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馆仪式进入倒计时，云书公司建议我写篇文章做宣传。若发表在我局平台，就得写成公文样式；发表在大型自媒体上，则必须更换文风。他们希望是前者，我选择后者。宣传的目的是让更多人知晓，而不是完成任务。我在琢磨，“市中心新建一座图书馆”，这个题材用哪种语言哪种角度去写，才让人愿意阅读并转发传播。
半年来，我看到政府做了很多事，而群众往往不知道。这些消息包裹在四平八稳的政务语言中，难吸引人。毛泽东讲过“反对党八股”，如今，“党八股”依然在政务与群众之间制造着屏障。
我尽量写得欢乐，我和书商斗智斗勇有戏剧性，放在文章前三分之一处。那个甜度超标的电话，放出来让读者笑出声。我对评审条例的改进建议，发表后可能有争论，那就面对。我画错的丑图纸也都拍照插入文章里，不怕别人看到我的缺点，我们就是这样毫无经验地，笨手笨脚地把图书馆建起来。要充满细节而不是口号，真心和群众交流。
除了这篇文章，我还需要准备开馆主持词。起先我只打了腹稿，没有定稿，是想给临场发挥留下余地。这是我从前在高校主持讲座的习惯，不念稿，自然交谈，听众会舒服些。但这里不允许这种行为，上级说：“要防止政治错误，必须上交主持词做备案，不能临场发挥。”
我照办，然后草拟“开馆仪式流程”，四处请示。“主席、主任、处长、局长、教授”，谁开幕致辞，谁揭牌，谁按下启动按钮，谁压轴讲话？领导用笔在文件上删改调整，将职务与流程一一匹配，就像试卷中的连线题。
这道题重要，连错了会得罪人。这道题又神奇，没有标准答案。局、区、市、省各级领导给我的意见全然不同，各具特色。在他们轮番指正下，我一共改了六遍，最终以最高级别指示为准，确保不会惹任何一位来宾不高兴。
我汇报了几句书目的事，领导说：“这不重要，书目弄好弄坏都一个样，你别给我出事就行。”公共文化服务是非营利性质，简而言之没有经济效益，上级对我们要求不高：别出事就行。
第二天就出了事。《贞观》公众号发表了我的文章——《花了半年时间，我们在西安市中心建了一座不网红的图书馆》，阅读量六万，大大超过平日数据，编辑部和我都感到意外，读者为什么对一个小小图书馆这么感兴趣？
那天中午别人都在午休，我兴奋得睡不着，抱着手机坐在沙发上，隔两分钟刷新一遍读者留言。他们在评论区欢呼，迫不及待要来馆里看书。政务文章，这么个写法，读者看来是接受的。我正开心，领导急匆匆招我谈话。文章惹了麻烦，政府内部意见不统一——碑林区区长说文章挺好，市文旅局局长也觉得不错，但另几个处长说我是“胡搞、出风头”。其中一人怒气冲冲打来电话，指出我文章有五个问题：
第一，其他区县不高兴。碑林区图书馆书目被吹嘘得那么好，反衬之下，其他区县图书馆难道都是烂书目？
第二，专家不高兴。不该在文中指出评审条例的问题。
第三，领导不高兴。文章没有感谢各级领导，过于个人英雄主义。
第四，不该指出馆配潜规则，没有政治站位和大局意识。
第五，万一有负面评论怎么办？这么大的阅读量会造成舆情……
事后我才知道，文章发表后立即被纳入“政府舆情群”。群内成员随时监控评论区是否有负面情绪发酵。所幸一直都没有，所有读者留言都是正面的。但是，因为政府内部有人不悦，全局紧急通知禁止在朋友圈转发此文，转了的要删除，并劝说我去给某些领导道歉。我笑了，说：“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文章我是实名发表的，所有责任由我承担，你们别怕。”栗主任惊讶地看了我一眼。
