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8月，由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原因，作为马来西亚联邦成员的新加坡，在联邦总理拉赫曼的逼迫下不得不退出马来西亚，在风雨飘摇中独立。8月9日李光耀在电视台上宣布这项决定时涕泪交加，他向人民沉痛而坚定地宣告：“从8月9日起，新加坡将永远是一个建立在自由与正义的原则基础上的民主、独立的主权国家，并在一个更公正、更平等的社会里永恒地谋求人民的安宁和幸福。”他说“世界犹如大海，在大海中大鱼可以生存，小虾也可以生存，新加坡将以一条小虾生存于国际大海中。”他号召新加坡人“勇敢负责、团结合作，掌握自己的命运、开拓自己的前途”。刚脱离大马时，新加坡是如此弱小，以致有谁相信它竟能成为一个政治上独立，经济上繁荣昌盛的国家？但曾几何时，新加坡已一跃成为亚洲小巨人，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迹，跻身于亚洲四小龙之列，成为第三世界中新兴国家的楷模。今天，新加坡已经是电子、造船、精密机械制造、光学器械、炼油和电脑软件等高工艺部门蓬勃发展的中心。它是仅次于荷兰鹿特丹的世界第二大海港、世界海运中心、东南亚转口贸易中心和修造船业基地；其海域钻油塔建造业仅次于美、日，名列世界第三，成为继美国休士顿和荷兰鹿特丹之后的世界第三炼油中心；它又是纽约、伦敦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美元中心、亚洲美元市场重要基地、东南亚金融中心；还是国际航空、电讯、旅游会议中心，其旅游业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它的国民人均收入达15000新元（约7650美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它的外汇储备达333亿新元（约169亿美元）、公积金存款总额达340亿新元（约170亿美元）。近80％的国民实现了居者有其屋。这些巨大的成就，毫无疑问应归功于李光耀及他领导下的新加坡政府，正如新加坡卡波通造船公司董事长布格东所说，“新加坡的故事是由李光耀和他左右那批杰出领导人编织出来的”；李光耀则强调这一切是依靠新加坡人民的勤奋勇敢和勇于牺牲精神创造出来的。
19世纪中叶，新加坡发展成东南亚地区的一个都市。19世纪末叶成为转口贸易中心，欧美的工业品经此转口至马来亚都市和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的一些港口，马来亚、印尼的橡胶、锡等土特产品经由新加坡转输欧、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英国为了保障印度洋安全，不得不在远东建立一个军港，于是在新加坡北部海岸建立海空军基地，运入防御装备，同时砍伐从林，兴建机场，在入港处布置潜水防线，希望能成为“东方直布罗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其转口贸易相当发达，已成为世界第五大港口。二次大战后，随着西方世界工业的发展，原料的输入与制成品的输出，新加坡成为更加繁忙的港口。到了50年代，由于邻近的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及印支相继宣告独立，它们为发展民族经济和解决本国就业问题，先后采取了直接对外贸易的政策；传统贸易对象国如英国等西方国家又因内部面临种种政治与经济困难而无暇东顾，加上东南亚地区政局不稳，使他们望而却步，从而造成新加坡的转口贸易江河日下。再加上战后新加坡人口急剧增加（1945年为68. 9万人，1948年超过100万人，1958年超过150万人），失业队伍迅速扩大，其失业率高达13. 2%。 1959年当新加坡自治邦政府成立时，许多外国评论家认为它国土狭小、资源短缺、失业问题严重、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新加坡的生存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早在1954年人民行动党成立之初，李光耀就提出：“行动党最大的希望是建设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政府的目标是：“将社会不公抑制到最小程度”，“新加坡的社会主义乃是鼓励私人企业的同时，政府积极参与工业、商业、贸易、航运及银行各个领域”。他强调指出新加坡的经验、问题和环境与英国不同，“无须刻意强调贫富差距，但必须保持机会平等”，“特别是教育平等，让每个人都有充分发挥其最大潜力的平等机会，或按照他所接受的训练、能力及技术获得工作”，从而使“低收入者凭努力可以进入中等阶层”。它不同于英国的“费边主义”，它主张机会均等，而“费边主义”则主张待遇平等。这一席话表明李光耀治理国家的基本思想是要使国民都富裕起来，但只是机会均等而不是收入均等。
面对当时殖民地化的畸形经济结构造成的困难，当时的经济部长著名的经济学家吴庆瑞指出：“我们不能依靠转口贸易生存，新加坡要解决的是：一、失业问题；二、摆脱过分依赖转口贸易的殖民地形态经济结构，为此必须走工业化道路。”正如已故前财政部长韩瑞生在1971年所指出的那样：“十年前，政府的经济发展策略的一项重要部分就是迅速推行工业计划。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多样化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种看法源于西方“发展经济学”关于工业化的理论，即“工业是经济发展的惟一动力”。也是根据当时新加坡的经济现实。在这种认识和理论指导下，新加坡确立了通过发展工业、推行工业化来建立多元经济结构的战略思想。总的目标是大力发展工业，使工业生产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与此同时，大力促进国内外贸易，交通运输以及金融、旅游业的发展和繁荣；彻底改变旧殖民地遗留下来的单纯依赖转口贸易的国民经济结构；促使国民经济高速、稳定而持续的发展，为社会创造充分就业机会，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以此保障国家的生存，巩固民族的独立。
