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领导风格来源她对基督教伦理道德的矢志不变的信仰，有人称她为自索尔兹伯里（他逝于1903年）以来的第一个竭诚信奉基督教的首相。她对主教派教会事务的插手程度无疑要比当今任何一位首席财政大臣大得多，并且从她的政策便可完全看出，这些政策都是遵照她从卫理公会教堂全盘接受来的基本的是非观。她高度重视婚姻和家庭也属同一范例，就如她坚信应该准许人们按照自己的秉赋去发展，应具有基督教信条非常珍视的选择的自由。
她曾经说过：
“我们的宗教教导我们，每个人都是卓越的，只能他自己能拯救自己。而社会党人却把社会放在第一位，要人们学会如何去适应它；我们则把人放在第一位，人之社会和经济关系恰恰是更广泛的生活方式的一个部分。”
“宗教尊重经济活动的，它教会我们如何谋生，如何创造财富，但告诫我们切勿对它沉迷，切勿把它奉若神明。金钱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
“恰逢经济状况明显恶化时政府日益加紧卷入经济生活。它使不同的劳动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一些人力图维持差别，而另一些人则试图缩小这种差别；它也加剧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地主和佃户、公共事业和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
“评论这些事情无意否认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也不是在鼓吹不干涉主义。不干涉主义在两个世纪前就被鼓吹过，那里工商业正努力从阻挠它们发展的国家垄断和干涉中努力挣脱出来的时期。国家有许多事情有待去做，并且需要比现在做得更为出色。但是这个国家还有一些固有的限制，这些限制存在已久。”
“要理解为什么并且如何提出来这些限制，我们一定会回想到人的本性。我们的理解和论辩事实上是以宗教和常识为基础的，它们远比社会党人的学说合理得多。然而社会党人对事物的歪曲却因它的这些欠缺而成功地得到了广泛承认，甚至连我们自己的人民也承认了它。我提到自身利益的问题意在反对共同利益。社会党人已经可以说服他们自己和其他许多人相信，以利润为基础的自由经济体现和刺激了自身利益，这在他们看来是极其自私和邪恶的；而他们宣称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利他主义和大公无私的基础上的，并培养了利他主义和大公无私的精神。”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这种论调都是没有根据的一派胡言乱语。……因为人是社会的创造物，他在家庭、家族、社区、国家中诞生，在互相依赖中成长。我们宗教的创始人把这一观点作为道德的基础。‘爱邻如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训条表达的就是这层意思。它们并不意味着贬低自我，或把对别人的爱放在自我之上。恰恰相反，它们把对自我的关心和对自我的负责视作是别人所期待的事情，并且只是要求把它扩展到其他人身上。这就体现了一条伟大的真理，亦即关心自我便是关心他人的基础。孩子是通过自己最初对最亲近的家庭的感情学会理解其他人的，到时候他就会去关心他人。”
这个信念代表了这位女性的本质。也正是这个信念解释了她在第一个四年的执政期中为收回国家领地而拚搏的战斗热情。她作出的每项决定蕴含着她的那些正确与错误的准则，它们也能说明她何以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是非分明的生活观，以及缺乏想象力或者对辩论真正感兴趣。
据一位同事说，在1983年5月宣布大选日期前玛格丽特她的一次讲话中出了错，她在讲话中说：“玛吉可能会赢，玛吉可能不会赢。”这位同事冲动地说：“玛吉一生中做事从不优柔寡断。玛吉明白得很，她不是说‘是’，‘不是’，就是说她还正在考虑，但她是很明确的。”这就是真实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许多方面她是自己政府里的最严厉的批评者。她很清楚她想要做些什么，并因不能及时把她所想的变成现实而感到非常的痛苦。政府机构的工作效率实在太低，她感到不耐烦了。她很想能在一夜之间改变整个国家的面貌，就象她撕去旧糊墙纸，再贴上一层更漂亮的糊墙纸一样，一下子改变了数十间破旧、肮脏的房间的面貌。
