后，住进了上海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新永安路新永安旅馆，那里离苏州河不远。
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之中。陈云一时没有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因为他翻阅报纸，发现公开声明脱党的叛徒名单中有70多人认识自己。
据陈云之子陈元回忆，当时陈云曾经被国民党特务认出：
当时苏州河上有十几座桥，每座桥头都有国民党特务，很多都是叛徒，认识他，而且很多地方都挂着通缉他的像。那一次，他不幸碰见一个特务，立即对特务说，我警告你，如果你敢揭发我，共产党饶不了你，早晚一天要找你算账！陈云做那么多年地下工作，特别能掌握叛徒的心理。果然那个特务被吓住了，把帽子往下一压，一扭头，就装作没看见过去了。
陈云打电话给当时担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的章乃器，请章乃器转告章秋阳，约他见面。
章乃器这人，曾两次名震中国：一是1936年11月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一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成了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的当事人之一；二是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成为“反右派运动”的重点批判对象。
其实，章乃器和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关系，并曾给了中国共产党许多帮助。
据《七君子传》载：
早在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期间，中共地下党领导人杨贤江在武汉活动，经常有款项汇给上海的同学郑文利。郑托章乃器经手存入浙江实业银行。有次杨汇来6000元巨款，国民党当局跟踪追查，章乃器得到消息，迅速将存款转移，结清账户。国民党查到银行，一无所获。党的经费安然无恙，郑文利亦避免了一场灾祸。
又据路易·艾黎回忆，他曾经手把一笔中国共产党的经费带到上海，交给宋庆龄，凑足1万元，由章乃器以银行的名义汇给了在西安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负责人刘鼎。这笔钱，后来被刘鼎派了很重要的用场。
章乃器的三弟章秋阳，又名章郁庵，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和陈云一起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与陈云颇熟。
章秋阳离开商务印书馆之后，从事地下工作，公开身份则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他曾多次把从苏区运来的金银换成钞票，作为中共经费使用。
陈云通过章乃器，与章秋阳联系上了。
于是，章秋阳立即把陈云从上海新永安旅馆转移到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358弄尚贤坊21号。
当时，在无锡以新监书记员为公开身份的孙诗圃，奉中共组织之命来到上海，和章秋阳接上了头。
据孙诗圃回忆，章秋阳曾考虑把陈云转移到无锡，以求更加安全。这是因为孙诗圃和无锡新监主管邢源堂交情很深，可以借这个关系掩护陈云。于是，孙诗圃回到无锡，对邢源堂说，有个姓李的朋友在交易所里亏了几千元，为了筹款还债，到无锡避一下风头。邢源堂答应给“李先生”安排食宿。
当孙诗圃再次来到上海，章秋阳又改变了计划，决定陈云仍留在上海，因为陈云急于要与先期来沪的潘汉年接头。
这样，经陈云同意，章秋阳把陈云从尚贤坊转移到上海英租界山西北路老泰安里111号唐文云家中。唐文云是章秋阳的妻子，当时在华商证券交易所工作。
后来，陈云再度转移。章秋阳把陈云安排在上海北京路靠近浙江路的一家钢铁商店楼上，每天由唐文云的幼子俞三元，给陈云送来三餐和报纸。
陈云终于按照事先的约定，秘密地与潘汉年的表妹夫潘企之（即潘渭年）和表妹吕鉴莹接头。
潘企之把陈云来沪的消息告诉了中共中央临时上海局宣传部部长董健吾、中共中央临时上海局负责人浦化人以及潘汉年。
陈云和潘汉年在上海重逢了！
从董健吾和浦化人那里，陈云得知，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国民党中统特务的严重破坏，直至不久前才成立了中共中央临时上海局。另外，连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即劳伦斯）在上海也遭逮捕，因此在上海已无法跟共产国际进行联系。
这样，陈云和潘汉年决定赴苏联，直接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遵义会议以及红军的情况。
在莫斯科争得斯大林的支持
陈云在上海秘密会见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请求她帮助安排赴苏。
宋庆龄安排陈云搭乘一艘苏联货轮，由潘企之护送。与陈云同行的有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瞿秋白夫人杨之华，还有何叔衡的女儿何实楚。
这样，陈云一行于1935年8月5日离沪赴苏联。
这是陈云第一次出国。
潘汉年没有和陈云同行。因为担心万一遇上麻烦，两人同遭不测，就无法完成肩负的重大使命——他俩分头来沪，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陈云从上海乘苏联货轮到达海参崴之后，经西伯利亚大铁路到达莫斯科。
