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九点打开办公室门，当天要做的事我只能知道一半，剩下一半，我得等栗主任的敲门声。我已经能分辨出他的敲门声，力度适中，节奏比别人更均匀。他递进来各种会议通知，告诉我今天的脚步该迈向哪儿。最多的时候我一天开了四个会，直到天黑。这样的生活是“不可控的”。以前在高校每周课程固定，偶有临时会议也会提前一两天通知，每日要做的事可以提前规划好。但在这儿，我得适应这种随机性。
高校开会也摆桌牌，只摆几个重要位置。政府不是，政府的桌牌铺天盖地。一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麻烦，不久我知道了桌牌的用处。
有天早晨我去市委开会，找不到会议室。这才发现我走错了，这里不是市委，是市政府。市政府在“行政中心”地铁站西侧五百米，市委在该站东侧五百米。我这个糊涂蛋，寻了一辆共享单车往东赶，路上连续接到三个催促电话，分别来自我局办公室、碑林区委办公室和西安市委会议组，严厉程度依次递增。我走进会议室，只有一个座位是空的，像窟窿一样显眼。桌牌上“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清清楚楚，墙上时钟显示我迟到两分钟。这里开会准时，一分不差。主席台领导让我站着别坐，严肃教育我。
又一天，开“创文明城市促进会”，台上领导狠狠批评几个街道的垃圾死角和道路施工问题，督促其他单位跟进整改。我听了听，没我们局什么事儿，我们主管的景区和酒店一贯卫生达标，我就开始玩手机。
玩手机的不止我一人，他们都用手挡着手机，护在笔记本下面偷偷玩。我懒得挡，一个秘书从过道走过来碰我手肘，说：“区长让你别玩手机了。”我抬头碰上主席台冷峭的眼神，区长在瞪我。散会时，那位秘书到我身旁叮嘱我先别离开。区长走过来，他身着白色衬衫，头发造型服帖，用食指点着我的桌牌说：“你们局长没来？你是谁？今天发生的事情，下不为例！”
由此可知，桌牌的第一个功能：靶子。
摆桌牌很费时间，最重要的领导摆在中间，然后呢，第二名应该坐在左边还是右边？第三名呢？如果两个人是平级，谁的部门更重要？谁左谁右？同一部门的两个副职怎么排位？人大、政协和政府这三类部门的先后顺序如何？轮到我们局主持会议时，这样麻烦的事情只能请教栗主任。一筐子的人名，他总能细细分辨这些人位次的差异，拿出来排好顺序，给我们讲解。但是下一次我们还是会忘，还得叫他来。
开会有严格规定，如果只是一两人出行，不能乘坐公务车辆。我局公车被划归应急保障类，有重要事件才可以出车，出车之前要填写公车审批单，标明详细路线、途经街道和停留位置。每辆车均是GPS全程定位，调度中心可以随时监控，如果行驶路线和填报数据有偏差，需要做出书面说明。
我出去开会，一般都自觉往角落里走。某天我去早了，许多桌面还空着，秘书正在筐里拨拉桌牌，我拿出我们局的：“不用费心排序，我自己随便坐角落就好，左右都没差别。”我俩都笑了，因为我们文旅局从不曾坐到中心位置去，都是在角落。
渐渐地，我对于文旅局的冷清处境习以为常。我曾和一些局长、处长同乘一辆大巴车去西安理工大学调研，轮流发言，寻找合作可能。会后，高校来到政府各个部门桌前互加微信，唯有我桌前没有任何人来，我就自个儿坐在那里。
多开几次会就知道，招商局、经贸局、投合局、发改委这样直接与GDP挂钩的单位通常坐在前面。桌牌是一种秩序，通过位置分布，直观地让每个人清楚自己负责的工作在整个政府里的地位。
