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为了巩固“英明领袖”的地位，公布了毛泽东的手书“你办事，我放心”，公布了毛泽东生前所说“要宣传华国锋同志”。于是，举国上下掀起宣传华国锋的热潮，出现了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
“毛主席放心，我们放心”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那些日子的中国报纸上，几乎在每一个版面上都能见到用
黑体字印刷的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你办事，我放心。 ”
一首署名“胡工”的《毛主席放心，我们放心》的诗，十分形象地勾画出毛泽东这六个字在人民群众中所产生的对于华国锋的无限信任的情感：
你办事，
我放心！
毛主席亲手
写金文。
你办事，
我放心！
毛主席和华主席
心贴心。
毛主席放心，
全党放心，
全军放心，
全国人民皆放心。
毛主席放心
我们放心！
华主席不愧为
党的接班人！
毛主席放心
我们放心！
华主席不愧为
革命航船掌舵人！
放心！放心——
莫道画皮重重！
有华主席号令，
“四人帮”一举扫尽！
放心！放心！放心——
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我党兴旺发达，
无产阶级大业后继有人！
放心！放心！放心——
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神州更壮丽，
人民倍精神！
昆仑矗天立，
大字金粼粼：
你办事，
我放心！
东海放声歌，
天下一强音：
你办事，
我放心！
在一片“放心！放心！放心”声中，华国锋走上天安门城楼；在一片“放心！放 心！放心”声中，华国锋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
在一片“放心！放心！放心”声中，1976年10月29日，不是以两报一刊出面，而是单独以《解放军报》的名义，发表了重要社论《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
《解放军报》的这篇社论发表后，全国各报予以转载，全国各地进行学习。这篇社论，对于华国锋的“无可争辩”的、“当之无愧”的领袖地位，进行了论述。社论一开头，这样写道：
东风万里舞红旗，八亿人民尽开颜。
华国锋主席身穿绿军装，站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全国亿万军民纵情欢呼，放声歌唱：欢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歌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有了自己的统帅。
社论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的人物”进行了论述，论定华国锋是毛泽东最“放心”而又具备“高尚的品质、卓越的才能、革命的胆略和英明的远见”的革命领袖。
社论的关键性的一段话，是号召人们“高度自觉地热爱”华国锋。社论这样写道：
爱不爱我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地表现为爱不爱我们的领袖。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战士，都应当高度自觉地热爱党的领袖，拥护党的领袖，保卫党的领袖。华国锋同志为我们党的领袖，是革命的需要，历史的必然，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是我们党和国家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胜利前进的可靠保证。谁胆敢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就坚决同他斗争到底。
“你办事，我放心”的争议
自从华国锋拿出毛泽东的手书“你办事，我放心”之后，报刊上铺天盖地宣传这一“最高指示”。毛泽东那张纸条上六个潦草的字，仿佛成了毛泽东“遗诏”，成了华国锋领袖地位的重要支柱。
最可惜的是，毛泽东给华国锋写那六个字的时候，没有摄影记者在场，因此也就没有留下当时的照片。没有照片，反而成了画家们发挥创作想象力的最好空间。
著名画家刘文西和秦天健、谌北新、黄乃源合作，在1977年1月，创作了油画《你办事，我放心》，填补了这一空白。
著名国画家李延声精心创作了中国画《你办事，我放心》，此画在1977年印了几千万张。在北京，几乎家家户户都贴着这幅画。
然而，时隔25年之后，2002年6月，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的章含之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对“你办事，我放心”提出了异议。
章含之，是乔冠华的夫人。乔冠华是中国著名外交家，在1974年11月至1976年12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章含之本人也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外交官之一。她曾参加了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会谈，并参与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的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活动。
乔冠华是毛泽东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时的知情者。章含之在她的回忆录《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中，讲述了她所知道的“你办事，我放心”的来历：
19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全党担心张春桥会接任总理。当中央宣布由华国锋任代总理时，我仍记得冠华与黄镇参加宣布任命会一起回到我们家时兴奋不已，一定要我拿酒来祝贺。当时多少人把希望寄托在华国锋身上。接下来的事情，我至今也弄不明白。我只知道一张无形的大网悄悄布开，冠华和我一步步落入了一个巨大的陷阱。
