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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 伤心的极限 胞兄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照例,和每一天一样,我睁开眼睛就想:“今天我的膝盖能稍微好点吗?可以不让我那么痛不欲生吗?”

几年前,我的膝盖总有疼痛和烧灼感,一次去看病时,一位医生建议:“何不做个微创手术?内窥镜能看到膝盖里的病灶,一做就好了,就不痛了,当天就能下地走路。”她的笃定与轻描淡写让我立刻决定做这个手术。不曾想,术后多年我都陷入了无法解脱的疼痛中,生不如死。后来才知道,以我的年龄和当时膝盖的状况,宜保守治疗而不宜手术。女医生的提议有极大可能是为了创收。我肠子悔青了也没有用,不是什么错犯了都能改过来的。

从那以后,我开始了每天忍受疼痛的生活,疼得常常想到去死掉算了。

但那一天,说来奇怪,除了膝盖疼以外,胸口忽然也剧痛起来,就像有把尖刀插在胸口,锥心地痛。我内心反倒有了高兴,觉得总算有了盼头——也许是心脏病?我真是求之不得。心脏病死得快,这对我来说是件好事情。

就在那天下午,手机上接到侄子短信,说父亲——我一母所生的胞兄——于四月二十九日凌晨一点四十分去世了。

人到了伤心的极限是不会哭的。我没痛哭,而是立刻在家人群里发了一条消息,对孩子们说:“以后任何时候再不要提起大舅舅。”

我知道这一天会来临。最后一次去看望哥哥,就已经知道那是最后一次。我在心中对哥哥说:“哥哥,原谅我,我不会来参加你的葬礼。只要没看到你过世,不参加葬礼,我还可以欺骗自己,哥哥没有死,我在湖南还有一个哥哥。”

四月二十九日这一天,接完侄子的电话,我艰难地挪下床,趴在飘窗上仰望外面的天空。天空湛蓝,飘浮着白云,一朵白云忽然停驻在我窗前,恋恋不去。忽然觉得那是哥哥在向我告别。“哥哥你总算解脱了,这会儿你一定在天堂吧。”我对天空说,“老天爷,请善待我哥哥,他是个好人。”

我脑子晕晕乎乎,忽然又觉得哥哥没有死,我没看到他死,他就没有死。我在心里大喊着,我湖南还有个哥哥,我湖南还有个哥哥。这声音当然只有我自己听得到。

那朵云停留了一会儿,渐渐飘移开去,直至无影无踪。

而说出那些话,我感觉尖刀从胸膛抽走了,同时心也被抽走,内心一片空空荡荡。我默然无语地趴在飘窗上,窗台濡湿一片。

哥哥一九三五年出生于六朝古都南京,我一九四〇年出生于湖南湘阴,我们是同胞兄妹。他死去那天,我感受到的疼痛,就是亲人间的心灵感应吧。

往事历历在目。

冬天,我们靠扒很多松针过冬,那是我们的柴火,煮饭炒菜取暖,都靠松针。一日晚上,躺在床上,听到风呼啸着吹过,就知道明天山上肯定落了一地的松针。那么我和哥哥天不放亮就要起早去扒松针,去晚了就扒不到了。

滴水成冰的早晨,热被窝最让人不舍,可是扒松针要紧,要抢第一时间。我懒洋洋地起床走到堂屋。

哥哥已在那儿了,见我便说:“你起来了。我都打算不叫你,我一个人去扒就可以。”

这时同村伙伴甘德新在外面喊哥哥的名字:“快起来,去扒松毛(即松针),落了好厚一层。”哥哥打开大门,甘德新缩着脖子,双手交叉伸进袖筒,腰里系根绳子,把个旧棉袄系得紧紧的。那样子像个小老头。

哥哥挑起唯一的装松毛的竹夹子,再次叫我别去了,他说:“天太冷了。”

我说我要去,起都起来了。“一扒松毛就热乎了。”我准备去挑箩筐,哥哥说:“我帮你挑箩筐。松毛滑溜溜的,你空着手不要跌倒就很厉害了。”

屋后,群山连绵起伏,遍地黄黄的松针,如一层厚厚的地毯。

清晨的风很是刺骨,如潮水般四处荡漾。灰色的天空,太阳也怕冷,迟迟不出来。

那天一早晨我们扒了几担松针。大部分都是哥哥挑着,到家门口才让我挑,这样妈妈会以为我挑的都是我扒的,会夸奖我,而我小小的心灵会因为夸奖而高兴。

看着甘德新冷得缩脖子的样子,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有年冬天,哥哥寒假回来,妈妈给他做了件新棉袄,让他返校时带去。哥哥高高兴兴带走棉袄,回到学校放在衣箱里。几天后当哥哥去拿棉袄时,它已不翼而飞。

那年冬天特别冷,滴水成冰。哥哥没在信中说起棉袄被偷的事,知道家里困难,怕增加妈妈的负担。等再次放假回家才把这事告诉妈妈。妈妈边哭边责怪,怪哥哥怎么不写信告诉她,她总会想法子再做件棉衣寄去。

哥哥说:“我一个星期都焐在被子里没去上课,饭都是同学给买的,也没生病。妈妈放心好了。”

妈妈又立马买来布和棉花给哥哥做了件新的穿去。

看着甘德新的模样,我悄悄对哥哥说:“你那次冻得像不像甘德新?缩着脖子,系根绳子。”

哥哥笑:“没有没有,依然打得起精神。”

棉袄事件的第二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全家人正在乘凉,忽然一个黑黑胖胖的青年走来,圆圆的脸上一双小小的眼睛,对着妈妈很有礼貌地问:“这是杨自衡同学家里吗?”妈妈说:“是,你有什么事吗?”