潘汉年则于1935年8月下旬离开上海，前往苏联。严朴与潘汉年同行。
严朴乃严慰冰之父，严慰冰乃陆定一夫人。在严慰冰所写的《严朴生平》中曾提及严、潘二人这次苏联之行：
1935年秋末（笔者注：“秋末”有误），严朴与潘汉年由上海乘船赴苏联。
到达莫斯科时，正值十月革命节。那天晚上，他第二次见到斯大林。
据严朴次女严昭告诉笔者，陈云与严朴友谊甚笃。所以，当严朴于1949年6月5日病故时，陈云亲自为他写了《严朴同志传略》，发表于1949年6月9日的《人民日报》……
1935年8月20日，陈云到达莫斯科之际，正值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刚刚结束。
共产国际“七大”举行时，虽然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召开了遵义会议，但是毛泽东和王明、张国焘、朱德均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王明被选入主席团。季米特洛夫受命直接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王明、康生、王荣（吴玉章）、梁朴（饶漱石）在大会上发言。
就在共产国际“七大”期间，出于对断了线的中国共产党的关注，共产国际派出一位重要的密使前往中国，寻找中共中央。
此人是资深的中共党员，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已生活了近3年。
在莫斯科时他叫“李复之”，受命回中国时临时取了个化名“张浩”。回到中国后，在中共内部，他又使用“林育英”这名字。然而，在他赴苏之前，国民党曾以高额赏金缉捕此人，而悬赏布告上却写着他的化名“林仲丹”——其实，他的本名叫林育英，字祚培，湖北黄冈人，是林彪的同乡、堂兄（林彪本名林育蓉）。他的母亲姓张，因此取名张浩。
林育英的名字如今鲜为人知，可是当他作为共产国际特使回国后，曾起过重大作用。
就在林育英刚刚启程离开莫斯科时，陈云和潘汉年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正急切地想知道中国共产党的近况，陈云和潘汉年的到来，可谓“及时雨”，把断了的线接上了。
当时，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中，王明任候补书记，康生、毛泽东等为常委，陈云等为执行委员。
陈云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从长征途中来到莫斯科，使共产国际喜出望外。陈云和潘汉年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了汇报，向共产国际领导作了汇报。这一报告的俄文原始记录稿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报告”，1996年中国驻俄使馆工作人员在俄罗斯找到了这一报告的俄文记录稿。
陈云的报告在当时被整理成文章《英勇的西征》，于1936年春发表在共产国际主办的《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详细介绍了红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的遵义会议以及新的领袖毛泽东。
杨云若、杨奎松着《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一书，写及了陈云、潘汉年向斯大林及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
陈云潘汉年等一行人从上海辗转来到莫斯科，带来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笔者注：亦即遵义会议决议），说明了中共中央和中国红军领导机构的变动情况，并且介绍了中央红军长征至四川一段的作战和损失情况。陈云等人的汇报，使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代表团自红军长征后第一次了解到中国革命真相。共产国际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决定，对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表示赞赏，但对主力红军人数的锐减颇为震惊。季米特洛夫等人敏感地意识到，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形势和条件的估计，同实际情况是有一定距离的……
陈云和潘汉年此行，使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决定，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胜利——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改换了领袖，必须得到共产国际以及斯大林的同意。
这当然使博古、李德极为扫兴。
李德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曾写及：
博古指望，或迟或早会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王明是中共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恢复联系，并“纠正”现时的政治路线。他所希望的，正是毛所疑惧的。
