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往往只有在逆境中才会超越他原来的性格。对现在正值52岁的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来说，逆境始于1945年5月7日、星期二的晚上，这时他被送到了美国人的手中。那一刻，他手中握有和他的许多同志们相同致命药物；他在他的个人物品中，至少藏有菲利普（“ANGO”）·布勒给他的3个铜色胶囊—一每一个都是由大约长一点5英寸
35毫米），9毫米粗的弹壳制成，每个药盒里装有一小玻璃瓶氢氰酸。
但是他还不想服毒。他敏锐地意识到他那辉煌的名字已是那样可笑。其他人可能会拜倒在胜利者的面前，但是他将坚守阵地，迎接最后一轮挑战，然后光荣地死去。
当小股的美军护送人员同德军汽车相遇时，山色逐渐变得昏暗，山谷四周回响着弹药爆炸的劈劈啪啪声，那是德军在破坏剩余的库存。美国第二十六步兵帅副师长，罗伯特·I·斯塔克准将示意戈林坐他的汽车，这位美国将军的副官向聚集在四周的年轻的德国空军队伍喊道：“你们的帝国元帅被捕了！”斯塔克提议，他们在返回美国阵地前留在奥地利滨湖采尔附近的费希霍恩城堡过夜。
当他们驶往那座荒无人烟的石头房屋时，戈林瞥见一名美国兵士和一名德国党卫军军官站在大门两边警卫。令人惊奇的是，这座城堡仍然驻有一个党卫军骑兵师的参谋部“好好看守我”。他微笑着转向他的胜利者们说道；他们走出汽车时，埃米和海利·布勒挽着臂走在一起。
“我什么时候去见艾森豪威尔？”戈林问道。
斯塔克不置可否地回答了他。
随后，戈林又谈到这件事。他对翻译说：“问问斯塔克将军，当我出现在艾森豪威尔面前时是否应该礼节性地佩戴手枪或礼仪性的短剑。”
“我不在乎。”这位将军回敬道。
戈林很激动，晚餐前他到分给他们的房间里去淋浴。他穿上那件珍珠色灰制服，佩戴了十多枚勋章，站在得克萨斯州的孤星旗前不耐烦地摆好姿势让人拍照。在离开餐桌前，他询问是否可以保留4支手提机关枪保护他。美国人在同城堡的党卫军司令沃尔德马·菲格莱因上校讨论后，同意了他的请求。
“我已对斯塔克产生了好印象，也许我仍能做些什么来帮助德国。”戈林对埃米说。
埃米机械地放下窗帘，打开电灯。“战争结束了。”戈林慈祥温和地提醒她。并回到了他自己的房间。她已为自己和小埃达要了一个单间——她希望丈夫能独自呆着，为第二天历史性的会面作好思想准备。她能听到地板的晃动声，那是他穿着拖鞋在来回踱步，设想着第二天与艾森豪威尔将军对话。
他们第二天早上，在城堡的院里分手。当他钻进豪华的十二汽缸Magbach牌汽车，将要穿越前线阵地驶往斯塔克的司令部时，他再一次向她担保，我很好。
她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问道，“你还留着安哥给你的那东西吗？”
他几乎没有领悟似的点点头，目不转睛地看着正装进美国汽车的那套篮提包。他们就此分别了。18个月以后，他才再一次见到了妻子和女儿。
得克萨斯师的司令部设在基茨比厄尔的五星级格兰德大饭店。当这一小队人到达时，被美国大兵和记者们团团围住，师长约翰-E·达尔奎斯特少将向戈林敬了礼，同他握了手，并邀请他一起共进午餐，饭菜有些鸡肉，土豆以及军用饭盒中吃剩的豌豆。随后，帝国元帅走到旅馆的阳台上以便让聚集在MAGBACH汽车周围的美军和德军拍快照，一名记者说他的手中还拿着杯香槟酒。
5月10日，一架小型的Pipercub飞机载他飞往在奥格斯堡的美国第七军司令部，戈林起先一直镇静自若。但当亚历山大·M·帕奇中将问他为什么纳粹德国1940年没有占领西班牙和直布罗陀海峡，进而封锁在地中海的英国舰队时，他忍不住爆发了。“那一直是我的建议！”戈林尖叫道，“一直，一直是，但它从未，从未被采纳。”
下午5点，他被带到了他的最主要的对手，美国战略空军总指挥斯帕茨将军跟前。戈林敬了礼，斯帕茨回了一个适当的礼。戈林幽默轻松地回答着问题，这掩盖了他那逐渐增长的不安情绪。
“在不列颠战役中”，斯帕茨问道：“你为什么要坚持使战斗机和轰炸机保持那种严格的编队呢？”
“有必要护卫轰炸机，因为他们的火力不强（不像你们的轰炸机）。”
“容克88是为不列颠战役设计的吗？”
“我们没有别的，”戈林解释道，“我不赞成那时候发动不列颠战役，它为时太早。”
戈林问斯帕茨可否拿一瓶威士忌酒来，帕奇将军很不情愿地满足了他的要求。斯帕茨问这位德国空军首领喷气式飞机是否真的曾有可能赢得战争。
“是的”，戈林说道，“我对此毫无疑问——只要我们能再有4到5个月时间。事实上，我们的地下隐蔽的军事设施已经准备就绪。在哈茨山的工厂每月能生产1000到1200架喷气式飞机。有了5000——6000架喷气机，结果将会大不一样！”
斯帕茨向前倾了倾身子，故意问准确轰炸和区域轰炸哪一种更容易打败德国？这个问题涉及爱国的重要性，戈林知道这一点。“是你们的准确轰炸”，他奉承斯帕茨道，
因为那是决定性的打击破坏了工业是很难恢复的……一开始我本人就计划只进行准确轰炸。我想在英国四周设置一个雷区，封闭她的港口，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被迫再一次放弃这样做。”
斯帕茨问道：“你们的喷气式机上有一门3英寸的炮吗？”
“我们现在要投产55毫米机关炮，本来会给喷气机带来很大的变化。在等待这种炮诞生的阶段，我们在使用55毫米的火箭式发射器。你们或许在德国周围发现了一些有55毫米反坦克炮的喷气飞机。不要因为这些庞然大物而嘲笑我。这是因为希特勒对空军一无所知……绝对的无知。他甚至认为ME262是轰炸机，并坚持它应该被叫做轰炸机！”
谈话后，他被带到营地办事处的厨房，摘下了他身上所有的奖牌和勋章，只保留他的帝国元帅肩章，第二天，也就是1945年5月11日，他被带出奥格斯堡郊外一所二层楼房的后门，会见50位同盟国的报界人士。他紧握着一双时髦的灰色羊皮手套，倒在一张安乐椅里，在照相机快门的咔嚓声中擦着额上的汗水。5分钟后，他们允许他移进柳树稀疏的树荫中。又恢复了提问，戈林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发泄了他对马丁·鲍曼的不满；他坚持说，提名多尼茨作新元首的肯定是鲍曼而不会是希特勒。戈林生气地说：
希特勒没有留下任何书面的东西说多尼茨将接替他的位！”
他公开透露他曾反对希特勒进攻俄国。“我对他指出过，”戈林说，“他自己在《我的奋斗》中所说的关于两线战争的话……但是希特勒相信到年底他就能迫使俄国人屈服。”他向报界人士吐露了战争中他最不愉快的时刻。“战争中，最令我们感到惊奇的是那些远程战斗轰炸机，它们从英国起飞，袭击了柏林，又返回本国基地。我意识到”，他平静地又加上一句，“1944年6月入侵并突破法国不久，我们就输掉了这场战争。”
当不可避免地问及纳粹集中营时，戈林不假思索地说，
在这个问题我与希特勒从未如此观点一致。”他肯定，有关暴行的报道不过是“宣传而已”，“希特勒”，想起希特勒用那只颤抖的右手签署文件时，他最后说：“在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的脑子出了毛病。”
戈林被移送到位于威斯巴登帕根斯泰歇别墅的陆军第七军审讯中心，他在那里被关押了一个星期。“戈林竭力为自己辩解，”一名情报军官在会见他之后写道：“与谣传截然相反，戈林远未达到精神错乱的程度，事实上，他应该算作一个极其‘精明的家伙’，一名杰出的演员，一个职业骗子，他总是在思想上有所保留，以备日后需要时作讨价还价用。”“如果你听过我的演讲，”戈林有次说：“你就会发现我从未对任何一位外国政治家进行过人身攻击。”他甚至以最诚挚的语气声称，他从未签发过一张杀人令，或者送过一个人去集中营——“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从来也没有。除非，当然啦，”经过一番思考后说道：“军事需要和权宜之计才这样做。”
他仍旧回避谈论一切有关集中营中的暴行问题。“我总认为，那些地方是安置人们从事有益工作的场所。”他说。当被出示一些在达豪拍的残忍的照片后，他经过一夜的反复考虑，作出了如下回答：“昨天你们给我看的那些照片描绘的一定是发生在最后几天的事情……希姆莱一定是突然从这种事情中得到了一种近乎残忍的快感。”他加倍努力地否认任何责任。他提醒他的审讯人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广为流传的有关残暴的故事已被证明是虚假的。
审讯人员通过安装的窃听器，偷听到戈林同汉斯·拉默斯详细地讨论了有关多尼茨将成为新的政府首脑这一欺骗性的声明。戈林提示拉默斯，“你只是通过多尼茨的广播才知道的。明天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站出来宣布：多尼茨收到了他的无线电电讯后，我也收到了一则无线电电讯—一现在我是政府首脑了！但是我有书面凭证。”拉默斯聚精会神地听着，“对，”他表示赞同地说，“很显然，他必须要拿出书面证据来。”
两个人又一次核对了希特勒1934年提到1941年签署的法令，随后重新研究了鲍曼从掩体中发出的最后一封电报：“取代帝国元帅戈林，元首任命你——大元帅，为他的接班人。”戈林嚷道：“还有比鲍曼欺骗行径更可耻的事吗？…不过，我得说，那帮该死的恶棍干事很迅速。真是没有比它更快的了……我始终明白一旦元首出了什么事，48小时之内我的性命将处于极其严重的危险之中。元首出事后，我该宣誓就职，这将产生法律效力；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会在48小时内逮捕鲍曼——他也知道这一点！——我还会清除里宾特洛甫。他们二人是我的死敌。”
