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流放归来时精力充沛，着手实现他出版全俄党报和建党的计划。
列宁被禁止在圣彼得堡和其他大城市居住，因此，他动身到普斯可夫城去。路上，在乌发和莫斯科，他看到那里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同他们恢复了联系。列宁从普斯可夫同各社会民主党小组保持联系。他在那里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了这个计划出版的报纸的性质。列宁忙于在俄国给这个未来的报纸选择协助者，并筹集办报资金。
这时，列宁得到了一张出国的护照。他前往圣彼得堡去会见一些社会民主党人，给他们最后的指示，可是在那里又被捕了。
列宁后来说过，他在街上突然被抓住，警察紧紧地攥住他的胳臂，使他不能动弹。他们怕他把带在身上的什么文件扔掉或者吃下去。因此，他们死死攥住列宁的两个胳臂，把他带到市长的办公室去。
列宁被捕时，身上有一封写给普列汉诺夫的信，这封信是用隐影墨水写在像账单一类东西上面的。信上有列宁出版全俄社会民主党报纸的计划。倘若宪兵认出这封信，列宁又得长期住监狱了。幸亏他们对这些纸条没有在意，十天就把列宁放了。
列宁担心他们会没收他的出国护照，想不到他们把它交还了他。他在警察监视下到波多尔斯克去看望母亲。那里的地方警官打算没收他的护照，列宁吓唬他说，要到圣彼得堡控告他，这样一来，又把护照还给他了。到了他母亲的寓所时，列宁想的还是不久前同警官打交道的事情，他大笑着讲述他怎样恫吓警官，要去警察厅告他，吓坏了那个“老糊涂”，才不得不把护照交还回来。
列宁同他母亲和姐姐离开波多尔斯克，到乌发住了一个月，去看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她在那里要等到她的流放期满。此外，还看望住在那里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乘轮船沿着卡马河和别拉亚河顺流而下。列宁的姐姐回忆这次旅行时写道：
“我们每天在甲板上消遣时光。弗拉基米尔心情非常愉快，舒畅地呼吸着来自河上和周围森林中的新鲜空气。我还记得我们在小轮船无人的上层甲板上的谈话；这些谈话常常持续到深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我热情详细地谈了他要办为建党起到脚手架作用的全俄报纸的计划。他告诉我，经常的逮捕，使得在俄国举行代表大会决不可能。他说：‘既然仅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就遭到这样的灾难和牺牲，那么在俄国组织代表大会就是发疯；只有在国外出版的机关报，才能同“经济主义”这种倾向作长期斗争，才能以正确理解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为中心把党团结起来’。”
列宁在乌发会见了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在这里，也同在别处一样，规定了通信密码，取得通信处，选择了办报的协助者，等等。
由于准备长期出国，列宁忙着亲自去与俄国各城市一切主要的社会民主党小组和最杰出的党的工作者建立联系。他甚至想到西伯利亚去同那里的许多同志商谈一些事情，但由于某种原故，没有如愿。可以说，列宁离开他的祖国时，已经掌握了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的一切线索。尽管报纸尚未出版，但是他在国内各个角落已经有了协助者和通信员。和平常一样，他以自己的干劲和热情，细心地和充分地作了准备。
1900年7月17日，列宁启程去德国。列宁第一次长达五年半的政治侨居者的生活开始了。
当时曾决定同“劳动解放社”的领导人（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等人）共同出版报纸；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也从俄国赶来帮助出版报纸。当时，他们都是列宁的拥护者。列宁同“劳动解放社”开会协商。协商进行得很不顺利，常常出现似乎立刻要完全破裂的局面。
列宁这时写过一封信，对于这个报纸的命运充满了痛苦和焦虑的心情，信里说道：“‘火星’怎样几乎熄灭了”——它的几乎熄灭，原因在于普列汉诺夫的固执，他不愿意考虑年轻的社会民主党小组的意见，他想在编辑部里成为绝对的主宰。
列宁不希望在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所居住的瑞士出版全俄报纸，他主张在他、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居住的德国出版。列宁要这个报纸尽可能不依靠那些“老头子”（“劳动解放社”），因为他们同俄国的革命运动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列宁本来认为有必要与最优秀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共同来建党和创办党的机关报，但同时他却清楚地看到他们的错误和他们的机会主义倾向。
列宁的主张实现了，《火星报》开始在德国出版——起初在莱比锡，后来移至慕尼黑和斯图加特。
在列宁同普列汉诺夫派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讨之后，拟定了关于出版《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声明。当时决定报纸在慕尼黑出版，而以列宁为首的负责出版这张报纸的主要编辑人员都迁到那里去。
列宁给这报纸提出的任务是什么呢？首先是要把全党的力量团结在它的周围。当时还没有统一的党，只有在无组织状态中进行工作的、分散的小组和团体，按照列宁的想法，这张报纸应该成为工人政党的集体组织者、建立者。报纸发行者应该成为党的核心。
党的统一必须在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纲领的基础上，在马克思学说的基础上进行，然而要做到这种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就必须对各种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言行展开坚决的斗争。
