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金边不久，就遇到了很多新的烦心事。我不得不应付亲王们之间的争吵，他们都声称自己是民主的捍卫者。然而，他们并不关心人民，只是关心他们是否有运气掌握政权，能否把我从王位上赶下去。
山玉成当时正在法国流亡，而回到柬埔寨的却是喜欢阿谀奉承的西索瓦·尤德旺亲王。他是一九七○年（成功地）发动了反对我的政变的西索瓦·施里马达亲王的叔父。尤德旺和比他年龄小的、七十年代成为波尔布特政府负责国防事务的副总理宋成长得很相像，也有些像山玉成。他们三个人的肤色都很深，几乎是黑色的，而且都是带着度数很深的近视眼镜。但和膀大腰圆的山玉成相反，尤德旺和宋成都是细高挑儿，显得比较脆弱。
宋成的外貌只是个假象，实际上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他都是个硬汉子。而尤德旺的身体却很不好，他患有肺结核病。作为柬埔寨的主宰（一九四七年），他“在位”的时间并不比山玉成的时间长。尤德旺回到金边时有三个值得夸耀的方面，即：
规的足球队员了。法国保护制使我成为一个既无权又无责的国王。除了日本人给予的假独立时期（一九四五年三月十日至八月九日），我一直没有掌握政府的领导权。现在王国政府属于莫尼勒，今后王国政府属于尤德旺。像高棉知识分子说的那样，我还能起什么作用呢？还是去过“花花公子”的生活罢。
一九四七年普选，为民主党开辟了胜利道路。这是早已预料之中的事，但是这个党组织得还不太严密，也没有多少朝气。然而这个党的智囊团却很了不起，他们当中有巴黎大学的毕业生、我国最好的经济学家宋双、文学学士姜万和董乌、中学教员辉根托、中央学校的工程师宋云西……以及沈法等。另外，民主党人还得到了佛教僧侣们的支持。而佛教僧侣们的这种态度，又引起了人民群众、政府官员们以及学生和老师们对民主党的支持。
尤德旺的同伙用“恢复民族独立”和重建“人民组成为人民的政府”的诺言来迷惑人民群众。最后这些人还利用了我的“告全国人民书”中的有关段落，即宣布在王国实行民主和要求农村百姓实行集权君主制的民主化。
被人们称之为“民主党”的人，实际上是做文字游戏。由于他们知道人民群众非常留恋君主制，因此，他们也不想设法说服人民群众接受一个国王任何权力都没有的制度。但他们却喋喋不休地向农村的百姓们强调：国王陛下一直在要求你们投票赞成“民主”。在高棉语中，“波罗佳蒂波岱”这个词，既有“民主”的意思，又可以作“民主党”的简称。然而，在我国只有一个党以此来命名，这就是尤德旺和他的朋友们所创建的党。
一九四七年，民主党获得辉煌胜利以后，那些可怜的竞争者——自由党领袖诺林德亲王和进步党领袖蒙达那亲王（那些专爱讲别人坏话的人说，进步党是“进步的台球党”，因为蒙达那亲王很喜欢玩台球）来到王宫抱怨这个“民主党”。他们说这些“民主党人并没有照章办事，而是强奸民意，用欺骗的手法让人民相信是国王号召人民投票支持“民主党”的。这些廉价的政客们大概还不清楚，在“民主”的旗号下什么事都会发生的……
法国人所希望的柬埔寨民主化，并不是要建立一个真正依靠人民的政党，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柬埔寨的制度仍然是封建制度，“政治化”的公民们仍然要聚集在他们尊敬的“封建君主”周围。莫尼勒亲王及其拥护者们表示反对“江湖骗子式的民主化，”他们认为这种“民主化”就是王国“无政府主义化”的前奏。而其鼓吹者，首先就是尤德旺亲王及其同伙，其中包括僧侣和中学生。其次是诺林德亲王，他在竞选中竟花费了他母亲宾达拉公主从已故西索瓦国王那里弄来的一半的财产。最后，还有我一再提到的蒙达那亲王。
为了“民主”所进行的斗争，最后实际成为三个亲王（莫尼勒亲王没有参与）之间很不光彩的争斗。这三位亲王在争夺法国留给柬埔寨国王仅有的一点权力，而法国却保存了相当多的权力。这场斗争不是别的，而是一场贵族们有组织地、合法地反对国王的“福隆德”运动。
对高棉人民来说，就像山玉成时期那样感到失望。一九四七年是尤德旺亲王极为荣耀的一年，他完全压倒了莫尼勒和西哈努克，同时他也让别人忘掉了山玉成（人们对山玉成谈论得很少了）。
莫尼勒亲王，特别是他的妻子——漂亮的卜婉娜没有掩饰他们的不满。一九四六年的时候，由于勒克莱尔将军的恩赐，莫尼勒登上了政府的最高宝座。在他岳父卜夏（秀的女婿）宽敞的家里，达官贵人们接踵而来讨好这位当权的大人物。然而，一九四七年大选以后，风向变了。卜婉娜夫人含着眼泪向我倾诉了这一天的变化，她的住宅突然变得像坟场那样地荒凉，死一般的寂静。那些达官贵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去尤德旺的宅邸，而坐在得胜的丈夫旁边的夫人—漂亮的多米尼克却摆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平常不太喜欢说别人坏话的莫尼勒也按捺不住地对我说，尤德旺的野心不是要当内阁首相，他最终目的是柬埔寨的王位。他还向我很诙谐地描绘了人们在“民主”亲王家里看到的“王宫”一样的气派，他甚至说多米尼克·尤德旺正在草拟一个王宫新的礼宾规则，并说去拜访多米尼克的高棉和欧洲女士们已开始向她行屈膝礼，好像她已经是王后了。我只是向我舅父引用了我在六年级时从我亲爱的阿丰苏老师那里学到的一句谚语：“不要与虎谋皮……”。