同一个会议，参会干部级别大多接近。会开得多了，院子里的局长副局长们我就都认识了。他们互相打招呼，我也和他们打招呼，总有一些人看不见我的招呼。起初我以为是偶然，后来这种事频频发生，他们的视线故意从我耳侧擦过去。我懂了，我是“临时”的副局长，一年后就要离开。
中午的食堂门口，排队的人不少。不管队伍有多长，里面绝对不会出现副处级以上的干部，我是唯一的。食堂开门时间严丝合缝，十二点整，服务员手拿小钟表卡着时间开锁，我们拥进去。过上十几分钟，副处和正处们才陆续进来。
中午的米饭配两荤两素，一汤一薯，一酸奶一面食。在北方，尤其是在西安，面食不可或缺。本城又名“馍都”“碳水之都”，绝不是浪得虚名，《陕西美食》的歌词便是证明：
从来不吃什么意大利的通心粉
好好尝一下 俺们的岐山擀面皮
KFC的汉堡别看你价钱卖得美
一个腊汁肉夹馍就把你PK得找不见北
面对异域文化，这首歌首先捍卫本地美食的地位。紧接着，碳水方阵向您走来，有粗有细，有煎有煮，有酸汤有酱汁，想要尝试这么多花样，至少也得三五天：
锅贴 凉粉 酸菜炒米 春卷 醪糟 三原熏鸡 酸汤饺子 灌汤包子
……
油泼面夹一口 香得发抖
菠菜面营养多 绝对很牛
裤带面粗得很 挑战喉咙
biǎng biǎng面拌上肉 真是筋道
浆水面连汤带水 记得擦嘴
岐山面臊子多 历史悠久
蒜蘸面有点辣 小心舌头
炸酱面燃一点 吃不了咱兜着走
最后的压轴一定是泡馍。外地人第一次吃恐怕有些疑惑，服务员递给自己一只硕大的空碗和两个完整的馍（其实是饼），这是要做什么？环顾四周，大爷大妈们不慌不忙，一边聊天一边把馍掰成蚕豆大放进碗中。细致的人，掰下来的每一粒都同时带有微黄的馍壳和白色的瓤儿，煮出来既有嚼头又能浸润油汤。一只馍掰十几分钟是常事，掰两只馍就累得指甲盖疼。附近熟客则更讲究，带完整的馍回家，第二天清早赶来，将掰好的一袋精致馍粒直接递进操作窗口，收获外地人惊诧眼神和跑堂伙计赞叹，迅速吃上第一锅羊汤。外地人往往等不及，操作也不熟练，只将馍撕扯成大块递给堂倌。这样敷衍的“馍品”往往换来厨师的怠慢——你不尊重馍，我就给你胡乱做。
总之，吃泡馍要有仪式感，手掰馍的颗粒大小和均匀程度是区分泡馍行家与新手的重要标志，机器掰馍更是被“手掰馍原教旨主义者”嗤之以鼻：
牛羊肉泡馍 是咱西安的经典传统
西安的方言，意为“非常厉害”。——编注 要想吃得好 那可讲究得縡耸
馍要自己掰 还得配上辣子酱跟糖蒜
料重味浓肉烂汤浓还有暖胃功能
伙计 汤给咱弄得宽一点
“泡馍”这种受欢迎的小吃，政府食堂里很少见到。因为人多，不能一碗一碗分别去煮。偶尔，厨师烩一大锅端出来，大家争着舀：“哇，今天有泡馍！”大锅一会儿就见底。
在我们的食堂里，面食花样还是丰富的，天天换：扯面、饺子、麻食、凉皮，还有饸饹——一种荞麦面条，汁水里带有芥末。食堂厨师应该是本地人，粉蒸肉非常软糯，醋熘白菜够酸爽，做鱼则差些功夫。因为附近有同事，我忍住了打第二勺粉蒸肉的冲动。
我转身看见老谢，他是碑林区融媒体中心的老编辑，精瘦，快退休的样子。前几日，栗主任介绍他和我认识，请我给他写些稿件。自那之后，老谢一见我就打趣：“杨局，你还亲自接开水？让栗主任帮你接嘛。栗主任！你有没有眼色？”栗主任瞅他一眼：“你走！”老谢抱着保温杯，眼睛弯弯的。他这个年龄，和谁开玩笑都无所顾忌。
今儿他又在食堂遇见我，故意大声：“嗬！杨局，你亲自来吃饭！”
我大笑：“没有没有，找个秘书替我吃！”
我们身边有许多空位，正处级干部们举着盘子略过我们，四处张望，寻找同级别的人坐在一起吃。副处呢，进可攻退可守，坐哪儿的都有。我喜欢和下属坐在一起，一边喝汤，一边听小全和他的“小姨”诉说失恋的情绪。
