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墨索里尼其人
1923年墨索里尼四十岁时，他的尊容已为整个欧洲所熟悉，他早已成为摄影师和漫画家关注的人物。与官方摄影师拍摄的照片相比，他本人的身材要矮得多。他宽肩阔臂，肌肉发达，发线较高，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摆出姿势让人看时，他喜欢挺起胸膛头向后仰故意突出一付大下巴。他站立时经常两腿叉开，双手置于臀部，脸上微带怒容有人认为他这是有意要学拿破仑的形象。有时他在照相前将一只手插入上衣口袋这也是学的拿破仑喜欢的一种姿势。他那一双向外突出的大眼睛最引人注目，瞪起来眼珠直转，1922年12月曾使伦敦人惊恐不已但他的信徒认为，从这双眼睛中可以看到墨索里尼的执著和向往。
上台执政后，墨索里尼很快就学会上流社会的一套礼貌举止在公开场合不用粗野语言。但他经常忘记修面，加之头发又黑，所以更加显眼。后来，他干脆让一名警卫充当理发师将其头发剃光，使人看不出他在一天天变老他的吃相十分难看也许这是他不喜欢当众就餐的原因之一。外交部一名青年官员受命专门向他传授资产阶级的着装习俗和礼节基础知识。
二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墨索里尼仍着便服。首次拜见国王时，他借了一套不合身的晨礼服和一顶大礼帽。他非常喜欢这套服装，有个时期曾想强迫他的随从也遵从这种不伦不类的礼节有时独自一人在餐馆用餐，他也穿上正式宴会的夜礼服；有时着燕尾服却又配上黄皮鞋1922至1924年间拍摄的许多照片说明他又有了新爱好：鞋罩和蝴蝶领。一两年后，对这套装模作样的虚假礼仪他又感到厌倦，他又戴圆顶硬礼帽了，因为他看到美国喜剧影片中除了他欣赏的明星劳莱和哈代外已无人再戴这种式样的帽子（墨索里尼很爱看美国喜剧片，家中备有放映机）。渐渐地他改穿军装，起初也像演戏一样，很不自然。他鼓动内阁大臣们都穿上金边蓝色军服，戴三角帽，有时还带佩剑和饰以装潢华丽的勋章。1930年后，墨索里尼的所有照片几乎都是着军装照的，只有在瑞契奥尼海滨浴场或是秋收时赤膊和农民一起的留影时除外希特勒的体型不壮实，他认为墨索里尼的两次裸身照是故意给人看的，很不成体统。
墨索里尼就任首相后在旅馆里住了几个月，后来在迪通尼大厦顶层找到一套条件比较简陋的单身宿舍，每天让人送饭上去吃拜访的人很少，其中有一人评论说，室内陈设优雅，主室内挂着他的巨幅画像，极其显眼。几年以后，他搬进了豪华得多的托洛尼亚别墅，这是一个贵族为了讨好他提供给他的，租金极低墨索里尼很少请客人来家，连自己的亲戚也不例外。他认为，一个独裁者绝不可与别人相处过于密切他每次用餐尽量不超过三分钟，他常说一个人每天在吃饭上不要花太多时间，十几分钟就足够了，这对他消化严重不良的毛病毫无益处。到1923年，他差不多完全戒绝了烟酒。
通常，只有一两名随从可以接近他，他们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稳健谨慎的老实人。一个名叫塞契拉·卡罗西，是个轻松活泼又有点凶狠的女人，负责家务和做饭。另一个叫卡米洛·里道尔菲，是击剑教练和马亻夫墨索里尼大部分早晨常和他一起在别墅内宽广的场地上骑马。骑马是他爱上的一种新娱乐活动，很快便着了迷。不论墨索里尼到哪儿，里道尔菲都像家臣一样跟在他身边。他待遇优厚，薪水同法西斯民团将军一级相等传达兼生活秘书昆托·纳瓦拉每日早日早晨八时（冬季为九时）来接墨索里尼去办公室，他是二十余年中接触墨索里尼次数最多的一个人纳瓦拉是前几任首相手下留用的，并非法西斯党员。工作秘书亚历山德罗·凯沃里尼是民团的一名军官，担任过《意大利人民报》记者。他必须特别谨慎小心，因为要负责掌管墨索里尼私人财产这样棘手的事情据墨索里尼说，他与跟随他二十多年的司机，忠实的厄科尔·博拉托几乎没有讲过一句话。
墨索里尼在罗马尼阿拥有七十英亩良田，他在那儿建起一个模范农场，用的全是最好的机械设备。1925年，他曾雄心勃勃，计划将出生地附近的村庄都重建一番，这项为个人树碑立传的工程耗资巨大。接着，公众捐款将不远处的一座更大的乡间住宅赠送给他。这座名叫加米纳特的古堡经过大修后成为墨索里尼一家的主要休假地在海边度假时，他总选择亚得里亚海滨的瑞契奥尼国王也让他使用罗马附近王室领地上靠海的一间小屋，但显然，他从不准许妻子雷切尔去那儿。
墨索里尼一家的生活很舒适，如果需要，还有一艘游艇供他使用，不过这种时候不多像他这样一个善于以金钱贿赂别人的老手却对钱财兴趣淡漠也许令人感到奇怪其实，他为自己和孩子们从国库里拿走多少钱，别人根本搞不清楚。他是议员，又拥有田产，收入自然不薄。他领取首相的薪金只到1928年为止，1943年后才又重领他办的报纸并非一直赢利，二十年代中期还略有亏损，但他始终能分到红利。《意大利人民报》到后来仅雇员就超过七百人，他终于了解到该报资金非常雄厚。另外，稿费也是他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他为美国杂志撰稿仅赫斯特报系每月就支付给他一千五百美元（其实这些文章都是一名美国记者和墨索里尼的弟弟以及玛格丽特·萨法蒂秘密合作替他炮制的）他的演说被作为宣传品以几种文字出版，也有一笔收入。1927至1928年，他写的第二部自传头两年就得款一百多万里拉；1944年写的另一部书也赚得同样数目。与首相三十二万里拉的年俸相比就可知这是多么巨大的一笔数字，这批钱大部分可能送给了别人至于意大利人和外国人私下馈赠的大量钱财则基本上用于不惹人注目而又常无记载的慈善事业。
直到鼓励家庭团聚也被列为法西斯主义的基本信条时，墨索里尼才把他的妻子小孩接到罗马居住，此时他任首相已有五年之久在此之前，他每年都要去北方三、四次，每次住几天，不过有时是去拜访萨法蒂小姐，并不是看望妻子。连1925年他患重病时，雷切尔也未来照料他。雷切尔对政治不感兴趣，她也不喜欢罗马，宁愿呆在农场干活几乎每年他们都是以电报或电话互相祝贺新年她在家中对丈夫也以“领袖”称呼他们夫妻之间虽说不甚亲密，但还能彼此尊重，也有些感情，有人甚至认为他有点怕妻子墨索里尼似乎并不追求天伦之乐，即使在家时也基本上是分开生活，独自就餐。可是，公开的照片就大不相同了，特别是在法西斯主义规定多生小孩是所有意大利人的义务之后他坚持补行宗教婚礼为人们树立榜样，让广大群众看到独裁者的家庭是个安宁甜蜜、舒适温暖、让人神往的地方。雷切尔被描绘成是法西斯主义理想的女人，勤劳贤惠，能尽主妇之责。一名美国记者向她提出一组书面问题，墨索里尼帮他填写了答案，说她最喜欢的工作就是缝缝补补和看电影大多数情形下，雷切尔的名字和照片在报纸上见不到。
墨索里尼的长女艾姐生于1910年，一直备受宠爱，有人认为她才是唯一真正亲近墨索里尼的人。有个时期为她请了位英国家庭教师，后又把她送入贵族学校，但她从那儿跑走了。维托里奥生于1916年，他回忆说年轻时很少见到父亲。布鲁诺、罗马诺和安娜·玛丽亚分别生于1918、 1927及1929年。墨索里尼承认，他不是个关爱子女的父亲别人也留意到他和孩子们谈话如同在群众大会上演说一样有时，人们称赞他的孩子成熟早，聪明过人，但他对老师总是给他们的课堂作业打满分的做法不太赞成虽然他尽量说服自己相信，孩子们在考试中取得的优秀成绩是受之无愧的，可是最后他们还是让他很失望看来，他们在为使自己与父亲的显赫地位相配的努力中日子过得并不轻松。
墨索里尼和弟弟阿纳尔多的关系比他和所有子女的关系都要亲近。编造墨索里尼第二部“自传”的是阿纳尔多，代墨索里尼写文章的也是他。阿纳尔多和哥哥一样也做过教师。尽管他有时暗中鼓动哥哥去干些过分的事，但比较起来文雅得多。他稳重和气，通情达理，颇得大家好评。作为《意大利人民报》的编辑，他为树立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出过不小力。不过一般说，他比较讲道理，不爱争吵，报复心也不重。他于1931年去世，从那以后，墨索里尼逐渐失去自制力。阿纳尔多也曾被报界吹得神乎其神，说他是杰出的作家，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但实际上都是徒有其名而已。