2月份，已是平民的尼克松二度访华，江青突然异常积极，不断把冠华、我、礼宾司长朱传贤及黄镇大使叫到她的10号楼作各种吩咐，陪同看戏，送花送菜。在这期间，江青说毛主席那边告诉她，说是主席的意见，秘书不再接受我们的材料。部分老干部在我们家商议，都感到无可奈何，只能如此。就是这短短的3月至5月间江青的过问成了乔冠华和我最终的悲剧。没有人出来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没有人出来承认这都是很多老同志商量过的决定，也没有人出来说当时乔冠华的孤注一掷保全了外交部的老干部在“批邓”运动中未受冲击，更没有人指出从6月份开始，江青转而大肆指责乔冠华，并扬言要撤他的职。那时候毛主席还在世。我们默默地承受着种种的屈辱和不公。
冠华终于垮了！他先是心肌梗塞，接着患肺癌！也许有一件事也是乔冠华必须被清除的因素。1976年4月30日，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见。当天，冠华回家，告诉我说会见前，华国锋要他在人大会堂等候。当时，毛主席的健康状况已很不好，说话已很不清楚，有时需要写下来。在此之前，这种情况已存在一些时候，毛主席身边的人就捡那些条子收藏。我曾对冠华说，哪天，我也拿几张，留作纪念。当时，冠华说：“你千万不要去拿这些条子。这些条子都没有上下文，假若主席百年之后，有人断章取义利用某张条子，而它恰恰在你手里，你如何是好？”这天，冠华说：“主席今天又写了三张条子，是在外宾走后单独与华总理谈国内问题时写的，被华总理收起来了。 ”他说见完外宾，华国锋总理来到福建厅时，很高兴地给冠华看那三张主席亲笔写的条子：“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以及“你办事，我放心”。也许是命运注定的劫数，冠华偏偏问华国锋这“你办事，我放心”是讲什么事。当时华说他汇报了四川、贵州的“批邓”运动搞得不深入，造反派热衷打内战，拟将两派叫到北京，要他们集中“批邓”。
华说主席累了，就写了这个条，叫我去办了。当天晚上，政治局开会传达毛主席会见外宾谈话及其他指示。深夜，冠华回到家时对我说：“有件事很奇怪，华总理下午明明给我看三张条子，到了政治局会上，他只让大家传阅了两张。那张‘你办事，我放心’没有拿出来。”我随口说：“你不是说过这类没有上下文的条子日后很容易作任何解释吗？”冠华说国锋同志为人忠厚，我猜他是出于谦虚，不拿出来。此事我们也就淡忘了。
5个月后的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时，冠华正参加完联大会议后顺访意、法两国。在巴黎时听到消息，他与曾涛大使举杯畅饮，他哪里会想到此时的华国锋已对外交部领导说“乔冠华大概要逃跑，我们可以派架飞机把他老婆送去！”同时，他把那三张条子发到全国，尤其是“你办事，我放心”，被说成是毛主席指定他当接班人的依据。敏感的西方记者嗅到了一点气氛，在巴黎问冠华“听说你回国后有麻烦”。冠华仰天大笑，说他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舒畅，这是无稽之谈。他又哪里知道，此时华国锋已向外交部党组说“乔冠华是最先看到‘你办事，我放心’这张条子的，他明知主席的意见，却抵制毛主席指示，并向外交部党组封锁消息”。
于是，在冠华踏上他深情钟爱的祖国土地准备与全国人民分享胜利的欢乐时，一张天罗地网已经摆开，一项“抵制毛主席临终指示，反对华主席任接班人，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莫大罪名己在等待着他。冠华一介书生，还认为这些都是误会，他说只要向华国锋等人解释清楚就可以了。
谁知，一个外交部部长、中央委员此时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任何人都不接他电话，直到最后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都没有一个中央的领导找他谈过一次话！往事不堪回首！31年前当我踏进外交部的大门时，我是个对政治斗争一无所知，对名利也无所企求的象牙塔中人。70年代激动人心的外交以及我与冠华的倾心相恋给了我一个金色的梦。但是残酷的现实使这个梦只存在了一瞬间，它很快变得支离破碎。当1983的9月冠华最终离我而去时，这个梦也就被撕扯得无影无踪了。但是我却始终游离于残梦与现实之间，难以摆脱。
章含之还写及，1978年1月22日，乔冠华在接受审查期间，写了一首题为“有感”的诗，托人捎给章含之。乔冠华在诗中写道：
长夜漫漫不肯眠，
只缘悲愤塞心田。
何时得洗沉冤尽，
柳暗花明又一天。
章含之的回忆录，似乎就是为乔冠华“洗沉冤”的。
应当说，章含之所说的毛泽东写“你办事，我放心”的经过，是可信的。然而，章含之把乔冠华晚年受到审查完全归结于“条子事件”，则显得有些偏颇。
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在华国锋准备公布毛泽东的字条时，作为华国锋的坚决的支持又一幅《你办事，我放心》的宣传画者，汪东兴当时曾为这张字条专门找过她，要她证明字条的真实性。
在1976年，毛泽东的谈话记录者主要是张玉凤、汪东兴和毛远新三人，而其中最重要的记录者是作为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张玉凤。
汪东兴对张玉凤说，这是政治大问题，是一次政治立场的考验。但是张玉凤当时就说：“对这张字条，我没听到，我也没有记忆。 ”
不过，张玉凤回忆，自1976年初起，由于毛泽东病重，常常在和人谈话时写下一些字条作为重点之意，而当时也有人专爱收集这类字条。
由于毛泽东与华国锋作那次谈话时张玉凤并不在场，所以张玉凤会说“对这张字条，我没听到，我也没有记忆”。
但是，从字条上的字迹来看，那确实是毛泽东手迹。
还应提到的是，江青在受到审判时，曾经谈到毛泽东的这一字条，一语惊人。
那是1980年12月3日上午，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判江青。这次审判主要是关于江青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问题。
江青在回答问题时，离开主题，居然说起那字条的事：“主席那天晚上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这不是全部，后面至少还有6个字‘有问题，找江青’。”
照江青所说，毛泽东的字条上写着的是12个字，即“你办事，我放心。有问题，找江青”。江青的话，是否可信，不得而知。
“华主席”置于“党中央”之上
就在华国锋“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之际，一个危险的信号已经出现了。这倒不是因为有什么人要“反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却是华国锋已经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了。