“我是杨自衡的同学吴自强,住在七里冲,离这儿只有六七里路。杨自衡的钱用完了,让我帮他带点钱去。”

妈妈略微疑惑:“上个月才拿钱没多久,怎么就冇得钱,自衡从不乱用钱的呀!家里只有三块钱,请你帮我带给他。正好他妹妹捞了一碗小米虾,炒好让你一并带去。”

炒好的小虾用一条白净手巾兜着,连同三块钱一起递给吴自强,妈妈说:“辛苦你了。”

那青年把钱放进口袋,提着一碗炒熟的小米虾告辞走了。妈妈对父亲说:“该不是个骗子吧?我没听说这方圆六七里有个叫七里冲的屋场。”

爸爸说:“不会是骗子。骗子要骗有钱的,我们这种穷人能骗到什么?”

“那倒也是……”

哥哥一放假回来,妈妈就问及此事。哥哥说:“我班上没有这样一个同学。没有吴自强,也没有七里冲。以后不管什么人用这种方式来要钱,妈妈一概不要理。我的钱总是够用的。”

“还不是让你那件棉袄的事吓怕了,那么冷的天也不告诉我被偷了,否则我总能想办法再做件寄给你。不知你冻成什么样子,怎样熬过来的。”

我需要抱着田四牵着赔三那段岁月,是我们一家最艰难的日子。妈妈为了挣得一日三餐,除了教书还要替人做针线活。哥哥在外教书,每周回家一次,星期六傍晚我带着弟弟们在路上迎哥哥回家,小小的心里有种绝处逢生的感觉,跃动着隐隐的幸福和欢乐。

哥哥一见到我们,会立马从我手中接过田四,我身上霎时一轻,牵着赔三蹦跳在哥哥身旁,一路回家。到家了,哥哥会从口袋里拿出一两本旧图书出来。一直到田四五岁了,哥哥都有这个习惯,我还记得其中一本叫《小金马和蓝鸟》。

一日哥哥回来,把我们三个叫到面前:“你们想看魔术吗?我变个魔术你们看。”

三个小脑袋挤在一起,生怕错过那一瞬间的魔法。

哥哥从口袋里掏出一方蓝格子手帕,抖了又抖:“你们看清啊,手帕里有东西吗?”

“没有。”

三个人就像小学生回答问题一样,异口同声。

哥哥拿出一根火柴棍,放在手帕里,一边说:“看清呀。”再把火柴棍包在手帕里,要我们把火柴棍子折断。我们把火柴棍子折断了。哥哥拿起手帕,口中念念有词,然后把手帕打开——火柴棍子完好无损。

我们三个佩服得五体投地,再次异口同声:“哥哥好厉害哦,会变魔术!”

我们缠着哥哥再变一次魔术。一连变了三次,都没能看穿秘密。又要求再做时,哥哥说:“不能做了,再做就不灵了。”

后来哥哥把这个戏法的秘密告诉我了,他想的是我可以用这个把戏领着弟弟们多玩几次。结果赔三、田四生气了,说哥哥偏心。被逼不过,我只好说出这个秘密,也把哥哥的用意告诉他们,两个弟弟才不生气了。

暑假,哥哥在县里开会回来,给自己买了一身布料,一块藏青色灯芯绒的和一块蓝色的裤料。灯芯绒布料,我拿在手上,都不知哪是正面哪是反面。蓝色布料上有些麻麻点点,打破了沉闷,很是好看。哥哥拿着两块布料不知如何向妈妈开口——家里这么困难,还去买布做新衣。

哥哥提着书包跟着妈妈走进厨房,没开口;又跟着妈妈到了堂屋,还在犹豫。我轻轻对他说:“不怕,只管讲,顶多挨几句骂。”

哥哥走到妈妈面前,怯怯地说:“妈妈,我扯了两块布,想做身衣服。以后会有很多人听公开课,县里都会来老师,我要有身像样的衣服。”

妈妈看见布料,眼睛一亮:“这布真好看。只是家里连饭都吃不饱,你还去做新衣。”

哥哥低下头:“买好后,我又后悔了,不该买的。”

我赶紧走过去:“妈妈,不要怪哥哥,哥哥的工资除了吃点饭全部拿回家了,哥哥平时穿得实在太寒碜了,让他高高兴兴做身新衣穿吧。”

“就你会疼哥哥,我不疼哥哥。这布我不敢做,没有缝纫机,手工做出来的不好看。明天我带你去找黄裁缝做。”

哥哥说:“还是妈妈做吧。请人做又要手工钱。”

“那不行,这么好的布,做出来不如意太可惜了。我替别人做两身衣就赚到了工钱。”

黄裁缝远近闻名,衣服做得好,人也长得白净斯文,像个读书人。

第二天,妈妈带着哥哥走向了一条宽阔的大路,这大路通往铜盆,二十里路,黄裁缝就住在这镇上。

黄裁缝正在堂屋的门板上裁衣服,打过招呼,妈妈说:“黄先生,请你帮我崽做身衣服。”说着从书包里拿出布放在门板上。

黄裁缝摸着灯芯绒说:“咯是(这是)么哩(什么)布?冇看过。只怕做不好。”

“这叫灯芯绒,是我崽在县里扯回来的。”

黄裁缝又摸着布说:“真像灯芯,一条一条,还有绒绒子。到底何边(哪边)是里子何边是面子?不要做错了。”

“有条条子的是面子。你只管做,做仔细点,莫怕。”

“做么哩样子的?”

