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全国上下一片“宣传华国锋”， 为华国锋歌功颂德，但是华国锋的真实身世仍鲜为人知。华国锋其实姓苏不姓华。他是怎样由山西南下成为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他又是怎样得到毛泽东的垂青，以至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的呢？
华国锋姓苏不姓华
走笔行文至此，该探究一下华国锋走过的道路……
华国锋其实不姓华。
华国锋本姓苏，单名铸。1938年参加游击队时，苏铸取了个化名“华国锋”——
取义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后来他以“华国锋”这一化名闻名于世，以至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苏铸。如今，华国锋的子女仍用苏姓，并不姓“华”。
华国锋与中国共产党在同一年诞生——1921年。因此，他可以说是“中共的同龄人”。
顺便提一句，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生于1922年，比华国锋小一岁。在1921年，28岁的毛泽东在上海出席中共一大时，华国锋不过是个刚呱呱坠地的婴儿。所以，华国锋与毛泽东是两代人。
2009年9月10日，笔者走访了华国锋的故乡山西交城县。交城县在山西中部，太原西南，文峪河上游，吕梁山区，是个山多林密的地方。
1921年2月16日（民国十年农历正月初九），华国锋出生在山西交城县城天宁镇永宁南路46号。那是一座典型的晋中农家小院。
华国锋祖籍河南范县苏家堡。
华国锋的父亲苏庆惠 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出生于交城县城天宁镇南面不远的杜家庄。交城当年号称“皮都”，从清朝起就是晋商中“皮毛帮”的大本营，县城里拥有皮坊、皮店上百家，皮工一万多人。交城甚至还有美国、德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等46家外国洋行，人称“交城皮毛甲天下”。苏庆惠不识字，在 15岁的时候，进县城隆盛裕皮坊当学徒。
1941年，华国锋20岁，参加抗日战争王酋。五年后满师，苏庆惠在城里租屋成家。他迎娶县城东关武建元的次女为妻，婚后不久武家次女病亡。武家又以三女许配苏庆惠，婚后不久又病亡。
东家王酋见苏庆惠老实能干，便将次女王二女嫁给苏庆惠。苏庆惠租了永宁南路46北屋。王二女在婚后连生四子。据华国锋在1948年亲笔填写的《干部成分调查表》上所载：“我兄弟原四个，我三哥生下时，我大哥死。我生下时，我二哥死。”因此最后能够成人的只有华国锋和他的三哥。三哥名叫苏鉷。
华国锋的父亲苏庆惠自从成为东家女婿之后，升为隆盛裕皮坊的二掌柜。所以华国锋在1948年填写的《干部成分调查表》中，家庭成分一栏写了“商人”。华国锋还在《干部成分调查表》中写及：
我7岁上，我父亲死。父亲名分下在杜家庄有墓子地两三亩，无劳动力，由我叔伯兄弟们无代价种着（负担我家亦不管）。还有一间房子，亦是叔伯兄弟住着。我家在城里租赁房子住。我三哥小学毕业后，到本城大顺永当学徒，二三年后被开除，又到合聚永当学徒，事变前提升为记账的，他的名字叫苏鉷。现我家有母亲、嫂嫂、2个侄女及我三哥4口人（引者注：似应为5口人） ……
华国锋所说的“事变”，即1937年7月7日日军侵华的“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
按照华国锋自述，他7岁时，也就是1928年，父亲苏庆惠去世，终年54岁。从华国锋亲笔填写的《干部成分调查表》，可以真实地了解当时他的家庭情况。
乡音难改，华国锋后来一直讲一口浓重的山西话。
1928年，7岁的华国锋入交城县南关小学。
1934年，13岁的华国锋毕业于南关小学。
1935年，14岁的华国锋入交城县“商业职业学校”，学习到1937年。所以，华国锋后来在填写履历表时，“文化程度”一栏总是写“中学文化程度”。
交城地处晋绥边区，很早就有中共党组织活动。在华国锋上中学的时候，离学校不远处住着两个中共地下工作者。华国锋在那里看了一些进步书刊，思想倾向革命。
1938年初，17岁的华国锋离开家庭，上山参加了交城县牺牲同盟会抗日游击队，从此改名华国锋。
自从改名华国锋起，华国锋就走上了红色之路。
1938年10月，由中共文（水）交（城）工委民运部部长李伯林（陕西人，老红军）做介绍人，17岁的华国锋加入中国共产党。
翌年，18岁的华国锋担任抗日根据地晋绥边区第八专区汾阳县牺盟会特派员，在汾阳的峪道河、开垣庄、鳌坡一带，开展抗日游击工作。
1940年初，19岁的华国锋在山西交城县担任了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
1945年，24岁的华国锋担任了中共交城县党委书记、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从此，人们称华国锋为“华政委”。
笔者采访了华国锋的老上级——武光。
那是在1996年初夏，笔者穿着长袖衬衫在北京步入武光的住处，84岁的他竟只穿一件汗背心。他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居然每天还去上班呢！
武光出生于1912年，河北深泽县人氏，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九一八”事变后的北平团委书记，而当时胡乔木是北平团委宣传部部长。在抗日战争时期，武光担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武光说，他认识华国锋时，华国锋还是个小伙子。那时候，武光担任中共晋中区党委副书记。所谓“晋中区”，是指山西太原周围的几十个县，而华国锋自1947年起担任中共山西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属于中共晋中区党委领导。这样，华国锋便成了武光的下属。周小舟担任中共晋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华国锋在这时结识了周小舟。后来，从1953年10月起，周小舟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成为华国锋的“顶头上司”。
笔者问起武光当时对华国锋的印象，武光如实地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好同志。那时华国锋给我的印象便是正派、老实。 ”
在1948年冬，中共中央决定从华北抽调5万名干部准备随军南下，以便接收南方的城乡。武光回忆说，当时华北的干部差不多是“走一半，留一半”。武光和华国锋都是属于“走”——南下的。
当时的中共晋中区委一分为二，一半走，一半留。武光奉命把走的干部组建成6套地委班子，每套班子都包括党、政、武装部、工、青、妇六方面的干部。这样，便于南下时可以接收、成立6个地委。
南下时，干部们差不多都往上升一级。1949年1月，28岁的华国锋担任中共晋中第一地区委员会宣传部部长。这样，他就由县委级干部升为地委级干部。
这时，华国锋与韩芝俊结婚。
从华国锋最初的经历来看，他确实属于“根正苗红”的干部。他在吕梁山打游击， 先是打日本军队，后是打国民党军队，经历了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战斗。那时，年轻的华国锋在战争的烽火中成长，踏实、诚朴、吃苦耐劳，应该说是不错的中共基层干部。不过，在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之后，在“宣传华国锋”的高潮中，却刻意把华国锋“塑造”成在那时就已经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模范”。种种报道、回忆文章充满对华国锋的这样的宣传：
1940年初，他担任了交城县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为了发动群众大打抗日的人民战争，华国锋同志身披破羊皮袄，怀揣一本毛边纸印刷的《论持久战》，冒着生命危险，走村串户地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简明通俗地讲解持久战的三个阶段。
在另一篇文章中，是这样宣传华国锋在战火中刻苦学习毛泽东著作的：
交城地处吕梁山区，是晋绥边区八分区的前哨，斗争尖锐复杂，环境艰苦。当时，为了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华国锋同志总是抓紧一切机会，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他的挎包里经常装着用麻纸印的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持久战》《组织起来》《祝十月革命 25周年》……还有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对于巩固与建设晋西北施政纲领等小册子，走到哪里学到哪里。一次，华国锋同志等从科头村出发到王文村检查工作，登上一座山顶，大家感到很累，就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休息。华国锋同志不顾疲劳，见缝插针，打开了毛主席著作学了起来。晚上，没油点灯，他就用交城山区特产的松油柴照亮，经常学习到深夜。有时，脸被松油烟熏黑了，他也不在意。有段时间，他病了，同志们劝他注意身体，他说，在战争年代更应当多读毛主席的书，把毛主席的著作学好了，才有本领，才能战胜敌人，打开局面。
当时的报道如此刻意宣传华国锋在20来岁时就已经成了“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其实是为了塑造华国锋“一贯忠于毛主席”的形象，证明华国锋是毛泽东的忠实接班人。
成为毛泽东故乡的“父母官”
华国锋参加了武光所率的南下工作团。
武光记得，他们是在1949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出发南下的。来自老区的干部大约3000人集结于石家庄。本来，还有2000北平的学生跟他们一起南下，只是后来由于北平学生要先进入华北革命大学短期学习，然后才南下，所以没有与干部们一起出发。
武光带领南下工作团从石家庄到了河南开封，那里是中共中原局所在地。中共中原局书记邓子恢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邓子恢告诉武光，南下工作团被安排前往湖南接收。不过，邓子恢向武光透露说，湖南省省委、省政府的干部都已经配齐，因此，南下工作团的干部们到了湖南，恐怕只能“往下压”。
什么是“往下压”呢？比如，武光原本是安排为省级干部的，“往下压”为地委级干部；华国锋原本安排为地委级干部，“往下压”为县委级干部。
果真，南下工作团到了长沙，“往下压”了：武光被任命为中共长沙地委书记，地委机关设在湘潭。
华国锋也被“往下压”。1949年8月2日，华国锋被任命为中共湖南湘阴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对于华国锋来说，从山西南下，来到毛泽东的故乡湖南工作，是他人生道路上的关键一步。
从此，华国锋在湖南工作了20多年。
后来，当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一提到湖南，总是这么宣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乡，英明领袖华主席工作过的地方。 ”
湘阴位于洞庭湖南岸。当时的湘阴，“四害”横行。所谓“四害”，也就是水灾、虫灾（血吸虫病）、土匪、恶霸。华国锋来到湘阴，领导全县人民进行了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这时，华国锋步入“而立”之年。
在湘阴，华国锋为烈士塔题写了这样的诗句——华国锋平时从不写诗，这是难得见到的华国锋诗：
为我人民事，
牺牲命和家。
继承先烈志，
建设新中华。