各地的“双庆”大会，无一例外地要发出“致敬电”——这原本是因袭“文革”中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要发出“致敬电”的惯例。
各地的“双庆”大会所发出的“致敬电”，一开头无一例外地写着，“华主席，党中央”。
细细查阅当时的报刊，可以发现，对于华国锋和中共中央之间的关系，在短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至粉碎“四人帮”之前，只是提“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之类的话，因为宣传大权掌握在姚文元手中，不可能提“以华国锋同志为首”；
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三天，即1976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五天，即1976年10月10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第一次提出了“我们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此后的报道中，出现“华国锋同志代表党中央号召……”；
不久，“华国锋同志”被“华主席”所代替，成为“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这样“步步高”，也还属“正常范围”。然而，到了“提高”到“华主席、党中央”这地步，则已经属于“不正常”了。华国锋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原本是中共中央成员之一，把“华主席”跟“党中央”并列，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更为严重的是，先“华主席”，后“党中央”，则是明明白白地把“华主席”凌驾于“党中央”之上。
细细探究起来，这“华主席、党中央”其实是当年“毛主席、党中央”的翻版。在“文革”中，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发出的“致敬信”一开头是写“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连“党中央”都不提。
后来，总算提“党中央”了，但是写成“毛主席、党中央”。
后来，在党内的请示报告中，则简称为“主席、中央”。
这在“文革”岁月，已经成了惯例了。这种把“主席”凌驾于“中央”之上，完全违反了领袖和领导集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个人崇拜的明显表现。
列宁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领袖是一个集团，是复数，不是单数，是加了s的。”
所谓“加了s的”，是指英文中复数名词总要加s。在苏联，斯大林曾大搞个人崇拜。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花了7个小时作长篇报告，题目就是《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尖锐地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得知赫鲁晓夫的报告，最初也曾同意批判个人崇拜。所以，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论述了斯大林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中吸取教训。
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也强调了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
但是，才过了三个月，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就见不到“个人崇拜”一词了。毛泽东把“个人崇拜”换成了“个人迷信”，只提“破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不再批判个人崇拜了。
这样，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曾出现过14次的“个人崇拜”一词，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一次也没有提到。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终于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自己对于个人崇拜的观点：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毛泽东这话，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个人崇拜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应全盘加以否定的，不存在“正确的个人崇拜”和“错误的个人崇拜”。
也就是在那一次会议上，那位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迎合毛泽东，说了一句“高度概括”的“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泽东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在这里，柯庆施不光是提倡个人崇拜，甚至提倡个人迷信。面对柯庆施如此献媚之语，会上居然没有人敢于站出来批驳。柯庆施深得毛泽东“宠幸”，不久便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得以从中共中央委员升
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从1958年之后，中共党内生活越来越不正常。毛泽东所谓“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日益造成个人专断，凌驾于党之上，造成了“主席、中央”的局面。也正因为毛泽东热心于个人崇拜，所以才会由个人选定接班人，所以才会选定林彪那样鼓吹所谓“大树底下乘凉”之类马屁精作为接班人。也正因为毛泽东个人决断一切，所以才会由他“亲自发动”了那场给中国带来巨创深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实际上，个人崇拜就是对领袖个人的神化、偶像化，进行无原则的歌功颂德和盲目信仰。个人崇拜是个人专断的前提。