1959年11月，即李光耀执政后的第五个月，吴庆瑞做了国家预算报告，宣布成立经济开发委员会，该委员会是政府中负责制定加速工业化发展计划的独立机构，拥有充分权力。1960年4月政府决定大规模开发裕廊区，为工业化打基础。其目标是迅速发展劳动密集型“替代进口工业”，为社会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摆脱经济困境，积累资金，摸索经验。具体措施是有选择地发展生产国内居民消费品的中小型工业企业，如食品、纺织制衣、造纸印刷及橡胶、木材等原料加工工业。为鼓励国内外资本家投资办厂，政府颁布了《新兴工业（豁免所得税）法令》和《工业扩展法令》，使取得新兴工业地位的工业企业在头五年内不必缴纳所得税。而且给予关税保护。
1960年政府制订了1961——1965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62年成立经济发展局，负责统筹实施五年计划事宜，包括吸收外资，协助设厂，技术研究，人员培训等事项，这一机构体现了政府对经济生活的领导，在新加坡经济发展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新加坡经济取得了一些进展，制造业的工厂（职工人数十人以上）从1959年的531家增加到1965年的1000家，雇工人数从25199人增加到46020人，失业率由13. 2％下降到8.9%。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7%。初步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
鉴于新加坡地小、人多、资源医乏、市场狭窄，李光耀及其同僚希望与马来亚联邦联合建立统一的共同市场，以取得原料来源和销售市场。但是，在新加坡经历了由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至1965年从马来西亚分离出来的过程后，共同市场计划无法得以实现，替代进口工业又受到国内市场的限制，处境十分困难。李光耀曾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这个面积只有224平方英里的岛国却有着200万人口。我们继承了所谓英帝国在东南亚的首都，但却从帝国的腹地分割出来。问题是如何谋生？如何生存？这并不是一个发展经济的理论问题。这是200万人民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必须面对1965年的世界现实。”新加坡政府只好从国情出发，另外寻独立发展工业、推进工业化的道路。
60年代，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稳定发展的第二个十年，西方主要工业国家为保持其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摆脱由于劳动力价格上升导致在参加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困难局面，开始进行工业结构的调整，逐步放弃诸如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着重开发新兴工业部门，以高精尖产品争夺市场，这为新加坡发展轻纺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并对外开拓产品市场销路提供了一个良好机会。加上美国发动越南战争，从客观上讲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根据国际有利形势和国内现状，新加坡政府制订了第二个五年计划（1965年8月——1970年），把工业化发展战略从发展替代进口工业迅速调整为以发展面向国际市场的出口导向型工业。但这一转变要求有更多的资金，更高的工业技术、工艺和管理技能，这对当时的新加坡来说是力所难及的。因此只好借助于外部经济力量，即广开门户，大量吸引外资，利用外国尤其是跨国公司的资金、技术和销售网络，来迅速发展出口工业。按照李光耀所强调的在大国平衡中求生存的思想，新加坡又确立了多边吸收外资、多边开展国际贸易、多边建立海、空运输关系、多边吸收国际金融资本的思想，主张积极开展自由竞争，鼓励发展私人企业，实行自由贸易、自由市场、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为了大量吸引外国投资，新加坡政府一方面继续扩大各种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改革教育制度，协调劳资关系，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提出各种奖励出口办法。1967年通过《经济扩展奖励（减免所得税）法案》；对1959年的《新兴工业法令》和《工业扩展法令》加以修改。此外还设立“国家生产力局”，提供咨询服务和训练计划，以提高生产力和创造良好的工作关系。这些措施吸引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日本等国家的许多企业家来新加坡投资，一批炼油厂、电子电气工业厂相继建立起来，在1965——1967年三年间新建工厂超过一百家，为新加坡工业化打下了基础。
