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于1935年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陈云极为巧妙地借“军医廉臣”之见闻，写出了当时被国民党称为“赤匪”的红军及其领袖的真实面貌。
在去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上遇险
上海不断吃紧。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受到国民党特务越来越紧的追踪……再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江西的苏区在不断扩大。
1932年10月下旬，在上海的共青团中央机关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大搜捕，共青团书记袁炳辉在被捕后叛变。
博古和张闻天原本都住在上海共青团中央机关，如果不是及早获知风声，也会落入魔掌。
国民党特务在破获共青团中央之后，便把搜捕的目光紧盯着中共临时中央。
看来，如果中共临时中央继续留在上海，迟早会落进特务手中。
为此，中共临时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处境的危险，共产国际同意“中央首脑机关迁入江西中央苏区”。
这样，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于1933年1月17日作出决定，迁往江西苏区。
中共临时中央的“三驾马车”——博古、张闻天、陈云——决定前往江西苏区。
留在上海的中共机关，改称“中共上海中央局”（又称“白区中央局”），指定由康生、卢福坦、李竹声三人负责开展白区工作，并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
1933年1月下旬，张闻天先走一步，几天后陈云和博古同行。他们三人秘密地离开了上海，向江西苏区进发。
就在他们三人离开上海不久，1933年4月（据国民党中统特务庄祖方回忆，是在1933年2月），卢福坦便落入了国民党特务手中——这件事也证明了上海当时的环境确实险恶，博古、张闻天、陈云如果不早走一步，也极有可能被国民党特务所抓获。
卢福坦，工人出身的中共党员，1927年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他在被捕之后，也和向忠发、顾顺章一样叛变。卢福坦后来甚至加入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担任中统上海区情报行动股股长。
解放后，卢福坦在1951年5月被公安机关逮捕，1969年11月被处决。
当时，从上海前往江西“苏区”，也颇为艰难。一路上，国民党特务设置了一道道关卡。笔者采访了当年奉命接应陈云进入江西苏区的卓雄，这才弄清了其中的秘情。
笔者费尽周折，在北京高干住宅区里，找到了卓雄。年近八旬的他，看上去如同一尊弥勒佛，很难想象这就是当年以机灵能干出名的“小侦察”。
卓雄原名赵才廉，由于其表叔思想激进，他12岁就被表叔带出去参加革命。1927年，15岁的他加入中共。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即毛泽东前妻贺子珍之妹贺怡的前夫）为他改名“卓雄”。
小小年纪，他当上团长，在湖南文家市战斗中立了功，人称“小将”。可是，肃ab团时，居然肃到他的头上！幸亏毛泽覃（毛泽东之弟）、黄公略保了他。王稼祥也说：“笑话！这么个小鬼，也是ab团？”这一句话，就“解放”了他。于是，他调到国家政治保卫局（今国家安全局的前身）。局长邓发手下有个执行部，部长是李一氓，就叫他当执行科长。
来来回回，在秘密交通线上迎接、护送从上海来的首长，便是执行科长的任务。
卓雄这位科长，带着十几个十七八岁的小红军，一色挎双枪（一支盒子枪、一支小手枪），出没在闽西的山区里。
卓雄对笔者说，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进入江西苏区时，是他去接的。林伯渠进入苏区，也是他接的。还有许多人，进入苏区时，用的是化名，他不知道接的是谁。他记得，陈云是和博古一起进入江西“苏区”的，是他去接的。
据卓雄回忆，从上海到江西苏区，曾有好几条秘密交通线。由于屡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后来只剩下“奉星社”这一条秘密交通线仍保持畅通。“奉星社”是沿途地下交通站的组织。这条秘密交通线是从1928年逐步建立起来的，大体上的路线是从上海坐船到广东汕头，从那里乘车到潮州，坐小船沿韩江北上，到达粤北大埔。由那里进入闽西，经永定县、上杭县来到汀州，转往瑞金。沿途有“奉星社”的一个个秘密交通站。聂荣臻曾经由这条秘密交通线进入瑞金，他记得：“我们和秘密交通站接上头以后，一切行动都听向导的，不该问的，什么都不能问，你问他，他也不会告诉你。靠近城镇地区，你只是远远地跟在向导后边走就行了。他说白天走就白天走，他说晚上走就晚上走。”项英是这样进来的，周恩来也是这样进来的。
“奉星社”秘密交通线的那一头，由中共特科在上海安排，这一头，由国家政治保卫局护送。