也许栗主任想给我些建议，帮我渡过波折，就像他从前每一次应对危机时那样。我到局里以来，参加多次“党委班子成员会议”，会议偶有争执，栗主任听到任何激进意见都不打断，留等对方说完，然后缓缓开口：“您刚才说的我都认真听了。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也可能不太成熟。您看一下，这样办，妥不妥……”他的提议往往巧妙周全，甚至考虑到三五年后的远景。他始终如一的寸发、深蓝色翻领拉链外套和运动鞋、他安稳地坐在局长旁边的样子和他沉着的语气，成为每场会议重要的压秤。今天，他扭头看向我，什么都没有说。
局长和宁馆陪我去上级单位，队伍浩大以示认错态度诚恳。第一次去，领导正要出门，没有接受我的道歉，直接前往地铁口。局长领着我在后面追赶着赔不是，局长的细高跟鞋追得很费力，领导淡淡地说：“我要进地铁了，以后再说。”第二次去，领导标注出三个问题段落，教导我应该怎么写文章改文章，都是我在高校教写作课没有涉猎过的技法。领导很严肃：“你，政治幼稚，文章表面上没有批评政府，但是对馆配书目提出了你的意见，会让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把柄攻击政府，葬送你的政治生命和学术生命！”
此前，有人跟我说这位领导是个实干家，口碑还不错，但这样的描述和眼前的过激反应不太吻合。我看着领导的眼睛，我想分辨她的愤怒是来自内心冲动，还是来自他者压力，是恐惧一些未知的事，还是真的要纠正我帮助我。一时间，我分辨不清，她像是诚恳的，又像是过于娴熟的，不知道她的真实动机是什么。
我内心平展，我相信这篇不符合公文样式的文章没有大的错误。抵制馆配，为人民买书，这错了吗？文章是正气不是邪气，拿到哪里我都不怕。这几个人对我的批评不能公开，只能私底下进行。没关系，我可以道一百次歉，表情和语言充分顺从，就当自己是在舞台上演一个道歉的角色，多温柔都行。反正，我给群众买的书已全部上架，我预告开馆的文章已经散播开来，我要做的事情都做好了。
“对对对，您批评得都对。我政治幼稚，今后改正，谢谢领导跟我说这么多。”我谦恭地说着这些台词，只望收束此事。我在心里屏蔽他们对我的干扰，走出这个房间，保持情绪稳定，迎接第二天开馆。
万万没想到，晚上一位北京的陌生人打来电话，改变了事情走向。
这天是周三，中央电视台记者张大鹏坐在机舱座位上，有些焦灼，持续翻动手机里的各种App。每周六晚播出的《央视新闻周刊》有一个固定板块——“本周人物”，临近世界读书日，节目组想寻找一个和阅读有关的人物进行深度采访，这周恰好轮到大鹏负责该板块，但直到此刻他还没有找到合适对象。这就麻烦了，按照日程，最晚不能晚于周五拍摄，周六剪辑，这是不容商量的期限。所剩时间不多，无论如何不能落空。团队成员在各个资讯平台上寻找消息，大鹏突然在新浪微博上看到一篇转发的文章《花了半年时间，我们在西安市中心建了一座不网红的图书馆》，读了几段隐约觉得素材合适，飞机却马上就要起飞，只能让手中的屏幕黑下去。
云中飞行，大鹏一直惦记，不知道文章后半部分讲的是什么，究竟能不能作为本周选题。飞机刚一停稳，他立刻打开手机，后面的段落愈发吻合节目的需求，“选书人”与“馆配潜规则”这类素材很少出现在新闻媒体中，也具有他们很在乎的“公共性”，还可以继续往深挖。读到最后一行字——“西安市碑林区图书馆将于4月22日开馆，欢迎您来。”——此时已是4月21日下午，他快速行走在北京机场大厅，联系团队成员，再不商议就来不及了。
晚上，大鹏自我介绍说他是央视白岩松团队成员，刚读过我的文章，明天来拍摄我们的开馆仪式。为了避免“葬送我的政治生命”，我建议大鹏先征得政府部门同意再来拍摄。他说他正是通过官方渠道联系政府才获得我的电话号码，让我不必担心。为了避免“个人英雄主义错误”，我和摄影师沟通，请多多采访各级领导，尽量少表现我。摄影师不同意，说这是以人物为核心的专题片，要突出重点。团队已列好提纲，会拍到我、宁馆和群众，不拍各级领导。