玛格丽特经常这样呼吁：“给我提供一些新的见解，不要尽给我一些毫无意义的见解。好好动一番脑筋，我们怎么才能使国家有所改变？给我提供新的见解。”
她虽然寻求改变事物，但却绝非是一位创新者。担任过她几年私人顾问的人总结说，她是“最保守的激进分子”。她缺少想象力，以致不能使现政府机构思路开阔。她一直对工业上的新技术，对学校里计算机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对政府部门之外的高效率工作感兴趣，而对政治顾问们提出的对政府机构内部进行改革以提高整个政府工作效率的设想却全部当作耳边风。对于政府观察员来说，他们所需要对付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才是有效率的政府；公民是怎样同它保持联系的；怎样才知道它是廉洁的，以及它是怎样同议会相处的。但是，这些都是范围很广和极为复杂的问题，玛格丽特和其他政治家一样害怕涉及她所不熟悉的东西，同时也不愿委托其他人加以解释。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政府内没有一名专职的管理人员；大英帝国的文官或国会议员没有受过什么正规训练。因此，英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专业性人员控制的。但是自相矛盾的是，虽然玛格丽特本人受过两次正规训练（第一次是学习化学，然后又学习法律），并且还坚持要卡罗尔和马克都接受正规教育，但她还是反对在体制上作任何剧烈的变革。使她的顾问们感到丧气的是，尽管她说话一向大胆直率，但她已像过去的首相一样，也很爱听她的文官们阿谀奉承了，在一定程度上她现在已变得象他们所说的是“一道政府的政治帘子”。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至少在表面上她比希思更激进，实际上在她的政策许多方面同特德·希思在1970年2月就任首相前的“塞尔斯登人”政治声明中所概括的政策十分相似，在有些方面，希思易左右摇摆，士气低落，然而这一切她都承继下来了。由于把女性的直觉同机缘结合了起来，她明确表达了这个国家的许多人能够意会但不能言传的东西，这种才能，在拿破仑看来是当元帅的首要条件。
她曾经讲到：“这个国家的妇女从未有过一位了解她们所知道的事情的首相，而我们所知道的事情与男人们所知道的事情是截然相反的……任何懂得主持家务会遇到的问题的妇女一般都能接近于懂得管理国家所遇到的那些问题。”她时常重复这类观点，虽然这些观点过于简单化了，但它们却反映了她管理好家政的基本哲学，这一哲学使大多数对政治不太感兴趣的人也能投身到政治中来。她改变了支持保守党力量的整个平衡；她失去了百分之五的A阶层，B阶层和C1阶层的选票，然而却赢得了百分之十一的C2阶层的选票，C2是熟练工人阶层，以前它从未投过保守党的票。
首先是她说话直率，开门见山，讲究信用，令人敬佩。玛格丽特的观点和理想在她执政的前四年中毫无任何改变，如有变化也只是在她个人的领导风格上。起先，尽管她不准许自己被人看作需要帮助，但她还是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并且非常信任她的专家。今天，她有了成功的经验，她便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他人的。她的直觉一次又一次证明是正确的，所以她对自己生活中的每一领域变得更加自信，更加不能容忍干事拖拉和同她唱反调的人。