“主席、中央”也就是个人崇拜的产物。
“主席、中央”，不只是一种在“礼节”上表示对于主席的尊重，而且也在事实上反映主席的权力大于中央的权力，主席既可以指挥中央，也可以否定中央决议。
例子之一：
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向中共发出了邀请。当时，毛泽东在上海，他请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讨论决定是否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出代表团出席会议，而且说明代表团去了苏联，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来上海，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决定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说道：“你们同意了，我可不同意。”毛泽东的一句话，就否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决定。
例子之二：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亦即《五一六通知》，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这一文件是由毛泽东主席在杭州主持起草的，毛泽东亲笔改定。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京召开时，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主持，毛泽东在杭州，没有出席会议。在会上，人们知道这一《通知》是毛泽东主席主持起草的，不敢提出原则性的否定意见，但是既然参加讨论，也就对一些个别字句、标点符号提出意见。但是，陈伯达、康生说，这是主席改定的，一个标点都不能动！
这时，就连刘少奇也不能不如此感叹：
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
连刘少奇在会上都说这是“独断专行”！可是，最后还是一字不易地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通知》。以上两个例子清楚表明，“主席、中央”——“主席”凌驾于“中央”之上，主席可以否决中央，而中央却不能否决主席！
在“文革”中，毛泽东的话成了“最高指示”，有着“一句顶一万句”的无限“神力”，就因为个人崇拜。在“文革”，“上面一言堂，下面一边倒”，这也完全是由毛泽东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毛泽东在晚年把“党领导一切，领袖领导党”演变成个人至高无上，“大权独揽”，把领袖高高地凌驾于中央之上、党之上、国之上、人民之上，所以“主席、中央”，所以“一句顶一万句”。
华国锋一切“照过去方针办”，连“主席、中央”也“照过去方针办”。正因为这样，在华国锋上台之初，铺天盖地的“致敬电”，连篇累牍的“华主席、党中央”，已经显露出华国锋的个人崇拜的端倪，表明毛泽东多年以来的个人崇拜被华国锋完全接受，仍在延续之中。
“英明领袖”成了华国锋的专用词
中国人很讲究名分。
1964年4月9日，63岁的柯庆施病逝，中共中央的悼词称柯庆施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
本来，“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应该是很多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等，都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然而，在“文革”中，“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却成为林彪的“专利”。反正一提“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必定是指林彪。
于是，提到柯庆施时，也就改称“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不再提“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了。
同样，“伟大领袖”与“英明领袖”并无本质区别。惟其“英明”，也就“伟大”；要说“伟大”，必定“英明”。毛泽东去世之后，华国锋在追悼大会上所宣读的悼词，既称毛泽东为“伟大领袖”，又称他为“英明领袖”：
今天，首都党政军机关、工农兵以及各界群众的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极其沉重地悼念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
然而，在华国锋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之后，“英明领袖”成了华国锋的专用名词。人们提到华国锋时，必定冠以“英明领袖”；提到毛泽东时，则冠以“伟大领袖”。
细细探究起来，1976年10月24日上海市“双庆”大会给“华主席、党中央”的致敬电里，有这么一句：“全市军民同声赞道：‘华主席，真英明，除“四害”，为人民。 ’……”
“英明领袖”成为华国锋的专用名词，最具权威的“起源”，是《解放军报》1976年10月29日那篇广有影响的社论《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社论称华国锋为“英明领袖”：
华国锋同志不愧为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不愧为把毛主席的事业推向前进的掌舵人，不愧为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
1976年11月8日，《解放军报》又发表了一篇重要社论，题为《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这样，使“英明”一词有了双重含义：不仅华国锋本身“英明”，而且选择华国锋为领袖体现了毛泽东的“英明”。
这篇社论强调：“毛主席对华国锋同志无限信任，把领导党和国家的重任很放心地交给了华国锋同志。 ”在强调了毛泽东“亲自选定”之后，社论列举了华国锋作为“英明领袖”的四条优秀品质：
