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当选总统后一个月，希特勒便孤注一掷地挑起世界大战。在对柏林军火工人的充满火药味的一次演说中，元首把这场全球战争描绘 成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他指出：英美这些由资本家统治的富国，有几百万人失业；而在德国，人人都有工作，劳动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 “有两个世界相互对立着。……我们永远不能与那个世界取得和解。……我们可以战胜世界上任何一个强国。
三个星期以后，罗斯福回答了这一挑战，他在一次
炉边谈话中，在引述了希特勒的话后，指出轴心国“不但承认，并且公然宣称他们的政治哲学和我们的政治哲学之间绝不可能有永久的和 平”。因此，罗斯福认为，侵略者如不抛弃征服世界的思想，美国则不能鼓励和谈。
总统解释，他的这次当选是人民授命予他把美国变成一个巨大的“民主国家的军火库”。1940年最后几个星期，他慢慢地制订出作为租借 法案基础的政策。根据租借法案，国会可以授权总统，在他认为哪个国家的国防对美国的安全来说是必要的，就有权将武器装备租借给该国。 丘吉尔私下曾经提醒总统，英国已被削弱得朝不保夕；罗斯福对记者表示，他一心只想抛去那个“愚蠢、荒谬和古老的金元标记”。国会通过 了租借法案，罗斯福终于赢得了一次立法胜利，这在组织全世界力量抗击希特勒的工作中是一个里程碑。①
至此一切顺利，甚至孤立主义者也不能不承认：尤其在希特勒在巴尔干半岛和其他战场获得一连串辉煌胜利的时候，这个法案是罗斯福当 选时受命加快支援民主国家的行动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然而，如果形势一旦需要这个军火库不仅提供物质援助，那将发生什么情况呢？在大选 期间，罗斯福曾被迫采取守势，把和平作为压倒一切的题目。至于重整军备，支援英国，驱逐舰交易，美洲半球的团结等问题，他都宣称是为 了防止美国卷入战争而采取的措施。当然，他在12月的一次“炉边谈话”中，曾经正视这种做法涉及的危险后果。“如果我们完全敢于说老实 话，那么我们必须承认，不论我们采取任何行动都有冒险性。”但是他感到失言，迅速改口。他认为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美国的安全，不是为了 民主国家幸存下去，也不是要毁灭纳粹主义，而是为了和平。
不久，客观形势迫使总统采取行动了。由于1941年初德国潜艇和战斗巡洋舰成群结队出没于北大西洋一带，因此，如何保证货物能够安全 到达就成为重大问题。丘吉尔送来了关于遭受重大损失的报告。直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当然是立即派遣海军舰只护航，但是，罗斯福采取了 小心翼翼的策略——即把租借法案辩解为一个手段，可以用它来击败希特勒而又不致给美国带来严重的战争风险——结果却事与愿违，美国海 军越是企图大力保护通往英国的生命线，就越有可能发生与德国直接对抗的事件。
罗斯福再一次陷入政府顾问的两种分歧意见，孤立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两派之间的争执之中。白宫内部一度又出现了观望和改变方针的局 面；罗斯福的顾问——史汀生、伊克斯等人——也重又埋怨总统放弃了领导。罗斯福应付事态的办法又是见机行事，回避躲闪。他公开下令要 在目前已扩大的安全地带加强海军巡逻；暗中又发布命令，要求搜索德国舰只和飞机，并将它们的所在方位及时通知英国部队。5月27日，工人 纠察队带着反战标语牌在白宫门前来回坚持示威，罗斯福颁布了一项“全国处于无限期紧急状态”的宣言。但次日他又冲淡了这一行动的含义 ，否认他会根据新的方针采取任何积极措施。
霍普金斯说，罗斯福“宁可跟在舆论的后面亦步亦趋，而不愿意走在前面领导舆论”。这话很有道理。罗斯福对1941年的民意测验迫切地 加以研究，结果，在公众舆论的综合因素中却没有提供他本人的领导作用这一重要因素。在这方面，他和他的那位伟大的世界事务伙伴丘吉尔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战争时期，”丘吉尔在这年稍晚时候说，“最危险的事情莫过于生活在盖洛普民意测验那种变化无常的气氛之中，总 是不断地按脉和测量体温。……唯一的职责，唯一的安全措施就是要尽力做得正确，对你相信是正确的事情，你就要无所畏惧地去做，去说。 ”
作为战争首脑的罗斯福
6月22日纳粹突然猛攻俄国的消息像晴天霹雳使华盛顿从安静的麻木状态中惊醒过来。许多美国人一时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一方面厌 恶共产主义哲学，另一方面又感到实际上有必要与俄国人合作共同反对纳粹主义。但是总统并不感到进退两难。当《自由》杂志的富尔顿·奥 斯勒向总统送去一篇准备发表的题名为“我们还要说‘让共产主义见鬼去吧’”的社论。罗斯福回信说，他认为俄国式的独裁和德国式的独裁 都同样需要加以谴责，但有一点必须清楚，即目前对美国造成直接威胁的是德国。总统因此催促赶快给俄国送去支援物资，并采取措施，事先 防止有人对这种援助进行有组织的反对。
总统密切注意目前的战术行动，而不大重视伟大的战略部署，因此，他和丘吉尔共同宣布的那个崇高的大西洋宪章，几乎只是7月间举行的 大西洋会议的一个副产品。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大部分都是两国事务密切相关的具体项目，如对生产、后勤、协调行动等问题以及谍报工作， 都认真地予以考虑。崇高的宪章本身实际上都是匆匆写在零星的纸上，作为新闻消息发布的几项声明，但由于渴望获得总统领导和指示的美国 人民予以接受，因此它便成为历史性的文献。