华国锋在湘阴工作了不到两年，在1951年6月调离湘阴，到湖南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这时，担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的是宋惠。
虽说华国锋在湘阴县的工作时间不长，但是在1977年“宣传华国锋”的高潮中，人民文学出版社专门出版了《华主席在湘阴的故事》一书，收入关于华国锋在湘阴的故事28篇。这些故事仍十分注意突出华国锋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精神。例如，一篇题为《打菩萨的故事》，写及县交通班的小张、小裴拿了大木棒去城隍庙砸菩萨，华国锋得知后，找小张、小裴谈话。故事这么写道：
政委给他们分析，在这解放初期，人民觉悟还不高，清匪反霸正在紧张地进行的时候，打菩萨会带来什么样的不良后果。政委分析得那么深透，小交通员们听得那么入神。是呀，在这个时候打菩萨，就会干扰当前的清匪反霸运动，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啊！事情不是摆得很明显吗？有些落后群众听了敌人的造谣，对人民政府产生了误解嘛！
“可是菩萨还要不要打呢？”一个交通员提出了新问题。华政委说：“当然要打的。但不能由我们代表群众打，要让群众觉悟了自己去打。”
说着，就从怀里掏出一本书，翻到其中一页，指着一个地方说：“你们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小交通员们的眼光随着华政委手指的移动，轻声念起来：“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
毛主席的话说得多么好啊！就仿佛是针对小交通员们说的。小张把华政委手里的这本书接过来，一看封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几个字闪闪发亮。“华政委，我们再不打菩萨了。”小张和小裴惭愧地说。
1951年6月，当华国锋从湘阴县调到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时，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湘潭县委书记的特殊的重要性——毛泽东正是湘潭县人！
1949年8月15日，打着红旗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县韶山冲。当时一篇题为《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冲解放了》的报道这样写道：
每个人的步伐比往日走得更快，眼睛瞪得格外大，大家都知道今天的宿营地是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家乡——湘潭县韶山冲。队伍刚刚经过一座小山岭，突然灯笼火把齐明，火光下，照见一个木牌上写着：“此处离毛主席的家十五华里。”从这里起到韶山冲的东茅塘与上屋场，沿路站满了提着灯笼端着茶水的老乡们，远远望去就像一条漫长的火龙。到处响着清脆的鞭炮声，就像过年一样……
午夜三时了，前面传来命令：“三连今天就住毛主席的家里。”三连的同志高兴得跳了起来。
1950年5月，毛泽东委托他的长子毛岸英前往故乡探望。毛岸英不坐车，不骑马，步行了30多里山路来到韶山冲，使那里的乡亲们感动得流下热泪。
1950年秋，《人民日报》刊载消息《湖南湘潭修缮毛主席故居》。
华国锋在担任湘潭县委书记之后不久，1952年春，他第一次前往毛泽东的诞生地韶山冲。那时，毛泽东的故居经过初步修缮，正堂屋门上方挂着“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的家”金字横匾。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中共韶山区委员会写了《紧跟华主席，永远向前进》一文，内中这么记述华国锋初去韶山的情形：
当时，土地改革运动已经基本结束。在推翻封建生产关系之后，中国农村向何处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党内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伟大领袖毛主席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引导亿万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刘少奇则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极力鼓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大搞“四大自由”，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
华国锋同志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带领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他满腔热情地支持韶山冲里新出现的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同时，亲自带头深入到各个屋场，调查土改以后农村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用本地的具体事例，启发教育广大农民群众，只有听毛主席的话，“组织起来”，才能真正得到解放，逐步改变贫穷落后状况，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
以上的记述显然受当时文风的影响，写得空洞、干巴，而且以后来想当初，把“批判刘少奇”之类都“提前”到50年代初。不过，这段记述毕竟还是反映了华国锋早在1952年春便已经背着背包前往毛泽东老家，深入了解那里的农民情况。
前来参观毛泽东故居的人日渐增多，但是，参观者和毛岸英一样，要走很长的山路。华国锋作为县委书记，着手改善那里的交通，修筑公路，使汽车能够直达毛泽东故居。
这样，前来参观毛泽东故居的人迅速增加。据当时的统计，光是1953年8月至10月，参观者便达8833人。许多外国代表团、记者也纷纷前来参观，使湘潭县变得越来越热闹。
在华国锋担任湘潭县委书记之后，1952年8月，他又升任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专署专员。
这时，华国锋多次前往韶山冲蹲点，指导那里建立农村互助组。韶山冲刘秀华、汤瑞仁等成立的互助组，成为湘潭地区最早的互助组。
华国锋那时写了《湘潭县应如何推广互助合作运动》《稳步建立和提高常年互助组》《怎样整顿、巩固和提高现有的常年互助组》等文章，表达了他对于在湘潭大力开展互助合作化运动的见解。华国锋还抓了贺建昌这一典型，树为湘潭县互助组的“十面红旗”之一。贺建昌是湘潭县马乇乡的贫农，组织八户人家成立“变工组”，合了又垮，垮了又合，三起三落。华国锋得知后，三次到马乇乡蹲点，支持贺建昌，还带领贺建昌以及另几个互助组组长步行70华里，到韶山冲去瞻仰毛泽东旧居……
华国锋写了《不断巩固和提高的贺建昌互助组》一文，在报上发表，提倡这一典型。在华国锋的领导下，到1952年底，湘潭县的常年互助组达890多个，成为湘潭地区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比较快的一个县。
1954年2月，韶山冲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成为湘潭地区第一个农业合作社。
1954年11月，华国锋担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湘潭军分区第一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这样，华国锋成了湘潭地区的“父母官”。
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就在华国锋担任湘潭地委书记半年多之后，有幸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湖南是毛泽东的故乡。虽说毛泽东在1959年才第一次回到出生地韶山冲，但是自1953年起至1975年，毛泽东几乎每年都到湖南长沙一趟，有时一年来两三趟。这是因为毛泽东曾在长沙读书、教书和从事革命工作多年，所以他对长沙有着深厚的感情。
每一趟来湖南长沙，毛泽东总是要接见湖南的主要领导干部。正因为这样，湖南的主要领导干部见到毛泽东的机会，要比别的省多得多。毛泽东在1953年来湖南时，华国锋还算不上湖南的主要领导干部，所以没有机会见到毛泽东。
1954年夏，毛泽东从广州乘火车路过湖南，只作短暂的停留。
1955年6月中旬，毛泽东又乘火车来到湖南。据湖南长沙接待毛泽东的工作人员回忆，6月20日这天上午10时半，毛泽东在罗瑞卿陪同下，在长沙南郊猴子石那里跃入湘江，游了很久。他一直游到岳麓山下的牌楼口才上岸。
就是在毛泽东这次来长沙时，34岁的华国锋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笔者在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韶山红日照千秋》一书中，查到一帧不多见的华国锋和毛泽东在1955年的合影。这是在毛泽东的专列的狭长的车厢里，中间是一张铺着白布的长桌，长桌的右侧坐着毛泽东，左侧坐着四个人，第一个便是华国锋。华国锋穿着中山装，理着平头，憨厚地注视着毛泽东。
照片的说明词如下：“毛泽东同志在视察途中和华国锋同志等湖南省委、地委的负责同志谈话（1955年）。”
那时，华国锋已是湘潭地委书记，所以有机会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当时，在毛泽东的专列上受到接见的，还有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谭余保、省委常委胡继宗和徐启文，只有华国锋不是省级干部，而是地委书记。 华国锋能够受到毛泽东接见，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你是我的家乡的‘父母官’ ”。
毛泽东向华国锋询问家乡的情况，华国锋逐一回答，条理清楚。毛泽东特别问起那里防治血吸虫病的情况，经常下乡的华国锋如实加以回答。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比他小28岁的华国锋——当时华国锋34岁，纯朴的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据华国锋的秘书曹万贵说，当时湘潭尚未通车，毛泽东专列停在 株洲。时任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接到通知后，从湘潭赶去向毛泽东汇报湘潭农业互助组等情况。华国锋对湘潭手工业、商业的现状也比较了解，毛泽东问什么，他红着脸答什么。毛泽东笑着说：“你这个年轻人还是沉了下去的。要深入群众，实事求是。 ”
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之后，华国锋深受鼓舞。
这次接见，华国锋作为毛泽东故乡的“父母官”，也给毛泽东留下了印象。那时，毛泽东正忙于抓两件大事：一是开展“反胡风”及肃清反革命运动，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写序言、按语和注文；二是在全国农村推进互助合作运动。在毛泽东号召之下，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中国农村迅速展开。毛泽东很关心家乡的合作化运动。
作为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来到韶山冲，亲自主持了“建社骨干训练班”。
陈世计当时担任湘潭地委办公厅秘书，后来，他的儿子曾经记述了父亲陈世计的回忆：
1953年华国锋任湘潭地委书记时，我父亲是地委办公厅秘书，在一次父亲下乡的工作调查中，得知基层干部和农民对地委批建的一项农业工程意见颇大，也给基层集体和群众利益造成了一定损失。由于涉及的工程和事件较大，父亲就将基层调查报告向地委书记华国锋进行了直接汇报，而这个工程的最高审批者就是华国锋本人。