同她近几年的几位前任大不一样。玛格丽特在内阁的风格是“用下巴来领导”，在最初的讨论中就把全部牌都亮了出来。这意味着如果其他人都反对她，她就将处境难堪，要么让步，要么继续战斗。要是别的首相，他们就会隐瞒自己的观点，直到看到其他人不得不对这个问题先表明观点。但是，阴险、狡猾从来就不是玛格丽特的才能之一。如果有人连续讲话时间太长，她就会变得极其恼火。她不同意他们的论点，就会打断他们的讲话。她缺乏耐心，也不够老练，常常显得非常尖酸，刻薄，十分专断。一位内阁同僚说她“缺少自我控制的能力。她总是不等别人讲完他们的观点就忍不住突然打断他们。有时候一言不发反而更好”。她对不赞成她观点的人付之一笑，这并非包含着善意。甚至那些善良、忠诚的支持者们据悉也部分丧失了自我，而她却丝毫没有歉意。也许过些时候她会邀请你去进午餐，她的这一举动被人们看成是伸出橄榄枝，而并非表示歉意。
表扬别人可不是玛格丽特的特长。她只希望周围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努力工作，胜任工作，却没有意识到如果要让人们去做她所希望的事，就需要夸奖他们。她从不表扬在电视上露面的同事，从不说谢谢你，从不过他们的表演表示热心，从来就不，事实上，她就根本不予评论。
回首她在教育部的日子，一次在早晨8点30分之前玛格丽特突然打电话给她的老朋友玛格丽特·威克斯特德。玛格丽特想让她的同名人为她做一件事，即作为教育部的代表参加英国广播公司学校广播委员会。“但是对于电视我是完全不懂呀。”玛格丽特·威克斯特德（她的丈夫是林肯郡的地方教育局局长）说。“你知道那里也有无线电。”玛格丽特生气地回敬道，暗示如果她不懂的话，她很容易就会认识它的。挨了一顿批评，玛格丽特·威克斯特德只好接受了这项工作。她被深深地卷进去了，她跑遍全国，参观学校与老师交谈。在她的名字作为教育部的代表出现在记事册上时她总感到有点窘迫，她惟恐别人会问她是怎么接下这项工作的。后来她们再见面时，她告知玛格丽特·撒切尔她很喜欢委员会的工作，但她又随便提了一下说这工作太辛苦了。“我想应该是这样的，”玛格丽特·撒切尔轻描淡写地说道，“我不会让别人做轻松的工作。”
在入阁之初，玛格丽特特别富于攻击性。有五年半的时间，她周围的希思信徒要比她自己的支持者多。她知道，如有机会，他们就会投票把她从内阁赶走。因此，她更加虚张声势，拚命想从一开始就左右各项活动，并恫吓内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它。
既然现在在内阁她的支持者占了大多数，她可以轻松一些了。她争论起问题来依旧象是大吵大闹；玛格丽特喜欢与人争论，并且特别喜欢占人上风。但是末了，如果她有把握她会赢，她就会使争论变得白热化；如果她看来要输了，那么这个问题将会推迟到以后日子来解决。
在内阁的举止以及对待她同僚的态度没有使玛格丽特赢得多少朋友，但她却得到了他们的尊敬。一位资历高深的大臣极不情愿地说：“我发现她在所有事情上都是蛮横无礼，使人感到不愉快，但我又不得不说，她常常是正确的。她的判断非常正确，她是最好的一位首相。”他们还认为，她对他们是一片忠心。她可能常常当着朋友们的面批评他们，但是一旦他们遇到麻烦，他们知道她会和他们站在一起的。他们还知道，尽管玛格丽特一向很固执，但是有时经说服还是能改变主意的，这需要有一个态度坚决的男人相劝，他要摆出极其令人信服的观点和酝酿充分、材料充足的论点，但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例如，对吉姆·普赖尔在1981年提出的关于北爱尔兰问题的方案她坚决反对，因为这一方案违背了她的信念，即，只要在这一地区还有人想留在不列颠里，那么他们的愿望就应该是不可侵犯的。但是她认识到，内阁中的大多数人都同意建立一个包括爱尔兰共和国总理加勒特·菲茨杰拉德博士的政府间的委员会，所以她只好服从大家。在北海石油财团纳税的问题上她也改变过自己的初衷（北海石油财团曾威胁要将一些石油公司迁到其他地方）；她还重新考虑了削减向外国人提供的助学金的问题，最后她认为削减助学金会引发反作用。
在其他有争执的问题上，她就不那么好说话了：特别是在她的经济政策方面——这是她政治风格的根本方面，在她第一个任期内，在艾伦·沃尔特斯教授的帮助和支持下，她遵循货币主义政策。艾伦教授是她每年以五万英镑从美国借调来的，这项花费的一半由政府支付，一半由政策研究中心支付。她的政策曾受到一些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及政治家的批评，但玛格丽特却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她确信如果她有足够的时间，就将使国家再度出现繁荣。她觉得如果还有一个更好的替代方案，但是并没有人提出来，因此其他人的建议便毫无意义。