除弟弟阿纳尔多外，再也无人与墨索里尼有过如此亲密的关系，即使是阿纳尔多也不过到此为止墨索里尼几乎对所有人都不相信，其他法西斯领导人让他看得起的寥寥无几他不仅喜好孤身独处，而且愤世嫉俗，认为人性深不可测，无利他主义或理想主义可言。在他看来，人都是极端自私的，谁都没有能耐，谁都靠不住在这一点上，他的观点又与马基雅弗利相同他认为马基雅弗利是意大利政界的祖师爷，“也许是意大利最伟大的哲学家”，但他仍认为马基雅弗利对人类鄙视得还不够墨索里尼对人类的鄙视表现在他本能地讨厌社交活动，不喜与人交往。有时他也对自己的孤独和优越感感到忧虑，但更多的时候他总是找理由为自己辩解，认为独来独往对于自我克制是必要的。他喜欢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与凡世隔绝、高高在上、不受外界影响的超人，似乎这一切都是上帝的特意安排。因此，他始终以能控制自己的感情而自豪，脸上除了凶狠和慈善两种规格的表情之外，从不流露其他情感他经常提到有必要筑起一堵高墙不让别人靠近他，甚至对“身体接触”都有反感。他之所以取消握手礼，代之以“较卫生的”罗马礼，其理由有一部分就是出于他厌恶同别人身体接触的病态心理。
墨索里尼对一名法国采访者说，“一个领袖不可有与他平起平坐的对手，不可有朋友，对谁都不能讲心里话”。他经常提醒自己，求学时就从未交过朋友，从此始终有意不与人来往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损失，对朋友之情他弃如敝屣。他进一步为自己辩护说，他不需要听别人的劝告，也很少感到有必要与他人讨论政策问题他这一说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其为人却由此可见一斑他希望别人认为他的性格独一无二因为他无利己之心，也不图个人虚荣这也不是事实，接近他的人的看法截然相反：他贪图虚荣，喜好吹捧之欲望永无止境。一次他说了实话，“我常常希望是我错了，但至今这种事还从未发生。所有发生的事都正如我的预料”。他究竟是在自欺欺人，抑或故意制造假象，一时也难以猜测。
墨索里尼不喜欢在客厅与人交谈，他偶尔也试过，但效果都不好。闲谈时，他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嘲讽讥笑，说俏皮话或骂人。对讽刺挖苦他很容易激动，但对反话或幽默却无动于衷，至于荒唐可笑之事则更不敏感。早年，他对漫画家和讽刺作家的作品还能欣赏，后来他认为，“法西斯主义是神圣的，不能让人取笑”。谁若是开个玩笑，他定将冷淡以待，这已成为惯例，除非是另眼相看的外国客人。如果记者在报道中写进了他在笑的言词，他可能坚持要将其删除。多年来，凡是他带笑的照片均不让发表，宁可代之以板着面孔的照片。一般说，他喜欢给别人一种凶狠、严厉的印象。
墨索里尼尽管愤世嫉俗，没有幽默感，但也有其吸引人的地方只要他乐意，他可使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些批评家承认，他是个有趣的人，有时与他交谈给人印象深刻他个人所具有的吸引力无疑对不常见到他的人很起作用；他总能给来访者以好印象所有法西斯领导人都记得他们曾如何对他顶礼膜拜，特别是早期当他的缺点尚未明显暴露时。他精力旺盛，才思敏捷，使人们惊讶不已。大家还一致认为，办报和采访锻炼了他的记忆力。智力过人，记忆力强，铁一般的意志，以及严格的时间观念—这一切都是他视为最宝贵的品格他很想让群众知道他工作非常勤奋，一天可能干十八至十九个小时（星期日十四个小时），他的办公桌上没有积压的文件，一切错综复杂的国家大事都装在他大脑里向记者们建议宣传有关他勤奋工作情况的正是他本人于是读者们由此了解到他每天只睡五小时，遇有紧急情况甚至整夜整夜地不睡觉但这也和其他许多有关他的传记一样，纯属胡编乱造他有时命令身边工作人员让他办公室的灯在夜间亮着，给人造成一种他工作得很晚的印象。事实上，墨索里尼非常贪睡，每天早早上床，足足要睡九小时，即使碰到紧急情况也雷打不动。他没有午睡的习惯，但有时会在下午趴在桌子上小憩一会。他并不懒，但说他特别勤奋，效率极高，也未免有点太夸张。有文章说他很少有假日，甚至完全没有。墨索里尼力图让人相信，一年到头他每天平均开会二十五次七年中共处理公务一百八十八万七千一百一十二件后面这个数字精确得出奇，令人怀疑。计算一下，几乎等于每周工作六十小时，每小时处理一百件事。可是，据他说每天还要进行体育锻炼，每晚都要拉上一段他收藏的珍贵提琴，仔细浏览国内外报纸的时间还不包括在内。传说外交工作占用他的时间最多，不过一位大使透露，他“完全陷入大大小小的事务之中”，根本谈不上参加外事活动。墨索里尼在另一场合又说，每天的大部分时间用在督促检查三个国防部的工作上。但实际上，他对许多分内工作都是马马虎虎，应付了事他最主要兴趣只在追求超凡之举一类的表面文章。
如果把墨索里尼看作一名演员、伪君子、风头主义者、他无时无刻都在扮演角色、随机而变，那对上述种种矛盾之处就很好理解。官方宣传部门当然不会承认，因为这将意味着存心骗人，至少也是虚伪的表现然而，许多了解墨索里尼的人都认为这正是他个人品格的重要方面。戴安布里斯在其所撰写《墨索里尼》一书中写道，善于表演实质上是墨索里尼的本性，并非第二天性另一名墨索里尼的信徒醒悟后也遗憾地承认：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只不过是海市蜃楼般的幻觉。实际上，他并不像加里波第，而更像十八世纪的大骗子卡格利奥斯特罗。戏剧家皮朗德洛也是研究人的本性的，他说，墨索里尼主要是个演员，故意将自己打扮成意大利人所需要的那种人。切萨雷·罗西曾是墨索里尼最亲密的朋友，他在描述这位领袖时说，“他能熟练地接连扮演几个完全相反或矛盾的角色……今天说这是白的，明天又说是黑的”，但每次都让人深信无疑。罗西还举例说明他是如何快速地从犬儒主义变为理想主义从冒冒失失变得谨慎小心;从慷慨大方变得冷酷无隐从坚决果敢变得优柔寡断；从折中调和变得决不妥协他总是设法不露真面目，似乎连他本人也弄不清自己究竟是怎样一种人。
墨索里尼自己也直言不讳，他根本不在乎其思想与观点是否前后一致但他当然不会因此阻止宣传机器强调他的思想观点始终如一他学会了如何有效地变换手腕：时而威胁，时而妥协，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依据情况时而反动，时而革命”他了解显著成效和强烈对比的作用，又耽于幻想，看到他每天不断接触的听众都为之入迷，怎能不感到欣喜若狂？
好演戏的墨索里尼心里清楚，他整日心神不宁，浑身肌肉及脑神经始终处于紧张状态，靠故作镇静也无法完全掩饰。有时，他显得轻松愉快，和蔼可亲，那也是假装的这副面孔普通意大利人很难看到，独有邓南遮能看得一清二楚除国王以外，邓南遮是他能平等相待的唯一的意大利人外国客人见他丢弃公开场合那种装模作样的表情神态感到高兴，尽管他们也观察到，如果有第三者在场，他那随和的举止可能突然改变。其实，墨索里尼的一付凶狠相也是装出来的。他直言不讳地承认，他需要让人害怕他，因此故意摆出一副凶神恶煞的狠相。
1925年，墨索里尼大病一场后身体康复的情况究竟如何，谁也说不清，因为任何有关他生病的情况均不得见报。外国记者如暗示他健康不佳将被驱逐出境。1929年，他有脑溢血的凶兆，同时溃疡病间歇发作，靠抗酸剂及镇痉挛药物治疗。一连几年，病情没有得到缓解，一直进流质饮食。通常，他每天喝牛奶三升，吃水果六次或不止六次。三十年代初期，偶尔有几次他曾因胃疼无法工作但他继续加强身体锻炼，力保其青春风采，甚至企图不让外国报纸提及他的年龄他还成功地隐瞒了戴眼镜的事实使用一种大型号字母的特别打字机，以便他看清打出来的讲稿提纲他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表现自己年轻力壮，精力旺盛：举行阅兵时，跑步检阅列队士兵，直至快六十岁时仍然如此。据说，他喜欢所有运动，尤其是危险性的项目。他骑马的速度和驾驶汽车一样快，简单成了神话，他每年都要向公众宣布，他驾机飞行了多少小时;有些替他撰写传记的作家竟相信，他的飞行总时数达一千七百小时，与专职飞行员一生的飞行时数一样多偶尔，他邀请外国记者看他击剑、打网球或骑马，希望他们宣传他身体如何如何健壮，技艺如何如何高超有时一些记者就不得不违心地说假话，为墨索里尼涂脂抹粉。
墨索里尼还装出一副严格按计划办事的样子他吹嘘说，对未来一年或更长时间内要做的事他都有准确的安排有一次甚至说，谁若是不能预见到至少五十兵时，跑步检阅列队士兵，直至快六十岁时仍然如此。据说，他喜欢所有运动，尤其是危险性的项目。他骑马的速度和驾驶汽车一样快，简单成了神话，他每年都要向公众宣布，他驾机飞行了多少小时有些替他撰写传记的作家竟相信，他的飞行总时数达一千七百小时，与专职飞行员一生的飞行时数一样多。偶尔，他邀请外国记者看他击剑、打网球或骑马，希望他们宣传他身体如何如何健壮，技艺如何如何高超。有时一些记者就不得不违心地说假话，为墨索里尼涂脂抹粉。