在华国锋查看调查报告的同时，面现愧悔之色，嘴里连连自语：“该死，该死，怎么出这样的错误！”“官僚主义真是害人！”
当时父亲作为下级，只有静待领导指示的份。只见华国锋将调查报告交给我父亲，严肃地吩咐：“这么大的错误一定要引起全面的重视和改进，要让群众和干部都知道官僚主义害人！把这个调查报告向全地委干部通报，并且在《湘潭日报》上公布，让大家都批评和警醒，再不能犯这样的错误！”
为了领导的面子和威信，我父亲小声建议，仅在地委干部中通报批评已经足够了，就不要在《湘潭日报》上公布了。而华国锋急迫坚决地说：“一定要让我和大家都深刻吸取这个教训，工作一定要重视基层调查，否则官僚主义害人害老百姓，要在大家面前批评检讨我们自己。”最后还是坚持着在地委和《湘潭日报》上发表通报批评了。
对于华国锋毫不掩盖姑息自己的错误，严格律己，勇于“揭疤”，高度重视群众利益的无私坦荡襟怀，父亲提起来都是啧啧地由衷称赞和钦佩！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著名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一开始，就尖锐地指出：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毛泽东所称的“小脚女人”，确有所指。那时，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等根据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先是对农村的一些合作社进行压缩、整顿，接着又提出合作社的发展速度不宜过快。
1955年6月下旬，毛泽东便曾对邓子恢提出“黄牌警告”，批评邓子恢“犯了右的错误”——当然，后来的历史事实表明邓子恢的意见是正确的。就在毛泽东大声批评“小脚女人”之时，湘潭县韶山乡政府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那里蓬勃开展的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信中说：
今年全乡1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社社都增产。348户社员有320户增加了收入……
毛泽东很高兴得知故乡的进步，于1955年8月5日亲笔写了一封回信：
韶山乡政府各同志：给我的信收到。互助大有发展，极为高兴。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毛泽东
1955年8月5日
毛泽东的亲笔信，虽然只短短一两句话，却使作为湘潭“父母官”的华国锋也“极为高兴”。
毛泽东的信，透露了两个信息：
第一，毛泽东非常关心他的故乡；
第二，毛泽东很重视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
同日，毛泽东还给湘潭县云源乡政府回了一封信：
云源乡政府各同志：你们给我的信收到了，谢谢你们。乡间情形，尚望随时告我为盼！
顺祝
工作进步
毛泽东1955年8月5日
毛泽东的这封信，同样透露了他对故乡“乡间情形”的无比关注。
毛泽东在一天中给故乡写了两封亲笔信，使华国锋对于湘潭是毛泽东的故乡、毛泽东关心着故乡有了更深切的感受。
不过，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对于农业合作化并不十分热心，他们主张“不左不右、不前不后”。在中共湖南省委召开部署农业合作化的会议时，原定有中共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关于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经验的发言，被取消了。
华国锋回到湘潭后，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一文，仍积极推进湘潭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华国锋第一次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发言
在华国锋担任湘潭地委书记10个月之后，他有了一次列席中共中央全会的机会。
1955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召开有省市区党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参加的中央会议的通知》。这一《通知》是毛泽东亲笔起草的，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今年国庆节前后，中央有可能召集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和各地委书记来京参加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及其他问题的中央会议。因此请你们预作准备，并请你们通知各地委书记作准备。准备事项，主要是深入了解当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际情况和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关于合作化的全面规划。此项准备工作，须于9月25日以前完成。
中央
1955年8月27日
本来，中央会议一般只请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参加，这一回把地委书记也邀请在内，是因为会议所讨论的是农业合作化问题，地委书记身处第一线。正因为这样，作为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有机会前往北京，列席中央会议。
这次中央会议，也就是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这“扩大”，就是指除了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们之外，还包括许多列席者。这些列席者包括上海局书记，北京、上海、天津市委书记，各省委、自治区党委和各地委的书记，各省委、自治区的农村工作部部长，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负责人。
中共中央于1955年9月7日发出的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通知》规定：列席者“有发言权，无表决权”；“各大市委区党委地委书记的发言稿可以有3000字左右，合作化经验丰富的地委可以有4000字左右，经验不足的可以只有1000~2000字左右”；“因为会期只有5天，不可能每人都宣读发言稿，准备以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地区宣读自己的发言稿，而将另一部分地区的发言稿印发给大家看，因此各地方同志虽然不可能都发言，但是每个人都必须写好发言稿”。
会议于1955年10月4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
对于华国锋来说，这是平生第一次列席中共中央全会，第二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主持了第一天的会议，而在最后一天作了题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总结。
由于会议规定出席会议的地委书记们必须写发言稿，华国锋根据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精神，结合湘潭的情况，写了发言稿。
在会上进行发言的共80人。这些发言者大都是中共中央委员，地委书记能在大会上发言的很少。大会印发的书面发言稿达 167份——大部分地委书记都只是作书面发言。
华国锋一则由于来自毛泽东的故乡，二则由于湘潭地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很快，所以他很幸运能够在大会上发言。华国锋在发言中“介绍了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歌颂了湘潭地区贫下中农 牵着牛，手捧地契，踊跃入社的革命热情”。
毛泽东对于华国锋介绍的故乡农业合作化情况，颇感亲切，十分满意。这样，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颇好的印象。华国锋回到湖南后，又写了《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两篇文章。
1955年冬，毛泽东亲自选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收入湖南6篇典型材料，内中5篇为湘潭地区的，毛泽东为其中的3篇写了按语。这也表明了毛泽东对于华国锋领导之下的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满意。
毛泽东为《湘潭县清风乡党支部帮助贫苦社员解决困难》一文，写了如下按语：
这个合作社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合作社都应当这样做。各省应当在自己的关于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或者指示里面指出，一切合作社有责任帮助鳏寡孤独缺乏劳动力的社员（应当吸收他们入社）和虽然有劳动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难的社员，解决他们的困难。目前，有许多合作社，缺乏帮助困难户的社会主义的精神，甚至根本排斥贫农，这是完全错误的。目前，政府已经设立了贫农基金，可以帮助贫农解决耕牛农具的困难，但是还不能解决贫农中有些户缺乏劳动力的困难，也不能完全解决有些户在青黄不接时期缺乏生活资料的困难，这只有依靠合作社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解决。
积极投入“反右派运动”
1956年5月，华国锋升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主管湖南的文教工作。这样，华国锋开始从地区级领导进入省级领导。
在1957年11月，华国锋又升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对华国锋无疑是一次重要的考验，因为文教方面是“反右派运动”的重点部门，何况华国锋后来所担任的统战部部长更是与“反右派运动”休戚相关。
湖南的“反右派运动”火力相当猛烈，许多人无辜地被打成“右派分子”。
当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对于毛泽东所领导的“反右派运动”表示“很不理解”。
周小舟，是毛泽东的老熟人。从1936年8月至1938年秋，周小舟曾担任毛泽东秘书两年多时间，跟毛泽东朝夕相处于延安。
周小舟与华国锋一起从山西南下。1953年10月起，周小舟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从1953年以来，毛泽东每一回来湖南，差不多都由周小舟陪同视察。
1957年，面对湖南那么多人被无辜地打成“右派分子”，周小舟心中深为不安。在“反右派运动”高潮中，周小舟借口“多日失眠，精神不佳”，向中央请求休养”。这样，周小舟在1957年10月离开湖南，来到青岛休养。他在青岛借了不少古代史著阅读，认为“反右派运动”是“深文周纳，罗织成罪”。
“深文”出自《史记 ·酷吏列传》，指制定或者援用法律文书苛细严峻。“周纳”之“周”，即周密，而“纳”是“使陷入”之意。“罗织”指罗织罪名。所以，在周小舟看来，毛泽东所领导的“反右派运动”，是引人“陷入”，然后罗织罪名，以严酷的法律治人以罪。
