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2月9日，以色列看守内阁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了巴拉克总理的一项决定：前政府和巴勒斯坦的和谈成果对沙龙政府不具有约束力。这意味着，以巴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极力斡旋下，2000年7月以来双方举行的戴维营、塔巴和谈等半年多来关于最终地位谈判所达成的共识和草案，以及克林顿提出的框架协议全部前功尽弃，当选总理沙龙和巴方的谈判得重打旗鼓另开张。
这一决定是沙龙上台导致的直接结果。美国务院发言人鲍彻表示布什政府将不受克林顿和谈方案的约束，以巴双方讨论的框架是克林顿提出的，他离任后，他的政策不再是美国的建议，亦不再是美国总统的建议。美国将与双方展开对话，听取他们的意见。美国将提出更好的建议，努力支持以巴实现和平。
对此沙龙表示，巴拉克在戴维营作出的让步不再有效，他和巴方的和谈不会从巴拉克溃留的问题谈起。他强调恐怖暴力事件不停止，他就不恢复和谈。
沙龙还声称，以色列新政府对沙姆沙伊赫协议不承担任何义务，也不同意在该协议的基础上同巴勒斯坦恢复和谈。
沙龙是在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其他安全部门负责人共同研究其访美计划时作这些声明的。但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达扬在会上指出，沙姆沙伊赫协议是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等人的积极努力下达成的，其根本内容是平息以巴冲突、恢复安全合作及在美国的协调下恢复和谈，文件精神仍然存在。
但沙龙认为，沙姆沙伊赫协议对以现政府没有约束力，以巴恢复和谈的前提就是巴方必须停止针对以色列的一切暴力和煽动活动并采取积极措施制止冲突。
国际社会对沙龙继续推进中东和平进程的前景并不看好。
首先是很难相信沙龙在巴以和谈的最后“拦路虎”巴以边境问题、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问题和犹太定居点问题上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突破，因为沙龙在大选中最大的胜利就是获得了反对巴拉克把约旦河西岸95％的土地归还巴勒斯坦人，并与巴勒斯坦分享耶路撒冷主权的以色列人的支持。华盛顿中东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戴维·马可夫斯基认为：“面对阻碍中东和谈最后的‘拦路虎’，沙龙会设法避免‘要么全盘解决，要么一无所成’的结果的，那就意味着他既要设法满足支持他的以色列选民，履行竞选时的承诺，又得在国际社会上假装继续推进中东和平的面孔，这需要沙龙有极高的技巧，估计沙龙会事先跟美国新政府进行讨论的。”
其次是巴勒斯坦的和平谈判立场与沙龙的立场相距甚远。巴勒斯坦新闻部长表示，巴勒斯坦是不会在和谈问题上跟沙龙“从头再来的”，而是要接着与巴拉克的和谈继续进行下去，巴勒斯坦的好几位部长也私下表示，沙龙的强硬政策可能会使和平进程功亏一篑，甚至导致一场战争。此外，巴勒斯坦建国也是迫在眉睫的事件，而沙龙虽说同意建立巴勒斯坦国，但他同意的巴勒斯坦国的面积甚至还不能达到巴勒斯坦最低的要求。
第三是美国新政府会暂时对中东和谈保持观望态度。许多政治分析家认为，小布什可能会暂时对中东和谈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主要是由于克林顿总统在中东和谈问题上用心太多，甚至亲自花好几天的时间弥合两者之间的差距，但最终仍无功而返。布什新政府当然要在这个问题上与克林顿表现出不一样的姿态。美国新任国务卿鲍威尔表示：“如果中东领导人能听从美国的建议保持冷静的话，那么我们将很快出台我们的政治和外交立场，然后看如何促成双方最新情况造成的距离。”对于布什政府不急于介入中东和谈的做法，政治分析家们认为，这是布什政府实在不想碰暴力冲突仍然未能结束的中东和谈这块“烫手的山芋”。当然，美国新政府如此“自私”的做法，给沙龙当选总理后造成的中东紧张气氛无异于雪上加霜。
沙龙在主持召开的新政府成立后的首次内阁会议上就解决以巴问题提出了五项原则。
沙龙提出的这五项原则包括：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确保全体以色列人民的安全；制止巴勒斯坦人的暴乱，避免以巴冲突进一步升级并防止巴方利用冲突达到某种目的；防止以巴冲突问题国际化；减少以巴冲突导致地区局势恶化的可能性；始终保持以巴恢复和谈的可能性，但只有在冲突平息后以巴才能进行谈判。
沙龙指出，以政府当前的一个首要任务是尽快平息以巴冲突。与会的内阁成员支持政府尽快采取措施，以结束长达数月的以巴冲突。来自工党的国防部长本·埃利泽在会上强调，但他坚决反对再动用武装直升机等重型武器平息冲突。外长佩雷斯认为只有通过以巴双方的共同协调才能解决问题，他建议政府尽快同巴方重新接触。
从以色列新政府的成员情况及其政策走向判断，沙龙新政府也不会脱离和平进程。这样说的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沙龙作为新政府总理，在未来和平进程的有关决策中无疑将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从沙龙竞选时和当选后的多次讲话来看，他对和平进程的立场并非死守教条。
沙龙在竞选中虽然也提到“要将安全还给以色列人民”，但其主要竞选口号仍是“只有沙龙能够带来和平”，这说明，他充分意识到了这个事实：虽然以巴冲突激化了以巴民族矛盾，但以色列2/3的选民仍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以阿争端。
其次，沙龙选举获胜后，马上邀请大选失利的议会第一大党工党加盟由利库德集团领衔的联合政府。由于工党一直比较坚决地执行和谈政策，它的入阁将对沙龙推进和平进程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新政府中，1994年曾和前总理拉宾、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分享诺贝尔和平奖的前总理佩雷斯出任外交部长。佩雷斯是奥斯陆和平进程的主要筹划者，他出任外交部长无疑增加了和平进程的前景。佩雷斯本人也多次表示，工党之所以加入联合政府，目的也正是为了继续推进和平事业，保证以色列和阿拉伯人民共同享有和平的未来。
