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山在大会的主席台上发言时，刘少奇坐在他的右边，安子文坐在他的左边。张秀山讲完后，会间休息。在小会议室里，刘少奇对张秀山说，你会上讲的这些问题，有的不是安子文同志的问题，而是我的错误。在以后适当的会议上，我要作自我批评。
张秀山发言后的第二天，即10月15日，东北局组织部部长郭峰也在大会上发了言。
郭峰的发言主要是综合了东北地区小组在讨论安子文发言时提出的意见，论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张秀山
第一，关于中央组织部如何保证与贯彻党的政治路线与党在经济恢复时期各项任务的实现问题。
首先，中组部在干部调动问题上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三次抽调大批干部到新解放城市搞接管工作和到新区进行土改，还集中大批力量到中央机关工作。但是，若从贯彻二中全会决议、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的规定方面来检查，做得还是很差的。1951年，中组部曾向中央提出建议调3000个县以上老干部到工业中去学习，但执行得并不好。听说要给东北2000干部去搞工业，但结果只去了72人。其次，如何从组织上来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以便更好地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这一点认识不够，研究得很少，影响了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加强。再次，中组部对中央有关组织工作方面决议执行情况的检查、贯彻是很差的，特别是对于在目前历史时期内党内思想情况的了解与掌握，并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随时与违反党的总路线、党的各种具体政策的各种思想倾向作斗争方面是很差的。
第二，关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如何加强党的建设问题。
首先，从党的思想建设方面检查，中组部对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所引起的新情况认识不够，对于二中全会决议精神领会与贯彻不够。在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的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上，有“中国革命是中国工人阶级半工人阶级领导”的错误提法。在是否允许党员有剥削行为这样原则性问题上，子文同志在思想上是模糊不明确的，是有错误的。其次，从党的组织建设上来看，也还表现出对于始终不懈地坚持党的组织的纯洁性与组织原则的严肃性，认真地、有效地贯彻党的二中全会、三中全会决议不够，对于认真执行中央历次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与提拔工人干部的指示，对工农老干部的培养提高与关心做得很差。
第三，中来组织部在组织工作的业务指导上，或多或少地存在有脱离当前中心任务而孤立静止地进行工作的现象、对苏联共产党的组织工作经验学习不够的严重缺点。
郭峰在发言中最后说：
综括以上意见，我们认为中央组织部几年来做了很多工作，成绩是很大的。但是，要是从党在恢复时期的组织工作任务的执行上去检查，我们认为是有着严重的缺点和某些错误的。中央组织部最根本的问题是由于在组织工作的政策思想指导上，对党的总路线，对恢复时期党的组织工作任务存在着不明确和模糊的地方，甚至有某些右的观点，因而对党的政治路线的保证贯彻就很不够。
张秀山与郭峰的发言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很大反响，山东分局组织部部长赖可可等人在大会发言中也对中组部的工作进行了批评，但华北等组的代表对张秀山的发言提出了质问。特别是张秀山对安子文“敌我不分”的指责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鉴于会议上分歧较大，中央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
10月22日，刘少奇在领导小组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一方面对饶漱石提出批评，说：
中组部过去三个月的争论，“使得许多工作不能正常地进行，使得中组部很多同志惶惶不安，在外部也发生了一些影响，这当然是工作上的损失”。
另一方面，刘少奇又对中组部出现的分歧主动承担了责任，说：
对于这个争论，我也是有责任的。我没有在事先对双方做充分的工作，没有对双方充分交代清楚，使双方有充分的相互了解，我对双方的帮助都不够，这是我应该检讨的。
最后，他诚恳地提出：
希望各地区党的组织部的同志们，到处去提倡全党一致的精神，为巩固全党的团结而努力，反对任何只看到和只关心本地区本部门而看不到和关心全党的倾向。
在10月27日的闭幕会上，刘少奇再次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总结了中央组织部过去几年的工作，认为中组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是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的”，同时也客观地指出了中组部的领导在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并对会议中比较集中提到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半工人阶级”的提法问题、党员发展成富农应当如何处理等问题做了情况说明和自我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