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亏那次革命，社会的情况改变了。在我们的血液里已不再存在封建制和君主制的病害。在我们的体质里已经不再存在中世纪。我们这时代不会再发生那种引起剧变的内部纷争聚讼，不会再听到自己脚下那种隐隐可辨的暗流，不会再遇到那种来自鼹鼠的坑道、出现在文明表层的难于形容的骚动，不会再有地裂，岩洞下坼，也不会再看见妖魔鬼怪的头从地底下突然钻出来。
革命观便是道德观。人权的感情，一经发展，便能发展成责任感。全民的法律，这就是自由，按照罗伯斯庇尔的令人钦佩的定义，自由止于他人自由之始。自从一七八九年以来，全体人民都以崇高化了的个体从事自我发展，没有一个穷人不因获得了人权而兴高采烈，饿到快死的人也感到对法兰西的诚实满怀信心，公民的尊严是精神的武装。谁有自由，谁就自爱，谁有选举权，谁就是统治者。不可腐蚀性由此而生，不健康的贪念由此而灭，从此，人们的眼睛都在诱惑面前英勇地低垂下去了。革命的净化作用竟达到了如此程度，一朝得救，例如在七月十四日，例如在八月十日，所有的贱民全不存在了。光明伟大的群众的第一声呐喊便是：“处死盗窃犯！”进步创造正气，理想和绝对真理决不偷偷摸摸。一八四八年载运杜伊勒里宫财富的那些货车是由谁押送的？是由圣安东尼郊区的那些收破衣烂衫的人押送的。破烂儿护卫着宝库。好品德使那些衣服褴褛的人显得无比庄严。在那些货车上的一些没有关严，有些甚至还半开着的箱子里，在一百只灿烂夺目的宝石匣子里，有那顶整个镶满了钻石的古老王冠，顶上托着那颗价值三千万的代表王权和摄政权所用的红宝石。他们，赤着脚，保卫着这顶王冠。
足见不会再有扎克雷运动了。我对那些机智的人感到遗憾。旧日的畏惧心在这里起了它最后一次作用，从此不能再用在政治方面了。红鬼的大弹簧已断。现在人人都识破了这一点。稻草人已不能再吓唬人了。飞鸟已和草人混熟，鸠雀停在它的头上，资产阶级把它当作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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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杜尔哥（Turgot），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曾废除国内关卡，实行粮食自由买卖，减轻赋税，因触犯了贵族和僧侣的特权，被解职。
[2]勒蒂夫·德·拉布雷东（RestifdelaBretonne，1734—1806），法国作家。
[3]扎克雷运动（Jacquerie），原指十四世纪中叶席卷法国北部的农民大起义，继泛指一般暴力运动。
四双重责任：关怀和期望
既然如此，社会的危险是否完全消失了呢？当然不是。扎克雷运动绝不会发生。在这方面，社会可以安心，血液不再上冲使头脑发晕了，但是它得注意呼吸。不用再怕脑溢血了，痨病却还存在。社会的痨病便是穷。
慢性侵害和突然轰击一样能使人死亡。
我们应当不厌其烦地反复提出：要最先想到那些没有生计的痛苦民众，为他们减少困难，让他们得到空气和光明，爱护他们，扩大他们的视野，使他们感到灿烂辉煌，用种种形式为他们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为他们提供劳动的榜样，而不是游手好闲的榜样，减轻他们个人负担的压力，增加他们对总目标的认识，限制穷困而不限制财富，大量创造人民共同劳动的天地，像布里亚柔斯[1]那样，把一百只手从四面八方伸向受压迫和软弱无力的人，为这一伟大职责运用集体的力量，为所有的胳膊开设工厂，为所有的才能开办学校，为所有的智力设立实验室，增加工资，减轻惩罚，平衡收支，也就是说，调整福利与劳动之间和享用与需求之间的比重。总之，要使社会机器为受苦和无知的人的利益发出更多的光明和更多的温暖，使富于同情心的人不忘记这些，这是人间友爱的第一义务，使自私自利的人懂得这些，这是政治的第一需要。
我们还得指出，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开始。真正的问题是：劳动如果不成为权利，就不可能成为一种法制。
我们不在这里细谈，这里不是细谈的地方。
如果自然界是人类的依靠，人类社会便该有预见。
才智和精神的增长的必要性决不亚于物质的改善。知识是人生旅途中的资粮，思想第一重要，真理是粮食，有如稻麦。缺乏科学和哲理依据的智力必然枯竭。不吸取营养的精神和不吃不喝的胃是一样可怜的。如果还有什么比死于饥渴的躯体更能使人痛心的话，那一定是由于得不到光明而死去的灵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