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义，我们的社会还很野蛮（不像英国），许多人——对其中有些人的意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特别重视——从好的一面看待决斗；但是后果将会如何？比如说，我去找对方决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思忖着，生动地想象自己挑战后将度过的那个夜晚，想象起那支对准他的手枪，不禁打了个哆嗦，并且明白他永远也不会这么做。“比如说，我找对方决斗。假如他们教会我怎样射击，”他继续想，“怎样站立，我扣动扳机，”他闭上眼睛，自言自语，“结果我把他打死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自己说，然后摇摇头，想驱除这些愚蠢的念头。“杀死那个人对于确定自己与有罪的妻子和儿子的关系又有什么意义呢？而且我还得作出决定，应当怎么处置她。但是更可能的是，我会被打死或者打伤。我是无辜的，是个受害者，却被打死或者打伤。这就更没有意思了。况且由我提出决斗不是一种高尚的行为。难道我事先不知道，我的朋友决不会让我去决斗，决不会让一个俄罗斯必需的政治家去冒生命危险吗？结果会怎样呢？结果是，我事先知道事情决不会发展到危险的地步，而只想以这种挑战为自己争得一点虚荣。这是不高尚的，这是虚伪的，是自欺欺人。决斗没有意义，谁也不希望我提出决斗。我的目的是保持自己的声誉，而声誉是我顺利地继续进行我的事业所必需的。”公务事业过去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心目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在他认为它更加重要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经过考虑，放弃了决斗的念头，他又想到另一个办法——离婚，这是他记忆中某些被欺骗的丈夫所采用的办法。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逐一回忆起所有他知道的离婚案件（这种案件在他熟悉的上流社会里是数不胜数的），却没有发现一个同他抱有同样目的的离婚案例。在所有这些案件中，丈夫或是出让，或者出卖不忠的妻子，而她因为犯了罪，无权再结婚，便同新的伴侣建立非正式的、不合法的婚姻关系。就自己的情况来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出，合法的离婚，就是只把有罪的妻子休掉，是不可能的。他看出，他所处的那种复杂的生活环境不允许提供法律所需的用以揭露妻子罪行的丑恶证据；他看出，即使有这些证据，他们的身份也不允许把它们揭示出来；要是揭示这些证据，那就会贬低他在社会舆论中的地位，使他受到比她更为严重的损害。
离婚的尝试只能导致出丑的诉讼，这是敌人求之不得的，他们可以借此诽谤他和贬低他在上流社会的崇高地位。他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不打乱现状，求得麻烦最少的处境。这一目的通过离婚是达不到的。此外，如果离婚，或者试图离婚，妻子显然就会与丈夫断绝关系，投入情人的怀抱。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现在虽然觉得自己十分蔑视妻子，对她很冷漠，但是内心却对她还有一种念头，那就是不愿意让她毫无阻碍地与渥伦斯基结合，让她犯了罪反而如愿以偿。这个念头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感到恼火，一想到这种状况，他内心就痛苦得呻吟起来，于是他欠起身子，在马车上挪了挪位子，此后久久地皱起眉头，用厚厚的毛毯裹住自己那双怕冷的、皮包骨头的腿。
“除了正式离婚，也可以像卡里巴诺夫、帕斯库金和那个善良的德拉姆那样做，这就是同妻子分居，”他平静后继续想，但是这种方法也会丢人现眼，而且主要是，分居就和正式离婚那样，让自己的妻子投入渥伦斯基的怀抱。“不，这办不到，办不到！”他把毯子翻过来，大声说道，“我不能倒霉，她和他也休想过好日子。”
在情况不明期间折磨他的那种忌妒心，经过妻子的话挑明了真相以后，就像忍痛拔去了一颗病牙，已经消失了。但是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想法：他希望她不仅不能称心如意，而且还因为自己的罪行而得到报应。他不承认自己有这种想法，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却希望，妻子由于破坏他的安宁和名誉而遭受痛苦。他又逐一分析了决斗、离婚、分居等方法，再次把它们抛弃，最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确信，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隐瞒事实，千方百计使他们断绝关系，把她留在自己身边。主要的是——这一点他自己并不承认——要惩罚她。“我应当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她：在仔细考虑了她对家庭造成的困境之后，我认为，任何其他办法对双方都比表面上维持原状[5]更糟，我同意维持原状，条件是她必须严格执行我的意志，即与情人断绝关系。”为了证明他最终的这个决定正确，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又想出另一个重要依据。“我只有按照这个决定做，才合乎宗教教义，”他对自己说，“只有按照这个决定做，我才不会把犯罪的妻子拒之门外，而给她一个悔改的机会，甚至——无论我将多么痛苦——用自己的一份力量挽救她，帮助她悔改。”虽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知道，他不可能对妻子产生道德上的影响，而帮助她悔改的企图，除了虚伪之外，不会产生什么结果；虽然在他经受如此痛苦的时候，一次也没有想到在宗教中寻求指导；但是现在，当他觉得自己的决定符合宗教教义时，这种对他的决定的宗教上的认可使他十分高兴，心中得到了某种安慰。他高兴地想到，在如此重要的生活大事中，谁也不会说他的行为不符合宗教教规，在普遍的冷淡和漠不关心的状况下，他始终高举起宗教的旗帜。详细地考虑了今后的生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甚至不明白，为什么他和妻子的关系不能跟以前一样。毫无疑问，他不会再尊敬她；但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理由，要为她这个不忠实的坏妻子而打乱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受到痛苦的煎熬。“对，时间会过去的，时间会把一切安排妥当，以前的关系会恢复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自己说，“恢复到那种程度，使我不会感觉到自己在生活中遭到挫折。她应该倒霉，但是我没有过错，因此我不能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