此外，利库德集团与工党的组阁协议规定：以阿和平进程仍将遵循以“土地换和平”为原则的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和338号决议；以色列将不继续扩建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犹太人定居点；未来的和平协议中以色列将作出“痛苦的让步”；以往与阿拉伯国家及巴勒斯坦达成的和平协议已经议会批准，就将继续有效。这些有约束力的联合政府纲领为未来和平进程取得进展打下了基础。
当然，本身来自右翼阵营的沙龙短时间内不会在和平进程中有过多的举动，他的和平举措必然是较为缓慢和小心翼翼的。而沙龙要想在和平进程中取得历史性的突破，还必须妥善解决三大难题：
第一，目前加入联合政府的沙斯党、以色列移民党和“以色列家园——全国联盟”都是典型的右翼政党，他们反对在中东和谈中妥协。沙龙如何在稳定政府和推进和平进程中取得平衡，将是他的一大难题。
第二，沙龙多次表示，只要巴勒斯坦不采取措施制止冲突，他就不会回到以巴和谈的谈判桌前。而巴方则表示，冲突并不是巴方挑起的，以色列应该马上取消对巴控地区的封锁，帮助陷入经济困难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渡过难关，然后才能重开和谈。怎样创造性地解决这一分歧，将是沙龙面临的第二大难题。
第三，来自以巴双方面的极端力量都不满和平进程，他们希望通过制造恐怖事件来解决问题。一旦发生大的恐怖事件，如何采取合适的应对措施，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将是沙龙面临的第三大难题。
访美圆满成功的沙龙3月22日返回以色列，同一天，以色列军队和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发生激烈枪战，巴勒斯坦谴责以军动用坦克并向难民开火。持续了几个小时的枪战中，巴勒斯坦难民营有9人受伤。
但以色列否认坦克开火，声称自己只是在保护犹太人定居点，并谴责巴勒斯坦人用手榴弹袭击以军。
沙龙在机场说“我和美国总统布什会谈时都认为恐怖主义是威胁地区稳定的最大障碍，显而易见，以色列不会一厢情愿地为地区稳定付费。我和美国在对付恐怖主义的立场上是完全一致的，就是不能向恐怖分子屈服，在暴力威胁下不会进行和谈。”
巴勒斯坦方面则认为，沙龙无休止的攻击言论关闭了谈判的大门，不是解决目前冲突的负责态度。
同一天，伊斯兰哈马斯组织宣称对迫击炮袭击加沙犹太人定居点的事件负责，表示那是对以色列杀害一名巴勒斯坦军官的报复行动。这也是哈马斯第一次公开承认自己有迫击炮等重武器。
巴以冲突加剧之际，以色列驻埃及大使表示，希望埃及能在结束巴以已持续半年的流血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希望埃及在下周阿拉伯峰会上能阻止阿拉伯各国进行对以强硬路线。
在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开幕之际，以巴冲突形势再度恶化。2001年3月26日，在约旦河西岸城市希伯伦，一对犹太定居者夫妇年仅10个月的女儿被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开枪打死；27日，在耶路撒冷又接连发生两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近40名以色列人受伤。持续的暴力事件使沙龙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在当天的紧急会议上，沙龙与国防部长本·埃利泽、公共安全部长和其他一些军事安全官员全面讨论了以巴冲突局势。沙龙当天发表讲话，谴责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领导人阿拉法特应对爆炸事件负责。以总理办公室一位官员指出，巴方在阿拉伯首脑会议召开之际向以色列发起袭击，目的是进一步激化巴以对抗与冲突，从而将这一问题国际化。以色列不会让巴勒斯坦方面“得逞”，并将在“适当的时候”采取“必要的行动”。对沙龙政府的这一决定，以色列一些极端右翼人士和定居者提出了严厉批评。他们指责沙龙目前的政策完全是巴拉克政策的“复制品”，有的要求政府马上对巴方采取报复行动。
沙龙政府作出上述决定，有其自己的打算。3月27日、28日两天，阿拉伯首脑会议在约旦首都安曼召开，主要议程之一就是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的反以斗争。沙龙认为，倘若以色列在这时采取强硬的报复手段，只会加强阿拉伯首脑会议的“反以”呼声，其结果是将以色列置于更糟糕的国际舆论压力下。
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在阿拉伯首脑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声称，巴领导机构反对一切恐怖和暴力活动。他的高级顾问拉赫曼则指出，暴力冲突的深层原因在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在被占领土上兴建犹太人定居点以及拒不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
沙龙3月28日表示会打击巴勒斯坦的袭击行动，恢复以色列的安全。
在以军空袭“17”部队后，沙龙声称：“忍耐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沙龙表示，阿拉法特和“17”部队直接与近日连串针对以色列人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和枪击事件有关。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当天也警告说，以军的攻击是对阿拉法特的一次警告，提醒他约束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要他们对本周死亡的3名以色列儿童负责。