列宁指出，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党，就必须为实现党的纲领和策略，对一切机会主义和不坚定的动摇分子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
“……斗争可能激怒某些人，但它却能够澄清空气，确切地公开地确定关系——确定哪些分歧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真正走另外一条路的人，哪些是在细节上有分歧的党内同志。”###[1]
在宣布即将出版的《〈火星报〉的编辑部声明》中说：“在统一以前，并且为了统一，我们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2]
这一思想列宁表示并实践多次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的环境曾经阐述过同样的思想，并且在反对德国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以及第一国际的各种反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斗争中这样实践了。在俄国，在新的阶级斗争环境下，为战胜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而要创建一个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时，同机会主义者决裂就成为必要的了。
列宁认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该使自己与一切敌视革命无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倾向——经济派、“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之流坚决划清界限。统一必须建立在健全的革命理论和实践基础之上。
1900年12月底，《火星报》的创刊号问世了；1901年春，《曙光》杂志的创刊号也出版了。列宁成为《火星报》的组织者和实际的编辑。列宁早在《火星报》的创刊号上就写到了革命的未来的胜利：“有了坚强的有组织的党，某一次的罢工也能够变成政治示威，变成对政府的一次政治胜利。有了坚强的有组织的党，某一个地区的起义也能够发展成胜利的革命。”###[3]
列宁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革命的农民；并确有把握地说，农民一定会跟无产阶级走。列宁对每一号报纸都满腔热忱地并总是认真地进行工作。每一号的内容以及各篇文章都在编辑部会议上详加讨论。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煞费苦心地进行推敲。列宁有一个特点，就是要亲自改正校样，尽管这个工作是可以交给其他同志做的。他唯恐报纸上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缺点或疏忽的地方。
当时，列宁在编辑部的主要助手是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马尔托夫是个干练的新闻记者，他能够把列宁讲给他的主题，用生动和犀利的文笔解释得一清二楚。
波特列索夫在编辑工作方面的助手作用没有在印刷工作方面大。“劳动解放社”成员，只有查苏利奇（当时在慕尼黑）承担了一点报纸工作。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只是名义上在编辑部，并没有参加实际工作。普列汉诺夫给《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写了不多几篇文章。
《火星报》是用小号铅字密排和薄葱皮纸印的，以便于传递到俄国去。每号只印几千份。列宁和他的同志们不得不亲自去查看组织“输送”，即把报纸送入俄国的工作。这些报纸的发送，有的是分装在信封里，有的是放在手提包夹底里，有的是由人夹带，有的是通过外国船的水手等等。很多份报纸落到警察和宪兵手里，但也有很多份到了工人手里。《火星报》整个代办员网组织起来，在俄国发行报纸。这些代办员都是党的组织者。
在南高加索，列宁的《火星报》组织的创始人是斯大林同志及其助手L·克泽霍越里、亚·楚鲁启则、库尔那托夫斯基等人。
有几号《火星报》是在俄国秘密印刷所翻印的。克泽霍越里在巴库组织的印刷所，工作得非常出色。斯大林帮助组织了这个印刷所。
今天的读者难以想像当时党的工作者收到每一号新《火星报》时的愉快感觉。对于这个报纸，他们从头到尾反复读，也在研究小组里互相传看。
每号《火星报》都会给工人带来新的力量，它指示他们怎样斗争和怎样组织。它揭露背叛工人阶级事业的人。《火星报》是正在创建中的党的真正领导者。
1901年春，克鲁普斯卡娅从俄国抵达了慕尼黑。她担任《火星报》编辑部的秘书，并积极地帮助列宁，特别是在保持同俄国联系的工作上。
列宁同姐妹弟弟也同母亲按时通信，这是他的习惯。当时他们都在积极地投身革命运动。列宁非常爱他母亲，对她始终是温顺和尊敬的。
当列宁不能亲自给他母亲写信时，克鲁普斯卡娅便替他执笔。克鲁普斯卡娅在1901年夏天写的一封信里，这样谈到列宁：
“沃洛佳现在工作得很起劲，我为他感到高兴。当他完全投入某项工作的时候，他总是精神愉快，朝气勃勃的，这已是他的天性了。他的健康状况良好，看样子，胃炎一点也没有了，也不再失眠了。他每天都用冷水擦身体，此外，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去游泳。”###[4]
二十世纪初，当《火星报》开始出版时，正是工业危机时期。俄国的工业繁荣之后，在1900年，大规模的罢工和严重的危机相随而来：生产萎缩，失业人数增长。
1899年到1902年声势浩大的学生罢课和示威游行，反映出国内日益紧张的政治形势。1902年，许多城市发生了工人的政治罢工和工人的示威游行。