第一，华国锋同志忠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善于把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
第二，华国锋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斗争中，经受了长期的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三，华国锋同志对党忠诚，大公无私，光明磊落，谦虚谨慎。第四，华国锋同志远见卓识，英明果断，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既耐心稳重，又坚持斗争。
《解放军报》的社论，又从三个方面概括了毛泽东对华国锋的赞赏和选择：
第一，毛主席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非常重视革命领袖必须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赞扬华国锋同志有领导县、地区、省的全面工作的经验，又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事实证明，在毛主席的亲自培养下，华国锋同志具有掌管全党全国全面工作的才能，能够在艰难复杂的情况下，正确地处理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者。
第二，毛主席以深刻的观察力，指出了华国锋同志具有作为党的领袖接班人的优秀品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看到，华国锋同志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坚定地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利益，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贴心人。
第三，毛主席生前，曾经语重心长地对华国锋同志讲过，刘邦临终时，看出吕后和诸吕叛国篡权的故事。华国锋同志铭记毛主席的话，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殷切期望。在王张江姚迫不及待地篡党夺权，革命事业面临严重危险的关键时刻，华国锋同志亲自下决心，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采取非常果断的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的阴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表现了华国锋同志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和革命胆略。
《解放军报》的这篇社论，系统地论述了华国锋作为“英明领袖”的根据。从此，“英明领袖华主席”这句话，频频出现于中国的报纸、中国的文件、中国的标语、中国人的发言。从此，“英明领袖”成了华国锋的专用词。
毛泽东曾四次否定了自己选定的接班人
华国锋的“英明领袖”地位，其实是毛泽东生前指定的。
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斯大林的教训。斯大林是在去世前不久，才匆忙确定马林科夫为接班人的。
1961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问起毛泽东的继承人问题。蒙哥马利说：“我认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像麦克米伦、戴高乐等，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泽东答道：“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
“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蒙哥马利又问。
“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毛泽东答道。
毛泽东又说起斯大林的教训：“斯大林是最有权威的领袖，但缺乏远见，没有解决接班人问题。 ”
毛泽东不同意蒙哥马利元帅所称的“继承人”，而是采用“接班人”一词。
毛泽东后来对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说起跟蒙哥马利的谈话：“继承人这个名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叫‘接班人’好，这就是无产阶级的说法。 ”
毛泽东还说：“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鼻子嗅不到。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开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六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接班人？何须‘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 ”
毛泽东所说是“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指的就是当时已经选定刘少奇为接班人。屈指算来，华国锋是毛泽东第五次选定的接班人，而刘少奇则是毛泽东第一个选定的接班人。
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以毛泽东的接班人的身份出现。那时，根本用不着为刘少奇“造舆论”，用不着让“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刘少奇。因为刘少奇早已是中共著名领袖。
在中共七大之后不久，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便请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从 1945年直至“文革”爆发，近 20年的时间，刘少奇一直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只是后来由于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文革”打倒了他。
于是，毛泽东第二回选择了林彪作为接班人。