墨索里尼还装出一副严格按计划办事的样子他吹嘘说，对未来一年或更长时间内要做的事他都有准确的安排有一次甚至说，谁若是不能预见到至少五十年以内的事，就不配统治一个国家他的有些决定在作出的当时似乎轻率，但实际上都是事先经过仔细斟酌的另一方面，他也为自己能凭直觉和本能采取行动而感到骄傲，不像一般人那样要小心翼翼地权衡利弊要想处理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并不很容易。
墨索里尼总是出人意料地行动，喜欢让人觉得他不可捉摸他认为这是创造性天才的一种表现，证明他能控制局势，而不为局势所左右。如果一项任命的消息在公布之前已经泄露，他就临时变卦，再物色一名候补者，以示他难以为人猜透。因此，有的人就利用他这一习惯以传播谣言的方法击败竞争对手。他有一回承认说，他“每天都在发明新政策”许多法西斯首领都一致认为，墨索里尼容易感情冲动，无法控制自己；他没有耐心和恒心长期执行一项策略，基本上靠一时的冲动行事。他常诡秘地说，只要行动，就有好处，“即使错了也没有关系”。有时连他自己也弄不清要干什么就跟着感觉走而行动，因为他一定要表现出是他在领导，而不是被人领导；他一定要逆潮流而动，给人一种从不优柔寡断、始终奋力进取的形象。他非常想成为一个意志坚强、决断决行的人，从年轻时起就要凭自己的意志“在社会和人们中间留下印记”，作为一个超人留名青史。玛格丽特·萨法蒂撰写的“官方版本”墨索里尼传在结尾时写道“他双眼光芒闪烁，仿佛体内有一团火在燃烧”，他一心想使自己成为本世纪的伟人，好像一头雄狮企图用它的利爪达到目的一样，直至筋疲力尽，身体不支的程度。
萨法蒂小姐和安琪列卡·巴拉巴诺夫都说，墨索里尼留给她们的第一个印象是“横行霸道的恶棍”。别的人也证实，他当学生时就动辄使刀子，从小到大一直崇尚暴力，无法无天墨索里尼偏爱看拳击，说这简直和打仗一样好玩。他常吹嘘说，有一位拳击教练陪他练习，并认为拳击“是法西斯党人表现自我最高雅的手段”。 1929年，法西斯分子手中的大头棒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仍被视为正当武器当一位美国人问他：笔和剑哪个更具威力？他立即答道：剑，“因为剑能刺人，结束人的性命，使他完蛋”。说到“完蛋”二字时，他加重了语气，并用阴阳怪气的发音将其译成英文。
墨索里尼年青时常与人决斗，声名恶劣。他使起长剑来凶猛异常。在这方面，他也好出风头，企图一鸣惊人，交锋时不注意武士风度，不遵守公认的规则。从表面看，他很勇猛，但奇怪的是有些人对此表示怀疑，还有人把他与人决斗和自卑感连在一起许多了解他的人则认为，他言词激烈，称霸心切，目的在于掩饰内心的恐惧。皮尼对墨索里尼顶礼膜拜，曾为他写了传记，但有一次，墨索里尼请求他将传记中的“胆怯”二字删除。然而，其他许多人评价墨索里尼时都用了“胆怯”一词。可见这显然是他性格的一部分。有人认为他并不像传说的那样是个男子汉，其性格还有“女人气”的一面。据他妻子说，他不过“看上去像头狮子，实际上是个穷光蛋”。精神分析学家阿尔弗雷德·艾德勒准确地说，墨索里尼的童年肯定给他留下不少缺陷。
墨索里尼告知给青年法西斯党徒的座右铭是，“活着就得使人感到有威胁”。他常告诫他们，甚至在法西斯主义产生之前，他就宣传过“血浴”的疗效。他为能在意大利以暴力夺取政权而感到骄傲。所以对国外有人说他“不可捉摸，性情暴躁”，“能干出头脑发热的事来……，有一股着了魔似的固执劲儿，可能造成极大的破坏”等，他也不因此恼怒。在他的讲话中，“战斗”、“冲突”、“斗争”一类的词俯拾皆是。他不断地发起所谓为里拉而战的战斗，增产小麦的战斗，提高出生率的战斗，解决南方问题的战斗，以及消灭麻雀、老鼠、苍蝇的战斗等等。
墨索里尼在公众中还享有宽以待人的名声对他所需要的人宽宏大量，其粗暴只限于言词，而不见之于行动。但有些熟人认为，他偶尔发点慈悲并非由于天性善良，而是出于骄傲自负，况且通常是在代价不高、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才发点假慈悲虽然他资助那些受法西斯迫害者的家庭，如马太奥蒂一家，但只是在他们屈服依从，乞求饶恕之后，或是作为一种诱使别人屈服的手段与很多或大多数独裁者相比，墨索里尼冷酷并不是很突出；不过，透过他那些小恩小惠式的宽容态度可以看出，他是个报复心强的人，以仇恨他人和被人仇恨为乐，对此他本人也供认不讳。从他对待克拉拉·佩塔契以及其他许多情妇的手段来看，他显然是个性变态者对某些放逐者的家庭也采取了不必要的残酷态度。有些老相识因为骄傲自负，不愿承认错误，即使对他已不构成威胁，同样不从监狱予以释放墨索里尼最不近情理之处就是他不宽容以前和他共事的人，这很可能是他政治上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有时他自己也承认，对某些仇敌，甚至是一些以墨索里尼的朋友自居的人，他也一辈子不忘仇、不会饶恕他们他可以减轻一些人的重刑，并以此为快，但只要不透露风声，他也会指示法官作出死刑判决墨索里尼谈起死就心中作呕，让他亲手杀人或像希特勒那样喜欢看执行死刑的场面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他却下令别人残酷地杀人。他特别反对人道主义的道德观，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他的行动中已无道义或理想可言。他良莠不辨，不分正义与非正义，他这一严重缺陷，他的亲密同伴也不加否认。他和杜米及阿尔比诺·沃尔皮的关系清楚地说明，他并不认为结交普通刑事犯有失身份而且只要不公开牵连到他，他也毫不忌讳地利用他们他的亲弟弟对他极为钦佩，但也认为他和罪犯是穿同一条裤子至于其他人称他为杀人犯就更无疑问了。
2.墨索里尼与经济
墨索里尼捏造谎言说他年轻时曾学过经济学，是“经济学王子”巴莱多的学生见到有些懂经济学的人制定的经济政策成效卓著，他显然也想具备这种资格他对意大利最大的一位富翁说，有关经济问题的处理，他“几乎一贯正确”。他知道在这方面也和其他方面差不多，给人以信心十足、蛮有把握的印象从心理上说是完全正确的但实际情况却是，他和希特勒相同，对经济学既无兴趣，又所懂甚少所有专家都清楚这一点意大利经济陷入危险境地显然同他缺乏有关经济学知识密不可分。
墨索里尼上台执政时就债台高筑，因为法西斯主义运动得到过许多富翁的资助，上台时仍需要他们的支持这些有钱人宁可要法西斯党，也不要1919至1922年的自由党政府，特别不要焦利蒂政府。焦利蒂不仅威胁要没收超额的战争利润，而且设法使有钱人逃税更加困难，还准备摧毁大财团法西斯党放弃了早先没收资本家全部财产的主张，转而刁难罢工，驱逐地方政府中的社会党人，以争取有钱人的支持。墨索里尼赞扬自由企业，大谈取消失业救济裁减官僚机械，偶尔还宣称：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不仅不必消除，而且要进一步发展这一切都吸引了富有阶级中的许多人至于他在其他场合可能又说了些与之相反的话，则常常不让发表或不算数。当然，他也不想过于明显地偏向资本家，因为他还要拉拢其他各阶级。所以，他力图说明，他既不反对工人，也不给富人以特权他了解法西斯党内部仍有一股左翼力量，他们希望回到1919年的激进主义纲领。有时他也支持这些左派分子所坚持的观点法西斯党实质上是无产阶级性质，资产阶级是其主要敌人。
尽管墨索里尼可以欺骗普通老百姓，隐瞒其真实面目，但较为富有的支持者肯定对他并非全部信任，因为他们看到墨索里尼并不可靠，令人捉摸不透，他答应帮忙实乃权宜之计，并非出自真心不久，部分富有者开始在议会投反对票，资助反对派的报纸但多数人显然出于自身的利益，即使在马太奥蒂被害后仍继续支持法西斯党，因为同以往相比，1922至1925年这段时间在他们看来简直是“天堂”：罢工极少；对有钱人征税大量削减：取消了租金控制；企业赢利大幅上升同时，有些人对墨索里尼解除没收他们在战争中数亿里拉非法所得的威胁，感激不已。银行家、工业家和地主对墨索里尼的支持也对国外舆论起到了一种欺骗作用：墨索里尼政权的暴行纯属偶然事件，不足为虑。再说，墨索里尼也需要他们的支持，为党提供活动经费和在经济上为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做后盾。为恢复经济和实现收支平衡，墨索里尼强调出口。他清楚，支持私人企业，“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创造特殊优越的条件”至少在当时是明智的。