北京时间3月29日凌晨2时（当地时间28日晚8时），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震动了加沙城。5分钟内，以军4架武装直升机分两次向加沙城内的阿拉法特官邸、加沙电力枢纽、通讯中心发射了8枚导弹以及数十枚火箭弹。拉马拉和希伯伦同时遇袭。
轰炸发生时正值夜间城区最喧嚣的时候，3个巴勒斯坦城市人员伤亡惨重。在拉马拉，阿拉法特的保安部队—“第17精锐保安部队”的一名士兵被炸身亡，一名路过“第17精锐保安部队”驻地门外的妇女被炸死，20多人被炸伤。
在加沙，阿拉法特的官邸被严重损毁。在加沙舍法医院，4名受伤的军人正在接受抢救，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生称，至少有十多名“第17精锐保安部队”的官兵负伤，其中一些人伤势非常严重。
在希伯伦，以军坦克突然向巴勒斯坦居民区内的预定目标发起了猛烈的炮击，而犹太定居点内的居民则借此纵火焚烧巴勒斯坦人的商店。
轰炸发生后，以色列军方表示：“我们进行此次攻击的目的是打击那些对恐怖活动直接负责的人！”以军袭击的目标均是巴自治政府的重要部门，其中包括拉马拉“第17精锐保安部队”司令部大楼，加沙“第17精锐保安部队”的4处目标，加沙南部阿尔巴拉“第17精锐保安部队”的训练营和弹药库等。
人所共知，今天的“第17精锐保安部队”实际上是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高级官员的贴身保安部队，负责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高级官员工作、居家、外出的安全保卫重担，是国际社会认可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合法武装之一。
然而，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与以色列摩萨德联合出版的最新《反恐怖手册》里，“第17精锐保安部队”仍被定性为“武装恐怖组织”。书中描述：该部队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初，成立的目的是为阿拉法特和其他巴解组织领导人提供保卫工作。然而，到了1985年，许多有活动经验的巴解老战士加盟该部队，该部队成员的训练从防御性内容向攻击性内容转变，开始接受爆炸、暗杀、心理战等项目的训练。其成员除了享受比普通巴解战士高出3-6倍的薪水、拥有豪华住房、配备挂特殊牌照的高级轿车外，家人在工作安排、住房条件和社会地位上还能得到超出常人的照顾。
1985年9月，3名以色列人在塞浦路斯遭暗杀，“第17精锐保安部队”声称对这起暗杀事件负责，结果导致以色列对突尼斯境内的多个巴解基地实施空袭，“第17精锐保安部队”的名字从此声名远播，被美国、以色列等西方国家列入世界恐怖组织的黑名单。
不论是中情局还是摩萨德，至今仍无法得知“第17精锐保安部队”的真正实力，只知道该部队有1500人左右，包括内勤、保安、通讯、特种驾驶、特种作战以及后勤等方面的专家。
20世纪90年代巴以关系缓和后，“第17精锐保安部队”总部随同阿拉法特从国外迁回巴自治领土，逐渐成为国际社会承认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正式武装力量。
然而，在美国中情局和以色列摩萨德等情报机构的眼里，“第17精锐保安部队”仍是以色列境内不断发生的恐怖爆炸事件的真正幕后策划者。一旦有冲突发生，“第17精锐保安部队”的驻地往往成为以军报复攻击的目标，其高级军官往往成为以色列特工的暗杀对象，所以这几天一连串的恐怖爆炸事件发生后，“第17精锐保安部队”首当其冲地成了以军的攻击对象。
以色列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这不是我们对以色列遭恐怖袭击后的一般性报复，而是以色列向恐怖主义宣战的永久政策。我们已经决定在随后的几天里发动更多的袭击。”
“哈马斯”在以色列发动轰炸后公开声称，“哈马斯”对几天来接连发生的恐怖爆炸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哈马斯”高级领导人穆罕默德·阿尔·扎哈尔表示：“不管以色列的暗杀和轰炸如何残忍，我们的抵抗运动必将义无反顾地进行下去！
扎哈尔还透露说，除了已经潜入以色列境内的12个“自杀炸弹”外，还有7个“经验更丰富，行动更果敢，威力更巨大”的“自杀炸弹”随时准备潜入以色列！
以色列部分强硬派人物建议沙龙重新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以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袭击实施报复。沙龙表示他不接受这项建议。当被问及将何时与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会见时，沙龙再次重申，巴勒斯坦停止了几个月来的暴力冲突后，他才愿意与巴勒斯坦重新进行和平谈判。
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战略目标主要有3个。一是建立安全区，扩大防御纵深。以色列国土狭窄，最窄的局域只有15公里，根本谈不上什么战略防御纵深。而建立安全区则是“扩大”了安全边界线，获得了防御纵深，提高了自身安全保障。二是获取水资源。中东地区水贵如油，以色列的水资源也同样非常匮乏。而黎巴嫩则是中东国家中水资源相对富裕的国家。虽没有什么举世闻名的江河，但也有10多条大大小小的河流。因此获取水资源就成为以色列保证自身安全的另一重要战略目标。三是消灭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基地。虽然巴解组织的武装力量尚未强大到可以同以色列国防军叫板的程度，但巴解组织在黎巴嫩建立的基地，对以色列来讲是“眼中钉、肉中刺”，巴解不断从这些基地向以色列发动袭击，使以色列忧心忡忡。可以说，以色列自60年代以来对黎巴嫩进行的一系列打击，都是围绕着这三项战略目标进行的。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在渐渐升级：1973年2月，以色列出动坦克和3000多军队向黎巴嫩南部的巴解组织基地实施进攻；1974年5月，以色列派出坦克和飞机袭击巴解在黎巴嫩的基地，并派出军舰从海上进行火力支持和海上封锁。