连李德也承认，陈云成功地完成了毛泽东交付的使命，向共产国际陈述了遵义会议的决议，争取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
陈云和潘汉年的苏联之行，使博古的希望落空，也使李德失去了“告状”的勇气。
陈云有着强烈的学习愿望，他在莫斯科一边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一边在列宁学校学习。
列宁学校是共产国际创办的专门为各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1935年10月9日，列宁学校召开学生资格审查会议，听取并同意接收中国共产党选派的陈云等11名学员入校学习。陈云的学生证编号为4572号。10月11日，列宁学校副校长签署了录取陈云等11名中国学生入校学习的第103号决定，陈云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学习生活。
列宁学校开设的课程，主要是列宁主义问题、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问题和中共党史等。陈云非常珍惜这样的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以及中共党史的机会。
陈云过去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学习过英语，这次有机会重新学习英语。他每天背30个英文单词。陈云后来说：“1935年我到苏联，看不懂英文报纸，要人家翻译成中文。后来我旁边住了一位大学生，我就跟他学英文，用了几个月工夫，马马虎虎能看懂报上一点消息了。”
由于学习刻苦，1936年5月8日，陈云获得列宁学校学习“突击手”称号。
陈云不光是当学生，后来还当了“代理副教授”。那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了进一步为中共培养干部，于1936年2月11日推出了《关于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决议》，委托陈云等9人组成专门委员会。3月1日，莫斯科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干部处聘请陈云担任“党建、工会建设代理副教授”，从1936年3月1日起，每年100课时，每课时报酬16.66卢布。
尽管陈云有着在莫斯科列宁学校学习的学历，甚至在莫斯科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担任“代理副教授”，可是陈云在填写履历表时，文化程度一栏一直写着“小学”。
搭乘王明专机飞回延安
1937年11月29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齐集延安机场，静候着一架专机的降临。
一个黑点在天际出现，隆隆机声由远而近，一架苏制军用运输机终于降落在机场。
这架飞机来自莫斯科。只是由于续航能力有限，不得不中途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和甘肃兰州降落、加油。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根据苏联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协定，开辟了西北航线，从苏联运输军用物资来中国，帮助中国抗日。这样，苏联运输机就不定时地在莫斯科、迪化、兰州之间飞行。这架运输机在飞抵兰州之后，原本要返航苏联，却从兰州秘密地飞往了延安……
自从红军经过艰难的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便以延安作为“红都”。
从机舱里走出一位个子矮小的人物，那双高统发亮的黑皮靴显得格外醒目。他摆着一副领袖的架势，在机舱门口站了片刻，频频向欢迎的人们招手，留下充分的时间给摄影记者拍照。
此人便是王明——陈绍禹。自从1931年10月18日和妻子孟庆树在上海登上赴苏海轮，匆匆6个春秋。离去时，上海一片白色恐怖；眼下，陕北不仅拥有南北长900里、东西宽800里的红色区域，有10多万人的红军，而且红都延安居然有飞机场——虽说这机场那般简陋，不过是一片山间平地罢了。
和王明同机来延安的，还有陈云和康生。
当时在场的张国焘，后来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中，这么写及：
我们到达飞机场，毛泽东、张闻天等也同时来了，我们站得远远的；机场已有相当的戒备，似乎都不知道飞机里面载的是甚么人物。大概毛泽东早已接到了莫斯科的电报，告以王明等要来，毛并未公布；王明等回来的确实日期如何来法，连毛泽东也不知道。直等到王明从飞机走出，陈云、康生也跟着下来，我们才急步向前，彼此握手拥抱。当时一堂欢叙，所谈都是高兴的事。我已有8年没有看见王明，陈云大约12年没见，康生也有6年半了。叙起旧来，材料当然特别多。这种欢欣鼓舞的气氛，似乎以前延安从未有过。
张国焘还回忆了当时王明所说的这次秘密飞行的经过：
座中，不记得是哪一位提到，以后莫斯科与延安间可否通航，以便运输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来延安。毛泽东闻言大感兴趣。王明立即解释说：根据中苏谅解，苏联空军飞机在中国境内，只供国民党政府调遣；他们这次乘空军飞机来，是秘密的和非法的行动。王明继续说及：他们在兰州等了几天，等到今天天气好才上机。一路由飞机师按照地图，好不容易才摸索到了延安上空，低飞到看见延安城门口的大标语时才降落机场。因此王明指出由苏联飞机输运军火来延安的事恐怕办不到。毛泽东听了感慨再三地说：拿那么多军火给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多少分给我们一点呢！