这一天忽上忽下，我刚刚低头认错，却又获得认可。白天，面对眼前的责难，我可以在内心凝固一张盾牌，听戈矛敲击折落的声音。夜晚，背后突如其来的支撑，却骤然让我柔弱，如同一滴热水化开冰层。挂了电话，我眼角里有一股酸楚，直冲鼻腔。
各级领导早已获悉央视到来的消息，他们听到“白岩松”这个名字有些紧张，向我反复确认：“白岩松？是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曝光？是‘新闻周刊’还是‘新闻调查’？‘新闻调查’都是负面的，你一定要搞清楚，不要随便接受采访！”
得知白岩松也在做“正面报道”的《新闻周刊》，领导的语气缓下来，通知我上班的第一件事是去宣传部接受部长指示：在央视镜头里，我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这是政治站位问题，要按规矩办事，不能错。
4月22日早晨，天气凉爽。忙了半年，要正式开馆了，我心里鼓荡着期待的微风，又对央视的突然到访有些拿不准，不知道这朵飘来的云彩里会不会下雨。
我走进单位比往常早几分钟，局长在等我，陪我去大院北侧见宣传部部长。局长和我站着，部长坐着。部长说：“中央电视台来，我们很重视。作为一个挂职干部，你要抒发正能量，不要批判社会，不要揭露潜规则，‘馆配’这个词最好不要讲。”最后，部长握了握我的手：“我们相信你会顾全大局。”
回到局里，过道平静如常。几个科员敲开我门，声音压低：“我们都知道了，是个好事儿，这下替你平反了，今天上镜一定要美美的。”我不太会化妆，周雯带来她的工具，帮我画眼线夹睫毛。见我眉毛杂乱，她又去走廊的尽头叫李敏来给“杨局”修眉。
李敏是体育科的，不是我主管部门，我不熟。这个喜欢穿衬衫的女人，每日衣服平整无褶，出门前仔细熨烫过。她眉毛边缘清晰，腮红晕染自然，睫毛膏涂得根根分明，从不会粘连在一起。李敏拿着小刀和眉笔走到102办公室：“杨局，周雯说你找我。”高大的杨局（前篮球运动员）很疑惑：“我找你干什么？”李敏也很疑惑：“给，给你……修眉？”
我们局有两个“杨副局长”，简称杨局。一个杨局在102室，主管体育和文旅执法。另一个杨局就是我，在104室。
很快，“李敏去给102的杨局修眉”的故事从一个办公室传到另一个办公室，大家笑翻了，没有注意到101的局长脸上的神色。我化好妆离开局里，局长再次提醒我“记住部长跟你说的，顾全大局”。
这十分钟路程好像不是去我熟悉的地方，而是去未知的“大局”。南大街上的树木已经茂盛起来，我在马路对面就看见了“西安市碑林区图书馆”的门头。它终于挂在了显眼位置，树叶挡不住，公交乘客和马路行人应该很容易看见。可惜的是，工人把石瑞芳的红色印章落款稍稍安装高了一些，来不及修改。
我穿过地下通道，来到门头下方，两位摄像师等在那里，举着机器开拍。
要到达去地下的扶梯口，其实只有二十米距离，但要拐三个弯。我怕读者找不见，叮嘱宁馆做了三个指示牌，此刻已经立在拐弯处，隶书字体够清楚。我又发现，脚下水磨石地板上每个拐弯处也贴了绿色大箭头，这我没叮嘱过，应该是宁馆用了心。
宁馆涂着淡淡的口红，西装上别了胸针，见了我身后的摄像机就连连摆手：“别让他们拍我。”
读者已经来了不少。几篮鲜花放在前台，前几篮落款是图书馆的供货商，后面几个是我的学生，还有我的朋友。他们悄悄来了，没有提前告诉我。这是公事，不是我的私事，他们怎么来送礼物？几张熟悉的脸从书架背后走出来：“素秋，恭喜恭喜，大喜事！”他们这样说，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在乡间张罗宴席的女主人，儿子要结婚或者孙子刚出生似的，从东厢房走到西厢房，把客人的吉祥话都揽在怀里。