1968年1月16日，英国首相威尔逊在下议院宣布，英军将于1971年底前从新加坡海、空军基地撤走，这无异对新加坡经济是一次猛烈的冲击，因为当时英国在新加坡的军费开支约占新加坡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0%。英国基地直接提供三万雇员及近万名从事英军家属佣工的就业机会。所以这不仅给新加坡造成巨额的经济损失，而且还出现了4万名失业大军，其后果可以想象。对此李光耀及其政府感到非常震惊。他原来的设想被打破了，但他很快做出断然的反应，他说：“现在不是悲哀失望的时候。”他决定解散国会，以求得人民对他进行新的授权。他说，他需要人民在“其后决定性的几年”实行强硬政策时给予全力支持。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赢得58席的胜利。新国会召开后，新的法律，如劳资关系、国民储蓄、技术教育、鼓励游客和实业家来新加坡等问题均在会上辩论并通过，其中尤以《就业法案》、《工业关系（修正）法案》和《调整劳资关系法》最为重要，统称“反经济衰退计划”（1968——1971）。这年7月李光耀在解释《就业法案》时说：“由于英军决定于1971年以前撤出，我们就要调整我们的计划来应付这一撤出所造成的军事和经济问题，总的目的很简单，吸引外国专门技术知识和企业资本，并在机器制造、装配以及服务性行业中充分利用新加坡的国内资金和工人。我们也必须刺激现有工业企业进行发展，并鼓励他们采取新的经营方法，一切都以出口为重点。”上述措施不仅保持了政治稳定，而且大大促进了外资的引进，收到了显著成效。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率先投资两亿美元兴建炼油厂，随后美、日和欧洲许多工业国家的厂商蜂拥而至，相继投资设厂。在外资、外技的帮助下，新加坡的炼油、造船、电子工业相继投产，工业发展迅速。此外为了筹措资金，政府通过发行公债向国内外举债，筹集到10. 7亿新元资金，其中3亿新元用于国防建设，7亿新元作为加强各项基础设施的开支及支持贸易、旅游、造船和其他制造业的发展。
如果说1959——1967年是新加坡经济恢复时期，那么从1968年起新加坡已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在1968——1970年三年中，各部门各行业均有了长足发展，在组织机构方面，1968年11月裕廊镇管理局成立，这是新加坡有计划引导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60年代初期，政府在草拟工业化计划时，首先考虑到必须建立一个建设基础结构，他们选定了西海岸裕廊镇的一片沼泽荒地，开辟为重工业发展区。1968年该区已拥有一百多家工厂。裕廊管理局成立之初的目的是策划、发展、管理新加坡的工业区，同时为在工业区工作与居住的人民提供福利措施，为新加坡工业化发展奠定牢固的基础。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其职能发展到为厂商提供工业用地，建设标准型的工厂，推动科技研究和发展，提供设备与信息等。今天它已经成为新加坡工业区与有关设备的主要发展与管理机构，全岛二十四个工业区均在它的管辖之下。在外贸方面，除鼓励不断开辟新市场外，于1969年又设立四个贸易区，以加强转口贸易和发挥海港、航运的潜力。在发展海、空运输方面，率先建成亚洲最大的集装箱码头，并于1968年成立国家船队，同年订立新加坡船只注册法，广招外轮以提高航运竞争能力和活跃海港。为了促进空运和旅游业，兴建了亚洲最先进的障宜机场，精心建设“花园城市”。
利用国家财政，将部分政府积累注入企业，这是有计划引导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措施。1968年由新加坡出资一半的新加坡发展银行成立，其主要目的是扶植新兴的私人企业，以中、长期贷款提供财政保证，并以直接参股等方式，向新加坡的私人企业提供数量可观的建设资金。这为经济发展提供融资，并为进一步鼓励工业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60年代后期，是亚洲各国经济发展的兴盛时期，对外资的需求十分迫切，而且，这一时期正是以美国资本为首的跨国公司为了迎合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要求，大量向亚洲国家涌入的时期。新加坡政府在1965年独立后制订其经济发展战略时，即把建成一个国际性的金融中心确定为发展目标。1968年在新的工业政策鼓励下，外资开始大量涌入，许多著名的跨国公司纷纷投资设厂，掀起一股投资热潮。伴随跨国公司的投资热潮而来的是在新加坡开展国际性的金融业务活动。这年8月建成了以美国花旗银行为主的金融市场。同年10月，政府批准设立亚洲美元市场。1969年4月，新加坡财政部给七家商业银行和三家贸易商行发了从事黄金买卖的执照。有力地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1971年成立国家金融管理局，负责制订国家金融政策，管理金融业务。1978年11月新加坡黄金交易所正式成立，成为亚太地区第一家提供黄金买卖的交易所。
经过1966——1970年全国人民的一致努力，新加坡不但克服了因英军撤退所造成的困难，以事实驳斥了批评者的预言一一在英军完成撤退后新加坡将发生严重萧条一一而且在以出口为指针的制造业、金融业、贸易及旅游业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进一步奠定了工业发展和国民经济多元化的基础。制造业产值从1966年的4. 93亿新元升至1970年的10. 07亿新元。平均每年吸收外资1. 7亿新元。由于国内产品出口不断增加，原来占主要地位的转口贸易额在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已从1965年的58. 7%下降到1970年的38. 8%，国内生产总值由33. 3亿新元增加至58亿新元，年平均增长率达12. 4%,1968——1970年高达13. 8%，全国就业人数从50万人增至70万人。失业率由8. 9％下降至4. 8%。
从70年代开始，新加坡国民经济发展进入了第三阶段，政府制订了1971——1980年经济发展十年规划，提出向提高“质”的方向努力，目标是发展高级技术和精密工业，以求经济结构的现代化。政府要求外商把资金和技术投向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工业。通过修改60年代制订的《新兴工业法令》、《工业扩展法令》以及《经济扩展奖励（豁免所得税）法案》，对劳动密集和技术水平较低的行业（如食品、纺织、木材等业），不仅取消新兴工业优待条件，而且加以严格限制。以促使外资按照新加坡政府的要求，把资本、技术投向机械工业、电子仪器和微型轴承等精密工业。在这种新经济政策推动下，尽管1971年英国军队撤走，但新加坡的经济不仅未受影响，反而以高速度增长。1972年国民经济增长率上升到13. 4%。因此李光耀宣布：“新加坡已进入一个崭新的纪元。英国军队撤出新加坡后所引起的严重失业及经济紊乱的忧虑已不复存在。眼前呈现的是经济蓬勃发展，国家安定的大好景象。美中不足的是工人要求较高的工资。”
