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三次激动
钱学森的一生之中，有过三次激动。
1991年10月16日，钱学森在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的仪式上，是这么说的：“我这一辈子已经有了三次非常激动的时刻。”
“第一次是在1955年，我被允许可以回国了。手里拿着一本在美国刚刚出版的我写的《工程控制论》，还有一本我讲的物理力学的讲义，我把这两本东西送到冯·卡门老师手里，他翻了翻很有感慨地跟我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这个时候他已经74岁了。我一听他这句话，激动极了，心想，我20年奋斗的目标，现在终于实现了，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激动。”
“在建国十周年的时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这个时候，我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我钱学森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我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这是我第二次的心情激动。”“第三次的心情激动，就在今年。今年我看了王任重同志写的《史来贺传》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共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个人作为解放四十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看见这句话，我心里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在钱学森荣获“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之后，国防科工委系统掀起了学习钱学森的高潮。钱学森看报纸，那些天都在说他的好话，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他问秘书，有没有听到不同意见，秘书如实相告，有的年轻人说怎么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都落实到钱学森一个人身上了？当时，钱学森说：“这个情况很重要，说明这件事涉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如果它完全是我钱学森个人的问题，那我没什么可顾虑的，他们爱怎么宣传都行。问题是在今天，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完全属于我自已，所以我得十分谨慎。科技界有比我年长的，有和我同辈的，更多的则是比我年轻的，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的科技事业做出了贡献，不要因为宣传钱学森过了头，影响别人的积极性，那就不是我钱学森个人的问题了，那就涉及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所以要适可而止，我看现在应该画个句号了，到此为止吧。”他请秘书转告有关部门，把种种宣传都停下来。
戴汝为记得，当时他接到钱学森秘书的通知，把他在《神州学人》杂志上即将发表的关于钱学森的文章撤下来。戴汝为觉得，那篇文章已经排上《神州学人》版面，临时撤稿不大好。钱学森秘书给戴汝为写了一张条子，转告钱学森的意见，意思是类似回忆性文章都是在一个人死了以后才发表的。戴汝为一看钱学森这样说，再三向《神州学人》编辑部说明情况，撤回了那篇文章。
钱学森的一生之中，有三次激动，也有过三次喜悦。
头一回是在1955年10月8日，他经过五年的坚持与斗争，终于从美国回到祖国母亲温暖的怀抱，过度的喜悦使他热泪盈眶。
第二次是在1970年4月24日，在他的运筹帷幄之下，只用了五年时间，就成功地把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太空。中国从此敲开了太空的大门。
第三次是在2003年10月15日9时，长征二号f火箭运载的神舟五号飞船进入太空，中国第一位宇航员杨利伟圆了中国人的飞天梦。钱学森企盼了多少年，这一闪光的时刻，终于在他有生之年到来。
2003年10月16日，92岁的钱学森，用他那只颤抖的手工整地写道热烈祝贺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向新一代航天人致敬！”
当杨利伟随着载人航天工程的负责人一起去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一眼就认出了杨利伟，亲切地对他说：“你们现在干成功的事情比我干的要复杂，所以说，你们已经超过我了！祝贺你们。”
杨利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说，“在我们心中，钱老早已是中国航天的科学泰斗和精神象征。”
剪报的故事
我有幸亲眼见到了钱学森保存的629袋剪报，总共24500多份，整整装满了五个大书柜。
剪报，是钱学森的资料库、信息库。他的剪报按照不同的内容，装进一个个牛皮纸袋，袋上写明剪报的主题。也有些主题的剪报很多，他就一、二、三……这样编列下去。
钱学森有好几位秘书。我原本以为，这些剪报大约是钱学森在报纸上画个圈，他的秘书帮助他剪下来。令我惊讶的是，钱永刚告诉我，这些剪报全是钱学森自己动手剪的！工工整整剪好之后，钱学森把剪报端端正正贴在白纸上，再注明报刊名、年月曰，便于日后引用时注明文章的出处。
30年前，我到过钱学森家。30年后，钱永刚说，钱学森至今仍住在那老房子里。钱学森就是在他家二十多平方米的客厅里，接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这样的贵宾。
钱学森回国之后，只搬过一次家。
钱学森渐渐步入老年。在20世纪90年代，组织上曾经打算给他盖一座带院子的小楼，这样便于他在院子里晒晒太阳，散散步。可是，钱学森一再谢绝。他说：“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船归国的那些人都好，这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安，我不能脱离一般科技人员太远。”
秘书告诉他，你说的是“老皇历”了，现在科学家的住房条件都大有改善，很多人的住房都比你宽敞。
钱学森却对秘书说：“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习惯了，感觉很好。你们别折腾我，把我折腾到新房子里，我于心不安，心情不好，能有利于身体健康吗？以后不要再提这个问题了。”
钱学森家中，最多的家具是书柜，将近五十个。钱学森书多，杂志多，剪报多。蒋英说：“我不羡慕人家装修这、装修那的。教授的家就应该是这样的，都是书。”
钱学森喜欢看报。他每天要看的报纸依次是《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参考消息》《经济参考报》。这“依次”是指他的阅读顺序。公务员知道他的阅读习惯，每天收到这八份报纸之后，必定按照这一顺序放好，送给钱学森。钱学森逐一看完，也必定按照“依次”的顺序放好。在阅读的过程中，他认为有保存、参考价值的文章，就剪下来保存。日积月累，钱学森的剪报竟然超过两万份，形成了一个有着钱学森特色的资料库。
在钱学森上了年纪之后，读报更是他每日常课。诚如钱学森在1994年7月4日致南开大学陈天仑教授的信中所说：“我因年老行动不便，已不再出席会议……我是在家看书读报刊，想问题，与同事用书信讨论问题，效率也很好。”
在钱学森致友人的信中，常可以看到“附上剪报复印件”这样的话。这表明，钱学森不仅以剪报作为自己“想问题”的资料，而且也用来供友人参考，一起“讨论问题”。
钱学森看报很仔细。有一回，他的秘书涂元季告诉他，这一期《参考消息》有一篇文章，介绍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的母校。钱学森马上回答说，不是一期，是连载了两期！钱学森对涂秘书说：“读了这篇文章，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我是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那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充分民主，活跃异常，大家相互启发，相互促进。”
钱学森的阅读面很广。他不光是看报，而且阅读方方面面的杂志，既有他的专业方面的杂志，如《力学学报》《力学与实践》《中国航天》《航天技术通讯》《西安航空学院学报》等，也有自然科学杂志《科学通报》《物理学报》《数学的实践与认识》《化学通讯》《scientificamerican(科学美国人)》，还有社会科学杂志《新建设》《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语文建设》《中国图书评论》等等。钱学森家中，藏有15000多册他阅读过的期刊。