妈妈转向哥哥:“你画个式样给黄先生吧,他好照样做。”

哥哥便在一张纸上画了一套衣服的样子:“黄先生,我画好了,请你看看,立领,三个口袋。上面左边一个小口袋,下面两个口袋,要有盖子。裤子两边两个口袋,屁股上一个口袋要带盖子。麻烦你了。”

“这身衣服好难做啊,从来冇做过。”

妈妈说:“黄先生好谦虚啊,哪有你做不好的衣服。多少工钱呢?”

“四块钱。”

“四块就四块。今天带我崽来,也是带他来认认路,认认黄先生,下次做衣服我崽一个人来找你。”

母子俩高高兴兴往回走。路上,哥哥说:“妈妈,你今天完全可以不陪我来的,我一个大人还能找不到黄裁缝?害你来回走了四十里路。”

“还不是怕黄裁缝欺生,要是万一没做好真可惜了。难得做身新衣。你又不会像我讲那么多话。”

哥哥在杨家祠堂教书时不满十九岁,挣到的工资除了吃饭全部负担家里。妈妈经常挂在嘴边讲的话:“不是哥哥,我们一家人早饿死了。”

一次,家里又没一粒米了。妈妈对我说:“你去哥哥那里吧,看能不能拿到块把钱买几斤米回来。”

春寒料峭,雨后天刚晴,泥深路烂。没有雨鞋,我只有一双木履,要走二十里路真不容易。

乡下的路,雨水一冲,路面就沟壑纵横,坑洼遍地。太阳光洒在我身上,身上热乎起来了。感觉到脸上燃起了红晕,我带着一股稚气的倔强直奔哥哥学校。

哥哥看到我,大吃一惊:“你怎么来了?快坐,快坐。穿双木屐可不好走路啊,累到了吧?”

“妈妈要我来看看你。”

“妈妈也真是,下个星期我就回去了。”

哥哥夹着书要去上课,嘱咐我等他回来。但他刚离开便又慌慌张张地回来了,匆匆地把床头被子抿抿好,再把枕头放正一点。

我立刻意识到被子下有秘密。等哥哥走了,把被子掀起来,发现下面压着几封信。拿出来一看,六封是女学生的,两封是女老师的,写的都是对哥哥的爱慕之心。我心跳加快,自知不应该偷看哥哥的信,还是忍不住好奇心看了。我特别为哥哥高兴,他被这么多人喜欢,可真好。只有那封装钱和粮票的信封里面,仅存两块钱和两斤粮票,让我内心一寒。

中午,哥哥硬要留我吃午饭,我们坐在食堂靠窗边的桌子,哥哥又问我:“真的是妈妈要你来看看我,没别的事?”

“真的没别的事。”我的眼睛看着哥哥,脸不红心不跳,心想,我这谎撒得真像。

可是,我又怎么能夺走他仅剩的两块钱和两斤粮票?那是他一直要用到下个月发薪水日的。

正准备吃饭,来了一个女老师坐过来,一看她神情就知道喜欢哥哥。她看着我对哥哥说:“你妺妹长得真好看。”

哥哥笑笑。

走时哥哥拿了一些旧报纸给我,交代我到路口那个废品店卖掉报纸,买几个糖吃吃。我把那报纸卖掉,买了一斤四两米回家。我把偷看信的事告诉妈妈了,妈妈说:“哥哥生了一副好相貌,就是命苦,没生到好人家。那么会读书,又送不起。”在后来的数十年里,妈妈经常念叨这几句话。

一九六〇年,我就读的工业学校解散。预料到回乡没有生路,我身上揣了三块钱,搭火车到了江西宜春,想找个工作赚钱,帮助送弟弟赔三和田四读书,又或者自己还能找到读书的机会。回想起来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在江西铜鼓,真的找到了读书的机会,那里有个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分校,我进去读师范班,一年就可以毕业,然后可以当上中学老师。当时我快乐的心情无以言表。

可是在一次填表时,我老老实实填了父亲的旧官吏身份,结果毕业在即,我却被下放农村。

我在当地举目无亲。其时,妈妈已带着两个弟弟流落到湖北,哥哥住在学校,我也无家可归。为给自己寻条生路,我飞快地成为人妻。那段时间是我最痛苦和无助的日子。我用书信告知哥哥我的情况,每次都从他那儿得到开导。

其时哥哥自身的处境也非常糟糕。长于画画的他被校宣传队选中,让他在黑板报上画主席画像。像画好,宣传队长说嘴巴画得太大,要求他改小一点。哥哥说嘴巴画小了改大还行,若画大了改小,会越改越糟。

两人犟着,哥哥执意不肯从命,因他知道改不好。队长很恼怒,即刻宣布他为歪曲领袖形象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转眼间哥哥成为批斗对象。虽然没有坐牢,但被开除出教师队伍,回乡劳动改造——直至四年后平反,再次回到中学教书。

彼此相隔千里,又在那种特殊情况下,他无力帮助我。但在情感上,他始终是我的有力支撑。

知道我结婚了,哥哥专程来看望我。丈夫在县医院工作,我一个人住在樟树生产队。我没有找到工作,但不想当寄生虫,即便务农也想自食其力。我用丈夫平时给我的一点零用钱买了五十斤白萝卜,晒成萝卜丝给哥哥带回去。哥哥对家中境况只字未提,我也没将我的无助孤苦告诉哥哥。三天后,萝卜丝晒干了,哥哥就回去了。

他走后,在丈夫的两张照片后面,我看到他留下的笔迹:

临行赠水根弟

素昧平生者,相见倍相亲,

谈心常促膝,论事语惊人。

喜偕琴瑟乐,还添手足情,

囊中锥必现,拭目俟凌云。

铜鼓纪行

迭迭千峰翠,潺潺万壑喧,

云洞飞素绢,谷底舞靑蛇。

思源存旧舍,继往辟新园,

当年先烈血,今日舜尧天。

子恒

元月二十九日

斯人已去,这些诗何其珍贵。

后来,哥哥终于平反了,补发了四百八十块钱工资,他立刻寄了一百五十元给我。信中和我商量,问是否愿去学做衣服,有门手艺也能自食其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百五十元不是一笔小数目,我买了一部最好的蝴蝶牌缝纫机。但我不想学裁缝,小时候帮妈妈替人缝缝补补,做伤了。有了缝纫机也只做全家人的衣服。

几十年后,缝纫机还在,膝盖动手术之前,我一直还踩这部缝纫机。

当年搭火车从湖南跑到江西,足足又过了十四年我才第一次回乡探亲——那时候把钱花在旅途上是太过奢侈的行为。

即便这第一次带着三个孩子回乡,也不曾花钱买车票,搭乘的是我单位上一辆有篷的货车。货车司机是个转业军人,也姓杨,住在我隔壁,我经常帮他收晒衣服,缝缝补补,年轻小伙子视我如姐姐。

车厢里装的是毛竹。他并不去汨罗,是利用出车顺路送我们到汨罗。我们晚上就出发了。三个孩子躺在车厢里,我坐在副驾驶位上,内心十分激动。我恨不得飞回汨罗,立马看到我阔别十四年的家与亲人。我时不时摇下窗子看外面,天际挂着一轮明月,偶尔也有片片乌云在天际浮游着,黝黑的树木静默地站立在山路两边。

我的内心幸福和欢乐着。回家,终于能回家了。这是十四年来第一次回家呀!

深夜十二点多到家了,孩子们个个精神抖擞,跟着我第一次回外婆家。妈妈、哥哥和宽弟都没睡,齐齐地站在禾坪里看着我归来的路。那是我童年与少年时每天奔跑过的路。

一切都改变了,房子是用哥哥平反的钱新盖的。唯有门前老樟树,历尽磨劫,老干龙钟,仍枝叶葱茏。

正是月色最浓的时刻,大门敞开,月光如水银泻地,照得房间什物一览无遗。我看着这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眼泪簌簌滚落下来。

哥哥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莫哭莫哭,带着孩子们回家了,这是天大的喜事。我们要尽量客气地陪小杨吃餐饭,再让他好好睡一觉,明天他还要开车呢。”

饭毕,哥哥打好一桶热水叫小杨洗澡。小杨洗完澡,哥哥领他走到禾坪里,说:“小杨,今晚要委屈你睡这里,屋里实在太热了,如蒸笼一般。你得休息好,这样明天才有精神开车。”

也不知什么时候,哥哥在樟树下摆了张大竹床,四根小竹棍绑在竹床的四个脚上,一顶干净的白蚊帐挂在竹竿上,竹床上摆放着枕头和干净的床单。“你就睡在这里面,不用怕,我保证你的人身安全。”哥哥又指着旁边的门板说,“我睡这里陪着你。”

小杨说:“那不行,没蚊帐会有蚊子。我当过兵,不怕蚊子。”

“小杨,真不用客气,让你睡这里已经很委屈你了。屋里太热了,怕你睡不好才出此下策呢。快睡,很快就要天亮了。”

次日,小杨神清气爽,说睡了个好觉,多久没有这种享受了。一点都不热,夜里有凉风,真是舒服极了。

吃罢早饭,全家将小杨送至车旁,直看着他风驰电掣地开车走了,我们才返回家。

第一次探亲,那五天时间像从指缝里溜走。返程时我们得先去长沙,到那里搭车回铜鼓。每天只有一班车,早晨四点便得开始排队才能买上票。哥哥决定带着我们四个在长沙住一晩。

住饭店那是天方夜谭。哥哥带了一床草席子,提着我们的黄色行李包,里面装着我们的换洗衣服。

很多人都在车站门口地上铺着草席睡。哥哥说:“我们不睡这里,太吵也太亮了,另找地方去。”我们跟着哥哥找到公路边一棵大树下,哥哥把石头捡开,把草席抹抹平,说:“可以睡觉了。放心睡,我会做好你们的保卫工作。”

黑夜温柔地降临了,哥哥催促我们快睡,说明天还要坐六七个小时的车。他拿出一把折扇,坐在我们旁边轻轻地赶着蚊子。

有哥哥在,心里很踏实。很快我就进入了梦乡。下半夜我一觉醒来,浓浓的夜色包裹住路灯的光亮,公路上空落寂寥,两边的杨树被风吹动着,飒飒作响,我似乎在梦中。

我爬起来,硬要替换哥哥这个守护神,让他睡一会儿。我霸蛮去推开哥哥,但哥哥重得像无法推开的山。“你快睡。四点钟我就排队去买票了,等你们上车走了,我就回去睡觉,不要操心我。”他说。

我内心暖暖的。

四点,哥哥轻轻推醒我,小声说他买票去了。

夏天的四点,天开始蒙蒙亮,我仿佛从梦中醒来。早起的人们偶尔从我身边经过,骑车的、步行的、领着孩子的,一股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