她曾经讲过，如果政府变得懦弱就会使国家倒退。在一次保守党的大会上她说，“我决不会为笼络人心而改变自己……倘若一个保守党政府因害怕干正事而对错误明知故犯，那么就该是保守党人大喝一声‘刹车’的时候了。但是只要我还任首相，你们就无需这么做。”
朋友们感到玛格丽特对失业者的关切的态度中掺杂着一种东西，他们自己也愈来愈有这种感觉，即他们为之工作的组织出了问题，他们很可能对之垮台负有责任。然而，从个人来说，她确实对失业者深感歉疚，但她确信将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是保持铁石心肠，继续采用她曾经提及的药方，她拒绝让感情掺进她的政策中来。她还觉得那些猫哭老鼠假慈悲的人未必是最关心人的，为失业者而哭泣是一种相当无能的帮助方法，而她的所作所为则在经济上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最美好的前景。
福克兰群岛危机过后不久，玛格丽特又把一位顾问调到唐宁街10号，此事导致了人们的愤怒。此人名叫安东尼·帕森斯爵士，是前英国驻联合国大使。他被任命为外交事务的特别顾问。这件事在人们看来是对外交部的当众侮辱，而她显然忽略了这一点。外交事务从未使她特别感兴趣过，开始时她完全是个新手，得事事依赖卡林顿勋爵，现在已锻炼成为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同时也是国际舞台上老资格的政治家。
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魅力强烈地吸引住了许多外国领袖，在妇女进入高层领导机构已是司空见惯的美国是如此，在高层妇女仍被看作怪人的国度，如中国和俄国也是如此。在西方，一般人对于她的反映都带有政治方面的色彩，在英国情况也是相差无几。西方的保守主义者们说：“要是我们有一位象撒切尔夫人那样支持我们的人就好了；”社会党人几乎没有对她发表任何评论。在报纸是由国家控制的俄国，她被视为俄国生活方式的敌人。
英国同美国的关系几乎没有任何改善，不比撒切尔夫人的第一个首相任期更热乎。里根总统把她视为“西方的一个用以稳定的备用大锚”，和“一位其政策和领导都受到维护的领袖”。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过去35年间曾见过大多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领导人，他把她划到了“最好的一位”之列。
他解释说：“据我所知，一些妇女领导人行事像男人，却希望别人对待她像妇女一样。值得称誉的是，撒切尔夫人行动像男人，但还希望别人对待她象对待男人一样。她从不因自己是个女人而向别人求助和向别人让步……她的领导具有强硬、坦率、始终如一的特点，并且令人感到力量。她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
澳大利亚政治上的两个派别对她都非常尊崇。工党总理鲍勃·霍克几乎没有时间顾及同英国之间的“过时的关系”，但是他承认，玛格丽特是一种应予以认真考虑的力量。“撒切尔夫人是一位刚强的女性，”他说，“不管人们是否喜欢她，她知道她需要的是什么，也知道如何得到它。”
保守的奥地利人民党的领导人阿洛伊斯·莫克说：“她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我十分敬仰她。”奇怪的是，在弗朗索瓦·密特朗所统治的法国社会党内部，她也获得了极高的名望，其程度超过了她同吉斯卡尔·德斯坦政府打交道的时候。法国政府的一位女顾问曾说：“我想，撒切尔夫人使英国的经济复苏变成现实。她作为英国首相在法国享有很高的声望；而且她作为一个谈判者在共同市场里也获得了人们的高度称赞，即使是在她为英国赢得好处，而不利于法国的时候也是如此。”
一家很有影响的法国杂志《巴黎竞赛》就在1983年6月大选前不久，在社论专栏里刊载了题为“玛格丽特·撒切尔是法国人就好了”的文章，作者写道：“玛格丽特从两个方面赢得竞选：她的国家的士气再次得以提高，并重新高度重视曾使大英帝国交上好运的金融和经济法则。”曾有人恳求：法国社会党政府应该从撒切尔夫人那里吸取教益。这位作者继续说道，“法国目前的在野党只有一个机会来拯救自己，拯救这个国家，那就是学习英国的教益，在为在野党应该说的和做的只能借鉴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位西方世界的勇气之母。”