有时人们认为，墨索里尼只不过是意大利资本家手中的道具；可是，他们相互间的交易从来都不是无条件的他要求工业联合会正式宣布听命于他，以便通过驻国外使馆宣传，意大利全国经济力量都已纳入法西斯体制的轨道实际上，他从未能完全有效地使富豪阶级接受法西斯政策，最后只好承认，他们“服从现政权纯粹是形式”。不过，由于年轻时的贫穷生活和革命经历，他一直对有钱人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厌恶之情。他曾暗地里透露过他最终的愿望是，“意大利人谁也不准拥有大笔财产与豪宅”。对他的所作所为，有钱人仍有时感到不快和担心，但他们也从他那儿得到许多实惠。总之，他们从实践中发现，对墨索里尼可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首任法西斯财政大臣戴·斯蒂法尼教授原先是个战斗队头头，他的自由贸易思想和经济开放的主张受到某些工业家（虽说不是全部）的欢迎。墨索里尼支持他的自由化政策，有个时期还宣称：政府不应干预国家经济生活；政府干预一般来说“对经济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但另外一些法西斯党员持不同意见，主张国家大力干预经济。起初，在一直为政府所垄断的人寿保险和电话通讯两个部门中还曾允许资本家拥有股份，但在其他部门却一直不准许资本家持有股份经过三年比较开放的经济政策，戴·斯蒂法尼或多或少实现了预算平衡。他的政策促进了自法西斯执政后开始的经济复苏。1923年建成了米兰到湖泊区的欧洲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严重破坏的铁路系统得到修复和很大改进据说，意大利铁路之好当时曾引起全欧洲的羡慕，这当然是夸大其词言过其实墨索里尼竭力想使铁路交通成为法西斯高效率的象征，不惜掩盖路基及车辆的修复工作大部分早在1922年以前就已完成的事实。他的宣传非常成功，但有些旅行者却反映说，所谓火车在任何情况下都正点运行一说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无法企及的神话。
不得人心或很得人心的大臣都不为墨索里尼所欢迎，这两类人经常被撤换戴·斯蒂法尼发起的经济运动与法西斯政权的腐败和奢侈之风水火不相容，肯定招致非议法西斯政权一方面扬言精简膨胀的官僚机构，一方面为了赏赐“自己人”和追随者，又需要扩大官僚机构的规模。戴·斯蒂法尼被迫恢复焦利蒂关于制止逃税的政策，拒绝给民团和法西斯报纸增加经费，试图限制股票交易的投机行为，但均遭到强烈反对。因为重工业一直由政府补贴，又受高关税保护，他的自由贸易政策丝毫不起作用。在法西斯当政的二十三年中，能力卓越，在聪明才智和诚实为人等方面与前任相互匹敌的大臣为数不多，戴·斯蒂法尼是其中之一。但墨索里尼对他的这些美德不仅不赏识，反而很嫉恨。不久，戴·斯蒂法尼便让其政敌弄得名誉扫地，成了替罪羊。
法西斯对意大利经济史最有意义的贡献是，以“社团制”代替和超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过时的理论国家主义党人和邓南遮早先在阜姆所设想的“社团”是包括雇主和工人双方的工会组织他们希望每个社团在协调各行业内部关系的同时能缓和劳资关系，挖掘生产潜力，服务于全社会。墨索里尼曾有过一个模糊的想法由“社团总会”（其中每个行业有一名代表）接过议会有关经济问题的立法权，这项建议颇具吸引力，因为长期的和平社会环境从理论上说将使意大利能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更有利地在国际市场上与别国竞争他对此表现出一种“几乎是孩子般的热情”，极为得意地论证说，由于在各社团中劳资双方均由可靠的法西斯党员代表，所以总可达成协议，不致因罢工和工厂关闭等问题浪费时光在他看来，这种劳资双方的利益一致只有在法西斯制度下才能实现，因为法西斯主义认为，“只有在服从国家需要的情况下才有个人；除此之外，个人根本不存在”。在法西斯制度下，“合理工资”由国家规定，而不取决于供求关系。
这些原则是逐渐发展形成的。开始，允许一定数量的“法西斯分子罢工”以对工业界巨头施压，迫其接受国家控制。1926年7月，墨索里尼特别建立了社团部，并解释说，这个新的部门，加上对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规定，必将使全国经济协调发展。他相信，社团总有一天能起到迫使所有意大利公民都成为公职人员的作用。1929年，他乐观地宣布说，原先劳资之间的对立关系已告结束，如今双方合作共事，具有完全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在世界各国中，唯有意大利做到这一点。
此时，工会已被纳入法西斯体制，工会领袖不再由会员选举产生，而按法西斯主义信条由上面指定。雇主势力较大，官方派来的代表常常无法将他们集中在一起，但他们对这种强迫工人屈服的做法感到满意。所以严格来说，真正的社团并不存在。社团制尽管已是既成事实，被称为“法西斯国家的柱石”、整个国民经济的指导力量、最具有独创性，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没有实现的主观臆想这种想法在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开展的论战中虽然有用，但并不能如许诺的那样建立起一种新经济体制。相反，社团的官僚机构日趋庞大，其成员的薪水高于公用事业部门的人员，而且工作非常重复，到1930年就早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沉重负担墨索里尼对此心中有底，但又解释说，知识界的无产者是些危险人物，出于政治原因他不得不起用他们，尤其是在意大利南方。于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严重弱点就更加突出，而其创造者竟还以此为荣。
社团虽徒有其名，但成百上千名觅官求职的学究们却趋之如鹜，他们无休止地讨论社团的理论和实践。1927年4月，墨索里尼将法西斯经济理论归纳整理成“劳动宪章”。吹鼓手们马上为之欢呼，称为法西斯革命“大宪章”，“历史上最伟大的文件”。该宪章规定，劳动是“社会义务”，不参加劳动是可以判刑的犯法行为。国家经济的大部分由私人企业经营是必要的，各级政府只在牵涉到国家利益时才进行干预但各企业和工厂必须（从理论上说）从政府提供的名单上雇用工人，优先录用法西斯党员，尤其是那些党龄长的老党员。宪章规定的仅系一般原则，但墨索里尼诡称自公布之日起即具有法律效力结果，自然又是“受到普遍欢迎”一类的宣传，虽说极不真实，但与往常一样，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宣传。
墨索里尼为普通工人做的好事比世界上其他任何统治者都要多，这也是经常听到的又一种宣传他本人也不时强调这一点，说明他了解其中有不同看法他对工厂工人讲话时列举了他在劳动立法方面的政绩，如：八小时工作制、病假补贴、养老金、产假期工资照发等另外，还有由专门负责业余活动的政府机构组织的休假旅游但出乎意料，听众在这种场合往往对他的讲话表示缄默，持怀疑态度。即使以官方公布的数字为准，实际情况也不像所讲的那么引人注目，何况这些数字一点也靠不住通过的法律从字面上看也许很好，但实行起来却并非如此。