在钱学森1992年3月23日致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戴汝为院士的信中，一开头就提到“近读《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2期(加7页)王钟俊的《论神话思维的特性》，又联系到去年《自然杂志》5期戴运生的《第二次成人过程原理》，我想到一个问题：人脑的思维能力是不断发展的……”寥寥数语，便透露出钱学森阅读面之广，也反映出他的关注面之广。
值得一提的是，从1958年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直至后来改名为《求是》杂志，他每期必读。
钱学森的剪报习惯，其实早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养成。1950年8月下旬，美国海关无理扣压了钱学森的八大箱准备托运回国的行李。美国联邦调査局在细细审査这些行李时，发现内中有九大本、四百多页按照不同主题分类的剪报。
1955年6月15日，在美国处于软禁中的钱学森，寄出给陈叔通先生的信，为了说明美国政府扣留他的情况，特地在信中还附了一份i953年3月6日《纽约时报》报道的剪报，题为《驱逐对美国不利》。
陈叔通先生把钱学森信件连同剪报转给周恩来总理。钱学森信中所附的这份剪报，使周恩来总理看了之后，清楚地知道钱学森在美国艰难的处境，这对于争取钱学森回国起了重要作用。
钱学森也注意保存自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剪报，便于自已査阅、检索。1994年7月5日，钱学森在致王寿云等人的信中，亲笔写了一份《钱学森论文艺与文艺理论着述目录（1980年至1994年），开列了自已的21篇文章目录，这目录极其“规范”，不仅按照文章发表时间顺序排列，而且都按照篇名、报刊名、年月日。倘若是报纸，还注明第几版；倘若是期刊，则写明第几期、第几页。这种精确，体现了钱学森治学的严谨。
年过90之后，钱学森虽然仍每日坚持看报，但是毕竟体力有限，已经无法一一亲自剪报。他只能请身边的公务员代劳。
不过，公务员要么贴歪了，要么日期、报刊名写不完整，钱学森不满意。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说我来！”钱永刚贴的剪报，跟钱学森一样规范，钱学森这才满意。
年近百岁时的钱学森看报，只能大致上看看大标题。他对哪篇文章有兴趣，就请公务员读给他听。他依然是那么关注国家的命运，科学的进展。
“铁杆”广播迷
我见到钱学森两件特殊的“作品”：一个是他自己设计的音箱，另一个是褐色的木柜，看上去像是五斗橱，钱永刚告诉我，那是钱学森自己设计的收音机。
钱学森不仅每日读报’而且每天收听广播’是一个“铁杆”广播迷。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科学普及节目，叫做“科学知识”。从20世纪60年代起，“科学知识”就有了两个忠实的听众，一个是作家夏衍，一个是科学家钱学森。
夏衍当时是文化部电影局局长。在一次座谈会上，我听见夏衍在那里谈电脑、激光、人造地球卫星、人工合成蛋白质等等，头头是道。他笑道，他的这点“本钱”，是从广播里听来的。作为文学作家，他每天都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科学知识”节目，借以了解科学。
我在《解放军报》上看到过一篇报道，说钱学森也“每日必闻”——每天早上6点，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科学知识”节目。有一次，有人当面“考”他，今天早上的“科学知识”广播什么？钱学森脱口而出：“讲的是南京天文台的趣事。”钱学森曾回忆说：
早些时候电台每天早晨有个15分钟的《科学知识》节目，后来改叫《科技与社会》，我是天天听这个节目的。1984年在人民大会堂开茶话会，纪念这个节目开办35周年，我去参加了。当时我说要在15分钟以内使听众有所收获才算成功，不要让他听了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就没起到作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科学知识》节目创办35周年座谈会，是1984年8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钱学森出席会议，并作了发言。钱学森说：“我每天早起听的第一个节目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科学知识》(当时这个节目每天早上6：00~6：15在中央台第一套节目播出)。我非常感谢这个节目的编辑、记者和为节目撰稿的作者们，他们每天都在给我上课，给了我很大帮助。如果没有这些老师们，那我今天就不可能了解更多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
接着，钱学森笑着说：“那么，大家可能要考我了。我每天早晨6点钟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听《科学知识》节目，今天也不例外。今天早晨6点到6点15分的《科学知识》节目播出的内容是什么？今天的《科学知识》节目播的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紫金山天文台名誉台长张钰哲研究员撰写的稿子，他从紫金山天文台的历史讲起，一直讲到我们国家天文科学的发展情况。对不对呀？”钱学森的话音刚落，全场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钱学森身为科学家，为什么还要收听“科学知识”节目呢？因为专家只是在他的专业范围内是“行家里手”，专业以外的知识，需要从科普作品中汲取。钱学森学识高深，他仍天天听“科学知识”节目，说明他深知专家也需要科普的道理。
钱学森向来主张科学家不能太“专”。他从美国回国之后，当时就感到：清华、交大不像原来了，专业分得很细，培养出来的都是“专家”。要知道在美国“专家”是个贬义词，如果他们说到谁是“专家”，意思就是说他就懂那么一点点，而且有点死心眼。
1985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时提出调整节目格局的设想。当时担任中国科协主席的钱学森，看过中央台的书面报告后，马上批转给几位副主席，指出中国科协似应对中央台的《科学知识》节目有所帮助。请找钱三强副主席商量一个具体办法。”在钱学森的支持下，在中国科协的帮助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科学知识》节目组建了由200多位专家参加的科技和医学宣传两个咨询团，着名科学家吴阶平、朱光亚、周光召和陈敏章等出任名誉顾问或首席顾问，保证了节目的权威性和科学性。
钱学森另一个“雷打不动”的生活习惯是每天晚上6时半，他必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为此，钱家通常在晚上6时吃晚饭，半小时内吃完晚饭，然后开始收听节目。他非常关心国内外的政治动态，以为新闻联播是信息准确而又及时的节目。
直到九十多岁了，钱学森还一直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不过，他的听觉渐渐减弱，特别是女声，他往往听不清楚。钱永刚告诉我一个细心而又有趣的观察结果：新闻联播节目是男女播音员交错播送新闻。男声在播的时候，钱学森睁大眼睛在听。到了女声播出的时候，钱学森的眼睛闭上了。接着，男声播出，他的眼睛马上又睁开了！
令我惊奇的是，钱永刚说，钱学森几十年来不看电视。对此，钱永刚解释说，这是钱学森早年在美国任教的时候养成的习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们为了专心工作，绝大多数人不看电视。
但是，2009年钱学森开始看电视了，那是由于他的听觉衰退，听不清楚广播，改为看每晚7时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虽说依然听不清播音员的声音，但是他可以从电视画面大致了解国内外动向。
看完电视节目，他开始练气功，然后睡觉。
科普高手
日日听，月月听，年年听，从钱学森多年坚持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科学知识》节目这件事，可以看出他对科普工作的高度重视。
“如果你有机会去钱老的家，你会发现他家里面的科普书是最多的。别人总以为这样的科学大家很少会看科普书，但是钱老却看得津津有味。”戴汝为院士曾经这么说。
钱永刚回忆说，他在上中学的时候，他的爷爷托人从上海买到一套第一版的《十万个为什么》。钱学森看了之后，以为值得让钱永刚看。正值暑假，钱学森规定钱永刚每天必须看40页，并对他说，“看不懂就问我”。就这样，钱永刚读完了第一版的《十万个为什么》。