再一次同审讯人员谈话时，戈林有意识地指责希特勒，但否认他们曾认真制定过使用化学武器或者神经毒气的计划。“你们的防毒面具没有一件起到保护作用，”他补充道，
这些毒气非常危险所以我不会批准进行另外一次演习。我知道，当美国人来到时，这些毒气将不得不转移到后方，对火车的空袭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我们清楚我们拥有先进的化学武器和更具杀伤力的毒气。”当谈到汉堡和德累斯顿由于爆炸引起的大火时，戈林轻揉着眼睛，说到：
太可怕了德累斯顿人民不能相信你们会轰炸他们的城市，因为他们以为，德累斯顿是一座驰名的文化中心。”然后他转换了话题，“人民”，他向首席审讯官保曼·库巴拉少校吹嘘道：“从来都只叫我赫尔曼！只叫我赫尔曼！除了赫尔曼从不称呼其他！人家直呼名字—一表明名望很高。”
从卡琳庄园疏散的戈林的艺术收藏品现在被发现了。4月13日，专列从费尔登斯泰因向贝希特斯加登行驶。戈林的部队已把最有观赏价值的物品藏在安施特施泰因山一个秘密山洞里。法国摩洛哥部队占领贝希特斯加登时，霍弗和戈林的秘书弗劳恩·林伯格弃车逃跑了，“珠宝箱都被打开了”，戈林后来说，“宝石被洗劫一空，镶嵌宝石的框子散落在四周。”
美国著名的101空降师继法军之后开到。通过盘问戈林家里的勤杂人员，找到了设计隧道的工程师，他带着纽柯克来到一串相连地下隧道的第二层。一个美国工兵炸开并冲进了隐蔽的房间。他们花了4天的时间腾空山洞。山洞里非常潮湿，为防止被屋顶滴下的水淋湿，价值连城的珠宝上只匆匆忙忙盖上去的有昂贵的花毯，名画堆在外面—有罗宾、伦布兰特、范戴克、鲍彻、以及博蒂切利等人的作品。还有贝拉斯克斯的“玛格丽塔公主”，那是戈林1941年从没收的罗特斯希尔德的收藏品中买来的还有一幅他1940年从巴黎一个商人那里买来的“伦布兰特”作的一幅老人头像。
戈林从不让他的篮提包离开自己的视线。他经常检查他那装有全套科隆香水、护手霜、爽身粉的人工雕刻的华丽梳妆匣，明确这些东西万无一失。
“你的私人珠宝藏在哪儿？”一名审讯人员曾盘问过他。
“我自己也很乐于知道。”他狡辩道。
5月14日，他的贴身男仆罗伯特被送到弗希霍恩城堡收集一幅罗特斯希尔德的油画。戈林于15日把它交给库巴拉少校和法国联络官艾伯特·佐勒上尉，那是一幅15世纪的名画，叫“梅姆岭的马东纳”。当时，一名美国兵士把他那镶有珠宝的帝国元帅官仗装在包里邮回家，但是被美国海关截住，现在，那根官仗陈列在西点军校。他1935年的婚礼佩剑，被一名美军副排长偷去，保存在印第安纳州一家银行的保险箱里—一它因为主人的传奇经历而身价百倍。
戈林与法国人佐勒已谈过几次话，“因小失大”，他颇带哲学意味地阐说道：“我们所有的城市都一个接着一个被毁掉了，这都是那些该死的铅条扳的过错！”
有几次窃听器窃听到他与拉默斯谈论有关如果希特勒早一点死去，他戈林会怎么办的问题。“我告诉过几个同我关系密切的地方官，”5月19日，他谈到：“那是约一年半以前吧……如果命中注定我要继承希特勒，我将在我之上设立一个最高法院，我告诉自己”，他喘息地说到：“一定不允许独裁再出现，它行不通。现在我们都清楚了。一开始什么都好，但是接下来全都失去了控制。”
戈林一直以猎人般锐利的眼睛留意着那些对他可能有用处的军官。他毫不掩饰地奉承美国人。他对埃里克·M.沃伯格中校郑重其事地说，“没有美国空军，战争仍会继续进行下去——但肯定不是在德国土地上！”沃伯格是前汉堡的银行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普鲁士炮兵部队中服过役。戈林尤其绞尽脑汁地想讨好真实身份是华尔街金融家厄恩斯特·英格兰德的“伊万恩少校”—一英格兰德心中是复仇的火焰。此时，他在一封私人信中写道：“我宁愿看到那帮家伙被绞死和拷问，而不让他们装得像英雄和殉难者。”他和戈林争论了好几天。
是戈林最珍爱的财产埃米和埃达的一张穿着旧衣服的快照。在这张快照的背后，他用钢笔给埃米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信任伊万恩少校。赫尔曼·戈林。”为了酬谢这位军官，戈林还赠送一张相片给他，上面写着：“伊万恩少校；留作永久的纪念。赫尔曼·戈林。”英格兰德真挚热烈地对他表示了谢意。为了得到一件私人纪念品一些美军军官几乎可以做任何事，这并没有逃过这位战俘的注意。
1945年5月20日，他们乘坐一架小型6个座位的飞机把戈林送往卢森堡——戈林不得不从货舱门登机。在库巴拉少校的一份随戈林飞往卢森堡的书面报告中，库巴拉警告说，不要把俘虏当作一位滑稽可笑的人来看待。戈林为人冷静，诡计多端，并且“能很快地抓住言谈中的要点。无疑他是个不可低估的人物”。
在卢森堡，他被关押了3个月。很明显，一次大审将在所难免。在50名被关押在蒙多夫莱班矿泉永养小镇上格兰德饭店中的纳粹同伙中，他找到了汉斯·弗兰克，后者的手腕上还留有因自杀未遂而缠的绷带，此外还有博勒，勃兰特，约德尔，凯特尔，莱伊，里宾特洛甫，罗森贝格和施赖瑙。作为他的“希特勒接班人”的竞争对手的多尼茨也被随随便便地扔在这里，他暗暗感到满足。
戈林所在的四楼房间中几乎没有任何奢侈品。为了防备他自杀，美国人切断所有电源，拿走了灯泡，并把原来的1600块窗格玻璃全都换成了透明塑胶片。5月24日，格莱姆将军吞下毒药，美国人随即突然没收了戈林的行李，这令他十分沮丧。一名美国兵立即得意洋洋地发现了戈林藏在一听美国咖啡中的装有氰化物的铜色子弹。美国人没有作更进一步的检查。
这座非同寻常的旅馆由美军骑兵部队的伯顿。C.安德鲁斯上校负责指挥。他是一个自负的、缺乏想象力的人，总是威严地走来走去。他发福的身上总是穿着一件十分得体的制服，戴着擦得锃亮的钢盔。安德鲁斯一直对这项工作不热心。正如他一年后告诉他的家人那样，他知道，这项工作无论从那方面来说，他都不能取得成功；就像一个横越尼亚加拉瀑布的走绷索者。几年后，在安德鲁斯上校临死前的几分钟里，他从床上跌下来，双目圆睁，呻吟道：
我必须到戈林牢房中去一趟—他要自杀了！
这两个人相互憎恨。因为那顶钢盔的缘故，戈林叫他
消防队长戈林辗转不安地以为就是这个人扣押了他所有的珍藏，安德鲁斯文件中的财产清单所列项目包括：
一枚德国空军金质徽章；一枚镶有宝石的德国空军徽章；一架座钟；一个莫瓦道制的旅游钟；一只大的私人梳妆匣；一个金制烟盒；一个银制药箱；一个金制并镶有天鹅绒的雪茄烟盒；一块配有宝石的卡蒂尔方表，一根金表链，一支金笔和金刀具；三把钥匙，一枚祖母绿戒指，一枚钻石戒指，一枚红宝石戒指；四个不算太珍贵的纽扣；一枚带宝石别针的小鹰徽，一枚德国空军钻石胸针；四个次等宝石袖扣；一只金别针（常绿细枝）；一枚珍珠领带别针；一枚带钻石金制领带别针；一只表袋（白金，玛瑙，钻石，嵌有德国空军军徽），一枚私人图章（银制）；一个镶有人造钻石的小表座，一枚功勋勋章；一枚1914年一级铁十字勋章，一个格罗斯·克罗伊茨；一个金香烟打火机，一块手表；两个旧的挪威硬领带扣，一个黄铜指南针；一只刻有“赫尔曼·戈林”名字的自来水笔，二个银制雪茄烟切刀；一枚胸针；一块银表，一套天青石的袖扣，一个心形银盒子，一枚白金铁十字勋章，一只镀金铅笔；一块大瑞士手表，81268德国马克。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东西如何成为私人的财物，上面提到的梳妆匣最后又归戈林所有了，没有人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戈林死后，埃米签署了一张收据。所收物品有750万德国马克，两个大手提箱，一个帽盒，一个装得满满的勋章，也没有上面提到的自来水笔和大瑞士手表。很显然，他把这些东西送给了别人。后两样东西，也就是自来笔和手表，是后来在美国陆军少尉杰克·惠利斯遗孀的财产中发现的，后面将提到戈林死前和他成了好朋友。
安德鲁斯是个谨小慎微，办事认真的人。他有责任让这里人活着，他在蒙多夫战俘营采取的安全措施没有提高他们的情绪。他不许他们用刀，吃饭要用茶色的浅底上釉瓷碗，用没有锋刃的调羹。
戈林越来越忧郁。他开始不停地为埃米和小埃达的命运而担忧；为怎样才能得到他的蓝皮箱而着急。
在蒙多夫得到的待遇确实令戈林吃惊。他的贴身男仆罗伯特已从他身边带走了。他的房间几乎没有什么家具摆设，没有灯。梳妆用具当中，除了擦身用的海绵揩、肥皂和牙刷外——再没有其他物品，甚至连梳子也没有。他致函艾森豪威尔抗议这种非法待遇。“我不能相信阁下会希望并知道这种待遇对我所产生如此不光彩影响。”他要求获准乘飞机回趟家，作短暂停留，以便为她们做一些必要的安排，同家人以适当的形式告别。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为了消磨时间，汉斯·冯·弗雷德堡海军上将的副官教50名在押的人员如何指挥战舰的游戏。戈林就像亲临战场一样，兴致勃勃地击沉了多尼茨的军舰，但他只愿赢不想输，一次，海军上将抗议说，“赫尔曼在作弊！如果他不喜欢我的炮弹落下的位置，他就在不同的方阵中做上标志。”
在身体检查中，戈林体重达264磅，这确实是太胖了。
他死时只186磅。他身高5英尺10英寸，动不动就出汗，呼吸短促，但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他心率每分钟84次，但心脏有额外的收缩。他们没有发现任何病症，报告说他一切正常，“但过于肥胖了，肌肉松弛，总的说来身体很不好。”戈林告诉医生，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的心脏病越来越频繁地发作，出现心包疼痛，呼吸困难，大量出汗，神经紧张。”