省、市、区县，各级图书馆负责人走进会场，我跟他们握手打招呼，其中一位没有理我，板着脸径直走向自己的座位牌。我当时诧异，后来才从别人口中得知，是我那篇文章惹的是非。这位馆长看了文章大怒，因为文章中讲到“馆配书”的折扣是二折左右，优质书折扣是六折左右。而他过去几年买书，向财政局上报的报价单一直是“十折”，也就是原价。他担心财政局的人读了文章会来核实他往年账目。如果他因此遭到审查，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我。
两次接受我赔罪的那位领导，曾从我手里接过邀请函并且点头应允，却没有到场。有人告诉她央视要来拍摄，她突然就不来了，未曾解释。我打电话过去，空响的手机铃声无休无止。
开馆仪式顺利，琴曲《流水》重现清泉淙淙，小朋友诗朗诵引来欢笑，我主持时的即兴打趣没犯“政治错误”，领导们对就座位置和讲话次序表示满意。有位领导指着我，将声音拔细了一些说：“人家央视是来拍她的，不拍我们。”
宁馆一直在躲摄像师，拗不过了才坐到镜头前。她用手频频招我过来，一定要我坐在她侧前方：“你走了我就不会说话了。你坐这儿我踏实。”她双膝生硬，时不时转头求助我：“我这样说对不对？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你教我。”她几乎要黏住我，摄影师使眼色让我离开。
她伸手拽我衣服，我还是起身走了。我回头看她，她才说了几句就开始抹眼泪，一张又一张纸巾，最后捂脸痛哭起来。我不知道她在哭什么，又知道她在哭什么。我靠在大厅柱子上，不忍心看她耸动的肩膀。这半年她比我压力大得多，她是上下级体系中的那个最小的小卒，又是图书馆唯一的法人代表。我风风火火地做事，危险却有可能落到她头上。
宁馆对我说：“你转告编导，把我的那段裁掉吧。人家让我给图书馆打分，我打了六十分。我是不是说错话了？会不会太低了？领导知道了会不会怪罪？”
不约而同，我回答这个问题时也打了六十分。第一，经费紧张，没钱请设计师，图书馆外观不够美。第二，我编的书目不够好，我的知识结构肯定有很大的局限性。编导屡屡问到“馆配”问题，我谈了几句，但是不能深谈，要“顾全大局”。
身在北京的大鹏给这期节目取名“公共选书人”，这么小的图书馆为什么值得拍，重要的是选书这件事和公共有关，和每个人有关。他熬夜写稿，天亮时开始剪辑，感到可惜的是，馆长从头到尾哭了几十分钟，几乎没有完整的句子，能剪进节目的就更少。他问我：“宁馆受了多大的委屈，你能说说吗？她为什么哭成这个样子？”我很理解宁馆，遥远的陌生人前来支持我们，她和我的感受应该是一样的。可是她在这里有编制，左右为难，想说的话不敢说，所以哭得更厉害。大鹏说：“那我一定要保护你和宁馆。”他删减了敏感话题。
4月24日晚上10点30分，我的亲友们打开了CCTV-13频道，各级领导也都打开了CCTV-13频道。亲友们热情地转发节目，而领导则相反，在节目结束后迅速通知全局，禁止转发央视链接：“虽然这个报道是正能量，但要小心，以防万一，万一哪个领导看了不高兴。”
工作群里一片寂静，几个同事私下里跟我说：“看到宁馆哭，我也哭了。”我逗宁馆：“你哭得脸都花了，观众该不会以为我欺负你了吧？”她说：“不会的。我哭其中的过程，只有你最清楚。记者让我描述如何建馆，我感觉脑子里全都忘了，什么都想不起来，只想哭。一把辛酸泪，无从说起。你是我的精神支柱，经过只有咱俩最清楚，委屈也只能咱俩互相安慰。”