早晨醒来，我摸到枕头边的手机，一串短信：
“送走夏的斑斓，迎来秋的淡雅，在这寒风微起的日子，只想轻轻说一声：天冷了，您多加衣。”
这是群发的。
“杨局，前几天看到您有些疲惫哟，您可以多喝喝银耳汤呢。”
这是单发的。
“杨局，您只要买我的书，我可以表面上给您报价五折，实际给您三折，中间的差价，微信里不方便，我们电话里说。”
这是密发的。
所有书商中，只有中图网不发这样的文字，那个温和的女声根据我的需求改了两版，没有嫌麻烦，少儿书籍部分尤其令我满意。她显然有阅读习惯，和我讨论凯迪克大奖、安徒生大奖；她正在外省做绘本阅读的活动，主动增补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等社的新书，又建议我加入企鹅经典双语读物。一来一往的业务交流中，我意识到我过去的采购想法太粗疏，需要细化。我得自己动手编一个更适合本区读者的书目出来，这可能需要一两周。
我托朋友找到北京海淀区图书馆以及西安市其他区县图书馆的编目原则做参考。我们的馆小，书少，这恰恰困难。稍微买偏了，就会大量被闲置。
首先要分析地理位置。碑林区图书馆在地铁2号线上，这条线上有好几个图书馆，都不远。往南走三站，省内最大的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往北去五站，西安市图书馆，规模也不小。方圆五公里内高校——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长安大学、西北大学——都有各自的图书馆。因此，如果某些小众领域的研究者想要借阅冷门的专业书籍，可以在以上图书馆满足需求。
我们规模有限，不在艰深领域和其他馆比拼，要换个思路，以普通民众阅读需求为主，注重书目的普适性，经典书籍和畅销书籍都得有，暂时不考虑过于小众的书籍。
这里是市中心商业繁华区，周末常有家长带小孩子来附近逛街，我们应该加大文学书和少儿书的占比。
附近有全国最大的石碑博物馆——碑林，它和其他博物馆不同，展出的不是绘画或者器皿珠宝，而是“字”。无数笔画线条用面积和体积填满数十个展室，即便游客不能理解文本奥义，也能强烈感受到汉字的形态之美。
疫情之前，常有日韩游客在碑林研习书法，日本修美社和碑林也曾多次联合举办“国际临书纪念展”。今年遗憾，域外书法家的临帖作品无法正常邮寄，只能在线上展出。
瑞典人林西莉曾在《汉字王国》中这样回忆碑林：“在那里散步，如同置身于森林之中。文字上的光仿佛是刹那间从沉重的灰色石头中散发出来的。那里有诗人和皇帝各种不同的手迹……它们离我们那么近，伸手就能摸到它们——这使得这个地方成为中国的知识圣地之一。”
碑林中，颜真卿《颜氏家庙碑》和柳公权《玄秘塔碑》名声最盛。《开成石经》阵势宏大，一百多块碑石如将士一般排列，镌刻儒家的十余部经典。我经过时，听见导游说：“这就是唐朝的公务员考试教材。”游客大笑，俯下身去辨认自己熟悉的句子，《诗》《书》《礼》《易》《春秋》……总会找到几句。
唐宋石碑已被玻璃罩保护起来，不允许拓印和抚摸。近代石碑周围搭起小木梯，工人用布做的圆形拓包蘸取墨汁，捶打碑上的纸张。人们围观拍照，看那美丽的字如何从纸里浮起来。