美国人已发现了戈林带有2000粒神秘的白色药丸。他告诉他们他每天服20丸，早晚各服一次。5月23日，安德鲁斯无可奈何地向盟国远征军最高充帅部解释说，“外科医生说，如果他突然停止服用这些药丸，他会完全发狂的。”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答复说，他们只关心罪犯是否能坚持到即将来临。他们通知安德鲁斯说“在我们对他失去兴趣之前，我们有许多事情要问他。”大概是指欧洲丢失的艺术珍宝。
安德鲁斯上校指示战俘营外科医生克林特·M·米勒上尉，要在不使其死亡或发狂的基础上尽可能减少药丸剂量，与此同时，又把9粒药丸送到华盛顿区进行分析。联邦调查局在一封由J·埃德加·故佛亲自签署的信中说，“我们发现药丸中含有10毫克或十六分之一谷双氢可待替麻醉剂。”国立卫生研究所的内森B·埃迪博士说这种毒品“在其效果和使人上瘾程度方面不及吗啡”，烈性只有吗啡的五分之一，但是埃迪警告说，如果突然停止服用，会造成同样严重的症状。
对戈林这个“胖家伙”的审讯比在奥格斯堡时友好。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一名财务专家海勒姆·甘斯少校试图查明这个残暴蛮横的帝国元帅的财产问题。
“你妻子有没有一张保险单？”
“没有。”
“你给孩子留下什么了吗？”
“她得到了20岁的年轻人该得到的东西。你同样也能得到。”
“别开玩笑！这些东西是你从他人那里掠夺来的，我们要让它们归还原主。”
戈林纠正了他的话。在他眼里，他是以非常合法的手段获得了这些艺术收藏品。
“是的，这些东西大部分是买来的，”甘斯承认这一点，对此有备而来，“但价钱都是由你定的。”
利用美国人潜在的恐惧心理，戈林狡猾地转移了话题，他讲起了富有吸引力的俄国宣传方式，并且提醒甘斯说：
从前德国人和俄国人曾经合作过一个世纪接着他谈到了最近的历史，他说：“首先，德国人非常害怕俄国人……德国一崩溃，俄国人马上就利用无线电广播熟练地开展了宣传，他们声明绝不能使德国再次分裂，继而他们重新开放了德国的剧院。在这个地区，你们正好采用了相反的措施。”
美国人发现虽然他非常挂念埃米和埃达，但也是不容易削弱他的信心的。6月25日赫伯特·杜波依斯中尉接管了审问：“你知道希特勒、希姆莱和戈培尔死了吗？……你是最后一个纳粹大头目，你是怎样设法活下来的呢？”
“这是偶然的”，戈林回答道。杜波依斯问起了他在1938年10月在犹太人社会攫取的一笔价值10亿马克艺术品的事。“难道一个堂堂的德国陆军元帅从不羞耻吗？”他咄咄逼人地说。这个问题使戈林非常狼狈。
1945年5月10日，移居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前普鲁士文官里伯特·肯普纳博士致函五角大楼，他指出1933年在戈林担任警察头目的时候许多人遭到酷刑甚至被杀害。这样的案例都要交他处理。那时行贿是逃离集中营的主要方法之一。金钱、首饰、金烟盒源源不断地流到了现在已被抓起来的埃米·宗内曼·戈林夫人手里。虽然这没有多少是真实的，但却使戈林无法再“故作镇静”。
从有关的人士那里陆续搜集了不利于戈林的证据。英国情报机构于1945年6月截获一封从斯德哥尔摩发往伦敦的信件，在信中一个叫安娜·莫克的夫人写道，戈林已把首饰给了卡琳的妹妹莉莉·马丁——“这些东西是从波兰和其他地方偷来的，理应归还。”装在伦敦郊外一座特别战俘营里的窃听器录下了戈林的将军们的私下谈话，听到博登萨茨对米尔希说，戈林是“世界上一直是最忘恩负议的人！”米尔希表示同意：“一个腐败之徒”。“勃登萨茨，”米尔希说，“你说元首每月给戈林3万德国马克的津贴，难道你没想过这是根本不够的吗？……他一年得到的36万马克甚至不够他一个月的花销！”每一次零零星星的谈话都被记录下来，然后送到戈林的审判人员手里。
6月5日，当时自称“埃默里少校”的厄恩斯特·英格兰德的男子参观了这座战俘营并且告诉米尔希、科勒和加兰，戈林在中伤他们。将军们被激怒了，谈了更多有关戈林的传闻。米尔希在他的私人日记中匆匆忙忙地记下了他所耳闻的有关戈林和海因克尔，西贝尔、科彭堡及挪威铝厂的肮脏交易。戈林对莫雷尔教授的制药帝国的明显的兴趣，克赖珀将军也插嘴说帝国元帅同时也是某种商标避孕药的大股东。米尔希接着说道：“我们总司令把挂在营房里每一幅画卖的钱全部占为己有。你们知道这件事吗？”他捶打着桌子，继续说：“你们了解吗？我们总司令侵吞了为镇压荷兰某地暴乱而征来的1400万荷兰盾并把这笔款项转移到瑞士据为私用。党卫军已把这些统统都告诉了我，并提供了证据。但是，先生们，这还有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戈林的私人汽车司机拿走了一只箱子，里面全装着戈林夫人的珠宝首饰。
埃米·戈林已获准回到了弗尔登斯泰因附近的一所乡间小别墅。一天，一名美国陆军中士来到这里，并偷偷地告诉她说，她的丈夫已被秘密宣判并被宣告无罪，明天就要获释。埃米从不具备政治上的敏锐。她兴高采烈地给了这位报信人一颗珍贵的祖母绿戒指，凑集了一些食物准备了一次欢迎宴会，等了几天之后，她才发现那人是个骗子。
戈林仍被监禁在蒙多夫，他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狮子在战俘营里走来走去。对于一个在山里出生和长大、在天空中度过了青年时代，在高速公路的赛车轮上度过了成年时期的人来说，在战俘营里的监禁生活每时每刻都煎熬着他。他在消瘦下去，6月22日拍的正面和侧面的面部照片显出他双目怒视和面部扭歪的形象。7月10日，他的照片显出颧骨凸出，几乎像他当年在里希特霍芬中队任年轻的中尉时一样。他仍旧是我行我素。“除了体重掉了不少外，在战俘营里拘留并没有对戈林造成太大影响。他是……非常小L,谨慎。戈林知道我们正竭力判他某种罪行，但他并不确切知道是什么罪。”
“带胖家伙上来，”这种传讯声7-8月间在蒙多夫成了每天例行公事，当戈林由两个士兵架着大步慢跑押到预审室时，他强装出一种戏谑的微笑。1945年7月19日和22日，美国陆军的几名历史学家前来与他谈话。他们的组长乔治N·舒斯特博士没有任何别的意图，任由戈林发泄对希特勒和鲍曼的积怨。“有一次”，戈林追忆地说，“我们不得不打4000次电话去回答元首的一个有关飞机发动机的简单的问题他仍旧这么称希特勒。”他真正厌恶的人是马丁·鲍曼，“我不能不说鲍曼是元首的邪恶天才。我真希望亲手打死这条老狗，除此之外，世上再没有更让人高兴的事了。一旦我们再能赢得空中战争，我和元首之间将会和解。”
舒斯特小组的成员之一—一肯尼思w·赫奇勒认为这种口头审问就像撒了许多网终于捕到一条大鱼一样。“早上好，帝国元帅阁下！”赫奇勒讨好地问候戈林，洗耳恭听戈林滔滔不绝地谈他遭受的屈辱和他在1940年纳粹在法国取得胜利中所起的作用。一次，赫奇勒试图询问有关1944年（法国）阿登攻势问题，然而戈林却滔滔不绝地谈起了1940年纳粹军队在法国色当的大突进，在他的叙述中没提到过1944年的事。
7月17日审讯官们告诫说：“戈林相信他自己有编造事实的巧妙才能，而这种编造出来的事实经过重复似乎越来越有道理。”赫奇勒看出了戈林编造弥天大谎破绽。他的微笑扭曲了，他的话变得吞吞吐吐，他的手更不由自主地乱动了。他也被许多幽默的讽刺挖苦搅得晕头转向，恰像在迷惑审判官一样。
“如果我们没有时间攻诺曼底，”他问道，“你认为你们能打败俄国吗？”
戈林将身体前倾，并以嘲讽的自信小声说，如果艾森豪威尔已作出个人保证，德国人就会猛烈地打击苏联人，让他们去见太阳（他用一只手指向天上指了指）、月亮（他又指了一下）和星星（他指着整个天空）。赫奇勒捧腹大笑起来。
7月23日，星期一，苏联军官委员会到达。戈林一边大声吼道：“俄国人来了！”一边悄悄回到他的牢房。第二天，他还是见到了他们，赫奇勒听到俄国人冲着戈林大喊大叫。之后，戈林去见少校，他洋洋得意地扯起了宽松的裤子说：“我把俄国佬说得捧腹大笑，是吧！”
毫无疑问，胖家伙又开始战斗了，美国人只能责怪自己。1945年7月23日，安德鲁斯上校命令进一步减少可待因的剂量。他看上去好极了，体重掉了不少，也没别的病症，只是想多吃些那种药。
他仍旧牢骚不断。他毫不客气地告诉里宾特洛甫，不知在哪里把他刚写成的85页备忘录归档。他仍旧坚持他是希特勒的代理人，别人都不是。他于23日再次向舒斯特抱怨说，多尼茨是“从收音机听到消息才掌权的，从来没有被书面确认。鲍曼代表元首签的名”。
他瘦了17磅，并且仍旧在瘦下去。到7月26日，他的药已被减到了15丸。安德鲁斯注意到他对于削减剂量表示反感，但仅此而已。8月4日这位上校报告，“戈林声称他目前的健康状况比几年来好得多。”他向他的上司解释说：
我们的目的不仅是让戈林保持健康而且要为对他进行审判和惩罚排除任何障碍。”
8月5日，美国陆军把送交诉讼管理委员会的正式名单送到了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戈林的名字列在首位。他终于成了纳粹德国的头号人物。5天以后他的对位可待因药物被永久停用了。
戈林再一次病倒了，呆在格兰德饭店的楼上，经受心脏病复发之苦，这时，他其他较幸运的狱友已集中在一起离开了。（除了两名国务秘书粗暴地拒绝外），所有的人都来向他道别，最后来看他的是多尼茨的副官。戈林在床头接受了他的祝福，他坐在一堆毯子堆成的座位上，就好像坐在卡琳庄园的高椅上。这位海军军官可以觉察出他情绪高涨，又恢复了他过去的神态和活力。“无论发生什么事，”这位帝国元帅眼里闪着又要打仗的光芒，保证道，