“文革”后，钱永刚又买了一套1980年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第四版，全书印刷考究多了，还是精装的。钱学森看到后向永刚“借”了两本拿去看。过了两三天，把书还给永刚，讲了句至今让永刚不能忘记的对该书的评价：“我看不如第一版的好。介绍的范围比老版宽多了，但是读了之后，对科学知识的整体认识反而模糊了。”这一段话是钱永刚教授在2010年10月审阅本书清样时亲笔加上去的。
钱学森非常重视科学普及工作。钱学森多次论述科普的重要性：科学普及工作很重要。它关系到科技后备军的成长和广大工农兵科技水平的提高。
我们的目的是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如果没有很高的认识客观世界的水平，就不可能进入共产主义自由王国，而且不是哪几个人，而是全体人民都要有一个很高的认识世界的水平，所以要对全民进行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教育，这就是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内容。
今天人类发展、进步到这么一个时期，掌握知识、智力，或者说掌握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本事才是最根本的……我们要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科普就不能只限于自然科学技术的普及。人不了解社会是不行的，我们现在有很多问题，固然有自然科学技术问题，但是很多是由于不了解社会，不知道社会发展规律。
钱学森强调，做好科普，是每一个科学家的责任。他甚至提倡，在完成一篇科学论文的同时，完成一篇科普文章。
钱学森说：“做好科普工作并不那么简单，科技人员要把一个专业化的问题向外行人讲清楚并不容易。”“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应该有这样的本事，能用普通的语言向人民（包括领导）讲解你的专业知识。”
钱学森曾经讲过一段往事：“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究超声速问题的时候，有一次，系里来了一位官员，是美国国会议员，管这方面事的，他问超声速是怎么回事啊。我的老师冯·卡门是很会做科普宣传的，他先不说什么，把国会议员带到他的澡盆边，放上水，用手在水面上划。划得很慢很慢，水波就散开了。于是冯·卡门告诉他，这是因为手划得比水波慢，像亚声速；他又划得很快，水波就成尖形两边散开，就像超声速。这位国会议员说他懂了，其实也没完全懂，只是这个意思他大致上明白了。这就是一个怎么让不懂的人懂的形象的例子。”
听过钱学森讲座的江苏省军区原司令员林有声将军回忆说，钱学森讲课非常生动，而且浅显易懂。林有声将军说：
有一次介绍什么是导弹、导弹怎么上天时，钱学森很骄傲地对大家说，最早发明导弹的国家，其实就是中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最先发明了火药，而把导弹送上天的技术其实就起源于中国的鞭炮。鞭炮里有一种叫“二踢脚”，“二踢脚”一点燃后就会从地上飞到天上，然后爆炸发出声音。而导弹的工作原理其实跟“二踢脚”一样啊，就是点火之后利用火药的推力发射到天上。所以说导弹是中国第一个发明的，一点儿也不为过。
钱学森把导弹比喻为“二踢脚”又形象又易懂。
钱学森说：“科普的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我国主要有三个层次。一是为农村及小集镇的‘大农业’服务的科普和为城市‘大工业’服务的科普。这种大面积的科普，可以大大提高劳动者的科学素养和生产技术水平，使产值翻番。二是为广大干部科学素养服务的科普。‘科盲’是当不好干部的。三是为科技专家们了解非各自领域的新发展，以开阔思路服务的科普。我过去把它叫做‘高级科普’。现在看来，应改称‘宏观学术交流钱学森对三种不同层次的科普，都很重视。
钱学森回国之初，在北京积水潭总政文工团的排演厅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们讲述什么是导弹，他作了一场又一场的报告，这报告就是关于导弹技术的科普报告。钱学森也像自已的老师冯·卡门那样，讲得又通俗又生动。可以说，关于导弹技术的科普报告，是钱学森所讲的第二类科普，即“为广大干部科学素养服务的科普”此后，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钱学森又写了许多科普文章，向广大普通读者讲述人造地球卫星是怎么回事。这些文章，可以说是钱学森所讲的第一类科普，即“大面积的科普”。
钱学森也进行第三种科普，即“高级科普”、“宏观学术交流”。
据钱学森的学生樊蔚勋回忆，1956年5月起，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为向全所高、中、初级研究人员普及工程技术知识，特设立“高级科普”讲座，请外面人来讲，每周一个下午，每次都是由钱所长个人出资为会议准备了奶油夹层饼干等茶点。
樊蔚勋说：钱所长1935年出国留学以前，曾经在南昌飞机修理厂实习过。我在报考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生时，递交了《略论飞机静力试验》一文，总结了自己在南昌飞机工厂（原南昌飞机修理厂的厂房基础上扩建的）前后2次参加、2次主持完成共4次飞机静力试验的技术经验。钱所长知道了很高兴，要我在“高级科普”讲座上讲一次。我在“开场白”里说：“各位先生（对高级研究人员的敬称）都是力学工作者，我现在介绍一下工厂里的力学工作者是怎样进行工作的。”坐在黑板一侧主持会议的钱学森所长站起来纠正说：“樊蔚勋的话不对，是强度工程师，不是力学工作者。”
钱所长重视科学普及，他要求我们学会把表面上很像高深的科学用形象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清晰。这既要求我们对需要解答的问题作深切的思虑（不然是难于用几句话说清晰的），又要求我们提高抒发能力。
可以看出，钱学森跟冯·卡门一样，也是一位科普高手。钱学森用一句话来概括科普的重要性：“道理很简单：科学技术很重要，要大家都懂，都重视，就需要科普。
写信的故事
钱永刚送我一套《钱学森书信》，总共10卷，16开本。钱学森秘书顾吉环告诉我，他曾经遵钱学森的嘱咐，给美国友人寄过一套，总重量为35公斤！
这套《钱学森书信》之所以又大又厚，不仅仅因为钱学森的书信多，而且是手稿的影印本。
钱学森的书信，总共达7000多封。《钱学森书信》所收录的，还只是其中的3331封、写给1066人或单位的书信。选编书信的写作时间是1955年6月15日至2000年11月26日。
我逐卷阅读《钱学森书信》，由于是手稿影印，可以看出，钱学森的这些书信全部是亲笔，不是秘书代劳。他的字，端端正正，没有一封龙飞凤舞。尤其是从1964年开始，钱学森的书信如同刻蜡纸一样工整。
钱学森书信卷面非常干净，没有“大花脸”——大量的圈圈改改，偶尔有一两处涂抹，可见他写作时思路非常清晰。
信的开头，总是写上收信的单位名称或者地址，然后才写收信人名字。信末，除了早期的少数信件把“1959”写作“59”或者没有写年份之外，绝大多数信末都清清楚楚写明年月日。有的人写信，往往只写月日，不写年份，这样过了几年往往弄不清楚是哪一年写的。
钱学森的字迹如同刻蜡版一样，一笔一画从不潦草。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他的右手颤抖，字迹才有点歪扭，但是依然清晰可辨。像他这样的年龄，早年写惯繁体汉字，在写信时，间或会出现一些繁体汉字是习惯使然，但是我注意到他的书信，除了“协”字写成繁体的“协”之外，几乎是清一色的简体字。这表明钱学森在回国之后，非常认真学习简体字。
不过，在钱学森的书信手迹中，还可以看到一些不规范的简体字，如“意”字写成“乙”下面一个“心”字，“展”写成“尸”下一横，“部”字写成“p”等。这些字，大都是1977年i2月20日《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的简化字。《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在公布之后，由于受到普遍的反对，只试用了半年多，到了1978年7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都停止试用这批简化字。可是，当时已经认真学习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简化字的钱学森，有的字写惯了，没有改过来，所以仍然沿用那些被停止使用的简化字。
在书信中，钱学森的习惯用语“您们”，现在很少有人用了，甚至有人认为不合乎汉语规范，但是老舍、王蒙、从维熙的作品中都用过“您们”，表明“您们”还是可用的。
钱学森致陈叔通的这封信是历史性文献，理所当然成为《钱学森书信》的开卷之篇。
《钱学森书信》其实是钱学森对方方面面的问题发表见解的真实记录。他的涉猎面之广，学识之博，是令人佩服的。
钱学森的书信，是用钢笔书写的。除了早年少数几封信用印着“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公笺之外，绝大多数是用白纸写的。收入《钱学森书信》的信中，除了最初的两封信是竖书之外，其余都是横写。虽然白纸上没有横线，钱学森的一行行字都保持水平，而且行距相等。