墨索里尼有时说，他的主要责任是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吹嘘法西斯党已使人们的基本生活水平得到不小的提高可是，了解实际情况的人常常不相信他的话有报道说，意大利人的生活水平在欧洲仍属最差的一档是墨索里尼曾许愿要在十年之内使意大利富得认不出来，可惜这只是纸上谈兵。等到十年过后，他又唱起另一种腔调：生活水平几乎总是要向下降的一次他说漏了嘴，承认意大利南部有些城镇和撒丁岛上的居民靠野菜为生已达数月之久为加以掩饰，他又狡辩道：意大利人俭朴成风，比其他民族能吃苦耐劳。还有一点值得庆幸的是，他可以指示媒体对困难情况或世界经济危机不加报道，而只向读者灌输：法西斯意大利和世界上任何国家相比都不逊色。不过，他也不得不承认，国家的繁荣，除了宣传价值以外，并不是他优先考虑的问题：国家的实力才更为重要。1934年以后，他认为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因此要求意大利做到粮食自给这是他希望意大利仍以农业为主的一个原因，因为城市化正给快速增长的人口造成粮食供应不足的威胁。城市化的危险还在于，人们进城之后想得太多，讲得也太多。他武断地认为，农民和知识分子或城镇工匠相比，法西斯主义更喜欢前者后两种人对他的法西斯政权即使不强烈反对，但也不会坚决拥护。
几年时间过后，墨索里尼才认识到“乡村化”的必要性。他起先鼓励发展大城市，后又突然来了个急转弯，宣称“法西斯主义主要是在农村兴起的”小业主”顺从听命，喜欢不声不响地”干活，以这些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最为强盛而城市的条件只能制造不满，要求高工资，追求舒适，结果造成家庭越来越小。这一切均与法西斯主义完全背道而驰他知道要使意大利乡村化并不容易，可能需半个世纪才能实现，但必须这么做。“城市害处多，寄生性重”，因此不应多投资去建设；即使在乡村，他也认为必须限制改善住房条件，因为条件一好，人们生小孩的积极性可能就会降低墨索里尼对上述种种观点简直入了迷，无法解脱。他命令地方官员不准任何人迁离农村，必要时甚至可以使用武力罗马不应成为一座工业城市，要保持其农业区中心的特点其他重要城市都应强制缩小规模他这是在进行一场无望的、拿鸡蛋碰石头的战斗：城市依旧像以前一样继续发展他先是窜改人口统计表以掩饰这一令人不愉快的事实，继而又作出相反决定：耗费大量钱财把罗马建成一个大工业中心。
1925年6月，墨索里尼发起的“增产小麦的战斗”比较理想。为达到粮食自给的目标，他采取了高关税政策。这场战斗的出发点是，意大利能够，而且应该满足本国的粮食需要，并有所剩余可供出口与此相反，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意大利种植小麦所占的耕地已属过多，就气候条件而论，完全可以种植其他效益更高的多种经济作物，赚取外汇从国际市场上购买粮食，价格还不到目前意大利消费者所支付的一半。但墨索里尼非常热衷于“小麦战斗”，甚至为此赋诗并公之于众。增加生产的成绩不小，只是农业的经济收益大大下降了，因为对粮食进口实行高关税造成了生产高成本和耕作低效率国内主食价格偏高带来诸多困难同时，由于原先生产价值较高的农产品的土地改种粮食作物，出口市场也随之丧失。结果，获益的全是大地主和有产阶级墨索里尼本想通过此政策增加农民收入，实际上却有利于大地主。因此，这场战斗的胜利不过又是一次欺骗宣传而已。一般说，受损失的是意大利经济，但具体讲，吃亏的还是消费者。1940年战争开始时，意大利表面看上去几乎做到了粮食自给，但却忽视了肥料自给。所以，当战时国外的天然肥料和化学肥料供应停止后，意大利的粮食生产一落千丈。
墨索里尼的“垦荒战斗”倒是一场真正的胜利。法西斯政府拨出大批资金进行排涝、灌溉、绿化及农田建设。至于拨款的准确数难以查清，但没有宣传所讲的那么多。这场战斗的目标也只是完成了一半。不过，由于改造了沼泽地，意大利得益匪浅。该成果自然又是宣传法西斯胜利的恰当内容。
接替戴·斯蒂法尼财政大臣职务的是朱泽培·沃尔皮伯爵，他是意大利的金融巨头之一，也是一位与国际上联系甚广的实业家他的主要成就是说服了美国和英国放弃向意大利索讨拖欠的战争债款，而且明智地把这项成绩归功于墨索里尼债务问题解决之后，开启了美国向意大利投资的大门，这对法西斯政权非常有利。
1926至1927年，墨索里尼重新调整币值但收效甚微。1922年他上台不几天就曾决定适当调整币值，以此作为法西斯实力的象征但随后三年，里拉一直贬值，由一百里拉兑换一英镑降至一百五十里拉一英镑，这是对他的权威和信誉的公开挑战他坚持不惜代价恢复原来的兑换比价，甚至使里拉比价有所上升。他解释说，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不是经济原因为了维护他个人的威望以及法西斯的信誉，不论经济效益如何，都必须严格实行通货紧缩的政策稳定货币和恢复金本位制确实产生了良好效果，报纸也大力加以宣传。但多数专家同意戴·斯蒂法尼和沃尔皮的意见，认为九十里拉兑换一英镑的比值太高墨索里尼这种只顾个人威望的做法给意大利经济造成的沉重负担比他预计的要严重得多新兑换率使出口商受到巨大打击，股票价格暴跌。失业人数增加，生产成本和生活费用也同时上涨。但墨索里尼固执己见，拒不改正，因为这关系到他的声誉。几年之后，他才勉强同意里拉大幅度贬值，挽回原先决策造成的不良影响。但报界奉命对此事不得大肆宣扬，而且严禁公开批评“九十里拉兑换率”考虑不周。
经济管理是墨索里尼体制的重要内容他许诺说，今后的年度预算将如“水晶一般清澈透明”，每个公民都可了解政府的钱是怎么花掉的。实际上，他的预算数字最模糊不清。到二十年代末，要想弄清收支是否平衡，市政工程或民团究竟花费多大，连专家们也感到头痛负责监督开支的审计署改由政府首脑直接掌管，从而巧妙地躲开了议会的审查统计署也是一样，其领导人未经上级批准不得公布任何数字。墨索里尼明白统计数字的宣传作用，认为“缩小”统计月报上的开支额并非罪过。因此，外国人也很少注意官方发表的数字。
3.领袖
1926年以后，对无所不知、极其英明、神话般的领袖的宣传有增无减对领袖盲目崇拜逐渐成为意大利法西斯最新颖、给人印象最深的特征墨索里尼鼓励领袖崇拜并非完全从个人虚荣考虑，而是以此作为一种掌握权力的工具推行领袖崇拜的大臣们即便对墨索里尼忌妒或不满，但都把他视为个人前途发展的靠山。没有墨索里尼，他们将一事无成；墨索里尼愈伟大，他们的身价也会水涨船高。1926年，奥古斯托·图拉蒂接替法里纳契任党的书记，他使领袖崇拜形成为一种制度另一个为领袖崇拜正名的是著名记者兼政客朱泽培·博塔伊。此人是个比较有头脑的法西斯分子。他声称，墨索里尼才智超人，历史上无人可与他相媲美；没有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就毫无意义。但是，领袖崇拜最得力的吹鼓手还是阿纳尔多·墨索里尼，他日复一日地在《意大利人民报》上把他的哥哥墨索里尼当做圣人加以吹捧。他说，墨索里尼关心每个人；对意大利发生的每件事了如指掌；是欧洲的主要政治家；以其聪明才智和勇敢精神为本国人民效力等等。所以，墨索里尼应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超人。
同时，这位领袖本人也开始不能自拔，认为或自命一贯正确，他需要的只是奴仆，而非共事者甚至当他还是个默默无闻的报纸编辑时，他就惯于摆出独裁者的架势，只给工作人员下令，从不听取意见当上首相以后，如果征询别人意见，他也要让别人感到回答仅仅是证实他早就凭直觉考虑到了。不久，“墨索里尼永远正确”成了一句引人注目的口头禅，而且他也有意让其广为传播他曾对德国宣传家埃米尔·路德维克承认说，他有时也干错事。不过，这一谈话必须从报道会晤的意大利文译稿中删除还有一句刷在墙上，随处可见的标语是让意大利人了解，他们的义务就是：信任、战斗和服从。墨索里尼坚信，意大利人渴望纪律；如果意大利和法西斯主义要主宰二十世纪，服从必须成为一种“绝对的，宗教一般的”信条。只能由一人发号施令，即使事情无关紧要，他的命令也不容置疑。法西斯主义是他个人的创造，不听命于他便不能存在
到1926和1927年时，全意大利流行领袖崇拜。学校教师奉命对墨索里尼大唱赞歌；宣扬他不谋私利，勇敢过人，才华横溢；教育学生以服从墨索里尼为最崇高的美德所有公共建筑物上早已挂起墨索里尼的画像，而且大都是他模仿拿破仑姿势的画像人们有时将他当守护神一样，举着他的画像列队在大街上通过也有些忠诚的法西斯党徒将墨索里尼的头像印在稿纸顶端，同时还印上他的语录他被认为是与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阿奎奈不相上下的伟人，意大利历史上最伟大的天才，比但丁或米凯朗琪罗还要高明，比华盛顿、林肯或拿破仑更伟大他实际上就是神，其他法西斯领导人理应甘作他的传教士和侍从。