在卓雄去接博古、陈云的那一次，差一点出了大事：卓雄已经护送他们来到闽西永定县境内，夜里，他安排博古和陈云住在一个小煤窑里，不知怎的，消息走漏，1000多敌军包围过来，而卓雄手下只十几个小青年。幸亏卓雄急中生智，带着两名队员绕到西山上打了几枪，一下子把敌军吸引过去了。趁着夜色如黛，趁着大雪纷纷扬扬，另一批队员带着博古、陈云突围，总算化险为夷。
卓雄记得，在护送时，每人腰间都捆了一袋盐，因为当时被国民党封锁，食盐成了奇货。他们昼伏夜行，专拣山野上荒僻的“野鸡路”行军。好在全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跳跳蹦蹦就过去了。
他们夜里行军，白天休息，路过“奉星社”的每一个交通站时，并不住在站内，而是住在野外的“马架子”下。所谓“马架子”，就是“人”字形的木棚、竹棚，上面用树枝伪装，他们挤在里面睡觉。“奉星社”的人给他们送来吃的，即红米、山芋、南瓜和苦菜。只有卓雄知道“奉星社”的交通站在哪里，谁是交通员，站与站之间、交通员与交通员之间，没有横的联系。这是一条极其机密的交通线，不是重要人物，不走这条线……
卓雄记得，当历尽艰险，终于到达“苏区”时，陈云往地上一躺，伸开手脚，呈“大”字形。陈云大声笑了起来，说道：“总算到‘家’了！”
在瑞金进入中共领导核心
陈云来到了江西“红都”瑞金，住了下来。
瑞金这地方，据云在1000多年前盛产黄金。古语道：“人以金为瑞。”于是，便得名“瑞金”。
其实，瑞金是江西东南部一座贫困的小县城。
1931年8月，邓小平和他的前妻金维映来到瑞金，邓小平出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1931年11月7日（这天是苏联十月革命节），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这里宣告成立，建都瑞金，改瑞金为“瑞京”。
自从设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迁来瑞金之后，便与原本在这里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称“中共中央局”，由博古任总负责。这个“中共中央局”，亦即中共中央。
陈云到了瑞金，仍负责工会工作，在瑞金县沙洲坝乡胡岭背村的全国总工会，和刘少奇一起办公。
陈云细细阅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这部劳动法是1931年11月制定的。陈云发现，这部劳动法虽然是想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谋利益，但是有许多地方照搬苏联的一些做法，完全脱离了江西苏区的实际情况。例如：
工人们实行8小时工作制（这在当时是“超前”的），青工们甚至只工作6小时。星期天发双薪，工人参军前要预支服役工资……
为此，陈云于1933年4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了《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陈云以为，这是一种“左”的错误，他写道：“这种‘左’的错误，非但不能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积极性，相反的，只能发展一部分工人不正确的浪漫生活。”
1933年6月，陈云来到福建省长汀县城，考察那里的工人运动。
陈云还在1933年7月15日出版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18期上，发表《怎样订立劳动合同》和《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两篇文章，对江西苏区的工会工作谈了自己的意见。
就在陈云到达江西“苏区”不久，那里形势日益严峻。1933年10月，蒋介石采取“步步为营”的新战略，对江西“苏区”发动强大的第五次“围剿”。在中共党内，博古掌握大权，加紧排斥毛泽东。邓小平这时受到点名批判，即所谓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
1933年9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籍军事顾问李德到达瑞金。从此，博古把军事指挥权交给这位实行“左倾”军事路线的“洋高参”。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红都瑞金举行。会议的基调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这“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就是指毛泽东。
在这次会议上，陈云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会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项英、陈云、王明、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为：刘少奇、朱德、关向应、邓发、凯丰。
陈云还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王明、张国焘。