《钱学森书信》能够得以出版，钱学森秘书涂元季功不可没。他在1983年起担任钱学森秘书，就把所有钱学森寄出去的信件复印留底，所以才有那么多钱学森书信手迹。钱永刚说，“几十年下来，一个保险柜被塞得满满的。”
我问钱永刚，1983年前的钱学森书信没有留底，怎么办呢？他说，靠征集。虽然征集了不少，但是失散的还是很多。
我又问，钱学森的书信有没有用电脑写的呢？钱学森发不发e-mail？
钱永刚的答复使我惊讶：钱学森从来不摸电脑！尽管钱永刚是从事计算机应用软件系统研制的高级工程师，他1988年毕业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系，获硕士学位。但是钱学森从不使用电脑，当然也就谈不上用电脑写信和收发e-mail了。
我还问，钱学森记不记日记？
钱永刚说，不记。不过，钱学森有着非常详尽的工作笔记，每天都记，相当于日记，一本又一本。只是他回国之后的六十多本工作笔记，因为涉及国防机密，所以至今仍保存在他办公室的保险柜里。这些工作笔记什么时候能够公开，恐怕还要等很久。
涂元季说：“《钱学森书信》这套书出版前，我曾开玩笑说，如果换个名字，比如说叫《钱学森内心世界大揭秘》，摆在书摊上一定能吸引更多的人。其实，通过这些书信，我们能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我建议年轻人看一看，是会受到启迪的。”
小青年pk钱学森
小青年pk科学大师钱学森，这个故事有趣而令人感动。
在阅读《钱学森书信》第一卷时，我见到钱学森在1963月29日写给郝天护的一封信，反映了钱学森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
那是在1964年1月19日，一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学院的青年，名叫郝天护，给钱学森去信，指出钱学森新近发表的一篇关于土动力学的论文中，一个方程的推导有误。
钱学森亲笔给郝天护复信，信中说：我很感谢您指出我的错误！也可见您是很能钻研的一位青年，这使我很高兴。
科学文章中的错误必须及时阐明，以免后来的工作者误用不正确的东西而耽误事。所以我认为，您应该把您的意见写成一篇几百字的短文，投力学学报（编辑部设科学院力学所）刊登，帮助大家。您认为怎样？
让我再一次向您道谢。
我注意到，钱学森写给郝天护的信中，称呼对方为您，而且在您字之前空了一格，表示对小青年的充分尊重。
在钱学森来信的鼓励之下，郝天护把自己的见解写成700字的一篇文章，题为《关于土动力学基本方程的一个问题》，经钱学森推荐，发表在1966年3月第9卷1期《力学学报》上。
钱学森的信，给了郝天护极大的鼓舞，后来他回忆说：“他的炽热回信对我的一生起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使我在艰难条件下也坚韧地崇尚科学矢志不移。”
郝天护于195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56年曾听过钱学森的报告。后来，由于被指斥为走“白专道路”而遭到“批判”，20世纪60年代初被“下放”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学院。即使在那样偏远的地方，他仍关注学术动态。他发现了鼎鼎大名的钱学森论文中的错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给钱学森写了那封信。
没有想到，钱学森向他承认了错误，并推荐他的文章在《力学学报》上发表。
1978年，郝天护考取清华大学研究生，回到了母校清华在读研究生期间，他的各门成绩全是优秀。
如今，郝天护是固体力学专家，教授。在1987、1989、10年这三年时间里，他发表的论文数分别位居全国第十、第七和第二位。他还曾连续九年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要负责人，1995年被选为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
跟茅以升“商榷”
钱学森不仅与小青年有过pk，而且跟着名科学家也有过“商榷”在《钱学森书信》第3卷，我见到一个熟悉的名字——严昭，我喊她“严大姐”。在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家中，我曾经两度采访了严昭。严昭是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的胞妹，周恩来总理的外事秘书。严昭的父亲严朴，是1925年入党的中共老党员。严昭后来调到科学普及出版社担任编辑。
钱学森写信给严昭，是因为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了《茅以升文集》。钱学森对于《茅以升文集》的编辑工作提出意见。
茅以升，着名的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茅以升年长钱学森15岁。所以当钱学森尚在交通大学求学的时候，茅以升就在钱学森的老家杭州主持设计并组织修建了钱塘江公路铁路两用大桥，成为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成为杭州的标志性建筑。
钱学森向来敬重茅以升，与茅以升有着很好的友谊。不过他们之间，也曾经有过pk。
那是1961年6月10日，钱学森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科学技术工作的基本训练》。钱学森依照自已走过的学习之路以为，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性质是不同的，不能把基础课程混在专业课程之中。钱学森强调基础课程的重要性。基础课程主要是理论。钱学森说，“理论工作中主要是靠做习题来练，不做习题是练不出本领来的。”钱学森指出，工科的学生应当先要打好理论基础，再来学习工程技术。
茅以升看了钱学森的文章，以为无法苟同。茅以升有着与钱学森不同的治学经历。茅以升作为工程技术专家，以为先掌握了某种技术，再来学习理论，也不见得错。于是，茅以升在1961年6月14日针对钱学森的文章，写了《先掌握技术后学基础理论是错误的吗？——对（科学技术工作的基本训练）一文的商榷》。茅以升的文章点了钱学森的名，表示不同的意见。
钱学森与茅以升的争论，原本是很正常的学术之争。钱学森与茅以升之间，并没有因为这一争议而影响彼此的友谊。
1989年11月12日茅以升逝世之后，钱学森还特地撰文纪念茅以升，称颂茅以升是“我的好老师”：
“钱塘江大桥的建成通车证明：在工程技术领域，外国人不能独霸天下了，他们能干的，中国人也能干，茅以升先生是我的好老师，他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感谢茅以升先生给我的爱国主义教育。”
然而科学普及出版社在出版《茅以升文集》时，虽然收录了茅以升的《先掌握技术后学基础理论是错误的吗？——对（科学技术工作的基本训练）一文的商榷》，但是删去了文章中提及的钱学森的名字。
于是钱学森致函严昭，提出意见。钱学森的信全文如下：
严昭同志：
昨天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和铁道部科学研究院举办的茅以升同志从事科研、教学、科普工作六十五周年暨九十寿辰的庆祝会上，得到《茅以升文集》一册。回来非常高兴地翻到98页有一篇《先掌握技术后学基础理论是错误的吗？——对（科学技术工作的基本训练）一文的商榷》，因为我写过一篇《科学技术工作的基本训练》，再看下去，确实知道茅老当时（1961年6月14日）说的就是我写的那篇东西。事过快二十五年了，回忆往事，是很有兴趣的。
但编辑工作中有个错误，我那篇东西登在《光明日报》是1961年6月10日，不是6月14日。茅老写评论文章的日子才是6月14日，在我写的东西发表四天之后，这也是合情合理的。所以在《茅以升文集》第二次印刷时，希望能纠正这个差错。我也想，最好能指明茅老评议的东西是我写的，我应负文责。所以这一节文字在一开始就改成“《光明曰报》在1961年6月10日登载了钱学森的《科学技术工作的基本训练》一文……”我想这种文风也是合乎茅老提倡的科技工作者道德规范的。
可否请酌。
此致
敬礼！
钱学森1986年1月8日
从《钱学森书信》中的这两封信可以看出，钱学森不论是对于来自晚辈郝天护的批评，还是来自老一辈茅以升的批评，都虚怀若谷。
学问的来历
钱学森深厚的科学功底，令“两弹一星”系统的科技人员打心底里佩服。几度在发射现场发生重大疑难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是钱学森作为主帅力排众议，作出果断而准确的决定。事实三番五次证明，钱学森的结论是正确的，是他带领科技人员走出困境，闯过难关。很多人除了敬佩钱学森的天才之外，不明白钱学森为什么在科学上能够有一双洞察迷雾的火眼金睛？
1993年夏天发生了一件事，使许多人明白了钱学森学问的来历。