萨法蒂小姐撰写的传记使墨索里尼这一传奇式人物在意大利变得妇孺皆知。该书于1925年以英文首次出版，后于1926年以意大利文出版（由于读者不同，曾作了大量删改）。墨索里尼亲自订正校样；他在为英文版作的序言中夸夸其谈，漏洞百出，以其早年生活与已故的大旅行家萨维奇·兰道相比便是其中一例。直到很久以后，萨法蒂为其他情妇所替代，墨索里尼才讲真话：萨法蒂的书完全是胡编乱造，之所以出版仅仅是由于他认为“捏造比说真话有用”。该书当时已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包括丹麦文和拉脱维亚文；在意大利国内则拥有半部圣书的地位。
墨索里尼本人比较喜欢记者皮尼写的“官方版”传记。该书对他吹捧得更加厉害，无一句贬语，因此适合意大利读者，1939年前其还没有译成多种外文。早在1926年，皮尼就对意大利人说，“领袖讲话时，全世界都在倾听，又害怕又钦佩”。皮尼的书也和萨法蒂的书一样得到政府资助在学校发行，再版高达十五次。
还有一本书，名叫《自传》，实际上是墨索里尼的弟弟在卢伊季·巴志尼和前美国驻罗马大使的帮助下拼凑编纂而成伦敦一位经纪人以一万英镑的高价购得该书版权。1928年，该书在英国出版，销售四千册。1939年，墨索里尼成为大家感兴趣的怪物之后，又出版了一种六便士的廉价本，销售五万册。直到最后一刻，这位领袖仍设法取消此项合同，但已为时太晚。不过，他阻止了意大利文版的发行显然，书中有些材料他或是不愿让意大利人知道，或是担心他们可能不相信。
墨索里尼虽然说他不在乎国外舆论对他持何种评述，但对剪报工作检查十分仔细，一定要保证有利于树立他的正确形象有时外交部简直成了宣传部。过去，他曾嘲笑某些政界人士接见记者，说他们是“厚脸皮的风头主义者”。而他当上领袖之后，接见记者更勤，目的是让外国记者写文章吹捧他有时作为回报，把大使都不知道的内部消息透露给记者墨索里尼始终与报界人士保持着一种特殊关系，这不单是因为自己天生就是个记者，并曾以此为职业，而且也因为他需要报界的支持。在他面前，大臣们有时也得站着，但外国记者，倘若来自重要国家，而他又想让这些国家对他有个好感，却可坐着。偶尔，外国记者还可享受到极为鲜见的特别厚遇，被邀请到托洛尼亚别墅他家中做客墨索里尼对记者屈尊亲近的态度根据各人不同情况又分为好几等。因为他的办公室很大，仅从门口到办公桌就有20码远，所以有时他谦恭有礼地到办公室门口相迎，不劳客人独自走这段路，或更不像话地让客人也和他的大臣将军们一样跑步到他面前当然，只有法西斯主义的朋友或可能成为朋友的人才能受到接见即使这样，也并非所有人对他那种假模假样，装腔作势之态都有深刻印象。偶尔，他也不得不窜改国外报刊上有关他接见记者的报道，然后才在意大利刊发，因为对他来说，使意大利人相信他在国外好评如潮极其重要。他的《自传》干脆明言，每个人见到他后都认为他是“欧洲最伟大的人物”。无论哪一份外国报纸，只要与此唱反调，都有遭到没收的危险。结果，国外对法西斯主义及其领导人的批评，意大利人很难知道。
墨索里尼对在公开场合露面也十分认真，演讲通常经过认真准备，但有时他却装出即兴致辞的样子。他还喜欢假装不赞成发表演说，认为完全不合法西斯传统，而实际上，他不讲话对他是很难受的事。他常说，意大利好似一个大戏院，国家领袖必须最有效地安排他与公众的联系。他之所以获得成功，其部分原因是他蔑视群众，认为他们易于上当受骗，受人支配。如他早期信仰社会主义一样，他认为群众都像孩子，需要帮助，但也需要教训和惩罚—“他们愚昧、肮脏、刻苦性差、只满足于看看电影”。同时，他兴奋地发现，这帮家伙（他喜用这一字眼）对平等和自由换成不平等和纪律并不反感稍微给点小恩小惠，他们就会放弃理想，唯唯诺诺“群众不必使知之，只需使信之，逼其就范”既然群众感到他们自己无法做主，于是也就不需要讨论或辩论，他们乐意受命于人。
墨索里尼表面上对公众舆论和群众的欢呼喝彩不屑一顾，但他非常注意培养自己“能感知，甚至能看到普通公民所需、所想”的特殊才能连那些认为他在会议上表现无能的人也承认他在掌握群众方面有杰出的本领。对此，他解释道，“必须经常了解如何唤起公众的想象力，这是进行统治的窍门”；搞政治的艺术在于避免使群众幻想破灭，厌倦消沉；绝不要失去对他们的控制，而应一直让他们感到有奔头：“让他们站在窗口”年复一年焦急地盼望会发生伟大的，惊天动地的事件。
墨索里尼的演说辞读起来寡然无味，但他那慷慨激昂，琅琅上口的文体对他所了解的听众来说却能引起阵阵非常强烈的万岁欢呼声他的演说有时听上去就像一连串的报纸标题—简明扼要，提法时常重复，无明显斧凿之痕；用词虽不多，但基调常尖刻刺耳，咄咄逼人他惯于将办公室外的阳台作为“舞台”，经常站在那儿以诘问的方式引来群众的齐声响应，鼓动他们积极采取行动他感到自己宛如一名雕刻家在处理原材料，先“破坏”而后加工成形。对此他不仅直言不讳，而且引以为乐。
墨索里尼也如同希特勒一样，认为在其政治生涯中就控制群众这一重要问题而言，古斯塔夫·列朋对他帮助很大。列朋写的有关论述群众心理的著作，墨索里尼读了一遍又一遍。列朋在书中详述道，如果演讲者明白怎样激起群众的感情，他就能用幻想（常常是非常简单的幻想），而不是用道理去感动群众墨索里尼以此证实了他的观点善于辞令，发表煽动性演讲是管理国家最不可少的本领不论是演说还是在报上发表文章，特别是在除了齐声称赞外谁也不许提出异议的情况下，用词得当可使政治家无需多费口舌与人争辩，即可煽动人们像英雄一样或模仿英雄做出极其荒唐可笑的事来。
墨索里尼不大喜欢与人共事，常常贬低协作的作用他生来是将所有大权集于一身的独裁者，热衷于不断扩大自己的职权。到1926年，他除担任首相外，还兼管十三个部中的六个部，到了1929年又增加到八个部。此外，法西斯大议会、社团全国理事会以及内阁会议等均由他主持。他又是民团总司令，后为全国武装部队总指挥。他还在下列重要机构中担任主席职务最高国防委员会、国务委员会、会计委员会、陆军委员会、最高统计委员会、谷物生产常设委员会、民防人员动员委员会以及1934年后建立的二十二个社团。在以后的年代里，他兼职日趋增多有人问他这样做是否有点过分，他答道：“由我下命令要比把有关下属找来告诉他我想办什么事简单得多”。
权力如此集中未免难以招架因此，主要工作自然落在各部下属人员肩上，而他们又很少能自己做主，况且每天只能和墨索里尼有几分钟的接触时间前几任首相同时管两个部就感到力不从心，更不用说要管八个部了而墨索里尼有时还要把手伸到不归他管的其他几个部，或是不同主管大臣商量就发号施令他喜欢不经过内阁即突然宣布政策性的重大改变，因为他急于让意大利人了解一切皆由他个人说了算这样，大臣们当然就没有真正的责任感，尽管对满足墨索里尼个人的狂妄自负有利，但却使国家遭了难。
如果可以从选用什么人来鉴定一位领袖好坏的话对墨索里尼的评价实在不高。他瞧不起与他共事的人，常常直言不讳地说，“他们都是些坏透了的家伙”有一两个大臣能力中上，但多数根本不够格有的若是在其他国家甚至是该坐牢的罪犯墨索里尼承认，选择内阁大臣宁可要低能儿，也不要精明人。他甚至可能选用名副其实的无赖，因为使用这些人他自己心中有数，他们想弄虚作假也骗不了他墨索里尼对自己的才能深信无疑，一心要高踞人上，总以为别人愚蠢奸诈，所以喜欢委任一些缺才少智的二流货。结果，在他周围尽是一批马屁精、伪君子和钻营者。有人形容墨索里尼说，他有一种能耐可谓名不虚传，即用人不当凡诚实可信，敢于直言之人都得不到重用他喜欢奉承之流围着他转，讨厌有个性有文化的人，因为后者敢于发表不同意见，这种人任职时间长的不多墨索里尼有时选择大臣只是顺着候选人名单往下看，直到想起一张熟悉的面孔，或是碰到一个好听的名字，最好身材比他也要矮，于是就作出决定。戴韦基是个既粗野又愚蠢的法西斯分子，任命他为教育大臣简直是蓄意侮辱斯文有人认为选用戴韦基纯粹是因为他能带来好运还有些军队的任命也属此列。墨索里尼很迷信，虽说年岁渐长也无转变。他非常害怕“目光狠毒”之人，尽量不去得罪他们。
当人们埋怨法西斯领导层贪赃枉法、行为不轨时，如能不管，墨索里尼就置之不理，因为他不愿让公众知道这是他用人不当的错误他对人的本性评价很低，认为没有不贪财的人，尽管在公开场合他还冠冕堂皇地声称，法西斯主义以廉洁政治为本他通过警察了解到领导层有不少人根本谈不上廉洁奉公，可是他却很少过问处理他甚至还常以此开玩笑，说不能撤换这些已经当官发了财的人，因为他们一下台势必又得让另一批人来发财他的一个熟人曾斗胆提出警告说，现政权中的腐败现象已从皆知而墨索里尼竟回答，每场革命都应让其领导者发点财。这无疑是他的真心话。