“深文周纳，罗织成罪”这八个字，是周小舟对于“反右派运动”错误的高度概括。这表明这位当年的毛泽东秘书，已经与毛泽东晚年的“左”的思想之间产生深刻的分歧。
与周小舟不同，华国锋积极投入了“反右派运动”。
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长沙第五中学党支部发表了《华主席指挥我们战斗》一文，记述了华国锋当时积极领导“反右派运动”的情况：
师生们怎么也不会忘记，1957年4月下旬，祖国的晴空出现几朵乌云，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发动猖狂的进攻。就在这严峻的时刻，华国锋同志深入学校，掌握文教战线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天，主管全省文教工作的华国锋同志身着青布便服，走进了我们的校园。他一到学校，就广泛与师生们交谈，参加座谈会。不到几天时间，办公室、教室、宿舍……整个五中校园，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到处都能听到他勉励大家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提高阶级斗争觉悟的亲切声音。当时，正是反右派斗争的前夕，右派分子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华国锋同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洞察教育战线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看穿了阶级敌人的狰狞面目。有一次，华国锋同志参加语文教研组的“鸣放会”，一 个右派分子在会上恶毒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华国锋同志冷静沉着地听着这个坏蛋的“鸣放”，目光炯炯，稳若泰山地向群众表示，我们欢迎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革命群众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也要警惕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在党中央发出反右派斗争的战斗号令后，华国锋同志亲自部署了我校反右派斗争，指挥我们取得了这场斗争的伟大胜利。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一文中，也写及华国锋是怎样积极投入“反右派运动”的：
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趁我党整风之机，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当时刘少奇在湖南的代理人，与右派分子一唱一和，互相呼应，更加助长了他们的反动气焰。而担任省委统战部部长的华国锋同志，坚决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因势利导地组织和领导了反右派斗争。他根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的光辉思想，深刻地指出，这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后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必不可免的继续”，“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就将没有希望”。华国锋同志坚定沉着，放手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经常分析阶级斗争的形势，及时组织群众进行反击，充分揭露批判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打退了他们的猖狂进攻。
面对来自庐山的大震荡
1958年7月，华国锋升任湖南省副省长、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这样，华国锋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向上迈，从县到地区，从地区到省，进入湖南省的领导核心之中。可以说，他是一帆风顺的。
一年之后，一场政治大风暴，猛烈地袭击了中共湖南省委。
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大风暴，来自江西庐山。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在庐山先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开展了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会上揭出了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
这一“反党集团”跟湖南的关系非同一般：黄克诚是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任省委书记，从1949年8月至1952年9月；而周小舟则是中共湖南省委现任第一书记。
周小舟在1957年对于毛泽东领导的“反右派运动”持怀疑态度，紧接着，在1958年，周小舟又认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带有‘左’倾盲动主义的性质”。
正因为这样，在 1958年12月彭德怀来湖南视察时，周小舟陪他同去湘潭，一路谈话，发觉彼此的见解非常相近。所以，当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头子”时，周小舟也就被列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成员了。
1959年8月17日，周小舟受到了严厉的处分：“撤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省委委员，以观后效。 ”9月上旬，周小舟回到湖南，在湖南接受批判。此后，周小舟被降职到湖南浏阳县大瑶公社当副书记。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成了“反党集团”成员，给中共湖南省委带来极大的震荡。面对这一激烈的斗争，华国锋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一文中，这样记述道：
庐山会议前几个月，彭德怀窜来湖南，伙同刘少奇在湖南的代理人（引者注：即周小舟）四处活动，拼命搜罗向党进攻的炮弹。面对着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猖狂挑战，华国锋同志挺身而出，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作报告、写文章，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正确性，热情地歌颂了革命群众运动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痛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无耻谰言。同时反复教育干部和群众，既要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又要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干劲要一鼓再鼓，假话一定不要讲，群众的干劲越大，越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华国锋同志这种无产阶级的原则性和求实精神，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称赞。在庐山会议粉碎了彭德怀反党集团后，毛主席亲自提名华国锋同志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在这以后，毛主席来湖南视察，多次听取华国锋同志的汇报，称赞华国锋同志是讲老实话的人。
三次受到毛泽东赞扬
周小舟被撤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之后，由张平化担任这一职务。
华国锋作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也成为湖南举足轻重的人物。
职务越高，政治风浪也就越大。好在毛泽东看重华国锋，每一回到湖南，总要接见华国锋。华国锋呢，也一直把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作为自己的政治信条。
虽然华国锋已是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但是他仍关注着毛泽东故乡湘潭。自1961年起，华国锋兼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
那篇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一文，记述了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之后，跟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之间的斗争：
1962年，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派中南局主要负责人（引者注：指陶铸），到湖南推销“产量责任制”即“包产到户”的黑经验，要华国锋同志执行。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华国锋同志毫不含糊，寸步不让，用大量的事实，说明这种搞法实际上就是单干，当面顶了回去。当时兼任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同志，不仅自己到湘潭、湘阴等县调查，而且派人去了解所谓“产量责任制”黑样板，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育干部和群众，组织他们开展大辩论，使大家认识到，单干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死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
华国锋身为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却很少坐机关，总是一次次下乡蹲点。
1962年3月21日，华国锋前往湘潭县姜畬公社清联大队蹲点，住在谷沙塘生产队贫农老大娘谈满家中。他在那里发现有的生产队搞“包产到户”，便坚决予以制止。华国锋写了《办好生产队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批判了“包产到户”。
不久，华国锋得知湘北岳阳县毛田公社那里曾大搞“三自一包”（“三自”即自留地、自负盈亏、集市贸易。集市贸易又称自由市场。“一包”指包产到户），后来，那里“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集体经济得到发展。于是，在1962年冬，华国锋来到毛田蹲点，把毛田树为湖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样板。
1963年春，当毛泽东来到湖南，华国锋两次向毛泽东汇报了毛田的情况。当时毛泽东正在号召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很欣赏华国锋树立的这块“社会主义道路”样板。毛泽东曾问华国锋，从岳阳到毛田怎么走。华国锋回答说，有将近100公里，其中有几十公里不通汽车。毛泽东笑道：“给我弄辆牛车，我坐牛车去也行啊！”
