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主人公皮埃尔也鄙弃上流社会。他一方面聪明热情，善良老实，有时甚至带点傻气，另一方面又懒散、软弱，甚至放荡，但追求理想生活的努力却始终不懈。
第四，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俄罗斯民族的绚丽的历史画卷，它不仅写出俄罗斯民族的性格和气质，也展现了当时俄国社会的风貌。他的笔下有彼得堡贵族优雅的客厅、莫斯科嘈杂的市井、博古恰罗沃宁静的庄园，还有春天泥泞的童山村，粗大的老橡树，穿着漂亮印花布衫的俄国少女。农民出身的俄国士兵纯朴、憨厚、诙谐乐天，游击队员有如古俄罗斯歌谣里的勇士。至于农村里围猎、跳舞的场面，更洋溢着古老民族风俗的浓厚气息。
托尔斯泰的世界观是矛盾的，这种矛盾不可能不反映在作品里。他理解战争的胜利是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却认为群众是盲目的、“蜂群式”的力量，库图佐夫指挥战争的本领也是在于顺乎自然，合乎天意。作者让安德烈在临终前接受了《福音书》的教导，寄希望于宗教救世的威力；又让皮埃尔接受一位俄国士兵普拉东·卡拉达耶夫的宿命论思想的影响，相信顺从天命、净化道德、爱一切人和积极行善是改革社会的良策。作者甚至把普拉东的听天由命、逆来顺受、“勿抗恶”作为美德来欣赏。这些，无疑都是作品中的消极因素。
《战争与和平》是托尔斯泰中年时期的作品，这部长达一百二十万言的煌煌巨制写于一八六三至一八六九年。它一发表就受到普遍的赞誉。屠格涅夫肯定地说：“托尔斯泰伯爵的近作《战争与和平》……发表以后，他在公众的心目中便断然占据了首屈一指的地位。”法国作家福楼拜折服于作者的神笔，惊呼“这是莎士比亚，是莎士比亚！”小说的出现，正值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空前繁荣时期，它像一颗璀璨的明星为俄国文学增添了光彩，也为托尔斯泰赢得了世界文豪的声誉。
一
（“好啊，公爵，热那亚和卢加成为波拿巴家的领地了。不过我要预先告诉您，如果您还对我说我们没有战争，如果您还袒护这个敌基督（是的，我认为他是敌基督）的一切卑劣行为和他造成的一切惨祸，那么我就不再理您了，您就不再是我的朋友，不再是，像您所说的，我的忠实奴仆了。[1]）哦，您好，您好。我看得出，我把您吓坏了，坐下来谈谈吧。”
一八〇五年七月，大名鼎鼎的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皇后的女官和亲信，在迎接第一个来赴晚会的达官要人瓦西里公爵时这样说。安娜·帕夫洛夫娜咳嗽了好几天，如她所说，她患的是流行性感冒（流行性感冒在当时是新名词，还很少有人使用）。请帖是当天早晨由穿红制服的听差送出的，内容全都一样：
伯爵（或公爵），如果您心目中尚无更好的消遣，如果与我这个可怜的病人共度一个晚间尚不致使您太害怕，请于今晚七至十时惠临舍下，将无任欢迎。安娜·舍列尔。
“我的天，好厉害的进攻！”进来的公爵答道，并不为这样的接待露出丝毫的窘态。他穿着绣花朝服、长统袜和半高统鞋，胸前佩着几枚明星勋章，扁平的脸上带着喜悦的表情。
他操着一口优雅的法语，这是我们先辈不仅用来说话而且用来思考的那种优雅的法语，而语调又是那么文静，那么具有长者之风，那是只有长期混迹于上流社会和宫廷的重要人物才会有的腔调。他走到安娜·帕夫洛夫娜面前，俯下他那洒了香水的光亮的秃头，吻了吻她的手，就怡然自得地坐到沙发上。
“您先告诉我，您好吗，亲爱的朋友？好让我宽宽心。”他没有改变腔调，说，从他彬彬有礼、体贴关怀的腔调中，透露出淡漠甚至嘲笑的意味。
“精神受折磨，身体怎么会好呢？……我们这年头，稍有感情的人，又怎能心安理得？”安娜·帕夫洛夫娜说，“您整个晚上都待在我这里，好吗？”
“那英国公使馆的招待会呢？今天是星期三。我得到那里去一下，”公爵说，“我女儿就要来接我，陪我一同去。”
“我还以为今天的招待会取消了呢。说真的，所有这些招待会啦，焰火啦，都叫人腻烦死了。”
“如果他们知道了您的心意，招待会就会取消的。”公爵说，他像一挂上足了弦的钟，习惯地说出连他自己也不希望别人相信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