1978年3月25日，以色列借口巴勒斯坦游击队从黎巴嫩南部出发袭击以色列，出动陆、空部队，越过边界入侵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出动了近2.5万的地面部队，在96公里长的边界地区实施全面进攻，3天之后就控制了除蒂尔城以外的利塔尼河以南的整个地区。以色列的入侵遭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3月19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从黎撤军，尊重其领土主权，还决定成立“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进驻黎监督停火、维持和平。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以色列撤出了黎巴嫩。但在撤出黎巴嫩之前却把沿边界12公里宽的狭长地带交给了黎巴嫩分裂分子哈达德少校的部队，并支持其在1979年4月成立了“独立自由黎巴嫩国”。
黎巴嫩不仅是阿以矛盾冲突的中心，也是美苏等大国在冷战时期对抗角逐和竞争的舞台。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苏制的萨姆—6导弹曾风光占尽，使许多以色列战斗机在空中粉身碎骨，也曾使美国武器相形见绌。一些以色列飞行员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只看到远处亮光一闪，还未明白怎么回事就已被击中并被座椅弹射出来。当时萨姆——6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防空导弹，弹长约6米、射程为30公里，发射架安置在履带装甲车上，两个雷达系统提供定向脉冲信号，搜索敌机并向目标发射定向波束，几乎同时向发射系统提供目标的各种准确数据，系统自动发射导弹以超音速飞向目标。但是在大国比学赶超投入军备竞赛的时代，任何一种武器的优势都是昙花一现。美国和以色列通力合作，很快就掌握了萨姆——6的技术情报，并研究制定了对策。
1981年4月，当叙利亚把萨姆—6已部署到黎巴嫩的贝卡谷地时，使美、以有了报仇雪恨的机会。以色列参谋总部经过精心策划，多次派出无人驾驶飞机进行侦查。据报道，有一种小型无人驾驶飞机只有30多厘米，可在1000多米的高度飞行7个小时。尽管有的无人驾驶飞机也未能逃脱萨姆——6的追踪，但它们发回的信息使以色列掌握了足够的情报资料，掌握了萨姆——6导弹雷达系统的工作规律和部署位置，取得了制胜的措施。以色列总理也多次声称要用武力消除叙利亚的导弹。双方互不相让，引发了一场“导弹危机”。导弹危机发生后，美苏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角逐。5月6日，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赶到大马士革，向叙利亚保证“莫斯科支持叙利亚的立场，包括在贝卡谷地部署导弹的权利”。苏军总参谋长也率代表团到大马士革进行“军事战略会谈”。5月7日，美国也派出特使哈比卜在以、叙、黎三国之间穿梭斡旋，施加影响。
沙龙曾是以色列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的一位非常会打仗的骁将。他在战场上的口号不是“给我冲”，而是“跟我上”。沙龙在战争中多次负伤，在以色列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声誉，1981年6月出任国防部长。上任后不久，沙龙就苦心孤诣制定了名为“加利利和平计划”的作战规划，并亲自潜入黎巴嫩进行实地侦察。以色列认为，铲平了巴解组织的基地就使其失去了生存的依靠，消灭了巴解组织就为从政治上“勾销巴勒斯坦问题”奠定了基础，沙龙等人认为，小打小闹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必须在黎巴嫩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才能保证以色列的安全。所以，“加利利和平计划”的战略目标首先就是要摧毁巴解组织的基地，消灭巴解武装的有生力量。沙龙甚至鼓吹，“此役之胜利可以为以色列带来40年的和平”。
当时巴解组织所属的各派武装力量在黎巴嫩的驻防主要分布在蒂尔、拉哈尔堡、利塔尼河北岸至迈尔索乌荣、赫尔蒙山等地，正面宽约60公里；并向纵深做据点式的分布。当时在黎巴嫩的巴解武装力量约有2万人；其总部设在贝鲁特西区，并将负责战线西部指挥的分指挥部设在赛达，负责南部指挥的分指挥部设在纳巴提亚。巴解武装在南部的部署力量比较强；各基地约8000人，并配有130毫米的加农炮和火箭炮，约有70辆坦克（据法新社贝鲁特1982年6月6日讯）。巴解在黎巴嫩南部有400多个仓库和供给站；储备了各类武器弹药和军备物资。
沙龙的“加利利和平计划”是想永远地“解决巴解组织”，所以计划投入数倍于巴解武装的军队：以军计划投入10万兵力，其中陆军11个旅，约1300辆坦克，各种装甲车2400辆，大口径火炮200余门；空军协同作战飞机约300架，海军舰艇约70艘。以军在数量和武器装备上都占绝对优势，在一些局部地区以军是巴解武装力量的10倍。“加利利和平计划”主要分3路发起进攻：西路为主攻方向，由7个旅组成3个梯队，在空降兵和海军陆战队的协作下，从沿海公路经蒂尔、赛达、达穆尔向贝鲁特进攻；中路为助攻方向，由两个旅组成两个梯队，沿沙古夫堡、纳巴提亚、杰津、色鲁克、阿因达拉向姆代莱进攻，将占领贝鲁特至大马士革公路两侧的战略要地，切断两地的联系并配合主攻部队包围贝鲁特，同时在右翼构成对叙军的防御；东路为牵制方向，也以两个旅组成两个梯队，沿基亚姆、哈斯巴尼亚、约莫尔进大贝卡谷地，牵制叙军，保证西、中路攻击部队的作战行动。
以军为了实施“加利利和平计划”，早在1982年初就实施局部动员，召集部分预备役人员，有计划地进行了部队的专门训练。陆军举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模拟进攻演习。海军进行了由20多艘舰艇参加的登陆演习。空军在对巴解游击队和叙利亚防空网进行全面侦查的基础上，在内格夫沙漠反复进行了轰炸萨姆——6导弹基地的模拟训练。在加强训练的同时，以军在北部边界进行了进攻部队的集结。