那时候，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忽然接到一个来自美国洛杉肌的电话。电话的那一头，响起了男声，说自已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弗兰克.e.马勃（franke.marble)，是钱学森的老朋友。他说，自已很快就要退休了。他收集、保管了钱学森先生大量的手稿，这些手稿非常珍贵。我知道钱学森先生曾经是你们的所长，你们要不要这一大批手稿？
真是出人意料，1955年钱学森被美国“驱逐出境”的时候，美国移民局不许他带走手稿。这样，大量的手稿就留在了加州理工学院。没有想到，将近四十个年头，居然这批手稿尚在！
喜出望外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除了对马勃教授连声道谢之外，马上打电话给正在美国探亲的郑哲敏院士，希望他跟马勃教授联系，能否带回这一批珍贵的手稿。郑哲敏院士是钱学森的学生，闻讯当即从美国东部飞往西部的洛杉矶。他在马勃教授那里，看到了共达15000余页、重达80磅的钱学森手稿，又惊喜又震撼！
马勃教授是在1946年与钱学森相识，共事于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他是富有正义感的美国人。当钱学森被美国移民局关进拘留所的时候，他开车前去探望钱学森，并为钱学森找律师申诉。
1955年当钱学森离开美国之后，他看到钱学森的手稿，散落在钱学森原先的实验室、办公室里，就帮钱学森收集起来。钱学森有个很好的习惯，他总是把手稿、资料保存在一个个牛皮纸的口袋里，在袋上写明文件的总标题。马勃教授把这些牛皮纸口袋保存起来，经过将近40年，仍完好无损。
郑哲敏院士代表钱学森向马勃教授深表感谢。他把一部分手稿先带回中国。接着，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邀请马勃教授夫妇访华。1996年1月，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成立40周年的时候，第二批手稿由马勃先生亲自带到中国。至此，钱学森的全部手稿完璧归赵。
钱学森的这些珍贵手稿，被保存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全部文稿用英文端端正正书写，字迹娟秀，简直是一页页艺术品。手稿分门别类装在一个个牛皮纸大信封里，有条有理。这些手稿，涉及应用力学、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工程科学、物理力学等方方面面。如此众多的手稿，无1996年12月11日钱学森好友、美国两院院士马勃偕夫人看望钱学森夫妇，并送来保存多年的钱学森手稿声地说明了钱学森那广博深邃的学问是怎么得来的。
山西教育出版社从中选编了一部分，出版了《钱学森手稿》，让更多的读者领略钱学森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戴汝为院士说，钱学森手稿里头的英文都是手写的，写得非常之清秀流畅，一个个的数学公式非常严整，一幅幅图表非常规范整洁，即使小小的等号也标准得像使用直尺画的一样。例如，他在研究解决薄壳变形的难题时，手稿长达800多页。在手稿达到500多页的时候，他在后面写上“不满意”，继续攻关，当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之后，他在装手稿的信封上用红笔写上了“fmal”，意思是这件事情做完了，但即刻认识到，在科学认识上没有什么是最终的，于是他又紧接写上了“nothingisfinal”，可见他热中有冷的科学态度。力学所的一些同志把它送给科学院的老领导张劲夫同志看，他看了之后很感动。
张劲夫同志读了《钱学森手稿》之后，撰写了《让科学精神永放光芒读（钱学森手稿）有感》的文章，他指出：
这是一份难得的世界科学精神的宝贵财富。我虽不懂得英文，也不懂得力学专业知识，但看到学森同志当年做学问时写得清秀流畅的一串串英文，工整严密的数学公式推导，大量复杂的数值计算，严格规范的作图制表，再加上编者通俗易懂的中文说明，使我看到了在《手稿》中所体现的闪闪发光的科学精神和科学作风。
曾经在钱学森手下工作多年、后来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伍绍祖回忆说，他最初当参谋的时候，受到钱学森的一次表扬。那是因为钱学森看到他总是随身带着工作笔记本，随时进行记录。钱学森的表扬，使伍绍祖从此一直保持这一良好的工作习惯。
丰硕的人生秋天
2008年新年钟声撞响之后，钱学森步入97岁高龄。虽然由于年老而终日在家，但是大洋彼岸仍不时“惦记”着他。
2008年1月6日，美国《航空周刊》亚太区主管布拉德利·佩雷特（bradleyperrett)在该刊发表《钱学森为中国太空事业奠基》一文。他从2007年1月轰动世界的“反卫星（asat)”事件说起，“中国用一个地面发射导弹销毁了它自己的一个航天器，粉碎了一个老化的气象卫星”这件事表明中国能够“以高级传感器以及追踪和精确弹道控制技术为基础的能力——之前只有美国和俄罗斯拥有”。他又说及2007年10月“中国展开了它的第一次行星任务：将一个科学探测器送上月球”。
布拉德利·佩雷特以为，“为这些成就奠定基础的人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那就是钱学森。
布拉德利·佩雷特在文章中详细介绍了“1911年在大清帝国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出生”的钱学森，如何在美国得到精心的培养，成为第一流的火箭、导弹专家，而由于美国的“愚蠢”，竟然把钱学森“驱逐”到中国去。
布拉德利.佩雷特说：钱学森成为我们的年度人物并不是由于其亲自领导取得了这些成就。巳经96岁高龄并且身体状况并不太好，他巳经很多年不在中国空间项目中活动。然而，正是他，作为新中国科学和工业的奠基人之一，扮演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从1956年开始，他几乎是从无到有地创造了这一切。在那个年代，他的中国同行对火箭的喷气推进知之承甚少。他在文章中这样“惦记”着这个“非常老的人”危言耸听般说道：如果中国现在是美国的战略性对手，那么钱的成果就史无前例的重要了——特别是中国经济正无情地向前发展，并且注意力集中在世界舞台。所以这个非常老的人一直与这一切有关。
半个月后，2008年1月20日，美国《华盛顿时报》也“惦记”起钱学森，发表威廉·霍金斯的文章，标题为《中国的年度人物》：
当《时代》周刊将普京评为2007年度人物的时候，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了。
但是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注意的是，美国《航空周刊与空间技术》周刊将钱学森评为年度人物。钱学森被视为中国航天工业之父。正像《航空周刊与空间技术》评价的，“2007年，在航空航天领域，没有什么比中国跃升到太空力量的第一集团更能改变现状的事了。”
2003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完成载人航天飞行的国家。2007年，北京进行了反卫星试验，并在10月发射了探月卫星。
如果说普京的政策唤起了大家对过去的回忆，那么钱学森的成就应该被视为对我们面临的新危险的警告。
“二战”时期，钱学森是在美国学习的航空工程学并协助加州理工学院成立了超音速实验室。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后，钱学森对祖国的忠诚使得他成为（美国的）安全威胁。虽然他的离去是有争议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掌握着很多重要信息。
尽管如此，更直接促成北京现在的战略进步的，是近些年的技术转移。其中，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是一个重要部分。同时，着急赚钱的美国公司通过商业途径也向中国转移了技术。这些技术对中国的崛起，起到了助推作用。
同样是在2008年，钱学森被中央电视台评为2007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从这两个“年度人物”可以看出，愈是晚年，钱学森的声望愈高。可以说，在钱学森晚年，荣誉纷至沓来：1989年，78岁的钱学森荣获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和国际理工研究所授予的“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小罗克韦尔奖章”是国际理工研究所于1982年设立的最高奖赏，每年授予至多3位在国际理工界有很高声望的科学家。当时，接受“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称号的科学家16人中，钱学森教授是唯一的中国学者。
国防科工委和中国科协为祝贺钱学森获得“小罗克韦尔奖章”，举行了座谈会。钱学森在会上说，“今天给我的奖，说是第一名中国人得此奖，我说，要紧的是‘中国人’三个字，这个‘中国人’，应该包括中国成千上万为此作出贡献的人。”