此外，据钱听涛《他们，完成了一次历史的转折——从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组成人员考析》（原载《上海党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文献，项英是否进入了常委，尚待考证。
关于陈云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常委一事，陈云本人曾持否定的态度。
陈云在1982年12月28日所写《对遵义会议调查报告中几个问题的答复》中说：
（六届五中全会）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
为什么在有的历史文件中或一些同志的回忆中会出现书记处书记、常委的名称呢？我想，这是由于当时中央虽然没有正式设书记处、常委，但有一个处理日常工作的领导核心，而这个核心的名称又不那么固定，不那么严格的缘故。
但是，在陈云去世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讣告》中却写明：
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
为什么《讣告》所述与陈云所忆不一致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钱听涛先生曾作了如下考证：
经中央档案馆李云龙查阅了许多文件、电报和会议记录，发现：六届五中全会时开始正式成立书记处。当时一切组织问题是请共产国际决定的，因此五中全会召开前曾拟出政治局、书记处名单，向共产国际请示。今有1943年9月7日、11月21日张闻天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记录为证，还存有1933年12月5日博古发给共产国际的一份电报及1933年12月12日共产国际对此电的复电，均提到成立书记处。这是可靠的原始档案。至于陈云所以会产生以上回忆，我认为是由于当时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重大问题并未召开书记处（常委会）会议讨论，特别是在博古主持工作的一段时间内。如召开六届五中全会这样重大的事情，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就未让参加会议的准备工作，而不是政治局成员、仅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担任军事顾问的李德却在1933年9月到达瑞金后就取得了中央军事指挥上的决定权。所以陈云记忆中未有书记处（常委会）。五中全会成立的书记处，其职权相当于过去的常委会，而且两种名称常常混用。
陈云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常委，表明他进入了中共领导核心，同时还兼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
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
据1934年2月12日《红色中华》报道：
2月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一致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林伯渠、邓振询、朱地元、邓发、方志敏、罗迈、周月林等17人组成主席团，为执行委员会闭幕后之最高政权机关，并以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1934年夏，陈云负责中央苏区的军需工作。
刘英回忆长征中的陈云
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结束之后，江西苏区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国民党军队对江西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屡屡得手，包围圈越缩越小。
1934年10月10日，这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在这一天，中央红军悄然开始向西突围，当时叫做“西征”。后来，这“西征”竟然“征”了二万五千里，变成了“长征”。
1934年10月20日夜，陈云率陈伯钧领导的中央红军后卫部队5军团13师，从江西于都河石尾渡口出发，渡河西进，踏上了长征之路。当时，陈云担任第5军团中央代表（后来改任军委纵队政治委员）。第5军团为后卫军团，共1.2万多人，军团长为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由于是后卫军团，所以成了最后一支开拔的长征部队。
在长征中，第5军团断后，而蒋介石部队紧紧尾追，所以第5军团格外艰辛。
刘英（后来成为张闻天夫人）曾在陈云手下工作，陈云跟她同庚。长征途中，陈云还担任地方工作部部长，刘英、贾拓夫、蔡畅等都在这个部。
刘英向笔者讲述了长征中的陈云。刘英的客厅里，挂着陈云所书条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陈云借用鲁迅的诗句，“书赠”刘英的。
