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折磨我了。告诉我，对于诺沃西利采夫的紧急报告做了什么决定？您全都知道。”
“怎么对您说呢？”公爵说，他的语调冰冷而且乏味，“作了什么决定？他们决定：波拿巴既然破釜沉舟，看来我们也只得背水一战了。”
瓦西里老公爵说起话来总是懒洋洋的，像演员背旧台词似的。而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则相反，别看她已经是四十岁的人，却生气勃勃，容易激动。
她为人热情，使她赢得了社会地位。她有时甚至不愿这样做，但为了不负熟人们的期望，她还是做了热心人。安娜·帕夫洛夫娜脸上经常含着微笑，这虽然和她那姿色已衰的面容不相称，但就像娇惯的孩子一样，表示她经常意识到自己小小的缺点，可是她不愿，也不能，而且认为没有必要去改正。
在谈论政治事件中间，安娜·帕夫洛夫娜激昂起来。
“哎呀，再别对我提奥地利了！也许我什么都不懂，但是奥地利从来不愿意，现在也不愿意打仗。它把我们出卖了。只有俄罗斯才应当是欧洲的救星。我们的恩主知道他的崇高使命，并且忠于他的使命。这就是我唯一相信的。我们至善至美的皇帝将担负起世界上最伟大的任务，他是那么德高望重，那么善良，上帝是不会见弃这样的人的，他一定能完成他的使命——镇压革命这个怪物，现在有这个凶手和恶棍做革命的代表，革命就变得更加可怕了。只有我们才应当讨还殉难者的血债。我们还能指靠谁呢，我问您？……浑身商人气味的英国不理解、也不能理解亚历山大皇帝的精神是多么伟大。英国拒绝退出马耳他。它想看出、想寻找我们行动的用意何在。他们对诺沃西利采夫说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说。他们不理解、也不能理解我们皇上的自我牺牲精神，我们皇上一点不为自己着想，他只想为全世界谋福利。可是他们答应了什么呢？什么都没有答应。就是答应了什么，也不会兑现的！普鲁士已经公开说，波拿巴是不可战胜的，全欧洲都没办法对付他……不论是哈登贝格[2]的话，还是豪格维茨[3]的话，我连一个字也不相信。这个普鲁士的臭名昭著的中立，只不过是个陷阱。我只相信上帝和我们的仁慈君主的至上命运。他一定能拯救欧洲！……”她突然停住了，对自己的急躁露出讥讽的微笑。
“我想，”公爵微笑着说，“如果不是派我们亲爱的温岑格罗德去，而是派您去，您一定会强迫普鲁士国王同意的。您的口才太好了。您给我一杯茶，好吗？”
“马上就来。顺便提一句，”她又平静下来说，“今天我这里要来两位非常有趣的人物，一位是莫特马尔子爵，通过罗昂家的关系，他与蒙莫朗西是亲戚，法国最显赫的名门望族之一。他是一个很好的流亡者，真正名副其实的流亡者，另一位是莫里约神甫；您认识这位聪明绝顶的人物吗？皇帝已经接见过他了。您听说了吗？”
“啊！能见到他们，我非常高兴。”公爵说。“请您告诉我，”他接着说，仿佛他偶然想起一件事，并且特别漫不经心地提起它，而实际上，他所要问的问题，正是他这次来访的主要目的，“听说居孀的太后想委任丰克男爵担任驻维也纳使馆的一等秘书，是真的吗？这个男爵似乎是个毫无可取的人。”瓦西里公爵想给他的儿子谋到这个差事，可是别人却想通过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替男爵弄到这个位置。
安娜·帕夫洛夫娜几乎闭起眼睛，表示不论是她或者任何人，都不能评论太后愿意做的或者喜欢做的事。
“丰克男爵是太后的妹妹举荐给太后的。”她只是用哀愁而淡漠的声调说了这么一句。安娜·帕夫洛夫娜一提起太后，脸上就忽然现出无限的忠诚和由衷的敬意，同时还融和着每次谈起她这位至高的保护者就流露出的哀愁。她说，太后陛下对丰克男爵很器重，于是她的目光又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哀愁。
公爵冷淡地沉默了。安娜·帕夫洛夫娜凭她特有的宫廷的和女人的圆滑和灵通，想一面指摘公爵，因为他竟敢批评那个被举荐给太后的人，一面又安慰他。
“顺便谈谈您的家事吧，”她说，“您可知道，自从您的女儿露面以来，整个社交界都为她倾倒。大家都认为她是个绝色的美人。”
公爵鞠了一躬，表示敬意和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