1991年10月16日，80岁的钱学森荣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中央军委授予的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可以说，这是钱学森所有获得奖励中的最局荣誉。
钱学森在获奖时深有感慨地说，自己能够为国家做一点事，是与党的领导和在座同志们的支持、帮助分不开的。没有党和集体，他将一事无成。
接着，在1995年，香港的何梁何利基金颁发首届“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时，把84岁的钱学森列为首选人物。
1996年4月，在交通大学百年校庆之际，由江泽民总书记题写馆名的钱学森图书馆，矗立在西安交通大学的四大发明广场。这是第一座以中国大陆境内健在的科学家命名的图书馆。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两弹一星”元勋，88岁的钱学森理所当然名列其中。
2001年，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批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763号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钱学森星”。
2001年11月7日，霍英东奖金委员会把第二届“霍英东杰出奖”授予90岁的钱学森。由于钱学森卧床多年，行动不便，夫人蒋英代他去领取霍英东基金会科学奖金。临走时，蒋英对他说：“我代表你去领奖金了。”钱学森笑着：“那好，你要钱，我要奖（蒋）！”“钱”和“蒋”，正是钱学森和蒋英两人姓的谐音。钱学森把所领取霍英东基金会科学奖金全部捐献出去了。
2007年12月9日，96岁的钱学森除了成为中国与美国两项“年度人物”，还曾于1979年5月9日获得母校加州理工学院的“杰出校友奖”。
2009年3月28日，“世界因你而美丽——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在北京大学举行，98岁高龄的钱学森获最高大奖——“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
2009年9月25日，新中国60周年大庆前夕，钱学森入选“中国因你而骄傲，世界为你而感动”为主题的“建国60周年感动中国60人”。
有人称，这是一种名人的“马太效应”。“马太效应”是美国科学史研究者罗伯特·莫顿在1968年首先提出的，指的是“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多的愈多，少的愈少的一种社会现象”。马太，取义于《圣经·马太福音》。
其实，种种奖励和荣誉，对于钱学森来说，是实至名归，是对他为中国、为人民作出的巨大贡献的肯定。
尽管在钱学森晚年，各种各样的荣誉如雪花般飞来，但是钱学森本人非常低调，他坚持“四不”：
一不题词，不好为人序；
三不出席各种应景活动；
四不担任顾问、名誉顾问。
当人们称颂他是中国“火箭之父”“导弹之父”，他总是说，没有党的领导，没有那么多人共同努力，哪有火箭？哪有导弹？
钱学森走过了漫长的人生之路。
我曾经仔细看过钱学森与中共四代领袖的合影，仿佛浓缩了不同岁月的钱学森身影：
1956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国宴上请钱学森坐在他的身边，那时候45岁的钱学森一头黑发，显得那么年轻活跃；
1989年9月，邓小平接见钱学森时，78岁的钱学森头发稀疏，但是仍很精神；
1996年12月江泽民总书记去看望钱学森时，85岁的钱学森不能站立，只能坐在客厅的椅子上，但是谈吐自如，思维活跃；
2008年1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去看望97岁的钱学森时，钱学森坐在床上，虽然听觉差一些，仍能与胡锦涛交谈。
钱学森有严格的作息制度。由于年事已高，通常不见客。每年的12月11日，来客特别的多，因为那是钱学森的生日。
另外，“神舟”系列飞船成功发射之后，航天员们前来拜访钱学森，这差不多成了惯例。杨利伟、聂海胜、费俊龙都上门看望过钱学森。
胡锦涛同钱学森亲切交谈
钱学森最喜欢吟诵的诗句是：
事理看破胆气壮文章得意心花开步入晚年，钱学森思索的范围更加广阔，迎来了人生丰硕的秋天。他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开拓新的领域，提出新的科学理念和理论。他主持编辑了《论系统工程》及其增订版、《关于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创建人体科学》《论地理科学》《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等着作，并支持他人将自己的讲话、文章、书信分类整理出版。
2006年1月10日上午，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三位航天员到钱老家中看望钱学森“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
钱学森是一个谦逊的人，他从未称自己是“大科学家”。然而，在他的晚年，却有一次例外，他竟然大声疾呼自称：“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
向我讲述这一有趣的故事的，是钱学森的保健医生赵聚春。钱学森晚年，久卧病榻，语言不多，有人怀疑钱学森是否患了老年痴呆症。
老年痴呆症又称“阿兹海默氏症”。据不完全统计，在6164岁的老年人中，患老年痴呆的比率为1%；在6580岁的老年人中，达5%，而在8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高达15%20%。
当时，钱学森年已九旬。
于是，趁钱学森有一回住院时，大夫就对他进行老年痴呆症测试。
老年痴呆症的表现之一，就是计算数字产生障碍。大夫按照老年痴呆症的测试“规矩”问钱学森：“100减7是多少？”
钱学森不假思索回答说：“93。”
大夫继续问：“93减7是多少？”
钱学森迟疑了一下，答道：“86。”
大夫再问：“86再减7呢？”
这时，钱学森发觉大夫似乎怀疑他的思维能力，拿这种测承试小学生数学水平的题目对他进行测试，顿时脸露愠色，大声资呵斥道：“你知道你问的是谁？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
负责测试的大夫先是一怔，然后忍俊不禁笑了。因为这清楚表明，钱学森没有老年痴呆症。
听了赵聚春医生转述的这一趣事，我特地査阅了老年痴呆症测试问卷，其中果然有一道测试题：“请受试者计算：100减7是多少？再减7是多少？再减7是多少？依此类推，计减5次为止’每答对1次得1分从2002年起，赵聚春医生接替周顺祥医生担任钱学森的保健医生，直至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病逝。在2002年之前，周顺祥医生休假时，就由赵聚春医生代替，所以赵聚春医生在钱学森身边工作了多年。赵聚春医生总是称钱学森为“首长”。
给赵聚春医生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钱学森的时间观念特别强，非常守时。记得有一段时间钱学森患牙病，需要到301医院补牙。
赵聚春医生事先为钱学森约好诊治时间，每一次都在上午8时。赵聚春医生总是在7：30到301医院南楼取出钱学森病历，做好准备工作。将近8时，他到楼下等候。这时，钱学森的黑色轿车会准时到达。一身军装的钱学森下车之后，赵聚春陪他乘电梯上楼，来到牙科诊室，不早不晚，8时整！
一连看了5次牙病，钱学森都是如此分秒不差。
同样，医生到他家给他打针，约好8：30，他就坐等，但是过时不候。
赵聚春医生说，钱学森体质不错，中年时期几乎不生病，不住院。钱学森的健康亮起红灯，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次体检时，工作非常仔细的30诓院化验员从钱学森尿液沉渣中发现了肿瘤细胞。于是，医生对钱学森进行严格的身体检査，査出尿液沉揸中的肿瘤细胞来自膀胱。这表明，钱学森可能得了膀胱癌。钱学森不得不住院检査。
经过膀胱镜检査，确诊患膀胱癌。着名泌尿科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院士）吴阶平关注钱学森的病情，过问钱学森的膀胱癌手术。
幸亏发现得早，钱学森经过外科手术切除恶性肿瘤之后，直至他98岁病逝，都没有发现癌症转移。
1991年10月16日，80岁的钱学森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中央军委授予的“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在授奖大会上，钱学森站起来讲话。当时在场的赵聚春医生说，钱学森穿一身中山装，站得笔挺，声音洪亮。赵聚春医生特别注意到，钱学森的声音带有金属之声，非常好听。
80岁之后，随着年岁的增长，毕竟“老而病”乃人生不可抗拒的规律，钱学森的病渐渐多了起来，开始走下坡路。他觉得走路困难，双腿疼痛，经检査患“双侧股骨头无菌性坏死”，不得不坐上轮椅。在家里，钱学森则依靠推着圆形步行器行走。