两国领导人共同宣称，“两国决不在领土和其他方面寻求任何扩张，……两国尊重各国人民有权选择他们将在其管辖下生活的政府形式。 ……它们力图……使一切国家，不论大小、胜负，能发展通商贸易和享受全世界提供的原料。它们希望各国之间，实现最充分的合作，”以便 得到社会安全和经济福利。“两国深信，世界各国，无论是出于精神上的原因或现实的考虑，都应停止使用武力。……”
但是，冠冕堂皇的词句本身是不够的。罗斯福将会采取什么行动呢？总统迟迟不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提供海军护航，下令在大西洋展开 全面的海上进攻，甚至公开宣战——实在叫他周围的活跃分子焦急不安。但是总统仍然谨慎行事。他感到只有敌人采取了决定性行动，他才能 用决定性行动予以报复。希特勒现正集中全力攻打俄国，拒不对他采取决定性行动。元首还要求他的海军将领们：不准制造事端，或进行挑衅 。敌人没有采取公开行动。从而剥夺了总统所需要的武器——时机，即将一种局势变得戏剧化或对一次事件作出有利解释的时机。总统正是需 要这样的时机以便激励人民，进而推动国会。因为，要取得立法机构的支持从此就靠不住。8月中旬，众院仅以一票多数，通过了延长选征兵役 制法案，至今仍使行政部门为之心惊。
接着，1941年9月初发生了“格里尔号”驱逐舰事件，看来为罗斯福提供了所需要的时机。几个月前发布的总统命令已包含此类事件。美国 驱逐舰“格里尔号”在赴冰岛途中从英方获悉，附近发现一艘德国潜艇，便跟踪监视几小时，并定时将其方位通知英方；最后该潜艇向“格里 尔号”发射两枚鱼雷，但均未命中；接着“格里尔号”投下深水炸弹，是否击中，情况不明。罗斯福立即抓住这个事件，在一次“炉边谈话” 中指出“格里尔号”遭到袭击，至于事件的起因则只字不讲。不久，下令舰队：立刻建立全面海军护航，“发现目标迅速射击”。
希特勒的海军将领们重又向元首请求，要对大西洋供应线发动全面进攻，但仍遭到拒绝。征服俄国是元首的目标；以后再收拾美国。结果 ，决定性事件却在另一个地方发生了。
在东京，1941年10月中旬，近卫文内阁一方面因受到有领土扩张野心的军国主义分子的反对，另一方面又因外国对日本在亚洲称霸的野心 进行遏制，结果在内外交困下宣布下野，由好战的东条英机将军组织新政府。这一改变加剧了远东的僵持局面。东京方面愿意与华盛顿举行谈 判以解决争端，条件是美国必须接受日本策划已久的扩张计划。罗斯福和赫尔希望远东的局势稳定，但不愿因此而牺牲中国，或放弃他们一贯 宣扬的睦邻理想。东条和他的前任近卫不同，他的进一步扩张野心是不容迟延的。他夸口说：“一亿人民只要化为一个钢铁般的整体向前迈进 ，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我们。”
日本新内阁于是就玩弄两面派花招。它继续和华盛顿举行会谈，但是会谈一旦破裂——至少像军国主义分子所期望的——便立即做出发 动战争的决定。11月5日颁布作战命令并发出警告：“对荷兰、美国、英国一战难以避免。……”进攻的日期暂定在1941年12月8日。
接着，华盛顿和东京之间开始进行深入的谈判。罗斯福渴望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权宜措施以便争取时间，而日本的谈判代表也真诚希 望达成协议。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双方都坚持各自的立场，互不相让，日本一意想要扩张，美国则反对日本在东方进一步侵略。而所有的谈判 都是在东条所定的严格期限下进行的。
投向珍珠港的炸弹，不但粉碎了美国舰队，同时也打破了罗斯福战争政策的僵局。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传出后的最初几小时，人们在一 片混乱中，只责怪舰队缺少准备。康纳利抑止不住胸中怒气，向诺克斯一个劲地质询。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总统应在他的战争咨文中详细检查一 下他的对日政策。
但总统却根本不加理睬。对他来说，唯一重要的事实，就是战争这一事实本身。“我们已卷进去了，”他一再对他的顾问们说。第二天， 当他出席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严肃地要求国会宣布全国处于战争状态时，他的演说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战争状态已经存在。”关键性的行 动已经发生了，因此总统不论言词或行为中都找不到任何替代说法。“战争状态已经存在”——是的，高潮只有几小时，然而它所带来的教训 却是罗斯福平日的说教不能办到的。“我想老板如释重负，感到比他这几个星期以来更加放松，”一位阁员在走出总统书房时对另一位阁员说 。珍珠港事件发生四天后，德国和意大利向美国宣战，至此，一个世界性的战线就形成了。
从总统在以后几周中的表现看，人们也许会认为，过去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准备这个时刻的到来——也许正是如此。当时一位密切注视形势 发展的观察家萨姆纳·韦尔斯说：罗斯福“表现了掌握和控制十分紧急的事态年的一切现象仿佛又重演了，但它却搬上了一个不知要大多少倍 的舞台。罗斯福显得有条不紊，镇定自若，心情愉快，神态庄重，不知疲倦而又充满了自信。
现在他获得了全民的一致支持，可以运用他的非凡的资质使斗争各方都来维护一个共同的目标。工人和厂房之间的团结就是一个极好的实 例。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一年，煤矿工人、造船工人、飞机发动机工人以及成千上万其他工人都举行了罢工。总统不得不把几个国防工厂抓在手 里。“工会保障”是个中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分歧如此之大，以致国家的主要调停机构陷于瘫痪。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十天后，“热情洋溢 、信心十足、轻松愉快而又显得庄重的”总统把劳资双方代表召到白宫，对他们说，如果他们能很快地在基本问题上达成协议，着手成立一个 委员会制定一项关于工会安全的折中方案，那将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后来证明这是战时政府的最具有创造性和不朽的业绩之一。