在这危机时期，必须确定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路线。必须给经济主义这一社会民主主义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倾向以毁灭性的打击。经济派在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中，拒绝开展革命斗争，拒绝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他们拒绝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他们反对战斗的集中的政党。俄国机会主义即经济主义是第二国际各党中广泛流行的国际机会主义的一个表现。经济派在圣彼得堡创办了《工人思想报》，公开鼓吹这些资产阶级观点。在国外，经济派分子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创办了《工人事业》杂志，以隐蔽的形式散布同样的资产阶级观点。
那几年，党还只是在创建过程中，经济派便已经造成极大的危害。必须粉碎经济派，否则就不可能创建一个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正因如此，列宁认为必须出版《怎么办？》###[5]一书（1901—1902年冬）。列宁在这本书中揭露了经济派，主要是《工人事业》派的观点，并提出了革命工人阶级运动的任务。
在《怎么办？》里，列宁指出必须怎样组织政党。他分析了经济派继续发展的错误理论，并对这些理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列宁在这本书中写道：
“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6]
列宁指出，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经过对伯恩施坦和经济派之流一切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开展斗争，才能把工人阶级的政党建立起来。凡是鼓吹工人应该只关心经济斗争而不要干预政治的人，都是在贬低和削弱工人阶级运动。革命工人应当是国内整个政治斗争的领导者；他们应该对每一个专横和压迫、残暴和虐待的事件进行反击。工人阶级是争取政治自由的尖兵，是革命力量的先锋。社会民主党在领导工人阶级的同时，也要把其他参加革命斗争的阶层的人吸引到自己这边来。
在《怎么办？》里，列宁抨击了经济派和其他机会主义者拉工人阶级运动倒退的倾向。他指出，工人的政党应该在无产阶级自发的斗争中提高它的阶级觉悟并把它组织起来，而不要作这一运动的尾巴。他指出：“尾巴主义”是一切机会主义的典型特征。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要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领导无产阶级前进，经常给无产阶级提出新的任务，而不是跟着工人阶级最落后部分的屁股后面跑。
在《怎么办？》里，列宁尖锐地指责了第二国际各党中存在的并由经济派企图引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所谓“批评自由”。事实上，这种所谓“批评自由”就是说可以在党内攻击马克思主义并散布敌视马克思主义，即敌视无产阶级的观点。
关于这种“批评自由”，列宁写道：
“我们紧紧靠在一起，循着崎岖险阻的道路前进。我们被敌人四面包围，我们几乎随时都得冒着敌人的炮火进行。我们根据自由通过的决议联合起来，正是为了要与敌人斗争，而不致失足落入旁边的泥潭里。那些呆在泥潭里的人，一开始就指责我们独树一帜，责备我们选定了斗争的道路，而不是调和的道路。现在我们中间有些人叫喊：让我们大家到这个泥潭里去吧！当人们开始耻笑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反驳说：你们这些人多么落后啊！你们怎么好意思否认我们有号召你们走上比较好的道路去的自由！是呵，先生们，你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号召，而且可以自由地走向随便什么地方去，哪怕是走向泥潭里去也行；我们甚至认为你们应有的位置正是在泥潭里，而且我们愿意竭力帮助你们搬到那里去。不过，请你们放开我们的手，不要拉住我们，也不要玷污自由这个伟大的字眼，因为我们也可以‘自由地’走向我们愿意去的地方，我们不仅可以自由地与泥潭作斗争，而且还可以自由地与那些转向泥潭里去的人作斗争！”###[7]
在《怎么办？》里，列宁指出经济主义是国际修正主义的一部分，妄图使工人阶级运动向资产阶级势力屈服。列宁区分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中革命倾向和机会主义倾向。列宁这本书的目的不仅反对俄国的，而且反对国际的机会主义。
关于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列宁写道：
“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要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我们有理由指望，只要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先驱者即七十年代的革命家们那种无比的决心和毅力，来鼓舞我们的比当时更广阔和更深刻千百倍的运动，我们就一定能获得我们的先驱者在当时已经享有的这个光荣的称号。”###[8]
《怎么办？》给所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一个十分深刻的印象。它有力地打击了经济主义。它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怎样应用于俄国的条件。它为组织工人政党提出了一个简明确切的计划。列宁的教导开始实现了。
多年以来，《怎么办？》这本书成了党员的重要指南，而直到今天，仍具有着它的重要意义。列宁的这部著作在建立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做什么的问题作了精确的回答，并说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当前的全部主要任务。
