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一切，我们只有一个回答：那是过去的事。
梦想死亡的东西无尽期地存在下去，并采用以香料防止尸体腐烂的方法来管理人群，修整腐朽的教条，在法宝箱上重行涂上金漆，把修院修缮一新，重行净化圣器匣，补缀迷信上面的破绽，鼓动信仰狂的劲头，替圣水瓶和马刀重行装柄，重行建立僧侣制度和军事制度，坚信社会的幸福系于寄生虫的繁殖，把过去强加于现在，那一切，这好像很奇怪。可是确有支持那些理论的理论家。那些理论家，而且还都是些有才智的人，他们有一套极简单的办法，他们替过去涂上一层色彩，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社会秩序、神权、道德、家庭、敬老、古代法度、神圣传统、合法地位、宗教，于是逢人便喊：“瞧啊！接受这些东西吧，诚实的人们。”那种逻辑是古人早知道了的。罗马的祭司们便能运用那种逻辑。他们替一头小黑牛抹上石膏粉，便说：“你已经白了。”
至于我们，我们处处都心存敬意，也随时随地避免和过去发生接触，只要过去肯承认它是死了。假使它要表示它还活着，我们便打它，并且要把它打死。
迷信、过分虔诚、口信心不信、成见，那些魑魅魍魉，尽管全是鬼物，却有顽强的生命力，它们的鬼影全有爪有牙，必须和它们肉搏，和它们战斗，不停地和它们战斗，因为和鬼魅进行永久性的斗争是人类必然的听天由命的思想之一。要扼住鬼影的咽喉，把它制伏在地上，那是不容易的事。
法国的修院，在十九世纪太阳当顶时，是些阳光下枭鸟的窝。修院在一七八九、一八三〇和一八四八年革命发祥地的中心鼓吹出家修行，让罗马的幽灵横行在巴黎，那是种违反时代的现象。在正常的年代，如果要制止一种过时的事物，使它消亡，我们只须让它念念公元年代的数字便可以了。但是我们现在绝不是在正常的年代。
我们必须斗争。
我们必须斗争，也必须有所区别。真理的要旨是从不过分。真理还需要矫枉过正吗？有些东西是必须毁灭的，有些东西却只需要拿到阳光下看清就是了。严肃而与人为善的检查，那是种多么强的力量！阳光充足的地方一点不需要我们点起火炬。
因此，现在既是十九世纪，那么，无论是在亚洲或欧洲，无论是在印度或土耳其，一般说，我们都反对那种出家修行的制度。修院等于污池。那些地方的腐臭是明显的，淤滞是有害的，发酵作用能使里面的生物得热病，并促使衰亡。它们的增长成了埃及的祸根，我们想到那些国家里的托钵僧、比丘、苦行僧、圣巴西勒会修士、隐修士、和尚、行脚僧都在蠕蠕攒动，如蚁如蛆，不禁毛骨悚然。
说了那些后宗教问题仍然存在。这问题在某些方面是神秘的，也几乎是骇人的，希望能让我们细心观察一下。
四从本原的角度看修院
一些人聚集拢来，住在一起。凭什么权利？凭结社的权利。
他们闭门幽居。凭什么权利？凭每人都有的那种开门或关门的权利。
他们不出门。凭什么权利？凭每人都有的来和去的权利，这里也就包含了待在自己屋里的权利。
他们待在自己的屋里干些什么？
他们低声说话，他们眼睛向下，他们工作。他们放弃社交、城市、感官的享受、快乐、虚荣、傲气和利益。他们穿粗呢或粗布。他们中的任何人没有任何财物。进了那扇大门后有钱人都自动地变成穷人。他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分给大家。当初被称作贵族、世家子、大人的人和当初被称做乡下佬的人，现在都一律平等。每个人的静室都完全一模一样。大家都剃同样的发式，穿同样的僧衣，吃同样的黑面包，睡在同样的麦秸上，死在同样的柴灰上。背上背一个同样的口袋，腰上围一条同样的绳子。如果决定要赤脚走路，大家便一齐赤着脚走。其中也许有个王子，王子和其他的人一样也是个影子。不再有什么头衔，连姓也没有了。他们只有名字。大家都在洗名的平等前低下头去。他们离开了家庭骨肉，在修会里组成了精神方面的家庭。除了整个人类，他们没有其他亲人。他们帮助穷人，他们照顾病人，他们选举自己服从的人，他们彼此以友朋相称。
你拖住我，兴奋地说：“这才真是理想的修院呢！”
只要那是可能存在的修院，就足以使我加以重视了。
因此，在前一卷书里，我曾以尊敬的口吻谈到一个修院的情况。除了中世纪，除了亚洲，在保留历史和政治问题之后，从纯哲学观点出发，站在宗教争论的束缚之外，处在进修院绝对出自志愿、完全基于协议的情况下，我对修道团体就能以关切严肃的态度相待，甚至在某些方面以尊敬的态度相待。凡有团体的地方都有共同生活，有共同生活的地方也都有权利。修院是从“平等、博爱”这样一个公式里产生的。啊！自由真伟大！转变真灿烂！自由已足使修院转变为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