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世界名牌大学（剑桥）毕业的高材生，三十五岁就当上了总理，而且一当就是三十年，现在仍是位居至尊。他这大半生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了。但他满足了吗？他是怎样看待人生的？他又是怎样看待个人名利的？在此我们不妨引用两段他发自肺腑、充满哲理的自白，从这里面可以窥视李氏的内心世界和人生观。
“自从经历了50年代和60年代的磨炼和苦难之后，我觉得那样生活（比方说到香港赚钱）是索然无味的。自从我作出了许多生死故关的决定和经历了重重危机之后，我对事物的看法，我的抱负和优先考虑的问题，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而且我相信这种改变是持久的。我的身心和情感结构，也就是硬件方面，可能不会有改变，但我对上天的感应，对荣华富贵的看法，也就是软件方面，却由于我的经历而受到限制。不论硬件（天赋）的贮存量有多大，没有软件（教养），硬件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自1973年以来，我又学到些什么呢？我学到的是更多有关人类和人类社会千古不变的道理，使这些道德升华的各种方法；同时也意识到始终存在着退化甚至崩溃的危险，就像柬埔寨一样。我看到文明社会是多么的脆弱，特别是在东南亚。处在这个瞬息万变、革命潮流汹涌澎湃的时代里，我已经认识到个人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我现在六十岁，比五十岁时更深刻地感受到世俗间一切的荣耀和成功都是短暂的，一切感官方面的享受和快乐都是转而即逝的，如昙花一现，而思想、道德或精神方面的满足则是永恒持久的。”
以上是李光耀在1983年9月六十岁生日宴上的讲话。从这些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经历了世上风风雨雨之后，李氏已把功名富贵看得很淡，他所追求的是精神方面的升华和满足，因为他认为那才是永恒持久的。这些自白也表明李氏的精神世界是丰富而深刻的，很有点大彻大悟的味道。
李氏说过，自从他学了华文以后，他的整个人生观都发生了改变。他深悔学华文学得太晚。李氏是在学会华文之后才到中国伟大的思想宝库中去探索的。在涉猎了中国诸子百家的学说之后，他推崇儒家思想。李氏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较大。儒家崇尚精神、注重道德修养，把物质方面的享受看得较为淡泊，李光耀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视精神高于物质，视永恒胜于一瞬。
李光耀，一米七六的瘦高个，长年打高尔夫球和坚持每天慢跑，身子很结实。他不像许多年过花甲的人那样大腹便便或老态龙钟，而是显得格外矫健。他，细眼睛，扁而略为长的脸，外表并不出众。但是他自有其政治魅力，在世界上获得了许多美誉。
同他触接过的东西方显赫人物，差不多都对他都怀有良好印象。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称赞李氏为“亚洲最有生气的领袖”。泰国诗琳通公主1985年6月访新后，赞扬李“有纪律，知识渊博”。菲律宾红衣主教海梅辛1986年7月同李会晤后，说李“是一位好领袖，是治理国家的好榜样”。美国前总统里根说：“李有巨大的魄力来影响新加坡人民建立共同的理想”，“李的良好判断使许多美国领袖包括我（里根）本人受益匪浅”。前英国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汉宁斯说：“李富有才智、富于献身精神，他一心想使新加坡繁荣，”“他是一个非常严肃认真的人。”
报界对他也有不少好评，如美国《远东时报》1982年曾称赞李为“小国大政治家”，澳大利亚《悉尼晨报》说李“堪称全东南亚最有才干的政治家，机敏、坚韧，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