同年8月，李光耀在国庆演说中指出，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执政十三年中，海外资产（1959年6月——1972年6月）已增加13倍，达到42. 3亿新元。1971年国民平均收入为3029新元。他预言在二十年内，新加坡“将建设成一个伟大的都市，居民强健，有坚韧的毅力并富冒险精神”。
70年代初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生通货膨胀。1973年又出现世界性的能源危机，石油价格暴涨，冲击了整个世界经济。正在大力发展出口工业，并已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的新加坡必然受到国际经济衰退的冲击。首先是纺织工业和电子工业，其次是私人建筑业，工厂和工程建设停工，大量工人失业，经济发展速度缓慢下来。1974年上半年，其增长率降至6.8%。这时一些谣言开始出现，其中有一种说法，即新加坡、马来西亚必须重新合并，否则新加坡将无法生存下去。对此论调，李光耀予以严厉的驳斥。他在这年国庆演说中说：“九年前很多人以为我们没有办法生存，现在我们有自己的一份实力，有自己的利益，我们不会把自己用九年心血建设起来的东西白白送给别人。”他号召大家：“应沉着应付我们的难题，要严密社会组织。我们必须未雨绸缪，自我约束，发挥我们‘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为我们自己的利益，打我们自己的算盘，走我们自己的路线”。他指出，新加坡人有自己特有的国民意识，能够顶住外来压力。其实早在1972年当世界经济出现衰退迹象时，新加坡政府就制订了一项《公共工程五年计划（1973——1977年）》。通过税收和举债筹集了258亿新元资金。其中117亿新元用于经济发展支出。这笔巨额资金主要用于发展煤气、水、电、交通运输，工业区的开发和公共住房等建设。结果不仅为工业化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社会基础，而且有力地抵御了危机的冲击，使整个国民经济仍然保持持续稳健的发展。尽管1974年和1975年因制造业和出口业增长下降，其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由1973年的11. 5％下降至1974年的6. 3％和1975年的4. 1%，失业率增加至4.5%。但在1976年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还处在经济滞胀状态时，新加坡的经济已开始复苏。李光耀在这一年的新年献词中指出：“我们是以1965年以来最低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结束了石油危机以后的第二年。1976年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东南亚国家本身正在调整，以适应本区域周围和本区域内列强的均势，我们必须在大不相同的情形底下寻求稳定和安全。”正是这一年，新加坡经济开始复苏，并稳步地向前发展，从这一年起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由7.2%上升至1977年的7. 8%和1978年的8.6%。
1979年是李光耀执政的第二十个年头，也是新加坡走向工业化的第二十个年头。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新加坡的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60——1979年期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所占比重从13%提高到22%，交通运输与运输业由14％提高到18%，金融业由7％提高到11%，而贸易部门所占的比重则从33％下降至25%。 1979年新加坡已经开辟了21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工业区。工业行业部门的种类大大增加，不仅拥有起主导作用的钢铁、炼油、造修船业，而且还生产电动机械、交通运输设备、金属产品和电气、电子产品等，另外还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备的社会基础设施，为今后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这不仅使新加坡从原来的殖民地时期单一的转口贸易经济结构转变成以制造业为动力的“多元化”的经济结构，而且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把新加坡建设成世界第三炼油中心，苏伊士运河以东、日本以西的最大修造船基地，国际重要电子电器生产基地，世界金融中心。国际最繁忙的商港之一和东南亚“观光之国”。新加坡已从一个落后的殖民地都市变成一个年人均国民收入8291新元，仅次于日本的闻名遐迩的新兴工业国家。
然而，由于新加坡国小民寡，国内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外资和国外市场，极易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7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处于经济滞胀状态，失业队伍不断扩大，市场萎缩，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展中国家由于摆脱了殖民统治，也竞相走上了工业化道路，推行出口导向型工业政策。在市场容量增长有限，劳动密集型工业制品面临众多发展中国家更为低廉的劳工成本的竞争，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原有优势逐渐消失。在这种激烈的国际竞争条件下，如果继续让大量劳动密集型工业存在下去，势必处于不利地位。审时度势，新加坡必须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