你们可以依靠我有一两件事我要在即将到来的庭审中说。”
1945年8月12日下午，一架C-47运输机将他从卢森堡运到纽伦堡。也许没有意识到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飞机旅行，他一路上非常愉快，谈笑风生。“他的健康状况可能不太好。”3天后一位美国军官告诫说，“最近有两次发现他穿着长袍和睡衣躺在床上，首先是因为轻微的心脏病和……气管炎。”
纽伦堡满目疮痍，司法官周围及其邻近的临时收容所街区是一片残垣断壁。监房是一间低矮的小卧室，长13英尺宽7英尺。戈林将睡在拴到靠左墙地板上的一张金属帆布床上。在狭窄走道的右侧壁橱里安装了一个瓷抽水马桶，戈林把女儿埃达的照片端端正正放在桌子最醒目的地方，在这张照片的背面，她写道：“亲爱的爸爸，快点再回到我身边来吧，我如此想您。埃达给您千千万万个吻！”
战俘营对药物采取了严格控制。尽管有严厉的新狱规，普夫卢克每天仍给他注射维生素B，并提供镇定药帮助他睡眠。由于遭受风湿病的折磨，戈林偶尔在当场看着他吞下的情况下也被允许吃一片阿司匹林。
安德鲁斯上校已命令提供纸和笔，战俘们可以写私人信件。安德鲁斯报告说，这些信件被“迅速送到审判长约翰· H·阿门上校手里”。
戈林的第一封信是写给黑尔加·布勒的
亲爱的海利：
由于我不知道埃米和埃达现在住在哪里，如果你知道，请告诉我。他们仍住在费希霍恩吗？你怎么样呀？安格在那里？我不能告诉你许多，我们只有苦笑着忍受。真心诚意地祝福你们。
美国人收藏了这些早期信件，几年以后将它们私下卖掉了。
然后，战俘们对没有回信感到迷惑不解。“允许我们写信和寄明信片有两个月了，但没有收到一封回信。”
戈林的蓝提包一直被存放在一个行李房里，指定的几名军官有钥匙。安德鲁斯本人也一直禁止入内，但他后来坚持认为：“这里有件东西属于戈林，那是一个装随身化妆品的妇女小手提包，里面有瓶子、罐子、指甲刀、剪子等。就我所知，这个小包直到要搜查一些药膏时才被打开。”—事实上这次搜查的结果是搜出了最后一支遗箭，戈林准备将它射向这位他憎恶的监狱看守。
1945年8月底，安德鲁斯询问普夫卢克为什么战俘的状况日益恶化，而这位医生指出是伙食太差和缺少同外界人际联系（他后来这样向调查委员会作证）：“上校命令改善伙食，允许我更多地与犯人交谈。”
他进一步证明说，戈林经常心脏病发作。
每天早上从7点开始。由一名监狱信任的人从戈林牢房门上的监视孔递进早餐和匙子。理发师来剃头修面，哨兵挥动着警棍在一旁看着他们，严禁交谈。“哨兵在过道里不停走动”，安德鲁斯再次向美国首席起诉人罗伯特·H-杰克逊法官保证说：“每半分钟看一次犯人。”下午到了5点30分，天就黑了。6点钟开晚饭。他的眼镜、钢笔和手表统统给拿走，牢房晚上9点30分熄灯。然后一盏聚光灯从门上的小孔射进来，整夜地照着他的脸。
8月21日有一段小插曲，表明戈林的健康状况确实没有人们想像的那样强壮。那天下午3点美国军官在楼上的审讯室举行了一个毫无意义的宣布戈林退出德国武装部队的仪式。当他上到三层楼梯后，他的心脏病又犯了。当下午4点回到他的牢房时，已精疲力尽，并且呼吸短促，疼得不住呻吟。整个晚上都处在危机之中，心律失常，脉搏加快，美国军医分别于当时和晚上11点给他服用了强心剂和苯巴比妥〔一种安眠药和镇静剂〕。这次发病是由于费心和下午那种不愉快的“退役”仪式造成的。美国医生命令这位帝国元帅卧床两天。
审讯又继续开始，这次审问的话题不同，戈林一周几次面对面地坐在一张桌子旁接受盟军审判官的讯问。但为了与他的私人辩护人商量（专利劳务辩护律师奥托·施塔默已被指定当他的辩护人），他被带到一个有挡风玻璃的隔离板后边，避免发生身体上的接触。文件要在经过卫兵嗅闻确认没有浸过毒药之后方能通过滑板传过去。
8月28日，阿门上校严厉盘问他有关希特勒入侵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俄国的计划。“算起来那是8年前了”，戈林一边说一边在争取时间，“对我来说已不可能回忆起元首在1937年时说的话了。”他拒绝在副本上签字，这样它就不会生效。10月3日当问及有关德国飞行员俱乐部曾给亚历山大·洛尔少校500万德国马克交换有关奥地利空军情报时，戈林竟然笑了。他指出，奥地利空军只有一个中队，“我将告诉他，只要5先令我就会给他需要的所有的情报。”8日，当缺乏幽默感的阿门问起戈林有关他的德国林业局与战后纳粹游击运动之间的嫌疑联系时，戈林咧着嘴极力反驳说，他几乎无法想像“他们会用我的树做什么。”
戈林对他的妻子和女儿音讯杳无感到焦虑。10月12日，道格拉斯·凯利博士——战俘营初级精神病医生带给住在费尔登施泰因附近诺斯豪斯的埃米一封信。她问他赫尔曼的情况怎么样。“像大风浪的海洋中礁石一样坚固。”他善意地回答。她于13日和14日连着给戈林写信，但信并没有送到。
10月19日，阿门上校将正式起诉书送达戈林。副本说明他仅要求有一名值得信任的翻译和与他的前律师汉斯·弗兰克会一次面。但弗兰克目前与戈林处境相同。其他人在高压下显得脆弱不堪。罗伯特·莱伊疯了，（10月25日）用湿毛巾勒死了自己。戈林残酷地表露了自己的得意。“这样也好”，他对精神病医生说，“因为我怀疑他在庭审时会如何表现。”他探听到了里宾特洛甫也得了精神分裂症。
我不害怕士兵，他说，“他们举止很得体。”
莱伊自杀后，安德鲁斯加强了防范措施。戈林不断地被剥光衣服进行周身搜查，他的私人物品要精心挑选，而且经常不被通知就转移到另一间牢房。新来的精神病医生古斯塔费M·吉尔伯特应安德鲁斯的要求，向这位司令官担保说戈林自杀的危险性很小。戈林的智商数为138，仅略低于亚尔玛·沙赫特的143和阿瑟·西斯—莫卡尔特141。事实上，戈林的情绪很高，他可能是最麻烦的被告人。当吉尔伯特告诉他德国公众现在公开对谋杀希特勒未遂表示遗憾时，戈林冲着他吼道：“人们现在说什么都没关系！我知道他们以前说什么！我知道如果行动成功了他们会怎样欢呼。”
戈林以饶有兴致地期待审判。“我能回答任何我所做过的事，”他11月11日对吉尔伯特说，但他并不轻松地加了一句，“我不能回答未做过的事。”他最后说，“我知道将来等着我的是什么。”
那天，他给埃米写了一封永别信——正是以防万一—他又写了一份新遗嘱。他把遗嘱交给了奥特·施塔默。从这位律师处得知，目前埃米也被关在监狱里。这位帝国元帅眼含热泪告诉其他战俘说，“你们瞧，美国人同盖世太保一样坏，女人和孩子何罪之有？”
在19日这天，给埃米写了一封信：
我最亲爱的：
凯利少校仍旧拿着我写给你的上一封信，如果你回到诺斯豪斯埃达那里，他会把信转交给你……如果你没回到诺斯豪斯，另一封信将送到你所在的集中营（施特劳宾监狱）。……
翌日开始纽伦堡正式审判，也就是1945年11月20日正式开始，平静地想到他得和那些疯子和罪犯站在一起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心，戈林不禁感到悔恨交加，赫尔曼·戈林要求允许换上他行李中的军服，他想在法庭上给人留下一个整洁的印象。
“作为大日耳曼帝国的帝国元帅，我深知对自己的行为负有政治责任。”戈林这样起草1945年11月20日审判时准备宣读的书面宣言。“虽然只对德国人民和德国法庭负有责任，”宣言接着说，“然而我愿意在不承认本法庭裁决的情况下，提供资料，讲明真相。然而，我拒绝对别人的行为，即我不知晓的行为，我没同意的行为，或一旦我知晓能够避免的行为负责。赫尔曼·戈林。”
美国检察长罗伯特·杰克逊法官一直认为戈林在未来审判时是主要对手。
在进行服罪或不服罪辩护之前，戈林走到麦克风前，手里拿着宣言。“在我回答之前，”他说。
英国主法官杰弗里·劳伦斯爵士打断了他的话。戈林执意要往下讲，杰克逊屏住呼吸。但劳伦斯果断地打断了被告的话。
戈林嘀嘀咕咕地说：“不服罪。”马上补充说：“就起诉书而言。”他的宣言仍没宣读。
在宣读了指控之后，杰克逊开始起诉，主要谈了纳粹杀害大约570万犹太人的罪行。休庭时，有人问这是谁下令做的，戈林说：“我想是希姆莱。”
他不安。“这些残酷行为将使德国人民永远受到谴责。”他企图建立稳固的辩护阵线，但这些残暴行径使他根本不可能成功。
11月29日，当法庭宣读1938年3月奥地利危机时他和里宾特洛甫及菲利普王子的电话交谈时，庭内的人们笑得无不捧腹前仰后合。但那天下午，当放映“集中营”景况的可怕影片时，他美好的回忆受到了伤害。“它破坏了一切，”他对吉尔伯特博士抱怨说。当月的最后一天事情更糟糕。作为证人，间谍机关负责颠覆破坏活动的头头欧文·拉胡森将军谈了自己背叛希特勒的行为。“那个叛徒！”午饭休庭时戈林大声吼叫说，“那是我们7月20日漏过的家伙。希特勒是正确的——间谍机关是叛徒组织。难怪我们战争失利！”
戈林从来没有忘记贿赂某人，以求得帮助。他特别看中美国护卫军官。他们能量不大，但能力很强。但在德国，纳粹面临同样的问题。1944年帝国元帅敦促希特勒为盟军战俘提供更好的护卫，至少比当时“圣诞老人”的卫队要好。他对阿门上校回忆说：“你知道，那些战俘收到了大量的红十字包裹……有巧克力和食品，他们非常成功地贿赂了警卫。”
戈林和杰克·惠利斯中尉建立了友谊，惠利斯身高6. 2英尺，十分爱喝酒，德州人。他从两方面给戈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喜欢打猎，还有行李房的钥匙。戈林和他合拍了一张照片，给他看了一份文件，他在一张照片上签了