碑林门口紧挨着一条街——书院门街。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街道中段有古老的“关中书院”——明清两代陕西的最高学府。如今，这条街的生意紧紧和碑林相连，卖笔墨纸砚、书房清供、字画玉器、篆刻画框。街头有个灰白胡子的“扇子哥”，在扇面上画国画，每天只画六把，看热闹的人不少。走进这个路口，满眼都是毛笔字。碑帖、拓片、书法卷轴铺展开来，占据了街面的大半。商店牌匾全是手书，路边小筐哪怕售卖低廉花哨之物，也要用毛笔写出价格和名称。印刷体似乎不太敢出现在这条街，怕跌份儿，怕上不了台面。刻印章的小店里，工匠在安静地手作。一个朋友曾给我讲，他小时候想学毛笔字，没有老师，就趁放学时间去书院门，站在店主身后看他们写字篆刻。都是陌生人，他不好意思请教，只是胆小地站着，在露天小摊一直站到太阳下山，天黑了饿着肚子回家，回忆老师傅的运笔方式，于纸上琢磨，这么看了半年就学会了。
这个地方离我们图书馆步行只有几分钟，我应该设立一个碑帖专区，大量地买，做成特色。爱好书法的社区群众会喜欢，来碑林没看够的外地游客也能在这儿继续旅程，坐下来一页页慢慢翻看稀有碑帖。
我还想设立一个单独的外文童书区。2018年秋天我在西雅图访学，家附近的社区图书馆不大，也就两三百平方米，进门右拐，有一块“中文童书”的汉字标识，我家孩子见了一下子就冲了过去。后来我去过西雅图的其他图书馆，全都有中文童书，书品不错，没有“外行”或者凑数的感觉，都是近几年的童书佳作。不知是谁在负责选品，能在国外的城市里做到这样，一定花了大功夫，感谢这个隐身的选书人。
孩子在那儿挑了一本王安忆编的《给孩子的故事》，其中，余华的《阑尾》让他哈哈大笑，读完汪曾祺的《黄油烙饼》，他用力绷着上嘴唇，突然喷出哭声：“汪曾祺写得好感人啊！我好难过，我不敢看第二遍！”
在英文环境里偶尔读到中文，孩子心里的情绪可能更为浓郁。在碑林区工作的外国人不少，如果他们的孩子在这里看见母语故事，一定和我的孩子一样激动吧。而且，国内的小朋友也有阅读外文故事的需求。“牛津树”系列，“培生”系列，“外研社”系列，这几个常见系列都应该纳入进来。日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这些小语种，也要有。
还应该有一个漫画专区。漫画的魔力和其他故事书不太一样，我小时候就发现了。我的弟弟和表哥在家里练着“天马流星拳”“钻石星辰拳”，向我大喊“我代表月亮消灭你”。他们买不起全套，就互相交换，头碰头挤在一起看。现在我儿子也是这样，生日时收到舅舅送的整箱《七龙珠》《火影忍者》《丁丁历险记》，坐在书堆里完全不能停。我进入不了漫画迷的世界，但我想满足他们的喜好。除了日韩欧美漫画以外，还可以再打开一些，比如描写北非小城阿尔及尔犹太社区的《拉比的猫》，以及拉美的《玛法达》，风格都独特，孩子会说：“还有这样的漫画！”中国的经典漫画，丰子恺的《护生画集》，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也要放进来。
西雅图的图书馆同样有着“漫画专区”，人头攒动。我们把这个区域做好了，这几个书架也可能会成为漫粉聚集地，也许周末会被读者挤满吧。
突然，我编书目的事被紧急任务打断。
上级要求我们停下手头一切工作，上街督导迎接“创文明城市”检查。
我手持一沓表格，先去景区，再去酒店：景区入口处是否张贴“文明城市”宣传海报？电子屏幕是否已加入最新版本的文明城市宣传语？这是打分栏的前几项。为了填写后几项，我还得打开计时器，掐表计算文明城市宣传语是否超过“所有播放文字总时长的40%”。文明城市，52秒。总时长，120秒。120×40%=48秒，52秒＞48秒，此项应该打钩……