1979年7月新加坡政府提出了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亦称“经济重组”政策。它把独立后至1979年上半年的工业发展称为“第一次工业革命”。8月，李光耀在庆祝国庆的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旧的方法已经过时，推行新经济策略已是大势所趋，尽管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有一些冒险性，但是这种冒险是值得的。”并且强调：“重组经济结构，只许成功，不许失败。”11月7日，他又在“向80年代迈进”的研讨会上，满怀信心地认定“新加坡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一定会成功”。
1980年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关键一年。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第二次工业革命即将开始之年。这一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05亿美元，人均收入达4600美元（即9200新元），这时新加坡经济已被世界确认为战后亚洲经济奇迹之一。为了明确第二次工业革命应该如何进行，李光耀专程到日本作了长时间的考察，并与日本经济界领袖广泛交换意见。是年8月，他为在庆祝新加坡独立十五周年而召开的有3400位地方领袖—各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参加的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不能以过去十五年的成就而自满，时代是前进的，形势在不断发展，我们要谋求生存，确保成功，不能拘泥不变，只能追随时代的步伐，适应变化的形势。过去十五年我们在工业化过程中，成就卓越，为世人所见。我们的工业生产已达到国民生产总额的35%，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新加坡的进出口，1979年已超过200亿美元，超过东南亚国家—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但我们要知道，东南亚国家都步入了工业化，他们有原料，又有比较廉价的劳动力，新加坡如维持原有的工业水平，很难与他们竞争，所以需要第二次工业革命，由劳动密集型工业进入技术密集型工业，即实行机械化、自动化和电脑化，以减少雇用劳工的数量。新加坡的工业，不能以现有水平为满足，应该追踪日本，学习日本、向高度精密工业迈进。”他表示希望今后有一天，新加坡会与东京并驾齐驱，成为亚洲两个遥相对应的高级技术咨询中心。因此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目标是新加坡在90年代达到日本80年代中期的工业水平，引进高薪工人从事更高技术的工业，在制造过程中用技术与资本密集型工业取代劳动密集型工业，进而在交通、电讯、金融、商业等部门全面实行技术更新，机械化、自动化和电脑化，在最大限度利用科技成果的基础上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促使整个国民经济朝向着高科技化的现代化方向发展。
1981年新加坡政府根据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精神，制定了“十年经济发展计划”，计划总目标是要在1990年使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10%，国民年人均收入在80年代末达到日本80年代初的水平，在十年内劳动生产率提高6——8%。目标是以科学技术和科学知识为基础，把新加坡建成一个以机械、外贸、运输、服务、旅游五大支柱为主的现代化工业国家。
为了实现经济重组政策的目标，政府制定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工资政策，从低工资转向高工资。新加坡政府认为“石油危机”之后，新加坡一直采取抑制工资大幅度增长的政策，低廉的工资使企业主可以凭借廉价劳动力获取利润，因而不积极主动进行技术更新或转向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工业，致使劳动密集型工业依然大量存在，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为了加速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就必须采用高工资政策，以大幅度提高工资的办法，迫使企业迅速进行技术改革，淘汰劳动密集型工业，向技术和资金密集型工业转变。为此，1979年7月政府通过全国工资理事会公布了加薪决定，连续三年大幅度提高工资。1979年工资增长率为20%, 1980年为19%, 1981年为12——16%。
二、以吸引外资为目标，鼓励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的投资，并具体列出十一项工业产品项目，作为十年中工业发展的重点，给予新兴工业享有各种经济优惠待遇。如自动化器材组件、机械和机械器件、医药和外科手术仪器、专科化学品和药剂、电脑及电脑附属配件和软件；电子仪器、光学仪器和器材、精密工程产品、先进电子配件、水力和气体力控制系统产品等。其战略思想是提高工业素质，既属高技术、高工艺、高增值的工业类型，又是少受工业污染、少耗能源、少使用进口原料、少受贸易保护主义限制的、竞争力强的产品。这种选择，既符合新加坡的实际，又是工业现代化的趋势，具有战略眼光。