法西斯领导阶层的人选问题是墨索里尼政权的薄弱环节，这一点他本人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无论原因何在，真正有才能的人掌权的时间都不长，职权范围也有限。所有大臣和法西斯领导层成员，不论好坏，墨索里尼都一概疏远，而且不让他们在重要岗位上待的时间过长。他们很快就发现墨索里尼喜好独处，讨厌亲昵，谁也不能与他亲近到能看出他的真面目。他经常撤换大臣，有时是因为出了事找个替罪羊，有时则是为了不让潜在的对手掌握内情，经营独立王国。他到处封官许愿，给人以晋升的希望，目的完全是为了让他们俯首帖耳，唯唯诺诺。至少，他成功地造成了一种假象：法西斯官员不用辞职他不喜当面宣布撤某人的职，被免职的人往往从报纸或广播中获悉这一消息。他对由此引起的尴尬场面感到十分高兴。
墨索里尼还有一种怪癖，他怂恿大臣和将军们互相争吵并以此为乐，似乎他的工作不是维护团结，而是制造分裂。他喜欢听他们揭私露短，甚至还经常加油添醋，搬弄是非，加剧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嫉妒心理他将这类大量的流言蜚语收入私人档案，与他通过暗探及电话窃听收集来的形形色色闲言碎语收藏在一起他很少因为听到这些背地里传播的坏话而罢某人的官，只是用这些材料进一步证明他了解人们私下谈论些什么同时，掌握别人的隐私也使他觉得比周围人都高明的心理得以满足。
由于权力高度集中，几乎一切都得由他决定。如果他不在罗马，大部分政府工作只能处在停顿状态内阁召开一次会议可以通过一大批法令，有时全部法令均由墨索里尼一人以兼任的各部大臣的不同身份提出同一天在不同部门作出互相矛盾决定的事并不少见也许诸如以下琐事都必须由他规定：制服上应缀几颗纽扣；乐队哪一天能在威尼斯附近的利多海滨浴场演奏皮亚琴察市马路旁的树是否需要剪枝；警察学院是否要任命一名助理军号教官等他还要求经常向他提供早晨九时仍未上班的公职人员名单他过问此类琐事的精力着实惊人，也肯定为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感到洋洋自得，以为全国动态全在其不断监视之下
行政管理和立法工作是墨索里尼表现自己的又一舞台由于兼职太多，法令是否能真正得到执行他根本无法顾及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颁布法令比实施法令更易出风头，而出风头就是显示权力最有效的手段他对英国记者说，他一次内阁会议解决的经济问题比英国政府一年所解决的还要多英国政府必须先将问题交由议会那一帮外行进行长期辩论，而他是个内行，可以通过办公桌上八十个不同的按钮领导全国各项工作这种说法当然是不切实际，难以做到的幻想。其实，他根本比不上焦利蒂那样知道如何掌握他的副官们，因此，他的想法经常不能兑现墨索里尼看上去虽厉害，但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得软弱畏缩，拿不定主意，在真正的困难局面前似乎缺乏控制能力高级官员之间经常流传着这样的话：墨索里尼实行的是“奶酪式专政”。
夸夸其谈，追求表面华丽对掩饰他的无能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有一定作用，使人看不出他在面对困难或关键时刻做决断时缺少才智，他掩盖了他通常根据发生的事件制定政策的做法一位并无敌意的上院议员形容他是一头很容易就能被牵着走的“纸狮子”。他认为在争论中失败或受感化是不光彩的，因此，只要能避开，就不同别人讨论问题。
亲近墨索里尼的人以及他家里的人都发现，即使是私下交谈，他也喜欢大声咆哮，就像对一大群人发表演说一般专家的话他也很乐意听，特别是在早期，但要与他坦率地交换意见或讨论变通办法是不准许的，因为这有损于他无所不知、一贯正确的形象。所以，他不主张批准，而且一般说也不欢迎别人提建议，有时这也许并非出于有意。偶尔，他也装出即使听了不舒服也要听真话的样子，但从他选用哪种人任职就可以说明这全是假象他肯定了解，他所选用的部下只要听说他信什么，立即就会投其所好同意什么。
4.墨索里尼与文化
当有人问墨索里尼最喜欢哪种艺术时，他有时说戏剧，有时说音乐，或电影，或建筑。他总想表现自己对文化各领域都感兴趣，喜欢人们称赞他文化艺术知识渊博，很少有人比得上他认为他做一名大学教授绰绰有余，但却不提路德维克采访文章中所说他有好说教的毛病—这是他在小学当教师时养成的习惯虽然有些不必吹捧他的人怀疑他的各科知识是否仅系肤浅之见，但有关他能快速阅读最困难的著作，而且过目不忘的传说仍然四处传播他故意使人觉得三十六卷新《意大利百科全书》他全部读过，并经常查阅个别条目，以便在会见别人时炫耀自己博学多才，记忆力惊人。
据说，有的知名作家和文学教授评价，墨索里尼是位作家，他写的散文可列入意大利古典文学宝库再没有比称他为当代最优秀的文体学家更能使他自命不凡了他著作中的许多句子被语法书和词典引用选为例句；他喜欢生造新词，并强制在全国通用。他自称参加过三个剧本的写作，但他除了提供简单的主题以外根本没有干什么他选的题目是拿破仑、凯撒和加富尔，三者内容都大同小异：一位伟大的人物被朋友出卖这三个剧本受到文艺评论家狂热般的颂扬，被说成可与莎士比亚和华格纳最好的戏剧作品相媲美，但人们私下里并不喜欢。其中两部拍成了电影，引起过一场风波，票房收入极少。
墨索里尼虽然常说他对书籍的作用有所怀疑，并吹嘘他只向“生活的书本”学习，但他仍想让别人认为他是个有文化、读书很多的人他自称读过莎士比亚的全部著作和莫里哀、柯奈的大部分作品，能成段背诵歌德的诗篇，同时每天读但丁的诗他有意将柏拉图对话体的哲学著作翻开放在办公桌上，好让来访者能看到并佩服他读书层次高。至于小说，他曾公开说过基本上可以不读；好小说家就像正经人一样，为数不多。可是背地里，他却喜欢读低级小说，对作者的写作艺术评头论足。据他自己估计，他每年读书约七十册。
墨索里尼将自己装扮得很有文化教养，这并无多大害处，也说明他没有恶意，但对此却不宜过于当真他的主要用意是以此表明他是个超凡脱俗的超人，而且就此而论也有其政治目的有时他也会当场出丑，例如在英国人面前自比萨维奇·兰道，或是假装能阅读希腊作家的原著。有时他在旁征博引之后，还要降尊纡贵地假意谦虚一番，可是身边又无人帮他纠正明显讹误之处他对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的了解除了从百科全书中查到的，或是仅仅由二位大师戏剧的剧名顾名思义猜知的那一点内容外，根本没有任何深入的研究什么笛福是他最爱读的作家之一。什么欣赏惠特曼、朗弗罗、爱默生、威廉·詹姆斯和马克·吐温的作品等说法均不可信。他只不过是借用他们的名字，并不真的读他们的书。
然而，墨索里尼的信徒把他捧上了天有人称他为有创见的思想家，他的著作使意大利其他哲学家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的论点在罗马考古学知识方面，几乎无人可与他相提并论尽管有关他研究希罗多德的李维之说纯属谎言，但他对大学生所作的关于罗马历史的演讲，却博得了负责该课程的教授的肉麻吹捧他写的有关马基雅弗利和歌德的短文也被夸大宣传，也许这些吹鼓手不了解墨索里尼有一批刀笔吏专门为他代笔著文和起草讲稿后来，他甚至坚持要改革学校课程，增加法西斯主义出现的原因及条件等内容，证明法西斯主义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对“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古罗马应引以为豪，大书特书；对后来“几个世纪里意大利的衰败”则有意加以回避，也就是说对中世纪、文艺复兴或以后意大利军事上受挫，被外国占领时期的史实毋须多讲意大利历史的主流以十九世纪复兴运动为新的起点，但这一阶段爱国主义精神复苏的历史必须按照法西斯主义的观点全部改写，剔除外国作家不真实的描述意大利是由法西斯主义的始祖加里波第和马志尼亲自领导获得统一的，自由党人即使起过作用也微乎其微。
对音乐墨索里尼确有爱好，他自称他爱听不少作曲家的作品，从帕勒斯特里纳和维瓦尔迪到华格纳和威尔地他会拉小提琴，喜欢听唱片和自动钢琴演奏，最喜欢胜利进行曲一类的乐曲和著名交响乐的曲调他的小提琴演奏水平甚得某些想往上爬的音乐评论家的好评，不过其他人并不欣赏虽然他早就不拉提琴了，但却想让外国记者认为他这个日理万机的政治家仍每天拉琴自娱到五十岁时，墨索里尼的音乐爱好转向大型乐队的演奏，因为这种演奏能显示出“集体纪律性”。他尤其喜爱大型歌剧，但由于一天工作劳累之后难免要打瞌睡，因此更爱看删节本墨索里尼最幸宠的指挥家是托斯卡尼尼，说他是个“伟大的艺术家，卑鄙的小人”托斯卡尼尼曾是一名法西斯党员，不久即脱党，早在1922年12月就因拒绝演奏《青年之歌》大闹过斯卡拉剧院。1926年，普契尼的歌剧在斯卡拉剧院首场演出时，墨索里尼原想到场观看，但得知托斯卡尼尼依然拒绝指挥乐队后突然改变主意在歌剧开演之时，他在倾盆大雨中向匆忙赶来聚集在剧院外面的大批群众即兴发表讲话托斯卡尼尼是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之一，他断然拒绝妥协，结果遭到法西斯暴徒的殴打。后来，他离开意大利去美国，到一个比较适合他的环境工作。