1942年前几个月，当美国在广阔的太平洋战线上遭受惨败的时候，需要总统指挥全局，毫不动摇。日本军队吞下了关岛、威克岛和菲律宾 。马来亚、缅甸、荷属东印度群岛也沦陷了。轴心国到处畅通无阻地推进：德国人在北非把英国人赶回埃及；他们似乎已使俄国濒于瓦解；他 们在大西洋仍然使盟军遭受重大损失。日本人在阿留申群岛登陆、进逼印度边境、威胁澳大利亚。
在遭到失败令人沮丧的那段漫长日子里，罗斯福不仅要做出意志坚决信心十足的样子，而且面对那些“日本第一论者”的压力，还必须坚 持这个主要战略决策——即在遏制日本的同时，把主要力量用来对付德国，但日本第一论者却把日本看作美国唯一真正的敌人。罗斯福在重重压力下工作。他必须在他自己的互相斗争的军事机构之间、在战区司令部 之间、在国外战线和国内战线之间进行调停，同时对于俄国人和英国人的迫不及待的需要也要加以协调。像往常一样，比较棘手的问题沿着指 挥系统无情地转到总统办公室；总统也像往常一样总是兴致勃勃地处理这一切，他从重大的战略问题迅速地转到行政细节以及令人烦恼的人事 问题总像往常那样不知疲倦地在那些喋喋不休的政治家、陆海军将领、议员、外交家和官僚们之间周旋。
总统也了解，他的士兵们缓慢而又十分艰难的后撤是为了争取时间，以便把经济调整到高生产水平。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几个月，在几次 变换权宜措施以后，1942年1月他以战时生产局来确立比较集中的动员指挥。1942年主要的工作是开发与利用美国的巨大资源，而且需要坚韧不 拔地对付通货膨胀，因为战争费用每天将近一亿美元。对于这项工作，罗斯福似乎又是早已训练有素。他已不需要再在两种痛苦的出路——开 支和预算平衡——之中作一抉择了，而对于那种抉择，他是从来没有经验的。形势已经替他作出了决定。现在他的任务就是挡住商人、劳工、 农民制造通货膨胀的压力。多年来贯穿于他的经济思想中的观念——即平衡经济、利益协调、互利互让等观念—一为他致力于实现经济稳定提 供了不可或缺的背景。
就像他在和平时期不惜一切代价专心争取选举胜利而造成困难一样，罗斯福聚精会神于当前的任务——争取军事胜利——也引起了一些难 题。对霍普金斯来说这很好办，他反映他的首长的态度，对所有的政策都进行一种简单的考验：“对于赢得战争是否有利？”他是这样一种考 验往往会忽略赢得战争的更广泛的战略方面—赢得战争与保卫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窘境：
1942年初，罗斯福授权军方将西海岸的几千名美籍日本人迁走，把他们安置到内地的集中营去。对军方来说，这可谓明智的预防措施，但 从长远看，这却是同这个国家应予反对的一种主张的妥协。1942年9月，由于国会未能通过一项稳定生活费用、包括稳定农产品价格的议案，罗 斯福很气愤，他简直是勒令国会在三周内采取行动，而且提出警告，如果国会议员们按兵不动，他就要采取行动了。国会很不乐意地照办了。 这是在一个为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风而战的国家里发生的惊人的越权事件。
罗斯福也许会象八十年前另一位战时总统那样，为他的严厉行为进行辩护。林肯曾问道：“难道国家沦亡了，还能保住宪法吗？人们可以 截去一肢来保全生命，但明智的办法是决不会为了挽救一肢而牺牲生命。”然而，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往往面临这个根本的难题：何者为生命， 何者为肢体？
作为和平时期领袖的罗斯福
1943年形势发生了变化。5月，盟军把敌人赶出了突尼斯。两个月后，他们进占西西里；再过两个月，攻进意大利；到1943年9月3日，意大 利投降了。在其他地方，强大的反攻也渐趋猛烈。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布纳横扫日军，在所罗门群岛、新乔治亚岛、新几内亚、塔拉瓦展 开水陆两栖袭击。美英海军赢得了“大西洋战役”。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经过一番史诗般的围困之后，俄国人在年初迫使德国人从斯大林 格勒溃退。
到1943年底，盟国的胜利基本已成定局。现在的问题不是他们是否会获胜，而是他们的胜利是否可能导致持久的和平。
这一年也是频繁举行重大国际会议的一年。战争的战略问题和战后和平政策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华盛 顿和魁北克会晤；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开会；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举行磋商。在德黑兰会议上，棘手的第二战场问题 终于得以解决。不久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即被任命为最高统帅。
三巨头在德黑兰聚会，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物质力量与政治权威的大汇合”。会前，罗斯福就对他能同斯大林建立切实可行 、互相有益的个人关系充满信心。他确实做到了这点——只要谈判涉及的是打垮纳粹这个摆在眼前的问题。但是在关系到战后欧洲的权力模式 这样的长远战略问题上，罗斯福总统由于全神贯注于军事上的胜利，从而使他在丘吉尔和斯大林面前处于不利地位。不过，也许罗斯福认为， 为了赢得战争与保障和平，最大的需要就是盟国实行合作这样一个可见的事实。