关于组织政党的工作，列宁在该书中指出，如同在他的一些文章里所说的那样，必须特别选拔一些同志，使他们将全部时间贡献给革命工作，也就是要他们成为职业革命家。他特别强调说，这样的革命活动需要吸收工人加入。他指出，只有一个强有力的地下革命家组织，加上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才能认为是真正的政党。一个强有力的职业革命家组织，能够坚决地支持无产阶级的全部斗争，并保证党的巩固和健全。
列宁就是第一个属于这一类型的职业革命家。属于这一类型的另一卓越的职业革命家是斯大林。
早在1898年，斯大林就积极地投身于南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工作。1900年，他建立了第比里斯（即梯弗里斯）委员会；1901年，他在南高加索建立了列宁的《火星报》组织。他在第比里斯和巴士姆举行了多次罢工和示威游行。在激烈的经济罢工和五一政治示威游行以后，梯比里斯委员会遭到警察破坏。斯大林转入地下活动。他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一个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
在俄国，地方的职业革命家形成了党的组织。
在组织党的工作中，列宁尤其注意下层的工厂小组。列宁在《写给一个同志的信》中，谈到党的组织工作时说：
“工厂小组对我们特别重要。运动的全部主要力量就在于各大工厂工人的组织性……每个工厂都应当成为我们的堡垒。”###[9]
《火星报》编辑部这时全力起草党纲，党纲在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派之间引起了尖锐的意见分歧。
我们已经知道，列宁在狱中就拟好了党纲草案的初稿，后来又几次反复进行这个工作。在开始讨论党纲问题时，列宁已经拟出了详细的党纲草案。
党纲草案分为两个主要部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第一部分说明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要求，就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第二部分论述的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也能实现的要求（例如，推翻专制制度，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
列宁建议，党纲要指明，党是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这句话，普列汉诺夫“忘记”写进党纲草案了）。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党纲就很难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纲领。列宁主张，作为革命斗争领导者的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应当明确地写入党纲。“首先必须把自己同一切人划清界限，即仅仅把无产阶级专门单独地划出来，然后再说无产阶级解放一切人，号召一切人和邀请一切人。”###[10]普列汉诺夫提出的那种党纲不能使列宁满意。列宁指出，必须十分明确地写出资本主义的特点，特别是俄国资本主义的特点，可是普列汉诺夫的草案却没有提这些。列宁写道，必须讲到的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而是俄国的资本主义，我们首先要对俄国资本主义宣战。
普列汉诺夫的草案，在列宁来看，与其说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战斗纲领，毋宁说是指导学生用的教学提纲。
在对待自由主义者的态度问题上，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之间也存在分歧。自由主义者不满意沙皇的腐败的官僚制度和它的统治，所以他们不反对用革命为恫吓，也不反对利用工人阶级运动为他们自己谋取一个“宪法”。
未来的孟什维克认为，迫在眉睫的革命任务，是使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来取代沙皇专制制度。
列宁最不信任自由资产阶级。他认为，在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中，它极不可靠，并必定会很快转到沙皇方面去。普列汉诺夫则鼓吹同自由资产阶级密切合作，不应该与它对抗而应该同它达成协议。
在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的要点上，列宁与普列汉诺夫之间也产生严重的意见分歧。在普列汉诺夫的坚持下，列宁从他的纲领论文《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中删去了土地国有，即一切土地转归国家所有这一内容。
1902年春，列宁移居伦敦。路上，他在布鲁塞尔停留了几天。当时那里正发生罢工，同时街上有示威游行，正被警察驱散。与列宁同行的一个同志描述说，列宁看到工人示威游行时，异常兴奋，转身就要去参加。
他写道：“我死死拖住他才使他未能跑过去。恰恰那时，警察从路旁出现，使我们和人群分开了。”
列宁在伦敦过着一种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时，他的全部时间都用于《火星报》和《曙光》的编辑工作、党的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克鲁普斯卡娅，除了与俄国通信这个日常的任务及报纸工作之外，还自己做家务、做饭、擦地板，等等。
列宁早晨到公共图书馆阅读英文报纸。然后他就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里一直工作到晚上。这个图书馆是欧洲最好的图书馆，马克思也在那里工作过。
当时住在伦敦的阿列克塞也夫回忆道：
“有一次，在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话时，我讥笑了发表在伦敦《正义报》上的某篇关于社会革命即将爆发的文章（《正义报》经常发表这种合时宜或者不合时宜的预言）；弗·伊里奇不高兴我的讥笑。他坚定地说：‘我自己就希望活着见到社会主义革命’，还讲了一点对怀疑者不客气的字眼。”