我呆呆地看着视线前方,天和地是灰色的。远处有了炊烟缭绕。迷蒙的曙光下面,是芸芸众生的一块天地。

哥哥顺利地买好了票,又买了包子,我们就坐在树下的草席上吃包子。

之后我带着三个孩子坐上了班车,哥哥站在车旁看着我们。车开动了,哥哥冲我们挥手作别。

从第一次返乡之后,我回去就频繁多了。

每次返程依然是哥哥送我到长沙。一次在汨罗到长沙的上车站点,停着的是一辆货车,从车上下来一个工作人员,对着一群等车的人一个劲地说:“对不起了各位,班车修了一晚硬是没修好,急需要去长沙的,只能坐货车去。”那人的话一讲完,大家争先恐后地开始爬车厢。哥哥用眼神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哥哥,不怕,我们也上去,个把小时的路程怕么里。”

总算挤挤挨挨地上完了。车厢里站的站坐的坐,我和哥哥靠边站着,妈妈给我的两百个土鸡蛋用纸箱子装着,放在我和哥哥之间。

中途一个女人晕车,用手使劲捂着嘴巴往外面挤,可是她没忍得住,噗的一声,一口菜饭毫不客气地吐在我们的黄色旅行包上。女人顾不得那么多,使劲往外面挤,已经走到车厢后面放心去呕吐了。哥哥掏出一条洁净的毛巾,用毛巾把呕吐物抹干净,再把毛巾包起来塞进随身的袋子中。

终于到长沙了,我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哥哥把包裹着呕吐物的毛巾拿出来,找了个垃圾箱扔掉了。我心中想,我的哥哥是个多了不起的人哪。

时间尚早,我们边走边看,看到前面有个小饭馆,我说:“哥哥,今天就到这里吃点东西说说话吧。”

小饭馆清爽洁净,靠墙的两边摆着一张张桌椅。我点了一份小鱼炒辣椒、一份茄子炒辣椒,还有两碗米饭。我知道哥哥食量比较大,坚持把我的饭匀一半给哥哥。哥哥夹了一块茄子放进嘴里,慢慢嚼着。我说:“是不是味道蛮好?”

“饭店的菜是要好吃些,味道不好就没人来吃呀。”

我说:“味精放的多自然好吃。”

就这么边吃边闲聊。哥哥讲起一件事:“不记得那次是谁请客,和一个叫王细毛的女老师同桌,其中有一碗炒辣椒。这个王老师用筷子不停地在辣椒里翻,还真不知道她要翻么里。

“翻久了,我实在忍不住,说:‘王老师,这碗就是净辣椒,你要翻么里东西?’

“王老师说:‘我要吃辣椒蒂。’

“我说:‘那你去拿双干净筷子来翻,我们全桌人都吃你口水呢。’”

哥哥温良敦厚,但总是有这种书生气十足的时候,所以他说,他当不了官,连个教导主任都当不了。

那些连一篇课文都念不通的人都能当老师,这让他迷茫和痛苦。他怕误人子弟,也受不了误人子弟的老师,但总有这样的人进入学校。他当教导主任,就忍不住要提醒学识不足以教书的人多备备课,于是就免不了得罪人。后来再让他当教导主任,他干脆说:“让我回去种田吧,我有的是力气。”

一面是有关系背景却不学无术的老师青云直上,另一面又有好老师境遇悲惨。哥哥讲起来一个叫吴菊生的老师。

“他是个难得的好老师,为人正派,书教得好,还打得一手好篮球。他就是看不惯那些实在不能教书的人,凭关系到学校来教书。他认为自己是公办老师,没人能对他怎么样,便给领导提意见,说教书本来就是育人,不能误人子弟,又到教育局去反映过几次。心怀叵测的人说他是告状专业户。好多同事开始疏远他,怕惹火烧身。吴老师成了领导的肉中钉、眼中刺……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吴老师班上有个女学生,那年女孩父母遭遇车祸,双双离世,女孩跟着六十多岁的爷爷过。女孩懂事,会读书,成绩好,长相可人。十三岁就每天做饭、洗衣,包揽所有家务,但她喜欢读书,没有放弃上学。吴老师看到女孩用的铅笔短得手都捏不住了,给她买过几次铅笔和本子,也拿过几块钱给她买点油盐。吴老师怜悯她,想帮助她。

“做这些事吴老师并没避着人,领导自然晓得。为了开除吴老师,那些人便在这些事上大做文章,说吴老师有生活作风问题,对女学生有非分之想,又散布他动手动脚、猥亵女孩等等言辞。全校老师签名保他,连女孩爷爷也出了面,但吴老师还是被开除了。

“这个事情达到了杀一儆百的目的,后来还有谁敢作声?从此以后,我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教我的书。”

哥哥说到那位吴老师的下落,说他当时有位未婚妻,未婚妻提出了分手,理由是吴老师有些蠢。几年后吴老师抑郁而死,终年仅三十岁。

十一

宽弟小名赔三,是爸爸起的,因为老三夕莹的死,妈妈悲伤不已动了胎气,宽弟提早来到人世。

宽弟记忆力惊人,读初中时每天到县城新华书店看书,什么杂七杂八的书都看,看了就记得。考高中考了全县第一名。然而因为爸爸的旧官吏出身,宽弟失去了升高中的机会。

自从宽弟没书读了,走路时他的脑袋就没抬起过,脚在地上拖,心灰意懒,好似变了个人。在家里对着哥哥,他经常把郁积的情绪发泄出来,甚至歇斯底里。哥哥不恨他,只是可怜他,也不知怎样劝导他。而哥哥自己,只剩下一副悲伤挫败的模样,却毫无怒容。