我因公务来过多次碑林博物馆，但没时间欣赏碑石。每次来我只去看两类东西：一是灭火器，二是厕所。我需要清点景区的灭火器数量，打开箱盖查看灭火器使用时限是否超期。进入洗手间，每个隔断查看垃圾筐和角落的清洁程度，确认洗手台面上是否有“请节约用水”的标识，是否在显眼位置。
碑林门口的海报有意思：“中国古代科举与旅行特展”，我赶紧跑进去看，全是古代书生赶考的物事：岫玉笔架、手写信札、鱼跃龙门的糕点模具，还有一个“竹夫人”，竹篾编的中空圆柱，雅号“青奴”，据说夏天可以抱着它纳凉。我想多看一会儿，又怕别的科员等我太久，一两分钟后就匆匆出来了。
人们问起我们局是否“管”碑林，我打趣说：“碑林不归我们管，但碑林的厕所归我们管。”行政归属和辖区归属是两个概念。碑林博物馆在行政上归属省文物局，向后者汇报业务，而不是向我们。但它的地理位置属于我们的辖区，按照“属地管安全”的原则，它的消防、卫生、文明宣传等杂事由我们监督。说是监督，我们也不具备强势话语权，因为碑林博物馆和我局是平级单位：正处级。我们和他们协调事务，有时不一定顺畅，得商量着来。
同理，小雁塔西安博物院在行政上归市文物局管，城墙景区以及碑林周围地段的改扩建，归曲江管委会管。身为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其实稍显尴尬，区内几个著名景点，全都不“属于”我们，也不太“听”我们的。
我初来局里时，写下几页未来工作构想笔记，为何在局长看来完全是白费力气，就是这个原因。那时我完全不了解行政归属和辖区归属的分别，我打算为听障人士专门进行博物馆手语讲解服务，畅想碑林周围的业态规划，这些都超出了我局权力范围。而我以为自己能有机会行走在碑石之间慢慢研究，那美梦完全在我的日常工作之外。
这一天，为了检查，我坐上了公务执法电瓶车，比机动车利索，可以在背街小巷随时停靠。这车我还是第一次坐，简易小箱子的样子，窗户大，摇下来风也够大，正好吹吹今天的汗。坐在里面好玩，启动时轻溜溜的，像是玩具车。
某酒店昨天没有按要求设置“学雷锋服务岗”，今天已经改正，增添一桌一人，但是“雷锋同志”未佩戴红袖章。我说：“赶紧戴上吧，不戴要扣分。”某张餐桌上“光盘行动”的纸质广告，尺寸符合标准，可是公筷私筷的比例没有达到1∶2，且两种筷子样式区分不够明显，应该换一种。某电梯里的公用消毒液空瓶见底没有及时续上，是个疏忽……
酒店员工尽量保持礼貌表情，我看得出他在按捺烦躁。我想说：其实我本人不是这样的。我平时大大咧咧，上课很少点名，做起家务毛手毛脚，受不了繁文缛节。但在这里，我和科员手拿一支笔、一沓子表格，面对表格中的百余道问题，打分扣分，呈报上级。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们反复去过许多检查点，罗列条款让他们“对照整改”，这些文档不仅让我，也让景区和酒店快要昏过去了。
回到大院，人们走路飞快甚至小跑，打好最后一战，胜利曙光在前。
院子中央的银杏树摇动着小黄裙，漂亮是漂亮的，但那里离领导办公室太近，并没有人敢去和树拍照合影。它们兀自地绿，又兀自地黄，过段时间，又要兀自地落叶吧。没有人敢去捡拾那些小扇子，没有人把它们撒向空中，没有人轻轻地踩踏在叶子上，听那扑簌簌的声音。它们被扫进垃圾箱的时候，寂不寂寞？
我不要再这样多愁善感了。往左转，左手第一栋楼，一层南侧就是我们局。走进楼道，我看见小宁和几个陌生人等在我办公室门口。昨天来的不是这拨人，天天换。等和这拨人聊完，又不能按时下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