当然，批评他的亦有。有人说他“像一块钢，毫无弹性”。的确，李光耀对政敌从来是态度强硬，对他们，李是深恶痛绝，不共戴天，坚决与之斗争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对于令他讨厌、反感的事情，他也是针锋相对，绝不肯轻易放过，李对报界以严厉著称，他反对报界仿效英美，常作一些夸大其词甚至造谣中伤的报道。他主张效法日本，认为日本报刊比较实事求是。他不轻易接受记者采访，对记者提一些他认为是无聊的问题十分反感，对国内外一些报刊抨击他更感到恼火。他曾限制美国《时代》杂志在新加坡销售，把《亚洲华尔街日报》在新发行量从500份减少至400份，1987年3月，他对星报集团总编辑陈伟权及星报出版有限公司提出起诉，原因是陈及那家出版公司先后在《星报星期刊》发表两篇“诽谤”他的文章，为此他要求赔偿名誉损失费。同年12月，他又向高等法院起诉《远东经济评论》，因该刊曾影响他不能容忍某一宗教团体，并指责他操纵及对《海峡时报》及广播局施加压力。据说他曾把《海峡时报》报业集团的总编辑彼得·林免职，原因是林手下一些报纸曾批评李限制《时代》杂志销售及让以色列总统哈伊姆·赫尔佐克访问新加坡。李为此极为愤怒。李不惜以总理之尊多次同报界打官司。这在东南亚政府首脑中是罕见的。李自己也承认：“我是好斗的”，“我随时随地准备跟人家过招”。
李光耀对敌、友、我分得十分清楚。对他认为的敌人，绝不留情，必除之而后快；而对他认为的朋友和自己人则很讲人情味。他的朋友都说他很随和，在他家可以随便聊天，跷起二郎腿，抽烟，他毫不介意。对本国人民，李也是很重人情味的，这表现在他的许多福利政策上。李一直提倡新加坡人应做一个有人情味的人，他自己则率先身体力行。
不少人批评李氏“傲慢不逊”，“是个很难与之谈话，很容易被一两句他认为是无聊的话而大动肝火”。的确，李瞧不起很多人，对那些人，他毫不客气，据傲不恭，甚至使其十分尴尬难堪。他在国会中对反对派议员就极尽嘲弄，往往使对方无地自容。他“得理不饶人”，在辩论中那种尖酸刻薄、锐利无比的词锋早已闻名。据说李的洞察力极强，同某人交谈几句，便知该人是智是愚，若是他看得起的人，他是会礼贤下士的。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延揽许多“精英”参政，这与李氏爱才求才心切、对贤者厚待分不开。
曾担任李光耀的新闻官长达十六年之久的阿历佐斯说：“李对自己信心十足，他不能想像他的对手能具备跟他相同的学识和技巧。有时这种自信心近乎自大。他觉得他才是治理新加坡的最佳人选，因为他对新加坡问题有深入研究，而且富有丰富的经验。”我们认为阿历佐斯对李的这段分析比较贴切，接近李的实际情况。
李光耀的坦率作风也是出了名的。无论是发表演说、还是同外国人谈话、谈判，他都喜欢直截了当，干脆利落，从不拐弯抹角、拖泥带水。他对虚伪非常反感，要求新加坡人都不要做伪君子、不要文过饰非。强调工作上如有失误，一旦发现，就要设法予以纠正。新加坡1985——1986年的经济衰退，是李光耀及其政府始料不及的。引起它的原因既有国际因素，又有国内因素，而后者是主要的。经过经济委员会的调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工资增长过快，远远超过生产力的增长速度。1986年12月，李光耀在接见美国一专栏记者访问时坦诚地表示，“如果政府在1984年第二季度已经看出我国的经济在第四季度会出现疲软，并在1985年会继续下滑，就不会在该年内将工资调高10%。”对这点必须“坦白地把真相告诉人们，这将使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人民会知道政府不爱耍手段和伪装”。并且指出：“如果未来的情况没有好转，我们就必须去面对它，如果有人能够提出我们如何把事情办得更好，我们就应该浇耳恭听。”
李光耀洁身自爱，反对贪污腐化。据说他在执政之初，就召开了家庭会议，明确表示要为政清廉，请亲戚们不要存有依仗他的权势而发财的幻想。他的父亲一直做钟表生意，没有一官半职，也从未搭股投资承包招揽或介绍什么工商买卖而借机敛财。他母亲1980年8月8日去世时，李家婉言谢绝了人们赠送的花圈挽联，并将所有礼品捐赠给新加坡中央医院心脏治疗组。他的弟弟李金耀、李天耀、李祥耀或当律师或经商，都没有从他那儿沾到任何光。他的妹妹李金满嫁给一个富商，也没有依仗他的权势谋利。在这方面，甚至反对派也没有抓到任何把柄。三十年来，李家没有传出丑闻，这不能不说是李严于律己治家有方的结果。他最痛恨贪污腐化，只要稍微听到一点关于某人有贪污之嫌，就会大发雷霆，痛心疾首。经过核查，如证明某人的确犯了贪污之罪，则不论此人官有多高，功有多大，同他的关系多么密切，一律绳之以法。他对一些蜕化变质的老同僚，同样铁面无私。例如前总统蒂凡那原是他的挚友，又是和他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同僚，在领导职工会方面“劳苦功高”，但当发现蒂凡那经常酗酒，在接待外宾时丑态百出，他就毫不犹豫地让蒂辞去总统一职。他强调为政清廉是对一个政治家的最基本要求，贪污腐化者绝不能担任政府要职。