三、鼓励“研究与开发”工作。1980年11月新加坡国会通过了《所得税修正法案》，该法案特别规定，凡属已批准的研究和开发计划项目，制造商在有关的支出方面可获双重减税；用于《研究与开发计划》项目的活动，可减税25%;用于促进自动化、机械化的资产可提前折旧等等。为研究与开发新产品提供良好环境和优惠待遇，1980年政府投资近亿新元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附近的肯特岗建立科学技术工业园区。1981年9月又成立国家电脑委员会，培训科研人员，吸收外国专家，以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工作。
四、加强科技教育和训练工作，提高劳动力素质。李光耀及其政府历来强调人力资源是新加坡唯一的、有限的资源，只有全面提高人力素质，第二次工业革命才能取得成功。为此，政府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如改革教育制度，提高教学、研究质量，大力培养高科技人才；兴办各种技工学校，训练大批普通技术人员；同外国政府或外商联合举办专业学院和培训制定中心。为了适应广泛应用电脑的需要，1984年9月，政府又制定了一项推动电脑化生产的计划，要求在六年内（到1990年）所有工厂全部用机器人和机器进行生产，为此要特别重视在各种学校和训练班中培养电脑技术人员。同时还广泛筹集“技能发展基金”，扩大训练各种熟练工人；实施“人才”开放政策，欢迎和鼓励外国科技专家来新加坡从事科研和实际工作等等。
此外，为了帮助众多的小型企业更新设备，提高技术水平，政府还制定了小型工业资助计划，后又通过修改把这一计划扩及中型企业。在税收和贷款方面给本地中小型企业以优惠，并帮助它们提高技术水平，开拓贸易市场。
经过数年努力，到1984年新加坡的经济重组工作已初步取得成效。制造业的投资额，平均每年17亿新元左右。其中60——70%来自跨国公司，这些投资大部分集中在技术与资本密集型的工业企业，如电脑、机器人、飞机制造等。随着电脑技术人员的日益增多，电脑技术知识的不断普及，电脑日益广泛地进入新加坡社会各个生产和生活领域；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有了大幅度提高，1980——1984年平均每年增长5%，制造业生产率上升6%。与70年代末期相比前者增一倍，后者增二分之一；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年平均为8. 5%，达到政府预期的8——10％的目标。而所欠外债，在1978——1982年期间，则从约23. 04亿美元减到2. 02亿美元。由于工资提升较快，物价相对稳定，人民生活不断提高。1984年人均收入已达到11482新元（约5219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达6. 2%，已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成为世界上少数发展较快的国家之一。同时由于实行了公积金制度，国民储蓄总额超过650亿新元，成为世界上国民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超过美、英、日等发达国家。
1984年8月，李光耀在庆祝新加坡成立十九周年的国庆献词中指出：“我国的经济形势很好，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每年都通过新的投资，形成一股动力，带动经济增长；第二个原因是通过加强教育和训练，以及更合作的劳动队伍，提高了我们的生产力和竞争能力；第三个原因是我们拥有大量的国内储蓄，即使在高利率和经济活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大规模地扩展建筑活动。经济学家把这叫做‘反循环开销’。当其他国家的经济缓慢下来时，我们却能摆脱经济下降的趋势，我们加强基本设施建设，如高速公路、公共工程、地铁、发电厂和蓄水池等，从而促进经济成长。”
然而就在李光耀对新加坡经济在十九年来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作了上述评价之后不到半年时间，新加坡经济突然急转直下。从1985年第一季度突然开始下降，198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由1984年的8. 2％下降到-1. 7%，降幅达近十个百分点，这是自李光耀执政以来新加坡经济第三次经历的负增长。第一次是1959年—3.4%,那时新加坡自治政府刚刚成立，全国处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之际；第二次是1964年—4. 3%,当时新加坡加入了马来西亚联邦，正是印度尼西亚采取“对抗马来西亚”政策之际，从而导致新加坡失去传统转口贸易伙伴，和一亿人口的广大市场。此次衰退则是从持续高增长率突然下跌，且几乎波及了所有经济部门，尤其是建筑业和制造业的衰退更为严重。其实，这次衰退正如当时任贸易及工业部长陈庆炎所说：“既不突然，也并非不合乎逻辑。”早在1982年新加坡政府已经注意到80年代初开始的世界经济衰退比70年代石油危机时的经济衰退来的持久，而作为一个以外资和海外市场为主的小国经济“与国际经济衰退隔离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在这一年，李光耀到英、美访问回国后，在国庆讲话中指出：“我要提醒大家注意，虽然我们去年取得了良好成绩，今年却不如去年的成就”，“如果美国的经济衰退持续下去，利率没有降低，我们会处在艰难的时期”。这里，他指出了引起新加坡经济衰退的外部原因。因为新加坡经济是以出口外向型经济为主，其发展主要依赖世界市场和外资，但是由于世界仍处于经济滞胀阶段，西方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美国由1982——1984年经济稳步增长到1985年却急转直下，需求锐减，使新加坡面向出口的制造工业遭受沉重打击。占新加坡制造业总值40％的炼油业，由于国际市场对石油的需求疲软，价格下降，加上中东、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炼油厂建成投资后，新加坡的原油来源大幅度减少，造成炼油业的衰退。