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林彪以毛泽东的接班人身份出现时，也用不着“造舆论”，让“全国人民逐步认识”林彪。因为从“文革”以来，林彪就已经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的姿态出现，而且林彪早已是著名将领、十大元帅之一。
1971年爆发的“林彪叛国事件”，很使毛泽东失望，他不得不第三次选择接班人。
毛泽东曾一度打算以王洪文为接班人。王洪文的资历当然无法跟刘少奇、林彪相比，但是这位“造反司令”在“文革”中曾轰动全国，也不必“造舆论”，让“全国人民逐步认识”。
在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毛泽东很快发现，王洪文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于是，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以邓小平为接班人。邓小平早已是中共著名领袖，根本不存在让“全国人民逐步认识”的问题，当然也就不存在“造舆论”的问题。
邓小平复出后，进行整顿，否定“文革”，这是毛泽东所无法接受的。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第二次打倒了邓小平。毛泽东第四次选择接班人又告失败。
毛泽东局促中第五次选择接班人
于是，毛泽东又面临第五次选择接班人。
然而，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步入风烛残年。他第五次指定接班人时，已经十分匆促。
毛泽东在1976年4月7日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明确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5个月后他就病逝了。
纵观毛泽东五次指定接班人的过程，可以看出，前两次很从容，是经过长期考虑、观察的。自从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这五年间毛泽东三易接班人，一次比一次仓促。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3月6日，马林科夫按照斯大林生前的安排接班，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才半个月── 1953年3月20日——马林科夫就辞去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成了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实际领导人。
毛泽东以为，由于马林科夫的资历太浅，所以在斯大林去世后，就让赫鲁晓夫夺取了大权。毛泽东从斯大林那里吸取教训。他发动“文革”的目的，便在于防止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把自己指定的接班人刘少奇作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了。然而，林彪的反叛，使毛泽东乱了方寸。在林彪之后，毛泽东频繁地更替接班人，实际上在步斯大林的后尘。其实，毛泽东晚年之所以重蹈斯大林晚年的覆辙，是因为毛泽东所仿效的是斯大林的错误做法：由党的领袖自己指定接班人。毛泽东在1976年4月7日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时，提议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毛泽东在1956年中共八大时，只是提议刘少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不加“第一”两字。在前面已经引述过毛泽东跟熊向晖的谈话，毛泽东如此说：“我们的副主席有六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 ”
这是因为自从中共七大以来，刘少奇就已经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所以尽管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有六位，但是刘少奇在六位之中的“第一”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也就大可不必加上“第一”两字。
在中共九大，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也就不必加“第一”了。
在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时，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还有王洪文和叶剑英。王洪文早于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的资历之深远非华国锋所能相比。所以毛泽东必须给华国锋加上“第一”，才使华国锋的接班人身份变得十分明确。
1976年华国锋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时55岁，而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毛泽东56岁。毛泽东对于华国锋，确实“你办事，我放心”。毛泽东期望1976年的华国锋，成为1949年的他，能够按照他的路线把他的未竟之业继续向前推进。
不过，毛泽东也深知，中国共产党是世界第一大党，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作为中国的领袖，必须具备极高的声望。华国锋虽然为人忠厚，但是作为领袖资历尚浅，不孚众望。
正因为这样，在毛泽东病重之际，在确定了华国锋为接班人之后，自知余日不多，在1976年4月曾作过这样的“最高指示”：“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 ”
毛泽东说这段话，正反映了他选择华国锋为接班人时，显得局促，以致要“全国
人民逐步认识”这位接班人。毛泽东希图通过“宣传华国锋”以提高华国锋的声望。1976年6月15日，病重的毛泽东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及王海容，说了一番类似“临终嘱咐”的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最后几句话，说得那么悲凉，说到了“动荡”，说到了“血雨腥风”，说到了“天知道”，就因为毛泽东知道在他死后，华国锋未必压得住阵脚。毛泽东早就说过，他死后，江青会闹事。他也明白，华国锋未必斗得过江青。所以，他把华国锋和被他称之为“四人帮”的四个人一起召来，说了那番话……