毛泽东如此看重毛田，于是，华国锋又去毛田，组织写了总结文章，逐字逐句加以修改，而且把题目改成《可贵的革命干劲》。这篇文章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了。
华国锋自己还写了《贵在鼓劲》一文，发表在1963年4月2日的《新湖南报》上。
紧接着，在1963年10月，华国锋带湖南干部到广东参观学习，写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看了，又十分赞赏，为之写了批示，号召全党克服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误思想。毛泽东指出，虚心学习外省、外市、外区优良经验的态度和办法，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毛泽东强调，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要全党注意研究，定为制度，不但可以而且应当这样办。
这样，华国锋接连两次受到毛泽东的赞赏。
1963年，华国锋还带领工作队前往毛泽东家乡韶山区永义公社蹲点，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4年，华国锋患病住院。他“每天下午坚持学习，形成制度，不仅自己认真学习，还把一同住院的几位负责同志组织起来，学习《毛泽东选集》四卷”。
1964年7月1日，由华国锋主持韶山毛泽东陈列馆的建设，并亲自为韶山毛泽东陈列馆奠基。他调动全省一切力量来支援这项工程建设。10月1日，韶山毛泽东陈列馆落成开馆。从动工到落成，只用了100天。
韶山毛泽东陈列馆开馆之后，收集到了毛泽东弟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的珍贵照片。华国锋当即把照片送到北京，请毛泽东过目。
毛泽东经过仔细地辨认，确定这是毛泽覃和毛泽建的照片。毛泽东非常欣喜，询问华国锋是怎样发现这些老照片的。毛泽东在照片的背面批了两句话：“原件退还，洗一套送我。”毛泽东还指示华国锋，给周恩来总理看一看。
华国锋回到湖南后，对韶山毛泽东陈列馆馆长马玉卿说：“这是无价之宝。你们赶快将照片洗出来，送一套给毛主席。 ”
不久，华国锋带着精心印制的毛泽覃和毛泽建照片再上北京，把照片亲自交到毛泽东手中。
从1965年起，华国锋担任总指挥兼政委，主持修建韶山灌区工程。这一工程是引涟水入韶山，改善沿途湘潭、湘乡、宁乡、双峰的农田水利。主干渠全长240多公里，引涟水灌溉100多万亩农田。华国锋几乎走遍了干渠，为了这一工程，召集工程人员、民工、老农开了150多次“诸葛亮会”。
这一工程在1965年7月1日正式动工。华国锋为《韶山灌区报》第一期写下这样的题词：“做出一个符合总路线精神的引水工程的好样板来。 ”
华国锋还为巨大的渡槽题写了“云湖天河”四个大字。
这一工程，在10万民工的努力下，经10个月完成。这10个月里，华国锋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工地上。
华国锋曾为1966年第一期《湖南文学》杂志“韶山灌区工程特辑”亲笔抄录了这样一首民歌：
高山顶上修条河，
河水哗哗笑山坡。
昔日在你脚下走，
今日从你头上过。
华国锋领导建设韶山灌区工程，又一次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
在“文革”动乱中仍稳步上升
正当华国锋在湖南忙于“农业学大寨”、大兴水利之时，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改定的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从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文革”使中国处于大乱之中。中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干部都受到了冲击，而华国锋却与众不同，几乎没有受到冲击。
华国锋在“文革”中只遇到过两次小麻烦。
一次是受到过湖南的红卫兵组织“省无联”的一阵子“炮轰”，但是很快就过去了。
另一次则是“造反派”要打倒中共湖南省委另一个负责人，而华国锋表示反对。因为华国锋知道毛泽东表示过反对打倒这位负责人，所以他很坚决地说：“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我们不能举手。”为了这件事，华国锋也受到“造反派”的围攻。当然，这种围攻也很快就过去了。
由于华国锋在“文革”没有受到多少冲击，所以在1967年7月21日，他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点名人员，前往北京，参加由“中央文革”小组组织的湖南两派的“谈判”。
1967年8月上旬，“中央文革”小组作出了解决湖南问题的决定。经周恩来提名，华国锋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成员。这样，华国锋成了湖南第一个被“结合”的省级干部。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 ·加德纳所著的《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华国锋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几乎没有受到过冲击，反而能从动乱中稳步上升，威信不断提高，其原因之一可能是他受到毛泽东本人的保护。有理由相信他曾特意向毛泽东表白过自己的忠诚。毛泽东毕竟出生于韶山，正好处于华国锋工作过多年的湘潭地区。
不过，由于湖南省的“造反派”们纷争不已，湖南省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很久，未能成立。在全国，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算是成立很晚的——在29个省市之中排在第19名。
1968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毛泽东在这一文件上批了“照办”两字，表明毛泽东是赞同的。
文件指示，要“充分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深入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王延春等”。文件说，“中央批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组成名单”。
两天之后，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黎原为主任，龙书金、华国锋、章柏森为副主任。这样，华国锋成了湖南的“第三把手”，主管农业。
扩建韶山革命纪念地
华国锋出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后，花费很大的精力抓“农业学大寨”。
1968年冬到1969年初，华国锋组织了湖南各地4万多农村干部前往山西大寨参观学习。
华国锋在湖南树立了新田县和安乡县作为“农业学大寨”的样板。毛泽东得知后说，你们南有新田，北有安乡，很好嘛！从1970年7月起，华国锋担任湖南“欧阳海灌区”工程的总指挥长兼党委书记。这是与韶山灌区同样浩大的水利工程。华国锋踏踏实实、不辞劳苦地忙于这一大工程。
当毛泽东来湖南视察时，亲自对华国锋说起了舂陵河的典故。舂陵河是湘江的支流，在“欧阳海灌区”之中。
毛泽东说：“在古代有一位叫舂陵的人，做过一些好事，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这条河取名为舂陵河。可见，做好事的人，是受人们尊敬的。”毛泽东说这些话，透露了他对华国锋的实干精神的赞赏。
华国锋在湖南还抓了一件“大事”：主持韶山革命纪念地的扩建工作。
在韶山，从1950年就开始修缮毛泽东的故居（在“文革”中改称“旧居”）。人们到韶山来，主要就是参观毛泽东故居。1961年3月，毛泽东故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前往毛泽东故乡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渐渐觉得光是参观毛泽东故居还不够，于是在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建议下，在韶山修建“毛泽东同志革命实践活动陈列馆”（后来改称“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这个陈列馆，选在离毛泽东故居一华里的引凤山下。
在“文革”中，成千上万虔诚的红卫兵以及参观者涌向韶山。1967年12月26日——毛泽东74岁寿辰——从长沙到韶山的铁路开通。韶山火车站树起了高达12.26米的毛泽东塑像。不言而喻，这12.26米，象征着毛泽东的生日12月26日。于是，光是有毛泽东旧居、毛泽东革命实践活动陈列馆又嫌不够了，在1969年由华国锋主持了“韶山革命纪念地扩建工程”。
当时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1969年，韶山革命纪念地开始扩建，首先遇到的就是保持韶山冲内特别是毛主席旧居附近原貌的问题。在研究建筑方案的时候，华国锋同志及时教育我们：韶山是革命纪念地，陈列馆绝不能搞高、大、洋，搞高楼大厦、富丽堂皇。建设韶山革命纪念地，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毛主席光辉诗篇《七律·到韶山》中的“喜看稻菽千重浪”的精神，保护韶山革命原貌，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同时注意节约的原则。为了最后确定扩建方案，1969年春，华国锋同志亲自来到韶山。他不顾旅途疲劳，一下车就找韶山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听取他们的汇报。随后，他徒步登上陈列馆后面的山头勘察地形。当时，有人提出，这个山窝面积小，扩建可能有困难。华国锋同志先用脚一步一步大体计算了山窝的面积，接着又亲自用皮尺仔细作了丈量，终于用事实说服大家，说明扩建的施工面积完全够用。临走时，他还再三强调，韶山的一草一木，都要注意保护，并指着山上的树林叮嘱说：这东边的树要保留，西边的树也要保留，几棵大松树尤其不能动。后来，我们执行了华国锋同志制订的方案，群众反映很好，都说，幸亏华国锋同志及时指导，才使我们在陈列馆的建设上，体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意愿，保持了韶山的革命原貌。
在1969年1月14日，华国锋还在长沙主持了“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纪念馆”兴建誓师大会。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是毛泽东当年创建的，位于长沙清水塘。华国锋冒着零下四五摄氏度的严寒，刨冰破土，为这一纪念馆奠基培土。
华国锋在湖南开展这些纪念工程时，反复强调，要无限忠诚于伟大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向斯诺介绍华国锋
1969年4月，华国锋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团名单之中，出现在九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之中。从此，华国锋不再是“列席”中共中央全会，而是正儿八经的中共中央委员了。
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不久，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