接着，钱学森又患“腰椎楔形骨折”，难以久坐。90岁之后，钱学森只能卧床静养。为了使终日卧床的钱学森能够有机会锻炼身体，照料钱学森生活的公务员每天要给钱学森套上钢丝背心，小心翼翼把他放在轮椅上，在房间里转上十几圈。然后脱去钢丝背心，再躺到床上。
毕竟年事已高，钱学森住院的日子也渐渐多起来。钱学森每一次住院，蒋英必定亲自送他下楼，在家门口注视着他被抬上救护车。然后，蒋英到301医院的病房探视钱学森。
赵聚春医生向我讲述了难忘的一幕：在301医院的病房里，钱学森跟蒋英在那里聊天。晚年的钱学森和蒋英的听力都差，他们似乎都听不清对方的话，聊天时“各说各话”然而却聊得那样津津有味！
钱学森的堂妹钱学敏则回忆说，“钱学森晚年听力很差，要戴助听器，我跟他说话也要大声音。有一回在医院里，我跟他谈话，谈到下午快三四点钟的时候，他突然说，蒋英来了。我就奇怪，因为我还没听到蒋英来了呢。一看，蒋英正从电梯出来，往病房里走，他就听出来了，所以他们好像有心灵感应似的。蒋英进来之后，把外套一脱，把袖子一挽，然后就给他揉肚子，要正着揉36圈，倒着揉36圈，其中有大圈、小圈。我看见他们两个人互相看着、笑着，两个人就这么贴得很近，互相看着，然后一块数，一圈，两圈，三圈……这么数着。”
蒋英晚年也多病。有时钱学森与蒋英同时患病，钱学森住在301医院，蒋英住在306医院。赵聚春医生发现，他在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第一句话就是问蒋英怎么样，而他在看望蒋英时，蒋英第一句话就是问钱学森怎么样。为此，赵聚春在看望钱学森之前，先要弄清楚蒋英的病情；而在看望蒋英之前，先要弄清楚钱学森的病情。
赵聚春医生还记得，2005年3月29日下午，钱学森在301医院对他的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谈人才培养问题，当时赵聚春医生在侧。94岁的钱学森在病床上仍然那么关注国家的命运，使赵聚春医生深受感动。
不过，钱学森很不喜欢住院。住院之后，他老是问赵聚春医生：“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由于久卧病榻，钱学森肌肉萎缩，原本体形壮硕的他，不断消瘦，体重减轻，公务员轻轻一抱，就把他从床上抱起。
就在这个时候，钱学森被怀疑得了“老年痴呆症”然而他那“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一声怒斥，把“老年痴呆症”的嫌疑用到九霄云外。
最后的岁月
钱学森是怎样度过最后的岁月的呢？
赵聚春医生说，那时候如无特殊情况，他总是在星期三下午3时前往钱学森家中探望。他一走进钱学森卧室，钱学森会在床上举起手来，伸出三个手指头，表明今天是星期三。如果他有事，提早到星期二来钱学森家，钱学森会说：“今天怎么早来了？”倘若他在星期四前去探望，钱学森会说：“怎么今天才来？”
每一次探望钱学森，赵聚春医生坐在床边，给钱学森量血压，测心跳，钱学森就会把闹钟放在他跟前，让他看时间。接着，赵聚春医生检査钱学森的脖子、腋窝，摸淋巴结、心脏、左腿、右腿，最后检査有无祷疮。每回，都按照程序，步步检査。有一回，赵聚春医生发现钱学森右侧腋窝有一颗黄豆般的黑色素瘤，仔细进行了检査。钱学森马上就发觉今天赵医生没有按照程序检査，钱学森追问为什么。
赵聚春医生说，钱学森是与众不同的病人。钱学森是“大科学家”，对自已要服什么药，清清楚楚。每个月钱学森都要请医院给他补充一次药品。每一回，钱学森总是亲笔写一纸条：“司药同志，请给我发下列药品……”接着，他一一开列药品的名称，然后签上名字，交给赵聚春医生。最为特殊的是，钱学森甚至还附上药品的外包装。赵聚春医生接触那么多病人，钱学森是唯一如此细致对待药品的人。
有几次，药品的外包装改变了，钱学森要向赵聚春医生询问是怎么回事。还有一次，药品的生产厂变了，钱学森仔细询问了药品的成分是否如同原先的那家药厂的产品。
钱学森另一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大剂量服用维生素。大剂量服用维生素能够有益于健康，这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化学家鲍林的创意。钱学森与鲍林有着多年的友情，尽管鲍林的这一创意在美国有着激烈的争议，但是钱学森对此深信不疑。
301医院大夫对此持慎重态度，不主张钱学森服用大剂量维生素。钱学森不向301医院领维生素，而是托人自购维生素c、b、e，大剂量服用。钱学森自称，他的心血管功能不错，是由于大剂量服用维生素的效果。
钱学森晚年，由于体弱，多次发生肺炎。赵聚春医生以体温37尤为临界线，发现钱学森的体温升到37尤，就马上送301医院住院。如果稍有咳嗽，也立即送301医院住院。
在301医院南楼病房，钱学森常常自称“小弟弟”，因为住在那里的萧克上将比钱学森大3岁，活了101岁，而吕正操上将比钱学森大7岁，活了104岁。跟萧克、吕正操相比，钱学森怎不是“小弟弟”？
每次见到钱学森被送进301医院，赵聚春医生总是为他担心，希望“首长”能够像萧克、吕正操那样超过百岁。钱学森指着一幅油画安慰赵医生。那是在火箭发射基地，在聂荣臻元帅之侧，站着风华正茂的钱学森、李福泽和栗在山。
聂荣臻元帅生于1899年，1992年去世，终年93岁；
李福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国防科委副主任兼20基地司令员，生于1914年，1996年去世，终年82岁；
栗在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国防科委副政治委员，生于1916年，2007年去世，终年91岁。
钱学森说：“我活得比他们都长。”
赵聚春医生明白，那是钱学森在安慰他，让他不要担心。在钱学森生命的最后几年，身体每况愈下，301医院发现钱学森患“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这是在20世纪70年代新确定的一种病症，是指有的人在睡眠时突发呼吸障碍，反复出现短时间停止呼吸，对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
为了防止钱学森在睡眠时突然停止呼吸，301医院决定给钱学森配置呼吸机进行治疗。当然，戴着氧气面罩进行呼吸，是很不舒服的。为了能够说服钱学森接受治疗，知道钱学森听力不好，儿子钱永刚特地画了呼吸机的草图。经过钱永刚和医生的耐心说明，钱学森点头了。这样，钱学森每天有2~3小时戴着面罩，呼吸机给他输入高浓度的氧气。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钱学森血液中氧的饱和度有了明显的提高，“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不过，钱学森毕竟已经九十有八，身体越来越虚弱。
万众送别科学巨星
2009年10月31日上午8时6分，钱学森走完他漫长的98年的人生道路，离开了人世。
我请赵聚春医生详细回忆钱学森病逝的经过。赵聚春医生说，钱学森去世前夕，他自己正在306医院住院，钱学森的保健工作临时交给陈静舟医生。
那是2009年10月28日，钱学森发生呕吐，陈静舟医生接到钱学森亲属电话，马上赶到钱学森家中。经过陈静舟医生检査，给钱学森开了药。当时，钱学森的体温37t。
10月29日上午，钱学森又发生呕吐。陈静舟医生立即报告301医院领导。当时正是甲型h1n1流行性感冒爆发的时候，301医院担心钱学森染上了，派了医生带了甲型h1n1流行性感冒快速测定仪来到钱学森家。经过检测，并不是甲型h1n1流行性感冒。不过，301医院生怕快速测定仪的检测结果不准确，又带回样品到医院进行正规测定，最后排除了甲型h1n1流行性感冒的可能性。
考虑到钱学森接连发生呕吐，而且体温37t，陈静舟医生认为钱学森必须住院治疗。征得钱学森亲属同意之后，301医院派出呼吸科主任乘救护车到钱学森家，钱永刚也陪同父亲一起来到301医院。301医院对钱学森的肺部进行ct检査，发现有阴影，表明患吸入性肺炎。大夫给钱学森戴上面罩，用呼吸机供氧。经过治疗，钱学森的病情一度稳定。
得知钱学森住院，10月30日赵聚春医生从306医院赶到301医院看望钱学森。当时，钱学森戴着氧气面罩，表情平静。呼吸、血压都正常。不过，赵聚春医生在检査导尿管时，发现了异常：前半段的尿液无色透明，但是后面的尿液颜色却像酱油一样深。这无疑是一个凶兆，表明钱学森从肺功能衰竭演变到肾脏功能衰竭。虽然301医院大夫采取紧急救助措施，无奈钱学森已经气若游丝。
当天晚上，钱学森血压下降，处于病危状态。301医院大夫对钱学森实行紧急抢救。无奈，已经回天无术。10月31日凌晨，钱学森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临终，他没有留下遗言。
关于钱学森的离世，钱永刚是这么说的：
10月29日吃晚饭时，父亲突然吐了一下。父亲是一位老年人，老年人的身体一旦有变化，我们就必须特别当心，这也是我们多年照顾他的经验。马上测体温，发现父亲体温有点高，当时就决定赶快送医院。
只用了很短的时间，父亲就被送往附近的解放军总医院。
这次与以前不同，一进去就报病危。医生很快给我的父亲进行检查，发现巳是严重的肺部感染。可能之前巳经出现了轻微的呼吸道症状，但他自已不觉得有什么明显不适，别人也没有特别细心地观测到，等送到医院时，炎症已扩散到肺部。唉，还是有点晚了。