1943年圣诞节前夜他在“炉边谈话”中对美国人民说：“可以说，我同斯大林元帅‘处得不错’。……而且我相信，我们今后同他和俄国 人民仍会处得很好——一定会很好。”他喜笑颜开地对珀金斯小姐谈，他是怎样故意戏弄丘吉尔的英国派头、他的雪茄和他的习惯来打破和斯 大林的冷淡局面的。
如果说罗斯福不得不以盟友的姿态同斯大林打交道，那么，他也不得不以战斗姿态来对付希特勒。这场战斗不但涉及陆海军的对抗，而且 也包括意识形态。那位元首是个宣传能手，他对德国人民说，这场战争是一场人民群众反对世界上财阀统治的国家的战争。总统现在是盟国的 主要宣传家，他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民的赞助。他声称，盟国为之战斗的事业的最高象征就是自由。希特勒企图抹杀这个象征，诡称除了 剥削人民群众的自由外，它没有任何别的意义，罗斯福则极力强调自由是一个积极的概念，就是要拥有在战后获得和平和安全的自由。总而言 之，罗斯福被迫把达到战后目标的手段变成了争取胜利的手段；其结果之一就是在1943年召开的一系列“联合国家”会议上开始对战后的社会 和经济安排作出规划。
在这段时期里，国内战线上却不是风平浪静毫无波浪的。伯恩斯、罗森曼、霍普金斯和总统的私人总管威廉·李海海军上将组成的“小内 阁”努力消除重重障碍，解决机构之间的争执，但指挥战事却按照总司令的一贯行政做法去处理。即使是某些“次要”的决定，他也不委派他 人处理，而且他还继续使官员们和各机构互相牵制。同过去相同，结果并不愉快。赫尔和韦尔斯之间的情绪严重对立，后者终于辞去了副国务 卿的职务。在国际经济政策上，华莱士和琼斯公开地互相攻讦，闹得总统最后把两人都从这个领域调开。不过，国内关键的目标——实行动员 而又不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还是实现了。
在党内和在国会内，关于内政问题的政治斗争十分尖锐。珍珠港事件刚刚过去，罗斯福就以他特有的作风，要求在整个非常时期停止“在 内政问题上的党派之争”。他甚至还建议这两个大党的全国组织转而搞民防。但是要停歇党派之争并非易事。根据无可改变的美国选举年历， 1942年国会要进行中期选举。罗斯福小心地避免了威尔逊要求由民主党独占国会的错误；尽管如此，民主党还是几乎失去了对国会的控制。民 主党在众院的多数由91席减为14席，在参院也丢了8席。
固定的政治年历也带来了1944年的总统选举。由于不得连任三次的传统已被打破，总统得以避免使用1940年他在党代表大会前的迂战术 。所以，1944年7月中旬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一周，罗斯福给民主党全国主席写了一封简短而又直率的信，说明如果“我们的总司令”— —美国人民——对他下令的话，他将继续服务下去。
“我满心希望回到赫得森河畔我的老家去，”罗斯福写道，但是，“我们这一代人正好生活在我们祖国遭到进攻之际，它的命运和我们所 选择的政治制度正处于生死关头。”
然而，谈到副总统人选时，罗斯福又采取他过去那套做法。他不止对一个谋求副总统职位的人半真半假地做了许诺。他不肯坦率地告诉副 总统华莱士，如果华莱士的提名问题使党代表大会发生分歧，他就不能给予支持，相反的却写了一封信给华莱士说，他“个人”选中的正是华 莱士。哈利·杜鲁门惊喜地发现他本人是总统正式选中的人选。这位密苏里州的参议员对罗斯福的亲信说，他愿意参加竞选，“可是总统为什 么不早告诉我呢？”
在一件事件上，政治车轮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处。1944年6月，罗斯福同罗森曼谈到一个他在四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曾一再考虑的问题：政党 改组。“我们应该有两个真正的政党——一个自由主义的，另一个保守的”。民主党必须清除自己内部的南部反动分子，而吸引共和党内的自 由派。他让罗森曼同威尔基去谈谈这个问题。威尔基刚被共和党正统派从竞选中排挤出来。7月初，威尔基在纽约同罗森曼举行的一次秘密会晤 中，表示积极支持政党改组的主张。他愿意和总统一道来制订一个计划。但有一个问题，威尔基坚持他的立场：他要等到大选过后才能会见罗 斯福。当他还想在共和党内保留一定影响的时候，他怕同总统进行合作会被人曲解为他把自己“出卖”给民主党了。
然而，罗斯福却想在大选前促成此事。他素以为人狡黠善于迂回著称，这次却摔了跟斗。总统愈是急于要尽早同威尔基晤谈，威尔基则愈 是认为总统在耍弄竞选策略而不是采取长远的战略行动。向报界透露关于罗斯福与威尔基间接联系的一连串消息只会增加威尔基的怀疑。无论 如何，这一切为时已晚；因为，威尔基一向随意浪费自己的精力，10月间因患冠状动脉血栓症而逝世。这一代进行政党改组的最好机会，也许 因此而消逝了。
现在总统面临第四次竞选总统的活动——这一回他的对手是精力充沛的年轻的杜威。杜威在1942年曾因纽约州民主党内分歧而胜利当选为 纽约州州长。罗斯福还是按照传统办法从事竞选：长途跋涉，各地巡视，在杜威大骂“疲惫不堪的老家伙”的时候，却耐心地宣传“不要搞党 派之争”。然后，在竞选的最后几周中，展开一系列迅急的猛攻。第一个猛攻最具有摧毁性——在卡车司机工会发表演说，答复共和党对“我 的小狗法拉”的诽谤。一位民主党人说，从那以后，竞选运动就成了“罗斯福的狗和杜威的山羊”之间的竞赛。
罗斯福以333张选举人票和大约360万张选民票的多数战胜杜威而当选。这又一次证明了他非凡的竞选能力。这也是对他在军事上的卓越领 导的表彰。6月，盟军势如破竹地在诺曼底登陆；仲夏，美军将日本人逐出塞班岛和关岛；10月，他们在菲律宾登陆。随着大战迅速达到高潮， 和平的问题也就变得更加紧迫了。
摆在面前的是和平这个伟大的任务——但是，现在，随着胜利的临近，罗斯福已精疲力尽了。战争岁月中无休止的辛劳和紧张留下了痕迹 。像他这样一位杰出的表演家，在人民面前，他可以抛去疲劳，表现出不减当年的样子。为了清除竞选运动中那些关于他的健康状况的谣言， 他以精湛的技巧发表了那篇吃力不讨好的关于“法拉”的演说；他曾在倾盆的冷雨中兴致勃勃地一连几小时驱车穿行纽约的大街。但是，如果 不在这种时候，他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脸上无精打采，颓然倒在座椅上，双手不停颤抖。
