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底，郭峰接到了张秀山及陈伯村对中组部的书面意见，张秀山并要郭峰在将意见转给安子文之前给高岗看看。
10月2日，郭峰到高岗处汇报张秀山和陈伯村提出的意见，并说了安子文要张秀山来京参加组织会议的情况。恰好此时东北局委员王鹤寿因工业计划问题也来到高岗处，高岗即将张秀山的书面意见转给王鹤寿看，并说，张秀山只提些大问题。王鹤寿看过后说，有关纪律问题、薄一波有圈子等问题不应该谈。于是，高岗让郭峰转告张秀山，要把这些材料深刻加工，有把握的说，没把握的不说。
高岗还对王鹤寿说，你到鞍山路过沈阳时与张秀山谈谈。
从高岗处回来后，郭峰即给张秀山打电话，告知了高岗的意见。张秀山在电话中说他正好要到北京开粮食工作会议，书面意见就暂时不要转给安子文了。
10月4日，中央电告东北局并转张秀山，说：“望张秀山同志于10月8日以前来北京参加组织工作会议。”(1)
张秀山是10月9日到北京的，但他首先参加了中央召开的粮食工作会议。
10月10日，安子文在组织工作大会上做了关于中组部工作检讨的发言。
张秀山虽然没有听到安子文的发言，但他来京后，曾找到饶漱石、安子文谈了他对中组部工作的意见，并表示不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了。可是，在10月13日召开的讨论大会发言问题的领导小组会议上，当饶漱石说到张秀山已经说了他对中组部工作的意见，不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了时，刘少奇说，我听安子文讲，张秀山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最好在大会上讲一讲，如果他时间紧，急着回去贯彻粮食工作会议的精神，讲一个小时也可以。于是，这次领导小组会议决定由饶漱石通知张秀山在大会上发言。
当天晚间，张秀山应邀到毛主席处谈粮食问题和农村互助合作问题，同时也谈了他对中组部工作的意见。毛主席听后，表示张秀山所提的意见可以到大会上讲，但有些问题要先找刘少奇谈一谈。
张秀山从主席处回来已是午夜12时，第二天上午，即14日上午，他并没有主动找刘少奇交谈，便在14日下午的大会上做了发言。
张秀山在发言中，首先说明了他之所以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经过：
我这次是来参加中央召开的粮食工作会议的。在来以前，接到安子文同志的电话，要我和陈伯村同志给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提批评意见，后来又接到中央电报，要我参加组织工作会议。前几天因开粮食会议，未来参加，对这次会议上所谈论的问题不了解，因此不能针对会议的情况来讲，只能简单地提点意见。
几年来，中央组织部做了很多工作，进行了整党建党、调配干部，取得了很多成绩。尤其是安子文同志积极努力地工作，成绩是很大的。当然，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大国，我们的党是一个大党，各地的工作发展得不平衡，情况很复杂，工作中的缺点也是难免的。因为安子文同志要我提批评意见，所以对工作成绩不多讲，只提出五点意见——这些意见，已和安子文同志面谈过，本来想不讲了，后来主席和少奇同志还要我讲一下，因此提出来，请大家研究。也许这些意见是不对的，请大家批评。
然后，张秀山就逐一阐述了他的五点意见，主要有：
一、1950年前后，曾经有一个时期，中央组织部对于党员可否剥削这样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曾发生过动摇。把在目前阶段上社会上一般允许剥削与党员不允许剥削混同起来。
二、关于党的无产阶级的性质问题，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中央组织部也曾发生过动摇。
以上两项，经毛主席的批评指示，均已正确解决，现在只作为经验教训提出。
三、中央组织部对检查执行二中全会的决议抓得不紧。二中全会决定领导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搞生产建设。这是全党的政治任务，也是组织任务。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央组织部抓得不紧，甚至没有以二中全会决议党的总路线检查各部门、各级党委的工作。
四、对保障党的组织的严肃性、纯洁性重视不够。对于一些曾经在革命严重关头脱党、退党、叛党而在革命高潮时又回到党内来的分子，以及对中央一级机关和各地的某些高级机关任用这些人时，处理得不严肃。
五、安子文的思想方法是有缺点的。他接受新事物迟钝，马列主义与非马列主义的界限不清，存在着右倾思想，表现在对内是非不分、对外敌我不分或者叫做敌我界限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