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加班，在夜色里回家，
总在这里打一转，跟江Sir聊两句天，听他骂骂人。
小店非常简陋，但每到此刻，我觉得生活无比真实。
“独自说话／我是一个人／但是对白／照样分两份……”王菲在《一人分饰两角》中这样唱道。
关于吃饭这件事，大多数人也会扮演两个角色。一个本真的自己做A角，专找对自己胃口的东西，想吃什么吃什么，甚至在喜欢的东西里挑最喜欢的，比如吃饺子只吃馅儿，吃螃蟹只吃膏……谁也管不着。但在生活里，这种能率性而为的场合并不是天天都有，不说那些婚宴寿宴会议餐，即便是一般的朋友聚会，人的社会属性必然战胜自己的自然属性，谦逊、和蔼、容忍、礼让，五讲四美三热爱。这种压抑天性的做派，往高雅里说叫“克己复礼”——牺牲天性构建和谐社会；往低俗里，人民群众管它叫“装B”——非常准确，因为你正在扮演自己的B角。
住所附近有座广西大厦，因为是自治区政府驻京办，所以下设的“那兰酒楼”很有特点，比如八渡笋、黄焖鸡、苦瓜酿，可能对广西人来说不算最地道，但糊弄北方人已经是绰绰有余了。因此，我时不常会在这儿组个饭局，专请黄河以北的朋友，一旦他们看见阳朔啤酒鱼——鱼鳞都没有刮——第一反应先是恐惧，旋即又换成了老江湖的表情：“鲤鱼不去鳞，书上说过这是岭南的做法，果然正宗。”有一次，我顺水推舟，借机推荐了这家的螺蛳粉，那是柳州名吃，也是我个人的偏好。
北京能吃到螺蛳粉的地方并不多，而且，那兰酒楼的已经有了许多改良，比如，酸笋的味儿不是很重，最有趣的是，粉汤里还有颗粒状的螺蛳肉。其实，螺蛳粉只是用螺蛳熬汤，舀到碗里几乎是见不到螺蛳本尊的。我找领班问过，领班姑娘说：“那是首都客人的要求。”此谓“活要见螺，死要见蛳”。要求确实有点古怪，我百思不得其解，甚至觉得跟签名售书的感觉差不多——不见到作者是不会掏钱的。所以，有次吃完粉，正好见到满世界坐飞机签名的罗永浩老师，总觉得他和北京螺蛳粉中间的那几疙瘩肉，有点关联。
但，即便是这样妥协的螺蛳粉，朋友们还是受不了，主要原因是酸笋仍然有一股微微的酸臭味道。所以，再组局的时候，类似酸笋类的菜品都没敢再涉及。请客总是这样，要找到大家口味上的最大公约数。比如，我喜欢臭鳜鱼，但去了徽菜馆子，我总要挨着问一圈儿，万一有人娇嗔：“可真受不了那个味儿呀。”那么这道菜只能作罢。我喜欢螺蛳粉，但它同样也是因为“异味”而不能在饭局上出现。其实，异味和鲜香是那么地密不可分。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不在这里多谈。
当然，这种曲意迎合没有影响我吃饭的热情，因为我是不会亏欠自己的。朋友吃饭不好意思点，但我可以单独来，只吃一碗螺蛳粉立刻走人，所谓堤外损失堤内补。然而悲剧是最近发生的：因为熬汤费时，利润空间小，那兰酒楼果断停止了螺蛳粉的供应。看到我不高兴的样子，领班姑娘过来打圆场：“陈老师，您也是写美食专栏的，但我们都不吃自己的米粉啊！”领班姑娘冒着损失自己客源的危险，向我推荐了一家她认为最正宗的螺蛳粉，还叮嘱我说：“他家的细粉好，粗粉偏硬的。”我连忙道谢，头都不回，去找她说的这家叫“美味食源”（谐音每位十元）的粉店。
小粉店不过二十平米，老板姓江，黑脸膛，大背头，说着桂柳普通话，听我说要细粉，他的反应非常激烈：“是广西大厦那个桂林女介绍你来的吧？要细粉，还不要葱和香菜，你问问她，找到北京小伙子了没有？装什么北京人啊？我们柳州大城市，都是吃粗粉。只有桂林那种乡下地方，才要细粉的……”没想到我一句话招了他这么多抢白，于是赶紧噤声。
粉煮出来了，满满的一大碗，上面撒满了炸腐竹。拨开酥脆的腐竹片，下层码放着厚厚的一层切得很精细的木耳丝和酸笋丝，衬托它们的则是颗粒饱满的花生。红红的粉汤衬着雪白的米粉，还有玻璃生菜托底。先喝一口汤，尽管没有螺蛳肉，但那种鲜味肯定是螺蛳和猪骨在汤锅里反复亲密接触后的产物。
为了显示自己在柳州吃过地道的螺蛳粉，我小心翼翼向老板提出如果酸笋的颜色再鲜亮一点就更完美了。老江又急了：“这种酸笋，只有在米汤里泡久才会发暗，米汤是去土腥味提鲜的。是不是广西大厦的人说我的笋子不够白嫩？拜托，他们的笋都是不泡，炒一炒就给你吃。那儿的厨子给我提鞋都不配。自己做饭馆，还好意思天天到我这里来吃粉！”江老板的脾气实在太臭，属于一点就着的那种。但我也从此喜欢上了这家十元店。
晚上加班，在夜色里回家，总在这里打一转，跟江Sir聊两句天，听他骂骂人。小店非常简陋，电风扇挂满了灰尘，地上还胡乱扔着几只放原料的塑料袋，这些往往都被我忽略。每当饥饿感来临，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到端一碗粉，在最靠门口的那张桌边坐下，涕泪纵横地看着华威南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每到此刻，我觉得生活无比真实。
当然，也还会去那兰酒楼吃饭，张罗朋友坐一桌，证明自己还是个体面人。点菜的时候，还会充分展现自己的温良恭俭让，照顾大家的口味需求。但此时，特别想学英达老师——据说，英老师永远不吃别人点的菜——对这种从来不装B角的同志，我确实心存敬仰。
2010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