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年半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艰苦斗争后召开的这次大会，显示出了全党坚定地团结在列宁的周围。当列宁出现在讲台上时，台下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人们高呼：“伊里奇万岁！”
在这次大会上的所有演说中，列宁都着重强调了工人阶级和中农之间联盟的必要。
1918年秋，列宁就已经指出，必须巧妙地对付中农，因为他们是可能而且必须争取到革命这方面来的。列宁在大会上指出：对付富农，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只有用公开的国内战争的方式；但是我们却要同中农成立一个集团、一个联盟、一个协定。当然，中农是摇摆不定的，中农“部分的是有产者，部分的是劳动者。”我们必须帮助他们，我们必须争取他们走到我们这方面来。“……我们不容许对中农采取任何暴力。”“强迫会搞坏整个事业。长期的教育工作才是需要的。我们必须用具体的事例证明给农民看（不单我国，全世界的农民都是讲求实际的人，都是现实主义者），证明公社是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东西。”
我们必须争取农民的信任。我们必须在经济上对中农给予帮助。列宁说过这样的有先见之明的话：“如果我们明天能够拿出十万台头等拖拉机，供给汽油，供给拖拉机手（你们很清楚地知道，这在现在还是一种梦想），那末中农就会说：‘我赞成康姆尼’（即赞成共产主义）。”###[4]
在讨论党纲时，列宁曾经对布哈林、皮达可夫的反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进行斗争，因为他们反对列宁对帝国主义的估计，并且否认国内存在不同经济体系。列宁还同那些“左派共产主义者”作斗争，因为他们又在发挥他们对民族问题的陈腐见解，声称他们只承认劳动者的自决权，而不承认民族的自决权。
列宁指出，必须估计到从中世纪阶段到资产阶级民主，又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中，一个民族已经向前迈出多远的路程。民族自决权有助于走向工人的自决。大会采纳了列宁的建议。
大会上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是在经济事务上，尤其是在军事上利用资产阶级专家的问题。“左派共产主义者”极力反对这一政策。列宁再三坚持：“如果我们不利用资本主义文化遗产，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
列宁说：我们必须吸收资产阶级专家参加行政工作，参加军队，参加工业，让他们为我们工作。否则我们就不能建设起国民经济。我们必须把专家安置在同志般的环境里面，我们必须监督他们，但同时必须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和专家是会到我们这边来的。
列宁和斯大林在大会上对托洛茨基派在军事问题上的“左派”反对论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说服大会同意结束游击方法并建立一支真正训练有素的红军。
“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军队里的严格纪律，因此就放纵了农民中的无组织情况。列宁指出：没有铁的纪律就不能变游击队为正规军和建立一支真正能战斗的军队。
在大会上，“左派共产主义者”，后来还有“民主集中派”集团——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伊格纳托夫等——反对列宁的立场，但是绝大多数的与会代表站在列宁和中央委员会这边。八次大会在争取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给了党以新的力量。
大会后，党特别关注红军和农村工作。
列宁把极大的精力用于加强红军的工作。他亲自出任了在不久以前成立的国防委员会的主席。国防委员会是参谋本部，而他便从那里直接负责一切军务。
1919年春，前线的斗争又激烈起来了。协约国由于军队内部酝酿着革命而难以继续进攻了，但是他们用一切办法帮助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去反对苏维埃共和国。
英法帝国主义政府制定了一个向苏维埃共和国猛烈进犯的计划。在东线，高尔察克三个军正在进攻，邓尼金从南方来犯，尤登尼奇则威胁着彼得格勒。
根据列宁的建议，党决定派遣主力去对付高尔察克。4月，宣布了特别动员令以加强东线。列宁写了一封信给工人，并在许多集会上发言呼吁增援东线。
5月，他打电报给东线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说：“如果我们不在冬天之前打下乌拉尔，我认为革命是非失败不可了。”
一切力量都被动员来保卫东线。列宁致电革命军事委员会：“这里有从皮尔姆附近来的党的一些报告，说到军队中糟糕的情况以及酗酒的事情。我想派遣斯大林……”果然在一个短时期内，斯大林就使红军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并且恢复了红军部队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