帝国元帅’赠给“德州著名的猎人”，送给了惠利斯。
不知什么样的感情感动了美国陆军中尉？也许是出于对被囚的雄狮的怜悯之情。他同意给埃米和小埃达送信。11月24日，埃达在施特劳宾监狱与母亲团聚。戈林送给他珍贵的礼物以报恩。送给惠利斯的有固金勃朗峰圆珠笔，刻有他的签名的瑞士手表。戈培尔送他的金烟盒和他在奥古斯贝格戴的羊皮手套。他从紧闭的行李房里取出了金肩章和金皮万字图形，送给其他美国军官。
戈林既玩世不恭，又十分现实，他对吉尔伯特说胜利者总是正确的。“他将向别人灌输德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希特勒是独立自主的领导人，法庭无权裁决。”评论发动
侵略战争的指控时，戈林坚持认为英国、美国和苏联也不例外。“但当德国人这样做的时候，就成了罪行——因为我们是败军之将！”德国人从1940年截获的文件得知，丘吉尔自己计划入侵中立的挪威和瑞典，法庭上凯特尔·约德尔和戈林的辩护律师都要求英国政府出具有关电文。他们的请求使伦敦新上任的左翼外长厄内斯特·贝文特别尴尬。英国内阁大臣诺曼·布鲁克爵士承认，被告对丘吉尔的指控是成立的，但不允许出具在纽伦堡丢失的文件—尤其在我们没有确切知道对方可能截获了什么文件。”
在这场不对等的战争当中，帝国元帅仅有的支持者是罗森伯格和里宾特洛甫。精神病医生建议杰克逊集中精力，拉拢银行家耶尔玛·沙赫特和希特勒年轻的军械部长艾伯特·施佩尔，利用帝国元帅的两个致命弱点——纳粹暴行和他掠夺的艺术品。“它们会破坏他作为英雄爱国者和模范军官的形象。”
集中营惨绝人寰的暴行证据，使戈林目瞪口呆。“我仍然不相信这些事情，”他承认，“你认为当有人来告诉我说，他们在人体上做冷冻实验，或人们被迫自掘坟墓，然后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掉，我会相信吗？我会说‘带上你的废话滚出去。’”
圣诞节前两天，吉尔伯特发现他在为自己的前途而思索。和这样的历史潮流相比，他的命运算什么呢？“如果我一定要死，”他大声说，“我宁愿作一位烈士，而不是叛徒。”他笑了起来，说，“别忘了，历史上著名的征服者并不被看成是谋杀者——成吉思汗、彼得大帝、弗雷德里克大帝！”他预言，5年后，希特勒会再次成为德国的偶像，他苦笑着邀请吉尔伯特一起庆祝他的预言。
1946年新年开始时，戈林又遇到了烦心的事。1月3日，党卫军将军奥托·奥伦道夫诚实地供认他本人曾指挥过的大屠杀；更糟糕的是，那天下午，施佩尔的律师心平气和地邀请党卫军军官出庭证明，他是否知道施佩尔密谋杀害希特勒。
戈林说不出话来。辩护阵线出现了裂痕。法庭休息时，他走到前部长面前，但施佩尔故意不理他。
“上帝保佑希姆莱！”那天晚上戈林大声对吉尔伯特说：“我都快羞死了。想一想一个德国人就为了延长可恶的生命如此腐败，—粗俗点说，人前装模作样，人后干见不得人的勾当。见鬼！该死！至于我本人”，他说，“我不在乎极刑……但仍然有荣誉。”
几天后的1月12日，安德鲁斯上校从吉尔伯特那里听说，美军反谍队逮捕了战犯的亲眷，令犯人强烈不满。安德鲁斯对美军反谍队军官没有一丝同情之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直到最近还是德国居民。“戈林的妻子，”他在给法庭的秘信里抗议说，“据说被捕了，和女儿分散了……她没给他写过信，可能是不允许她这样做。”担心被告在公开审判时说出这种痛苦的事情，“这样可能使美国非常被动”，安德鲁斯要求立即释放所有女眷。
戈林最后一次过生日的那天，向法庭抱怨，他给劳伦斯法官写信，说自从他被捕以来，他只收到了埃米和埃达的3封信，他请求法庭，让官方允许他们再次互通信函。
在我自愿向美国投降之前，（他解释说）我给艾森豪威尔将军写信，请他照顾我的家庭。到第七军军部（帕奇将军）时，我马上得到承诺，我的请求会得到尊重。我的妻子、女儿、亲戚，最近的亲属被带到费尔登施泰因城堡，我在纽伦堡北部的家产被扣押在那里。虽然与外界隔绝，他们在城堡周围可以自由活动，我还是非常满意的。
但自从10月15日他们被捕以后，他妻子和女儿都没获准给他写信。
由于他的抱怨，美国牧师亨利·盖雷克到斯特劳宾看望了埃米。他54岁，是威斯康星人，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后来，戈林用战犯信笺给她写了一封信：
我亲爱的埃米：
昨天，牧师从你那里回来，带来了你的美好祝愿。我多么高兴啊！谢谢你！现在我心理平静多了。你们全部被捕的原因非常明显——你们是因为我而被捕的。因为元首已经作古，我是第一号主要战犯，你们都是我的亲眷。仇恨和复仇的渴望——你可以想象出的——是无限的……但我不会屈从他们，或让他们把我击垮……我多次想像中与你相聚，努力想像你现在的生活！你有足够的书吗？宝贝，我很难说我多么爱好。你和埃达一直是我的骄傲和幸福。我非常感激你们俩。代问埃尔斯、埃伦和忠诚的克里斯塔好。他们究竟为什么逮捕克里斯塔？
她送给他四叶苜蓿草，希望能给他带来好运气。在戈林收到信之前，已经去掉了，但他还是很感激她。“我们不会再有幸运了”，他评论说。现在他们允许他每周写一封信，一张明信片。
你知道，当我知道（他写信说）你，我惟一的爱人，因为我而遭受这一切痛苦的时候，我万分痛苦。就因为你是我的妻子，你必须承受这种打击。你对人民无害，但这有什么用呢？你是我的妻子，这就是足够的原因。
我想一直给你幸福。但带给你的却是不幸。然而你知道我是多么爱你，我多想见到你！虽然前途暗淡，但我很乐观。代问埃尔斯和所有人好。吻一下我的小埃达。你的赫尔曼紧紧地拥抱你，吻你，无限爱你。
他在另一封信里写A“每天每夜，两只眼睛透过监狱门的孔盯着我。整个晚上都有一只聚光灯照着我……你的信，是我生活里的惟一阳光。”
1946年2月的最后一天，埃米和埃达离开了施特劳宾监狱。他们获准搬进费尔登施泰因附近萨克迪陵森林深处的一座小屋。屋内既没水也没电，但这是家。杰克前德国助手凯普看望了他们一二次。埃达表情严肃，没有一丝笑容，拒绝接受他送的桔子。
同日戈林对吉尔伯特预言说：“你会看到，这次审判将是15年来的奇耻大辱。”几天后，陆军元帅保鲁斯出庭作证。这位斯大林格勒的前指挥官现在作为苏联检举队伍的证人证实，1940年希特勒就开始制订巴巴罗沙计划了。“如果那个肮脏的猪猡明白他是个叛徒，就问问他，”戈林对他的辩护律师斯塔默大声说。但真正让戈林费脑筋的是希姆莱的暗杀计划。“任何人的暴行都能拍一部影片，”2月15日他不屑一顾地说，“如果他们从坟墓里把尸体挖出来，然后再用推土机埋进去。”
20日，法庭上映苏联拍的暴行影片。当刑具、残缺不全的尸体、铡刀和成筐的头颅从远处墙上的一边扔到另一边的时候，戈林打起了呵欠。“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几百德国战俘，给他们穿上苏联服装，拍暴行电影。”那天晚上，他不屑地对凯利的接班人利奥·戈登森少校说，“你不像我那样了解苏联。”他狡诈地指出，尸体是在入棺前拍的。“我并非如此冷酷，”几天后，他被迫向吉尔伯特解释说，“但我已经看了许多……妇女和儿童在空袭时被活活烧死。”
戈林现在又恢复了健壮的体魄。1946年3月6日，他在走廊碰到了米尔希元帅，两人互相致意。这对杰克逊和审判来说并不是好兆头。
8日，星期五，被告请博登萨茨出庭作证。杰克逊把卑躬屈膝的老将军驳得体无完肤，戈林为他难过。“接着他开始问我，”他用颤抖的手接过吉尔伯特递过的香烟时吹嘘说。那天下午，米尔希跟着博登萨茨走到麦克风前，戈林低声对律师说，“尽管我们过去关系不太好现在我赞成它。”但尽管英格兰德少校11月曾拙劣地敲诈陆军元帅，米尔希仍竭尽全力保护戈林。
宣誓作证，每人都戴着耳机；接着由律师斯塔默审查……当问我戈林对战俘的态度时，杰克逊打断了我的话：“我们够耐心的了，但这有点过分。我抗议！”
法庭认可了他的抗议，可怜的斯塔默有点不知所措，又问了我一个小问题就坐下了……
一小时后，法庭休庭，直至周末。“被告们大都被击垮了，”米尔希写道，“我看见约德尔眼里含满了泪水被带走。”
那个星期六上午，戈林着装整齐，躺在床上，心里思忖着。他用低沉而严肃的声音向吉尔伯特透露：“我希望我能在这里见到希姆莱——只10分钟—问问他到底在那里干什么。”
几天时间里他只有听的份儿。3月11日，星期一，杰克逊盘问米尔希。陆军元帅在近5个小时的时间里顽强地为戈林辩护，他投身于一场智力战斗，检察官们很难辨认他的证词。好像被指控的人是米尔希，而不是戈林。美军对粗壮的陆军元帅很不喜欢，几天后把他关进了达豪臭名昭著的集中营，以警告后面作证的人。
1946年3月13日，结束了5个月的强制性沉寂。戈林出庭时法庭内人满为患。他控制不住颤抖的双手，眼睛看着麦克风和新闻摄像机。杰克逊知道未来的几小时内可能造就或击垮他们俩人的任何一方，也可能是双方。他希望帝国元帅能不顾法庭的威严，向不知所措的德国人民求助。审判可能重新燃起反太主义和支持德国的感情。
身材高大、满面红光的英国法官诺曼·伯特爵士审判时在私人手稿里描叙说，戈林确实是主宰了整个审判。必要时他能聚精会神地跟踪证词，没必要时能像婴儿那样酣睡。
虽然戈林被剥去了华丽的外装，但仍举止高雅，现在重显风流倜傥的风采。他开始讲话时，希望埃米和埃达在巴伐利亚森林深处的某个地方能听到他的声音，每回答一个问题，他就更自信，更有把握。甚至连施佩尔看到这头雄狮勇敢的回击时都深受感动。他讲了许多铿锵有力的名言，在法庭上，道出了许多不朽的至理名言。回答问题时，他出色巧妙的辩解，赢得了法庭内的阵阵笑声，然后突然真诚地落入自设的圈套，使庭内鸦雀无声。