不管怎么说，在尤德旺家里是很惬意的。“民主党”在国民议会里占绝对多数，但在王国议会中却不是多数。他们利用国王允许他们可以修改宪法草案的机会，制订一部只给国王和内阁很少权力的宪法文本，把莫尼勒方案中关于国家权力的规定移归民主党人。我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六日颁布的王国宪法是一部笨拙的、不符合高棉人民需要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的翻版。
在六十年代，我的反对者说我国的制度是“封建制度”，但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七九年（或一九八○年），哪一个柬埔寨制度可以夸耀为像西方那样的民主制度呢？朗诺的“高棉共和国”，不论怎样声称它是民主和自由的，但选举舞弊一事是尽人皆知的，美国报刊发表文章说这是最腐败的制度。沈法虽然不喜欢我，但他还是在文章中写道，“这个制度比西哈努克制度还要腐败十倍”。
尽管尤德旺是一个自重的高棉人，但他也没能逃脱这一规律。他所讲的“民主”也不过是为了把国王的权力转移到他的集团手中。甚至当着我的面，他也大谈什么“优等人”。他们的“优等人政策”，并不是把开办我们非常缺少的新的小学、新的初级中学和新的高级中学，作为政府首脑的职责。他们只想让人们知道，柬埔寨国家和柬埔寨人的命运必须掌握在一小撮知识分子——达官贵人和大资产阶级子女的手中。他们这些人有运气也有办法去法国留学，并拿到独立前在柬埔寨落后的教育中所得不到的高等学校文凭。实际上对“民主党”这一派来说，只不过是想说明与那些不属于“优等人”的“小学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相比，他们在知识上占有优势，所以他们有权来领导国家。
由于对尤德旺之流的蛊惑人心的宣传感到非常愤怒，莫尼勒创办了一个叫做《野牛》的报纸。野牛是我国一种令人生畏的动物，它敢于向猎人进攻，用它的犄角挑开猎人的肚子。自从被拉下首相宝座，莫尼勒就成了反对派记者。他的法文既漂亮又尖刻。他是《鸭鸣》报的长期读者（以后我也成为这个杂志的长期读者），他想把他的《野牛》办得比巴黎的《鸭》更要有攻击性。他终于如愿以偿。
我也悄悄地但很高兴地参加了这个杂志编辑部的工作。我的文章署名是诺罗敦·托尔，（“托尔”是我外祖父莫尼旺国王在我小时候给我起的一个亲昵的名字）。那些“民主党”人到处找这个诺罗敦·托尔，但他们一直没有办法探听到这个神秘的“托尔”，最后他们误认为“托尔”就是我的堂兄诺罗敦·康托尔。我和我的舅父一起揭露了民主党的蛊惑人心的欺骗宣传。我们的报纸很快就和那家有名的法国杂志一样，成为一家精通斗争艺术的报纸，它巧妙地抛出揭露现政府的丑事的文章。报纸发表了新政权的混乱和某些实际上是不法商人出身的部长和“民主党”议员的相互勾结的证据。我们巧妙地揭露了议会新议长徇私狂法的行为。但是，我们揭露的最重大的事件是，当权集团与所谓在丛林中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爱国者——“伊沙拉克”高棉（“伊沙拉克”是勇猛的意思）确切无疑的勾结，而“伊沙拉克高棉”实际上是一伙为柬埔寨的胡志明争得好处的匪徒。在“野牛”杂志里，莫尼勒攻击“民主党人既虚伪又可耻”，他们不敢向法国政府要求独立，却想依靠那些没有抵抗过法国军队、只会敲诈勒索农村穷人的“合法”的匪徒。越盟从我们那些笨蛋的例子中得到启发，已开始派遣到我国来制造混乱和把我国居民“共产主义化”的武装分子。而得到“民主党”和高棉越盟分子（即为胡伯伯效劳的我国同胞）支持的伊沙拉克高棉却不断勒索柬埔寨人，使我国农民进一步破产。
在这个期间，尤德旺过着像大老爷一样的生活。他要求我把在白马的那所到目前为止一直给高棉君主使用的别墅让给他，还要求我把距金边五十公里左右的敦里巴迪木屋别墅也给他，以供他休息。他所到之处，内政大臣（当然也是“民主党人”）命令各省省长，不是要他们集合人民群众来欢迎，就是要他们把从人民群众中征集到的“礼品”集中在这位亲王的官邸，有：大米、玉米、胡椒、水果、工艺品。即使有时尤德旺不来，也没有人敢动这些东西。
一天，一条新闻在金边传开了：患肺病的尤德旺病情不断恶化，尽管医生们尽力抢救，但在几个星期以后他还是离开了人世。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死了，他的部将纷纷起来争夺帝国。民主党像一个打碎了的瓷瓶，再已无法粘到一起了。老百姓悄悄地说：“我们的国王是受到苍天保佑的，排挤国王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你们可以看看山玉成、尤德旺亲王的结果吧！”在王宫，我母亲感到非常高兴，他看到许多臣民涌来，大部分是妇女，因为她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多人了。人们是来向我母亲表示热烈的祝贺的，这证明风向又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