刘英告诉笔者，地方工作部是做群众工作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就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在长征途中，红军每打下一座城市，地方工作部都要派出一支先遣队，进入城市做群众工作。
刘英说，陈云全身心投入工作，办事很细心，经常是先开会布置，然后又严格地进行检查。陈云平时话不多，不抽烟、不喝酒，穿着也很朴素。他喜欢听评弹，可是在长征途中，哪有评弹可听？
刘英记得，在过金沙江的时候，岸边挤了许多部队，都想早点过河，秩序有点乱。这时，陈云担任总指挥，有条不紊地指挥过河。他很沉着、冷静，大家都佩服他，听他指挥。
那是在1935年5月中旬，中央红军在云南禄劝县西北的皎平渡口北渡金沙江。
为了指挥渡江，专门成立了渡江司令部，由刘伯承担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
陈云自己也曾这么回忆：
各部队按到达江边之先后，依次渡河，不得争先恐后。并在未到江边前，沿途贴布渡河纪律。部队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能走近船旁，必须听号音前进。而且每一空船到渡口时，依船之能渡多少人，即令多少人到渡口沙滩上，预先指定先上哪一只船。每船有号，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并表明坐位次序。不得同时几人上船，只能一路纵队上船。每船除船夫外，尚有一船上司令员，船中秩序必须听命于这个司令员。而红军之对于服从命令纪律之严，亦非国民党军所可及。即如红军中军团师长渡河时，亦须按次上船，听命于渡河司令部，不稍违背。
1992年4月9日，陈云为那里渡口所建的“红军渡江纪念碑”题写了碑名。
在渡过金沙江之后，1935年5月下旬，红军飞渡四川省泸定县内的铁索桥……
刘英说，陈云办事有条有理，讲话也是如此。他原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学徒，很早就跟书打交道，养成了读书的习惯。陈云看书不是东翻西翻，而是一本一本地钻研。他很稳重，肯学习，本来不懂经济，后来，很仔细钻研经济理论，成了党内的经济专家。
刘英说，那时对毛泽东习惯于称“主席”，朱德称“朱老总”，对刘少奇、陈云则称“少奇同志”“陈云同志”，而对邓小平则直呼“小平”。
假托军医之口述长征
除了刘英向笔者回忆长征中的陈云外，笔者还见到陈云化名“廉臣”所写的关于长征的颇为风趣的小册子。
说实在的，当时，在我准备写陈云传记之后，才比较仔细地读了陈云的着作。
他的着作大部分是关于经济和组织建设方面的，全是政治论文的严肃笔调。这些文章和陈云在屏幕上出现时的严肃面孔仿佛是一致的。
陈云总是给人一种不苟言笑的印象，就连他的老秘书萧光华也对笔者说：“我们在为首长编《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一书时，特地挑选了一帧他大笑的照片，以改变往常人们对他过于严肃的印象。”
直至得知“廉臣”是陈云的笔名，我这才明白，原来陈云还写过如此风趣、生动、活泼的文章……
我是喜欢看“闲书”的人，在好多年前便读过署名“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那是一篇富有趣味的文章，所以我读过之后，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样的文章居然出自陈云笔下。
《随军西行见闻录》写于1935年，翌年3月在法国巴黎中共主办的《全民月刊》创刊号上开始连载，同年7月在苏联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
《随军西行见闻录》在《全民月刊》首次发表时，注明“廿四年八月于沪滨”，意即1935年8月写于上海。
不久，此书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广为流行，出现各种不同的版本。其中，明月出版社出版时，把书名改为《从东南到西北》。大文出版社出版时，书名用《长征两面写》，除收入“廉臣”的文章之外，还收入美国着名记者斯诺《两万五千里长征》一文。
陈云正是为了便于此书在国民党统治区广为流行，所以不仅署了个鲜为人知的笔名“廉臣”，而且用“假托”的笔法来写。这可能由于陈云从小受到评弹的熏陶，所以在文学方面也有一定修养。
据称，这位“廉臣”先生是一位国民党部队的军医，“服务于南京军者4年，前年随南京军59师于江西东黄陂之役，被俘于红军。被俘之初，自思决无生还之望，但自被押解至赤色区域后方之瑞金后，因我系军医，押于赤军卫生部，赤军卫生部长贺诚亲自谈话。当时因赤军中军医甚少，他们要我在赤军医院服务，并称愿照59师之月薪，且每月还可寄回60元安家费。我系被俘之身，何能自主，惟红军尚有信用，除每月支薪外，即每月之安家费，亦曾得着家母回信按月收到。自此以后，我几次被遣至石城之赤军预备医院，时而调回瑞金之卫生部”。
在编造了这么一大套假托之词后，陈云便描述他以“军医”身份，如何为“朱、毛”——朱德、毛泽东——治病。
“廉臣”写道：
