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她一定是病了，立刻到她的宿舍里去。
“黄同志搬走了，”女佣告诉他：“你来晚了一天，昨天刚搬的。”
“搬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的心直往下沉。
“不知道，没听见说。”
他要求见宿舍的管理员。管理员是一个中年妇人，上身穿着件蓝布棉制服，下面却不伦不类地系着一条黑布单裤。她的平板的长方脸像一块黄肥皂。
她告诉他的也还是那两句话，不过比那女佣脾气坏些，也更多疑，直查问“你是哪一个单位的？”“你是她什么人？”
末了她说：“你上报馆去打听吧，我们不知道。”
刘荃从那宿舍里走了出来，觉得他要疯了。一定是他刚从监狱里出来，神经不大正常。一个人怎么会就这样失踪了呢？
他决定再到报馆去一趟，坚持要找他们的负责人谈话，总可以问出一点端倪来。再问不出什么来，那只有等到晚上，等这宿舍里寄宿的女干部都回来了，再来向她们一个个地打听，总有一两个和黄绢比较接近的，会知道她现在的地址。
他第二次到报馆里去，半路上忽然想起来，黄绢不是说这次的事，戈珊非常帮忙吗？听上去她这一向和戈珊很多接触，她搬家戈珊一定也有点知道。她这种不可思议的行动一定有理由的。
他走过一家店铺，看了看里面的钟。他自己的手表在出狱的时候还了他，但是早已停了。他也来不及拨表，就又匆匆地向公共汽车站走去。戈珊向来到报馆去得很晚，这时候也许还在家里。
他在暮色苍茫中赶到戈珊那里，她正锁了门走出来。她看见他似乎并不怎样惊异。
“啊，你出来了，恭喜恭喜！”她笑着说：“进来坐。”
她把皮手套脱下来，拿钥匙开门。初春的天气，入夜还是严寒。
“什么时候出来的？”她问。
“今天下午。”
“一出来就来看我？不敢当不敢当，”她半带着嘲笑的口吻说。
“我听见黄绢说你非常热心帮忙，我真是感激到极点。”刘荃很快地明来意，表示他仅是来道谢的。
“那没有什么，我的力量也有限得很。”
“黄绢怎么从她的宿舍里搬出去了？”刘荃忍不住马上接下去就问：“报馆里也有两天没去了。”
戈珊坐在那里，拿着她的一只皮手套嗒嗒地抽打着桌子的边缘。“怎么，她没跟你说吗？她前天不是去看你的吗？”她很平淡地说。
“她什么也没说。”刘荃望着她，心里突然充满了恐惧。这恐惧其实一直在那里的，只等待证实。
戈珊略微顿了一顿。她不一定要告诉他实话，但是他早晚会知道的，不告诉他，他也不死心。“她跟申凯夫同居了，我听见她说。交换条件是要他替你想办法。不然你想，有这么简单就放出来了？本来你的情形非常危险。”
“申凯夫？”刘荃低声说。仿佛在开会的时候看见过这人的，见过不止一次了，但是这时候一点地想不起来了，脑子里只是一片空白，轰轰作声。
“申凯夫很有一点潜势力的。有人说他每天晚上和毛主席通一次电话，也不知这话有根据没有。”
刘荃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她突然怜悯他起来。她走过去在五斗橱上拿起一瓶酒，找了两只玻璃杯，把残茶泼了，倒上两杯酒，递了一杯过来。“来，干杯！你出来还不值得庆祝么？”
他机械地接了酒，但是并没有喝。
“你别这么着，”戈珊说：“看开点吧。你也不用替她难受，申凯夫这次倒真是认真得很。当然他们的关系不能公开——老申的爱人是个有地位的老党员，在全国妇联里坐第二三把交椅的，他要离婚，党不会批准的。”
“他把黄绢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刘荃突然问。
“谁知道。反正你不用想再跟她见面了，除非有一天申凯夫垮了台。”
“或是共产党垮了台，”刘荃说。
“怎么，你有变天思想？”戈珊笑着问。
刘荃摇了摇头。“我没有那么大胆。有那么一天，也许我们这一辈子也看不见了。”他举起玻璃杯来，一口气喝了大半杯。是一种劣质的白兰地。
“你这种话少说两句吧，可别喝醉了上别处去乱说。醉了就在这儿躺一会。”
“我没醉。喝完这杯就走了。”