当然，密切注视以军动向的巴解武装力量对敌手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能一无所知。阿拉法特凭其丰富的对以斗争经验、敏感的政治“嗅觉”和巴解情报部门得到的各种线索，很早就得出了以色列将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的结论。为此，阿拉法特在巴解组织的高层领导会议上多次提醒他的同伴注意即将爆发的战争，同时，针对以色列即将发动的战争做出应变对策和兵力调整、部署，以及同阿拉伯国家协调行动。
6月4日和5日，以军出动空军对贝鲁特和黎巴嫩南部实施狂轰滥炸，并进行了大规模的炮击，揭开了战争的序幕。6月6日，遭到以军猛烈炮火袭击的黎巴嫩还没有从挨打中清醒过来，以色列就开始了更大规模军事行动。一架架装备精良的飞机带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一艘艘军舰掀起层层黑浪，一辆辆坦克卷起滚滚尘烟，闪电般地向黎巴嫩南部扑去，以军2万多先头部队在陆、海、空全方位火力掩护下迅速越过联合国维和部队控制的地区侵入黎巴嫩南部。紧接着，后续部队8万人，1400辆坦克和600多门火炮也相继投入了战斗。
面对以军的强大攻势，巴勒斯坦武装力量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在以军入侵的当天，游击队员就在纳巴提亚用萨姆导弹击落了3架以色列“天鹰”式攻击机和1架直升机，活捉了1名以色列飞行员。在波弗特堡，游击队员利用有利的地形和野战工事同以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战斗，并击毙了一名以军少校。尽管巴解组织武装力量对此是有所准备的，但是以色列军队是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军队之一，在同巴解的实力对比中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占有绝对优势，所以巴解的抵抗从总体来看只是蚍蜉撼树。为了加强部队的机动能力，以军还派出了两个旅的空降兵和3个旅的两栖登陆部队；这些部队的突然出现，对于切断巴勒斯坦抵抗武装的退路，对巴解部队的分割、包围起了重要作用。以军攻击部队攻击速度很快，平均每天推进30公里。9日，西路攻击部队已抵达贝鲁特以南4公里处的国际机场。以军对其所取得的战果大喜过望。以军侵黎部队总指挥、以色列国防军副总参谋长库蒂尔·亚当少将亲临战场指挥、督战。在达穆尔（贝鲁特以南）视察时，当他准备在一辆坦克前拍照时，被巴勒斯坦游击队员用手榴弹炸死。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也不得不承认，以色列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以军的战报也证实了这一点。其中6月9日的战报中提到，“西顿（即赛达）尚未攻克，巴解战士仍在负隅顽抗，我军在贝特丁附近的进攻受阻，损失坦克达100辆，叙利亚已经将1.6万人的增援部队开进黎巴嫩，我军夺取贝鲁特——大马士革公路进展缓慢……”
以色列军队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突然袭击，在6天中就占领了黎巴嫩1/4的土地，攻占了巴解组织30多个军事设施和基地，夺取了70多个巴解组织的补给和武器库，俘虏了6000多名巴解游击队员。
巴解组织、巴勒斯坦武装力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色列总参谋长埃坦将军在6月14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阿拉法特已经躲进一个外国使馆，准备出逃。那么巴勒斯坦的最高领导人、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到底到哪里去了呢？就在外界不明就里的时候，法新社和巴勒斯坦通讯社分别发出了消息：“阿拉法特在贝鲁特，正在领导着战斗。”阿拉法特在阿布·杰哈德等领导人的陪同下，于6月14日、15日先后视察了巴勒斯坦武装力量在贝鲁特市内及南郊的抵抗阵地和黎巴嫩——巴勒斯坦联合部队、阿拉伯威慑部队驻守的阵地。阿拉法特和他的抵抗战士们在一起，他对他们说：“虽然敌人进行了扫荡，搞心理战，尽管赛达和蒂尔受到巨大的破坏，但是这两个城市仍然没有屈服，仍在战斗。”“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迫使我们交出武器。”“我们将坚决保卫自己的阵地。”为了缓解巴解武装力量在黎巴嫩承受的压力，阿拉法特还命令驻扎在约旦的巴解武装向以色列的军事目标实施进攻。巴勒斯坦军事指挥部的发言人说：“尽管以色列幻想能够取消巴勒斯坦革命，但对被占领土上敌人军事目标不断采取的军事行动表明，巴勒斯坦革命力量能够继续在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巴勒斯坦武装力量的抵抗是极其悲壮惨痛的，而以色列的攻势也是无法阻挡的。
6月14日，以军总参谋长向以政府内阁报告了战况。贝京非常高兴，指示以军扩大战果，消灭巴解，根除隐患。沙龙立即向侵黎以军发出了全力进攻贝鲁特、消灭巴解组织的命令。以军首先进入黎巴嫩基督教长枪党武装掌握的贝鲁特东区，切断巴解武装突破以军的包围向其他地区转移的退路；以军又从南面派出重兵逼近贝鲁特，突破巴勒斯坦游击队在哈勒迪地区的防线，占领贝市南郊的黎巴嫩大学理工学院；与此同时，以军派出军舰从北面和西面进行海上封锁和滩头登陆，实施对贝鲁特西区的包围。以军包围贝鲁特的兵力近4万人，除了装备100多门大炮、300多辆坦克以外，还得到来自海军舰艇上的火力支持。6月21日，以军出动坦克和地面部队向控制着贝鲁特——大马士革公路的重镇卜哈姆敦发起进攻。以军与驻守该镇的叙军展开了激战，以军在24日下午占领了该镇，切断了叙利亚同贝鲁特之间的重要通道。在完成上述军事行动之后，以军就把巴解组织牢牢地围困在贝鲁特西区，然后准备像切蛋糕一样一块一块地把它吃掉。