陈云虽然和王明、康生同机飞抵延安，但他并不是跟王明、康生一起从苏联回来，而是在迪化搭上他们的飞机。
陈云在1935年9月到达莫斯科，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作了汇报之后，便留在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当时，代表团的团长为王明，副团长为康生。
陈云在莫斯科，写出了那本化名“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以便能让国外以及国内的国民党统治区的读者了解红军，了解中共。这本书自1936年3月起，在法国、苏联和中国出版发行。
陈云在苏联住了一年多，在苏联的这一段时间里，陈云比较详细地研究苏联，了解苏联的经济模式。
就在陈云离开莫斯科，踏上回国之途，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西安事变”。
陈云不得不在阿拉木图停留。直至1937年4月，陈云才来到新疆迪化，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
当时的新疆，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地方：这里离苏联很近，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颇强。
1935年6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就派出在苏联多年的俞秀松等25名中共党员，进入新疆。
俞秀松是资深的中共党员，早在1920年就在上海参加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他担任第一任书记，后于1925年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俞秀松来到新疆，担任“反帝总会”秘书长。“反帝总会”实际上是在中共领导之下的组织，各部部长几乎都是中共党员，而名誉会长却是盛世才。盛世才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当时愿与苏联、中共建立联系，支持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他在1941年后又转为反苏反共）。
陈云到了新疆，和俞秀松一起工作，使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力量更加壮大。
陈云还利用当时国共合作的有利气氛，让盛世才同意西路军余部400多人进入新疆迪化。
西路军是1936年红军经过长征到达甘肃会宁后组成西渡黄河的。由于张国焘的干扰，西路军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马家军”——马步青、马步芳部队——血战于河西走廊。
2万多人的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
陈云和化名李广的滕代远一起，到甘肃、新疆交界处的星星峡，去接应李先念所率的西路军左支队，来到迪化。这支部队当时对外称“新兵营”，实际上是西路军总支队。
1992年7月21日，陈云在《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中写道：
我和先念同志相识，是在1937年4月。那时他率领西路军余部400多人，浴血奋战，历尽艰辛，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我以中央代表名义从苏联回到迪化（今乌鲁木齐），然后去星星峡接应他们。这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部分力量，尤其是保存了一批干部。
当时，陈云、滕代远等率几十辆汽车，带着大批的生活用品来到星星峡。陈云同李先念等紧紧握手。
看到西路军战士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陈云非常难过。他大声地对这些九死一生的战友说：“有什么话，有什么事，以后慢慢说，你们先给我执行两项任务：第一吃好饭，第二要睡好觉。”陈云把从迪化带来的物资分给大家，“每人一套棉衣、一套单衣、一件衬衣、一双皮靴、一双皮鞋、一双袜子、一个瓷杯、一双筷子”，还有“大批的羊肉，苏联的纸烟和白糖”。陈云还发电报请盛世才再空运一批物资。盛世才答应了，两次派飞机空投衣物、粮食、枪支、弹药。这样，聚集在星星峡的西路军400多名指战员装备一新。5月4日，西路军坐上大卡车。5月7日，西路军在迪化一个尚未启用的纺织厂工人宿舍里住下。中国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终于在中国西北得以保存。
陈云还在新疆组建了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航空队。1986年2月9日，陈云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着的《天山风云录》一书题写了书名。这本书便记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组建第一支航空队的历史。
陈云在新疆工作了半年。后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发接替陈云在新疆的工作。
这样，当王明、康生从苏联回延安之际，陈云便搭王明、康生的飞机，同机抵达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