然而，他可以从迟钝呆滞很快变得轻松愉快，甚至就在他的朋友们相互悄悄耳语表示他们关心的时候，又会有人说总统的精力并未减退。
罗斯福又深感孤寂凄清，在白宫的人群中形影相吊。他始终是部分地生活在以海德公园为象征的世界中，所以他总是把那些代表那个世界 的人留在他身边。但是，他们渐渐地消逝了。萨拉·罗斯福在1941年去世了。总统对埃莉诺说，也许她死得正是时候，因为她也许不会喜欢战 后的世界。1944年末，恩迪科特·皮博迪辞世。罗斯福在给他的遗孀的信中说：“从今以后，世事情趣将与往常不同。多年来我之有赖于院长 先生，实在远远超过其他许多人所了解的程度。……”麦金太尔1943年故去。翌年莱汉德小姐也去世了。埃莉诺·罗斯福常常长期出外作战地 视察，罗斯福的四个儿子都服役入伍了。
1945年1月20日，罗斯福第四次宣誓就任总统；为了避免铺张浪费和节省精力，就职大典没有在国会山而是在白宫前面举行。他只讲了几分 钟的话。“就象今天我们为了争取战争的全面胜利而工作和战斗一样，在即将到来的岁月里，我们将努力争取公正的光荣的和平，持久的和平 。……”就在总统演讲的时候，欧洲的盟军已开始取得胜利。希特勒的军队除了在匈牙利和意大利北部勉强支持外，已经被迫退回德国本土。 在太平洋上，美国军队正准备大举进攻离东京不到一千英里的岛屿。
总统在就职大典上说：“如果我们在持久和平降临的时候，心存疑虑、不信任——或畏惧，我们就不会赢得持久和平”；两星期后，他正 是以这种精神在雅尔塔同丘吉尔和斯大林举行会晤的。罗斯福坚定地面对三大国合作这个最大的考验。他显得疲乏，精力不支，丘吉尔注意到 他的脸上有一种“透亮、纯净的神情，而且眼神恍惚”。但是，即使是在雅尔塔，他也能像过去一样快活、富于魅力，而且精神活泼。对于这 次会议所考虑的广泛的问题，他的思路还同过去一样敏锐。
在雅尔塔，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以后达成了一系列的妥协，任何国家都不能随心所欲。关于德国的战争赔款、拟议中的世界性组织的投票 权分配、法国在德国的占领区等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斯大林作了让步。此外，还确定了俄国参加对日作战的日期。然而，斯大林提出的一 些重大的要求也得到了满足。会议尽管没有把已被红军占领的波兰“给”他，但协议的条款看来是有利于苏联将来对这个国家进行控制。在远 东，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南部给了斯大林，同时让他在中国的东北拥有广大的势力范围。
那么，罗斯福这个自诩具有“马贩子”本领的人最后输了吗？许多人后来叫喊说他输了。但是，下结论时必须考虑这两个人的不同的手法 。罗斯福其人，一贯讲求实际机敏灵活。同过去一样，他几乎是全神贯注于眼前的直接任务——赢得战争。日本还没有被征服。军方的观点是 ，攻占其本土将耗费时日而且会遭到疯狂的抵抗。原子弹的第一次考验也还为时尚早。他的海陆军将领们坚决认为——总统本人也同意——必 须促使俄国向日本发动进攻。
但另一方面，斯大林却已经在考虑战后的政治安排了。这个顽强的农奴之子，是在流血和暴力的教训下成长起来的。他考虑问题处理事务 ，往往比他的对手先走几步棋——这是他所以能击败对手的一个原因。此外，他对战后的世界不抱什么幻想；他的革命生涯和马克思信仰教育 他，不管罗斯福和丘吉尔之流现在多么友好，历史的不可抗拒的规律则是各国关系还会出现新的紧张，俄国必须强大。丘吉尔也一样，深知胜 利的政治含义;而且，纵使他颇有爱德华七世时代的浪漫主义气质，他也能预见到未来的风暴——他不是曾经这样写过“人类的历史就是战争” 吗？不过，与斯大林不同的是，丘吉尔的战略缺乏欧洲大陆的陆地势力来做后盾。
罗斯福在军事作战指挥上和这两人可以媲美，可是考虑和平问题时，由于他相信美好的日子就在前头，这就使他稍逊一筹了。就在雅尔塔 会议前，他在就职演说里辛辣地引用了他的老校长皮博迪的话，人生总是有兴衰浮沉，但是“要记住这个伟大事实，文明本身发展的趋势总是 向上的；如果在几个世纪的兴衰之间划一条中线，那么，这条线也是趋于上升的。”但是马克思和列宁给斯大林的教育似乎要比皮博迪给罗斯 福的教育高明。
这至少是某些人在回顾战后那些痛苦失望的日子得出的结论。更晚几年的结论也许不一样。因为，除了雅尔塔会议对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考 虑外，还有一项罗斯福想献给世界的最重大成就——三大国合作。罗斯福的独特见解是，他认为从他给一个渴望获得领导的世界所阐明的这一 成就中，可以看到赢得持久和平的最大希望。在向国会报告雅尔塔会议的时候，他一再谈到三大国精诚团结这个最重要的事实。后世在更加平 静的年代回顾这段历史时，或许会把这看成是雅尔塔会议的最辉煌的成就，它使意义最深远的马基雅维里式的策略相形见绌。
尽管如此，罗斯福也还有一个重大的——虽然可以理解的——失算。他预计，再当四年美国总统，他可以使这个成为一体的世界存在下去 ，使之成为各国人民心目中的象征，并在斯大林和丘吉尔之间进行调停。可惜时间正在迅速消逝。
罗斯福向国会谈雅尔塔会议的时候，声音异常地模糊不清。说话结结巴巴，时而停顿，时而插进一些无关的枝节问题。有时候，他的脸部 表情和他的言词又闪现他原有的雄辩口才，可是一会儿又消逝了。到最后几个星期，他往往就是这样。他的身体蜷缩在座椅上或在扶抱他的服 务人员的两臂中；他的双手颤抖得厉害，甚至戴夹鼻眼镜和点燃香烟都要集中全部精神；他的灰蓝色眼睛有点蒙眬，脸上的肌肉松垂，背也驼 了。不过，有时候，他原有的快乐与活力又突然奇迹般地返回了。在华盛顿举行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又妙语连珠地从加拿大与新的和 平组织的关系谈到纽约市的政治状况，又从雅尔塔谈到夜间棒球赛；这位总统又同昔日一样敏捷风趣机智。