我每次回家,哥哥有很多话和我讲,叙述家中的一切。我是他唯一能倾诉的人。他说宽弟在外人面前一副不在乎的样子,谈笑风生。别人提起他不读书太可惜了,宽弟总是答:“不读书要么里紧,你们不是也没读书吗?怎样都是过。”

但一回到家里,宽弟就像变了个人,不讲道理地闹腾,让哥哥不知如何应对。看他那模样,哥哥心里颤抖,生怕他精神出毛病。他自己悲凉的心里也有千言万语,又要向谁倾诉呢?他还要去安慰妈妈。他经常在菜地里磨蹭着,有意躲避和宽弟的冲突,用意志去驱赶生活的痛苦。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十一年。十一年里宽弟内心的煎熬只有他自己知道。哥哥的痛苦也只有他自己忍受。

一九七七年,高考制度恢复,哥哥敦促宽弟报考大学。宽弟考上师范学院,哥哥极其欣慰:“这辈子我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是逼着宽弟考了大学。一个初中生,种了十一年田,还能考取大学,我真为他感到骄傲。”宽弟毕业后,本来分在汨罗市一中,一所重点中学,等去报到时,去向已被别人换掉了。一直以来因为家庭成分,我们一家习惯了蜷缩着做人,那时刚刚没有了成分概念,但我们仍心有余悸,连问都没去教育局问,只接受事实。于是,宽弟到了镇中学当老师。每天都能回家陪伴妈妈,也是件好事。宽弟一回家,书包一放,就去挑水,直到把厨房里的水缸挑满为止。十几年如一日,直到家中打了井。

宽弟与哥哥性情很是不同。哥哥好洁,总是把自己打理得熨帖,宽弟则不修边幅。每次回家,宽弟都要从学校里带回一包肉骨头和米饭,给妈妈养的狗来富吃。来富对宽弟有了特殊的感情,每天下午四点多钟就目光灼灼地坐在路口,等待宽弟归来。一见到宽弟,来富就跳将起来,一双前爪掌亲热地抵在他胸前,于是宽弟衣服前襟就会留下成片的狗脚印。宽弟有时掸掸,有时全然忘记抹掉。

这让哥哥恼火:“我说宽弟,你一个老师,站在讲台前,胸前几个狗脚印,学生会做何感想?当个老师,为人师表,最起码衣着要干净整洁。”

宽弟自知理亏,灰溜溜地赶紧去拿毛巾抹衣服。下次回来手里仍是提一包东西,而来富对这包东西的渴望和对宽弟的热爱有增无减,那狗脚印便越来越高,来富恨不得要抱着宽弟的脸来亲。宽弟步步倒退,也无法将来富喝退。而宽弟爱狗爱到极致,宁愿搞脏衣服也不会打狗一下,连喝退的声音都是带笑的:“莫爬、莫爬,搞邋遢了衣服我又要挨骂。”

一次回家,看到这一幕,我笑弯了腰。妈妈走过来对我说:“亏你还笑得出,我都冇得办法。乡下的路,天晴有灰印,下雨有泥巴印。赔三有时没抹仔细,一旦被哥哥看见了,就大为光火,我真怕他们兄弟俩吵起来。这下你回来就好了,到了下午四点多钟你站到路边去,尽量莫让他们兄弟碰面,要等赔三把身上彻底抹干净了再见哥哥。”

“妈妈呀,我只有几天在家里,这不是长久之计,还是我来做哥哥的思想工作。”

趁着陪哥哥去地里拔草的当儿,我跟他说起这个事情。

“哥哥,我看见你批评宽弟的样子蛮吓人,要是我就会和你吵起来。每次只要你讲宽弟的衣服又脏了,宽弟瞬间低眉顺眼,不声不响就走开去抹衣服。”

“宽弟穿衣服容易脏,还不是苦了妈妈要多洗好多回。除了狗脚印,下雨天,要他卷起裤管,他就胡乱卷几下,还没走几步裤管就掉下来了。又卷又掉下来,又卷又掉下来了。我就是怕别人笑话他呀。之骅,你看急不急人。”

“哥哥,宽弟就是个书呆子,不会料理自己。他有别的优点。你还记得吗,还是我在家时,队长拿着全队的花名册来找宽弟看个什么东西,全队大大小小也有三百来号人,宽弟只看了一遍,就能把全部人名字记个八九不离十。宽弟就是个怪人,莫怪他。”

“不是怪他,是心疼他。如今走路还经常低着头,人一低头走路就显得没精神,你晓得我好急人。还有他宠起那狗来,真是拿他冇办法,一看到来富趴到宽弟身上,我就火冒三丈。”

“哥哥,我也发现了。宽弟他愿意改,一喊他,他就赶紧抬起头。只是一时还改不掉,快十一年的习惯养成了,要改只能慢慢来。你也别太急了。哥哥,这次就去买个双缸洗衣机,衣服洗了可以甩干。狗的动作飞快,除非宽弟手里拿根大棍子打它,但这宽弟是做不到的。就辛苦哥哥用洗衣机多洗几次衣服,也要告诉宽弟自己学会洗。”

兄弟俩的矛盾就这么解决了。

十二

我一年回乡两次探望妈妈,返程时哥哥就要两次送我到长沙。那是一次次快乐的短暂旅行。

第一次哥哥送我,妈妈说:“今天你们坐早班车去,兄妹俩有伴,也到长沙玩玩。”

到长沙时间尚早,我们没去玩,坐在车站近处的防护栏上,那铁棍栏杆粗粗矮矮的。初春的暖阳打在我们脸上,热乎乎的。吃了饭,我们就站在车站出口处的屋檐下等车,屋檐前阳光铺了一地,白得灿烂。每开进来一辆车,就扬起一片灰尘,也带来一股热浪。