华国锋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便面临一场尖锐的斗争。在会上，毛泽东猛烈抨击了他的“接班人”林彪抢班夺权的阴谋，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给了林彪集团要员陈伯达沉重的一击……在这一激烈的斗争中，华国锋理所当然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
1970年秋，华国锋担任湖南“革命委员会”代理主任。在中共九大之后，中共着手重建党的各级委员会。这重建工作由上而下，先重建各省委，再重建各地委、各县委。
湖南省在建立“革命委员会”时，虽然落后，在全国排名第19，而在重建省委时却一马领先，成为全国第一个建立的新省委。 1970年11月24日至12月4日，中共湖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华国锋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继续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而奋斗》的报告。会议认为，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通过“斗批改”，整个国民经济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会议讨论制定了 今后一个时期全省的工作任务。一、继续深入开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二、继续搞好“斗批改”；三、掀起工农业生产高潮；四、加强党的领导。
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湖南省第三届委员会。随后召开的三届一次全会选举华国锋为第一书记，卜占亚为省委书记、杨大易为省委副书记。
中共湖南省委重建之后，华国锋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忠诚，迎着寒风，带领省委委员们去毛泽东故乡韶山，在那里举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委员全会。
之后不久，毛泽东亲自点名，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和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提及了华国锋。当斯诺的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华国锋第一次引起国外的注意。
毛泽东在跟斯诺谈话时，谈到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接下去的谈话如下：
斯：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阻挠？
毛：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作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
毛泽东亲切地称华国锋是“老人”，表明了他对华国锋的关注和信赖。当时，华国锋不过49岁，当然算不上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毛泽东所说的“老人”，显然是“老人马”的意思。
华国锋的“平民情结”
从毛泽东跟斯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华国锋的印象颇好。华国锋得到毛泽东的垂青，最根本的一点，当然是因为华国锋多年来坚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毛泽东怎么说，华国锋就怎么做。
另外，华国锋为人老实忠厚，也是他得到毛泽东信任的很重要的一点。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曾多次称赞华国锋是老实人。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之后，最初确实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戴，内中的原因之一， 也因为华国锋为人朴实。
华国锋具有可贵的“平民情结”，虽然他步步高升，仍一直保持着“平民作风”。在“宣传华国锋”热潮中，曾出现一幅华国锋帮助一位老太太拾菜的宣传画。这多多少少反映了华国锋的“平民情结”。
在湖南湘潭，流传着华国锋和三个孤儿的故事：
1951年6月，华国锋调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他到任才一个月，便在湘潭医院门口见到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华国锋把这个小女孩收留下来，请县招待所负责照料。接着，在这年10月、12月，华国锋又收留了在湘潭街上遇见的另两个孤儿。华国锋分别为这三个9岁、8岁、3岁的小女孩取名华平、华清、华湘。内中，华清、华湘都双目失明。
虽说华国锋决定政府拨款抚养三个孤儿，并托付湘潭县招待所的职工刘秀英照料，但是他自己仍不断关心这三个孤儿。后来，这三个孩子都相继成人，结婚成家。
华国锋平日坐机关不多，他常在农村。他衣着朴素，总是一身布衣，一双布鞋。人们这么回忆1966年华国锋在湖南郴州、衡阳地区“欧阳海灌区”工作时的情景：
华国锋同志生活上艰苦朴素、毫无特殊的作风，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居住在指挥部的那些日子里，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始终坚持自己提水、洗衣，和民工在一个食堂里排队端饭。有时外出检查工作，别人要为他多添几道菜，他总婉言谢绝。常宁县白沙公社一带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灌区筹建初期，一天，华国锋同志和指挥部几位同志乘坐一辆敞篷大卡车出发到桂阳湖溪桥去为大坝实地定点，路经白沙公社吃午饭。事先华国锋同志怕公社同志特殊照顾他，不让给公社打电话。那天正巧公社的领导同志都外出了，只有一位工作人员在家。这位工作人员没有见过华国锋同志。当时天下着毛毛雨，车子停稳后，跳下六七个人，手里都挽着雨衣。为首的一位身材魁梧、满身泥迹的同志，热情地和这位工作人员握手，讲明来意。这位工作人员赶忙准备了普通饭菜招待他们。吃过饭，如数付清了饭钱。
临走时，那位为首的同志紧紧地拉着这位工作人员的手，表示感谢。事后，这位工作人员得知他就是省里的华书记，感动得到处逢人便说：“华书记可朴素啦，做着大官不像官，不坐小车坐卡车。这样的领导，真好啊！”
以上的回忆虽说是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发表，但大体上符合事实。
华国锋多次以普通家长的身份，亲自参加学校的家长会，也是颇为感人的。
华国锋在湖南工作时，他的几个孩子先后都在长沙北区中山路小学上学。华国锋好几次步行到学校里去，征求老师对他的孩子的意见。他的孩子在学校里，从不享受特殊待遇。华国锋曾被这所小学推选为“优秀家长”。
1974年3月21日晚上，北京166中学召开1974届高中毕业生家长会。华国锋最小的女儿苏莉是这一届的毕业生，华国锋作为家长，接到学校的通知，步行前往这所中学，在教室的后排座位坐下来。
当时的华国锋，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仍如一位普通的家长一样，去出席家长会。
当时，正是毛泽东号召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的时候。学校领导要华国锋讲话，华国锋以家长的身份表态：“小莉是我最小的女儿，身边就这么一个了。我还是支持她走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乡的道路。 ”
后来，小莉插队落户到北京市平谷县许家务大队。1975年2月5日上午8时，队党支部书记陈永祥和几位大队干部到北京进行家庭访问，华国锋以家长身份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在谈话中，陈永祥从华国锋那里得知，昨天夜里，辽宁营口、海城一带发生了地震，华国锋马上要乘飞机赶往那里。华国锋是利用出发前的一点时间接待他们的，因为华国锋认为他是家长，一定要亲自接待他们来访。
1976年8月4日，唐山刚刚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后不久，华国锋就赶到那里。
华国锋乘坐一辆北京吉普车，在唐山的一片废墟中奔驰，指挥抗震救灾工作。当华国锋向群众发表讲话时，余震发生了，附近的屋架倒塌，发出响亮的轰鸣声。华国锋仍坚持讲话，鼓励大家战胜自然灾害……
2006年，为了纪念唐山地震30周年，一篇署名为智青仁的《唐山大地震中与华国锋的零距离接触》的文章，回忆了当时赶往唐山的华国锋：
在唐山大地震 30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使我想起了地震刚刚过后与华国锋零距离接触的一段往事。
1976年8月4日上午，正在忙于抗震救灾的开滦吕家坨矿接到上级通知——下午，中央领导来矿视察（没说哪位领导）。
8月4日下午3点钟左右，烈日当空，骄阳似火。一列由大约20多辆军用吉普车组成的车队鱼贯驶入开滦吕家坨矿东大门，一直开到在矿办公楼广场用简易棚搭成的矿抗震救灾指挥部门前停下来。等待迎接的领导及我们工作人员看到第一个走下车的竟是当时的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大家都感到十分惊喜和兴奋。陆续走下车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谢静宜、煤炭部部长肖寒、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以及北京军区、省军区、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领导，还有唐山市委书记许家信、开滦党委书记赵成彬等。
时任开滦吕家坨矿党委书记的马庆云把各位领导迎进简易棚搭成的整个南面敞开的抗震救灾指挥部。请领导入座后，他开始向华国锋代总理汇报吕家坨矿抗震救灾的工作情况。当时我作为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被领导指定在现场作记录，因此有机会零距离与华国锋接触（两米左右），亲身目睹和聆听了华国锋在吕家坨矿的音容笑貌。
华国锋当天身穿一身灰色中山装，由于天气炎热，加上纽扣没有解开，因此满脸淌着汗珠。他的面色红润且严肃、凝重。他最关心的是职工群众的生活问题。当他问到生活用水是否解决时，马庆云回答已经解决并当即把已倒在大瓷碗的热水端到几位领导面前，请他们品尝。华国锋端起大瓷碗就喝了几口，并点点头，面部显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而副总理陈永贵则端起一碗一饮而尽。
之后，华国锋又询问了地震前矿井情况及地震后遭受损失、设施破坏、影响生产、抗灾措施等情况，马庆云一一作了汇报。
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小小的细节，鲜为人知。当时可能是想把矿山的一切情况一股脑都向总理道出来，这个解放前老工人出身的矿党委书记的汇报始终没有停顿，忘记了给总理插话的机会。这时，坐在马庆云身后，拿着本子等待记录总理指示的煤炭部部长肖寒有点着急，于是就在后面用手拉了一下马庆云，示意他多听总理的指示。他回头看看肖部长，好像没什么反应似的又继续不停顿地汇报起来。我在旁边看到此情景差点笑出声来。
后来华国锋停止了问话并作了重要指示，主要精神是要求广大职工要采取有力措施，抗震救灾，恢复生产，早日出煤。接下来，在局、矿领导陪同下，华国锋步行到被震坏的矿井主井井架下和洗煤厂厂房前看遭受破坏的情况，并向矿洗煤厂、机电科的几名中层领导询问具体情况、提出希望。大约在4点多钟，华国锋等领导怀着对广大开滦矿工的殷切期望离开了吕家坨矿。