3月底，罗斯福到温泉去了。当列车驶进那个乔治亚小镇的时候，群众还像往常那样在伫立等候。在末尾的一节车厢里仍是和往常一样的忙 乱。可是，也有与往常不一样的地方。罗斯福庞大的身躯颓然倒在轮椅上，在推出站台时，他好像还有点坐不稳。曾经是很丰满壮实的脸瘦削 了；他那坚定的下颌隐隐约约地颤动。人群低声议论开了。
但是还同往常一样，休息了几天以后，他脸上苍白的病容褪去，恢复了一些昔日的活力。医生给在华盛顿的埃莉诺·罗斯福发去报告让她 安心。总统坐在他的小别墅里，眼望着温暖的阳光下一片翠绿的田野，他可以轻松一下了，看看他的新邮票，同爱犬法拉玩玩，回首回首过去 ，也想想未来。
这时是4月初，战争即将达到顶峰。各个战场上天天捷报频传。美国人和盟军在欧洲正长驱直入德国的心脏地带。海军在太平洋上打退了大 战中最严重的日本空袭，并且加紧了对冲绳岛的夹击。这也是罗斯福的顶峰。他知道再过几个星期欧洲的战争就要结束了。他现在也知道，德 国战败后，日本是无力长期抵抗聚集起来对它进攻的那个力量。他知道联合国家的代表们不久将在旧金山开会，成立一个永久性的和平组织， 而且他知道美国会参加这个组织。
这是休息的时候——是总统可以考虑他夏天要度过一个长假，考虑到英国去旅行的时候，是他甚至可以考虑重大任务一旦完成，他就不当 总统的时候。他可以想想海德公园里那幢等待着他的房子，想想那摆满了书报、纪念品的图书馆。
这也是—虽然当时还无人知道——最后一次看一看这位活着的人的时候。
民主的贵族
那些了解罗斯福的人只能在一点上意见完全一致——他是一个非常复杂几乎不可理解的人。伊克斯不止一次地惊呼：“我真对付不了他！ ”许多同白宫里这个精明的政治家打过交道的国会议员、政客、外交家和官僚都有同感。罗伯特·舍伍德说，他的性格不仅是复杂，而且矛盾 到令人困惑不解的程度。
这种矛盾一再使罗斯福的眷属感到茫然和不悦。他几乎从始至终都是和蔼可亲而又通情达理的，然而某些行为却又透露着一缕残酷的意味 。在最大的压力下，他都能保持镇静和泰然；然而，要是在某些方面惹恼了他，他也会拿尖刻的言语来刺痛他的对手。他有办法打发那些惹人 厌烦的人和自称无所不知的人，可是他却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耐心听着伊克斯的抱怨和要求。他几乎是用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窜改巨大的 数字，可是却花许多时间去解决芝麻大的问题，或者把一份电报删改到只剩十来个字。他喜欢新思想、新人物和新方案，但是他又希望他周围 环境有一种固定的性质。他机敏地从一套政策转到另一套政策——从节约到支出，从中央规划到反托拉斯，从对外干涉到中立，从党的行动到 全国行动。
在许多小事情上他没有一个准则：例如，他对有些努力工作的下属表示感谢，对有些人则毫无表示；他干预某些行政事务，对另外一些事 却又置之不理；有些时候用四个人做一件事（弗林曾抱怨过这点），而在另外情况下又让一个人做四件事，对有些事情简直马马虎虎，而在另 外一些事情上又过于严肃。
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性格是；在某些挑战面前他表现出超群出色的勇气，而在另一些挑战面前他又是那样优柔寡断。他做某些决定时是那样 的刻不容缓雷厉风行，而另一些事却一拖就好几个月、令人莫名其妙。他信守马基雅维里的忠告，即一位领导人物要有狮子般的勇猛，狐狸般 的狡猾，这点是毫不奇怪的。因为，长期以来，这已成为政治家的第一课了。可是他一会儿从狮子变成狐狸，一会儿又从狐狸变回狮子。因此 ，即使那些亲近他的人也感到困惑不解。
罗斯福的这种复杂性格部分来自政治生活的需要。格莱斯顿曾经说过，他结识政治家并对他们进行研究达六十年之久，但在他的心目中， 他们仍是一些怪人。民主政治是一种高度竞争性的职业，成功的政治家必须知道怎样藏起手里的牌，用不同的态度应付不同的人物。罗斯福也 是以藏而不露、迷惑他人为乐。不过，他的复杂性格的根源却比这些要深刻得多。
罗斯福之所以复杂主要是因为他自身就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他比他同时代的任何其他政治家都更多地经历了两个世界之间的缓慢过渡。
在美国，他出生的阶级、成长的环境与贵族最为接近。在家里、在罗格顿学校、在哈佛大学、在波士顿和纽约的权贵人家，他形成了牢固 的信仰和永不丧失的安全感和自信心。他的罗盘上的指针无论动荡得多么厉害，但由于他的出身最后还是指向正北。美国社会据以展开活动的 一些重要前提也许不是那么明确，或者说有点含糊不清，但却很有意义。这些前提是：人们只能在某些简单、传统的道德原则基础上共存；人 的本质是善良的，不善者也可以借助榜样和训诫而变善；世界上虽有治乱安危，但总的趋势还是前进的；出身高贵者勿与邪恶妥协；仁人君子 应参与政府以扶助不幸者，必须参与政治来实现社会的清明。在上世纪和本世纪交替时，世界稳定、安全、和平、欣欣向荣似乎证实了这些思 想的有效。
罗斯福从这样一个世界被抛射出来，坠入二十世纪的几个异乎寻常和出乎意料的阶段——一个以揭发名人丑事著称的十年；国内是实行威 尔逊式的改革、国外是实现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的十年;战后以愤世嫉俗和反动为特征的十年；随之是大萧条、新政，国外则是残酷的武夫执政 、新的大战爆发的紧张岁月。
有些十九世纪的人感到难以适应新世纪；他们感到不安和害怕，他们像罗斯福一样仍然坚持旧的道德规范，对待事物墨守成规，而且像过 去一样不信任政府；他们蜷伏在他们的阶级壁垒之内。然而罗斯福却轻易地跨过了这些界限。他之所以能够如此是有原因的：因为在格罗顿学 校和哈佛大学时期，他在社交界并不完全顺利——例如他在坎布里奇想参加一个最高级的俱乐部而未能成功——因此他并不绝对遵守旧的一套 办法和制度；因为他受到了埃莉诺和西奥多·罗斯福的影响；因为他卷入了纽约州丰富多彩的政治生；因为他朝气蓬勃好奇而且雄心勃勃。
