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你不记得鲍里斯？”索尼娅奇怪地问。
“并不是说不记得，——我知道他是什么样子，可是不像记得尼古连卡那样记得他。我一闭眼就记起尼古连卡，而鲍里斯就记不起（她闭上眼睛），记不起，一点也记不起！”
“唉，娜塔莎！”索尼娅不望女友，热情而严肃地说，好像她认为娜塔莎不配听她要说的话，又好像她这话是对另外一个不能与之开玩笑的人说的，“我一旦爱上了你哥哥，就爱一辈子，不论是他或者是我发生什么事，永不变心。”
娜塔莎瞪起一对好奇的眼睛，惊奇地望着索尼娅，她沉默了。她觉得索尼娅说的是实话，她说的那种爱情是有的，但是娜塔莎还没有体验过这种爱情。她相信这是可能发生的，但是不理解。
“你要给他写信吗？”她问。
索尼娅沉思起来。给尼古拉写什么，有没有必要写信，这是一个使她苦恼的问题。现在他已经是一个军官，是挂彩的英雄，在这个时候她来让他想起她，好像让他想起对她负有什么责任似的，是否合适呢？
“我不知道；我想，他写，我就写。”她红着脸说。
“你给他写信不害臊吗？”
索尼娅微笑了。
“不害臊。”
“给鲍里斯写信，我觉得怪害臊的，所以我不写。”
“为什么害臊呢？”
“就是这样，我不知道。怪不好意思的。”
“我知道她为什么害臊，”被娜塔莎方才的话惹恼了的彼佳说，“因为她爱上了那个戴眼镜的胖子（彼佳是说那个和他同名的，新近当上伯爵的别祖霍夫），又爱上那个歌唱家（彼佳是说那个教娜塔莎唱歌的意大利籍教师），所以她害臊。”
“彼佳，你这个蠢货。”娜塔莎说。
“并不比你更蠢，亲爱的。”年仅九岁的彼佳说，他俨然像一个年迈的将军。
由于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在午餐时做了许多暗示，伯爵夫人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她回到自己房里，坐在安乐椅里，目不转睛地瞧着绘制在鼻烟壶上的儿子的肖像，泪水不住地涌出眼眶。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拿着信蹑手蹑脚走到伯爵夫人门前，停下来。
“不要进来，”她对跟在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后面的老伯爵说，“等一会儿。”她关上了门。
伯爵把耳朵贴在钥匙孔上，细听屋里的动静。
起先他听见平静的说话声，然后只有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一个人长篇大论的说话声，然后是一声大叫，接着是一阵沉默，然后又是两个人一齐用喜悦的声调说话，然后是脚步声，接着，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给他打开了门。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脸上那副骄傲的神情，就像一位外科医生做完了一桩困难的手术后，请大家进来欣赏他的精湛技艺似的。
“好了！”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得意扬扬地指着伯爵夫人对伯爵说。这时伯爵夫人一手拿着有儿子肖像的鼻烟壶，一手拿着信，她一会儿吻鼻烟壶，一会儿吻信。
她一见伯爵，就向他伸开双臂，搂着他的秃头，她越过秃头又看起信和肖像来，她轻轻推开秃头，又把嘴唇贴到信和肖像上。薇拉、娜塔莎、索尼娅和彼佳都进来了，大家开始读信。信中简短地叙述了一下行军、尼古卢什卡参加的两次战斗，擢升为军官，然后提到他吻爸爸妈妈的手，请他们祝福他，他还吻薇拉、娜塔莎、彼佳。此外，他向谢林先生问候，还向肖斯太太、向乳母问候，此外，他请求代他吻亲爱的索尼娅，他说他还是那样爱她，还是那样想念她。索尼娅听到这里，羞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她受不住向她投来的目光，向大厅跑去，她跑着，旋转着，衣裳鼓得像气球似的，她满脸通红，面带笑容，坐在地板上了。伯爵夫人哭泣着。
“您哭什么，妈妈？”薇拉说，“他信中所说的都是叫人高兴的事，不应该哭啊。”
她说的完全对，但是伯爵、伯爵夫人、娜塔莎，都用责备的眼光望着她。“她到底像谁啊！”伯爵夫人想。
尼古卢什卡的信被人们读了几百遍，那些自认有资格听听信里写了什么的人，都得去公爵夫人那里，因为她把信握在手中不放。家庭教师、乳母、米坚卡、还有一些熟人都来过，伯爵夫人一次又一次地念信，每次都怀着新的乐趣，每次从信中都发现尼古卢什卡的新的美德。多么奇怪，多么不寻常，多么令人喜悦，她的儿子——二十年前在她肚子里微微蠕动着小手、小脚的儿子，先学会说“梨”，后学会叫“奶奶”的儿子，现在居然成为一名英勇的战士，在人地生疏的异邦，没有人帮助和指导，独自一人做出了男子汉的事业。开天辟地以来的经验就说明，孩子从摇篮开始，是在不知不觉中长大成人的，但这个经验在伯爵夫人心目中并不存在。她的儿子每个时期的成长都使她觉得不寻常，就好像千百万人从来没有这样长大似的。正像二十年前她难以相信那么一个曾活在她心脏下面某处的小东西，到一定时候就会哭，会吃奶，会说话，同样，现在，从这封信看来，她难以相信那个小东西会成为一个强壮勇敢的男子汉，会成为人们和子孙们的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