地上全是等车人扔的橘子皮、花生壳、甘蔗屑,花样百出。那次妈妈给我们带了两个洗净的梨子,我和哥哥慢慢地将梨子皮啃下来,依然放进原本放梨子的那个塑料袋里。吃完梨,哥哥走至门前垃圾箱,将装着梨皮梨核的塑料袋丢进去。一个车站工作人员看见了,对我们说:“你们是兄妹俩吧,这里太热,到办公室里去坐。”

他给了我们两张板凳,我们拿着凳子坐在办公室门口,这样依然能看到进来的每辆车。后来,我们每次都坐在办公室门口等车。

马达一响,我和哥哥眼泪同时夺眶而出。只有一次,临开车前哥哥说要去方便一下。我说:“哥哥快点,快要开车了。”

“晓得。”

左等右等,哥哥没有来,马达一响,车子慢慢向前驶去。我到处搜寻哥哥的影子,终于在一个偏僻的棚子旁看见他站在那里,目送车子开走。

哥哥不愿看到我流泪,便只得早早躲开。

十三

哥哥工作期间从没动用过公费医疗折子,身体如铁打的一般。

七十岁那年中风一次,起床后发现自己站不稳,口齿不清,立刻叫儿子送自己到医院。因抢救及时,几乎没留下任何后遗症。

可是慢慢地,他双脚无力了。头脑倒是清晰,谈话、写毛笔字、画画、作古体诗都和从前一样。但双脚硬是无力了。我劝他拄拐杖,三只脚总比两只脚稳当。

十分爱体面的哥哥起初还不好意思。但再次回乡探亲,他笑笑地拿根拐棍给我看。那是一根白白的棍子,精致秀气,握手柄上雕了一只活灵活现的小鸟。

我端详着:“哥哥,你还蛮会雕啊!我记得有一年你在我那里,用一把小凿子在我搓衣板左上角刻了个太阳,光芒四射,板子下方刻了个小孩牵条牛,脚下还有许多小草。刻得真好。那搓衣板记不得用了多少年,也记不得是怎么遗失的,让我懊恼了好长时间。”

“一点芝麻小事你都记得。”哥哥笑着说。

哥哥在十多年中风康复的日子里,除了增加了一根拐杖,外貌没什么变化,生活能够自理,还能拖地、抹灰、整理衣服。他衣橱里的衣服摆得和书一般平整,床上的被子叠得像豆腐块。他说多年养成的习惯改不了。

十四

二〇一七年,哥哥开始坐轮椅了,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病魔窥伺于卧榻之侧,死神巡梭于昼夜之间,哥哥仍苦中作乐。那年我由孩子们轮流陪同,回乡探望过他三回。

记得有天晚上,十几个学生来看望他,他仍是一副开心的样子,对学生们说:“你们看你们的老师病成这个样子了,有哪位高手能把老师的病治好不?”

又指着一个学生说:“贺炳坤,那时你在班上最矮,同学们都喜欢欺负你,老要拿你当马骑。如今长得这么高了,真好!”

一位同学说:“杨老师,他现在是贺总,汨罗市鞋楦厂总经理。老师要买鞋子可以找他,保证给你打一折。”哥哥答:“老师不太能走路了,现在有一双鞋都够穿了。一双鞋都只怕穿不烂。”

学生们说:“老师,快别这样讲,你会好起来的。”

最后一年,哥哥彻底卧床了,大部分时间是闭目养神,还有就是接听我的电话。到最后半个月不能言语了,这对他是个致命的打击,对我也同样是个巨大打击,我再也听不到哥哥的声音了。每每坐在书桌旁,拿起话筒不能拨,只要想想再不能和哥哥通话,就忍不住崩溃痛哭。

想来想去,决定给哥哥写封信。我把信写得平淡,好像我不再在乎他。

……活人争不过命,到了这份上,你什么都不要留恋,尤其是你的亲人。人是世间的匆匆过客,活着只是短暂一瞬,死才是永恒。对此你早就看开了,还多次在电话里和我讲起。这尘世也无须留恋。只是我因膝盖痛不能再去看你,请你原谅。

哥哥,死亡并不是离别的尽头,而是相逢的契机。我相信有灵魂,当我们在另一个世界相逢时,那会是一场永久的聚会。

信,怎么也写不下去了,只得草草结束。

侄子告诉我,爸爸看信时泪流满面。

十五

二〇一八年初,我正打算把膝盖治好回去看望哥哥,阴差阳错的,做了半月板清除术,满怀希望地想象着膝盖不再疼痛的滋味,结果等来的是痛不欲生,任何药都止不住疼。我承受着疼痛与无助,无法再回湖南了。那段时间我只能频繁地和哥哥通电话。

我一直忘不了哥哥的座机号码,多年来我对着这个号码说着甜酸苦辣,哭与笑尽在其中。我时不时坐在书桌旁看着座机发呆,仿佛还能窥见哥哥坐在藤椅上接我电话的样子。冬天穿着黑色羽绒服,夏天穿白色圆领汗衫或一件洗灰了的短袖衬衣。衬衣是很久很久以前,我和他一起在铜鼓百货商店买的,原本是鸭蛋色,几十年后彻底褪色了,他还是要穿。记得买衬衣时,我们俩同时看中了这件。四个年轻售货员看一下我们,在一起窃窃地笑,过一会儿看下我们又窃窃私语,搞得我和哥哥莫名其妙。实在忍不住了,我去问她们:“买这衣服有什么不对吗?”