这些名闻全国的赤色要人，我初以为凶暴异常，岂知一见之后，大出意外。我第一次为毛泽东与朱德诊病时，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辞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到我，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这两个红军领袖人物，实与我未见时之想象，完全不同。
“廉臣”还写道：
赤军……之作战方法，常以出奇制胜，此均为毛泽东、朱德之特长。故在红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
赤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兵士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饭食一律平等。
赤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故朱德有“火夫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
赤军领袖自毛泽东、朱德起，从无一人有小老婆者；赤军军官既不赌博，又不抽大烟；赤军军官未闻有贪污及克扣军需者。
我觉得毛泽东、朱德非但是人才，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因为没有如此才干者，不能做成这样大的事业。此外，如周恩来、林祖涵等远在国共合作时，已是当时国内政治上之要人。周恩来为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国内各方军队之黄埔学生很多与周熟悉者。
周恩来之勇敢、毅力之办事精神，黄埔学生对之仍有好感。
陈云极为巧妙地借“军医廉臣”之见闻，写出了当时被国民党称为“赤匪”的红军及其领袖的真实面貌。
陈云十分生动地描述了红军长征过老山界时的情景：
老山界这个山高得非常使人发急，到了一个山顶，见前面只有一个高峰了，不料上了那个高峰，前面还有一个高峰。这样一个又一个地爬着高山，大家不停喘气和汗流浃背。
正在这个时候，忽听见隐隐有留声机的声音，正唱着：“骂一声毛延寿你卖国的奸贼……”
一片子唱完，又听见一阵歌声：“同志们快起来拿刀枪，我们是人民的武装，要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原来是政治部的宣传队正摆着宣传棚，为鼓励行军、提起部队精神，使之忘却行军之疲劳。在宣传棚旁边的石头上，拿粉笔写着：“同志们努力啊！还有25里就到山顶了。”“竞赛一下，谁先上山顶？”经过宣传棚的留声机和唱歌，的确我们爬上山的疲倦忘掉了。我们队伍内那些小看护生也唱起来了：“……骂一声×××你卖国的奸贼……为什么投日本，你丧尽了良心。”这样一唱，又到处引起唱着：“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我们真快乐……”唱了一阵以后，大家还是照着路向上走，这样走了共有12个高峰，才到山顶。当然到了山之最高顶，大家就兴高采烈，精神也兴奋了。时间已经下午4时了，但是80里路的高山，终于走到了山顶。
陈云还这么细腻地描述了红军渡金沙江的情景：
金沙江宽约等于黄浦江之一半，立于江边不能闻对岸之呼声。水流自西而东，流速极快，计每秒钟约有四五米。上游山高，水如瀑布而下，平时水浪已有一二尺，但风雨作时，则水浪骤增至三四尺，金沙江之风势，真是吓人。我渡过之时正值怪风骤起，沙滩上之沙，随风飞舞，河边居民在石洞所筑之草屋被风吹去。我站立路中，忽来一阵巨风，竟立足不住而被吹倒于地下，因此我等莫不叹金沙江风威之大。但半小时后，风停雨止，且见太阳。询问居民，始知金沙江边之风雨每吹不过半小时，过后就晴。中国西部气候变化之巨，由此可见一斑。
金沙江如此水急，因此不能通船只，自宜宾以至泸州，才通木船，泸州以下则通轮船。但金沙江之渡船在东川、巧家以下则船只较多。巧家以上每渡口最多10余只。龙街以上则只通皮船。船以兽皮制造，每船只渡一人。上游之所以用皮船者，因水流太急，江中礁石极多，木船易破。
赤军渡河时，不能架浮桥，只在交西渡渡口及其附近上下渡口搜集6只木船，大者可渡30人，小者可渡11人。而且船已破烂，常有水自船底流入，每次来回，均须专人在船舱将流入之水以木桶倒入江中，才能复渡，故危险异常，渡河速度因水流太急，故每小时只能来往三四次。而赤军全部人马，几乎都从此渡河，故除日间渡河而外，夜间则于江之两岸，燃烧木材，火光照耀江面，终夜渡河。
赤军之渡过金沙江而仅凭此6只破烂之船，国人未目睹此或不信之。但事实赤军确仅仅靠这6只破船以渡江。当然赤军之所以能如此从容渡江，最大原因，是由于南京军、滇军中了它的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故有充裕之时间渡过全部人马。而且全部渡完两天之后，追军才到，所以掉队落班者亦极少。但另一个原因，则因赤军之渡河技术，有极好的组织。
试想，如无较好的组织，则在渡河时，人马拥挤，一不小心，小船即可翻身，而船只有损失，即将延长渡河时间矣。故赤军在各方面之组织能力，确远优于南京及各省之军队。
陈云假托“廉臣”这么个“小百姓”的眼光，记述了当时鲜为人知的红军长征。由于陈云是长征的亲历者，他又善于抓住种种细节，所以写得如临其境、如闻其声，极具可读性。可以说，这是一本比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早面世一年多的书，1936年7月当斯诺到陕北采访时，陈云此书已在巴黎和莫斯科公开出版了。