贝鲁特西区完全被硝烟和火光吞没了。飞机的尖啸声、坦克的轰鸣声、枪炮声交织成一曲惨烈的悲歌。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武装力量总司令阿拉法特对他的战士们庄严宣布，同时也是向全世界庄严宣布：“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面对装备精良、数倍于己的以军，巴解战士没有屈服，他们拿起手中仅有的武器，誓死不降。
一个巴解战士抱着自制的燃烧弹扑向敌坦克时，他高喊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发出了民族的最强音：“冲吧！我们光荣地去死，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是后继有人的！
以军的坦克横冲直撞开进“苏克”区。在一条大街的拐角处，忽然从左侧一间小屋窗前发出一片火光，接着轰的一声巨响，一辆坦克便燃烧起来，后面的坦克也不得不中止前进。就在这时，小屋窗前又是火光一闪，随着轰隆巨响，第二辆坦克车身抖动了一下，履带便哗哗地滑了下来。以军坦克还未来得及还击，第三辆坦克就又中弹了。以军集中火力对准那座小屋，机枪、大炮一阵猛打之后小屋成了一片灰烬。士兵们冲进废墟中一看，一个个都惊呆了。他们在废墟中只看到一具十几岁孩子的尸体，尽管其模样已辨认不清了，但手中还紧紧握住一管火箭发射器。这就是重创了以军现代化坦克的巴解“火箭童子军”。
7月上旬，以军开始持续对贝鲁特西区进行狂轰滥炸，贝鲁特西区和南郊的居民区、医院、机场、巴勒斯坦难民营等都在劫难逃，许多地方都被夷为平地。8月初，以军对贝鲁特进行了长达13个小时的陆、海、空立体轰炸，这是以军入侵黎巴嫩之后对贝市进行的最大规模的轰炸，以军连续发射了近2万发炮弹，被鲜血浸染的断壁残垣中到处可见模糊的血肉。7月和8月以色列军队还多次对贝鲁特西区断水、断电，并禁止向西区运送食品、药品和燃料等物资。以军不断缩小包围圈，巴解被围困在只有几平方公里的地带内。
巴解组织领导的武装力量进行了英勇斗争和顽强抵抗，这种民族精神赢得了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纷纷谴责以色列侵黎暴行。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也积极进行调解和斡旋。6月8日美国曾否决了安理会要求以色列停火、撤军的决议，但为了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美国仍派出特使哈比卜进行协商，使事态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从6月到8月，哈比卜主要就巴解组织撤出贝鲁特之后在黎巴嫩的存在形式，能否继续其政治存在和象征性的军事存在，巴解组织撤离的时间、地点，能否携带武器，以及多国部队进驻的时间和方式等具体问题同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协调。最终在8月中旬有关各方都同意了哈比卜在8月10日提出的方案。该方案规定，从8月21日起，巴解武装力量和叙利亚军队将在两周内全部撤出贝鲁特西区，撤军将分成几批，其路线包括陆路和海路；由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组成多国部队，监护撤军行动并负责撤离军队的安全。
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之后，巴勒斯坦武装力量在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情况下仍进行了长达11周的英勇反击。巴解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据报道伤亡约达4000人。为了保存力量，同时也使贝鲁特不再生灵涂炭，巴解组织决定撤离贝鲁特。8月17日，巴勒斯坦之声播发了一封致黎巴嫩人民的告别信，正式宣布了巴解做出的这一决定，并感谢多年来黎巴嫩人民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在大批人员撤离之前，8月25日阿拉法特和巴解领导人仍最后巡视了贝鲁特西区和巴解武装力量驻守的阵地。阿拉法特在视察贝鲁特西区时受到市民的欢迎，他们高呼口号，表明黎巴嫩人民对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支持。阿拉法特说：“尽管野蛮的以色列军队使用的是非常先进的美国武器，但我们仍将继续战斗。我们撤出贝鲁特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我们爱贝鲁特的儿童。我是一个人，不是恐怖分子，也不是像沙龙那样残酷无情的战争狂人。”
从1982年8月21日开始，巴解组织所属的各派武装人员陆续撤出了贝鲁特，分散转移到其他阿拉伯国家。据统计，共有1万多在巴勒斯坦战士撤出了贝鲁特。
1982年9月上旬，参加多国部队的美国、法国和意大利部队在执行保证巴解武装人员安全撤离贝鲁特的监护任务之后，陆续撤离了黎巴嫩。9月14日，黎巴嫩当选总统贝希尔·杰马耶勒在长枪党总部被炸身亡。次日，以军便以“避免局势恶性发展，维护治安”为借口，再次向贝鲁特西区进军。以军兵分三路向西区推进，控制了主要战略通道和重要街区，并包围了贝鲁特南郊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此次以军主要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巴解组织研究中心，虽然那里没有巴解武装力量、没有枪炮，但是那里有一些更为重要的资料——有关巴勒斯坦的历史文献、巴勒斯坦人口的原始记录、土地契约、地图、巴勒斯坦社会档案等。这个研究中心如同一座宝库，装载着巴勒斯坦的历史遗产，也装载着巴勒斯坦人民返回故土、建设家园的信心和期望。另一个目标是萨卜拉和夏蒂拉巴勒斯坦难民营，它们曾是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最重要的基地。以国防部长沙龙声称，他已经掌握情报，巴解组织在这两个难民营中保存下了2000多名游击队员。
以军在入侵黎巴嫩以来的实战中已经吃够了苦头，深知难民营不是肥肉，而是一块难啃的骨头。所以9月16日，以军参谋部向驻贝鲁特的以军发布了6号命令，命令部队“不要进入萨卜拉和夏蒂拉难民营，搜查和清理难民营的工作由基督教长枪党民兵和黎巴嫩军队来执行”。实际上，这是一项预谋已久的计划，以军高级军官早就决定一旦完成对西贝鲁特的包围，就召集长枪党民兵进入难民营，借基督教民兵之手制造恐怖和流血事件，以达到使巴勒斯坦人不敢再留在黎巴嫩的最终目的。