全世界有数百万的听众收听了审判广播。德国、美国和英国监狱上空高音喇叭也转播了。效果远非胜利者所期望的。囚犯们停止用餐，涌到外面，侧身细听赫尔曼——
就是赫尔曼！一定是赫尔曼！他开始为国家进行最后一场战斗。法庭内新闻记者们被他的表现震惊了—一他们取消了自己的报道。
第二天，3月14日，他坦率地承认了自己如何巩固了纳粹在德国的政权，并再次对自己在罗姆屠杀事件中的作用供认不讳。午饭休庭时，吉尔伯特问他准备怎么对付党卫军暴行。
戈林不安地看了他一眼。“我不太相信谣传”，他说。
那天下午有一次他注意到美国法官约翰·派克和蔼地向他点头，他知道自己的进展。
“现在你明白他为什么那样受欢迎了”，希拉克对吉尔伯特抱怨说。
“戈林确实是条汉子，”施佩尔的律师敬慕地说，“一个真正的杀手！”
3月18日，星期一，历史性的决斗开始了。戈林走进被告席，头发往后梳着，眼光里露出了鄙夷的目光。他感觉到交易的条件对他有利，确实如此。杰克逊习惯了美国地区法庭，习惯了吵闹和拥挤的敌对证人，但在纽伦堡他无能为力。在这里，他必须等着把每个问题和回答译成法庭的四种官方语言。戈林精通英语，杰克逊不懂德语，他要求作主要证据的文件不止一次被误译了。
他本来计划先审问戈林反犹太密令和搜集艺术品的事，打消他的威风。但在最后关头，他忽然改变了主意，泛泛地审问他政治上的问题。使他惊讶的是，戈林没有否认这些指控，在回答时供认不讳。不，他一直想推翻魏玛共和国，结束德国的议会政府，压制反对派！有一次，他又开始长谈。杰克逊要他回答是或不是。太迟了，他看到美国法官派克侧过身，对审判长劳伦斯低语了几句。“杰克逊法官先生，”后者插话说，“法庭认为，应准予证人解释他喜欢解释的与该问题有关的事情。”
杰克逊脸红了。戈林看到杰克逊遭受了羞辱，咧嘴笑了笑，接着往下讲。
更糟的是。19日，星期二，杰克逊审讯戈林纳粹计划中的绝密问题。戈林假笑一声，回答说他不记得美国政府曾公开发表战争动员计划的细节。所言引起一阵大笑。杰克逊摘下耳机，请求法庭帮助，但徒劳一场。
那天晚上，检察官们秘密碰头时，情景特别，有速记为证：
杰克逊：戈林在今天法庭上的傲慢证明了对审判者一直说的话反对，如果给这些人一次讲话的机会，他们就会大谈特谈，出尽洋相。我抗议戈林的态度，请求法庭让他直截了当地回答问题时，（美国法官）和审判长窃窃私语，后来法庭不理我，甚至不听戈林辩护律师的抗议。
如果戈林这样下去，不受惩罚，就会鼓励其他被告仿而效之。我从没听说过这种盘问。证人应回答问题，或保留意见，回答以后的问题。除非法庭能控制证人，否则没法盘问，戈林知道法庭站在他那边。
杰克逊对自己的愤怒不隐瞒，建议完全放弃审问戈林。马斯韦尔·法夫很惊讶，“现在停下来会被解释为戈林成功地阻挠。”
“戈林被允许说教，”杰克逊插话说，“他越来越傲慢，这样下去对我们的国家弊多利少。”
马克斯韦尔·法伊夫同意。“我们必须告诉法庭，我们是在和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打交道。如法庭不合作，他会让审判变得十分荒唐。结果审判将是一场灾难。”
他建议他们非正式地向“我们自己的法官”转达一下。
比如说盟军管制委员会’“很担心戈林的主要审判会有利于恢复纳粹的形象。”
英国检察官比杰克逊走运。马克斯韦尔·法伊尔言辞尖锐、欺软怕硬，后来登上了英国法律机构的顶峰。他审讯了盖世太保迫害英国逃亡的飞行员的事实，戈林满头是汗。当这位英国人问虽然许多暴行已大白于天下，他是否仍然忠诚于希特勒时，戈林犹豫了，意识到这个问题至关重要，然后假作真诚地做了回答他认为自己在艰苦岁月和黄金年代都很忠诚。他指出，元首很可能和他一样，对暴行所知了了。
此后，电影很快结束了。苏联人天真地问他为什么没有不服从希特勒的命令。“如果我这样做”戈林很幽默地说，“我就没必要为自己的健康担心了。”
他在证人席上的表现给朋友和敌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崇拜者从德国和国外给在狱中的戈林寄了大量的邮件：有的信说，“别灰心，赫尔曼”，和“祝你走运”（当然不允许他看这些邮件。）“戈林一无所失”，凯特尔资历很深的律师在最后出庭辩护前私下说。“这就是他为什么坚持到底，精力充沛，机警聪慧，狡辩有方。他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杰克逊，使其他美国人很高兴。但他像以前一样，仍然以自我为中心，虚荣、傲慢。”
吉尔伯特博士到萨克迪陵看望埃米，并在她生日的那一天——3月24日返回，给戈林带了她的一封信和埃达的一张明信片。然而，戈林给埃米的信表明监禁和看押已经扭曲了他的本性。“我不断地想那里的春色，使那些美妙的森林复苏”，他在给萨克迪陵的一封信说。“你可以想象我多么想见到你—一我多想和你一起在林间漫步。上帝保佑你和埃达及所有的人！虽然我们必须分离，但相信我，我对你的爱和渴望无比强烈！”“我最亲爱的，”他在给埃米的另一张明信片上写道，“从心底里感谢你昨天给我写的信。我希望你们和谐相处——你、埃达和埃尔斯，大大小小的人。今天我的辩护律师斯塔默博士获准见你。我完全信任他。和他可以无所不谈。代问别墅的所有人好！你知道我始终想见你，我对你的爱是无限的。紧紧地拥抱你，吻你。赫尔曼。”
后来，德国间谍机关和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双重间谍汉斯·伯恩德·吉斯乌斯出庭为威廉·弗里克作证。他故意歪曲事实，结果给戈林造成的损失比给弗里克带来的好处还要大。“10到12年后，”戈林4月25日不屑地说，“历史将用完全不同的眼光对待这些叛徒。”然而，杰克逊很高兴，3天后感谢美国战略情报局头子艾伦·杜勒斯让吉斯乌斯出庭作证。“（吉斯乌斯）圆满完成了你信中所说的期望，”他还说，“戈林非常悲伤。”
虽然戈林大声恐吓沙赫特的辩护律师说要求他言行得当，但5月3日沙赫特证实，戈林经常像尼罗皇帝那样打扮，抹口红，染指甲。沙赫特想尽力保护自己；但当多尼茨元帅作证时，他在为德国战斗。“现在我想听听更多的背叛，”戈林说，后来休庭时放松了点。紧随其后的是希拉克，像施佩尔一样被“出卖”了；戈林讽刺性地评论说，元首直到最后还相信这些人。他很有哲理地对斯塔默的副手沃纳·布罗斯说：“宁愿像一头雄狮那样死去，也不愿像只兔子那样苟且偷生。”
死，可以，但不能死在执行绞刑者的手下。戈林告诉杰克逊说，如果能保证一个射击行刑队，他会向法庭提供有关沙赫特的确凿赃证。杰克逊没有理他。戈林加强了和美国陆军中尉惠利斯的联系。为了检验，在法庭上他偷偷将耳机的隔膜薄片卸了下来。被发现之后，士兵马上搜查了他的监禁室，但没找到那块薄片。
“亲爱的，”他给埃米写道，“今天寄出了给埃达的生日贺信。因此本周只能给你寄一张明信片。真诚感谢第19封信。报纸上所说的对我们无关紧要。别灰心丧气！我在床上躺了3天了，右腿坐骨神经痛。现在我能理解你经受的一切。热情地拥抱和吻你。赫尔曼。”
给埃达的“生日贺信”保留了下来：亲爱的孩子！
我的宝贝！
虽然现在我不能参加的你的第2个生日，亲爱的，今天我和你相距很近，向你表示我最热忱的、最诚挚的问候。
我从心底里祈求万能的上帝保佑你，帮助你。我不能送给你任何礼物，但我无限的爱和渴望无时无地不和你同在！
小家伙，我多么喜欢你！你总是那么甜，那么惹人爱。你将永远是我们的幸福和欢乐。
我希望天气很好，你可以到室外的森林里度过你的生日。我的小宝贝，再次衷心地祝福你今天和未来永远美好热情地拥抱和吻你。
爸爸
可是他不知道能否再见到埃达的金色卷发。
四
1946年8月31日，赫尔曼·戈林获准在纽伦堡法庭做最后一次讲话，他说：“德国人民信任元首。尽管他有权统帅国家，但无力左右事件。当时人们对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罪行并不了解，他们忠诚地、无私地和勇敢地战斗，在这场人为的生与死的斗争中忍受了失去亲人的痛苦。德国人民”，他宣布，“不应受到责备。”
戈林在法庭上为他们勇敢辩护，承担了全部责任，从而为德意志民族做出了最后一次贡献。他信心十足地期望在被枪决之后，他本人能赎回所有的罪行。
他并不指望能判死缓。因为他曾是希特勒的第二号人物，原告认为纳粹德国所犯罪行都与他密切相关。杰克逊检察组的托马斯·多德声称戈林曾指示海德里希屠杀犹太人，下令枪杀盟军空军人员。在辩论他作战会议的速记的罪行时，戈林争辩说法庭本身的速记就能证明这种记录方法欠缺准确性。至于纳粹部队在被占欧洲领土上所犯的其他罪行，戈林不屑一顾地说，现在的战胜者更罪大恶极，他们中止日内瓦会议，毁坏工业，没收财产，奴役数百万的德国人民。
他收到了埃达的一封信，上面盖着“检查通过”的印章。她在信里夹了一朵从树林里采的花。
亲爱的爸爸！
牧师来看望我们时我是多么高兴啊，他既和蔼又善良，但可惜他不能久留。范妮姨妈（卡琳的姐姐）和厄纳阿姨也来看我们了，给我带了蜡笔和图书，我很高兴……埃尔斯姨妈送给我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您的，这是最珍贵的礼物！……如果您能快来这里，和我一起到林间散步该多美好啊！护林员的小狗长大一点了，我总和它玩，它很可爱。
妈妈在收音机上没听到您的消息很伤心。我宁愿放弃所有的玩具，听听您的声音。妈妈告诉我说她已获准去看望您。我也特别想见您。我不能一起来吗？我非常非常爱您，好久没见到您了。爸爸，如果我也能来就好了！
妈妈把（弗里德里希·席勒的）“铃铛”歌谣的大部分都教给了我，我自己学了其余的部分，当我背给妈妈听时，她非常高兴。