在他的同时代的人中，也有一些人完全否定过去，他们在这个奇异的新世界里，找到了某种固定的寄托之处。但是罗斯福却又不如此。他 并不把命运最后寄托在那个世界的任何部分——既不信奉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也不搞商人的唯利识途，既不相信激进主义，也不信仰国际主义 。由于他适应能力强，由于他与形形色色的亲信接近，由于他无需反躬自问，由于他极其自信，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领域，他都能八面玲 珑融洽相处。
一次成功导向另一次成功：罗斯福认为他自己能出色地担当很多角色——党派领袖、实务家、官僚、海德公园的乡绅、州长、竞选人、战 胜小儿麻痹症的英雄——这一切他都扮演得越来越得心应手。这是他为什么在白宫能游刃有余的原因，因为在当代，担任一个伟大的总统，必 须一身多任。罗斯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优秀演员，他脸上的表情，他的姿态，他头部的倾斜都传达他的感情；他念讲稿时，抑扬顿挫掌握得恰 到好处，体现了他深得戏剧表演的要领。说他是个优秀的演员还有更深刻的含义，这就在于，他不仅是按着预定的剧本，而且是用整个身心来 演好他扮演的角色。
结果就造就了一个不拘泥于陈规和政策的人，他随机应变，犹如掮客，因为他必须在互相冲突的世界和经历之间斡旋。在某些人如胡佛之 流的眼中，由于这种高度的灵活性，他被看成是“变色龙”。确实，甚至他的某些朋友也认为他似乎是处于一种变幻莫测的状态，没有什么既 定的原则，因为许多学说和教条他都弃而不用。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很难透过面具看出真容，他们看不到他内心的判明取舍曲直的指针。
置身于两个世界之间的罗斯福，把他自己的生活划分为几个部分。其结果有时荒唐可笑，如他企图迫使互相反对的两派合作，而不了解他 们为什么不干。有时结果很不幸，因为罗斯福强把多种角色会集于一身，在形势需要的时刻削弱了他进行坚强领导和作出长期战略决策或承诺 的能力。这就使得美国社会上互相冲突的思想和力量不仅能从外界来打击他，而且又从内部来分裂他，因为他既结合了也反映了这些力量。
不过，罗斯福的灵活性和机会主义也有极大的优越性。在一个社会变迁令人眩晕的时代，他可以迅速采取行动来摆脱国内外危机。在一个 实验具有极大重要性的时代，他能够试验某个方法，很快将它抛弃又转向其他办法。在一个美国人必须从事态的意义中获得教育的时代，他可 以充当一个极为优秀的解释者，因为他能够把许多社会现象说得头头是道。他领导着一个高度多样化的人民，主持着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他可 以用瓦特·惠特曼的话来说：
难道我自相矛盾？
好，那我就自相矛盾吧，
（我无比浩瀚；我包罗万象。）
林肯·斯蒂芬斯曾经说过，西奥多·罗斯福是用他的臀部思考。富兰克林·罗斯福思考时，也许大脑也用得不多，但他是用五个感官，或 许还有一个第六感官来思考。他有一个雷达，指向四面八方，准确敏感，把一切都一股脑儿地录下来并把影像储存在灵敏的反应仪里，这个反 应仪就是罗斯福的大脑。
难道这个人身上就没有一个坚强的核心、根本的个性、最终的信仰吗？看到他那从一个主意转到另一个主意的易变的头脑，他的访问者就 很难以相信在那明快开朗的言谈背后还有什么坚如岩石或钢铁般的东西。但这类东西确实存在。罗斯福的面具和和外衣揭开得越多，这个来自 海德公园、格罗顿和哈佛的跨时代的人物就越发显现出来了。
不管是如何狡黠多变，罗斯福基本上是个有道德的人。他强烈地感觉到自己需要行善，以致他认为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的。我们说他基本 上是个有道德的人，正是从上述意义上说的。他信仰善行并教人如何为善，而且认为人们最终是要为善的。他之所谓的“善”就是恩迪科特· 皮博迪所解释的“十诫”和“金科玉律”。他指的是他在1932年说的，“我们总是要回过头去遵循人类行为的简单“法则”。他指的是他1933 年签署证券买卖必须诚实的法案时说的正直的老式准绳。有意思的是罗斯福总是回首过去寻求他的道德规范；他不想重新创造。
这些准则并不精确，罗斯福也不希望它们精确。只要有了也就行了。有一次埃莉诺·罗斯福跟他提起孩子们的宗教教育问题，他只说，让 孩子们去教堂做礼拜，学他自己以前学过的那些就行了。他妻子执拗地问他：“可是你真的相信你学过的一切吗？”“我确实从来没想过这个 问题，”他说，眼里闪着古怪疑惑的神色，“我觉得不必去想这类问题。”但是他却要求别人清楚他自己的简单的行为准则，并了解他是忠诚 于那些准则的。理查德·惠特尼在财务上失职一事披露后，罗斯福的阔朋友们写信来恭维他没有利用这个不幸事件作为对华尔街进行政治攻击 的筹码。总统对这些信件甚感惊异，他说：
真不知道他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这一套道德准则尽管含糊，但其中特别包含了一个对罗斯福和对他的祖国都至为重要的思想。这个思想就是，一个人对他的同胞们的福祉 负有责任。这无非是萨拉·罗斯福的“贵人行为理应高尚”思想的发展，但是这个思想在二十世纪的新情况下却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 它奠定了罗斯福一个最重要而又了简单的思想基础——那就是，政府要积极承担起对大众福利的责任。这不是说一切都要由政府本身来办，但 凡是切实可行的事却务必要办。至于是由政府办还是私人企业来办，那是做法的问题，它取决于多种因素——但是政府必须保证要办些事情。
这就是罗斯福的道德的实质；这就是在表象深深掩盖下的信仰的核心。