劳动节假期是一个真正兑现的假期，我踏实休息了三天，一天不少，这是挂职以来的首次。此前的国庆节、元旦、春节和清明节，我得带着旅游科去景区和酒店检查。游客们悠闲度假，旅游科逐项上报景区安全情况、参观人数、门票收入、同比环比增长率。现在这部分事务移交给新来的田副局长，我轻松多了。
这天早上，我轻轻软软地蹬着自行车，双膝向内并拢，在清晨狂飙的上班族中悠闲得像闺秀出阁，因为我大错特错地穿了一条丝绒包臀裙，稍微用力就会绷破开衩。我外表淑女，内心焦灼，单位食堂八点二十就要关门啊我的豆浆油条我的菠菜汁饼我的芹菜腐竹木耳粉丝雪里蕻……统统吃不上了我还在这么得体地蹬车。改道吧，去吃粉巷的热米皮，或者南广济街的笼笼肉夹馍，虽然没什么蔬菜，但也能凑合。
笼笼肉夹馍不是“肉夹馍”，就好像菠萝蜜不是菠萝。西安是“馍都”，汇集天下名馍，馍和馍之间差一个字儿都不一样。
“肉夹馍”的馍是烤馍，老酵面发面，放入鏊子用炭火烘，出炉时表面微微虎皮色，切开来内芯层叠，名叫白吉馍。中间夹的肉是腊汁肉，砂锅慢炖大块，五香不腻，放在砧板上剁碎，堆在刀面上送进饼的切口。
“笼笼肉夹馍”的馍是蒸馍，与馒头做法类似，先把发酵好的圆面剂子擀成适中厚度，合起来成半圆形，中间抹薄油防粘，边缘压成花瓣状，出笼时口感松软，又叫荷叶饼。中间夹的肉是麻辣味五花肉，拌上米粉放在蒸笼里用蒸汽蒸。
“笼笼肉夹馍”的推车不大，但紧凑，挤着好几个灶头：一大锅浅酱色汤汁里煮着卤蛋和织网状的“花干”（一种豆制品），锅边立起几摞竹编笼屉，尺寸袖珍，每个笼屉还没巴掌大，像是儿童过家家的小玩意儿，搭积木一样搭起来，为这座城市粗犷的食物谱系中加入一点俏皮。白纱布盖着一排热气腾腾的荷叶饼，店主问我吃纯肉还是加蛋加花干，她左手摊开面饼，右手取下竹屉，捏起竹柄迅速翻转，一小团肉打个跟斗进到饼里，飘出香气。粉蒸肉裹着零星的辣椒碎，红油刚好浸润外层的碎米糁，瘦肉紧实，脂肪的部分半透明，想来口感软糯。她又换了副竹筷去捞卤蛋和花干，拈进饼里用筷子捣一捣，再浇一丁点卤汤，蛋黄蛋白碎了，沾上油脂和肉汁。一口下去，肉豆蛋碳水齐全，我们“馍都”的早餐就是这么霸蛮。
我拎着笼笼肉夹馍走进院子，反常地安静，没有车在行驶，也没有急匆匆赶着上班的人。眼前像是纯粹的风景静物画，花坛里的松树和冬青一棵一棵，清晰明了，不受打扰。嗨！我记错时间了，劳动节后推迟半小时上班，食堂还没开门，想吃什么都还来得及。
我在过道里遇见102的杨局，他穿着汗湿的T恤端着盆去接水，一块毛巾搭在他肩头。他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当年在体育学院的习惯，每天早晨和中午都打球。接近五十岁，肩膀和腰身依然平展，条儿顺。
我刚来局里的时候，人们跟我讲“杨局那人，没得说，人品绝对过硬”。我慢慢体会到了，假期值班他会询问我的时间安排，让着我先挑；听说我的孩子学篮球，他说他可以教一教。他的瞳仁明亮，声音也响亮，但是遇见更高级别的领导，他的话骤然变少。饭局中他几乎没有祝酒的言辞，也没有奉承的笑意，拘谨得不像是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十年的副处级干部。
这天早上，杨局见到我，关切地问：“上面没人再批评你了吧？”杨局可能觉察到，央视来了之后，上面对我的态度有了变化。组织部认为我的工作得到央媒认可是个好事，但是我的个人英雄主义依然需要改正，我发表在《贞观》上的那篇文章，思想是“很不成熟的”。“你作为政府工作人员，以后不要在民间媒体上发表文章，民间媒体常常别有用心。”接着，组织部建议我重新写一篇文章上交，向上级表态。
我奉命写了，这篇文章将发表在内部刊物中：
挂职工作汇报