修船、造船业也由于世界航运业日益衰退，加上日本、韩国的竞争，营业额日益下滑。工业生产品方面，特别是这几年发展起来的电脑和电子工业，由于美国的需求大幅度下降，甚至处于停滞状态而遭受巨大的打击。然而其国内原因也是非常重要的。在经济重组中，某些政策措施导致生产率的增长低于工资与其他营业成本的增幅，造成产品成本过高，严重削弱了国际竞争力。正如1986年2月经济委员会发表的《报告书》所说：“从1979年至1981年，在工资矫正期间，劳工成本的增加超过了生产力的提高，增加率每年平均是3%。在1982年工资矫正期已过，但工资和生产力之间的鸿沟进一步扩大，工资增长率达到每年9%。”这种高工资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负担。过去新加坡的竞争优势在于生产率的增长高于劳动成本的增长，从而吸引了大量外资，现在这一优势已变成劣势，一些外资企业正在撤走或不追加投资，同时也打击了国内企业。《报告书》还指出，由于劳动成本和生产力没有同进共退，在过去六年中，新加坡的竞争地位，比香港减弱50%；和台湾与韩国相比，则分别减弱15％和35%。
新加坡是一个高积累的国家，实行重税和公积金政策，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其积累率上升更快，1980——1984年，国民储蓄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约32%猛增至42%，增幅甚至超过整个70年代的增长水平。如何有效地使用这部分资金，使之对社会扩大再生产发挥重要作用，这是一项关系重大的抉择。新加坡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处理不当，正如经济委员会《报告书》中指出的那样：“自1980年以来，国内资本积累的大部分都集中在建筑业和产业方面，这是不良资源的分配现象。”“在1984年中，我国在这方面的投资额达110亿新元，占全国总资本形成额的63%。在旅店及商业方面的过度投资又无经济效果。”“在同时期内，机械器材方面的生产设备投资增长过慢，每年平均仅为3%，而在1978——1981年间却高达23%。”由于政策上的偏颇，从1982年起新加坡制造业的衰退已初露端倪，而建筑业在政府巨额投资的刺激下，1980——1984年的年增长率高达22%，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从1979年的2. 9％上升到1984年的8%。建筑业的迅速增长刺激了国内需求，暂时掩盖了制造业不景气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然而新加坡国小民寡，建筑业不能无限度的发展，导致行业不景气。这种资源分配不均，而政策措施又未能及时调整，对经济重组造成严重影响，导致突然衰退。
为了找出导致经济衰退的原因和寻找摆脱经济困境的办法，1985年4月政府成立了以贸工部长兼国防部政务部长李显龙为主席的经济委员会，“深入检讨80年代新加坡十年经济发展计划”，为了更全面征求商界人士意见，该委员会又成立了八个小组委员会，即制造业、国际贸易、银行与金融业、服务业、本地企业、企业发展、财政与金融政策和人力组，按照各自门类，八个小组委员会开展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并陆续向经济委员会做出报告。1986年2月经济委员会正式向政府递交了《振兴经济的蓝图》，即《经济委员会的报告书》，该书分析了新加坡当时经济困难及其原因，并提出了解决的对策，着重探讨了今后十年所面临的挑战，制定了发展战略规划。与此同时，政府采取了应急措施以稳定局面，副总理吴作栋向国会宣布，新加坡政府将在1986年投入28亿新元（约13.07亿美元），用以振兴衰退中的经济，这笔巨款，将通过一系列措施，投入市场：（1）从1986年4月1日起，雇主公积金交缴率减少15%，只需交10%（原来要交25%），为期两年（2）技能发展基金雇主交缴率从4月1日起由2％减至1%。以上两项削减措施有助于减轻在新加坡经商的成本及雇主的现金流通，使新加坡经济多投入15亿新元；（3）纳税人1986年将获得25％的个人所得税回扣，使国库少收入2. 5亿新元；（4）从7月1日起，产业税回扣率从30％提高到50%，直到1988年底，国库将每年少收入4. 3亿新元（5）政府1986年多投资7亿新元，把公共建设计划提前；（6）公司税在1987年将从现在的40％降低到33%，这样可以使企业多持有4. 2亿新元，并限制工资增长两年等。此外，1986年3月制订的《1986年4月1日——1987年3月31日财政年度预算》修改了《扩充奖励计划》，让享有新兴工业地位的公司在免税期满后继续享有低税的优惠，只上缴收入10%而不是一般公司的40%。这些应急措施旨在减轻企业主的过高劳工成本从而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提高外资企业和本地制造厂商的利润，使其有利可图，并以更宽松的一些经济政策，进一步吸引外资来新加坡投资。
由于措施得当，1986年7月，新加坡经济出现了复苏迹象。首先是股市开始回升，接着电子工业又开始复苏，外国投资的承诺额在头十个月已达11. 8亿新元，而全年投资总额达14亿新元，国际收支盈余达12亿新元。对此李光耀在这年8月的国庆讲话中充满信心地说：“只要我们在这两年内节制加薪，每年增加6％的生产力，重组需求不大和形势发展对我们不利的工业，顺势应变，在逆流中勇往直前，我们一定能克服目前的经济困难。如果没有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萧条，到1987年就可以恢复元气。”
1987年新加坡的经济复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根据贸工部发表的《1987年新加坡调查报告书》，1987年国内生产总增长率为8.8%，主要经济部门如制造业增长率为17%，辅助行业如商业增长率为11. 1%，金融和商业服务业为10. 1%，货物和服务的出口总值增加11%。旅游业更为突出，抵境旅客增加15%。国内需求也扭转了1986年下滑趋势，而激增8%。国内外投资额达17亿新元，其中14多亿新元为外国投资，而日本的投资额又居第一位。