果真如同陈云所料，这本以“小百姓”身份写的书走俏于当时的国统区……
我由此注意起陈云的种种笔名和化名。
陈云此名，是他的本名。前已述及，因他从小过继给舅舅，而舅舅姓廖，所以改叫“廖陈云”，又写作“廖程云”。
1929年，陈云在中共江苏省委工作期间，用“廖仲仁”为化名，党内简称为“廖”，这便源于舅姓。
此后，1935年，当陈云到了苏联之后，曾用笔名“廉臣”。
1936年12月，陈云受共产国际特派，准备前往新疆时，化名“施平”。
1937年4月，陈云从苏联回国后，负责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工作，化名“史平”。
显然，这“史平”是“施平”的谐音。他曾以“史平”为笔名，发表过散文《一个深晚》。
此外，陈云还用过许多化名，诸如“陈明”、“成云”、“金生”、“廖陈氏”，等等，总共十几个。
陈云手稿弄清遵义会议之谜
长征途中，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成为中共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史称“遵义会议”。
红军占领遵义期间，刘伯承任遵义警备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
陈云化名“廉臣”所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有这么一段记述遵义的情景：
我以驻军有暇，曾步游遵义全城。遵义地处黔北要冲，有汽车路北通川边之松坎场。自遵义向南，越乌江而直达贵阳。遵义为黔省通川重庆之要埠，因地处川边，故风俗习惯及商业情形，均与川省有密切关系。遵义城有新旧两城，新城为商业集中之区，旧城为官署与住宅区域。两城之间有小河，中贯以石桥。城中官署庙宇，当时悉被赤军驻满。据闻黔军柏辉章师长之公馆（在旧城）驻有赤军总司令部，毛泽东、朱德即驻于此。遵义全城有男女中学校五六所，赤军对于学校机关不驻兵，以示维护教育，但各校均未上课。惟赤军对于青年学生曾特殊注意，派人组织抗日救国会及赤军之友社，等等。
所以赤军进城之第一日即有几十男女学生，大部为中等学校学生，执旗上街演讲，为赤军演说。当我步至县立三中时，见操场上有该校学生之篮球队与赤军篮球队正在比赛。赤军球艺甚精，因平日提倡体育甚力。赤军想尽方法鼓动青年学子，由此亦可见赤军对于青年学子之注意焉。
尤有一事可记者，当赤军在遵义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有一女学生名叫李小侠者，年约20，同情赤军，在大会上演讲，后被举为革命委员之一，为当地学生中之长于交际者。
当赤军退出遵义时，李小侠亦随赤军而去。
当我步行遵义全城时，只见三种店铺门庭若市：一为洋货铺，套鞋、面巾莫不售卖一空；二为书店，遵义城有书店三家，间有上海、南京之杂志出售，此三家书店之新旧书籍、铅笔、抄簿，均售卖一空；三为酒肆，全城面馆、酒楼，莫不利市三倍。遵义城酒肆中颇饶川菜滋味，我亦同二三人去过一次，回锅肉、辣子鸡及各种泡菜，均饶川味，且价极廉。
陈云提及的中学生李小侠，笔者曾于1991年5月26日在遵义采访她，当时她已是一白发苍苍的老妪了……
随着毛泽东的影响日益扩大、政治地位日益提高，对于长征途中所召开的遵义会议的研究也就日益深入。然而，由于在档案中没有找到遵义会议的记录，关于遵义会议的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例如，遵义会议究竟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出席者有谁……
一份关于遵义会议的手稿的发现，一下子解决了许多历史难题，引起广泛注意。
这份手稿，是1956年中共“八大”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前往莫斯科，从苏联运回的一批中共档案中的一件。手稿用蓝墨水直行书写，标题便是“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共8页4000余字。一看内容，便可知是当年传达遵义会议情况的提纲，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其中记载了许多关于遵义会议的重要而前所未闻的史实。
可是，这份手稿显得不完整，首页上标明（乙），显然还有（甲）。（甲）是什么？不得而知。再则，这份手稿是谁写的，没有署名，也不得而知。因此，这份手稿在未得到正式确认之前，无法公开发表。
笔者在查阅有关档案时，只在1959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档案部的一份公函中，见到引用过这份手稿中部分内容，注明那是“一件未署名的文件”。
那份公函表明，早在1959年，当时的中共中央档案部已经注意到这份未署名的手稿。
岁月飞逝，1985年1月，遵义会议50周年纪念日快到了。为了使遵义会议研究深入一步，确定这份手稿的“身份”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于是，中共中央档案馆派人把手稿送到遵义会议出席者手中辨认，以弄清是谁写的。