1926年，墨索里尼效仿拿破仑建立了意大利科学院，“协调和指导”全国文化工作，扩大在外界的影响。第一批院士全部由他亲自点将，其中包括未来派诗人马里纳蒂、作曲家马斯卡格尼、戏剧家皮朗德洛和二十八岁的杰出物理学家埃里科·费米，但他们的学术水平与院士的荣誉称号有很大差距他们请求墨索里尼也接受院士头衔，他开始推辞说他不配，但又补充说以后再作考虑他特别积极选任非法西斯党员和表现一般的法西斯党员为院士，因为他想凭此为诱饵至少在形式上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集中到一块这使他的一些忠实信徒十分不满。院士的薪俸很高，终日无所事事，不过必须宣誓忠于法西斯主义，每次开会要正式“向领袖致敬”。这一“名流”团体确实让许多人趋之若骜，并引以为荣能跻身其中。
由于某种疏忽，马可尼的名字在第三批院士名单中才被列入但他马上当上了科学院院长马可尼早几年前就加入了法西斯党，墨索里尼打算通过他把法西斯科学事业纳入正常轨道，因为科学必须适应国家政策的需要爱因斯坦所主张的科学研究自由被说成是自由党执政时期意大利的特点，毫无成效墨索里尼诬蔑爱因斯坦是个没有创造性的犹太骗子；科研自由顾名思义只会产生矛盾的结论，而在法西斯主义集中指导下的科研才能快出成果科学已无法再保持“政治上中立”；意大利科学家未经领袖许可不得赴国外参加会议。墨索里尼还坚持认为，意大利的发明家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差，他们具有在“法西斯主义创造的良好环境”中工作的有利条件。
墨索里尼号召意大利科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在人类成就的一切领域取得领先地位。他们也就遵命照办，下了很大功夫证明：巴斯德、哈维、法拉第、安培、达盖尔、考科及科学史上其他伟大人物都是根据意大利人最初的发现加以研究取得成功的。电话、打字机、炸药和内燃机都是意大利人发明有个学者甚至考证说莎士比亚也是位意大利诗人的化名。据说，这一发现曾在英国引起极度惊慌。
在观赏艺术方面，墨索里尼不太懂行，困难不少。他喜欢强调艺术的重大作用，自称对促进艺术发展颇有影响但私下里承认他不懂绘画，对追求虚无缥缈、腐朽堕落的艺术价值而使意大利伟大的政治形象受到损害的作品从内心里觉得不满有时宣传部门向外国人介绍墨索里尼时说，他参观美术馆的兴致很浓，但他自己却告诉别人：除非不得已，他从不进美术馆。例如有次希特勒一定要参观乌费兹宫，他觉得非常无聊可是，他也担心法西斯主义如果不能创造一种具有特色的艺术形式，可能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所以他许诺说，一旦意大利的政治问题解决，就着手开展一场艺术革命改革的某些主张是未来主义派提出的，墨索里尼从他们那儿懂得法西斯艺术不能借鉴外国模式，一切追求妩媚、漂亮和女性化的倾向都在排斥之列。但未来主义产生于法西斯主义之前，从某种意义上说，其理论也值得怀疑法西斯艺术应该独特别致、具有普遍性、无宗派倾向，同时又必须传统化和现代化兼而有之此外，还要充满进取斗争的精神有个时期，他觉得从情妇萨法蒂喜爱的新奇派找到了答案，但几年以后，他又说新奇派的作品荒唐可笑，令人生厌他本能的爱好似乎倾向于俄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类的艺术思想。
墨索里尼有时说，法西斯主义允许艺术家根据自己的爱好自由发展但当说到艺术必须加以控制和与政治协调一致时，前者的说法就是聋子的耳朵。在他看来，法西斯主义因为主张“文化专制”，可以对艺术发展所起的作用比以往任何一届政府都大他以委派的方式组成各种委员会以结束不同艺术派别之间的争论他认为争论只能使人们思想混乱，似乎显得法西斯政府没有主见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必须满足于自己在国家中的从属地位，不允许再有什么“保持中立的想法”。意大利在支持艺术家方面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做得好。因此，艺术家理应做政府的工具，在他们的创作中表现生活在“法西斯和墨索里尼世纪”的无比幸福无比荣幸。后来，负责艺术工作的大臣博塔伊详尽地阐述了法西斯主义的“艺术政策”：摒弃超现实主义、鞑靼主义、抽象主义和其他“怀旧思想”以及一切“政治上无用”的作品；法西斯艺术家不必拘泥于一种模式，但他们的作品必须简洁明了，对社会“有用”。然而，正如在法西斯统治下经常发生的那样，严厉的词句并未伴之以有效的措施，所以许多优秀的艺术家仍能保持多产有些人，其中也包括大名鼎鼎之流，反而靠大笔官方赞助款发家致富，尤其是在三十年代。各种名目的奖金随意滥发。最主要的年度奖中有一种绘画奖、要求获奖作品充满活力、庄严堂皇、具有历史意义和罗马传统，而且主题必须是墨索里尼亲自选定的连续好几年他确定的主题都是：“聆听领袖的广播讲话”，“法西斯主义创造的思想境界”，“增产小麦战斗”，及“经过流血出现的新欧洲”等。有名望的艺术家都不肯为获奖而竞争，这使他感到不可理喻当真正的法西斯艺术作品久久不能问世时，他的热情也随之下降，又开始破口大骂美术爱好者只喜欢几世纪来“使意大利人成为懦夫”的那种绘画。他曾说到出口某些国家艺术珍藏以换取外汇来重整军备他“宁愿意大利博物馆里少几座雕塑或几幅名画，而多增加几面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旗帜”
墨索里尼对建筑比较满意，认为意大利大型建筑基本上是法西斯式的。据记载，他看过雅典的巴特农神殿后评论说，其规模比罗马的丘庇特神殿小得多。他对摩天楼很感兴趣，认为越高越好。有一天，他忽然下令建造一座哥特式的巨大钟楼，高度一百六十四米，仅次于米兰大教堂。从美学观点看，这奇丑无比，但谁也不愿去批评他的主意。更有甚者，他决心建设一座“墨索里尼罗马城”，要改变整个城市的建筑风格，达到和超过两千年来所有帝王及教皇的建设成就与他大肆鼓吹乡村化运动相反，罗马将成为如奥古斯都大帝统治时期那样的大都市，人口将增加一倍以上，市区要扩大二十公里，直到海边他命令：自奥古斯都大帝以后“衰败年代”中的一切建筑必须在五年之内拆除，代之以堪称伟大帝国中心的新建筑他想成为罗马历史上最伟大的建设者和“最伟大的破坏者”，永远让人怀念。他将把那些“衰败年代”里“污秽杂乱”的房屋统统推倒，以便使圆形大剧场、万神殿、丘庇特神殿和奥古斯都大帝陵墓巍峨耸立，光彩耀人。他在规划中还打算在古罗马市场旧址建造一座法西斯宫，这幢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物之一将比罗马其他所有的纪念碑更为不朽，成为法西斯富有生命活力的象征。他指望该工程1939年竣工，但遗憾的是，结局与哥特式钟楼一样，建筑师们意见分歧很大，工程根本没有上马。这再次说明墨索里尼的逻辑是：重要的是宣传，实行与否并无关系。
意大利的高明建筑师不少，有些新楼造型也相当好，但一般说“法西斯式样”表面宏伟，但装修十分粗糙，根本不精致。在三十年代，墨索里尼曾下令在玛利亚山和台伯河之间建造一个新的“墨索里尼广场”，占地面积相当于十五世纪时的整个罗马城。他强调说，该广场将比圣彼得教堂和圆形大剧场还要壮观广场中心要矗立“世界上最大的独石碑”—高三十六米，重七百七十吨的方尖形大理石柱。这还不够，后来他又提出“墨索里尼广场”应立一尊象征法西斯主义的巨大铜象：半裸体的赫克利斯，一手握短棒一手行罗马军礼，面部同墨索里尼很相似这尊铜象高八十米俯视河对岸圣彼得教堂的圆顶许多铸造厂参与了这项工程，仅脸的一部分和有数人之高的一只脚就耗去了一百吨铜。墨索里尼欣喜万分，可是由于缺钱缺铜这件挥霍浪费的蠢事不得不悄悄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