从1986年下半年到1987年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新加坡的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全面复苏，这充分说政府采取的节制工资、降低各种税收和资方公积金交缴率等以减少成本，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措施得力；同时还考虑长远利益，对投资的方向提出更高的要求。1986年制造业总投资额激增27%，达14亿新元，其中12亿新元来自国外，投资的方向主要是电子和电子配件、加工金属产品、机械和化学工业等一些技术含量高的行业，从而纠正了投资结构上的偏差，使制造业得到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得利于当时的国际环境。1980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作为国际主要货币的美元一直坚挺，日元和欧洲货币对美元贬值，到1985年2月，日元和欧洲货币转趋坚挺，同年9月西方五国联合干预汇率市场后，美元“一泻千里”，导致日元、欧洲货币对美元的大幅升值，新加坡币随着美元的新值而对日元贬值33%，对欧洲主要货币贬值20％以上，加之初级产品特别是原油价格大幅度下跌，这给新加坡经济发展带来冲力。作为亚洲经济最发达国家的日本，由于日元升值，国内生产成本提高，一些企业转向国外寻找生产基地，1986年正是新加坡为克服经济衰退采取改善投资环境的一年，因此成为日本投资者选择的最佳对象国。难怪1987年李光耀在元旦献词中谈到新加坡经济时说：“外部的因素，如日元增值，也助了我们一臂之力。”
1988年1月人民行动党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李光耀以党的秘书长身份在大会上发表题为《新活力、新干劲、新热忱》的讲话，指出建党三十三年后的今天，“党和新加坡的情况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化，不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目标都需要修订和更新，以适合形势的发展的需要。”他说：“在50年和60年代，我们在许多经济领域提倡，并且在1959年上台执政后实行公营制。我们建造廉价住屋、学校、培训教师及提供全民普及教育，参与经营活动。有些企业是政府部分拥有，如新加坡发展银行和大众钢铁厂；有些则是政府全部拥有，如海皇船务公司和新加坡航空公司，这些在当时都是正确的。”“到了70年代，我们发现，私营企业能更有效地在市场中发挥作用，并能取得较好业绩。现在，我们认为政府没有必要委派极有才干的行政人员去管理那些已经走上轨道发展蒸蒸日上的企业，因此，在80年代，我们实行了私营化，使政府退出这些稳步成长的企业。目前政府所能扮演的最好角色，就是充当个人和公司之间竞赛的裁判员。”然后他又说：“我们的经济、社会和教育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也得到了大大地改善，按人口计算国民生产总值从1959年的人均不足1300新元增加到1987年的1. 5万新元。在过去二十八年里，我们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已提高了将近五倍，我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得到了改善。50和60年代大多数新加坡人的基本问题，如教育、职业、住房、卫生和交通，现在都已得到解决。我们有足够的学校和教师来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也为所有离校毕业生提供工作，工人有能力购买自己的住房，而且大约有80％的人已拥有自己的房子。我们有好的医生、医院、医疗设备和器材来照顾每一个人……”。这段讲话，简明扼要地概括总结了新加坡经济发展的过程和所能取得的成就。在这次大会上，人民行动党通过了《行动纲领》，并以《绿皮书》的方式提交国会辩论，希望通过并成为国家的政策方针。《行动纲领》的目标是要在1999年把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不仅能够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而且还要充满文化活力和具有奋发向上精神的社会。”
1988年7月，李光耀访问日本时，应邀出席在扎幌举行的“国际都市国家新加坡的未来道路与北海道”研讨会，并发表了题为《新加坡在21世纪的策略》的演讲，他强调新加坡人的自信心及对他们领袖的信心首先要面对考验。并指出新加坡成功的先决条件，包括有效率的政府，政治的稳定，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心及公平分配。然后他为21世纪的新加坡勾画出一幅美好的图景：在经济上，服务业日益壮大，成为主流，而劳工密集型工业则转到我们的“内地”一一亚太地区；在生活上，人民的生活水平将赶上先进国家，新加坡不仅是本地区的工艺大都会，也应该成为本地区的文化与康乐中心。在这次演讲前后，他在接受《富士·产经资讯集团》的记者采访时说：“如果世界经济自由开放畅通无阻，没有保护主义，世界财经系统不会崩溃，那么新加坡每年将会有4％到6％的增长，十二年后，到2000年，新加坡的国民生产总值将增加60％至100%，到那时将达到日本现在的国民平均水平。希望在十二年后电脑软件，资讯工业，达到可以为整个地区提供资讯服务的程度。”至于21世纪，新加坡能否仍然坚持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他在演说中明确表示：“我们不但将继续加强同世界各国的贸易，还将吸引它们的投资。”同时指出：“只要我们积极地实行多国贸易政策，这种对国际贸易的依赖并不意味着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