李光耀非常厌恶西方青年的颓废、嬉皮士作风和吸毒等堕落行为，因此不允许新加坡青年蓄长发、留胡子。
李光耀生活朴素，不求奢华。至今他仍然住在欧思礼路他父亲留下来的老房子里。1985年3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过：“我拥有一幢官邸，除了作为官方的酬酢外，我并未用它。我认为正是由于我理家严谨，才使我的家庭成员很有分寸。我最终希望不需要这幢官邸。”李光耀衣着并不讲究，经常喜欢穿白衬衫白长裤，他之所以喜欢白色，是因为白色象征纯洁。
1988年，澳大利亚记者布鲁斯·鲁登访问李光耀之后曾在《澳洲人》杂志上发表文章，其中谈到：“在新加坡，看不到当权者生活奢华的迹象，……他们没有豪华汽车，”“李光耀仍然提着自己的Samsonite牌公事包。”“那里没有李光耀国际机场、没有李光耀快速公路、也没有李光耀国家体育馆，新加坡的硬币、邮票上面，也没有李光耀头像。”据说李光耀非常讨厌吹捧他的人，对那些吹牛拍马之徒，他往往会怀疑其动机，因此不易上当受骗，也不会忘乎所以。
有关李光耀的故事很多，在毅力方面，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一是抽烟，他原有十七年的吸烟史，烟瘾颇大，但从政后却发现吸烟过多引起喉咙发炎，声音沙哑，直接影响到他的演说效果，于是毅然戒烟。以后不但本人不再吸烟，还禁止人们在一些公共场合吸烟，1989年11月，新加坡颁布法令，禁止在有空调的公共场所（如有空调的餐馆、剧院、机场等）吸烟。另一件事是学习华语，在50年代初，李光耀不懂华文，也不会讲华语，于是他聘请家庭教师专攻华文，随身带着华文课本，不论出国或在国内外出，随时抽空学习华文。他看到王永元因为能讲流利的福建话而获得许多闽籍华人的选票，于是又刻苦学讲福建话。后来，他不仅能阅读华文书刊，而且还钻研中国诸子百家的学说，从中选出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他现在不但能讲纯正的英语，还会讲马来语、中国的北京话、广州话、客家话、福建话。这对他接触新加坡各族人民非常有益。
李光耀是个十分严肃认真的人，对待工作以至生活细节问题一丝不苟，如答应接受采访或作公开讲话，总是事先亲自准备五、六个小时，甚至动手写发言稿。有一次他偶然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形象（他极少看电视），不禁大吃一惊，说道“天啊，我怎么是这个模样？”原来电视上的他显得过分严肃、刻板。这一点李氏长期没有觉察到。自此以后，他开始注意改变自己的形象，脸上有了笑容，显得亲切一些。如果说李氏在公共场合往往表现得过于严肃的话，在私下却是很幽默风趣的。经常接触他的朋友说，他“很会讲笑话，有时还会用十分通俗的语言”。“当他说笑话或听别人谈笑时，面容完全改变了。他露齿而笑。开玩笑时机智调皮，妙趣横生”。他虽然不太会唱歌，但有时也喜欢哼哼两句，他最爱唱马来西亚歌曲《鹦鹉》和《奋起，为了新加坡》。他说他之所以熟悉《奋起，为了新加坡》，是因为常听到孙子们唱。李光耀很喜欢他的孙儿孙女们；空闲时就同他们一起玩耍。这时候，他的表情充满慈祥。
李光耀有洁癖，刚到英国时，每天都要洗澡，用水为别人的十几倍。他的指甲经常修剪得整整齐齐。他生长于新加坡，却非常怕热，家里一年四季要有空调以保持恒温。他解释说，可能因为祖先来自中国北方的缘故，所以对南方的热受不了。
他爱读书，虽然公务甚忙，仍抽空读了不少书。据说前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拉贾拉南和前副总理吴庆瑞常向他推荐新书好书。最近，他读了《传统与变化》一书，该书作者是费正清、赖淑平和克力。此书对中越和日越关系作了历史性的探索与研究。李自己说，他手头经常放两本书，一会儿看看这本，一会儿翻翻那本。他还说：“我每天读《马来日报》和《每日新闻》，因为它们反映了新加坡马来人的兴趣。”据说李氏每天早晨要先读完国内外重要报纸的整版要闻才去上班。到下班打高尔夫球时，有时还要想着公事，所以陪他打球的人都要随身带着笔记本，以便记下他的许多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