9月16日，以军高级将领同长枪党民兵领导人协调之后，确定“长枪党由南向北和由西向东进入难民营”。晚上6点钟左右，约1500名长枪党民兵分成几组进入了难民营。整个夜晚以军的照明弹把难民营照得通亮。基督教民兵带着仇恨和杀气进入难民营，他们不仅要为贝希尔·杰马耶勒报仇，也要为与巴解武装战斗中的失败而雪耻，在9月16日到18日的三天中，他们杀死了他们在难民营中遇到的每一个人。美国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书中记录了他所目睹的惨绝人寰的一惨相：
我见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位雪白胡须的老人，年纪约有90岁了，身边放着一根木制的拐杖，凶手可能是在面对面地近距离开的枪，子弹在老人的太阳穴上留下了一个血迹已干的小洞；再往前走，我看到一名胸膛被划开的妇女；一个匆匆挖成的被鲜血浸红的坟墓里露出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腿，这个冤死鬼仿佛还不愿让人们忘记。我看到最多的是一批批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被绳索捆绑着倒在墙边的血泊中，身上布满了机枪的弹痕……
《泰晤士报》的一名记者也报道了当时的情况：17日下午，有400多人举着白旗想离开难民营，他们向围困难民营的以色列士兵走去，他们告诉士兵难民营里正在组织大屠杀。但是士兵们不允许他们离开难民营，“他们在枪口的威胁之下只好返回难民营”。
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这三天中被杀害了，也没人知道有多少人被长枪党民兵运到哪里杀害了。国际红十字会在大屠杀的几天之后，在一个巨大的墓穴中发现了210具尸体，其中有140名男子、38名妇女和32名儿童。国际红十字会根据现场考察，估计被屠杀的人数在800-1000之间。以色列国防军情报部门也透露，被杀的人数为700—800人。
这种纳粹式的、惨无人道的屠杀激起全世界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无比愤怒和强烈谴责。
1982年9月19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在贝鲁特对巴勒斯坦平民的“罪恶屠杀”。随后，联大又在9月24日召开了紧急特别会议，以147比2的绝对优势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屠杀巴勒斯坦平民的残暴行为，支持安理会以前通过的要求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的有关决议。仅从联大通过决议的票数就很容易看出各国政府和世界舆论对“大屠杀”事件所采取的公正立场。联大决议还认为，应该使巴勒斯坦难民能够返回自己的家园，他们的财产应得到归还，并呼吁所有国家和国际机构向以色列侵略黎巴嫩战争中的受害者继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当天，联合国大会还举行了追悼会，悼念在贝鲁特大屠杀中的受害者。
以色列迫于世界舆论的压力，于9月底成立了以最高法院院长伊茨哈克·科亨为主席的难民营事件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通过报刊和其他新闻媒介向公众征集各种证明材料。当然这个调查委员会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明显的倾向性。例如，调查报告的某些部分就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对外关系的需要为由没有向外公布，而在其公布的报告中也始终把巴解组织及其武装力量称之为“巴勒斯坦破坏分子”。即使如此，从调查报告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大屠杀事件仍难脱其咎。
从事后以色列成立的黎巴嫩难民营事件调查委员会取得的各种证词来看，以色列军队卷入了这一事件，对此负有真正的责任。其中目击者的证词谈到，9月17日清晨，以色列士兵察觉到长枪党民兵对难民营里的人采取了暴力行动和屠杀。以军士兵看到长枪党民兵把男人、妇女和儿童赶出房屋，把他们带到空地上，殴打他们。接着又把两名青年带回房屋，不久听到几声枪响，枪响之后长枪党民兵走出了房屋。格尔鲍夫斯基中尉还亲眼目睹了长枪党民兵杀害了5名妇女和儿童。这位中尉想向上级报告这一情况，但是他的同伴告诉他，他们已经在通话机里听到其他人向营长报告平民被杀的情况。营长对他们说：“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不关我们的事，不要瞎操心。”中午，格尔鲍夫斯基中尉又看到长枪党民兵杀死一位平民，便向士兵询问为什么要杀死平民。民兵回答说：怀孕的妇女将生出破坏分子的后代，孩子长大将成为破坏分子。但是以色列军队没有制止这种惨绝人寰的屠杀，相反却助纣为虐。
调查委员会根据各种证词和对事件发生整个过程的调查，认为以色列总理贝京、国防部长沙龙、外交部长沙米尔、总参谋长埃坦中将、总参情报部长萨吉、情报和特殊使命局（摩萨德）局长、北部军区司令德鲁里少将、伞兵部队亚隆准将、国防部长助理多达伊等9人对难民营屠杀事件负有有关责任。
难民营屠杀事件引起世界舆论对以色列政府的强烈谴责。联大召开了紧急会议，谴责屠杀事件，并决定对此事件开展调查。以色列国内也掀起了巨大的反响。9月25日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万以色列人聚集在特拉维夫市政厅前的广场上举行示威游行，要求贝京和沙龙下台。这次示威规模之大在以色列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不仅仅是对政府的冲击，也促使更多的犹太人对阿以冲突、对战争进行反思。