杨素秋
政府工作千头万绪，既需要与基层民众沟通，倾听人民的声音，又要贯彻落实上级组织的政策法规。这与高校教师的工作性质有相当的不同。从前，我的工作主要是埋头于自己的学术领域，关注之处小而深，与社会很少接触。而在新的工作岗位，我要去景区、酒店、文物勘察点督导检查，要去基层组织群众排演文艺节目，还要在图书馆工地与施工队来回谈判。工作的边界拓宽了，复杂性和挑战性也上升了。
我对自身挂职锻炼期间的表现总结如下：
1. 认知自己，发挥自己
读书人应当将自己的专业知识推广到群众中去。
……
在寻找书目的过程中，我无意中收获了新的知识，并为能给社区群众的精神生活做出一点贡献而感到欣慰。
挂职期间，我先后在民间媒体发表了两篇与文旅工作相关的文章，一篇推广我区民宿，另一篇宣传图书馆，写作的过程其实是我在做实验：如何把政务话题写得有趣有料深入人心。
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反对党八股”，也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过：“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要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
作为政府工作人员，我应该反复温习这样的话语。我们要对宣传语言有高度的自觉，要说人民群众容易听懂，也容易有情感共鸣的语言，才能将文章与资讯传播得更广。
2. 秉持“初心”，知行合一
我在大学里教文学和美学课程。美学里讲，“初心”和“童心”对于人格的完整性非常有益。习总书记也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那么，“初心”是什么？
具体到我的工作中，我认为，初心就是要体察民众真实的文化需求。这种体察，不只是为了应付考核，不只是完成任务，而是要提高主动性，为群众多做一些事，再多做一些事。我们的服务是没有终点的，要紧贴人民利益，不惜人力物力。要在任务的落实和延伸中知晓自己的短板和偏差，并能在今后的工作中予以校正。
如果说我这个人有什么一技之长，我觉得，做事的热情，是我唯一的一技之长。
……
把好图书关，做好良心活。不忘初心，为人民买书，高举精严标准，抵制劣质书籍，这是必须坚持的基本思路。初心，就是要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初心，就是要全心付出，不求回报。我常常在讲授这样的美学理论，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在工作中去践行理论，否则，就不是一个诚实的知识分子。
……
我的挂职工作有了一些成绩，得到了各级部门和央视媒体的肯定，但我只是整个工作过程中一枚小小的螺丝钉。高校与政府之间的人才交流，必须依赖于各级组织的畅通与民主。唯有沃土，才能扎根。唯有春和景明，才能催生花蕾。在未来的工作中，无论我到哪个岗位，都希望能继续与同仁携手，共同为人民创造更好的文化生活。
我努力调整文风，不知道这样写够不够“成熟”。过了几天，市局印发文件表扬我馆“先进建设经验”，点名让我撰写“典型案例汇报材料”，在会议中宣讲。我站在主席台上，台下是各区县图书馆馆长和文旅体局副局长，我看见了热切聆听的眼神，也碰到了回避甚至敌视的目光。无论如何，这场由“个人英雄主义”文章引发的小风波，总算平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