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上一世纪的中叶，却起了变化。监狱里的歌，歹徒们经常唱的曲调，可以说，有了种傲慢和欢快的姿态。怨叹的maluré已被larifla所替代。及至十九世纪，几乎所有的大桡船、苦役牢、囚犯队里的任何歌曲都有了一种疯狂费解的轻快趣味。人们在其中常听到这几句尖戾跳动的叠歌，它们好像被微弱的磷光照亮着，随着笛声被一团鬼火引进森林里似的：
看啊在那里，就在那里嘛，
高声歌唱啊，大打牙祭吧！
就在那里啊，你去看看嘛！
歌声要响亮，狂饮要痛快！
在地窖里或在林中一角掐死人时，人们便唱着这首歌。
严重的症状。那些阴沉阶级的古老伤感情绪到十八世纪已经消失了。他们开始笑起来了。他们嘲笑上帝和国王。在谈到路易十五时，他们把法兰西国王叫做“庞坦侯爷”。他们几乎是轻松愉快的。有一种轻微的光从这些穷苦的人群中透出来了，仿佛他们心中的压抑已不存在。这些活在黑暗中的悲惨人群已不仅是只有行动上那种不顾一切的胆量，也还有精神上那种无所顾忌的胆量。这说明他们已失去了那种自惭多罪的感受，并感到自己已在某些思想家和空想者中间受到一种说不上是什么的不自觉的支持。这说明偷盗和劫掠行为已被列为某些学说和诡辩的论题，得以稍稍减掉一点它们的丑恶，却也大大增加了这些学说和诡辩的丑恶。总之，这说明，假使没有变化，在不久的将来，便将出现巨大的暴动。
且慢。我们在此地控诉谁呢？十八世纪吗？它的哲学吗？当然不是。十八世纪的成就是健康的，好的。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以杜尔哥[1]为首的重农学派，以伏尔泰为首的哲学家，以卢梭为首的乌托邦主义者，这是四支神圣的大军。人类走向光明的巨大进展应当归功于他们。这是人类向进步的四个方面进军的四个先锋，狄德罗驰向美，杜尔哥驰向功利，伏尔泰驰向真理，卢梭驰向正义。但是，在哲学家的身旁和底下，有那些诡辩派，这是杂在香花中的毒草，是处女林中的霸王鞭。正当刽子手在最高法院的正厅楼梯上焚烧那个世纪一些伟大而志在解放的书籍时，许多现已被遗忘的作家却在国王的特许下发表了不知多少破坏性极强的文章，专供穷苦人尽情阅读。这些著作中的好几种，说也奇怪，还受到一个亲王的保护，收藏在“秘密图书馆”里。这些意味深长但不让人知的小事，表面上是未被觉察的。而有时，一件事的危险性正在于它的不公开。它不公开，因为它是在地下进行的。在所有这些作家的著作中，把人民群众引向最不健康的邪路上去的一部，也许要数上勒蒂夫·德·拉布雷东[2]的。
这部著作，风行于整个欧洲，在德国比在任何地方为害更烈。在德国，经过席勒在他那名剧《强盗》中加以概括以后，偷盗和劫掠便曾在某个时期挺身而起，向财产和工作提出抗议，吸取了某些浅薄、似是而非、虚伪、表面正确而实际荒谬的思想，并用这些思想把自己装扮起来，隐藏在里面，取了个抽象的名词，使自己成为理论，并以这样的方式在勤劳、痛苦和诚实的人民群众中泛滥成灾，连那配制这一混合药剂的化学家也没有察觉，连那些接受了它的群众也没有察觉。每次发生这样的事，那总是严重的。痛苦生怒火，每当荣华阶级瞎了眼或睡大觉（这总是闭着眼的），苦难阶级的仇恨便在一些郁闷或怀着坏心眼待在角落里梦想的人的心中燃起它的火把，并开始对社会作研究。仇恨所作的研究，可怕得很！
因此，假使时代的灾难一定要这样，便会发生人们在过去称作“扎克雷运动”[3]的那种骇人听闻的震荡，纯政治性的动乱和那种运动比较起来只不过是儿戏，那已不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斗争，而是窘困对宽裕的暴动。到那时候一切都得崩溃。
扎克雷运动是人民的震动。
在十八世纪末，这种危险也许已迫在眉睫，法国革命——这一正大光明的行动——却一下子截住了它。
法国革命只不过是一种用利剑武装起来的理想，它挺身猛然一击，在同一动作中关上了恶门也打开了善门。
它解决了问题，宣布了真理，清除了瘴气，净化了世纪，替人民加了冠冕。
我们可以说它又一次创造了人类，赋予人类以第二个灵魂，人权。
十九世纪继承并享受了它的成果，到今天，我们刚才指出的那种社会灾难已干脆变成不可能的了。只有瞎子才会对它大惊小怪！只有傻子才会对它谈虎色变！革命是预防扎克雷运动的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