手稿送到了在北京的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那里，都认不出是谁的笔迹。
陈云是遵义会议的出席者，而且当年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过，此次辨认手稿时，他正在杭州。所以，当在北京的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认不出是谁的笔迹之后，这份手稿被送往杭州。
笔者访问了当时担任陈云秘书的朱佳木。
朱佳木回忆道：
“我收到手稿原件，交给了陈云同志。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叫我，我进了他的办公室。
“他说：‘这是我写的！’
“他的话，使我又惊又喜。
“他的夫人于若木同志看了手稿，也说是陈云同志写的字。
“据陈云同志说，这是遵义会议结束不久，他向部队传达遵义会议决议时写的传达提纲……”
这下子，手稿的来历查清了：又是出自陈云笔下！
这份手稿，是在遵义会议后，陈云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各军团干部会上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的传达提纲。这份手稿，成了关于遵义会议的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经胡乔木对这份手稿进行考证，认为这份手稿是在遵义会议后不久从云南省威信县到贵州省仁怀县鸭溪镇的行军途中写成的，因此写作时间应为1935年2月11日至3月11日之内。
陈云看了胡乔木就这一问题写给他的信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但我同意你们考证的时间。”
这样，这份提及许多前所未知的关键性史实的手稿，署名陈云，先在《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上发表，接着，在遵义会议50周年纪念日——1985年1月17日——又全文公开发表于《人民日报》。
陈云手稿的发表，一下子澄清了许多关于遵义会议争执不休的疑案……
陈云手稿指出：
遵义会议“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由于从周恩来的一份电报中已查明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开始的，“经过三天”，也就是1月17日结束。这样，遵义会议的日期查明了。
陈云手稿指出：
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外，一、3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5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了。
这一段话，给历史学家们帮了大忙。历史学家们把那些当时不在遵义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排除在外，一下子就确定了遵义会议出席者名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即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即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
陈云提及的“林、聂、彭、杨”，即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
再加上陈云提及的李卓然，“李总政主任”（李富春），“刘参谋长”（刘伯承）。
此外，再加上李德和翻译伍修权，还有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总共20位出席者。
陈云手稿如实地记录了遵义会议的主要精神，指出：
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a，也就是李德；博，即博古；周，是周恩来。长征时，他们三人组成“三人团”，是中共最高领导机构。
陈云在会上和周恩来、张闻天等一起支持毛泽东，批判博古、李德。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原为政治局委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
陈云曾经回忆说，他是在1933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才认识毛泽东的，最初对毛泽东并不了解。到了遵义会议时，陈云对毛泽东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陈云称毛泽东“非但聪敏，且有才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才”。正因为这样，陈云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