铺天盖地地为华国锋歌功颂德的热潮
尽管毛泽东“要宣传华国锋同志”，但是在当时却无法做到。因为舆论大权掌握在“四人帮”手中，掌握在姚文元手中。华国锋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被“四人帮”视为夺取大权的最大障碍，“四人帮”怎么可能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去“宣传华国锋”呢？
在毛泽东死后，1976年10月6日晚上那干脆利落的“横扫”，使中国避免了“动荡”，避免了“血雨腥风”。
领袖是政党的旗帜。平心而论，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共失去了享有极高声望的领袖毛泽东，急欲填补这一空白，树立新领袖华国锋的形象，原本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
一向理平头的华国锋，也蓄起了朝后梳的“毛式长发”。加上华国锋身材高大，穿上一身毛式制服，确实有几分毛泽东的样子。
华国锋作为“英明领袖”，其实主要依靠两条：一是毛泽东生前亲自选定他为接班人；二是华国锋领导粉碎“四人帮”，合乎民心，受到人民的拥戴。
关于第二条，老百姓个个心里明白，谁都吃够了“四人帮”的苦，用不着多说。在粉碎“四人帮”时，华国锋确实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并非完全是华国锋个人的功劳，而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却几乎把功劳全都算在“英明领袖”的账上。报纸上成天在“宣传”着“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
至于第一条，只有高层人士才知道。
于是，华国锋拿出毛泽东亲笔手书“你办事，我放心”。毛泽东在病重时所写这六个歪歪扭扭的字，仿佛是封建王朝的“钦定传位手谕”，成为华国锋“即位”的依据。
当时，在华国锋山西交城故居前的墙上，刷出了“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大字！
其实，就连华国锋本人也感到光靠毛泽东这六个字，他作为“英明领袖”的声望还远远不够。于是，又公布了毛泽东那段关于“宣传华国锋”的“最高指示”，在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华国锋”热潮……一时间，中国各报各刊竞载“宣传华国锋”的文章，各出版社竞出“宣传华国锋”的书，大有铺天盖地之势。“宣传华国锋”，实际上演变成了对华国锋的歌功颂德，演变成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为了“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对于华国锋的歌功颂德几乎涉及华国锋的各个方面。内中最热的是山西和湖南，因为华国锋曾在这两个省份工作过。
山西交城是华国锋的故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交城晨曲》一书。
中共山西交城县委发表了“宣传华国锋”的重要文章——《华主席是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
山西军区报道组、空军某部报道组、铁道兵某部报道组、《解放军报》记者在山西采访，写出了《华主席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山西日报》通讯员、《太原报》记者、《山西日报》记者写出了《华主席关怀儿童团——访华主席工作、战斗过的古交区》。
古交区是山西太原的一个区，原属山西交东县。华国锋曾担任过交东县抗日联合会主任，在古交区建立儿童团。报道说，那里的“红小兵”、“红卫兵”得知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发出“铿锵的誓言”：
华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华主席的红小兵。
华主席关怀儿童团，儿童团爱戴华主席。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华主席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书，记述了华国锋从1938年到1949年在山西吕梁山区所度过的11个冬春。该书的作者说：
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他赤胆忠心干革命，出生入死为人民。华国锋同志始终如一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勇敢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出色的组织才能，在根据地建设、新区建设、作战指挥、支前、土地改革运动中，领导人民取得了一个个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深受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关于华国锋在湖南的报道更多。
湖南，在当时被称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乡，英明领袖华主席工作过的地方”。中共湖南省委在1972年第2期《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宣传华国锋”的重要文章——《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的继承者》。这篇文章用三个“者”来形容华国锋：“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勇敢捍卫者和卓越继承者。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华主席在湘阴的故事》一书。
人民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了《华主席是我们的好领袖》一书。
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华主席在湖南》一书。作者说：