华国锋等中央领导视察后，开滦吕家坨矿的广大职工受到了巨大鼓舞，并以此为动力，掀起了抗震救灾、恢复生产的新高潮，恢复生产的胜利捷报一个接一个传来。到1976年11月28日，在开滦实现了第一个全面恢复生产。11月29日，我亲耳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间新闻节目中听到了国务院专门为开滦吕家坨矿全面恢复生产发的贺电，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刊登了此贺电。
当时毛泽东正在重病之中，见到《人民日报》刊登的华国锋在唐山的照片，连连地点头……
正是由于华国锋在个人品质方面有着令人感佩的一面，所以毛泽东称他是“老实人”。据中央警卫部队的退役战士回忆，华国锋在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时，事务繁忙，可他仍经常自己洗衣服，亲自带领战士们大扫除。他对下级从不乱发脾气，总是和蔼可亲，乐于帮他们解决生活、学习上的困难。对于工作人员签字、合影要求都是有求必应。
也正是因为华国锋具有“平民情结”，所以普通老百姓往往对于华国锋持好感。
华国锋从湖南跃入中央
1971年2月，毛泽东亲自提名调华国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后来升任组长），主管全国农业、财政、商业方面的工作。这样，华国锋由县委而地委，由地委而省委，由省委而国务院，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迈，终于进入中央。
这时，华国锋仍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湖南省委由卜占亚主持常务工作。这时的华国锋，人在北京，但也不时去湖南。
1971年4月，毛泽东来到长沙。毛泽东见到几个湖南的接待人员胸前佩着毛泽东像章，便说“讨嫌”，要他们摘掉。
毛泽东在湖南省委招待所住下之后，又把自己读过的16开本的《共产党宣言》送给了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嘱他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原著……毛泽东这些“细节”，透露出他对林彪所搞的“四个伟大”以及学习毛泽东著作“走捷径”之类的厌恶。
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开始了他为期将近一个月充满神秘色彩的南巡。
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武汉，在武汉住了10多天，前来长沙。毛泽东在长沙住了5天，于8月31日前往南昌。
华国锋作为陪同人员，在武昌、长沙两地听毛泽东讲党的历史和庐山会议情况。
毛泽东这次南巡的目的，是向各地党、政、军负责人打招呼、吹风，是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彻底了结去年庐山会议没有了结的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问题。
8月25日，毛泽东在武昌对华国锋说：
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
毛泽东此言，一下子使华国锋警觉起来，意识到路线斗争是当今压倒一切的首要
任务。毛泽东这次来长沙，气氛显得非常严肃，非同往常。毛泽东在长沙中共湖南省委大院旁的九所下榻。他一到九所，便和华国锋以及湖
南省另一负责人卜占亚作了一次谈话。广州军区兼广东省负责人刘兴元、丁盛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负责人韦国清奉毛泽东之命赶来长沙。毛泽东和他们谈话一次。
最后，毛泽东又和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集体谈话一次。毛泽东当着华国锋等人的面，毫不留情地质问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说，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机会，聆听毛泽东的讲话，华国锋意识到毛泽东正在与林彪反革命集团作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对华国锋等人说：“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后来，毛泽东还带头指挥唱起了《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歌。毛泽东离长沙去南昌后，华国锋立即作出了在湖南全省学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歌的决定。
后来，人们才明白，毛泽东的这几次谈话，叫做“吹风”，又叫“打招呼”。毛泽东这几次谈话以及他在武汉、南昌的谈话，后来整理成《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毛泽东在谈话中直截了当地点了林彪的名：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
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毛泽东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的是要大家“服从命令听指挥”；领唱《国际歌》，为的是说明“世上从来没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批判林彪的“天才论”。
毛泽东在跟华国锋谈话的时候，还说了这么一句：“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华国锋虽然跟叶剑英不熟，但是毛泽东的这句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时倚重叶剑英，最初就是始于毛泽东的这句话。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叛逃身亡。
1971年冬，在全国开展批判林彪的“批修整风”时，华国锋又一次表现了自己对于毛泽东的忠诚：带领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和一部分地、市委书记冒着严寒，前往毛泽东故乡韶山，在那里举办学习班。
1972年3月26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病逝，毛泽东提名华国锋担任公安部部长。
谢富治，1909年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城区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做过木匠。1930年参加工人纠察队，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长征、解放战争，屡立战功。1952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后来担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内务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在“文化大革命” 中，谢富治追随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迫害老干部，镇压革命群众，参与一系列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1970年，谢富治因患胃癌，做了手术。虽经医护人员全力调治，但终因癌细胞转移，久治不愈，于1972年3月26日病死于北京，公安部部长空缺。尽管华国锋从未从事过公安工作，但是被毛泽东提议担任公安部部长这一职务。公安部部长的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从此，华国锋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毛泽东对于党、政、军接班人的安排
当毛泽东第二次选定的“接班人”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
前已述及，毛泽东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是王洪文。不过，毛泽东当时对于接班人的考虑是多方的：
1972年9月7日，毛泽东从上海调来王洪文；
1971年2月，毛泽东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
另外，毛泽东也看重早在1969年7月就已经从沈阳调来北京的李德生。
李德生生于1916年，比华国锋大五岁，河南新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他在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德生是“打”出来的，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逐级提升。解放战争时，他已是第二野战军师长。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副军长。回国后，升为军长，进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仍任军长，因主持总结“郭兴福教学法”引起广泛注意。1968年后，先后升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毛泽东最初对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的考虑是分别作为党、政、军的接班人。早在1970年8月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显露出安排李德生作为军队方面接班人的意向。正在出席会议的李德生，突然受到周恩来的召见。周恩来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李德生速去北京，换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上山开会。黄永胜是林彪集团的主将之一。毛泽东把黄永胜调上庐山，和林彪、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一起接受批判。
在“九一三”事件的前夜——1971年9月12日中午12时——毛泽东的专列从上海驶抵北京丰台车站。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奉命赶来的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
毛泽东命令李德生马上调一个师到南口，以防林彪进行武装政变。当天深夜，当林彪乘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时，周恩来立即命李德生前往军委空军司令部坐镇指挥……
所以，毛泽东安排李德生作为军事方面的接班人的意图，可以说是十分清楚的。毛泽东调华国锋来京，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公安部部长，打算安排他作为国务院方面的接班人。毛泽东从上海调来王洪文之后，先是让他在北京“读书”，出席各种会议。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这一决定，实际上就是“预告”了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将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至于李德生，原本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也就在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毛泽东提议王洪文为这个准备委员会的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