医院很努力，已经尽心了。父亲的肺部出现大面积感染，肺表面只有一部分能供氧，造成身体多个器官因缺氧而怠工，后来血压测不到了，呼吸衰竭，人进入了休克状态。
最后走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痛苦。可以说，父亲走得很安详，这也是我感到些许安慰的地方。
钱永刚还说：
父亲看书看到最后一天，一直到入院前几个小时都在看报纸，看文件。那天晚上出现呕吐症状后，他虽然还能说话，但精神状态变差了，到医院后处于休克状态。
赵聚春医生回忆说，钱学森故后，301医院有人提议对遗体进行解剖，以査明死因。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领导得知，说道：“饶了我们的大科学家吧！”因为在总装备部领导看来，钱学森死于年老体衰，瓜熟蒂落，死因是明摆着的，不必再査了。
钱学森是坚强的人。在晚年，钱学森被“双侧股骨头无菌性坏死”锁在轮椅上，被“腰椎楔形骨折”锁在病床上，即便如此，他仍以一颗不停思索的脑袋，以顽强的意志力，关注着国家的命运，关注着时代的步伐。正因为这样，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向温家宝总理发出了震撼教育界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钱学森病逝之后3小时，2009年10月31日上午11时，新华社发布了新闻：“我国科学巨星钱学森今天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消息传出，全国震惊。深秋的北京满地落叶。众多北京市民涌向北京的航天大院，悼念这位中国的科学巨星。人们惊讶地发现，钱学森从i960年10月搬到这里，49年过去，依然住在这幢早已陈旧的老式公寓里。
钱永刚说对于父亲的离去，我有两个意外：一是没想到，父亲走得这么突然，我们这些年积累的应对疾病的经验用不上了；二是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来家里吊唁，让我很感动。前两天下雪，我们在外面搭了个4间大棚，放大家送来的花圈，原以为4间怎么都够用了，没想到1天半就放满了。”
在前往钱学森家灵堂悼念的人群中，40位排着整齐队伍的中学生格外醒目。他们是北京海淀实验中学“钱学森班”的代表。这所中学出于对钱学森的敬仰和深情，早在2005年就建立了以钱学森名字命名的班级。钱学森的精神激励着中国的年轻一代。“钱学森班”的一位同学在悼念时说：“钱爷爷的离开让我们感到非常悲痛，虽然我从没有见过钱爷爷，但他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成长，从跨进‘钱学森班’的那一刻起，我就暗下决心要努力学习，将来像钱爷爷一样报效祖国。”
2009年11月6日上午，钱学森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等全部到齐，前往八宝山送别钱学森。
钱学森的校友、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以及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也赶往八宝山吊唁。上万民众自发来到八宝山，为钱学森送最后一程。
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说：“获知伯父钱学森去世的消息后，我们全家人都十分悲伤。但由于预先的工作安排难以改变，所以今天不能来北京参加伯父的追悼会，为此承感到很难过。”虽然出生在美国的他未曾与伯父钱学森谋面，但他对自己的这位科学家伯父非常感兴趣，伯父的诸多成就和事迹，他都十分了解，更深刻地意识到钱学森对整个中国的重要性。
钱永健的兄长、美国科学院院士钱永佑写长文表达追思。
钱永佑说：
“由于一些外在的因素，当时我和我的家人离开了中国，但一直以来，我们都跟国内的亲人保持着很好的联系。”
“跟世界上很多人一样，我和我的兄弟们都十分崇拜我的伯父，尤其是他的科学成就和不重名利的高贵品格。”
“即使在他晚年的时候，他的思维都非常敏捷。我曾经也通过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朋友转达过对他的问候，他非常宫从”
“我的伯父一家都十分友善，对我们全家都很好。我女儿钱向民现在在中国，我伯父一家一直都很照顾她。”
“我母亲说，‘二战’后，伯祖父（钱学森的父亲）作为家中的大家长为整个家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由于伯袓父的鼎力协助，我才能和母亲一道从中国赶去美国与父亲团聚。而在母亲和我去了美国后，伯袓父还代我们照顾家乡的奶奶，这让我们十分感动。所以，我们兄弟都十分感激伯父一家，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对我们十分重要。”
温家宝总理在出席钱学森追悼会之后，直接从八宝山乘车前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11月6日上午9时许，温家宝总理乘坐的专机从北京飞往埃及。
随同温家宝总理出访的中国新闻社记者张朔，写下当时专机上的见闻：
以往经历告诉记者，专机飞稳后总理就会来记者舱看望记者。很快，温总理出现在记者面前。他像往常一样，与每个记者亲切握手，见到熟悉的面孔，都能叫出名字。但这次总理没在记者席坐下来，而是把我们请到他在前舱的临时“办公室”。
温总理神情凝重地说：“这两天，我的心情特别不好。”
现场顿时安静下来。
“我今天早上去了八宝山给钱老（钱学森）送别，然后直接赶来机场的。”
温总理说：“我是第一时间得知钱老去世消息的。钱老是我的老师，我们是忘年交。我非常怀念他。这些天，我一直在翻阅往日与他的通信和写的日记。”
温总理动情地回忆起与钱老长谈如何建设中国的生态文明，探讨能否开发地球深处能源等问题。在钱学森晚年，教育则是他们最主要的话题。温总理动情地说：“今年8月，尽管钱老说话已很不清楚，由于我们交往时间久了，他的每一句话我都能听懂，我还给他当‘翻译’……”
钱学森的追悼会没有悼词，但是就在追悼会举行的那天，新华社发表了相当于悼词的长达六千字的《钱学森同志生平》。《钱学森同志生平》称赞钱学森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同志生平》用十一个“第一”概括了钱学森对于中国航天和国防科技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
——1956年，参与筹备组建中国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受命负责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兼任院长。
——1956年，设立空气动力研究室，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空气动力学专业研究机构。
——1960年2月，指导设计的中国第一牧液体探空火箭发射成功。
——1960年11月，协助聂荣臻成功组织了中国第一枚近程地对地导弹发射试验。
——1964年6月，作为发射场最高技术负责人，同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一起组织指挥了中国第一枚改进后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飞行试验。
——1966年10月，作为技术总负责人，协助聂荣臻组织实施了中国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
——1970年4月，牵头组织实施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任务。
——1971年3月，组织完成“实践一号”卫星发射试资验，首次获得中国空间环境探测数据，为中国研制应用卫资星、通信卫星积累了经验。
——1972年至1976年，领导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
——1972年至1976年，指挥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
——1980年5月、1982年10月、1984年4月，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洲际导弹第一次全程飞行、潜艇水下发射导弹和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发射任务。
在结束这本《钱学森传》的时候，我不由得记起他出自肺腑的话：
“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我本人只是恰逢其时，做了该做的工作，仅此而巳。”
“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各种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