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教低下头，回答：“我是一条蛆。”[12]
“好一条坐轿车的蛆！”国民公会代表咬着牙说。
这一下，轮到国民公会代表逞强，主教低声下气了。
主教和颜悦色，接着说：
“先生，就算是吧。但是请您替我解释解释：我那辆停在树丛后面不远的轿车，我的筵席和我在星期五吃的火鸡，我的二万五千法郎的年俸，我的宫室和我的侍从，那些东西究竟怎样才能证明慈悲不是一种美德，宽厚不是一种为人应尽之道，九三年不是伤天害理的呢？”
国民公会代表把一只手举上额头，好像要拨开一阵云雾。
“在回答您的话以前，”他说，“我要请您原谅。我刚才失礼了，先生。您是在我家里，您是我的客人。我应当以礼相待。您讨论到我的思想，我只应当批判您的论点就可以了。您的富贵和您的享乐，在辩论当中，我固然可以用来作为反击您的利器，但究竟有伤忠厚，不如不用。我一定不再提那些事了。”
“我对您很感谢。”主教说。
G接着说：
“让我们回到您刚才向我要求解释的方面去吧。我们刚才谈到什么地方了？您刚才说的是……您说九三年伤天害理吗？”
“伤天害理，是的，”主教说，“您对马拉[13]朝着断头台鼓掌有怎样一种看法？”
“您对博须埃[14]在残害新教徒时高唱圣诗，又是怎样想的呢？”
那种回答是坚劲的，直指目标，锐如利剑。主教为之一惊，他绝想不出一句回驳的话，但是那样提到博须埃，使他感到大不痛快。极高明的人也有他们的偶像，有时还会由于别人不尊重逻辑而隐痛在心。
国民公会代表开始喘气了，他本来已经气力不济，加以临终时呼吸阻塞，说话的声音便成了若断若续的了，可是他的眼睛表现出他的神志还是完全清醒的。
他继续说：
“让我们再胡乱谈几句，我很乐意。那次的革命，总的说来，是获得了人类的广泛赞扬的，只可惜九三年成了一种口实。您认为那是伤天害理的一年，但就整个专制政体来说呢，先生？卡里埃[15]是个匪徒；但是您又怎样称呼蒙特维尔[16]呢？富基埃-泰维尔[17]是个无赖；但是您对拉莫瓦尼翁-巴维尔[18]有什么见解呢？马亚尔[19]罪大恶极，但请问索尔-达瓦纳[20]呢，杜善伯伯[21]横蛮凶狠，但对勒泰利埃神甫[22]，您又加上怎样的评语呢？茹尔丹屠夫[23]是个魔怪，但是还比不上卢夫瓦[24]侯爷。先生呀，先生，我为大公主和王后玛丽·安东尼特叫屈，但是我也为那个信仰新教的穷妇人叫屈，那穷妇人在一六八五年大路易当国的时候，先生呀，正在给她孩子喂奶，却被人家捆在一个木桩上，上身一丝不挂，孩子被放在一旁；她乳中充满乳汁，心中充满怆痛；那孩子，饥饿不堪，脸色惨白，瞧着母亲的乳，有气无力地哭个不停；刽子手却对那做母亲和乳娘的妇人说：‘改邪归正！’要她在她孩子的死亡和她信心的死亡中任择一种。教一个做母亲的人受那种眼睁睁的生离死别的苦痛，您觉得有什么可说的吗？先生，请记住这一点，法国革命自有它的理论根据。它的愤怒在未来的岁月中会被人谅解的。它的成果便是一个改进了的世界。从它的极猛烈的鞭挞中产生出一种对人类的爱抚。我得少说话，我不再开口了，我的理由太充足。况且我快断气了。”
随后这位国民公会代表的眼睛不再望着主教，他只用这样的几句话来结束他的思想：
“是呀，进步的暴力便叫做革命。暴力过去以后，人们就认识到这一点：人类受到了呵斥，但是前进了。”
国民公会代表未尝不知道他刚才已把主教心中的壁垒接二连三地夺过来了，可是还留下一处，那一处是卞福汝主教防卫力量的最后源泉，卞福汝主教说了这样一句话，几乎把舌战开始时的激烈态度又全流露出来了：
“进步应当信仰上帝。善不能由背弃宗教的人来体现，无神论者是人类的恶劣的带路人。”
那个年迈的人民代表没有回答。他发了一阵抖，望着天，眼睛里慢慢泌出一眶眼泪，眶满以后，那眼泪便沿着他青灰的面颊流了下来，他低微地对自己说，几乎语不成声，目光迷失在穹苍里：
“呵你！呵理想的境界！惟有你是存在的！”
主教受到一种无可言喻的感动。
一阵沉寂过后，那老人翘起一个指头，指着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