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清楚地透露了他要安排王洪文为党的接班人的意图。
果真，1973年8月31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五位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名列第二，而李德生名列第五：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也就在这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对于华国锋来说，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中共的领导核心，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步。但是，他没有像坐了“火箭”、一下子成了“第三号人物”的王洪文那样令人瞩目。
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毛泽东。他既与“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也与周恩来、叶剑英没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华国锋往往保持中立，唯毛泽东之命是从。
张根生曾这样回忆当时与华国锋的交往：
1973年6月全国召开知青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我找他个别谈过一次话，向他谈了中央派赵紫阳回广东工作时，周总理亲自向丁盛明确说了中央决定叫赵紫阳负责省委全面工作，赵也在现场，而丁盛回来在会上却宣布赵紫阳只分管省革委会的全面工作。赵对农村工作是很熟悉的，但他提出的一些意见不被重视。谈话后华就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事情很快得到解决。中央立即决定任命赵紫阳为省委第一书记，免去了丁盛的职务。
在那次会议中间，当时任浙江副省长的冯白驹同志在北京突然病逝了，华国锋、纪登奎找我去参加给白驹同志作生平的评价，纠正了原来1958年广东省委对冯白驹同志的错误决定，作出了比较公正的结论。虽然没有宣布完全平反，但在那时也算比较好了。
华国锋历史性的一天
毛泽东在安排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在党、政、军三方面接班之外，又考虑起用了邓小平。
那是在“林彪事件”之后，王震从江西回到北京，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的情况，力荐邓小平。这样，邓小平在1972年8月 3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就邓小平8月3日给他的信作了批示，成了重新起用邓小平的讯号：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 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其实，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前的20多天——1972年7月22日——对陈云的来信作了批示。
当时，陈云跟邓小平一样，也被“下放”到江西。1972年7月21日，陈云给毛泽东并中央写信，谈了他在江西南昌郊区的情况，请求中央根据他的身体情况，给他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陈云在信中写道：
如果没有适当的工作分配，可否参加北京老同志学习班？参加学习班之后，可否在我身体还能走动的几年在春秋季节仍到外地下面去看看？如果可以这样办的话，因为我不能坐飞机，可否破例在往返的路上给一个能烧暖气的公务车，避免受冷感冒，也可延长一点在外地走访的时间。
翌日，毛泽东便在陈云来信上批示：
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
毛泽东又在陈云来信的信封上批示：
请总理办。
由于有了毛泽东的批示，陈云离开江西，回到了北京。陈云能够从江西回到北京，这是一个重要的讯号。于是，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信，同样也从江西回到了北京。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批示精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不久，中共中央作出了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决定。
这样，毛泽东又从江西调来了邓小平。
1973年12月2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追认。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所以，一时间分别从上海、江西、辽宁、湖南调来的王洪文、邓小平、李德生、华国锋，构成中国政治舞台的新布局。
很快地，毛泽东这新布局中产生了新的斗争：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在政治局里与周恩来、邓小平“对着干”。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充满尖锐的“对着干”的时刻，毛泽东却于1974年10月13日离开了北京，前往湖南长沙。
毛泽东这次去长沙非同往常，他在长沙住了114天，直至1975年2月3日才离开那里回到北京。
虽然，华国锋已经在中央工作，但是他一直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兼任这一职务直至1977年6月）。他精心地安排、照料毛泽东在长沙的衣食住行。毛泽东在长沙住那么久，一方面这里固然是他的故土，一方面也是由于对华国锋的信赖。
就在毛泽东离开北京才十几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借口所谓“风庆轮”事件，跟邓小平大吵起来。
当天夜里，江青和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密商，派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王洪文受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从此，王洪文接班人地位动摇……
在1975年1月，发生了这样重大的变化：
在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批准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的请求；
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四人帮”和邓小平“对着干”，先是“四人帮”处于劣势。但是，后来“四人帮”又渐渐得势，借助于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邓小平打了下去。
在那些“对着干”的日子里，“四人帮”和邓小平两败俱伤，处于中间、既不倒向“四人帮”又不倒向邓小平的华国锋，脱颖而出，被毛泽东最后选定为接班人。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 ·加德纳所著的《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一书中，曾对华国锋这样加以评论：
尽管华国锋1976年的提升可能是左右两派妥协的结果，但是也说明了他受到双方的信任。他可能缺乏邓小平的敏锐与智慧，不及“四人帮”的宣传能力，但是他有很高的组织才能，这一点在他的事业的每一阶段都给上级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农业专家，他在具有绝对重要性的这一基本领域中拥有专长。但是他的兴趣和经历又远远超出了这一部门。在所有政治领域中，他唯一不能胜任的是外交工作。
1976年1月8日，当周恩来总理去世之后，国务院总理空缺。
1976年1月21日，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提出请毛泽东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毛泽东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邓小平专管外事。
就这样，这一天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
1月31日，毛泽东在《毛远新关于传达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问题请示报告》上作了批示：
已阅，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
2月3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即197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正式通知全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这样，华国锋便超越了毛泽东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王洪文、第四次选定的接班人邓小平，成为毛泽东第五次选定的接班人。不
过，华国锋还只是国务院的“代”总理。这个“代”字，意味着毛泽东还要对华国锋能否全面领导这么一个大国进行观察。也就是说，华国锋尚处于“实习期”之中。
1976年4月初，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借此称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毛泽东下令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4月7日，病中的毛泽东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紧接着又补充提议华国
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4月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对于华国锋来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天：他被正式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当时华国锋在国外的知名度并不高，外国记者很惊讶中国突然“冒”出个华国锋，称华国锋为中国政坛上的一匹“黑马”。
5个月之后，毛泽东去世。由于华国锋是“毛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因此他成了“继承毛主席遗志”的化身，这匹“黑马”成为“英明领袖”也就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