华国锋同志在湖南工作期间，一贯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为湖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拥护。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发表《华主席是执行毛主席建党路线的光辉典范》。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发表《华主席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中共湖南省军区委员会发表《英明统帅华主席率领我们胜利前进》。
共青团湖南省委员会发表《英明领袖华主席关怀着我们青年的成长》。
湖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发表《华主席是执行毛主席革命体育路线的光辉典范》。
中共韶山区委员会发表《紧跟华主席，永远向前进》。
中共湖南省湘潭地区委员会发表《华主席带领我们走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
湖南省湘潭地区妇女联合会发表《华主席领导我们妇女在革命道路上前进》。
中共长沙市委员会发表《华主席是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
此外，还有种种文章，罗列一下标题，便可知“宣传”内容：
《华主席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者》；
《华主席是我军的英明统帅》；
《华主席率领我们学大庆》；
《华主席是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
《华主席掌舵我们最放心》；
《华主席坚持在三大革命斗争中建设民兵》；
《华主席是高举毛主席教育革命旗帜的光辉典范》；
《坚持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光辉榜样──记华主席在湖南领导文艺工作的革命实践》；
《华主席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榜样》；
《华主席无限关心革命战士》；
《华主席是人民教师的贴心人》；
《华主席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
在铺天盖地的“宣传华国锋”的种种文章中，张平化的文章格外显眼。
张平化在1959年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时，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作为华国锋的“顶头上司”，张平化与华国锋共事多年。后来，当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1977年10月，张平化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张平化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写了一篇重要文章——《华国锋主席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的最好接班人》。张平化在文章中用三个“亲自”来形容毛泽东对华国锋的重视：
华国锋主席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的优秀学生，是毛主席亲自培养、亲自选定、亲自安排的最好接班人。
张平化的文章，分五个方面“宣传华国锋”：
努力学习和忠诚实践毛泽东思想；
捍卫和遵守“三要三不要”三项基本原则；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
爱护和培养党的干部；
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
张平化在文章结束时，把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和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相提并论：
遵义会议确立了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从而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使中国革命斗争转危为安，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黑暗的旧中国变成了光明幸福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今天，我们又有了毛主席最好接班人华国锋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国内外政策，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各条战线上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我国八亿人民，三千多万党员，都为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而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信心百倍地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奋勇前进。
华国锋在“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曾率湖南干部前往山西大寨学习，跟陈永贵结识。在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之后，陈永贵这样“宣传华国锋”：
华国锋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大公无私、光明正大；谦虚谨慎，具有民主作风；平易近人，接近群众，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他能够领导全党、统帅全军，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再次有自己的英明领袖而感到无限自豪。
经过热火朝天的“宣传”，尽情的讴歌，华国锋被精心“包装”成了“英明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