列宁空闲时就去了解伦敦。他前往工人俱乐部，出席工人集会，去一切能够直接和工人群众的生活接触的地方。
列宁厌恶无目的的“闲逛”，这种“闲逛”是某些俄国侨民的习惯。他珍惜时间，全神贯注于工人阶级斗争的事业。列宁在伦敦主持一个工人侨民的政治小组，向他们讲解党的纲领。他把党纲念给他们听，并详加解释。
列宁有个特点，就是他来伦敦以前，就认真研究过这个城市的地图，能很准确地找到他要走的路。老伦敦人对此都感到惊奇：无论要去哪个地方，他都知道最近的路。
“伊里奇研究了活的伦敦”，克鲁普斯卡娅写道。“他喜欢长时间坐在公共汽车的上层在城内到处走动。他喜欢这个大商业城市的热闹。宁静的广场，一座座房屋，一个个门口，明亮的窗子，周围点缀着的绿叶青枝，只有漆得光亮的马车在这里来往穿梭，这些在公共汽车上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但是挤在附近的伦敦工人居住的陋街小巷，中间横挂着洗晒的衣服，面色苍白的孩子在街沟里玩耍，这些景况在公共汽车的上层却是看不到的。在这样的地区，我们就步行，观察贫富的鲜明对照，伊里奇总是咬紧牙齿用英语嘟哝道：‘Two nations！’”……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到工人群众中去。哪里有工人群众，他就到哪里去。疲倦的工人喜欢离开市区，在草地上躺上几个小时。他出去远足，就到那里去，他也到酒店和图书馆去。”
列宁在伦敦认真学习英文。休息的日子，他常常到乡村去。他和克鲁普斯卡娅一同在伦敦四郊各处骑马或徒步旅行，熟悉各条“乡村的”小路和邻近的一切地方。
1902年夏，乌克兰及南方其他地区爆发了农民骚动并与军警发生了冲突。这是长时期沉默以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同时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也出现了，并出版了他们自己的著作。
列宁在《火星报》上及给俄国同志的信上，开始坚决反对社会革命党的斗争。
列宁这时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应当坚决无情地向社会革命党人宣战》###[11]这确是对革命敌人要展开坚决斗争的问题。列宁详细指明，为什么工人政党必须采取这样的立场。
社会革命党拒绝国际上惟一正确、惟一科学的革命社会主义理论，即马克思主义。
社会革命党一筹莫展地向自由主义民粹派倾向退让，并企图复活民粹主义观点，这种观点早已被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指明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并且早就被他们所驳倒。
社会革命党不懂也不承认阶级斗争，他们否认这一事实：“在现代的俄国，真正革命的和真正社会主义的党，只能是把社会主义同俄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党。”
由于社会革命党企图依靠无产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同时又拒不承认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它就为“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受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奴役”这一情况铺平了道路。因此，“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动摇性”，就是社会革命党的最大特点。
社会革命党的党纲是庸俗马克思主义与俄国民粹主义反动理论的结合，是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与无原则冒险主义的结合。
由于社会革命党宣传恐怖是政治斗争的一种方法，它给工人阶级运动带来严重的危害，“从而破坏了社会主义工作同革命阶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
恐怖手段“同群众工作，同为群众做的以及和群众一起做的工作没有丝毫的联系。”它使革命力量放弃了基本任务——创建工人政党。它实际就是“受到历史经验严厉谴责的一对一的决斗”，并且削弱群众打击专制制度的力量。
列宁在《革命冒险主义》###[12]一文中指出，社会革命党人倾心于恐怖手段是同他们站在工人革命运动之外这一事实有密切联系的。他们没有看到，惟一真正的革命阶级是无产阶级，其他阶级只在某一限度内和特殊条件下才能是革命的。他们不了解，他们想依靠的农民也是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列宁指出，社会革命党事实上只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个支派”。
《火星报》通过列宁和其他同志写的文章，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反对社会革命党人和他们反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理论，并努力消除他们对劳动者的有害影响。
为了向农民阐明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在1902年秋撰写了《给农村贫民》这本小册子，1903年春在日内瓦出版。当时列宁和《火星报》整个编辑部迁到了日内瓦。
在《给农村贫民》这本小册子里，列宁用通俗朴素的语言向农民讲解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他写道：“我们要争取新的、美好的社会制度：在这个新的、美好的社会里不应该分穷富，大家都应该做工。共同工作的成果不应该归一小撮富人享受，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机器和其他技术改良应该用来减轻大家的工作，不应该牺牲千百万人民的利益来使少数人发财。这个新的、美好的社会就叫社会主义社会。”###[13]