在撒切尔夫人就任首相前不久，南非前总理约翰·沃斯特访问他的国家之后评论说。“她具有一位迷人的女性所具有的一切气质；但是她又有一个坚强男子的头脑和勇气”。现在政治家们的看法是：她“有胆量，坚持自己的原则，敢于冒风险，并且乐于为自己的信仰而战”。据说许多人对她简直到了崇拜的地步。
她给予津巴布韦的独立，她在那里受到了广泛的尊敬，被亲切地称为“玛格丽特”。他们记得是她最初的点头一直支持了穆佐雷瓦主教，但也感激她改变了主意。自从问题解决后，她不管她个人的感情如何，恪守援助的诺言，给予了这个国家巨大的帮助。使他们印象更深的是，1982年在福克兰群岛危机期间。她还挤出时间会见了到英国访问的穆加贝先生。
玛格丽特·撒切尔将作为一位卓越的妇女名留青史。说到她的缺点方面，她最明显的不足是缺少幽默感。尽管在1983年竞选期间她比以前大有长进，但她的电视上的表现从来就不突出。她从来不是作为一个现实中的人走过来，而她经常像对聋子发表演说一样地讲话。正如《每日镜报》的专栏作家基思·沃特豪斯曾绘声绘色地描述的那样，她好象在告知别人他们的爱猫死去了。
她同样缺少一位真正的伟大领袖所具有的那种冷酷无情：她对于人们的忠诚感到满意，尽管大多数首相的情形也都无出其右。然而，她最根本的弱点在于缺少自信心：不能抛弃自己的姿态和感情，而是毫不加掩饰——诅咒、骂人、狂笑、哭泣并表现出几分热情和激动。假如她能克制住自己，她会赢得更多选区的支持。
玛格丽特信守诺言，言行一致，而且从不因失去民心而讳言她所相信的事这是她的优点。在这一点上，她是最伟大的政治家，为此她得感谢她的父亲艾尔弗·罗伯茨和她在格兰瑟姆的严谨的童年生活。如果她偶尔犯错，那也不是出于不良动机。在她的头脑中有一股战斗的火焰，这种火焰总在熊熊燃烧。她相信，把英国从社会主义的黑暗中引向自由和基督教的光明世界是她的最终目标。她的目标是，把英国引向强盛。
伟大领袖的史册是否能有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名字还有待观察；甚至，她的信念最终是否正确亦有待于证实。然而，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说：
“被公认为‘伟大’的那些领袖们并不一定都是好人。俄国的彼得大帝是个残忍的恶霸。儒略·恺撒·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所以被人们牢记在心，并非因为他们是政治家，而是因为他们是征服者。当我们谈到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时，只是偶尔谈及那些曾经将管理国家的本领提高到较高道德水准的领袖。我们谈论更多的是这样一些领袖，他们能大规模有效地行使权力，能大大改变他们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虽然丘吉尔和斯大林表现的方式不同，他们都是伟大的领袖。不过，如果没有丘吉尔，西欧或许会遭到奴役；如果没有斯大林，东欧也许已获得自由。”
后人将如何评价撒切尔夫人惟有时间会告诉我们。
致谢
我衷心感谢许多人在我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所给予的帮助；这些人十分乐于抽出时间，并给予我高度信任，就他们对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了解以及同她之间的关系与我交谈。
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甚至无法着手本书的写作工作，我对他们每个人都无限感激。
我也感谢简·摩根博士十分细心地为我核对原稿；感谢德博拉·波纳尔为我搜集图片。特别要感谢我的编辑玛格丽特·威尔斯，和她在一起工作一直让人感到很愉快。
再次感谢詹姆斯，帕姆，萨姆和亚历克斯为本书所付出的辛勤的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