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列文提出这个问题并不十分认真。女主人在喝茶时刚对他说过，今年夏天他们从莫斯科请来一位德国簿记专家，他以五百卢布的报酬替他们核算了经济状况，发现他们亏损了三千多卢布。究竟三千零多少，女主人已经记不清，但是好像德国人分文不差地都算出来了。
在提到斯维亚日斯基的经济利益时，地主露出了笑容，显然，他知道这位当首席贵族的邻居得到了多少利益。
“也许，没有获利，”斯维亚日斯基说，“这只能证明，要么我是个糟糕的当家人，要么我把资金花在提高地租上了。”
“啊，地租！”列文惊讶地喊了起来，“也许在欧洲可以有地租，在那里，土地因劳力的投放而变好，但是在我们这里，土地却因劳力的投放而变糟，也就是说，地越种越薄，因此，谈不到地租。”
“怎么谈不到地租？这是法规。”
“那我们超越了法规：地租对我们说明不了什么，相反，只会把我们搞糊涂。不，您说，地租的理论管什么用……”
“你们想喝酸牛奶吗？玛莎，叫人给我们拿点酸牛奶或马林果来，”他对妻子说，“今年马林果熟得很晚。”
这时斯维亚日斯基情绪很好，他站起身来，走开了，显然，他认为谈话已经结束，而列文却觉得谈话才刚刚开始。
列文失去了一个交谈者，只得继续与那个蓄着灰白小胡子的地主交谈，极力向他证明，所有的困难都是由于我们不想了解我们雇工的特点和习惯而产生的。但是，那个地主像所有离群索居、想法独特的人一样，难以理解别人的思想，非常固执己见。他坚持说，俄国农民是猪，喜欢过猪一般的生活，要使他们脱离猪一般的生活，需要权力，而现在却没有权力；需要棍棒，而我们却变成了十足的自由派，突然以什么律师和监狱来代替使用了一千年的棍棒，在监狱里给那些不中用的臭农民们喝很好的汤，并且为他们计算出应有多少立方英尺的空气。
“您为什么认为，”列文极力想回到实质性的问题上来，“要找到那样一种与劳动者的关系，使劳动获得成效，是不可能的呢？”
“与俄国农民休想建立这种关系！我们没有权力。”那个地主回答说。
“怎么才能找到新的条件呢？”斯维亚日斯基喝了酸牛奶，点上一支烟，走到两个争论者面前说。“与劳动者可能确立的各种关系都已经确定下来，并且作了研究，”他说道，“野蛮时代的残余——施行连环保制度的原始公社自行瓦解了，农奴制已被消灭，剩下的只是自由劳动，它的形式是明确和现成的，必须采用这些形式。雇农、短工、佃农——不外乎这些形式。”
“但是欧洲对这些形式并不满意。”
“是不满意，并且正在寻找新的形式。大概会找到的。”
“我说的正是这一点，”列文说，“为什么我们不从自己这方面出发去寻找呢？”
“因为这样做无异于重新去研究建设铁路的方法。其实方法是现成的，早已设计好了。”
“但是，假如它们对我们来说不适用，假如它们并不高明呢？”列文说。
他又发现斯维亚日斯基眼里的恐惧神色。
“哎呀，那我们就妄自尊大了，我们找到了欧洲正在寻找的东西啦！这套话我很熟悉，但是，对不起，欧洲在关于劳动组织问题上所做的一切您知道吗？”
“不，不大清楚。”
“现在欧洲的优秀人士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舒尔采-德里奇[10]派……后来则有最具自由思想的拉萨尔[11]派论劳动问题的一大批著作……米尔豪森体制——这都是事实，您大概是知道的。”
“我有点概念，但很模糊。”
“不，您只是说说而已，您对这一切的了解大概并不比我差。当然，我不是社会学的教授，但我对这感兴趣，真的，假如您也有兴趣的话，那就去研究吧。”
“但是他们得到了什么结果呢？”
“对不起……”
两个地主站起来告别，斯维亚日斯基又制止了列文那种爱窥测他内心世界的令人不快的习惯，走出去送客人。
二十八
这天晚上，列文同太太们待在一起，感到万般无聊。他想到，自己现在对农业经营感到不满，这并不是他个人的特殊情况，而是俄国农业的普遍状况。他想到，要做出某种安排，使劳动者与劳动的关系像他在半路上遇到的那个农民家那样，这并不是幻想，而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些想法使他比任何时候都激动。他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且必须试着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