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门上，有一条古老的粗毛呢窗帷，已经破旧不堪，为了节省新买一条的费用，马格洛大娘只得在正中大大地缝补一番，缝补的纹恰成一个十字形。主教常常叫人看。
“这缝得多好！”他说。
那房子里所有的房间，无论楼下楼上，没有一间不是用灰浆刷的，营房和医院照例如此。
但是，后来的几年中，马格洛大娘在巴狄斯丁姑娘房间的裱墙纸下面（我们在下面还会谈到），发现了一些壁画。这所房子，在成为医院以前，曾是一些士绅们的聚会场所。所以会有那种装饰。每间屋子的地上都铺了红砖，每星期洗一次，床的前面都铺着麦秸席。总之，这住宅，经那两位妇女的照料，从上到下，都变得异常清洁。那是主教所许可的惟一的奢华。他说：
“这并不损害穷人的利益。”
但是我们得说清楚，在他从前有过的东西里，还留下六套银餐具和一只银的大汤勺，马格洛大娘每天都喜洋洋地望着那些银器在白粗布台毯上放射着灿烂夺目的光。我们既然要把迪涅的这位主教据实地写出来，就应当提到他曾几次这样说过：“叫我不用银器盛东西吃，我想是不容易做到的。”
在那些银器以外，还有两个粗重的银烛台，是从他一个姑祖母的遗产中得来的。那对烛台上插着两支烛，经常陈设在主教的壁炉上。每逢他留客进餐，马格洛大娘总点上那两支烛，连着蜡台放在餐桌上。
在主教的卧室里，床头边，有一张壁橱，每天晚上，马格洛大娘把那六套银器和大汤勺塞在橱里。橱门上的钥匙是从来不拿走的。
那个园子，在我们说过的那些相当丑陋的建筑物的陪衬下，也显得有些减色。园子里有四条小道，交叉成十字形，交叉处有一个水槽；另一条小道沿着白围墙绕园一周。小道与小道之间，形成四块方地，边沿上种了黄杨。马格洛大娘在三块方地上种着蔬菜，在第四块上，主教种了些花卉。几株果树散布在各处。
一次，马格洛大娘和蔼地打趣他说：“您处处都盘算，这儿却有一块方地没有用上。种上些生菜，不比花好吗？”“马格洛大娘，”主教回答说，“您弄错了。美和适用是一样有用的。”停了一会，他又加上一句：“也许更有用些。”
那块方地又分作三四畦，主教在那地上所费的劳力和他在书本里所费的劳力是一样的。他乐意在这里花上一两个钟头，修枝，除草，这儿那儿，在土里搠一些窟窿，摆下种子。他并不像园艺工作者那样仇视昆虫。对植物学他没有任何幻想；他不知道分科，也不懂骨肉发病说；他绝不研究在杜纳福尔[1]和自然操作法之间应当有何取舍，既不替胞囊反对子叶，也不替舒习尔[2]反对林内[3]。他不研究植物，而赞赏花卉。他非常敬重科学家，更敬重无知识的人，在双方并重之下，每当夏季黄昏，他总提着一把绿漆白铁喷壶去浇他的花畦。
那所房子没有一扇门是锁得上的。餐室的门，我们已经说过，开出去便是天主堂前面的广场，从前是装了锁和铁闩的，正像一扇牢门。主教早已叫人把那些铁件取去了，因而那扇门，无论昼夜，都只用一个活梢扣着。任何过路的人，在任何时刻，都可以摇开。起初，那两位妇女为了那扇从来不关的门非常发愁，但是迪涅主教对她们说：“假如你们喜欢，不妨在你们的房门上装上铁闩。”到后来，她们看见他既然放心，也就放了心，或者说，至少她们装出放心的样子。马格洛大娘有时仍不免提心吊胆。主教的想法，已经在他在《圣经》边上所写的这三行字里说明了，至少是提出了：“这里只有最微小的一点区别：医生的门，永不应关，教士的门，应常开着。”
在一本叫做《医学的哲学》的书上，他写了这样一段话：“难道我们不和他们一样是医生吗？我一样有我的病人。首先我有他们称为病人的病人，其次我还有我称为不幸的人的病人。”
在另一处，他还写道：“对向你求宿的人，不可问名问姓，不便把自己姓名告人的人也往往是最需要找地方住的人。”
有一天，忽然来了个大名鼎鼎的教士，我已经记不清是古娄布鲁教士，还是彭弼力教士，想起要问主教先生（那也许是受了马格洛大娘的指使），让大门日夜开着，人人都可以进来，主教是否十分有把握不至于发生某种意外，是否不怕在那防范如此松懈的家里，发生什么不幸的事。主教严肃而温和地在他肩上点了一下，对他说：“除非上帝要保护这家人，否则看守也徒然。”[4]他接着就谈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