1982年12月7日以色列希伯来文《话报》发表了米哈伊·阿瑟夫的文章，分析了以色列在黎巴嫩战争中的“得与失”。米哈伊·阿瑟夫的文章认为，黎巴嫩战争给了巴解组织这条“大章鱼”以毁灭性的打击。从心理上来看，巴解组织蒙受了无法弥合的创伤，因为在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在说东道西、高谈阔论，但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出来真正与巴解组织共同战斗。幸存的巴解战士和领导人转移到了8个阿拉伯国家，“他们受到了类似对凯旋者的欢迎，之后又被送到几乎是集中营的基地，在那里过着囚犯般的日子”。黎巴嫩战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巴勒斯坦人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巴勒斯坦人已经不愿再忍耐了，他们已经没有信心等到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把以色列国从地球上抹掉。现在我们可以认为，巴勒斯坦人希望同以色列达成协议，及早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但是，这场战争也给以色列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国际影响。文章作者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他认为：这场战争使以色列国内团结土崩瓦解。在“加利利和平”的招牌下进行欺骗。“加利利和平计划”的目的是使加利利对面的黎巴嫩领土不再成为巴解武装骚扰加利利居民的出发地，这一目标在战争的第一周就已实现，巴解武装已被赶到离边界40-50公里的地方。但是军队没有就此罢手，一直开进了贝鲁特。当权者无视犹太人民的情感和意愿，导致团结崩溃。不仅反战人士反对这场战争，一般民众也反对。一些父母发出了“还我儿子！”“让孩子们回国！”的呼声。
以色列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士兵和军官起来造反。他们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拒绝执行命令，参加战斗。他们宁可为此受到军纪处罚也拒绝参加战斗。更为可怕的是军队中还有许多有这种情绪而没有付诸行动的人，反对这场战争及其指挥者国防部长沙龙的情绪非常广泛。一些高级军官联名上书要求沙龙辞职便是这种情绪的反映。
以色列军队占领黎巴嫩南部40一50公里宽的地带后仍继续向贝鲁特进军，引起世界舆论的谴责，使世界各地犹太人更加疑惑。他们提出为什么还要占领别人的领土？为什么要打到贝鲁特？为什么要给长枪党创造机会制造大屠杀？黎巴嫩战争成为催化剂，使许多人相信“犹太人是万恶之源。黎巴嫩战争，包括南部的萨卜拉和夏蒂拉难民营事件，成了某些人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发现’，触动了世界反犹势力的神经。于是，理所当然地在世界范围掀起一股反对犹太人、反对以色列的运动”。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美籍犹太人）悲伤地说： “萨卜拉和夏蒂拉大屠杀使我个人的感情发生了变化。我在贝鲁特郊区见到的以色列和别人告诉我的那个英雄以色列完全相反。”他曾抱着“寻找一些证据证明贝京和沙龙是清白无辜的”想法进行实地采访，但是残酷的现实使他的灵魂哭泣，他对阿米尔·德鲁里（以色列北部军区司令）大声吼道：“你们怎么能这么干？我一直以为你们多么出色，现在我对人民说什么？我对自己说什么？”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发出了真实的报道后，痛心地说：“我埋葬了阿米尔·德鲁里，连同以前我对犹太国家的种种幻想一起埋葬了。”
以色列发动黎巴嫩战争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普遍谴责。一个黎巴嫩小女孩儿在以色列的空袭中受了重伤，记者拍下了这张照片。后来这个小女孩儿身缠绷带的照片摆到了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的办公桌上。以色列总理贝京得悉此事后，就在他自己的书桌上摆上一张二战时期的照片：一个犹太小孩儿，臂上带着画有大卫星的黄箍，举起双手向纳粹分子投降。一个自认为受伤害的人当然很难以道德标准评价自己，也不会对自己的行动加以约束。托马斯·弗里德曼后来在《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一书中写道：贝京的行为总使我想起曼哈顿白人贝恩哈德·格茨（他曾遭到过黑人的抢劫，一次在纽约地铁中他向4名他认为要抢劫他的黑人孩子开枪射击），不过贝京更厉害，他是拥有F——15战斗机的贝恩哈德·格茨。
阿拉法特在谈到贝鲁特大屠杀时说：“你们应该真正认识到所发生的事……这是以军事手段对巴勒斯坦问题做最后解决的开始。以色列对我们无辜的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平民进行任意的、致命的打击的目的是什么？我愿意告诉你，他们的目的不仅是引起恐怖和大屠杀，他们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恐怖和屠杀使黎巴嫩、基督教徒和穆斯林起来反对我们巴勒斯坦人民。以色列扔下的每一枚炸弹、发射的每一阵火炮，都在对黎巴嫩人说：‘如果巴勒斯坦人不在你们当中，我们就不会这样做了，我们就不会毁坏你们美丽的家园……其实你们不应为正在发生的事情谴责我们……要怪就怪巴勒斯坦人。’用这种方法，贝京、沙龙等人在为他们的侵略制造舆论，这就是以色列最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法……把以色列人或某些以色列人同纳粹分子相比，这不是我的初衷。我不认为这样说会有何益处。但是我必须告诉你，我内心所想的一些事。当我想到以色列为消灭我们装备极差和手无寸铁的处于难民状态的人民时所使用的战略、方法和暴力，我认为这样说是正确的，以色列人，某些以色列人，和纳粹一样行事的以色列，其灵魂深处就是纳粹分子。”与纳粹相比，“他们同样是在消灭一个民族，或者是在使用消灭一个民族的那种残暴冷酷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