列宁指出如何才能争取到这个社会制度。工人不顾一切迫害，不顾监禁、流放、苦役或死刑，正在组成秘密存在的政党。这个党在为反对专制制度、为取得政治自由而斗争。工人政党是惟一能够帮助农民，首先是帮助农村贫民挣脱沙皇和地主的政党。
列宁指出贫农生活是十分困难的，他们受地主富农的凌辱。贫农只有一个真正的盟友即城市工人。贫农应该同时反对地主和富农。他们要战胜地主，只有跟无产阶级走，开展反对资本主义基础的斗争。
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人和贫农的联盟，将帮助农民走上新的美好生活的道路。列宁写道，工人起来的日子来临了。他说：“农民也会在全俄国动起来，帮助城市工人，为农民和工人的自由而战斗到底。那时候，沙皇的什么军队都抵挡不住。”###[14]
通过《火星报》，通过它的代办员，也即职业革命家，以及通过各种信件和谈话，列宁领导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并团结了党。列宁在他的著作和文章里，指导党如何组织工人群众，领导他们走向胜利。
《火星报》受列宁的领导和鼓舞。他撰写了提出革命无产阶级的任务的主要文章，并起草了组织战斗政党的计划。列宁的《火星报》是我们党的集体的鼓动者、宣传者和组织者。
《火星报》指导工人阶级怎样领导劳动人民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列宁的《火星报》反对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火星报》倾向于布尔什维克。
《火星报》在列宁指导下，把党团结在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周围。它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反对机会主义者，即反对一切企图使工人政党服从于资产阶级的人，并反对一切或明或暗的工人阶级的敌人。它反对惧怕沙皇却伺机联合沙皇反对工农并使工人阶级从属于资产阶级的自由派。
《火星报》反对社会革命党人这一批怂恿无产阶级走个人恐怖这条失败道路的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者。
《火星报》反对崩得分子，因为他们想把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分裂为没有一个坚强核心的各个民族单位。《火星报》反对一切调和分子和妥协分子，因为他们企图把各种分子联合成为一个党而把各式各样的不同意见调和起来。《火星报》进行了反对国际机会主义的无情斗争。《火星报》坚决反对对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一切修正，一切歪曲。列宁的《火星报》使党团结在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周围。
斯大林说，在他看来，列宁在那时就已经是一位出色的领导者，是一只山鹰。“当我知道列宁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特别是从1901年以后，在《火星报》出版以后的革命活动的时候，我就深信列宁是一个非常的人物。当时在我看来，他不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的领导者，而是我们党的实际创造人，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才了解我们党的内部实质和迫切的需要。当我拿列宁和我们党的其他领导者比较的时候，我总感到列宁的战友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等人都远不如列宁。列宁和他们比较起来不单是一个领导者，而且是一个最高典型的领导者，是一只山鹰，他在斗争中不知恐惧为何物，大胆地引导我们党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道路前进。”###[15]
★★★[1]《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39页。
★★★[2]《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16页。
★★★[3]《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32页。
★★★[4]参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7卷第576页。
★★★[5]《列宁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13—500页。
★★★[6]《列宁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36—337页。
★★★[7]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21—322页。
★★★[8]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40页。
★★★[9]《列宁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13页。
★★★[10]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57—58页。
★★★[11]《列宁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147—150页。
★★★[12]《列宁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161—182页。
★★★[13]《列宁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29页。
★★★[14]《列宁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89页。
★★★[15]《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