其中一个说:“不是不是,衣服没问题。他是你哥哥吗?”

“是我哥哥。”

“你哥哥好像个老干部。我们为这事笑。”

哥哥离去三年多了,我经常有意识地去电话本上翻到那个座机号,泪眼蒙眬地看上一阵。曾经这个座机号给我带来多少快乐和慰藉。膝盖刚开始出问题时,我告诉哥哥我的不适,他说:“你准备笔,我送四句话给你。”

人到老年百病侵,莫愁莫恼莫伤心。

寿夭穷通都看破,坦然面对一身轻。

这首诗我记得滚瓜烂熟,也是鞭策我活下去的动力。

哥哥刚走不久,我还真的自欺欺人拨打过几次那个座机号,总觉得哥哥还在那边等着接我的电话。一阵忙音后,我心如刀绞,热泪涌流。曾记得我每次打电话,听到那边拿起话筒,我叫声“哥哥”,哥哥就在电话那头大声回应“之骅”。一声“之骅”,顿然有一种温暖传遍全身的感觉。哥哥幽默诙谐,会讲故事,会开导人。和哥哥打电话不用选择时间,想打就打。

有好几次哥哥对我说:“刚才电话响了,我正在下楼,都下到了第三个阶梯,赶紧返回去接,还是没接到。是你打来的吗?”

“哥哥,那个电话不是我打的。即使我打的也无关紧要,打电话就是想和你说说话而已。千万不要怕错过我的电话。你腿脚不利索,自己要当心。”

回想起哥哥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不快活的。十六岁考上了空军没去成,东北重工业招工招上了也没去成。家庭的负担如泰山压顶,他一次次牺牲拥有好前程的机会。

生活中,哥哥有几次差点丢了性命。教书时学校涨大水,他参加青年团员突击队抢险;在家中后院清扫树叶,山体滑坡把他大半身埋在泥巴里;被打成黑帮分子开除出教师队伍,又逢田四在湖北淹死,消息传来后哥哥硬是不想活了,幸亏有善良的老师跟着他,不让他寻短见。

妈妈在湖北的二十年,每星期给哥哥写一封信,只要慢一两天收到妈妈的信,他拆信的手就颤抖着,生怕有什么不祥的消息。妈妈终于叶落归根回到湖南,原本的五年团聚计划变成了二十年。团聚之后,哥哥对妈妈百依百顺,以弥补二十年未能侍奉妈妈的遗憾。

哥哥的形象顽强地占据了我的脑海。被打成黑帮分子,批斗时要给他剃阴阳头,他拿起随身携带一直使用的一把老式剃须刀:“来吧,不要命的就来给我剃!反正我也不想活了!”那次还真的把对方喝退了。在失去当教师的资格时,他全力学习做一个农民。哥哥对那些位居高位者从不阿谀奉承,对背时的人从不落井下石。年轻时耿直,对教育充满热诚,逐渐变得只是束身自好,对教育的迷茫也不向领导反映了,因为这不过是蚍蜉撼大树。

世间没有什么因果报应。许多人只能默默走着善良而不幸的路,最终用淡淡的自嘲或彻底的沉默将人世间的万种无奈都藏进记忆。

十六

哥哥一直活在我心里,有事还是和哥哥讲。

哥哥,我膝盖疼了四年多,南昌的医院看遍了。南京、上海、北京、长沙都看过了,医生们毫无办法。万般无奈之下,我要侄媳妇向阳去庙里帮我抽一根签,问问菩萨我的膝盖能不能好。

我把签文抄在一张纸上,一手拿着纸一手拿着哥哥的照片,讲给照片上的哥哥听。

哥哥,你我都不信上帝和菩萨,但我因为膝盖总不得好,想去菩萨那里得到一点慰藉,哪怕是骗骗自己。菩萨讲得很清楚,膝盖不能好了,签文上说:

人生谁能享大年

病入膏肓病难痊

武侯纵有回天术

一阵秋风五丈原

哥哥,这签是针对我讲的,第一句是在安慰我,人生哪能不生一点病就死了呢。第二句直接讲我的膝盖难得痊愈。第三四句是打比方,诸葛亮再怎么厉害,还是病逝在五丈原。哥哥,这签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不太懂,你能解释清楚吗?我不得其解,未必真的有菩萨?

我打电话给向阳,谢谢她给我抽了签。

向阳说:“姑妈,杨柳怪我没换根好签,让姑妈觉得还有希望,心里会好过些。”

“向阳,我不要换假签,我要接受现实,和疾病相处。我知道杨柳是心疼姑妈。”

我又把签文告诉宽弟,宽弟说:“姐姐,这根签不能为凭,去抽签,头天晚上要向菩萨祷告的,向阳肯定没祷告。你去看个专家也要提前预约呢。”

我哈哈一笑:“宽弟,我听你的,你讲得有道理。我还是盼着我的膝盖慢慢好吧。”

哥哥,你看,亲人们都疼我,让我抽身不得。

哥哥,我虽然膝盖疼,但还是在写东西,我就是有点喜欢写。我出了三本书,要是哥哥能看到就好了,你会为我高兴的。要是我能亲眼看到你正儿八经坐在书桌前看我的书,我该有多高兴啊。

我在路上遛狗或散步,总会停下来,久久地看着天空,好像哥哥也正在天空俯瞰我,依然关心着我。哥哥,你在天上吗?你过得还好吗?我是如此思念你,今晚托个梦给我吧。

我不知道自己在这人世间还能停留多少日子,人的生死只能顺其自然。我活着的每一天都会想念你,这想念直到我不会想了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