特亚阿姨送给我们一个包裹，里面有一块巧克力，两支小蜡烛，一些棉花，四个衣扣和一块浴巾，我们很高兴。
爸爸，我向您保证我一直在努力安慰妈妈，我一直在保护她。如果您能来保护我们就更好了！
每天早晨和晚上我都向上帝祈祷，让妈妈和我尽快见到您，热烈拥抱您。
亲爱的爸爸，在我的心目中您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不管我做什么事情，我都告诉自己您在看着呢，这样我只会做好事。
现在我用我的小胳膊抱住您的脖子，好好吻您。你的埃达。
埃米·戈林恳求法庭允许她探望几分钟铁窗内的帝国元帅。“我一年零三个月没见到我丈夫了，我特别想见到他，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丈夫不在时我需要力量顽强地活下去。我见他几分钟，拉着他的手就会给我无限力量……我丈夫为我的孩子和我牵肠挂肚，因为没人保护我们，没人帮助我们。”
她渴望见到丈夫的真挚感情感动了法庭，批准了他们的见面。但几周过去了，安德鲁斯上校仍不允许。她终于获准在1946年9月12日探望半小时。赫尔曼坐在隔板玻璃的另一面，一位看守和他的手铐在一起。他告诉她把下一次见面时要说的话列个单子。“不然，我们会忘记许多重要的事情。”
5天之后，事先未通知就把羞怯的小埃达领了进来。
站到椅子上赫尔曼眼泪忍不住地往下流。“让我看看你长多高了。”埃达背诵了刚学的一首歌谣，这首著名的诗歌里有这样一句：“最重要的，孩子，要忠诚，千万不要说假话。”戈林敲了敲玻璃，打断了她的话：“对，记住这句话，埃达，一辈子也别忘。”
临走时埃达尖着嗓子急急忙忙地说：“爸爸，你回家后洗澡时能像人们说的那样戴着橡皮勋章吗？”
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埃达。后来，当世界在推测他怎么弄到的毒药时，她抓住妈妈的手说：“我知道！他的监禁室天花板上开了一个窗户，上帝的天使从天上飘然而下，送给他的。”
由于推迟判刑，仍可以每天见半小时。他们近在咫尺，但中间有玻璃挡着，又好像天各一方：有一次他问埃米，她整天都在做什么（她和斯塔默家住在一起），她笑了笑。“每天24小时中的23个半小时我都在期待着与你见面。”9月29日，命令家眷离开纽伦堡。最后一次见面时，她恳求丈夫说，“你难道不相信我们3人有朝一日会自由地团聚吗？”
戈林弯腰看着玻璃，泪流满目的说，“求你别再这样想。”
看守带他走时，他转过身大声说：“别再写信了，我也不写了。”
10月1日，星期二，判决之日到了。被判死刑的4位将军这天要求给他们特座，但杰克逊断然拒绝了，说无论如何，总存在着不判死刑的可能性。更现实的是，世界各大报刊登了被选来执行绞刑者约翰——伍兹军士长用手拨弄粗壮麻绳的照片。伍兹吹嘘说它很快将绞死罪恶的赫尔曼·戈林。在法庭上，审判长先总结了戈林一案。帝国元帅表情严肃，摇头，明显不同意。“他尤其罪大恶极，”杰弗里·劳伦斯爵士最后说，“根据记录，他难以饶恕。本庭认为被告在四个方面都犯有罪行。”
戈林的脸上没有一点反应。但当比德尔宣布沙赫特无罪释放时，他气愤地把耳机摔到地上。
下午3点，他独自从法庭后面的电梯走下来，听对自己的判刑。当劳伦斯用英国上层社会过分矫饰的语音语调宣读时，戈林侧身倾听。“被告赫尔曼·威廉·戈林，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被带回监禁室时，戈林惊讶地发现警察再次逮捕了沙赫特和其他两位被判无罪的人。戈林憎恶沙赫特，但对这种羞辱场面很吃惊。
他发现吉尔伯特博士在他的监禁室门外徘徊。
“绞刑，”戈林伸手去拿他放在床上的书时说。他双眼模糊，要求一个人呆一会儿。
囚犯们被告知他们可以在4天内向德国管制委员会提出上诉，请求减刑，判决15天（除星期日）之后执行绞刑。因为戈林已正式成为一位死囚，安德鲁斯加强了保安措施，他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不允许他到户外做任何锻炼，不允许他在4日和11日淋浴。戈林在1日和5日之间写了两封信，安德鲁斯都拿走了。5日上午，事先没通知，他就让人把戈林监禁室天花板上的稻草垫撤换了。他命令在此后剩下的两周中，7次会客每次都要由一名看守和他铐在一起，陪他前往。10月2日戈林被带到55号房间签名，3日和4日被带去见他的律师，最后于5日和律师见了两次，这是他们的144和145次见面。
他指示斯塔默不要上诉，然而，10月4日斯塔默正式向管制委员会提出上诉，请求减刑，或至少将绞刑改成枪刑。斯塔默指出戈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是一位骁勇善战的飞行员，他的骑士风度受到了普遍尊敬。他还提到了到目前为止鲜为人知的事实，战前戈林曾努力维护欧洲和平，并辩论说没有一点证据表明戈林知道“希姆莱对犹太人的大肆屠杀”。
虽然他让埃米不要再给他写信，但还是收到了她4日写的信。“亲爱的，”她写道。
……我今天突然特别平静。我就在你身边。无论发生什么事，你就在我身边！上帝恩赐，我获准再次到纽伦堡。我能聚精会神地看着你的脸分分秒秒都会给我带来幸福。有时我不能理解星期二自己为什么没被吓死而活了下来！但一个人能够忍受的痛苦要比想像的多。不知道你现在情况怎样。你必须意识到许多人无限地爱你，和你在一起。
我们曾经多么幸福啊！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忆了和你在一起的美好时光。永远祝福，我的爱人。
语言难以表达我对你的爱。你的埃米。
时间不多了，戈林在纸上写道，“谢谢你，亲爱的！永远属于你的赫尔曼。”最后一次见他的律师时，他通过斜坡板把结婚戒指和蓝皮公文包递给他，请他转交给埃米。
星期天离开该城之前，斯塔默给埃米打电话说，她将获准第二天和她丈夫见最后一面。
戈林又恢复了30年代初灵巧笔直的飞行员和政客那样瘦削和英俊。1946年10月7日下午2点45分他走进隔离的探视室。他的右手和一等兵拉塞尔·凯勒的铐在一起，3名士兵手持汤姆式步枪围成了半圆圈。他透过玻璃能看到埃米坐在美国牧师格雷克的旁边，紧张地抓着结婚戒指。他问埃达听到消息后反应如何。“我希望生活对她不要太不公平，”他叹息道。
“你可以问心无愧地永别人世，”她说。“你在纽伦堡已经为你的战友和国家竭尽了全力。”她补充说，这样死去就像战死沙场一样。
他脸上的阴云散了，喉咙里的哽塞不见了。“我以前不知道你这么勇敢。”
“仔细听着，”她靠近隔离的玻璃说。“你还带着梳子吗？”
“带了。”
“牙刷？”
“带了。”
她语调没变，低声说，“你还带着安格送给你的东西吗？”
“没有，”他说完就犹豫了。“我很想说带了，因为这样你会好受些。你带了你的吗？”
她摇了摇头。
“他们不会绞死我的，”他字斟句酌地安慰她说，“不会的。对付我的是子弹。他们不会绞死赫尔曼·戈林。”
她感到头有点痛。“我不该走吗？”她问。他笑了笑：
我心里很平静埃米。”
赫尔曼回到了监禁室，脑子里一片空白。普夫卢克博士拿着一粒镇静药进来时，戈林说：“亲爱的医生，我刚和我妻子见了最后一面。现在我已经死了。这一小时是真正的生离死别，但她要见。她勇敢地承受了一切。”
他看了一眼镇静药片。夏天有一次他问普夫卢克多少片才会有危险。医生说二三十片也只能让人长睡一觉。“服镇静药不容易导致死亡”，他看出了囚徒的心事。他们握了握手——一向沉默寡言的帝国元帅第一次和他握手。
现在除了和德州中尉之间友情之外，赫尔曼·戈林与世隔绝了。几天内他等待着未经允许而上诉请求减刑的结果。
结果不容置疑。因担心在柏林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可能错误利用1945年8月8日伦敦宪章第二十九条所赋予的权力，“减轻或改变判刑，”英国工党内阁于10月7日晚些时候给英国成员空军元帅肖尔托·道格拉斯爵士下达指示，
从政治角度讲不改变（纽伦堡）判刑是有利的。”就这样通过了。9日管制委员会在柏林开会；他们听说雷德、戈林和约德尔都请求枪刑。美国委员开始同意了约德尔的请求，但最后全部否决了。
戈林听说新闻记者和摄影人员将应邀观看绞刑场面；谁都能推算出执行绞刑可能安排在16日。这两则消息对他的计划至关重要。
戈林到目前为止已确信他的行李里至少还有一粒致命的氰化子弹——并且他已得到另一个人的坚定许诺，将把这粒铜色子弹偷偷带进他的监禁室。这些文件主要由三封带有奚落意思的信组成，都是10月11日写的，可能是最后一次恶作剧。他不可能把信在监禁室里搁5天，一旦发现，就会立即搜查他锁在别处的行李，他的计划就会惨败。因此有理由认为他把信委托给某位选择来保证和保护他的军官：无疑是一位美国人，他能交给一位可靠人士，在最后时刻带进监禁室——两人中有一个把氰化子弹从行李室取出来，另一位则偷偷带进监禁室。这位美国军官可能是惠利斯中尉（1954年去世），可靠人士可能是普夫卢克医生。
这些信现仍在世，藏在驻柏林的美军保险箱里。第一封交叉折叠，放在上衣口袋或小信封里，明显是想奚落自高自大上校的安全措施：
纽伦堡，1946年10月11日
致指挥官
自从我身陷囹圄以来，身上一直带着毒药子弹。进蒙多夫以来，我有3粒胶囊。我把第一粒放在衣服里，一旦检查，即能发现。脱衣服时，我把第二粒放在衣架下面，穿衣服时就重新收藏起来。在蒙多夫和这里的监禁室我藏得很巧妙，虽然经常进行彻底检查，但都没被发现。法庭审讯期间，我把它藏在高统马靴里。
第三粒胶囊仍在我的小化妆盒里，藏在盛皮肤霜的圆盒里（上面有乳霜覆盖）。如果需要，我在蒙多夫可以带更多。