有些政客进行道德说教，因为这样做保险，因为他们要以这种方式证明在善与恶两者之间他们是站在正确的一边的，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 迎合他们听众中最大的共同特性，而并非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说教那么认真。罗斯福却绝非这样。在美国，也许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象罗斯福那 样，曾经发表过这么多次主要是训诫而非阐明政策的演说。他像传教士一样，盼望他的训诫会成为人民的实用的道德准则。不过罗斯福本人的 动作太像演戏了，以致人们对他的说教往往一笑置之。实际上他自己却是非常认真的。
只有非常认真而又极其自信的人才会象罗斯福那样花费大量时间不仅要教育和提高他本国的人民，而且要去教育和提高那些在别人看来是 无可救药的外国领导人。罗斯福接二连三地向希特勒和其他独裁者传送信息，这种做法既使人觉得惋惜但却又几乎令人起敬。当然，这部分地 是为了使事实有案可查，但更主要的是它表现了罗斯福相信所有的人们最终毕竟是善良的和有理性的。不管是国会议员也好，独裁者也好，他 始终不渝地希望同他的对手直接对话，这反映了他深信自己具有说服力，尤其是自信处在他的地位，在基本的道义上他是正确的。
对于西奥多·罗斯福来说，总统职位就是“恶霸的布道坛”。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来说也是这样——“首先是个实行道义领导的地方。… …”
那么，怎么解释罗斯福的“另一面”——他的变化无常，他的善于折中，他的变化多端的手腕呢？为什么他常常表现得像只狐狸？
在使用手段方面，罗斯福不是一个固执的道德家，不论他对人们可能的改过自新和最终的善良与理性抱有什么希望和幻想，他对人的本性 却不持多少幻想。他知道有些人自私没有理性，报复心重而且卑鄙。一位务实的政治家或实干家在日常的经历中会遇到那些真面目被野心和欲 念暴露无遗的人。罗斯福从下面这样一批人那里受到了教育，诸如刘易斯那样凶悍的劳工领袖，墨菲和黑格那样的城市党魁，朗那样的农民霸 王以及邪恶的化身希特勒及其一伙。他学会了运用权力。
罗斯福战胜了这些人，因为他喜欢权力而且渴求权力。不仅如此，而且因为他要维护实力地位从而可以领导和教育人民。为了夺取权力、 掌握权力和维护权力地位，他不惜投身于尘土飞扬的竞技场，按他敌对领袖的条件同他们格斗。他对自己的目标的正确性如此深信不疑，以致 愿意使用马基雅维里式手段；他确信道义在自己一边，这使他在斗争中更为有力。对于那些告诫他要谨慎从事的理想主义者，他多次回答说， 首要而必不可少的任务是夺取权力——即在选举中获胜。他要运用狐狸的狡猾手段去达到狮子的目的。
在战争年代里，罗斯福对基尔克高尔德产生了兴趣，这并不奇怪。罗斯福说，这位丹麦神学家强调人的天生罪恶，帮助他认识到，为什么 纳粹“是人而行为却如妖魔”。从皮博迪的说教到基尔格高德的实在哲理，从海德公园的世界到希特勒的世界，这是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罗 斯福能够稳步走过这条道路而几乎没有使他最崇高的理想受到影响，他是那么勇敢而且那么意气风发，这是对他本人的最终的也是真正的考验 。
霍姆斯说得对——二等才智、头等气质。从各个方面仔细审查罗斯福其人的特点——作为一个思想家、组织者、操纵者、战略家——就会 看到在他的伟大的才能中交织着各种弱点和缺陷。但是，站远一点，在他的人民和他的时代背景衬托下来观察他的整体，就会看见那个伟大的 轮廓——他勇敢、乐观、敏感、朝气蓬勃、充满信心并且最主要的是关心他的同胞们的命运。他的行为和信念表明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然而 同时却又是·福斯特曾经描写过的人数有限的贵族成员之一—多情而不脆弱、体贴而不琐细，有胆识又能宽容，能纵情欢笑又经得起戏谑。他 真是一个快乐的勇士。
勇士重归故土
4月12日（星期四），这一天温泉的天气晴朗，令人欢畅。罗斯福坐在他的小别墅里欣赏他收集的邮票。他身着藏青色服装，打着一条哈佛 红领带。一位画家正在给他画像。他坐在靠近壁炉的那张棕色皮椅里，看上去显得非常英俊而且兴致勃勃。由于某种原因，他从皮夹里把征兵 证取出来，扔进了身边的一个篓子里。然后，他全神贯注地阅读一叠报告。
突然，总统发出呻吟，手按太阳穴，使劲揉着——接着，它那大脑袋无力地向后垂下去。他被抬到床上，喘着粗气且昏迷不醒，这样度过 了大约四小时。他终于在下午4时35分长眠不醒；距林肯逝世差不多八十年。
噩耗迅速传给了在华盛顿的埃莉诺·罗斯福。传给了哈里·杜鲁门，把他突然从国会山召到白宫。传给了温斯顿·丘吉尔，使他觉得自己 好像遭到了沉重的一击。传给了远在前方作战的士兵、水手和海军陆战队；他们当中有四个战士收到母亲来信：“他一直至死烙于职守，这也 正是他对你们的期望。”在国会大厦里，一位年轻的众议员寻找适当的词句来表达他这一代人的心情：“在所有的地方，在我所认识的人中， 他是唯一的无所畏惧者。上帝！他承担了我们大家的重负。”人们到处涕泣，男男女女当着大众都毫无顾忌地失声痛哭。
九个月以前，罗斯福曾说过：“我的心灵呼唤我回到赫得森河畔的老家去。”现在他终于要回去了。载着灵柩的列车在漆黑的南方夜幕笼 罩下缓缓地驶回华盛顿。海军陆战队和步兵护卫覆盖着黑纱和国旗的灵车穿过华盛顿的街道，成千上万的群众默默地伫立在道路两旁。在白宫 东厅举行了简短的祭奠仪式后，灵柩重又安放在灵车上。罗斯福最后一次行进在这条熟悉的老路上，沿着宾夕法尼亚铁路干线，穿过费城，进 入曼哈顿，然后跨过希尔门桥，沿赫得逊河北上。
抵达老家河边的侧线后，灵柩从列车里被移到由六匹棕马拉着的一辆灵车上。后面是单独的一匹马，戴着头罩，马镫朝后，左镫挂着一柄 剑——象征勇士已不在人间。卫队形成三列纵队，踏着缓慢而有节奏的送葬步伐，护送遗体攀登陡峭弯曲的山路，穿过阴森的树林到达坡上一 小块高地。亲人、朋友、老仆和随从以及士兵和水手们屏息静声肃立在故居后面玫瑰丛中的大片绿草地上。
赫得逊河上的微风吹来，树叶沙沙作响。军乐队奏起哀婉的挽歌。当棺木被徐徐地放进墓穴时，军鼓缓缓敲起，发出低沉的哀音，而塔普 斯号角声也在耳旁萦。勇士重归故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