那些受命检查的人无可指责，因为几乎不可能发现这粒胶囊。纯凭运气。
戈林不可能像说的那样把铜色子弹状的胶囊藏在监禁室。监禁室可以随时变换，常常不预先通知一声就对他进行全身搜查。他不会冒被没收的风险。除此之外，虽然不妨碍他达到目的，如果真的藏在监禁室，这封信就会暴露准确的藏匿地点。
他还在信上加了简短的附言：“吉尔伯特博士告诉我说管制委员拒绝将绞刑改为枪刑。”
他拿出一页笺首印着“大德意志帝国帝国元帅”的信纸，也在上面仔细注明日期是“纽伦堡，1946年10月11日”，写道：
致盟军管制委员会
我本该让你们立即枪毙我的！但企图绞死帝国元帅是不可能做到的！为德意志着想，我不能允许这样做。除此之外，我没有义务服从我的敌人的判决。因此，我选择了汉尼巴将军的自尽方式。赫尔曼·戈林。他在信纸的背面接着写道：
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你们会判我死刑，因为我一直认为审讯永远是战胜者的政治伎俩，但为了我的人民，我希望走上法庭，我至少希望能像一名战士那样死去。在上帝、我的国家和我的良心面前，我认为自己不应受敌人法庭所强加给我的谴责。
最后，他给妻子写了永别信，和给牧师的信放在一个信封里。
纽伦堡，1946年10月11日
格雷克牧师，您好！
原谅我，为了政治我只好这样。我祈祷了很长时间，认为我这样做是正确的（我本愿意让他们枪毙我）。请安慰我的妻子，告诉她这是不同寻常的自杀，她尽可以放心，上帝会让我安息的。
愿上帝保佑我最亲爱的人们！
亲爱的牧师，愿上帝给你更多的幸福。赫尔曼·戈林。
我惟一的爱人！
在考虑成熟之后，在向上帝真诚祈祷之后，我决定自尽，不给敌人绞死我的机会。我愿意接受枪刑。但大日耳曼帝国的帝国元帅不能允许自己上绞刑架。更有甚者，执行绞刑时新闻记者和摄像人员在场，就像一次壮观的场面（我认为摄像人员在场是为了拍新闻片）。
我想远离公众的耳目静静地告别人生。在向你挥手告别的时候我的生命就结束了。从那之后我心里非常平静，我认为死亡是最后的解脱。
我认为这几个月的铁窗生涯让我拥有了摆脱纷乱尘世的办法。他们始终没被发现，这是上帝的旨意。因此上帝仁慈地让我避免了痛苦的结局。
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和埃达，及我所爱的朋友们。我心脏的最后一次跳动将标志着我们伟大和永恒的爱。你的赫尔曼。
13日精神病医生吉尔伯特博士最后一次看望了死囚。
戈林好像在有意坚持他对安德鲁斯说，“因为他不想承认他比法庭审讯时所证明的更罪大恶极。”帝国元帅曾抱怨说，“管制委员会至少可以给他们换一种死刑方式。”
10月13日和14日之间的那天夜里，死囚们听见重型卡车开进了不到一百米远的监狱大院—绞刑架已经运到了。然后戈林听到前帝国人力专员弗里茨·绍克尔大声尖叫，但他已经无能为力。陆军中尉约翰· W·韦斯特搜查了他的监禁室，彻底搜查了他的东西，把床上用品拿下来抖了抖，什么也没找到。14日晚些时候，当健身房的叮当锤声传到监禁区时，牧师来到监禁室。戈林问格雷克是否知道执行绞刑的时间，格雷克说他不知道，令戈林伤心的是，他们还拒绝为他作圣餐礼。“我拒绝给他作圣餐礼，”牧师几天后证实，“因为他不相信基督的神圣……他越来越不安，因为我告诉他，如他不相信上帝的拯救方式，他就不可能在天堂里和他的女儿团聚。”
于是，不同的人对最后一天的看法也不同。一位有胆有识的美国军官在纽伦堡发行了“首日封”纪念即将到来的绞刑。安德鲁斯命令坦克和防空部队加强监狱守卫，以防最后关头有人劫狱。1946年10月15日上午8点30分，普夫卢克博士溜进戈林的监禁室，查了他的脉搏，一位美国士兵在旁边监视，他们谈了10分钟。看见戈林给医生读了一份德语文件，两人都笑了。1小时后，一位监狱理发员在一位士兵的陪同下来到监狱。下午3点一刻，监狱信任的奥托·施特伦从图书馆给戈林带了一本书，题目是《鸟迁非洲》。戈林还请施特伦弄些书写材料。3点30分，他在写字时，一名穿白色衣服的厨房服务员拿着一大杯茶走了进来。
他在写什么呢？后来在监禁室发现的书信中有一封未标明日期，可能就是这封：
我认为把我们的死刑当成对追求刺激的记者、摄影人员和好奇者的一次演出是极不恰当的。最后的结局是法庭和检察当局设置的深渊。自始至终都在演戏！地地道道的腐败喜剧！
我完全理解我们的敌人的想法——无论出于恐惧还是仇恨。但他们如果能像军人那样处理这件事，对他们的名声会更有利。
我本人将远离众人耳目告别人世。
让我再强调一次，在道义上或其他方面我没有一点义务服从我的敌人所判处的死刑或绞刑。
我高兴地告别人世，我认为死亡是解脱。
我希望得到上帝的恩赐！我非常遗憾不能帮助我的同志（尤其是陆军元帅凯特尔和约德尔上将）也避免在众目睽睽之下走上绞刑台。
赫尔曼·戈林。
那天下午普夫卢克来了，他刚得知死囚将在夜里11点45分被叫醒，告知他们即将被送上断头台。有人看见他给戈林一粒白色药丸—一普通的镇静药，把一个小白信封放在桌子上。戈林在信封里摸了摸，然后从里面往茶水里倒了一些白粉。也许他要找的东西不在里面。
《每日邮报》记者R·塞尔扣克·潘顿是8名有幸应邀观看绞刑场面的记者之一，下午6点前的几分钟他给伦敦的编辑发电报说：“ 8名记者将目睹绞刑场面。我将被马上带进监狱，绞刑执行完之前，不准我发任何报道。”
监狱区现在灯火通明，显而易见今晚将有大事发生。牧师晚上7点来看他时，戈林抱怨一直不允许他见可怜的弗里茨·绍克尔，帮助他度过这几天艰难的时光。谈了丢脸的绞刑之后，两人沉默不语。“我再次打断他的话，问他的心灵是否归顺了救世主。他再次声称他是位基督教徒，但他不能接受基督的教义。”他表示希望晚上能休息一下—“说他心里很平静。”
晚上8点30分，看守换岗。上士戈登·宾厄姆站在窥视孔前，看见戈林躺在床上，穿着皮靴、裤子和上衣，正在读书。20分钟后囚犯站起来解手，换上拖鞋。他二三次走到桌子旁看眼镜盒。然后他整理了一下屋子，把书写材料拿到椅子上，换上睡衣——浅蓝色上衣和黑绸裤。之后他躺在床上，把卡基毯拉到腰间，打起盹来。
他的衣服放置有序—一丝绸短衬裤，无袖羊毛衫，裤子，上衣和帽子。他的大衣和长袍叠放在枕头底下，拖鞋和马靴放在地板上。
看守能看见毯子外面的两只胳膊，符合监狱要求：他的左手摸了一下墙壁，右手抚摸了一次额头。9点过5分，普夫卢克博士第3次巡视。“我过一会儿再去看他”，“他”即5号监室的戈林。
中尉詹姆斯·H·多德路过时发现戈林仰卧在床上，似乎睡着了。8名新闻记者获准最后见一下死囚。金斯伯里·史密斯是惟一的一名美国记者，一小时后他向报社报道说戈林缩在小铁床上，宽肩膀缩靠在粉白的墙上，在读一本关于非洲鸟的书。“（我）透过监狱看守的肩膀看了一眼戈林，看守的任务是不断观察戈林……美国保安卫兵就像猫看老鼠那样看着他。戈林没有希望自杀，即使他有这样的念头。”金斯伯里·史密斯对囚犯“罪犯似的相貌，卑鄙的脸，像老鼠夹那样紧的嘴唇”印象很深，他在发给纽约的电报里推测，戈林到绞刑架的路最远，因为5号监禁室在死囚排房的最顶头。
戈林曾对鲍曼的律师弗里德里奇·贝尔戈德博士说过一句古老但特别恰当的格言：“那些纽伦堡人在绞死他之前不会绞死任何人。”此时此刻他可能在回味这句话。9点30分普夫卢克博士给他和绍克尔带来了安眠药。然而他不希望戈林睡着——尤其是现在——他后来承认他事实上在戈林的药片里放了小苏打（绍克尔的没放）。几天后他说他不希望戈林被叫起来去执行绞刑。
不管怎么说，普夫卢克博士在值班军官阿瑟· J·麦克林登中尉的陪同下进来时，戈林马上坐了起来。医生小声和他谈了大约3分钟。他后来证实戈林告诉他说今晚行动。有人看见医生递给他什么东西，戈林当场放在嘴里了。又说了几句之后，普夫卢克查了戈林左手脉跳，站了起来，握了握他的左手就离开了，麦克林登紧跟着离开了监禁室。
“晚安”，戈林说。普夫卢克是最后一位探望他的人。毒药胶囊现已掌握在戈林手里。他静静地躺了15分钟，头对着墙，也许在推算他还需等多长时间。有一次他双手挡着眼睛，过了几分钟。多德中尉在9点35分和9点40分又窥视了两次，但戈林没动弹。
晚上10点30分来到了。戈林也许听到了院子里监狱长官罗伯特·B·斯塔恩斯上尉会见6人绞刑小组成员并带领他们去健身房的声音。戈林听到看守换岗了，抬头一看，发现了一张新面孔——上士哈罗德·F·约翰逊站在了窥视窗口下。
他抬起左手，收拢到面前，似乎是遮挡聚光灯的灯光，避免刺着眼睛。“他一动不动地躺到10点40分，”约翰逊后来证实他所见到的情况时说，“他把手放在胸前，手指交叉在一起，头对着墙。他这样躺了大约2-3分钟，又把手放到腹部。当时是10点44分整。我看了看表，核对时间。”
这是赫尔曼·戈林的最后一次进攻；他即将迈入永恒世界。铜色子弹打开了，藏在一只手里。小胶囊药瓶在他的嘴里，易碎的乳头状瓶头含在牙齿中间。他不能再等了，他咬紧了牙关。牙齿之间的碎玻璃，刺鼻的辛辣杏仁气味差点让他喘不过气来。他嘴唇间发出一声窒息的呼吸声。
当一种比任何吗啡更无形的黑暗笼罩着他的时候，他也许听到了看守的大声叫喊，监禁室的门被哐当一声打开了，外面狭窄的人行道上皮靴的铁钉声不绝于耳。在格雷克进来给他摸脉时他还神志清楚，他的双眼努力挣扎着看到这位美国牧师嘴里像在说：“这个人快死了！”
也许几秒钟后普夫卢克博士也走了进来，戈林仍能感觉到他的右胳膊被抬起来放在穿睡衣的胸前，他的手里有一个信封。“记住——我在戈林手里发现的！”
如果这位奄奄一息的人听到了普夫卢克博士对牧师说的这番话，就能解释照片所展示给人们的：赫尔曼·戈林死时一只眼睛睁着，一只眼睛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